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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誕樹說到天天過聖誕 2007-12-19


　　慶祝聖誕節的風俗由來已久，但聖誕樹是一八九○年才傳入英語世界。這一年，年僅二十歲的阿爾拔王子（Albert Consort, 1819-1861），為了討他的新娘子維多利亞（1819-1901）女皇的歡心，在溫莎堡布置了英國第一株聖誕樹；樹的裝飾和今天我們所見的相去不遠 ─樹上的蠟燭、絲帶和一些華麗的小飾物，象徵着和平與希望。這種氣氛感染了英國皇室和英國人民，自此以後，聖誕節來一株聖誕樹，漸漸成為有錢人家的必備布置。隨着英國國力日盛，殖民地分布全球每一角落，聖誕樹亦就傳遍世界；不過，聖誕樹的大眾化，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因為當時電力已被普遍使用，點亮聖誕樹少了許多麻煩，聖誕樹亦慢慢普及起來。　

　聖誕樹的源起，據百科全書上說，可能是英國傳教士邦年非士（Boniface，後來被封為聖人，亦是第一個以英文寫成「拉丁文法」的學者；此字之原文為旅店老闆，唯今已少用）八世紀在德國傳教時的「發明」，他將樅樹樹尖指向耶穌的畫像，要信眾環繞樹邊崇拜耶穌；當時的聖誕樹上沒有插上蠟燭；到了十七世紀，馬丁．路德才在樹上加蠟燭……。無論如何，出版於一六○五年的德國文學作品，已有聖誕樹的記載。

　　阿爾拔王子和維多利亞女皇結婚的時候，拿破崙所發動的戰爭雖已成過去（「拿破崙戰爭」發生於一八○五至一八一五年），但普魯士帝國的崛興又威脅了歐洲的和平；阿爾拔王子從他的婚姻領悟出一個意念，就是要通過歐洲皇室的婚姻關係，達致和平的目的。聖誕樹可說是象徵着他追求和平的理想。

　　稍為涉獵過英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阿爾拔王子胸懷大志，可是作為一個外國人，英國貴族和國會嚴禁他過問英國政治；下面這個非常流行的故事，就是在他被拒與聞政事後發生的。根據著名的傳記作家斯特拉齊（L.Strachey，凱恩斯的好朋友）的《維多利亞女皇傳》描述，有晚宮內舉行舞會，女皇受奉承阿諛者所包圍，自不必說，阿爾拔王子不勝冷落，悄悄地走回臥室；不久，有人敲門，房裏的人冷冷地問：「誰？」敲門的人昂然地說：「皇后！」房裏的人沒有回話，門亦沒開；敲門的人很生氣，憤憤然地走了，走了幾步，回頭敲門；房裏的人再問：「誰？」敲門的人忍氣吞聲地說：「維多利亞。」門依然未開，房裏一點動靜都沒有；這一回，她真的氣惱了，以女皇之尊這樣遷就，阿爾拔還不開門，太豈有此理！她真的生氣地走了，但走了一半，再回頭敲門，裏面的人依然那樣冷靜地問：「誰？」敲門的人說：「你的妻子。」這一次門開了。這個故事，常被人用來說明英國的「民主傳統」，但它隱含着阿爾拔王子被英國皇室排擠冷落的反應。

　　阿爾拔王子不能公開問政（他後來非正式地成為維多利亞女皇的政治和外交事務顧問），因此將心血灌注在子女教育上，特別是灌輸他們以友愛和平的意識；到了他們長大成人，他又有計劃地撮合了多宗國際婚姻。一方面，他希望他的教育能發生作用；一方面，他希望一二代之後，歐洲各國統治者都有與英國皇室或親或疏的親戚關係，彼此既是一家人，再度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阿爾拔王子退而求次的目標是完全正確的。

　　即使到了今天，西班牙王和挪威王都仍然與英國皇室有親戚關係；可是，裙帶關係雖然結成，和平的目的卻無法達致。阿爾拔王子的女兒維琪公主貴為普魯士皇后，但普魯士和英國的關係不僅從未真正和洽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還與俄國結盟對抗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阿爾拔王子的後代大都從皇座被轟下台。這是英年早逝的阿爾拔王子始料不及的。

　　阿爾拔王子的「和平計劃」雖然徹底地失敗了，但作為和平和希望的聖誕樹，則世代相傳，而且由於被商人看中，利用它作為「禮品收發站」，因此愈來愈普及。不過，如今基督教已非世人獨尊的宗教，聖誕、聖誕老人和聖誕樹紛紛改為與基督教扯不上的新名（另文說之），在沒有宗教問題的香港，這種習慣萬一改變，必然是遷就政治現實重於宗教信仰！

　　談聖誕樹的「來源」，筆者記起德國小說家、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爾（Heinrich Boll, 1917-1985）一九五一年發表的中篇小說《日日聖誕》（Christmas not Just once a year）。這篇小說，看似平平無奇，但寓意深長，值得大家仔細咀嚼。

　　小說描寫一位美國阿嬸（Aunt Milla），十分重視聖誕樹，其飾物之多與設計之精巧，早已遠近知名，而當一家人從四方八面聚在聖誕樹唱歌歡笑時，亦是美拉一生中最感快慰的時刻；可惜好景不常，第二次世界大戰剝奪了她這種「奢侈」的「享受」。美拉對此深以為憾，因此，戰後第一年，即使她的家當毀於戰火，她仍設法恢復裝飾聖誕樹的傳統，當二月二日聖燭日她的子侄遵照古例拆掉聖誕樹時，美拉嬸嬸突然激動至昏厥，結果家人聽從醫生的忠告，重新布置一株聖誕樹，美拉嬸嬸果然不藥而癒。

　　為了讓她老人家健康愉快，於是一家人晚晚圍在聖誕樹下唱《平安夜》；而當聖誕樹枯萎的時候，家人靜悄悄換樹和照足美拉嬸嬸的原意重行裝飾。

　　晚晚如此，除了美拉嬸嬸樂在其中之外，其他家庭成員和教區牧師都吃不消。牧師首先退出，找個退休牧師頂替；接着美拉的子女相繼找尋藉口不參加「演出」，她的大兒子甚至因此而移居「聖誕樹並不重要」的外國；最後，陪同美拉嬸嬸同唱《平安夜》的，是一群失業歌舞團成員……。她的一個女兒變成嬉皮士，另一個兒子加入共X擋，她的兄弟經過十八個月「聖誕節」之後，終於遁入空門，在一家修院「避靜」。只有美拉嬸嬸、那位受薪的退休牧師和一群受僱的失業歌舞團員，在故事結束時仍陪着她在聖誕樹下唱《平安夜》。

　　波爾是一位享盛名的小說家，他這篇小說傳達了什麼訊息？筆者認為起碼有二點，而且都十分重要。第一是天天過節的生活最終令人們反璞歸真（嬉皮士、正統共X擋人、遁入空門）；第二是它象徵一個帝國的瓦解而統治者仍陶醉於「美好過去」。小說不同論文，作者不會斬釘截鐵明文作出結論，只會用隱喻的筆法，藉着人物的活動情節的開展，揭示他所要表達的思想，還留下了很大的空間，讓讀者揣摸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

聖誕必須正名送禮之俗不可廢 2007-12-20



　　「全盤西化」的港人對聖誕節和聖誕禮物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習尚，但進入二十一世紀，聖誕是宗教不正確及聖誕禮物缺乏經濟效益，已令這些習尚在西方社會「起革命」。一、

　　一年容易又「聖誕」，這個家喻戶曉的節日所以要加上引號，是因為聖字（無事不通萬能謂之聖）帶有褒義，非基督徒因此不肯用，事實上，在基督教不能獨尊的二十一世紀，說聖誕是宗教甚至政治不正確的。

　　大名鼎鼎的牛津學者杜健時（R. Dawkins, 1941；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筆者在〈「聖誕快樂」與「恭賀新禧」不能並存〉〔收《模稜不可》〕中引其暢銷書《上帝幻覺》的觀點）在十二月十三日的《新政治家》周刊發表題為〈快樂牛誕〉（Happy Newton Day！十二月二十五日為牛頓的生日）的隨筆，指出「聖母瑪麗亞」並非處女，而是三世紀翻譯的所謂「七十子（七十學者）希臘文本聖經」對「年輕女子」（young woman, maiden）的誤譯，而耶穌在伯利恆的馬槽出世（筆者「小時候」曾參觀這個不收門券但幾乎是強迫訪客捐款的小教堂），亦缺乏事實根據，至於把十二月二十五日定為耶穌誕辰，不過是配合傳統的冬至節（solstice festival）使其熱鬧起來的權宜做法（詳情見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本欄）。

　　然而，作為一年中最重要的送禮節日，「聖誕」不可廢，因此，有關人士便玩「文字遊戲」。早在三四年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把「聖誕和元旦」合稱為「休假時節」（Holiday Season），把猶太光明節、回教齋戒月及隨之而來的多項節日為「宰生」等，加上一九六六年才定為節日的黑人（非裔）寬札節（Kwanza，非洲的冬至），共冶「一節」，在這種情形下，聖誕遂稱「假期」，「聖誕禮物」一律改稱「假期禮物」，而「聖誕老人」則概稱「假期老人」（Father Holiday）。

二、　　讀十二月十三日畢老林的〈消費選擇送禮拾趣〉，想起整整十年前筆者的〈送禮或折現　是個大問題〉（收《如何是好》），現在也許正是重新檢視一下「送禮文化」的時候。香港聖誕節的商業氣息已蓋過宗教氣氛，這絕非有關的宗教活動式微，而是商界愈來愈重視假期的促銷。事實上，商界人士的策略完全正確，因為根據經濟學者在八十年代初期所作的調查，聖誕節送禮的開支佔去整年禮品消費百分之三十八點一（以整年禮品消費為一百，依次為生日禮物百分之二十點、結婚禮物百分之十一點五），這種比例現在不應大變，意味在西方社會，聖誕節是送禮的主要節日。在英國人的懷柔政策下，早已「全盤西化」的香港仍保存濃厚的東方傳統，從送禮角度看，春節才最重要；不過，這無礙商界集中力量在聖誕假期促銷。今年促銷活動來得較早亦較積極（見十一月十五日本欄），令人愈感宗教已被商業充分利用。

　　逢時過節家族成員和家族外的朋友、同事互相送禮的行為，古已有之，而且早已引起民俗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進行研究的興趣，這方面的著作，如加拿大溫尼泊大學社會學教授齊爾的「禮物經濟」（D. Cheal:《The Gift Economy》，Routledge'1988）及法國社會學家牟斯的「禮物」（M. Mause，有台灣譯本），都是膾炙人口之作；對於這樣熱門的題材，經濟學當然不會袖手旁觀，他們的有關著作多如牛毛，《保爾格萊夫經濟學辭典》〈禮物〉條所列的參考書目便近四十種！

　　經濟學家對於禮物經濟效益的質疑，上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號的《美國經濟評論》，發表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華德福爾一篇短論：〈聖誕全損失〉（J. Waldfogel:〈The Deadweight Loss of Christmas〉），從根本角度分析禮物的「經濟效益」，把「禮物經濟學」引進新境界。

　　「送禮」（gift-giving）最大特點是買禮物者並非該物品的消費者，因此，對於接受饋贈者而言，禮物固然可能是他夢寐以求的物品，但在更多情況下，他可能「得物無所用」，這即是說，他收到的是他不喜歡或認為物無所值的物品。在經濟學家眼中，後者便是「Deadweight Loss」！十年前筆者譯之為「聖誕全損失」，不確，畢老林的「（聖誕互贈禮物）無謂損失」，才與現實相符，因為近年大興的「禮品換領咭」（gift cards）已在eBay上拍賣，令即使對受禮者毫無實用價值的禮物不致「全損失」。

　　究竟有多少接受饋贈者覺得「物有所值」或「得物無所用」？華德福爾做了一項實證研究，他讓他的學生（不同學系不同級別）估計他們收到的聖誕禮物的市價及寫出他們願付的價錢，結果顯示「願付價」較「市價」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根據「會議局」（Conference Board）的統計，在一九九八年至九二年間，美國家庭的聖誕禮物支出為三百八十億美元（十二月零售額減十一月同類數字），換句話說，近百億美元的價值在送禮過程中消失。經濟學家因此推而廣之，認為不如「折現」更實際（更具「經濟效益」）！eBay拍賣「禮品領換咭」成行成市，便與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有關。

　　不送禮物送現金，讓受禮人自己去購買禮物，本來是最具「經濟效益」的，然而，如此赤裸裸的現金送禮，少了一份送禮人的情意和感情，這也許正是即使在以精打細算出名的某些社群中，送禮仍然非常流行的底因。

　　佛羅里達和懷俄明大學二名學者，在一九九五年間構思出一項有效的測試接受禮物者態度的方法，這是進行隨機拍賣（網絡普及拍賣是有系統而非隨機進行），向有禮物在手者購買禮物，結果物主定出的底價與市價相近。這一項調查似乎顯示送禮的「經濟效益」不若一般人想像的差！消費者是精明的，禮物的生意因此興旺不衰。無論如何，在經濟學家進一步把送禮數理化複雜化將大家弄糊塗之前，送禮的習俗不可廢；「物輕情意重」和「禮多人不怪」這些千錘百煉顛撲不破的民間智慧，是不會因為經濟學理論的「進步」而失效的。

信報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7-12-21

調高利率礇價看升   人民幣成「良幣」

　　筆者多次在這裏談及的「格里（拉）森定律」（Gresham's Law），即「劣幣驅逐良幣定律」，是少數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經濟定律之一，值此投機市場熱火朝天波濤洶湧之際，對此定律的再認識，有益有建設性。

　　十六世紀英國政壇紅人湯瑪士．格里森爵士（Sir Thomas Gresham,1519-1579），說了這句使他名垂經濟史的話：「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不少學者指出這句話說於一五五八年，亦有人認為應為一五六○年才對，由於格里森本人並無留下任何有關文字記錄，因此「說於何年」不可考，事實亦不重要。格里森爵士為女皇伊利沙伯一世的貨幣改革顧問，他對貨幣是否「值錢」的看法，是以其「實質（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s）高低而定；所謂「實質價值」，主要是包括原材料的「製造成本」（Cost of Production）。據格里森的觀察，「實質價值」高的貨幣必從市場上消失，因為人們捨不得用掉，把之收藏，而以「實質價值」低者作為支付媒介。如果這二種貨幣同時在市面流通，則「實質價值」高者必有「貼水」（premium）—若市場不肯付「貼水」，擁有它的人便不會把之投入市場，那等於不在市面流通，即從市場上消失。

