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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清華大學法學家許章潤教授《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

清華大學法學家許章潤教授《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

清華大學法學家許章潤教授《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24-opinion-xuzhangrun-fear-hope/

許章潤教授:中國當下的恐懼與期待
http://w1.mingjingnews.com/index.php/%E6%96%B0%E8%81%9E/%E4%B8%AD%E5%9C%8B/%E8%A8%B1%E7%AB%A0%E6%BD%A4%E6%95%99%E6%8E%88%EF%BC%9A%E4%B8%AD%E5%9C%8B%E7%95%B6%E4%B8%8B%E7%9A%84%E6%81%90%E6%87%BC%E8%88%87%E6%9C%9F%E5%BE%85

清華大學法學家許章潤教授日前在網上发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一文,至少在兩個方面挑戰了中國的政治禁區,作者明確提出"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和"平反六四"的期待。盡管如此,仍有學者認為,該文沒有超過10年前的《零八憲章》。

對不同政見的人,中國執政者的態度向來強硬,而這在習近平上台後发展得尤為明顯,在他的鐵腕統治下,百家爭鳴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噤聲,或者一片頌揚。這一背景下,網上出現了《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的長文,沖擊統治階層表面堅硬的外殼,发出響亮卻又理智的吶喊。有人說,這是2012年以來中國體制內學者批評統治集團最為嚴厲的檄文。

該文的作者是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他同時擔任著清華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2005年被評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他也是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特約研究員。作為法學和人權問題的專家,許章潤在人權議題上有著較高的話語權。2014年的一次辯論會上,他曾明確表達了"絕對的主權不存在,而絕對的人權一定要存在"的概念。

《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全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底線",第二部分為8種憂慮,第三部分是8項期待。其中第三部分最具爆炸力,同時也引來最多的批評。

不斷踏過底線

當下全體國民對國家的发展和個人安危產生了嚴重的迷惘,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近年來的立國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線原則"。許章潤闡明的4條底線分別是:維持基本治安,明確國家願景;有限尊重私有產權,容忍國民財富追求;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實行政治任期制。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第1條和第4條。第1條底線的含義是個人與國家達成共識,你當你的官,我過我的小日子,不搞運動,社會實現安寧平靜的局面。第4條底線提及的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任期10年的制度,是唯一看得見摸得著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而2018年人大修憲取消了任期制,等於一筆勾銷了三十年改革開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國打回那個令人恐懼的毛時代"。

8種憂慮

底線被突破,邏輯的发展便是老百姓出現恐慌情緒。他們的憂慮在於:產權恐慌;政治掛帥;又搞階級斗爭;再度關門鎖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鬧僵,卻與北韓這類惡政打得火熱;對外援助過量,導致國民勒緊褲腰帶;知識分子政策左轉與施行思想改造;陷入重度軍備競賽與爆发戰爭,包括新冷戰;改革開放終止與極權政治全面回歸。

8種憂慮是中國當下老百姓普遍心情的真實概括。比如移民潮的出現,當然原因很多,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質的,也不乏洗錢趕緊溜的,更有權貴攜款逍遙法外的,但普遍缺乏產權安全感則為移民者的共性。又比如在大學裡政治掛帥,大學教師連連因言獲罪,因為擔憂黨政宣傳口子找麻煩與課堂上學生特務告密,而戰戰兢兢。

8項期待

憂慮之下,文章沒有呼籲老百姓走上抗爭之路,而是提出了8項期待。

第一,杜絕援外撒錢"大手筆"。第二,杜絕主場外交中的鋪張浪費。第三,取消退休高幹的權貴特權。第四,取消特供製度。第五,實施官員財產陽光法案。第六,"個人崇拜"亟需趕緊剎車。第七,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第八,平反"六四"。

這8項期待是文章最具震撼力的部分,每一項,都擲地有聲,每一項,都會招致新聞審查的封鎖。文章的結尾時,他是這樣寫的:"話說完了,生死由命,而興亡在天矣。"他不是不知道文章會帶來的風險。

"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和"平反六四"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接受自由亞洲的采訪時表示特別贊同8項期待中的最後兩項, 即"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和"平反六四"。他還呼籲當局不要讓敢於发聲的許章潤"消失"。據悉,該文在網絡发表時,許章潤本人正在日本訪問。

許章潤的文章較早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網站上发表,至今仍可以看到。"這很大膽,"天則所一名研究員對《紐約時報》說。"許多知識分子可能也有同樣的想法,但他們不敢說出來。"中國國內一些網站轉发該文後,多半都被刪除。在社群網站上,零星可以看到"漏網"現象。

旅居美國的前北大經濟學教授夏業良則對該文深感失望。在夏看來,許章潤的文章遠沒有達到一名清華大學法學教授的要求,因為它更多地在跟執政黨討價還價:讓當年的劊子手承認殺人殺錯了,怎麼可能?夏業良認為,《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還不如當年的《公車上書》,似乎在哀求皇上和官僚們,你們高抬貴手吧,因此,該文"在內容上、格局上、在追求的目標上,遠遠低於《零八憲章》。"

[ 本帖最後由 路過 於 2018-10-11 07:39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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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市民社会与私法精神【完整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Ob1H31V4


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China's Future Uncertain: "Our Fears and Expectatio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MubBh0pxM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发出最强音:要求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7oDivtEv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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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禁區】清華學者撰文評中共合法性問題 盼明年平反六四
https://www.hk01.com/%E8%AD%B0%E4%BA%8B%E5%BB%B3/218029/%E6%94%BF%E6%B2%BB%E7%A6%81%E5%8D%80-%E6%B8%85%E8%8F%AF%E5%AD%B8%E8%80%85%E6%92%B0%E6%96%87%E8%A9%95%E4%B8%AD%E5%85%B1%E5%90%88%E6%B3%95%E6%80%A7%E5%95%8F%E9%A1%8C-%E7%9B%BC%E6%98%8E%E5%B9%B4%E5%B9%B3%E5%8F%8D%E5%85%AD%E5%9B%9B


中國近期飽受貿易戰、疫苗造假等負面消息困擾,引起不少中國學者的憂慮,甚至有學者開始質疑中國的現狀。

當中,清華大學法學家許章潤教授日前在網上發表題為《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的文章,就被認為是2012年以來中國體制內學者批評中國領導層最為嚴厲的檄文。