　　格里森所觀察的現象，一早已存在於商業社會，因為貨幣所含金屬（常見的有金、銀、銅和鎳），在貨幣貶值令其購買力比所含金屬還有不如時（比如一元鎳幣所含鎳的價格多於一元），人們便不會使用甚至把之熔成金屬出售（十二月初美國財政部明令不准人民這樣做，反證美元近年貶值幅度之大），人們「貯存良幣使用劣幣」，把兌換價值不高甚至根本不能兌換（Inconvertible，指不能兌換金屬）因而沒有收藏價值的貨幣向市場換取有用物資。

　　經濟史家並沒有發現格里森爵士的著作中寫過這句名言，它之被廣泛傳播，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麥克里奧（I. P. Macleod）在一八五八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提及，介紹這學說時冠以「格里森定律」之名，它才發揚光大並為學界注意。

　　「劣幣驅逐良幣」，照字面的解釋，是「劣幣」（購買力日弱的貨幣）將「良幣」（購買力日增的貨幣）「驅逐」，換句話說，一個持有多種貨幣的人，會拋出「良幣」而收藏「劣幣」，相信外行人會說格里森發神經！格里森的本意當然不是如此，而是中文翻譯「信而不達」，當然，筆者不是說翻譯這句「定律」的前輩經濟學家不了解格里森的原意，而是少做了點工夫，沒把這句有點玄味的話清楚詮釋，才令經濟學外行人摸不覑邊。在十六世紀的時候，當時明白貨幣功能的人僅限於少數上層社會人士，因此，作為伊利沙伯女皇的財政顧問（同時是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格里森說了這句有哲學意味的話，圈中人都能意會；但現在將之直譯為中文，難免會令讀者一頭霧水了。

　　格里森這句話的原意是市場力量使「劣幣」將「良幣」趕出市面流通圈；更具體的解釋是，一個持有多種貨幣的人，會將那些購買力日強的強勢貨幣收藏、儲蓄起來，而將那些買力日弱的弱勢貨幣，用作日常開銷、支付薪金及作為貨款等。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最後在市上流通的只剩下「劣幣」，「良幣」完全被「驅逐」出貨幣流通系統，被識貨者收藏起來。至此，相信大家對格里森定律的真意有比較明晰的了解。筆者認為「格里森定律」應譯為「劣幣把良幣逐出市場」，才能使一般人明白。

　　在格里森說這句話後的四百餘年，國際貨幣制度在崩潰邊緣掙扎，布烈頓森林精神已死，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尚在醞釀中，其實用意義更明顯。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幣投機，可說便是建基於「格里森定律」上；即使在社會主義，「格里森定律」亦一樣派得上用場，比如過去俄羅斯人把「良幣」如美元馬克等密密收藏，而市場上「劣幣」（盧布）泛濫；內地在過去─直至一、二年前，美元和港幣是「良幣」而人民幣是「劣幣」，現在則完全改觀，良劣互調，使用美元港幣而把人民幣收藏。由於人民幣未來升值機會大，美元和與之掛鹇的港幣愈來愈不受歡迎，人民不願持有而把它們投入市場。在格里森時代，貨幣的發行機構如政府和大商行信譽佳，所發行貨幣有實質支持（如黃金或白銀）的算是「良幣」，反之是「劣幣」；這種標準現在亦一樣適用，不過標準已變成礇價走勢強弱—礇價看升的自然是良幣，反之便是劣幣。

　　更多的人意識到「劣幣」會驅逐「良幣」之後，等於對「良幣」需求大增（更多的資金換為「良幣」並且不使其在市面流通），運用最簡單（在經濟學家眼中卻很複雜）的供求定律，「良幣」的價格必然日昂（人民幣目前正享受這種「禮遇」）。以格里森定律加上供求定律，大家當知怎樣處理手上的貨幣；問題是，衡定貨幣之「良」「劣」，並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好和看得準的。在股票投資上，我們亦可說「劣股驅逐良股（出市場）」是投資最高原則，拋出盈利下降股價可能下跌的「劣股」，持有盈利增幅佳股價可能上升的「良股」，正是王道的投資策略。

　　奧地利名經濟學學者K. Pribram的巨構《經濟學論辯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Reasoning），述說在十四世紀，即在格里森之前約二百年，法國一位地方主教奧列思米（N. Oresme）所寫的《貨幣理論》（這本書於五十年代始有英譯本，被認為是世界最早的貨幣理論專著）已有類似的說法（見頁二十四）。寫這點題外話的目的，在指出人文科學上的原創性是很難說得準的，「免費午餐」不是佛利民的原創，「劣幣驅逐良幣」來自「降低Ａ貨幣的含金屬成色會使含金屬量較高的Ｂ貨幣（從市場上）消失」，亦非格里森的發明。中國人說天下文章一大抄，良有以也。

2007-12-24不親不信受排斥親而後信順者昌

　　受《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循序漸進」原則的規囿，在策劃香港政制發展未能與北京完全同調的泛民人士，飽受排斥，被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視為須加疏遠、即不能分享權利的反對陣營。泛民活動處處受阻、理念難伸，無論是多努力、有力的爭取，亦不見成效。立法會補選一役，反映泛民黨派有廣泛民意支持，可是他們爭取二○一二雙普選的理念不但不受尊重，而是更受阻撓，使「循序」步向「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任會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步伐來得更為緩慢。泛民力捧的陳方安生擊敗親共勢力全力支持的葉劉淑儀，令北京對希望預知結果的競選活動更無把握，因此他們對香港實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愈為遲疑。行政長官從北京背書的少數人選中選出─有點像茶餐廳只有三二款菜式供顧客選擇的「常餐」─的日子，作最樂觀的估計，是二○一七年；至於立法會議員「普選」之期，遙不可即！　

　在此前提下，筆者認為人大常委昨天開始討論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下稱《報告》），其實是一份沒有理想、沒有立場、把「高度自治」決策留給「老闆」批示、亦即不尚空談卻有經濟效益因而頗獲「聖心」的「政制發展文本」。

　　《報告》公開後，不少論者認為特區政府玩忽民意，並且前言不對後語，那可說是非親共言論的共識。事實上，《報告》指「在二○一二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是民調中反映出過半數市民的期望，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可是，它接覑建議「在不遲於二○一七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數接納」。短短的兩三句話，前後矛盾，不合邏輯，可是，有「天子門生」之譽的政務官出身的行政長官曾蔭權，仍將之「上呈」，所以如此，依筆者估計，第一是行政長官不能扭曲民情，以免引起「強姦民意」的指責，惹起「群眾怒吼」式的反彈；二是明知立法會補選結果令北京更不放心還政於民，揣摸上意，《報告》因此連普選產生立法會議員的日程都不敢提呈，應否在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責任亦推給中央，這樣做等於是特區政府放棄了在香港進行政制改革的主動權，於「在野黨」而言，這個政府無疑是太懦弱無用；不過，在位者是做了數十年照足上司的話辦事的公務員，挖空心思、千方百計為「老闆」分憂，絕對是「做好這份工」的基本操守，所以人才濟濟（假如薪俸優渥等於人才幹練）的「特首辦」，才會寫出密密麻麻七頁不覑邊際、沒有重心、缺乏見地的《報告》。

　　特區政府本來便沒有外交和國防權，現在連「高度自治」之下純屬港事的政制發展亦雙手奉呈北京裁決，這樣的施為，也許有人會認為「權柄被削是不完全政府」，但對禮賓府小圈子來說，那正是捨難就易，最困難、複雜、不易討好民意和花錢的重大事務概由北京負責，特區政府才能集中全力在民生建設上開展拳腳。在《基本法》解釋權完全操縱在沒有香港民意參與的人大委員會的掣肘下，特區政府這樣的取態，責其大壞是否過苛？

以爭取二○一二雙普選為口號（明知不可為，因此不能說是目標）的泛民，他們對《報告》不滿，不在話下；有立法會議員補選的大多數民意為後盾，泛民議員理直氣壯要求上京「面聖」，向選民交代的姿態重於希望能夠定期貫徹雙普選；不過，京官智珠在握，另有劇本，人大副常秘喬曉陽迅速定出帶人大常委的決定南下諮詢溝通其實是傳達旨意的時間，而行政長官在泛民議員高調要求以至要挾「操上禮賓府」之下去周四會見全體泛民議員，他的態度表明「主子要如此如此，臣子不敢不如此如此」，其無奈之情溢於言表，只差沒有勸說泛民議員少安毋躁，不要浪費時間。事實上，當權派早已擺下政府不贊成的議案不可能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支持而無法通過的布局，泛民議員跳腳搥胸也於事無補—他們的政治體質猶如腳筋已被挑斷，卻繼續要落場參加比賽競跑，此中的勝負分明，「早已寫在牆上」。

　　從當前的情況看，泛民力爭的最大成果，充其量是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容忍「反對派」自由發表意見（「眾喙嘵嘵，空言無補」）以至和平集會遊行（向世界宣示香港仍有「民主」），再向前寸進便如翻越雷池；值此台灣政壇彤雲密布、西方反華勢力欲藉○八奧運「搞事」之際，筆者以為泛民在此注定徒勞無功的問題上不應採取比和平示威、靜坐絕食（要有期限作為落台階）更進一步的行動，以免被扣上萬劫不復的帽子！北京如果體恤泛民的誠意與苦心，也許會由喬曉陽來港「宣旨」時或待其回京後，宣布在港成立有「高度代表性」的委員會，以蒐集、分析未來香港民意對二○一七單普選的意見，作為屆時會否落實及應以何種形式「普選」行政長官的參考。這類搓捏民意的手法，中英談判期港英玩過多次，陳方安生和曾蔭權都曾參與其事、知之甚詳，如今「新瓶舊酒」再玩一次，曾氏肯定駕輕就熟，必會搞得有色有聲；但方議員身份逆變，從玩人變成玩於人，其感受只有她自己才能體會。對於不少港人來說，這類只許「盤球」、不許「攻門」的政治球賽，仍然不失吸引，因為那是登龍踏腳石；泛民若嫌不足，便只有離場的選擇，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訂定遊戲規則的權利！

　　任何擁有絕對權力的人是不會有權不用的，中國收回香港，香港的一切便得由其擺布。讀故總理周恩來的談話〈中共願為政協協議的全部實現而努力奮鬥〉（收中央文獻出版社《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周氏當時有此一說，皆因一九四六年一月召開的政協最後通過五項協議，當中包括「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這些協議和中共歷來的主張有些差距，但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周氏表示「願意擁護這些協議」。後來的發展，和周恩來的承諾相反，所以如此，並非中共失信，皆因國民黨發動內戰……。在此前的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澤東主席在延安诖洞接見國民參議會參議員黃炎培，在答黃問時指出中共已找到一條不會「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之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黃氏〔一八七九─一九六五〕為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建國後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黃氏是第一名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民主人士」。）但中共最後的「新路」是槍桿子裏出政權，民主已蒸發得渺不可尋。筆者的解讀當然是中共成功推翻國民黨政府後大權在握，再亦不會考慮分權。香港「政局」的發展亦當作如是觀！

　　根據《基本法》精神，「港人治港」應該是由港人自行產生的港人治港，北京之所以棄守此一原則，表面原因是泛民中有「勾結外國勢力干預港事」的嫌疑並有「漠視北京擁有香港主權」的想法；這二項莫須有的「事實」，成為北京舉箸代籌堂而皇之為香港政事作主的藉口。當然，北京對「港人治港」態度的轉變，骨子裏的「大道理」是有權不輕放！

　　在香港的政改問題上，筆者是「認命派」！形勢比人強，在香港搞民主運動，從來都是「枉拋心力」，明知不可為而嚮往之，注定只會付出而沒有收穫，在殖民地政府時期如此，在特區政府管治下亦然。中共現在坐享的，是槍桿子打下來的江山，不是選票推舉的政府，當權者是號令天下後籠絡民心以期持續專政，為保政權穩當，在選擇代理人時，自然而然便傾向於先親而後信，不親的不信——既非百駿競走，更非能者當之，而是千挑百選絕對順從的親信。如今泛民當中，若干有大勇精神的激進派堅持理念、有崇高的道德勇氣，不過他們準備付出的機會成本卻高下有別，令泛民陣營不易團結。最近的立法會普選，許多專業人士投了葉劉一票，可視為他們不希望社會不和諧以致損害經濟利益的識時務舉措，與政治意識無關。

　　根據上面的分析，筆者以為只要香港經濟、特別是投機市場持續暢旺，經濟既得利益集團繼續壯大，和中央政府對覑幹的聲勢便相對減弱……。當經濟逆轉投機市場如一潭死水時，不滿現實者眾，他們對政府長期施政不力的種種不滿和怨氣便會趁機爆發，一受鼓動，反建制的洪流必會湧現！不過，那情況短期內很難出現。

‧本欄○八年一月二日恢復刊出

2008-01-02

為善最樂非虛語特區基金益港人


　　香港經濟有長足增長，財政盈餘較預算更多，為基層人民代言的社會活動家和社會團體，遂多方向政府施壓，希望在新財政年度能夠大派免費午餐；這一次，他們的成功的機會較往時高，因為金管局總裁鑑於政府「水浸」，最近已發出「還富於民」的呼籲（不在其位謀其政，任總作此言，筆者的解釋只能是錢真的太多！），而在此政改步伐快慢又起紛爭之際，「派糖」是平息民怨和「息爭」的最佳手段。

　　和大部分經濟發達地區一樣，香港的貧富兩極化亦日趨嚴重，加上通貨膨脹爬升加速，低入息階層開始感到「生活逼人」，不滿現實之聲充耳可聞，因「生活困頓」請願示威之事並非新聞，在庫房豐盈之時加點這樣那樣的福利，是負責政府所當為。不過，由於大部分港人住公屋，不少還領取綜援，基本生活不會有問題，他們要爭取的，是提高生活水準、改善物質質素，這些均沒有迫切性，而且亦不應由政府負責─如果政府負起這種責任，一方面會令不求上進的人愈來愈多，不出數年，香港便會成為毫無生氣、了無生機的城市；一方面，政府若以非經常性收入作經常性支出，經濟發展一出意外，便有難以收拾的不良後果。

　　如何紓解社會貧富兩極化帶來的困擾及善用政府滾存的龐大盈餘，筆者有二項提議。

一、　　富裕社會怎樣令「不幸的一群」享有更全面的物質文明，高入息─不一定是富裕─階層人民多作慈善捐款，是可行辦法之一；香港雖然沒有優待慈善捐款的稅例，但無論是入息稅、利得稅以至沒有遺產稅，均對高收入階層極為有利，換句話說，他們有條件亦應該在公益事業上多作貢獻。

　　慈善性捐款是利他主義（altruism）者的行為，與以利己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經濟人的理念相違背，不過，經濟人除了利己之外，還有同情心，作此主張的阿當．史密斯便身體力行，晚年過儉樸簡單的生活，把大部分財產以不為人知的方式捐出，便是顯例。由於利他行為在歐美十分普遍，以美國為例，二○○六年慈善捐款便達三千億（美元．下同），華爾街眾「鱷」對捐款亦頗為慷慨，這種情況，令學者對何以在典型資本主義社會中利他行為會蔚然成風發生興趣。研究結果顯示，做善事—包括捐款、捐血和當義工—會使人快樂！

　　美國杜克大學（Duke U.）一九九八年做過一項實驗，數十名成年男女被要求替嬰兒按摩，用意在不問回報─嬰兒連多謝都不會說─「為人民服務」，結果發現這班「義工」的皮質醇（cortisol）、腎上腺素（epinehrine）和去甲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等會導致心情不愉快的荷爾蒙均「戲劇化地下降」。這即是說，「出力」的義工本身亦有得着！

　　慈善性捐款，即使是「無名氏」，除了心理上有滿足感外，亦可產生上述的生理變化，即令出錢者心安理得因而比不作捐款者快樂！美國的「社區社會資本基準調查」（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Benchmark Survey）二○○○年對三萬多名「家庭成員」的調查，顯示年內曾作慈善性捐款者比沒有這樣做者較快樂，而且快樂度高達百分之四十三。

　　密歇根大學二○○一年對一組年齡、教育程度、政治取向類同者進行調查，亦顯示做善事者（giver）的快樂度比不做善事者（non-giver）高百分之三十四；面對前途充滿信心和希望，兩者的差距更達百分之六十八。值得注意的還有，快樂與否和收入及宗教信仰無關。

　　到了○二年，國家民意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得出百分之四十三是年曾作二至三次捐血者感到十分快樂，但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不捐血者有此感覺……。

　　行善因此是利人利己完全符合經濟學原理的行為；「為善最樂」不是一句空話！要心情愉快地生活，多作「善行」是最佳途徑。

二、　　「主權財富基金」（SWFs，下稱「主權基金」）早已存在，近月因次按風暴下歐美市場出現許多「收購機會」，它們擇肥而噬，才引起廣泛注意，去年九月十二日本欄引述摩根士丹利的統計，顯示「主權基金」目前坐擁二萬五千億財富，至二○一五年將達十二萬億；這些基金如何運用，決定未來金融市場去向。

　　新興國家和油國最初把外滙儲備購進以美國為主的先進國家政府債券，很快便發現極不划算，因為不僅受貨幣貶值侵蝕而且回報太低（粗略而言，美債孳息五厘、歐盟四厘、日本半厘），因此爭相仿效收購海外資產的所謂挪威（「主權基金」四千多億）和新加坡（二千餘億）模式，惟此舉引起「避免敏感資產落入外國政府之手」的「金融保護主義」（Financial Protectionism）抬頭，美國國會否決中國（約二千億）和杜拜（約九千億）政府收購美國能源公司及海港便是二個近例；較早前中國投資公司（ＣＩＣ）在百仕通和去周在摩根上的投資（前者顯然「失手」，後者投入五十億、三年收十三億五千萬利息並得百分之九股權，立於不敗之地），均不附帶「管理權」（不能派員入董事局），便是擔心國會反對的權宜安排。

　　「主權基金」直接插手投資事業，衍生的政治問題，另文剖析。今天要指出的是，特區政府擁有一千五百多億（一萬二千多億港元）外滙儲備，投資成績聽天由命，回報時好時壞平均如雞肋（金管局若為私人機構，任總早要另謀高就）。基於同一理由，特區政府應撥出部分「可自由運用」的資產，成立「特區（香港不是主權國）基金」，作較進取投資，成功可使港人受惠，萬一失敗亦不影響香港財政。持萬餘億港元收息蝕滙價的政策應改變了！

2008-01-03

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糧價進入上升軌跡


　　香港和內地股民似乎是目前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前者對今年樓價再上層樓，寄望甚殷，無視豪宅價格已列全球最貴之列（加上「發水」成分，香港豪宅價穩坐世界第一貴寶座），近來市上瀰漫着「樓價必再升」的氣氛，不少人認為人民幣滙價穩步升值，此間頂級豪宅價錢對內地豪客來說不算太貴，香港發展商因此奇貨可居，囤貨以待，而這類樓價居高不下，其他類型物業的價格便水漲船高；令一般人尤其是收入與售樓佣金掛鈎、身負推銷重任的物業經紀對樓市前景大大看好的藉口是利率看跌，供樓負擔減輕等於置業者購買力較高，樓市因而必然暢旺；這種合理推斷未必會成為事實，因為當前減息的目的在刺激可能陷入衰退的經濟而非抑制通脹……。炒高等待內地客，股市已證實此間炒家一廂情願的期待落空，樓市恐亦難收效！美國這個世界「大花筒」去年假期消費不理想，今年且被人稱為「拍賣年」（year of the Auction），意味更多公司要拍賣資產求存……所有這一切，均為今年世界經濟發展投下巨大的陰影。　

　醞釀多時於去年中出現的次按風暴，殺傷力強且帶來重大傷亡，但事件並未結束，其影響還在擴散。「下一個計時炸彈」（十二月三十一日「時事微觀」）定時引爆，「知道危險」的市場人士提心吊膽，而另一次金融風暴可能來自信用卡過度拖欠引致的危機；還有，迄今為止，日本銀行仍未受次按風暴波及，為什麼？因為日本銀行是三月結，即三月底公布賬目才知捲入有多深。美國的次按風暴，國際性銀行無一幸免，現在快要輪到日本銀行見「姑翁」了！

　　對於業餘投機者來說，金融市場在今年面對的政經情勢都不太妙─職業投機家則如魚得水─變數大、「游資」多，股價滙價金價以至油價，難免會大起大落而且趨勢難以捉摸。面對風高浪急的市況，多年前筆者會「勸告」入市者量力而為、小心將事，以免連「青山」都失去；如今投機者豪情萬丈、見慣風浪，說「聽者藐藐」已嫌樂觀，因為這類陳腔根本沒人會聽；那些投其所好的升市說好、跌市看淡的「評論」仍有市場。在筆者看來，這正是日後大市必來一次「大調整」的「基礎工程」。

　　如無意外，今年可以看好的是農作物價格，本欄的〈中美各有所需　糧價肉價高企〉十二月十日發表，十九日布殊總統便在新能源法案上簽字，強化糧價的升勢。新法案的目標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手段之一在提高汽油效率，即從今年起至二○二○年，每加侖汽油的平均行車里數將由目前的二十五里提高至三十五里，汽車廠如何設計省油百分之四十而又令顧客滿意的汽車，大家等着瞧；不過，即使汽油效率在政府指令下真的大幅提高，如果車主因省油而開更長時間汽車，其造成的溫室效應便與未提高效率前無異甚至更差，這與新能源法案目的在減少汽車排放廢氣有矛盾，因此，新能源法案減廢的第二項手段為在二○二○年增加低廢氣排放代用能源產量至三百六十億加侖─其中一百五十億加侖為玉米提煉的乙醇（corn-based ethanol）！

　　對於乙醇，讀者應該耳熟能詳了。面對破壞大氣層的指責，美國政府近年的能源策略是正確的─她不能限制人民使用汽車（汽車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但在汽油效率及代用能源上下工夫。可是，汽油行車里數能否提高固是未知數，車主對乙醇敬而遠之則甚明顯，在二○○五年，百分之九十七美國汽車用的仍是汽油（和柴油）。○五年的能源政策法案規定至二○一二年，美國生化能源的產量為七十五億加侖，達致此一行政決定數量的唯一方法是利誘─津貼農民和廠商提煉生化油（同時對進口生化油如巴西蔗糖乙醇課以高關稅），在眾多提煉生化油原料中，玉米乙醇的效率最高；可是，乙醇本身雖然少廢氣，生產玉米及把之提煉為乙醇的過程卻製造大量廢氣，其對溫室效應的「貢獻」，把用於玉米種植的農藥所排放的一氧化亞氮（nitrous oxide）計算在內，比燃燒石油提煉的汽油高百分之五十！

　　排放廢氣之外，提煉每加侖乙醇的用水量在四至五加侖之間，若加上玉米種植的用水及所用農藥對地下水源的污染，提煉乙醇後遺症太多，根本不化算……，中國去年已停止提煉玉米乙醇，主要理由便是地下水受污染。

　　乙醇的最大害處當然是搶高玉米（和大豆）及其衍生產品如動物飼料及玉米糖漿的價格；玉米有價，農夫遂棄種小麥及其他經濟價值遜於玉米的作物，結果又造成這些作物供應短缺而漲價。自從《經濟學人》於一八四五年編制五穀價格指數以來，目前的價格最高─比惡性通脹虐肆期還高；僅在二○○五和○六年二年，糧食價格，撇除通脹因素，升幅達百分之七十五。造成糧價大漲的成因，當然包括中、印二十億人口吃得飽的因素，但主要是生化能源用去太多穀物有以致之。

　　如今美國把增加乙醇產量寫進法令，糧食價格已進入上升的單程路！

信報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1-04

序《啊呀！好厲害的女人》

　　去夏，英國，乍雨還晴的天氣。

　　一行四人從 Hampshire 的 Four Seasons' Hotel 到Great Milton 的 Le Manoir aux Quat' Saisons 午膳；由此一方的四季旅館到彼一方的四季飯館，來回車程不下四、五小時；從劍橋往餐廳與我們會合的年輕人問，回程上，能否先到附近的牛津一轉。內子馬上和應，因為這樣的順道一拐，無論觀光、還是懷舊，感覺便不只是為吃一頓便往返於四季與四季之間那麼的……。

　　進了牛津，到處是剛剛考完試、準備任情放縱半天的學生；Bodleian Library附近，年輕人牽着氣球、擁着花束、取景拍照，令向來比較安靜、略嫌清冷、被錢鍾書先生叫作「飽蠹樓」的周圍，平添一份喜氣。

　　據說錢先生看書，往往會花上比看書倍之又倍之的時間寫筆記，治學態度非常嚴謹；楊絳女士便曾在文章裏提到，錢先生當年就是因為「飽蠹樓」書不外借而培養出記筆記的習慣。錢先生一生遺下經整理印行的讀書筆記一百七、八十冊，皇皇巨制，成就輝煌，可也是驚人的沉重！若非文學專才，這百多冊筆記，誰敢輕言翻動？

　　在知識、資訊爆炸的年代，用世須「專」是必然的趨勢，這使隔行如隔山的情況，愈來愈普遍；人與人之不同，跨度愈大，愈難溝通；愈欠溝通，隨隔膜而產生的無情與庸碌令生活失色、節奏單調；於是，提高「通識」被不少人視作消弭隔閡，豐富意識，增添生命意義姿彩的最佳途徑。可惜「通」的意義在於無邊無際，一旦看見界限，便「通」不起來，所以界定「通識」，談何容易？正當人們在常識、學識與知識之間糾纏，議論什麼才算通識之學的時候，香港學校已循政府「指引」，全面推動「通識」課程，此舉自然受到不少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劣評。

　　「通識」教育最難克服的，是它的不着邊際，那使教師與學子都因漫無準則而不知所從，哪還說什麼成效？假如要健全情感智商，通點人情世故，讀文學比鑽通識更為踏實益智。文學是透過文字、詩歌、戲劇，探索縱橫時空的人情世故，令胸襟開闊、視野拓寬，思想開放。沒有文學，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會因為少了很多不同層面的體會而味寡。

　　筆名孔在齊的沈鑒治兄是《信報財經新聞》的榮休總編輯，攻讀經濟，長於研究生產力；撇開專業，他的興趣寬廣，當中包括音樂與文學。從總編輯的崗位退休後，他繼續為《信報》撰寫專欄，先是關乎音樂的「樂樂集」和「樂樂新集」，近年是以閱讀為重心的「樂文集」。

　　沈兄從自小看過的神話傳說，如「幼童文庫」和「故事一百種」等說起，逐漸伸延至中外的文學名著。在《啊呀，好厲害的女人》這本結集中，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和《雙城記》；果戈里的《死靈魂》、《狂人日記》；屠格涅夫的《羅亭》、《父與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聖誕樹與婚禮》；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契訶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巨制，都成了它的話題；並由此引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魯迅、巴金、茅盾和沈從文等，是如何地受到西歐及俄國作家的影響。

　　不像錢鍾書先生孜孜屹屹的鑽研，「樂文集」作者是以輕鬆筆觸，把閱讀中外文學的心得勾勒出一個梗概，不是專業論述，而是文學通識。

　　「樂文集」專欄的第一本結集以《你傲慢、我偏見》為書名，這回是《啊呀，好厲害的女人》。以書的整體內容看，並不十分理解為何沈兄會挑上這個題目；不過讀者大可透過「啊呀，好厲害的女人」這樣的驚嘆，玩味文字領域裏的人性，到底有多少是彼之傲慢、汝之偏見所形成的衝擊與感悟！