許:應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

《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全文分為3個部分,第1部分為「底線」,第2部分為「8種憂慮」,以及第3部分的「8項期待」。許章潤在文中直言,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後均以「維持基本治安、明確國家願景」、「有限尊重私有產權」、「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實行政治任期制」這「4條底線」為40年來「改革開放」的政策奠基,並成功重拾執政合法性。

不過他批評中國公民社會數十年來毫無長進,「稍有冒頭即遭整治」;政治體制未見任何進步變革,連給予人民一定政治安全感的國家主席任期制也遭修憲取消,「等於一筆勾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令世界輿論譁然,讓國人膽戰心驚」。他又表示:「伴隨甚囂塵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領袖個人崇拜」,引發出中國百姓「8種擔憂」,包括產權恐懼、政治掛帥、又搞階級鬥爭、再度關門鎖國、外援過量、知識份子政策左轉與施行思想改造、陷入重度軍備競賽與爆發戰爭、改革開放終止與極權政治全面回歸。

為此他呼籲當局成全百姓的「8項期待」,杜絕援外撒錢、鋪張、特權、貪腐、公布官員財產、「『個人崇拜』亟需趕緊煞車」;還有「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否則「等於憑空製造一個『超級元首』,無所制衡」;並盼明年「六四事件」卅週年之際,平反該場民主運動,「有助於收拾政治合法性」。

許章潤這篇文章早前曾在內地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網站上發表。據天則所研究員姜浩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許章潤的這篇文章「這很大膽。許多知識分子可能也有同樣的想法,但他們不敢說出來」,不過天則經濟研究所早前突然被封,消息一度引起外界關注。

經濟快速增長讓中國陷入速食文化

不過,旅居美國的前北大經濟學教授夏業良則對該文深感失望,夏業良認為,許章潤的文章遠沒有達到一名清華大學法學教授的要求,因為他在文章中只是更多地與中共討價還價。他認為,《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還不如當年的《公車上書》,「在內容上、格局上、在追求的目標上,遠遠低於《零八憲章》」。

另據《紐約時報》一篇題為《中國的敵人增多,習近平在國內遭到罕見批評》的報道稱,中國近幾個月來一直在努力應對與美國日益嚴重的貿易爭端。一些中國外交政策專家曾暗示,如果北京方面採取更靈活的立場,更快撫平有關自己目標的招搖言論,與特朗普政府(Donald Trump)的貿易戰本可能得到控制。

而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賈慶國最近在北京的一個論壇上指:「中國在處理國際問題上應該要低調,不能營造一種要取代美國模式的氛圍。」有關數十萬名兒童接種了問題疫苗的醜聞,美國《外交政策》報道指出,疫苗造假觸及北京脆弱的一點,那就是兒童安全。至於中國父母對子女安全與健康的恐懼,則是中共最大夢魘。

報道稱,許多人認為,經濟快速成長與社會動蕩會讓中國陷入一種不道德的速食文化,這種文化將利潤置於一切之上,甚至是兒童安全。 中國的經濟和綜合國際顯著增強,一些西方國家不能心平氣和地看待中國崛起,還將中國「妖魔化」,只要一些少數派在理性地看待中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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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文摘】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梁文道)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realtime/article/20190113/59135368

上星期回臺北見見朋友,正是習近平對臺講話出爐,「一國兩制」成為民間熱門話題的時刻,居然恰巧給我碰上一件和一國兩制不知道算不算是有關係的事。  

相關新聞:【順豐審查●不斷更新】台北寄「敏感書」返港被拒 梁文道回應:非常震驚

既然到了臺北,免不了又要買一大堆書回來。近幾年身子不如從前,開始搬不動這麼多書了,就只好讓酒店前檯安排速遞。儘管這筆運送費用可能抵得上好幾本書的價錢,但我輩中人都曉得,買書的時候是很難計較這些的。這一次我照辦煮碗,離店那一天留下了好幾袋書,輕輕鬆鬆上路,等着回家檢閱所獲。結果等了幾天都沒有消息,正想打回酒店問問是怎麼回事,就收到了酒店的郵件:  

「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冊內容有管制,有三本書快遞無法替您寄送:  

相關新聞:【順豐審查】3本書被拒寄送 內容講啲乜?

1《滾出中國》
2《大辯論》
3《思想史》  

以上三本書已先幫您拿出來存放櫃檯,待您下次入住時再交還給您。此次順豐是以貨到付款方式寄送,之前的信用卡授權會取消。」  

這真是讓人意外。我每年都至少回臺北一趟,每一趟都住在同一家酒店,每一次也都請他們替我安排快遞,把書送回香港,可從來都沒發生過類似的事。大概在大陸住得太久,我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先檢討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買了什麼不應該買的東西,又寄了些什麼不應該寄的事物。《滾出中國》是我活該,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麼好玩意,它就該滾出中國。但是《大辯論》和《思想史》呢?這兩本書有問題嗎?於是我趕緊查了一下,發現《大辯論》原來早有大陸版,只是譯者不同,翻譯出來的書名也不同,簡體字版叫做《大爭論》。這兩個版本,都來自美國保守派公共知識份子Yuval Levin的英文原著《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這本書談的是一個思想史上的重要時刻,那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伯克(Edmund Burke)和潘恩(Thomas Paine)的辯論,一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從內容上看,這本書應該一點問題也沒有,更何況它早有大陸「中信出版社」的版本,怎麼會過不了管制?  

轉念一想,我卻又覺得這個管制管得有道理了。首先,自從政府幾年前換班之後,大陸書業就有了「回頭看」的做法。意思是凡在「新時代」之前出過的書,都得回頭重新審查。就算是從前經過審批,拿到書號的合法出版物,也都不意味着它在「新時代」就能自動再版再印。可能是過去幾年太過寬鬆,一大堆包裹在「自由」和「民主」等名號下面的書,原來都是夾帶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毒草;還有一些批判德國納粹和反省前蘇斯大林時期的歷史著作,分明就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更別提一些關於反右、文革乃至於大饑荒的回憶錄和文學作品,那純粹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載體。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大辯論》就很有可能是以前可以出,但現在絕對不能再上架的那種書了。左派右派這種事,是你們今天可以隨便妄議的嗎?  