　　‧孔在齊：《啊呀！好厲害的女人》，牛津大學出版社二○○七年。

科網難有大突破基因藥品成新寵 2008-01-07


　　對於投資者來說，年代交替只有心理而無實質意義，在新年「發願」，是在學學生和公眾人物特別是影藝演員應節的例行公事，商人、專業人士和投資者也許會受傳統習尚的影響而於新年對職業和事業作一番展望，但公開表達的大都是一廂情願好意頭的願望，和現實甚且和真心話關係不大。

　　筆者今天展望新科技，不因新年，而是事物發展到了關鍵性轉捩點。

　　憑過往打下的基礎，科網業在聯結環球網絡、促進流動性和人際溝通上，仍大有發揮餘地；單以港人最熟知的移動電話，其功能在環球定位系統應用日趨普及的前提下，必然會向前邁出更大的一步，而通過「手機」輸送訊息，肯定會慢慢取代電郵。不過，經過整整十年蓬勃興旺點石成金之後，「無線工業」即互聯網的發展已到整固而不再是衝刺期，亦可說是已到了利用成熟的技術，進行多樣化改造進而提供更全面服務的時期，在投資上算是進入收成期。

　　Google二○○四年以八十五元（美元．下同）上市，去周見六百八十元左右，蘋果同期從三十八元水平漲至一百八十多元……，去年納斯特一百科技股指數升幅百分之十八點七、摩根士丹利科技指數（ＭＳＨ）升百分之九點六，同期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只升百分之三點五，可見科網股餘勢未盡。事實上， Google、蘋果這二家公司，聯同微軟、FaceBook和雅虎等業界翹楚，雖然仍會推出新產品（有興趣者請留意本月十四日三藩市的MacWorld大會的動態）並獲厚利；然而，去年八月底，羅徹斯特大學十六歲新生賀特茲（G. Hotz）獨自把蘋果的王牌產品iPhone「解構」，意味這個行業再無秘密，等於敲響「無線工業」的警鐘！長線投資者是時候開始在新領域物色投資對象了。

　　筆者對新科技是外行，然而，從廣泛閱讀中，認為基因藥物、機械人技術和納米技術（nanotechnology）的發展，值得投資者加倍注意。納米技術近年有重大突破，使人類有辦法通過細胞的改造，再造和重建人類的器官、四肢甚至大腦。這種發展對人類社會─健康和投資─有深廣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遺傳學研究的突破，令醫療進入個人基因組時代，即針對個人不同染色體的特殊藥物（針對個人的身體狀況）將面世並普及化，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研究令再生藥物（regenerative medicine, RM）醫療起革命，日後的生物醫學必然可以改造人體的器官和組織（tissuse），同時有辦法醫治多種致命的慢性疾病；而針對個人基因組織藥物，將是跨學科科學的共同成果，人類無病痛和活得更長久，從人均壽命看已是如此，相信隨着「為個人服務」─包括「美容」─藥物的面世，將向前大躍進！

　　眾所周知，布殊總統基於胚胎研究不道德的理由，否決了去夏國會撥款進行幹細胞研究的議決，但州政府（如加州、新澤西、馬里蘭和紐約）「放行」，而迄去年十月，投入這類研究的私人資金在五十億水平。由於蓋普洛民調顯示百分之六十四民意贊成利用人類胚胎進行研究，料新政府─不論是共和或民主黨當權─會鼓勵以至贊助這方面的研究。

　　迄今為止，面世及與再生藥物（ＲＭ）有關的產品已有約二十五種左右，在作臨床實驗的約三十種，而正在實驗室發展的有九十四種。幹細胞療法早已不僅存在於科幻小說，而是可以醫治如血癌等絕症及促進器官再生以至重整神經系統……。去年世界知名的英國心臟專家麥基爵士（Sir Magi Yacoub）把骨髓的幹細胞成功地轉化為人的心臟細胞，而日本和美國研究人員在培植皮膚幹細胞上去年亦有重大突破。

　　對於本報讀者來說，最大興趣應在如何從醫療革命中牟利受惠，這種「市儈」想法其實對科學發展有積極意義，因為更多資金流入這個市場，等於相關研究所、實驗室有充裕資金聘請專才、添置器材進行研究。再生藥物市場二○○五年的營業額為三十五億，預期二○一○年為一百一十五億，美國的保健及人類服務部（Dept. of Health and Hurman Service）估計不久後（could soon be）世界再生藥物生意將達五千億……。估計中的數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顯示了這的確是個投資者不可忽視的大市場。

　　由於幹細胞研究以及再生藥物開發會遭遇重重困阻與困難，而且需要重大投資，對投資者而言，意味風險甚大，在這方面的投資，因此要參考專家的意見及量力而為（肯定不能成為投資組合的核心）；相關的上市公司有ＧＥＨＺ、ＧＥＲＮ、ＬＩＦＣ和ＩＡＲＴ等，它們的股價貴賤都有；至於應否此時吸購，還是那句老話，要聽專家的意見。

2008-01-08  改變生活形態   適應油價高企

　　對大部分留意市場動態的人來說，每桶原油一百元（美元．下同），不該是意外，但油價開年後在二日便闖關，百元石油成為事實，人們一時之間不能適應，引起市場騷動及論者紛紛評論，不足為奇。

　　油價升破「好友」期待久之的百元心理大關，不外受一些讀者耳熟能詳因素比如以之定價的美元礇價頹勢未改、產油國本身的石油消耗急增、地緣政治緊張、若干油國如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及伊朗政局多變，以至一再有意提高產量的石油出口國組織（ＯＰＥＣ）產量未能達標等等所影響，當然，還有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突飛猛晉消耗大量能源此一當局不肯承認的事實─雖然中國政府對此有所申辯，唯其解釋不獲不具政治傾向的論者認同，因為經濟高增長用油大增扯緊國際石油供應助長油價升勢，是不容爭議的事實！上述種種刺激油價上升的因素，包括中東中亞地區政局不靖，在短期內不會好轉，油價在高位徘徊，似成定局。

　　說油價處於高位，是相對的說法；若從歷史角度看，目前的油價不算貴。經濟史家指出，英國工業革命（一七六○至一八六○年）後人類物質生活大翻身，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科學進步開採技術一日千里令「礦物能源」得來較易且能夠大量生產使價格相宜之故；不過，即使價格隨需求日增而上升，經過短暫的調節，人類很快便會完全適應；這種現象過去多次出現，如今正在重演。

　　比起工業革命前期，現在人類的平均財富增長十二倍，在這漫漫二三百年的經濟增長期，能源價格升幅遠遠落於受薪階級薪津增長之後；在一七六○年，英國工人工作四小時的薪金才購得等於一加侖汽油的能源（如煤炭），至去年十一月底，一加侖汽油的代價是英國藍領工人二十分鐘的工錢！

　　能源價格相對工人收入下挫，意味愈來愈多的人有財力「享用」能源，這是人均汽油消耗量急速上升的根本原因；統計顯示在一七七○年，英國人均每天消耗的煤炭約等於半加侖汽油，但去年底，美國（消耗能源最多的國家）人均每天汽油消耗量為六加侖。

　　純從理論角度看，如果石油產量見頂及煤的產出無以為繼是事實，那意味人類賴以「持續發展」的礦物燃料用竭，但縱使如此，並不等於人類社會會「回到從前（石器時代）」，因為「士急馬行田」、「船到橋頭自然直」，這些「民間智慧」揭示面對危機，只要有自由和產權獲保障，人類自有辦法紓困，換句話說，人類不會坐以待斃，什麼核能、水能、太陽能、風能、生化能以至浪能（利用海浪衝力發電已取得重大成功）等代用能源必會充分被利用，當然，提取這類能源的成本都比礦物能源昂貴，但以當前的人均收入，那可是大部分人負擔得起的。當然，人類的平均生活水準會因此下降（更大部分收入用於能源上），但這絕非「末日已至」─ 如果能源價格比目前貴五倍，比方說每桶油價五百元，根據經濟學家的推算，人類的物質享受會跌百分之十一。當然，物質生活水準下降是可以接受（也許說「容忍」較近現實）的，只是「由奢入儉」難，在「入儉」過程中，社會甚至政治肯定會生巨變！

　　以能源消耗大國美國為例，人民的物質生活實在舒適至舻近浪費（美國政府開動印刷機印製的美元不愁沒有市場，作為美國人，不盡量利用此種優勢才怪，他們因此都是「大花筒」；不過，話雖如此，從財富增幅看，美國人在消費上仍很節制。筆者將另文分析），比如其中位住宅面積二千四百方呎，以平均家庭有二點六人計，等於每人的住宅空間約一千呎（成年人肯定佔千呎），這種空間標準其他國家是遠遠追不上的；住宅寬敞衍生冬暖夏涼空調以及照明消耗的能源相應增加，而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居於郊區蔚成時髦風尚之後，汽車用油便直線上升（美國不少高入息的小鎮由於民居距離遠居民出入必以車代步連人行道亦消失），以至現在美國大約把百分之七十五的進口原油用在開動汽車上。

　　在油價居高不下及代用能源價格高昂的前提下，消費者叫苦連天之餘，只有致力調整生活方法以因應新形勢，從郊區遷居回城市，住在步行或騎單車（walkable or bikeable）可到達辦公的地方或索性在家中完成工作，漸成潮流，在這種情勢下，人均住宅面積將大幅縮窄，人們且會傾向把住宅精緻化即把資金用於裝修城中居所而放棄六十年代興起動輒在鄉間置別業的「傳統」。無法改變能源短缺、昂貴的現實，人的生活只有作出改變，而這種新生活形態肯定比較節省能源、減少大氣污染因而更健康。只要大家意識到油價高企是無法更易的事實，如同歷史上多次克服天災人禍安度危機一樣，現在人類亦會妥當妥善地安排生活以迎接能源短缺的挑戰！

2008-01-09 都市型男收入較高

　　《經濟學人》為「大碧姐」鑄造一個新字Metrosexual，註明以之形容「非同性戀、喜購物及用化妝品的城市人」，二○○三年八月八日筆者在本欄寫碧咸，提及這個字卻無法譯出……，這個字現在已非常流行，畢老林不久前在其專欄中譯為「都市型男」，「信雅」應無問題，是否「達」便待考。在筆者的理解中，「型男」應帶點剛陽氣，而此與《經人》認為碧咸「姐型」（effeminate）的原意不盡相符。

　　不知是否因為研究經費易得，近年經濟學家的研究題課，不少和國計民生相去何止萬里；不過，對於看厭了宏觀數據和統計的人如筆者，這些對雞毛蒜皮物事深入研究的論文，真是大開眼界，雖然有關論文正經八百，滿紙術語程式，讀起來還是興趣盎然。

　　經濟學家全神貫注、全力以赴，以高深理論解釋、用長時間去實證，把一些「眾所周知」的事象複雜化，然後求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理、準則，不僅有益有建設性，而且是消閑妙品！筆者過往在這裏評介美醜（如「以貌取人因實惠平等機會『係咁先』」）、肥瘦（如「食物便宜凝脂肪運動矜貴瀟湘難」）及高矮（如「長人自小信心強身高酬高有跡尋」）對收入有正比關係，俱為經濟學家「精心炮製」的作品……。應該指出的是，肥瘦高矮都可以科學化衡量，美貌則須歸納長期「民意測驗」，而對此經濟學家優為之。到了最近，經濟學家更進一步，以實證研究證實「打扮」（grooming，譯為「姿整」似乎更傳神）是增加入息的不二途徑。美國北卡路連那州的艾隆（Elon）大學二名經濟學系副教授（J. Das和S. B. Deloach）寫了題為〈打扮對薪金的影響〉（譯不出原名的味道：〈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The effect of time spent grooming on wages〉）。艾隆大學以教授現代舞和現代音樂出名，這篇論文對其學生似乎特別「實用」。

　　經濟學家對「打扮」的定義是為了令人另眼相看而「操控自己的外觀」（Manipulation of one's superficial physical structure，讀來可發一笑），美貌是與生俱來的，不算英俊漂亮的人若悉心打扮，可補先天不足。至於「打扮」─男女性─的內容，經濟學家指出是沐浴、刮鬍子、Plucking（大概是指修眉毛或去腳毛）、恤髮、辟體臭、搽指甲和塗脂抹粉，當然還有合適的衣覑。也許是人們對女性悉心打扮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少予理會；但男性早上對覑鏡子進行梳、洗、刮、搽、噴十分鐘的「非市場活動」（non-market activities），則被視為傳達了工作專注、負責的訊號，因此，男性打扮的「邊際效用」（marginal effect）比女性大，這即是說，僱主視女性的修飾化妝是人人如此天天如是的例行公事，不會給予特別優待；但對「都市型男」則「另案處理」。據作者們的統計，「型男」的工薪比「麻甩佬」（不修邊幅）平均高百分之六！

　　打扮妥當可以增加收入，用於打扮的成本如化妝品、衣飾以至時間，因而屬個人的「理性投資」（rational investment），其作用和傳送「質素保證」的專業證書差不多。在勞工市場上，天生麗質固然因為有「美貌貼水」（beauty premium）這回事而可獲較佳待遇，然而，美麗和英俊由遺傳基因決定，與「事主」的努力無關，但悉心打扮是在行為上致力於增加「外部效應」，因此被社會心理學家認為是成熟、與人為善和有人緣（agreeableness）的表現，這是天生麗質者也許欠缺的。換句話說，刻意打扮的人比有西施潘安之貌而不打扮的人更合群進而較易討人歡喜，成功的老闆都十分精明，給這類員工以較高工薪，是理所當然的。

　　順便一提，發明「美麗貼水」的奧斯汀德州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咸默孟殊和一位學生聯名寫了〈課室中的美景─導師的美貌與推定教育生產力〉（D.S. Hamermesh:〈Beauty in Classroom-Instructors' Pulchritdue and Putative Pedagogical Productivity〉，未發表，可於其同名網址見之），證實有一張討人歡喜的臉龐，在大學亦十分有利。一般人以為大學行政當局根據教師的教學質素決定薪津高低，這當然是事實，但教學能力之外，當局還會參考期終學生對教師的評估，而據本文作者們的實驗─把導師的相片上網然後由學生投票，結果那些被認為「美貌英俊」的得分，比那些被校方評定為教學質素優良的導師更高！校方若憑「民意」定工資，受惠者誰屬是十分顯然的。

2008-01-10 機構投資者仍然跑輸散戶

　　次按風暴衍生的金融問題未完未了，結果如何，言之尚嫌過早；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投資銀行家和基金經理這一回輸掉股東和客戶以千億美元計的資金！這種情況，令筆者想起一篇寫於整整三十年前的舊文〈機構投資者不是常勝軍〉（刊一九七八年二月號《信報月刊》第十一期；收台北遠景《閒讀閒筆》），當中提及美國證監會一九七五年的報告，指出散戶投資者在一九六八年股市升近最高點時大量拋售，而在一九七○及一九七四年兩個最低水平則大量入貨，強烈地否決了一般人，尤其是投資專家認為散戶高買低賣的說法；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在同一報告中，ＳＥＣ的研究員指出「機構投資者」低賣高買的情形十分普遍。

　　當年筆者這樣寫道：「以香港目前的情況和機構投資者的條件而言，那些背景較佳的仍會有作為，但一旦大市波動急劇或它們可動用的投資資金數額愈來愈大，則其投資成績就會大打折扣。散戶投資仍是值得鼓勵的，因為他們（的投資手法）十分靈活，適合在香港這類比較小的市場上活動；但散戶投資有如『大魚產卵』，魚類一次『產卵』，可能生出成千上萬條小魚，但能成長成為大魚的，則百不得一。這道理用於散戶投資者身上，頗為恰當。我們中國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亦可用來形容散戶投資者的投資歷程。一個散戶變成大戶是建築在犧牲萬千個散戶的基礎上！」

　　三十年後，投資市場已壯大了千百倍，投資技巧花樣和工具之多，機構投資者控制及管理的資金以萬億美元計，更非當年所敢想像；至於個體投資者，隨着經濟持續多年增長，尤其是前社會主義國家「走資」令「先富起來的人」多如恆河沙數，他們掌握的資金已大至天文數字不能形容。可是，儘管投資市場已脫胎換骨，機構投資者以令人目眩的薪金羅致「最優秀」的人才，他們高買低賣投資成績遜於個別散戶的情況，並非有所改善而是比過去更差！

　　筆者參考了二份去年十二月上網的有關論文，才得出此項結論。其一出自以色列希伯萊大學經濟學家之手，其一則為美國杜克、康尼爾和德州奧斯汀大學學者合作。前者題為〈機構投資者或散戶─誰在買賣中得益較大〉（G. San:〈Who gains more by Trading-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ssrn.com），後者是〈股市散戶投資的回報〉（R. Kaniel、G. Saar、S. Titman:〈Individual Investor Trading and Stock Returns〉，將在《財務學學報》發表）。

　　綜合這二篇論文，筆者得出如下兩項結論。

　　第一、爬梳紐約證券交易所橫跨一九八一年至二○○四年二十三年的資料，證實「機構投資者高買低賣而散戶低買高賣」的情形三十年不變，令學者有點「驚奇」的是，這種情況愈來愈嚴重。這即是說，機構投資者與散戶之間的虧、盈差距愈來愈遠。

　　第二、研究發現股價的波動在散戶入市前加劇，在他們購入後波動放緩，顯示散戶的買賣並未加劇市場波幅，不但推翻過往學者認為「盲俠」（noise traders）愈多大市升降幅度愈大的推論，同時否定了散戶等於「盲俠」的「傳統智慧」。散戶的投資技巧當然不及機構投資者，但散戶賺錢能力肯定比機構投資者高。這種情況不僅限於美國，澳洲、挪威亦如是，筆者相信歐盟和香港亦是這樣。

　　財雄勢大（買賣足以左右股價）、人才濟濟的機構投資者，何以投資成績不如散戶？筆者把錯綜複雜的理由歸納為下述五點。

　　甲、機構投資者大都是投資學者所說的「動力投資者」（Momentum Investors，譯為順勢型投資者似更貼切）。這即是說，當一種股票上升且形成一股向上（或向下）動力之後，他們才會購進（或拋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擔心成績較同行差，而一種股票形成上升動力，似說明同行正在收集，為了不致給同行比下去，他們的「羊群效應」發作，遂跟風入市；在學者研究的多個例子中，機構投資者都在偏高的價位才購入。「動力理論」沒有問題，問題在錯失最佳的時機。

　　乙、機構投資者比散戶更難長期「跑贏大市」，原因是當其成績勝於大市時，資金源源注入，這便出現三十年前筆者所說的「可動用的投資資金數額愈來愈大，則其投資成績就會大打折扣」。龐大資金入市影響股價，意味無法在合理價購貨，「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在這裏有反效果。散戶遠較靈活，出入市自如，較易找到獲利機會。

　　丙、機構投資者的負責人大都學有專長，而且全神貫注於資料搜集、分析，因此產生「知識幻覺」（illusion of knowledge），以為掌握了宏觀經濟去向、股價以至大市升沉的竅門；「知識就是力量」，但「知識」不一定能夠準確預測人心，知得太多、過分自信，往往反成為挫敗的導因。散戶聞風而動（「盲俠」是聽聲揮劍），雖被學者嘲笑，卻不會因為有過分信心而鑄成大錯。

　　丁、機構投資者抽佣金收管理費，因此有必須多做買賣才不負投資者所託的「道德壓力」（moral pressure），研究顯示買賣過分頻密對進賬並無幫助；散戶沒有這種壓力，不會為買賣而買賣，因此獲利更豐。

　　戊、機構投資者管理ＯＰＭ（他人的財富），賺蝕對他們有影響，唯影響可令他們致富卻不會使他們失去收入，因為賺錢他們可分成（一般為百分之二十），虧蝕則仍可收取定額（以投資額為計算基準）的管理費，「生活絕無問題」。換句話說，這對他們並無切膚之痛，做起事來便不會盡心盡力！賺錢是世上最困難的事，不盡心盡力成績難免會打折扣。

　　和三十年前紐約ＳＥＣ的結論一樣，學者現在的研究亦得出散戶的平均成績跑贏機構投資者！

聽課權可拍賣流鶯收入甚低 2008-01-11

　　今天寫二則與芝加哥經濟學家利維德有關的事；利維德便是那位寫《怪誕經濟學》暴得大名的學者；他和洛德（後者告他誹謗）的案子三月間開審。一、　　《怪誕經濟學》一書風行，利維德在芝大大熱，他開的課都爆滿，不少學生不得其門而入。根據利維德在其網誌（freaknomics. blogs）的介紹，大學分配給他的「演講廳」只有一百個座位，而他依照校方的規定，事先登記的是八十名，這即是說，如果開課前有比二十人多的未登記學生欲聽課，二十人以外的學生便只能望門興歎；如何篩選這些未登記的學生？先來先得不是辦法（如有人隔夜排隊便諸多不便），利維德的辦法是「抽籤」，顯而易見，「好運」的學生抽中，但「好運」不等於「最迫切」，換句話說，「抽籤」令若干求學心最切的學生被拒諸門外，利維德因而耿耿於懷，他曾想過拍賣座位，這確是訴諸市場、令最有需要者可以聽課的有效方法，但他以為學校當局不准許他這樣做。

　　利維德這段寫於八日下午十時三十一分的短訊，原來是回應一名學生九時二十三分在大學網站發表的「座位拍賣廣告」，原因當然是利維德所開「犯罪經濟學」的課已全學期滿額，而利維德一早聲言明年不開這門課。這位有意以一定代價「讓位」的學生因而這樣寫道：「供應有限需求殷切（特別是本學期及明年利維德教授不開這門課）；各位同學，你認為你求知受名師教誨的機會值多少錢？」利維德的課甚具吸引力，因為除了他在講堂「宣道」之外，還包括參觀監獄、實習射擊及與「一名高級娼妓」討論……。向隅者眾，是很自然的。

　　「拍賣」結果如何，現在真相未白，不過，筆者的「感想」是，第一、鼓吹市場經濟的芝大有學生以真金白銀標投購買進入講堂的權利，是服膺市場、學以致用的表徵；第二、如果「拍賣」成功，即學生積極參與標投，說明他們活學活用價格理論（price theory）。從這些角度觀察，這是芝大經濟學系的成功！不過，退一步看，有學生願意賣出座位，顯示上不上這堂課和「學業」關係不大，而這似乎反映這堂課根本不太重要！

二、　　讀者如果讀過《怪誕經濟學》（或本欄二○○五年五月三日、二十三日及二十五日的評介），也許對其中論及零售小毒販無力自己交租遑論置業要和家人同住的一章留有印象，當年與利維德合作搜集毒販財務狀況的，便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溫嘉特殊（S. A. Venkatesh），這位哥大新科博士有「街頭」（較聳人聽聞的譯法是「流氓」）社會學家的別稱，昨天（十日）才出版新書《當一天土皇帝》（《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企鵝）。較早前，他和利維德「再度攜手合作」，寫了一篇未發表卻於去周在新奧爾良召開的「社會科學聯盟協會」（ＡＳＳＡ）上宣讀的論文（聲言是「未定稿」）：〈流鶯的實地分析〉（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treet-Level Prostitution）。這篇可以在網上免費下載的論文，對芝加哥街頭淫業有具體而微的資料和獨到的分析。其中所收集的資料，除了來自相關警局檔案，是作者們聘請多名（沒說具體數字）「前娼妓」充當「民調員」（trackers），在街頭對做完性服務的妓女及在妓院門前對完事後離開的嫖客（johns）所作的調查（收集資料的方式有點像選舉的「票站調查」），此外，還參考警方把被捕嫖客上網的資料。調查的時間涵蓋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至○ 七年五月一日，他們紀錄了一百六十名妓女提供二千二百次性服務（tricks）的交易情況。

　　利維德等的研究顯示，「企街」生涯頗為悲慘，她們必須提供妻子和情人不願或無法提供的服務，許多是「不適意不舒服」的，而顧客稍為不滿便拳腳交加，被調查的妓女平均每月被顧客毆打一次；至於收入，平均時薪為二十七美元（下同；在二十五至三十元之間），比芝加哥的最低時薪七元高出四倍，但由於每周平均工時在十一至十二小時，約等於年賺二萬元水平，屬低入息階層。

　　賣淫是非法的，但（休班）警員對免費嫖妓的興趣大於把她們捉拿歸案；妓女平均接客四百五十次被捕一次，被捕十名妓女中才有一名被判刑，而嫖客被捉比率更低；那些單幹戶即沒有「馬伕」的妓女，一百次性服務中有三次是向警員提供的免費服務（freebies）。

　　目前芝加哥大約有四千四百名天天工作的「企街」，淫業的旺季是夏季假期，全年娼妓生意最興隆的季節為國慶（七月三日）假期，對此市場作了自動調節─職業妓女固然要超時工作，業餘妓女驟增而且外地妓女湧入，平衡了供求，令性服務性的價錢不會大幅彈性。

2008-01-14政治制度不同合作空間有限  

　　台灣立法委員選舉，去周六晚有結果，一如反民進黨的論者所預料，國民黨大獲全勝。資料顯示台灣合格選民一千七百一十八萬，此次投票的有效選票為九百七十八萬零五百七十三張，分區及不分區選舉的投票率均不足百分之五十九。在野國民黨得票率百分之五十一點二三、獲八十一席，執政民進黨得票率百分之三十六點九一、獲二十七席，較其主席現任總統陳水扁事前要爭取五十席的目標，相去甚遠，這確是民進黨創黨以來的最大挫敗，陳水扁馬上宣布辭去黨主席職「以示負責」；此次選出的立法委員共一百一十三席（取代二○○四年底選出的二百二十五席），其餘五個席位分別由無黨籍得四席、親民黨得一席。與周六選舉同時進行的還有二項全民公投，一為國民黨發起的「反貪腐」、一為民進黨主催的「討黨產」，二者得票率依次為百分之二十六點八和二十六點三四，俱未達有效門檻的百分之五十，宣布無效。　

　對於台灣政局，去周六的選舉意義重大。國民黨在立法院中取得壓倒性大多數，是該黨重奪政權的先兆。國民黨於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後，經歷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父子及李登輝，統治台灣垂五十年，於二○○○年敗於民進黨之手，在野近八年，如今看來勢頭甚佳，如無政治意外，於明年三月總統選舉中奪回政權再度執政的可能性不容抹煞。

　　雖然國民黨眾大員在選後馬上聲言不會濫用在立法院佔絕大多數席位的優勢，但就政治理論看，如此布局，肯定會使議會工作更有效率；然而，效率並非民主政制追求的鵠的，在朝在野二派因政治和經濟利益不同、或在完成共同理想（如世界和平、經濟繁榮、社會和諧）上的手段互異而對立，經常辯論、互拖後腿，正常的議會政治因此是缺乏效率的制度（inefficient system）；換句話說，一面倒的議會是不健康的。基於這種理解，經歷多次投票洗禮的台灣選民，在總統大選時必會作出理性選擇。現在宣布仍有三成多選民支持的民進黨「已死」，為時太早。

　　在國民黨執政的半個世紀，台灣政治和經濟都有長足發展，而與此同時，除養肥了無數官僚和黨工，國民黨的黨產估計累計至近百億美元水平，此巨款如何獲致？以國民黨大陸時期的斑斑劣跡，讀者可思過半。無論如何，正是由於國民黨的貪污腐化，才會於二千年在一人一票選舉中為台灣人民唾棄。可是，到了民進黨當權，從台灣傳媒的報道及近來連串官司看，當權者似乎貪得更猖獗，這亦難怪，因為被國民黨迫害多年，比較起來，民進黨可算是一窮二白的政黨，不但黨庫空虛，政客亦兩手空空，眼見國民黨前高官大都團團作富家翁、官太莫不珠光寶氣，而落台官員動輒赴美做寓公，即退休後去外國「歎世界」，他們當了一輩子低入息公務員，請問錢從何來？手握大權的民進黨大員心中有數，便「照辦煮碗」，而他們的貪勁，比起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有家底」的人等於有較高的機會成本，在謀取非分錢財時還知所取捨，家無長物者機會成本較低，有機會肯定「飛擒大咬」、大貪特貪……。陳水扁總統一家皆貪，女婿因此下獄、「第一夫人」有案在身，而他本人離職後亦可能被起訴，便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民進黨「高層」的貪墨，反映出其政治道德淪喪，其以台灣土著為本位的政治理念在掌權後即成為徇私中飽的工具，是今次慘敗的底因。