然而,《大辯論》的簡體版2014年8月面市,離習近平上臺也已過了一年多,是「新時代」的產物,可見它並非栽在「回頭看」手下。那會不會純粹是繁簡二版譯者不同,內容完整程度或者也不一樣,所以必然要把臺灣這個本子當成另一本書來看呢?極有可能。去年就出過這麼一件怪聞。一位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歷史學家從美國教完書回來,一入境就遭到海關扣起行李箱中的幾本書。其中一本正是這位學者中文論著的英譯版。請注意,這部英文學術專著出自全球最受尊崇的學術出版社之一,而它的中文版還是現在在大陸買得到的學術暢銷書之一,那為什麼換了英文就進不了中國呢?縱使學富五車,這位溫文爾雅,說理通透的大學者,也還是說不過認真負責的中國海關。事後我們都猜,那是海關見到這本書上有「China」這個字,神經自動繃緊的緣故。你知道,今天海關見到X光機中有裝着書的行李,其緊張程度堪與見到毒品相比。  

總而言之,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棄卻一子。於是我也就明白了另外一本書不能從臺灣寄回香港的原因了。那本《思想史》其實是臺灣一本學術期刊,我買的這一期是它的第七期,為了請大家幫我檢討,同時也想聽聽「順豐快遞」的解釋(儘管我知道他們多半不會理我),請大家不要介意我列出這一期《思想史》的完整目錄: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什麼是「舊體制」?  

不知道各位怎麼想,我猜這裏面比較讓人忌諱的字眼可能是「革命」、「威權」和「舊體制」甚至「啟蒙運動」(總不會是孫中山吧?)。以我對今日氣氛的嗅覺,這些字詞讓人起疑是絕對有可能的。  

那麼到底是誰在起疑?誰在害怕?我打電話去追問,酒店的人語焉不詳,就說是「順豐」的意思,和他們無關。如果這是順豐快遞的決策,那這是書籍帶回他們臺北的運送中心之後,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還是快遞小哥直接在酒店現場一本一本地審閱這些東西合不合格?那是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還是反過來,有一份更為浩大的和合格書籍名錄?又或者說,乾脆是他們的工作人員憑自己的判斷力來把握?這些人都是臺灣人對吧?他們是已經經過專門訓練,猶如大陸的審查員那樣,個個慧眼獨具?還是他們在揣摩對岸的意思,想像有些什麼文字和觀念是過不了臺灣海峽的?無論如何我請酒店想想辦法,找回一些我們以前合作過的老夥伴,可是他們卻寧願去郵局專門替我跑一趟,用回最傳統的郵政服務。其實去年之前,這家酒店送快遞回香港給我,不是經過DHL,就是UPS,他們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只用順豐快遞的服務呢?是因為那兩家傳統快遞公司都打不過順豐?還是在臺北住店,而又多有需要托送東西的遊客多半是大陸客,所以為了方便,他們就和順豐快遞獨家捆綁起來?沒辦法,這是市場的力量。大陸的市場那麼大,企業那麼有實力,你能不順着他們走嗎?  

當然,香港人對於這個問題,首先要想到的,應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香港也被納入了這套書籍和文章內容管制的系統?我也抗議過了,告訴這家酒店的員工,從境外寄任何書籍到香港都不是問題,畢竟以我所知,香港還沒有這套管制書籍進出口的法令(也許我所知有限,其實早就有了這套規矩,只是我沒意識到罷了)。電話那一頭,可憐的酒店服務人員支支吾吾,他好像不大相信香港在這方面跟大陸真的不一樣。這不怪他,經過這次遭遇,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臺灣去了。

【順豐審查】3本書被拒寄送 內容講啲乜?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china/realtime/article/20190113/59137824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早前在台灣買書後,透過酒店找快遞公司把書寄回港,其中3本卻遭順豐快遞拒絕,「被拒絕」的3本書分別是《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及學術期刊《思想史》第7期。梁文道表示,懷疑當中字眼如「革命」、「威權」和「舊體制」甚至「啟蒙運動」等,讓人忌諱,令《思想史》這本期刊被截被順豐速遞拒絕寄送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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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出中國》的作者是畢可思(Robert Bickers),他爬梳了一戰結束至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掌權間的歷史,書中呈現足以撼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國,在國際各處以強權姿態橫行,不斷上演古怪、敏感、霸道又愛鬧脾氣的外交風格。強國背後,卻是200年來沉重的屈辱,以及未竟的中華偉業。難怪梁文道也稱,「《滾出中國》是我活該,看名字就知道不是甚麼好玩意,它就該滾出中國」。  

《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作者李文(Yuval Levin),這本書談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伯克(Edmund Burke)和潘恩(Thomas Paine)的辯論,一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從內容上看,看不出這本書為何會出事,而且《大辯論》於2014年8月時已有大陸版,只是譯者不同,繙譯出來的書名也不同,簡體字版書名叫《大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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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思想史》第7期則收錄了: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甚麼是「舊體制」?

【順豐審查●不斷更新】台北寄「敏感書」返港被拒 梁文道回應:非常震驚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china/realtime/article/20190113/59137761

(新增動新聞)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今日在《蘋果日報》名采刊登的專欄文章,指本月7日到台北探望朋友,照慣例買了不少書,然後請酒店幫忙寄書回港。但他等了幾天都沒消息,正打算詢問時便收到酒店電郵,寫着:「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冊內容有管制,有三本書(台灣順豐)快遞無法替您寄送:1《滾出中國》2《大辯論》3《思想史》」。  

相關新聞:【順豐審查】3本書被拒寄送 內容講啲乜?

對於台灣順豐拒絕將「敏感書」送遞往香港,梁文道接受《蘋果》獨家訪問時表示,過去曾多次從台灣寄書籍到香港,多透過DHL等速遞公司做託運,今次是首次遇上被拒送遞的問題。事發後,酒店職員只表示不太清楚詳情,僅表示是順豐那邊的決定。  

梁文道不認同三本被拒順豐拒絕送遞的書是「敏感書」,因為《思想史》期刊第7期純粹是一本學術歷史期刊,目錄只是有關孫中山、英文字典的繙譯等題材 ;《大辯論》更曾在大陸出版,現在香港亦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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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坦言,事件讓自己非常震驚,因為大陸確有管制書籍出入口,但香港理應沒有相關管制,不知香港何時開始管制。梁文道亦質疑台灣順豐職員到酒店收件,之後卻拒絕送遞:「究竟他們是自我審查,還是有一份「清單」呢?不過,我自己就不太信有「清單」的存在。」  

梁文道表示,過去從台灣寄書返港,會用紙袋把書裝好再交到櫃枱,然後請酒店職員安排託運。快遞公司收件後,會拆開紙袋,將書和紙袋一併放入紙箱。究竟今次是否台灣順豐職員拆開紙袋時,發現「敏感書」而下決定拒絕送遞,則不得而知。  