　　此次民進黨敗選，固然顯示了選民對變質政黨的反感與蔑視，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人民可憑手上一票決定政黨的前途，令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在內地和港澳俱與此無緣的環境下，愈顯得難能可貴！在民進黨治下，台灣經濟日走下坡，去年結業的台灣公司約四萬一千家，在長三角工作生活的台灣人五、六十萬（約二十分之一台灣人口），台灣物價與國債俱增而人均收入萎縮……。國民黨必然會以改善這種景況的政策為號召，以爭取選民三月二十二日投其總統候選人一票，而欲達此目的，必須和內地達成更密切商貿聯繫；不過，筆者以為國共的合作局限性很大，根本原因在政治制度之不同，在內地人民不能以選票決定自己政治命運之前，北京政府要以鈔票交換台灣人選票的工作，筆者只能說是「任重道遠」的─這種工作的難度，因為北京替香港政改舉箸代籌而大增！

刺激經濟宜減息抑制金價應加息 2008-01-15

一、　　美國經濟進入衰退期，雖然仍非經濟學家的共識，但去年底消費市場露疲態以至十二月失業率從百分之四點七跳升至百分之五，令預期衰退的人愈來愈多，更重要的是，作此預期的並非普通人，而是大型機構投資者摩根士丹利（「溫和的衰退在今年上半年出現」）、美林（「衰退已是現實而非預言」）及高盛（「衰退已至，即使未至很快便會出現」）；正在為民主黨總統提名競選奔走的希拉莉．克林頓，亦公開說美國經濟正陷入衰退之中，而她的對手奧巴馬沒有提及衰退，卻提出一套刺激經濟成長的減稅計劃……。根據官學二界公認的準則，經濟衰退與否，需待公信力十足的國民經濟研究局（ＮＢＥＲ，其名雖為Bureau，唯非政府組織）的數據─連續兩季即六個月ＧＤＰ增長倒退，才能確定經濟衰退。經驗告訴大家，當ＮＢＥＲ宣布「美國已出現衰退」時，經濟增長即使未見底亦很近底，那即是說，ＮＢＥＲ確認衰退，極可能正是復甦的開始。ＮＢＥＲ對衰退的「鑑定」，屬事後孔明，而預測衰退與否，一般則以「經濟循環研究社」（Economic Cycle Research Institute, ECRI）的數據一錘定音，它準確地預測過往二次衰退，對於當前的經濟條件，該研究社認為「放緩而未至衰退」，可說已亮黃燈，「如果出口強勁加上對症下藥的刺激經濟政策，衰退未必會降臨！」

　　十二月失業率公布後，克林頓政府的財長、哈佛前校長森瑪斯公開指出應盡快增加公共開支和「臨時減稅」（布殊二○○一年已退稅一萬三千五百億），不然「嚴重衰退可能出現」；列根總統的經濟顧問、快將離任的ＮＢＥＲ主席、哈佛經濟系教授費爾斯坦，與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平同調，俱認為政府必須進一步干預市場（凱恩斯不問將來大印鈔票的政策是救急的續命湯）；不過，費爾斯坦指出目前經濟頹疲但衰退未現。

　　上述這些言論，加上華爾街眾「鱷」要求政府打救、籲請聯儲局大幅減息，在這種氣氛下，向來主張「經濟疲不能興便散銀紙」而有「直升機」綽號的聯儲局主席貝南奇大幅調低聯邦基金利率，已呼之欲出；這一次，所減將不是百分之零點二五，可能是零點五甚至零點七五！

　　可是，挽救經濟於垂危，單靠貨幣政策調整利率已嫌不足，雙管齊下才見效，即財政政策亦要做出配合才能竟全功，而這意味必須減稅……。減什麼稅最有效，即怎樣減稅才能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欲進而活潑經濟？答案是減薪金工資稅（Payroll Tax，「有人工便得納稅」，避無可避，百分之八十強的美國人繳這種稅）及增加福利金，如此受薪階級及老年人直接受惠，他們手頭一鬆動，用盡所有、先使未來錢的「劣根性」便鼓動他們上街購買，如此這般，經濟便被帶動起來。如果對富裕階級減利得或資本增值稅，充其量只會刺激高端消費活動，而且富裕階級有餘資不等於會消費（大部分用為投資），與受薪階級的消費心理完全不同效果亦有天壤之別。

二、　　在眾官員及政客的微調下，如今資本主義經濟已進入高度複雜矛盾百出的境界，而「道德風險」的負面後遺症不斷累積，經濟已病入膏肓，減稅增加公共開支是給久病者服治標特效藥，藥到又龍精虎猛然而病根未除病灶仍在……。以當前的情勢看，在盎斯黃金美元價昨天一度見九八九元、千元心理關口指日可破的情形下減息，對黃金等升勢已久的商品期貨價格，何異火上加油！非常明顯，在輿論上現在是預期衰退已臨或將降的一派佔上風，可是，若看對通脹或通縮最敏感的金價，則不能不說惡性通脹這頭怪獸正伺機而動！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本報草創期，當時的黃金好友綽號「金甲蟲」（gold bugs），他們在通脹虐肆的掩護下橫行無忌，原因是他們看穿聯儲局進退失據，不敢落重藥扼殺通脹，直至一九七九年八月伏爾克上台，他不顧一切，下定絕不手軟打壓通脹的決心，持續加息直至利率高於通脹率，市場秩序才恢復，「黃金變爛銅」。如今的情況相似，「金甲蟲」一樣意氣風發，義無反顧、勇往炒上，因為貝南奇這位大學者莫知所措，金融市場壞消息一出，市場便期待他減息，而形勢的確迫使他非減息不可，結果助長黃金等商品的升勢。

　　金價（和其他商品）是預測未來通脹（或通縮）趨勢的最佳衡量基準，金價升通脹強、金價挫通縮至，過去數十年均如此，換句話說，金價是經濟盛衰的領先指標。當前的情形是金價上揚但市場上不少人認定衰退將臨，這種南轅北轍的看法哪一種可為你帶來利潤，筆者傾向前者，因此受同情華爾街眾「鱷」處境的財長、大選年政治及救次按風暴受害者這種種因素所左右，聯儲局為了救急大幅減息勢不可免，這對商品期貨價格有刺激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好淡俱言之成理油價續大幅波動 2008-01-16

　　盎斯金價衝上九百美元心理關口後，有力在此水平徘徊，昨天收市且近九百一十元（美元．下同），這大概是相信聯儲局會大幅減息的理性預期心理所促致（見昨文的分析）；反觀另一種熱門商品石油價格的升勢便沒有這樣順暢，它一度叩百元之門，不旋踵便拾級而下，昨天甚至回落至九十二、三元之間！　　油價的去從，目前頗難測度，因為好淡兩方的理由看似十分充分。先談看淡一方的理由。這一派專家認為，油價企於五十元以上，經濟誘因令開採、鑽探石油又成為熱門行業，因為處於此一水平的價格，生產商有厚利可圖；若干在油價企於低水平時因生產不符經濟效益而被封存（mothballed）的油井，其礦主又重新「開井」採油，這種情況在美國德州、加州及加拿大的阿爾拔省最普遍。內地發現重大油藏令溫總理高興得睡不着覺的消息，外國專家似乎未予應有重視，但中國在蘇丹、乍德、剛果共和國和其他非洲窮國的石油投資，很快便有收成，則引起他們的廣泛注意。筆者過去多次在這裏指出，大油公司在九十年代末已不再在石油開發上投下巨資，因為公司負責人知道可開發、待開採的油源非常有限，即產油見頂說左右了他們的決策；可是，近來有專家認為油公司所以心灰意冷，並非因為油源將竭，而是受油價在低價─十五至二十元間「牛皮」令開採的投資不化算有以致之；二○○四年油價回升後，油公司見獵心喜，又大舉投資，艾克森無比近三二年便一共投下六百億，在二○一○年前後，該公司估計二十項石油開發計劃有收成。

　　除此之外，氣轉油（天然氣變為液體油）技術有突破，委內瑞拉、猶他州、科羅拉多州等地發現含油的瀝青沙及頁岩油，令石油供應前景較前樂觀；而北極洋和墨西哥灣深海這些在二十世紀被認為缺乏經濟效益不值得勘探開發的油田，由於科技進步及油價高企，令油公司又恢復作業。上述種種，如果一切順利，意味在四、五年後石油供應大增，當然，這種出產大費工夫的石油，成本不輕，但只要油價企於五十元以上，它們便有可觀利潤。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紅透半邊天的沙地阿拉伯石油部長雅曼尼（Sheik Yamani, 1930-），於一九八一年油價升至三十九點五元─約合今日的百元─時，他不是意氣風發而是看到油價太高的反效果，因為石油利潤太厚等於迫使用油國全力勘探油源、開發代用能源及全面節省用油，結果必會蠶食產油國利益！

　　事實證明雅曼尼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在八十年代，大量發電站棄油用煤，天然氣及核能的使用量大增，北海、阿拉斯加以至墨西哥灣油田相繼發現，而節能汽車大行其道。與這些消息同時出現的是油價持續下挫，九十年代大約是二十元，一九八六年曾見十一元─一九八八至八九年之交一度跌破十元！

　　油產可能增加等因素，令油價不致因為認同「產油見頂」的投資者一面倒看好而無止境地上升。事實是雖然看淡的說詞不無道理，但這只是經濟學初階的分析─ 價格比如油價太高必令消費者節約或改用其他物品而代用品必然相繼出現，最終會令油價回落至「合理」水平。這種推理在書本上無懈可擊，在現實上則不一定會實現。與學者不同，投資者不必求同，相信者可賣空期油合約，不相信者當然應相反而行。期市熱火朝天，便是兩種不同意見以金錢為「武器」交鋒的正常現象。

　　看好油價的一方，所持理由筆者近來說之已屢，它們不外是用油國和產油國的耗油量俱大增、油產近頂甚至已見頂。新近的理由是即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由於聯儲局減息放鬆銀根，必然不會嚴重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美國即使在衰退期耗油量亦因汽車用油難減而不會萎縮，換句話說，油價不可能因為美國需求放緩而下挫；事實上，在二○○一年因科網股爆破及「九一一慘劇」的衝擊促致的衰退期，美國每日進口油量減五萬二千桶，唯同期新興國家進口量日增五十一萬五千桶；今年的經濟遜於去年，國際能源局估計美國每日用油僅增十五萬桶，但非經合組織國家（主要的中、印及俄）的需求每日增一百五十萬桶。ＯＰＥＣ雖然全面增產，但供應仍落於需求之後。

　　沙地阿拉伯揚言有每日增產二百萬桶的閒置產油設備，但實際上並未「增產」，令人對其是否有閒置設備之說生疑。沙地油產似見頂，最近致力開採於一九五六年發現、經過多年開發後存量有限的Khursaniyah油井，反證其所新發現的六十多處油田的油產均不如人意。美、加雖然有不少舊油田恢復出產，但北美的油產在二○○四年至去年第三季每日平均出產量比前減三十一萬桶……。筆者不想引述其他減產的資料，要指出的只是西半球唯一油產上升的是巴西，估計今年的日產油量比去年增三十四萬桶；但墨西哥在二○○七至二○一六年間日產量下降一百萬桶至二百一十萬桶之間，這固然令其石油出口量下降，還由於該國汽車增長快速，去年進口百分之四十所需汽油，在未來十年，墨西哥汽車估計增長百分之八十，如果其最近發現的深海油田產量遜於預期，油價被扯高是無法避免的。

　　油價因受天災人禍及金融政策影響而起伏不定的投機情緒所左右而升降波動，但從供求情況看，在未來五年，油價是易升難跌的。

金融市場盛衰與共長袖善舞製造危機 2008-01-17

一、　　迄今為止，花旗銀行壞賬撥備已達二百二十二億（美元．下同），去年第四季的虧損為九十八億三千萬，「好」息的投資者應該留意的是，於公布業績的同時，花旗宣布大幅削減百分之四十股息；虧本減股息，是合情合理的措施，然而，對於那些眼見股價下挫仍然以過去的股息計算殖息率的投資者，情況便大大不妙……。

　　最近以來，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兩不相干（decouple），成為熱門論題，循這種思路，作最樂觀估計，今年美國經濟全年（四季平均）有百分之一的增長─經濟學家稱這種似有若無的增長為近衰退（near-recessionary）─其他發達國家如歐羅區諸國、日本和英國，增長雖然稍高卻亦強不到哪裏；然而，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以至俄羅斯的增長仍甚可觀，用目前的流行話，美國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循環已分道揚鑣。這種觀察是正確的，不過，更值得大家關注的是，在金融（和資本）市場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不僅不會分離，而是因為融合得更密切，令美國的次按風暴或由是引致的金融危機，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有感同身受之痛，這是國際金融「一體化」的必然後果。一句話，大家應該清楚體認，在經濟發展層次，真的存在分離現象，道理很簡單，比如美國經濟「近衰退」、消費意欲遜前，對中國貨需求萎縮，中國出口經濟當然受挫，唯中國內銷市場仍有增長（在物價管制下營商是否有利可圖是另一回事），加上資本性投資不能說停就停，這等於內地經濟會按照其已形成的趨勢向前滑行，即使美國消費市場放緩對中國貨需求下降，充其量只令中國不會如往年般飛速前進而已。但金融市場國際化，意味參與此一遊戲的個體和機構，都採用同一種機制（遊戲規則）而且可能參與同一遊戲，美國的興衰便有牽一髮動全球的效應。去年七、八月美國次按風暴後，歐洲、英國眾多大銀行紛紛宣布「中招」，其中如豐（已宣布虧損三十四億）、德意志（三十二億）、巴克萊（二十六億）、皇家蘇格蘭（二十六億）及瑞士信託（十億，該行的管理層為蝕得最少而沾沾自喜），這些大銀行可說無一倖免。金融市場沒有分道揚鑣這回事！

　　既然如此，豐死心塌地的長期股東便不可憑去年的派息而達成「以現價計股息甚厚持有收息極佳」的結論。和花旗一樣，豐亦可能因應實際財政狀況減股息……。

二、　　美國、歐洲和英國銀行已知的虧損六、七百億，加上快將公布業績的日本和南韓（後者情況據知頗為嚴重），相信風暴過後，這些有國際視野的大銀行蝕掉股東的資金，將在千億之譜！銀行大廈巍峨莊嚴、銀行家一言一行俱有領袖風範，他們在經濟過熱時呼籲公眾冷靜節制、在經濟冷卻時出來鼓勵消費刺激投資，銀行家簡直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中流砥柱；可是，有誰想得到他們的錯誤放款政策導致無數次金融危機，香港五、六十年代的銀行風潮且不去說，僅在過去三十多年，美國銀行家便為美國進而世界經濟帶來數場摧毀力與大海嘯不相伯仲的大災難；舉其犖犖大者，七十年代有發展中（當時稱後進）國家無法償還利息遑論本金的債務危機（直至上世紀末尚未解決）、接有八十年代的「存貸危機」（儲蓄及信貸銀行連鎖倒閉）、九十年代則有商業大廈危機（當年紐約市中心的商廈「租售兩閑」，加拿大物業大王李察明兄弟和紐約商廈大王特朗普幾乎破產），而目前則有劣質物業按揭證券化（「化妝」後變成三Ａ級即令人覺得永不倒閉的票據）的次按風暴。深具諷刺味道的是，銀行大發其財的年頭，所有利潤歸股東及管理層所有，可是，當其經營失敗把股東資本輸個七七八八甚至輸清光禍延經濟時，則要由政府出手打救，即其負債成為社會的損失。遠的不說，這種荒謬劇在本港便曾數度公演……。銀行出狀況，總體經濟受摧殘，整體社會受衝擊，政府若不以納稅人的錢注入（或收為國營），在一般人心目中，這樣的政府見死不救，太不負責任，其不能討有切膚之痛的人民的歡心，彰彰明甚，他們若無選票，便會上街示威，若有選票，極可能會把政府唾棄。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只好「有危機必相救」。銀行家把經濟和市民當作「人質」，在大多數情形下，最後必能過關再做備受世人尊敬的銀行家！

　　《金融時報》「鎮山之寶」馬丁．胡爾夫十六日在其專欄論此問題，他認為唯有從「誘因」上手，才能抑止銀行家「製造危機」，最有效的辦法（他引述一位經濟學家的話），是釐定制度，以短期表現為支付或扣除花紅的標準，這即是說，業績佳的銀行家可獲巨額花紅，業績劣則要付負花紅（negative bonuses，即從其經常性薪津中扣除）；唯有這種令銀行家盈虧與共的制度，才能阻止他們魯莽不顧後果的冒險！胡爾夫更進一步，認為此事必須由監管當局插手，引入行政干預，「罪無可逭」，可是，由於銀行家不斷地令納稅人損失以巨額金錢而可以若無其事地置身事外，為了扭轉這種對納稅人極不公平的事，此舉實屬迫不得已；在技術層次，胡爾夫主張銀行家的薪津和花紅以「有限制的股票」取代現金，這些特別股票分期在五至十年內兌現；銀行家當然不歡迎此建議，但實行起來可令銀行家必須穩紮穩打，唯有如此，銀行在「分期」期內，才有利潤支付兌現其管理層持有的特別股票！上述的提議，肯定無可能貫徹，但讓大眾了解銀行家是不斷出現的危機製造者，也許能慢慢形成「社會壓力」，迫使銀行家小心謹慎。

主權基金難討便宜百仕通成過街老鼠 2008-01-18



一、　　環球貿易自由化一波三折，至今仍不時傳出糾紛；金融環球化看似諸事遂順，但底下正醞釀巨變。事實上，金融交易自由化，早已體現在跨國的外滙炒賣、股票投機、集資發債以至期貨買賣上，投資無國界，只要有錢便通行無阻。到了二○○七年將盡的時候，連華爾街大行的救亡亦環球化，而其中以世界第一大的花旗銀行引進外資最矚目。該行過去數年「過分進取」，弄得痼疾纏身，新總裁上任伊始、本公司爛賬皆歸前任所為的「原則」，大打落水狗，公司財政情況愈掏愈臭，華爾街「大鱷」避之則吉（大多數是不暇自顧），因此只好請國際救兵，於是有阿布扎比投資管理局及新加坡投資管理局分別注資七十五億（美元．下同）和六十八億八千萬；而摩根士丹利獲中國投資公司入股五十億，新加坡淡馬錫控股、科威特投資管理和韓國投資公司分別把五十億、六十五億和二十億投入美林，貝爾斯登及ＵＢＣ則依次獲中國及新加坡注資十億和一百億。

　　上述這些投資者的稱謂各有不同，唯歸根結底，它們俱為國家控制的國營機構，籠統地稱為「主權財富基金」；這種基金，近年因為商品期貨如石油有價，累積了巨額財富，而新興市場經濟強勁增長，亦使以中國為主的若干「先富起來」的亞洲國家坐擁以千億計資金，錢可說「多得不得了」，這三二個月來它們向這幾間名牌金融機構注資，不過是小菜一碟而已。據瑞士信託證券研究部估計，亞洲國家（地區）的外滙儲備將大幅增加，至二○○九年，中國、日本、印度、台灣、南韓和新加坡的外儲將依次達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億、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億、四千一百四十億、二千七百六十億、二千七百一十億和二千零二十億（香港屆時「只有」一千四百九十億）。這批亞洲財富未來會在世界經濟上擔當何種角色，大堪玩味。

　　令西方論者眉頭深鎖的是，華爾街「大鱷」過去百餘年在貫徹自由資本主義（Unregulated Capitalism）上不遺餘力，取得重大成就，包括政府的寬鬆管制（這是長駐華府的「說客」及對二大黨捐獻甚多之功），而他們亦充分利用此種政府賦予的優勢，經歷業界的劇烈競爭，其中不少終於修成正果，成為一買一賣足以左右經濟大局的金融巨無霸；可是，「銅幣的另一面」顯現的缺失甚多，這可能是由於當局管得不夠嚴有太多法律漏洞，亦可能是充分體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另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竟全功，金融機構才會搞出一場又一場禍及全球經濟的危機……。這一次，出手打救的並非「白」武士，而是來自中國、新加坡的「黃」武士和中東油國的酋長，以這些國家的政制，她們行的正是政府事事過問的「國家資本主義」（代表最威權和不民主的政治），由它們出手打救有最大「自主權」的大金融機構，是否代表自由（或民主國家）失敗、不自由（或欠缺民主的國家）成功，西方政客和論者已開始吵得面紅耳赤。這類爭論很易墜入無謂意識形態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因此不必深究，不過，其中一點筆者認為應該注意的論點，為耶魯商業學院教授嘉登（J. Garten）十四日在《金融時報》的專欄所提出：「在十八世紀末期，資本主義取代了封建主義；在二十世紀，自由市場橫掃環球各國；進入二十一世紀，西方主流思想正在和另一套哲學和商業遊戲規則『調情』，但與十八世紀以來的數次重大變革不同，現今的改變不等於社會向前邁步！」這種看法，清楚地反映在過去二年美國國會反對科威特收購港口、中國收購優尼科和梅塔格（Maytag）以至和黃收購巴拿馬碼頭上。

　　如今華爾街大行急需外資挹注，「主權財富基金」有的是錢，但錢控制在民主欠奉的政府手裏，西方國家因此會設下重重關卡，令環球金融自由化變質！

二、　　名記者科路斯（J. Fallows）在一、二月合刊的《大西洋雜誌》發表題為〈一萬四千億〔中美貿易中方的累計順差〕的問題〉，對中、美貿易作深入剖析；由於「上面」寫「主權基金」，這裏只擇談有關部分。

　　科路斯長文從中國投資以三十億元購進百分之八沒有投票權的百仕通股權開始。百仕通的創辦主席施瓦茨曼（S. Schwarzman, 1941）以膽大心細的投資及大鑽法例漏洞賺大錢不必納稅名於時，不過，他的所作所為，只是貪婪無厭，在典型資本主義的美國，既非鮮見亦不犯法。可是，由於中國投資持有的股權在不足半年內已跌掉約三分之一，不少國人因此懷疑這位與共和黨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投資家設計騙取中國人的血汗錢。科路斯說一位復旦學生告訴一些他不知道的「秘辛」─布殊總統出席施瓦茨曼六十歲的生日會，在耶魯和哈佛讀書的施瓦茨曼，可能和布殊同屬耶魯舊生的秘密會社骷髏會，這種與投資風馬牛的「秘辛」，令不少中國人把入股百仕通「政治化」……。這段「開場白」似無言外之意，但看科路斯在《大西洋》的同名網站，一月九日「網誌」指施瓦茨曼現在是中國人的「最憎恨的外國人」（most reviled foreigner in China），強烈暗示中國以為上了施瓦茨曼的當！如果中國在摩根士丹利的投資亦無好回報，中國人民又會有什麼想法？

　　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四出投資，是應有的做法，不過，以國人熱中於陰謀論及在威權統治下人民不敢想像政府投資會虧本的情形下，除非每宗投資都有好收成，不然恐怕會惹出更多不必要的麻煩！

林毅夫國際稱冠舒華茨嚴斥格老 2008-01-21


　一、　　若問去周有什麼重大新聞，筆者的答案是，北京大學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人兼主任（同時為本港科大經濟學教授）林毅夫教授獲世界銀行聘請為首席經濟學家（Chief Economist）。這一方面說明了林教授的學力獲國際確認（這從一九九七至二○○○年任此職的美國經濟學家史特格列茲二○○一年獲諾獎，可見其地位之重要）；一方面應和中國積極關心國際事務且其發言權日受重視有關。對於世銀業務，中國的參與已趨積極，現在她不只是主要債務國之一，自從去年底開始，中國還成為按照份額攤佔費用的贊助者。介紹林毅夫的經濟學，曾是其同事的本報主筆練乙錚和本報「經濟觀點」欄作者中文大學唐方方教授才是適當人選。

　　林正義一九五二年生於台灣宜蘭，七八年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旋入伍，但翌年五月便從金門游水偷渡至福建「起義」，迅速入讀北京大學並改為現名；他於八二年獲北大經濟學碩士、八六年得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林氏這種複雜學術背景，令他和筆者見面擘頭第一句便是：「我在芝大只學他們的方法論！」　　林氏在芝大的具體學習情況筆者完全無知，不過，他的心得肯定不僅僅限於方法論。芝大秉承奈德（F. H. Knight, 1927-1955在芝大任教）、溫納（J. Viner, 1925-1946）、西蒙斯（H. C. Simons, 1927-1946）、史特勒（G. J. Stigler, 1960-1986）、佛利民（M. Friedman, 1948-1979）、高斯（R. H. Coase, 1964-1979）和貝加（G. Becker, 1970-）絕對相信市場、反對讓政府這頭巨靈壯大即要真正小政府的學說，同時堅信理性人無時無刻不在追尋個人最大利益，當然，貨幣主義亦為其「招牌學說」之一。這種學術傳統，令芝大成為全球自由經濟學說的重鎮。市場主導的經濟學，的確可提高政府、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效益，對世界經濟進步貢獻良多，這正是芝大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最多學府的根本原因。

　　芝大對林教授的影響是很深刻的，不過，他並未因此「皈依」市場經濟。林氏服膺李嘉圖的比較利益（advantage）理論（亦稱比較成本法則〔Law of comparative cost〕），因此，他不主張在資本短缺、勞工過剩的國家提倡發展重工業，這即是說，這種條件較宜發展勞工集約的中間性技術行業，把重工業交給已積聚巨額財富（和技術）的國家；林氏又認為政府的首要功能應在掃除一切障礙營造一個「公開、自由的市場競爭環境」。這些看法，和芝加哥學派一脈相承。

　　不過，林毅夫能夠在北京如魚得水地工作、生活以至獨當一面，單憑芝大的一套是不行的。林氏是主張政府在適當時刻應介入經濟活動的。林氏指出當經濟持續發展時，政府必須「勸服」企業發展「有前途」的工業，因為企業經營者也許缺乏識見、不願冒險或擔心研發費太高而不敢闖進新科技世界，政府因此可考慮在政策上甚至以津貼形式鼓勵企業這樣做。

　　這種做法當然與「小政府」理念背道而馳，以西方國家的經驗，政府挑選工業（和工業家）鑄成不少錯誤（記得哈佛的波塔〔M. Porter〕教授八十年代出版的《競爭的優點》有專章剖析政府多如牛毛的失敗事例）；但在政府萬能、領導英明的國度，這種主張是大有市場的。

　　眾所周知，經濟學家雖非行政性工作，更無決策權，但經濟研究是決策的重要參考，如果林氏把促致中國經濟成功的方法引入世銀研究報告，意味中國的經濟價值將左右各國特別是非洲窮國的經濟發展趨向，這當然強化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林氏的新任命對中國有一定意義─意義比陳馮富珍當上世衞總幹事大！

二、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本欄以〈都是格林斯平惹的禍！〉為題，顧題知意，內容不必重複；文章見報後接獲三數讀者來函，提出不同見解……。筆者的看法周日獲得「平反」。今年九十三歲、因為和佛利民合作撰寫《一八六七─一九六○年美國貨幣史》（和其他二本書及五篇論文）而名重公卿士林的安娜．舒華茨（Anna Schwartz, 1915-），終於打破沉默，接受倫敦《星期日電訊報》訪問，嚴詞批評格林斯平，要他對當前這場次按危機負責（must answer for）。舒華茨指格林斯平的「原罪」是在二○○三至○四年六月把聯邦基金利率壓低至一厘，在科網泡沫爆破後二年仍不把利率提升回市場水平，「等於聯儲局鼓勵所有的投機活動！」　　舒華茨女士一九四一年起便在國家經濟研究局（ＮＢＥＲ）紐約分局任職，是受各方尊重的學者，她痛批格林斯平，並非一時衝動，而是學者理智之言。她和佛利民合撰那本書，便是以大量數據證明聯儲局錯誤政策導致三十年代大蕭條！