梁文道在名采文章中亦質疑,酒店未選擇過去曾合作的DHL、UPS而選擇順豐快遞,是因為受制於大陸市場:「沒辦法,這是市場的力量。大陸的市場那麼大,企業那麼有實力,你能不順着他們走嗎?」梁文道最後稱「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台灣去了。」

另據台灣中央社的報道,台灣順豐公關覆稱台灣順豐是港資、不是中國順豐台灣分公司,但未有提及港資與中國順豐的關係。至於審查訂單部份,順豐公關回應指依各國海關管制規定處理,「不證實是否處理梁文道個案」。  

《蘋果》今午到旺角多間樓上書店查詢3本書的發售詳情。樂文書店及田園書店職員均表示,有向台灣書商訂購《滾出中國》,但目前未有現貨。樂文書店職員續表示,該書於去年年底出版,最快會於本周三從台灣運抵本港開售。職員表示,未曾聽聞從台灣寄書來港會被貨運公司或速遞公司拒絕,直言事件「難以置信」。  

樂文書架上亦有發售《思想史》1至7期,最新的第8期則未有現貨,同樣預期本周內有售。職員稱,該書入貨量少,銷量也不算多,但從未出現因政治或其他原因無法從台灣付運至香港。而序言書室職員則表示,沒有出售該3本書,亦不考慮入貨。

【順豐審查】官網列明僅禁淫穢物品到香港 寄大陸則禁反動書刊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china/realtime/article/20190113/5913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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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70年帶來太多災難 北大教授促中共體面退場
http://trad.cn.rfi.fr/%E4%B8%AD%E5%9C%8B/20190105-%E5%9F%B7%E6%94%BF70%E5%B9%B4%E5%B8%B6%E4%BE%86%E5%A4%AA%E5%A4%9A%E7%81%BD%E9%9B%A3-%E5%8C%97%E5%A4%A7%E6%95%99%E6%8E%88%E4%BF%83%E4%B8%AD%E5%85%B1%E9%AB%94%E9%9D%A2%E9%80%80%E5%A0%B4

中國民間聲望很高的北大教授鄭也夫決定挺身而出,盡“匹夫之責! ” 他在剛剛公開的『政改難產之因』一文中分析政治改革為什麼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發生?他認為中共今天淡出歷史舞台,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益。但作者同時指出,如果大家不發出聲音,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的終結!


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是,習近平執政以來對敢言者採取的高壓、封鎖、拘捕政策,產生的恐懼效應似乎已經封頂。在中國改革40周年之際,反而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公開發言表態。他們或者指出習近平當局根本不可能改革,一切對當局的指望都是天真的;或者仍寄希望於當局解放思想,放手改革;或者認為改革已死,憲政當立;近日公布的『中國百餘公共知識分子改革感言』就具有代表性。這一波中國知識分子的涌動中,鄭也夫2018年年底的發聲,極其尖銳!

政治體制改革為何不曾發生

鄭也夫文章開門見山,中共為何提出要政改?因為它意識到法治缺乏,權力濫用,社會經濟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軌。但是中共為什麼沒有實施政改:因為中共“黨首”意識到,“政改的每一項內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黨”:

黨政分離和政企分離,意味着黨的權力旁落,黨將失去對國家行政與社會經濟的操控;法制的健全將限制中共的行動範圍;真正的政治協商一旦開啟,中共的主張在爭論中有落入下風的可能;在與黨內外對手博弈中,決策者堅定地認為要抑制和應對社會多樣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趨勢、統治集團內部也不能民主,必須權力集中。

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有過一次,那就是1978年的改革,但是那次改革的原因是“不改革就亡黨”.作者指出常常把亡黨亡國放在一起說的謬誤,“殖民時代划上句號了,不再可能有亡國滅種的事情”,毛澤東造成的局面使得中共害怕亡黨,亡黨就意味着統治階級退出歷史舞台,“他們當然不願意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有了改革”。

中共和平結束專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

鄭也夫指出,中共在其執政的大多數時間中,其方針政策不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巧取豪奪,先將人民私有土地變為國有,然後大搞地皮財政,各地政府高價將地皮賣給地產商,無數公民成為房奴……

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其執政的70年歷史中,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演化到今天,“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它的性質已經徹底蛻變….加入它是為了做官,捍衛它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

在作者看來,有一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蕩的方式,淡出歷史舞台。“我以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

但他認為,和平終結專制的歷史,依賴於共產黨的一位明智的領袖,不然難有非暴力的轉型。

如果我們不發出聲音,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的終結

台灣終結一黨專政,在作者看來,如果沒有台灣民主派多年打拚,蔣經國如果不是面對巨大的壓力和多元的局面,蔣經國不可能做出那樣的選擇。作者認為,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惡性循環是雙方造就的。“得勢者為什麼要主動讓權,改變現狀呢?沒有外部的壓力,沒有強烈的開報禁、開黨禁的要求,執政黨的黨魁想這麼做,都沒法向同僚交代---同儕們會覺得老大有病了。”

作者接受“互動”的說法,作為黨魁,帶領中國走上結束專制之路實為不易,“難處不在於黨外有反對派,恰恰在於沒有反對派的存在” ,“讓我們互動起來,力爭踏上這唯一的、白駒過隙般稀罕的雙贏之路”。

如果書生都敢於講出自己的想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作者最後談到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有一個卑微的動因,就是讓我還能看得起自己。,多年來我塗抹了上百萬字。如果我最終在這個我想了許久的、關乎民族大業的問題上不置一詞,我會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認為“今天的書生還沒有盡責”。“如果他們都忠實於自己的良知,都勇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成吉思汗 鐵木真(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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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言書轟中共 清華教授撤職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190327/20642335

六四三十周年臨近,中共頻頻出手打壓異見人士。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據報日前被校方撤銷所有職務、禁止上課及輔導學生等。坊間估計,原因是他去年連番發文,痛陳中共弊端。

內地傳媒人龐皎明引述消息指,許章潤認為他被撤銷所有職務等等,只是清華專案組的第一階段處分,後續仍有處罰,他則表示「求仁得仁,我早有心理準備,覺得是小事一件。」北京大學前經濟學教授夏業良、中國知名作家章詒和也就此事,公開批評中共的做法。本報記者曾致電聯絡許章潤,但無人接聽。

現年57歲的許章潤去年7月發表的一篇萬言書《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更要求今年兩會「平反六四」,杜絕外交「大撒幣」,及實施官員財產陽光法案等。曾有評論指,《我》是2012年以來,中國體制內學者批評統治集團最為嚴厲的檄文,挑戰中國的政治禁區。  

左翼網站編輯遭軟禁

另外,左翼網站《紅色參考》前編輯、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柴曉明亦受到打壓。他於上周三失聯,其朋友於上周日才獲悉,他被南京國安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然而,當局並未說明柴涉嫌觸犯那條刑法。早於去年8月,已有《紅色參考》的編輯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刑拘,而不願披露身份的王先生向外媒透露,《紅色參考》編輯部曾參與深圳佳士工潮,並向當局抗議,估計柴被捕可能與工潮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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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發表萬言書批習搞極權回歸 清華名法學教授遭撤職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38774

2005年入選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的中國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去年7月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萬言書,批評習近平搞極權回歸、個人崇拜,呼籲再度修憲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不過據《自由亞洲電台》25日報導,許章潤已被撤職,原因可能是經常發文針砭時弊。

清華大學內部人士證實,許章潤日前被校方通知撤銷所有職務、禁止上課及輔導學生、停止「科研活動」等。有關部門或將對他去年到日本、英國的訪學行程進行調查。

撤職前,許章潤擔任清華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和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去年以來,許章潤發表了三篇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文章,最近的一篇題為《中國不是一個紅色帝國》。文章認為,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極權國家,但目前有走向「紅色帝國」的趨勢。許章潤主張,只有「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才能取得政權的永久正當性。

去年,許章潤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萬言書,狠批中共倒行逆施致全民恐懼,促平反六四、廢無限任期,矛頭直指習近平,堪稱中國最敢言的知識分子。

對於文章的論點和主張,中國知識界有不同評價,但網路輿論普遍認為,公開這樣的觀點需要勇氣。有評論認為,這是2012年以來中國體制內學者批評統治集團最為嚴厲的檄文,挑戰了中國的政治禁區。許章潤在文章的結尾寫道:「話說完了,生死由命,而興亡在天矣。」

北京作家章詒和公開力挺許章潤,她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在當前噤若寒蟬的政治環境下,許章潤因發聲而受到打壓,不排除中國知識界將發起集體聲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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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章潤: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24-opinion-xuzhangrun-fear-hope/

照此趨勢以往,「改革開放」會否就此終止,極權回歸,亦未可知。此時此刻,全體國民之最大擔憂,莫此為甚。

【編者按】本文是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新作。許章潤教授2005年曾被官方機構中國法學會評為「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之一,現為清華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以及中國大陸多所高校客座或兼職教授。自2013年以來,許章潤教授陸續發表《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重思中國立國之基》《保衞「改革開放」》《盛世危言——中國在臨界點上》等一系列演講和文章,批判中國當下政治和社會運行模式在歧路上漸行漸遠。本文尤其對2017年冬以來以來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倒退趨勢進行了系統性批判,明確指出要警惕「極權回歸」的危險,並提出「個人崇拜」剎車和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的訴求,成為中國大陸知識界為數不多直擊時弊的聲音。端傳媒經作者授權,首發全文無刪節版本。
包括整個官僚集團在內,當下全體國民對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個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擔憂日甚,已然引發全民範圍一定程度的恐慌。蓋因近年來的立國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線原則,倒行逆施,而這曾是「文革」後執政黨收拾合法性,併為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證明為最具正當性的政治路線,也是全體公民和平共處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共識,本不該動搖,千萬不能搖撼。
四條底線
那麼,是哪四項底線原則呢?
第一,維持基本治安,明確國家願景。結束連年「運動」,中止「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以包括連番「嚴打」在內的強力整肅,阻止社會失範,維護社會治安,同時盡力實現社會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眾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條件,是四十年裏現有政體的底線合法性,也是歷經劫難後的億萬國民擁護「改革開放」的原因所在。雖說從治安到公正,自就業而尊嚴,公共產品的內涵缺一不可,而且時移世易,訴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產品闕如之際好歹有底線保障,對於歷經動亂和苦難的百姓而言,總是好事。畢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願景不過是安寧生活,期期於温飽小康,而以世道安靖為前提。雖說此種治安格局及其後來發展出來的「維穩」路徑,反過來滋生出新的問題,暴露出政治統治正當性不足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卻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寧唯是,三十多年裏,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後,執政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謂「專心致志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堅持二十年不變,則官民互動之下,幾個回合下來,一般國民認為不管誰上誰下,他唱罷你登場,反正發展經濟、專心國家建設這一條蔚為基本國策不會改變。有此預期兜底,遂彷彿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體安排,你當你的官,我過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謀出此刻這一社會治安格局。換言之,不是這個夢那個夢,而是發展經濟社會,專注於國家建設,別搞運動,安寧生計,凡此底線原則,築就了展示並通達國家道義願景的起點,也是百姓接受統治的前提。