　　舒華茨指出，聯儲局必須對國人清楚交代經濟實況，同時承認本身的缺失並馬上糾正；如果格林斯平稱職，次按問題早已胎死腹中。

　　作為必須嚴守政治中立的聯邦儲備局主席，「最大罪行」是被斥責「協助政客遂其政治目的」。舒華芝雖然沒有直接指斥格林斯平為政客服務，但她的矛頭直指格林斯平失職，彰彰明甚。

　　在經濟環境許可下不斷減息，對經濟發展非常有利，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經濟強勁時仍不「收韁」，當政者自然歡迎，卻因此種下過度借貸、過度消費、過度投資，終於闖下大禍。舒華茨要格林斯平對當前的困亂之局負責，是大有道理的。

看《聖經》學猶太經濟學  2008-01-22

　　恒生指數昨天跌去一千三百八十三點○一，跌幅百分之五點四九，幅度不可謂不大（去年三月五日以來最大），期指炒家窩輪賭客，四小時（正式營業三個半小時，加上開市前及收市後各有十五分鐘買賣，合共四小時）內多次生而驟死、死而復生，非常刺激；不過，以近月來─非官准的內地炒家入市以來─多次有如海嘯的市況，股民已見慣風浪，今天的急挫又不算什麼一回事。攤開稿紙（筆者是「大落後」，至今仍用筆寫稿）準備動筆之際，電腦上顯示歐英股市莫不四腳朝天，跌個不亦樂乎，連金價亦挫近二十美元……；在長期升市之後，雖說這種走勢遲早出現，但亦影響心情，此時若細說跌市成因，恐有「幸災樂禍」之嫌，若要強作樂觀之詞，則非筆者所願。那麼，不如談談……。

　　一般人甚至是虔誠教徒，都以為《聖經》上所載都是「靈性」而非「庸俗」的物事（他們忘記「屬靈」的教會要靠信徒的捐款才能生存！），誰知大謬不然，《聖經》，尤其是舊約首五卷的「律法」（Torah，希伯萊文，勉強可譯為 Instruction，為〈創世紀〉〔Genesis〕、〈出埃及記〉〔Exodus〕、〈利未記〉〔Leviticus〕、〈民數記〉〔Numbers〕和〈申命記〉〔Deuteronomy〕的總稱＊；在新約中，耶穌以正牌救世主身份出現凡間，完全是另一回事），對猶太人的經濟學智慧和經營方法，在不覑痕舻之間，有很多深刻、實用性和生動的描述。讀者若能以俗世的眼光和現實的心態細讀之，當有意外驚喜。

　　以電影《出埃及記》而成為家喻戶曉人物的摩西，事實上是世界上早期的經濟研究者之一，他之能打敗法老王（Pharaoh），可說是得經濟研究之功。摩西和法老王鬥法，雖然呼風喚雨，有若《封神榜》、媲美《西遊記》，但大家細心研讀，就可知道摩西熟悉歷史，知道尼羅河氾濫和蝗蟲定期為埃及帶來災難，因此能準確地預測未來十場「災殃臨到法老和埃及」。當然，《聖經》上是通過耶和華的「法力」賦予摩西這種智慧，比如〈出埃及記〉第十章就這樣描述：「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向埃及地伸仗，使蝗蟲到埃及地上來，喫地上一切的蔬菜……而一晝一夜，耶和華使東風颳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東風把蝗蟲颳了來……。」其實，耶和華和摩西，不過是根據歷史現象準確地預測未來而已；可以想像，如果《聖經》不是一部導人敬畏上帝的書，而是一部紀實或科學的著作，我們當能更直接地看到摩西的研究成就。

　　摩西的外父米甸祭司葉忒羅（Jethro），從〈出埃及記〉第十八章的描述中，稱他為「企業管理之父」，他應當之無愧。且看這一段話：「摩西的岳父說……你獨自一人辦理不了，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我為你出個主意，願上帝與你同在……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管理百姓，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這裏，小事他們自己可以審判，這樣，你就輕省些……。」這段話，是葉忒羅教導摩西如何「權力下放」，所謂十夫長，就是管十個人（職員或人民）的小主管，拾級而上，就是管五個十夫長的五十夫長……，這與現代企管理論並無二致。經過這種安排，摩西亦就用不覑「從早到晚地」為老百姓排難解紛，獨攬包青天的角色了。

　　〈創世紀〉第四十一章記述約瑟（Joseph）為法老王解夢的故事，其實正是托辣斯（Trust）組織的雛形。故事是這樣的：「法老入夢，夢見自己站在河邊。有七隻母牛從河裏上來，又美好又肥壯，在蘆荻中喫草；隨後又有七隻母牛從河裏上來，又醜陋又乾瘦，與那七隻母牛同站在河邊。這又醜陋又乾瘦的七隻母牛，喫盡了那又美好又肥壯的七隻母牛。」不久之後，法老作第二回夢：「夢見一顆麥子又長了七個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隨後又長了七個穗子，又細弱又被東風吹焦了。這細弱的穗子，吞了那七個又肥又飽滿的穗子。」（「我老曹」最喜歡用這段故事來說明經濟循環自古如此，不可避免），埃及「所有的術士和博士」都不能對這兩個夢作出令法老王滿意的解釋，到了最後，有過良好的詳夢紀錄的階下囚約瑟終被帶來，「七個豐年之後接覑七個荒年」，就是他的答案。法老覺得他有智慧，「有上帝的靈在他裏頭」，於是「派他治理埃及全地」。約瑟怎樣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做法是在七個豐年裏「把糧食積存在各城裏」，他存積的五穀多得「如同海邊的沙」；到了荒年來臨時，約瑟就「開了各處的倉，將糧給埃及人」。如此這般，解決了豐年過剩荒年匱乏的問題。

　　約瑟的做法，開了現代托辣斯的先河，不過，它們的手法雖一，目的互異；鑽石托辣斯戴比爾斯（DeBeers）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鑽石「豐收」（供過於求）的年頭不斷吸進，到了「歉收」（求過於供）的時候，才酌量放出。戴比爾斯這樣做的目的僅在調節價格，但其構思源自約瑟操縱五穀供應（進而平衡了其價格），是無可置疑的。

　　〈創世記〉第十二章至二十六章，詳細描述了上帝和阿伯拉罕（Abraham）的關係，其中最富啟示性的，筆者以為是上帝和阿伯拉罕立約─上帝並沒有要他成為宗教領袖（阿伯拉罕是世界上第一位主教），但要他擁有無數財富，似乎意味覑上帝希望人類不斷創造財富的旨意，事實上，唯有不斷創造財富，人類才能過覑上帝所願見的富裕和諧生活，而教友才能不斷捐錢給教會！

　　從另一層面看，舊約裏許多事例，都帶覑濃厚的右傾（保守）主義思想，這正是自古以來西方神權國家都有獨裁者或極權政府的底因；舊約裏與福利主義「免費午餐」背馳的故事，可說俯拾即是，它們強烈地傳播了「報酬是工作的回報」（「按勞動值」）這一訊息。至於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這個伊甸園，物產豐饒，應有盡有，但由於得來太易，人類無所事事亦可獲優厚的回報，結果是人類不事生產，「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而滿腦子壞主意，上帝不得不將它毀掉。這段故事，是否對被舊式共產黨人形容為人間樂土的共產主義有當頭棒喝作用─一切不是按勞取值而是由政府分配的制度都無法永恒存在現實世界上。

　　＊本文《聖經》引文據中華聖經公會印行的《新舊約．聖經》

美女俊男投身政治有利無害  2008-01-23

　　香港立法會補選及台灣立法院選舉剛成過去，有關選舉活動的「方方面面」，兩地論者都有詳盡及立場鮮明（即充滿偏見）的評論。有一點沒見他們論及的是，女性政客積極參選，在台灣固出盡風頭，香港亦不遜色，尤其是出現「兩太隻揪（對壘）」之局，造成轟動媒體效應；可是，以嚴肅態度談論美貌─女生稱漂亮男生謂英俊─在競選中發揮了何等功用的文章，卻付闕如，真是「美」中不足。這方面，台灣學術界做了示範。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駱明慶和他的學生李承達剛在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經濟研究中心的經濟論文叢刊「貼出」（註明快將發表）合撰的論文〈美貌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以二○○四年立委選舉為例〉（下稱「駱論」），顧題思義，是對美、醜會否左右選民的投票決定的研究。這樣的命題，正合本欄的旨趣。事實上，這篇以中文撰寫的論文有一個讀者較熟悉的英文題目：〈Beauty Premium in Politics〉，「美麗貼水」，筆者寫之已屢─從一九九○年六月十五日的〈整容有術　利己利人〉開始，至今已寫了不下六、七篇！

　　「駱論」值得向大家推薦，原因有二。其一是它第一次用明白流暢的中文（術語免不了，但不難理解），詳細有條理地介紹了一九九四年以來「以貌取人經濟學」（這是筆者杜撰的名詞）的沿革；其二則為它對容貌與競選的關係，以台灣為例，進行了仔細深入的實證研究，對香港競選活動有啟發性。

　　關於「其一」，筆者寫過不少，唯遠遠不及「駱論」的具體而微，而且話說從頭，非常有系統，令人對「以貌取人經濟學」的發展有透徹認識。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顯示美貌與薪津成正比，本欄讀者對此知之甚詳，但「駱論」提出一點新解釋，不可不留意：「不願意與肥胖的櫃䒷人員交易，是歧視，但不願意花錢看體態不佳的模特兒表演時裝，則與歧視無涉。」原因：「櫃䒷人員的肥胖與否，通常與交易標的物的功能或創造的效用無關，但……模特兒這項工作產生的正是隨良好體態而來的賞心悅目。」換句話說，這是「界外經濟」及「界外不經濟」的問題。

　　「駱論」旁及身高、體重、肥胖等「美貌構成元素」影響個人經濟成就，並無新意，唯所舉實例大家不可不讀。一項針對荷蘭廣告業的研究，發現廣告公司因僱用美貌的主管人員而創造的收益，幾乎都超過這名職員的僱用成本，這即是說，擁有愈美貌主管階層的廣告公司，其收益愈高。此外，他們同時發現，廣告公司業務的成長與主管階層的美貌之間存在正比關係，美貌因此是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本。而對廣告公司來說，僱用美貌的主管階層人員類似進行「資本性」投資，主管階層的美貌增強了工作團隊的凝聚力，亦更較討好顧客，進而為公司帶來更高利潤。因此，美貌對薪資的正比關係，並非資方一時衝動（或主管「好色」）的決策，而是由於美貌有較高的經濟效益。

　　對美貌與律師收入關係的研究，亦發現律師愈美貌其收入愈高，而且收入上的溢價（premium）會隨執業年數增加而上升。至於教師接受學生期終的評分足以左右升遷及薪津高下，當然亦與美貌與否有關（見一月九日本欄〈都市型男收入較高〉）。

　　容貌的經濟效益，「駱論」提綱挈領地歸納為下述三點─個人特徵以某種方式與生產力發生關聯，進而影響其薪資，甚至影響公司的獲利與成長；僱主歧視；消費者歧視。這裏的「歧視」，筆者以為改為「偏好」較合適。

　　「駱論」指出，學生對老師的評分，有點像民主選舉中選民透過選票對政治人物的評分。從美貌對個人經濟成就的影響看，政治人物的美貌應該也會對其在政壇上的成敗有影響，因為選民可能以為美貌與能力有直接關係，亦可能是美貌本身也是政治人物對選民提供的無形服務，這種服務，便是令選民「養眼」所產生的「界外經濟」效益。基於這種認知，「駱論」以二○○四年台灣立法委員的選舉為例，探討美貌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

　　怎樣探討？論文作者邀請十六位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評審員，十男六女，年齡介乎二十二至二十六之間，他們的工作是評定三百八十六名候選人（包括平地及山地原住民各九人）的「相貌類別」，而這分為「非常好看」、「比一般好看」、「一般」、「比一般不好看」和「非常不好看」五類。本來，所謂「各花入各眼」、「情人眼裏出西施」，美、醜（婉轉說法是「非常好看」與「非常不好看」）是沒有共通準則可以衡量的，但多學科學者進行大量研究後，達成在特定時空及同一文化內，美貌的標準……在同一社會成員之間存在共通性，雖然這標準會隨時發生變化……。「標準」包括「被測量對象投射給他人的整體觀感」，而構成「整體」的元素是外在特徵、儀容的整潔程度、面部表情以及身體語言。

　　經濟學家測量美貌程度的慣用方法，是把候選人相片掃描成「圖像格式」，再由評審員憑其判斷填答某位候選人的「相貌類別」；由於十六位評審員對三百八十六位候選人的評審，等於一共有六千一百七十六個「樣本」，結果顯示獲「一般」級別的人最多─男女各佔四成強，而「非常好看」的男比女少、「非常不好看」則男多於女。

　　「駱論」的研究很精細，根據一般學術論文的方法，排除了諸如評審員的政治傾向等可能導致誤差率擴大的問題，得出的結論應該很接近現實。其中比較「有趣」的是，四個主要政黨中，親民黨候選人相貌水準最高，以次為國民黨、台盟和民進黨（它們均比無黨籍及「其他政黨」候選人的相貌水準高）。此外，女性候選人相對於男性候選人的美貌優勢，會隨年齡增加而消失，這與「民間智慧」相同─女人變老、男人穩健成熟。但它指出「相貌水準有隨教育程度增加而遞增的現象」，則似有違「常理」，因為通過婚姻市場的自由篩選（美麗女生中學時已有男生在校門等放學，意味她們很難上大學遑論入研究院），學位愈高的女性其平均美貌水準向下傾斜是彰彰明甚的。

　　非常明顯，有親和力及公眾緣的外貌（favourable appearance），較不討好群眾的外貌，在所有公眾領域包括政治競選活動有優勢，在台選的例子中，相貌水準在無黨籍及其他政黨候選人之間，對得票率有顯著的影響；但是美貌對四個主要政黨的候選人則不具任何影響力。這可能是因為候選人美貌的影響在政黨的初選階段已經充分發揮，而政黨的配票策略也令候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