不是這個夢那個夢,而是發展經濟社會,專注於國家建設,別搞運動,安寧生計,凡此底線原則,築就了展示並通達國家道義願景的起點,也是百姓接受統治的前提。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產權,容忍國民財富追求。從廢除私有制,聲言私產為萬惡之源,到有限保護私有產權,容忍億萬人民對於財富增長的追求,並且訴諸立憲,所謂「私產入憲」,釋放了發家致富的普遍人慾,給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應。在此情形下,不僅國家經濟實力空前增長,並以此支撐了科教文衞與國防武備,特別是龐大的黨政費用,而且,一般國民亦多獲益,生活水準多所提升。此為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法制緣由,同時說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獲得全民容忍的經濟原因。畢竟,動什麼,別動大家的錢袋子,是硬道理。其實,此為一切正常人類社會的通則,近世產權理念與人性觀念為此特加張本,「改革開放」以「撥亂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實為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幾十年裏,公民社會不見成長,稍有冒頭即遭整治,嚴重阻滯了國民政治心智發育與公民人格養成。政治社會更是不見蹤影,導致中華國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見肘。但是,倫理社會基本恢復,經濟社會與市民社會確乎多所發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省份,早成生活事實。所謂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領域的有限生活權利,着重於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別是對於自家生活方式無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髮型服飾無需看官家臉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腳,旅遊宴饗婚外戀,小資麻麻,這世道才有煙火氣。較諸毛氏極權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鐵桶生活,連褲襠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國民暫棄公民身份追求,而滿足於市民幸福,回歸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無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體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為柄,實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雖於一案一事得計,可喪失的卻是普遍的市民預期,反而得不償失。至於北京市以整治市容為據,而將好端端便民商鋪酒肆一律封拆,彰顯的是「光榮政治」對於市民社會的為所欲為,一種權力的美學惡趣。——就是香港、倫敦與巴黎,超大規模國際大都會,不還都容忍並規劃街市交易嘛。至於市場經濟之下,笑貧不笑娼與娛/愚樂至死,忸怩作態、無德無識無恥卻大富大貴,亦為普通眾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邏輯,講述了一個不得不為了市民常態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價的現代喜劇與後現代鬧劇。
第四,實行政治任期制。三十多年裏,究其實質,雖說社會多元與政治容忍度明顯增長,但整個政治體制未見任何具有實質進步意義的變革,骨子裏依舊是那一套陳腐而殘忍的敵我鬥爭與專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貪婪醜態。但因立憲規定了包括國家主席和國務總理在內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權入憲」,並經2003年以還的十年任期後實現黨內和平禪讓,終於兑現了最多連任兩屆、最長十年這一憲法規定,紙上的憲法規定至此似乎積習而為「憲法慣例」,好像立法與實踐均雙雙塵埃落地,這便總算給予國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國際社會覺得中國正在步入現代政治。不妨說,三十多年裏嚷嚷政體改革而政體巋然不動,這是唯一看得見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來,不管你如何,不過就是十年的事。諸位,百姓無辜,小民螻蟻,平時面朝黃土背朝天,分散如沙,為養家餬口而勞生息死,根本無力抵抗任何組織化強權。此刻終於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覺也還算是對於隨時可能爆發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約,這便隨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油米柴鹽也。
以治安為導向的社會控制依然有效,但發展至「維穩」體制,局部地區甚至是一種準戒嚴狀態,則尾大不掉,靡費非常,說明體制潛力已然用盡,有待升級換代。
綜上所述,總體來看,以治安為導向的社會控制,在提供治安這一基本公共產品層面,依然有效,但發展至「維穩」體制,局部地區甚至是一種準戒嚴狀態,則尾大不掉,靡費非常,說明體制潛力已然用盡,有待升級換代。特別是此次中美貿易戰爭,將國力的虛弱與制度軟肋暴露無遺,更加強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執政合法性不是一勞永逸的」,對此危機似乎還有所警醒,而近年來對此嚴重缺乏敏感,卻自信膨脹,類如「扶貧運動」和「打黑運動」這種準運動式政經操作方式再度登場,令國家願景的確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對於私有產權的有限保護與一般國民發家致富慾望的有限滿足,不僅促進了經濟增長,而且提升了億萬國民的生活水準,但卻終於遭遇所謂「國進民退」與實際生活中屢屢發生的公權力肆意剝奪私有產權惡性案件的證偽,倒逼出「私權神聖」這一國民訴求,而背後的邏輯不過是「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這一公民認知。本來,「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為古今政治的基本內涵,今日於此必得過關而後安。而最為世詬病並令人膽戰心驚的,便是修憲取消政治任期制,等於一筆勾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國打回那個令人恐懼的毛時代,伴隨着甚囂塵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領袖個人崇拜,這才引發出下列全面恐慌。

幾十年裏積攢的財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續?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八種擔憂
在此,總括而言,大家的擔憂與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個方面。
第一,產權恐懼。幾十年裏積攢的財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續?法定的產權關係還能獲得立法所宣諭的保障嗎?會不會因為得罪了哪位實權人物(包括村委會主任)就企業破產、家破人亡?凡此種種,最近幾年間,反倒隨着時間推移,而愈發缺乏確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衝擊的是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規模富人移民現象作為應對之道。一般中產階級中下層,温飽有餘,但卻同樣為生老病死進程中隨時可能降臨的任何意外而擔驚受怕,尤其害怕通脹通縮錢不值錢。當然,富人移民的原因複雜,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質的,也不乏洗錢趕緊溜的,更有權貴攜款逍遙法外的,但普遍缺乏產權安全感則為通例。官商一體權貴的巧取豪奪是「改革開放」的最大贏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體。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間傳說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時不時演奏個「共產黨的終極理想就是消滅私有制」之過門,伴隨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囂,更且加劇了此種不安全感。恐慌之際,高峰居然集體學習《共產黨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兩位年輕天才的輕狂之作,其予全體國民的負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語境下,才能獲得真切解釋。
第二,再次凸顯政治掛帥,拋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基本國策。幾年來,意識形態火藥味愈來愈濃,以爭奪話語權為標識,而實則依仗公權力施行意識形態迫害的陣勢,已然導致知識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審查,層層加碼,導致出版業遭受重挫,輿論界鉗口日甚,中國與外部世界勾連之阻力加劇。甚至出現了鼓勵小朋友舉報告發父母這類官方宣傳品,違忤基本倫理,既反傳統又違現代,活脱脱一副極權政治嘴臉,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經的野蠻「文革」歲月,實在匪夷所思。影響所及,大學教師連連因言獲罪,因為擔憂黨政宣傳口子找麻煩與課堂上學生特務告密,而戰戰兢兢。更為嚴重的是,地方官僚基於政治擔憂普遍不作為,而中國經濟的成長實在有賴於地方官員基於政績觀而認真幹活的發展觀。那邊廂,「重慶模式」那幫餘孽與高校中曾經的「三種人」聯袂一體,今日搖身一變,滾雪球,構成「新極左」,喊打喊殺。
幾年來,意識形態火藥味愈來愈濃,以爭奪話語權為標識,而實則依仗公權力施行意識形態迫害的陣勢,已然導致知識界的普遍恐慌。
本來,一般國民對於「政治運動」之苦記憶猶新,新生代汲汲於市民生活,已然習慣於常態經濟社會與市民生活,對於人為的「政治掛帥」與毫無邏輯的極權泛政治化傾向,了無興趣,也不關心,硬逼他們,只能徒增反感。實際上,幾十年來,上下一心,這個政治體制還能獲得國民容忍,就在於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心全意謀發展,不再天天運動式「講政治」,停止或者減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會上演什麼「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這類荒唐鬧劇。終究而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需轉向以憲政建設為中心,而於政經兩面次第推進建設現代國族,為現代中國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卻依然應該是固守前者,再謀他圖,豈能背道而馳。
第三,又搞階級鬥爭。前幾年官媒與官方意識形態主管官員屢提階級鬥爭,早已讓大家一陣恐慌。這幾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懷疑會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階級鬥爭那一套。猶有甚者,隨着反腐之第次展開,特別是新建國家監察委及其權力之無限擴大,將全體公教人員悉數劃入,不僅未能提升大家基於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卻不禁令人聯想到克格勃式轄制以及殘酷的黨內鬥爭的可能性,而再度引發重回過往階級鬥爭歲月的陣陣恐慌。因而,對於「鬥,鬥,鬥」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國民記憶,及其是否重回華夏大地的普遍擔憂,使得政治疏離感日增,和合與祥和氣氛日減。本來,「私產入憲」與「人權入憲」,伴隨着兩任到頂這一黨內禪讓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個常態國家漸行漸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動用「鬥」字訣,可這幾年的做法卻彷彿與此背道而馳,大家自然心驚膽戰。
隨着反腐之第次展開,特別是新建國家監察委及其權力之無限擴大,不僅未能提升大家基於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卻不禁令人聯想到克格勃式轄制以及殘酷的黨內鬥爭的可能性。

[ 本帖最後由 KT88 於 2019-3-29 02:21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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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再度關門鎖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鬧僵,卻與朝鮮這類惡政打得火熱。中國的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是中國文明的自我進步,循沿的是超逾一個半世紀的文明大轉型固有邏輯,也是現代世界體系在中國落地後之發育成長,並非外力所能主導。但在具體操作層面,卻是在重啟「改革開放」而與西方世界關係改善之後,以進步主義為導向,以「與世界接軌」為目標,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場經濟快車實現的。沒有「開放倒逼改革」,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而與朝鮮、委內瑞拉這類失敗國家、極權國家打得火熱,違背民意,忤逆歷史潮流,實在不智。雖說民間調侃,鑑於中國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於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擔心兩國交惡,但明暗之間一閃失,倒黴的是這個據說全民所有的國族,而必然落在每個具體的百姓人頭,搖撼的是他們的口糧與衣衫。在此,究其緣由,就在於以政黨理性代替國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國家理性壓制公民理性,不思進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後於時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對外援助過量,導致國民勒緊褲腰帶。據說中國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國,動不動「大手筆」劃拉幾十億幾百億。此就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而言,不少地方還處在前現代,實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擴張性「光榮政治」邏輯作祟,蔚為主因,而公子哥心態與做派亦且難辭其咎。現有的國家財富,包括那三萬億外儲在內,是四十年裏幾代人血汗累積的,更是遠自洋務運動以還數代中國人奮鬥的善果,怎能隨便亂花。長期高速的經濟增長終有結束之時,則如此慷慨,類如當年無原則「支援亞非拉」,導致億萬國民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甚至於餓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官媒以「共克時艱」號令,儻論什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立刻遭遇百姓無情嘲諷,「去你媽的,都哪兒對哪兒呀」,正說明人心所向,早已非當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識分子政策左轉與施行思想改造。雖然早就說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風吹草動就拿他們當外人,甚至當敵人,已成國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達。教育部一再聲言要加強對教師的思想教育,網傳必須重點防範海歸教師,以及高校中的極少數文革遺左紛紛如打雞血般跳將出來喊打喊殺等等,都令人擔憂所謂的知識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臨,特別是伴隨着政策左轉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運動,乃至於不排除更為嚴重的態勢。「妄議」大棒揮舞,人人噤若寒蟬,還有什麼言論自由可言。而無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則探索未知、學術精進與思想創發云乎哉。本來,歷經這四十年的積累奮鬥,再好好幹一、兩代人,中華文明有望迎來一個思想學術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種鉗口政策再延續下去,甚至日益趨緊,則此種可能性無望變成現實性,中華國族終究只是精神侏儒與文明小國。

第七,陷入重度軍備競賽與爆發戰爭,包括新冷戰。短短十年間,整個東亞其實已然陷入軍備競賽,但所幸爆發戰爭的概率依舊尚處可控層面。問題是,不能由此打斷中國的常規發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後水落石出的偉大現代轉型。兩年來,在「阻止中國陷入全面內戰」與「保衞改革開放」兩文中,筆者都曾指認中國逐漸於「維穩體制」之上又疊加了「戰備體制」,就在於提示其危險性,防範其負面影響。此刻隨着內政緊繃與外貿糾紛日甚,經濟下滑可能性加劇,則其進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範其不至被迫走向戰爭狀態,不管是熱戰還是冷戰,絕非杞人憂天。坊間輿議提醒中美貿易爭端不應再引向意識形態之爭,更不要進行政治模式之爭,亦為同此憂慮而發,還算靠譜。


筆者都曾指認中國逐漸於「維穩體制」之上又疊加了「戰備體制」,就在於提示其危險性,防範其負面影響。攝:VCG via Getty Images
第八,改革開放終止與極權政治全面回歸。雖說「改革」一詞已然多少污名化,畢竟,惡政亦且假爾之名而行之,但在當下中國語境下,置身大轉型尚未完成、有待臨門一腳的現狀,較諸爆炸性革命與極左式的倒退,改革依舊是最為穩妥的路徑。改革空轉,抑或不進則退,早已非只近幾年的事了,實已延綿一屆任期。照此趨勢以往,「改革開放」會否就此終止,極權回歸,亦未可知。此時此刻,全體國民之最大擔憂,莫此為甚。說是極權回歸,就在於胡温任期,彷彿出現極權向威權過渡趨勢,故而稱為「後極權時代全能型威權政制」。但這兩年反其道而行之,這才引發「極權政治全面回歸」的恐慌。中國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戰爭與1937年抗戰爆發,兩度打斷中國的現代進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諸東流,中國的現代事業因而被迫延宕。今日這一波延綿將近兩個世紀的大轉型已到收尾時段,有待臨門一腳,切切不能再因戰禍而中斷。倘若中斷,下次歷史機遇何時再來,恐伊于胡底矣。

八項期待
當此之際,針對上述擔憂與恐慌,從內政着眼,無涉經貿(包括大幅度減税),也不上綱上線到民主法治層面,僅就下列八項而言,具體而有形,允為時務。

第一,杜絕援外撒錢「大手筆」。非必要的無謂援外大撒把,砸錢,最令一般民眾反感寒心。中國尚處發展爬坡時段,無論基礎設施還是民生福利,均難題如山,任重道遠。且不說養老、就業與教育,但就鄉村凋敝而言,就壓力山大,而需公權力多所措意。否則,半個中國仍處前現代,等於現代中國只是個半拉子工程,談何文明覆興。近日中阿論壇期間宣布撥銀兩百億美金,設立所謂阿拉伯國家「重建專項計劃」,並且「探討實施總額為10億元人民幣的項目,支持有關國家維穩能力建設」。可我們知道,海灣國家個個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億未曾脱貧國民的中國在此充當冤大頭,讓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腸何在,還把自家國民當人待嗎?——縱便此間涉及「戰略布局」,但難免攪入既有大國博弈,而導致戰線過長,亦嫌稍早。而且,凡此支出,完全無視既有預決算體制,將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國庫司庫憲法職權撇在一旁,在實質性癱瘓既有官僚科層建制化之際,等於向憲制與法制開戰。

第二,杜絕主場外交中的鋪張浪費。開個平常的會,就使勁折騰,不計成本,勞民傷財,其實既無裏子也無面子。此為「光榮政治」,而非「實利政治」,更非「實力政治」,亦非什麼「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具有熱情好客的優良傳統」,非徒謀虛榮者不為。照此思路,聯合國所在地的紐約峨冠博帶,豈非天天戒嚴不可;全球性組織最多的日內瓦和巴黎,衣香鬢影,還不夜夜都要放煙火?就國家自助體而言,概需以實力立世,而旨在謀取實利,同時不廢道義心腸。兩項既存,三者並立,沾溉國民,榮光不求自來。無此維度,汲汲於光榮政治那一套,當事者出頭露面好像挺風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頭,實則招人鄙夷,也會激發民憤。連舉世嫌棄的隔壁獨夫胖墩來,居然大陣仗迎送,那文圖俱在、傳聞中酒席宴上128萬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說實在的,一下子令億萬國民離心離德。——還中國夢呢,做夢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幹的權貴特權。國朝體制,高幹生養病死全賴國庫,而享受超國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醫療標準與度假休養諸項,耗費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聞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說明見不得人。此種體制,承繼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養傳統,既違忤曾經自詡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現代公民立國原則。若說什麼「封建殘餘」,此為典型。國民痛恨不已,可毫無辦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這邊廂普通人民住院難,那邊廂高幹病房巍哉峨兮,隔離於一般病區,讓多少百姓看在眼裏恨在心裏,而每一絲仇恨都可能在某個時刻於心田中成長為驚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製度。七十多年裏,其實早從延安時期就已開始,無論是在國民飢寒交迫的年代裏,還是此刻億萬百姓為嬰兒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膽之際,特供製度供養着這個號稱人民政權的高層權貴,提供着一般人做夢都不敢想像的諸種特權,除開幾個極權政體之外,舉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謂豪奢之至,而無恥之尤。社會恆有差等,賢愚貧富實為自然,但那是結果,而非抹煞起點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國庫供養少數權貴。此制一日不除,「第34號」依舊,中國食品安全就一日沒有保障,兩方同樣無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實施官員財產陽光法案。有關於此,民間早已呼籲多年,居然毫無動靜,說明其間貓膩最大,最見不得人。現有官員升遷程序中對於子女玉帛的說明,只限內部掌握,存見於幹部檔案,而一般國民無從知曉,遂使一切迷霧重重。而無論人力物力,還是技術手段,早已成熟,正為施行此制,並經由全國聯網,用十四億雙眼睛施行有效監督,鋪墊好一切基礎。反腐而腐敗不止,就在於搞成了內部的事,而非基於政治公開原則的法制作業,缺的就是陽光法案這一環。你們若非心虛,那就施行此制,讓一切大白於天下吧!你們要是正心誠意,那就加入大多數國家均在其中的國際反洗錢組織「艾格蒙聯盟」(Egmont Group)吧!何必雲山霧罩,將億萬國民當二百五。

今明兩年的適當時機,如秋季召開人大特別會議或者明年三月全國人大例會,通過再度修憲,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以保衞改革開放、防範重回文革極權政治。

第六,「個人崇拜」亟需趕緊剎車。改革開放四十年,沒想到神州大地再度興起領袖個人崇拜。黨媒造神無以復加,儼然一副前現代極權國家的景象。而領袖像重現神州,高高掛起,彷彿神靈,平添詭異。再者,官員講話,本為秘書手筆,不過等因奉此,居然彙編刊行,精裝亮相,全球免費贈送,徒耗紙張,令人噴飯。此間不僅需要反思為何當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檢討為何曾經遭遇此種戕害的偌大國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論家」「研究者」,居然對此毫無抵抗力,卻不乏舔癰吸疽之徒。而億萬人猶如虛無,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幾個馬屁精大員,正說明所謂啟蒙是一個未竟事業,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務上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臨而砥礪前行。而且,它更加說明中國尚未完全進入現代世俗理性的常態國家境界,而有待接續奮鬥矣。

第七,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年初修憲,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輿論譁然,讓國人膽戰心驚,頓生「改革四十年,一覺回從前」的憂慮。此間作業,等於憑空製造一個「超級元首」,無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聯翩而頓生恐懼。因此,今明兩年的適當時機,如秋季召開人大特別會議或者明年三月全國人大例會,通過再度修憲,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以保衞改革開放、防範重回文革極權政治。《憲法》既立,無論是何種質量的憲法,本不宜改來改去,無奈這是大轉型時段過渡政體下的一部臨時憲法,只好頻繁修訂。但願轉型落地之前,這是最後一次修憲。


年初修憲,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輿論譁然,讓國人膽戰心驚,頓生「改革四十年,一覺回從前」的憂慮。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第八,平反「六四」。今明兩年,適值「改開」四十週年、「五四」百年與「六四」三十週年,一連串所謂敏感節點紛沓。而中美貿易戰的後果,亦將延時第次顯現,增加了所謂的不確定性。在此,既有的「維穩」思路是「以治安對付政治」,疊加上「用政制鉗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應政治」這一常態政治之道。當年給「四五」平反,從此每年四月五號不再成為敏感節點,就在於「以政治迎應政治」,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結果各得其所,皆大歡喜。因此,值此迎來「六四」爆發三十週年之際,當局於今明兩年適當時刻公開為其平反,不僅表明「以政治迎應政治」的誠意與智慧,而且,從此每年六月四號無需再如臨大敵,為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掃清障礙,既裨益於民心舒暢,更有助於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諸項,均為現代政治的一般常識,也是刻下國人的普遍訴求。此番「冒着殺頭的危險說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於舉世滔滔,若無此說法,就無此立法,從而吾儕百姓沒個活法,其奈也何,嗚呼哀哉!

值此迎來「六四」爆發三十週年之際,當局於今明兩年適當時刻公開為其平反,表明「以政治迎應政治」的誠意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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