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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黃花崗起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8%8A%B1%E5%B4%97%E8%B5%B7%E7%BE%A9

黃花崗起義,又稱第三次廣州起義、辛亥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東省廣州市發起的一場起義。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8%8A%B1%E5%B4%97%E4%B8%83%E5%8D%81%E4%BA%8C%E7%83%88%E5%A3%AB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是指1911年4月27日在中國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中遇害後葬於廣州市東北郊(現市區越秀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的革命黨人。

七十二烈士屍骨由潘達微收葬,改原地紅花崗為黃花崗,最初只是黃土一抔的墓地,甚為荒涼。1918年,滇軍師長方聲濤(方聲洞之兄)募款修墓。1921年,紀功坊、墓亭相繼落成,又查七十二烈士之外,尚有十四名烈士死於黃花崗之役,共八十六人,姓名全部刻於《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石碑的背面。

七十二烈士墓中有一墓亭,內有一座上書「七十二烈士之墓」的墓碑。亭前右側碑亭內立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碑」,其上刻有72位烈土的姓名。左側另立一「補書辛亥三月廿九廣州革命烈士碑」,上補刻有1932年審查所得的13位烈士的姓名。

七十二人中有六十八位屬於洪門成員。[1]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76/64180/8045188.html

黃花崗公園,又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是為了紀念1911年4月27日(農歷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三·二九”起義中死難的烈士而建造。公園位於廣州市先烈中路,佔地12.9萬平方米,建筑規模宏大,氣魄雄偉,是廣州作為近代革命策源地的重要見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於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黃花崗公園以“黃花浩氣”成為羊城八景之一﹔又於2002年7月再度評為新世紀羊城八景之一——黃花皓月。墓園分別於1994年、2000年、2001年被評為市級、省級及中國僑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黃花崗墓園始建於1912年,后因討袁戰爭而停建。1918年滇軍師長方聲濤(烈士方聲洞之兄)募款修建而初具規模,1919年海外華僑捐款增修了墓亭、紀功坊、樂台等建筑,其后又不斷增建,至1935年基本建成現有規模,1949年辟為黃花崗公園。

  葬在黃花崗公園的烈士大部分經過孫中山先生特許,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犧牲的民族英雄!除了七十二烈士墓外,還有中國第一個飛機制造家和飛行家、被譽為是中國航空之父的馮如之墓,陸軍上將鄧仲元之墓,被孫中山譽為“中國革命空軍之父”的楊仙逸之墓,梁國一之墓,越南烈士范鴻泰之墓……

[ 本帖最後由 ChairmanMao 於 2018-11-6 11:32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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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多少「富二代」
http://hk.aboluowang.com/2016/0416/724629.html

據史料記載,參加黃花崗起義的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齡只有29歲,其中9人是留日學生。這些19世紀“80後”海歸均出身於鐘鳴鼎食之家,卻為了民族的自由和復興,放棄錦衣玉食,割捨萬丈柔情,用自己的生命去敲響苦難深重的古老中國的黎明鐘聲!本文摘自2012年第5期《文史天地》,作者衛志民、劉江,原題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的“富二代”》。

同是“富二代”,現今的“富二代”,有幾人能望其項背?

百年滄桑,回望辛亥,經濟凋敝,政治腐敗,強鄰虎視,民不聊生,內憂外患與日俱增。凡有志之士,無不主張推翻封建專制,革除暴政,通過建立民主共和來拯救中國。他們以飛蛾撲火般的堅定與決絕,選擇了犧牲和革命,在那個黑暗和絕望的年代裏,為中華民族尋喚着光明、希望與重生。

1911年4月27日(農曆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發動了廣州起義,百餘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志士以及海外留學生在黃興帶領下,強取兩廣總督署,與清軍經過一晝夜的激戰後,終因寡不敵眾,革命失敗。事後革命黨人潘達微冒險收殮烈士遺骸72具葬於廣州東郊的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實際死難者,數倍於此)。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曾這樣評價廣州起義:“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隊伍役並壽。”

據史料記載,參加黃花崗起義的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齡只有29歲,其中9人是留日學生。這些19世紀“80後”海歸均出身於鐘鳴鼎食之家,卻為了民族的自由和復興,放棄錦衣玉食,割捨萬丈柔情,用自己的生命去敲響苦難深重的古老中國的黎明鐘聲!

林覺民:“亡大清者,必此輩也!”

1911年4月24日夜,香港臨江的一幢小樓上。夜闌人靜,萬籟俱寂。從廣州到香港迎接從日本歸來參加起義志士的林覺民,在屋裡來回踱步,思緒萬千。自己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可上有年邁高堂,下有弱妻稚子,自己卻將奔赴起義,生死未卜,想到此處不禁潸然淚下。可是既已決心“為國犧牲百死而不辭”就義無反顧。在留給父親的《稟父書》中,因不忍風燭殘年的年邁老父,在經歷喪子之痛的同時,還得勞神讀信,故只寫了寥寥數語:“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在寫《與妻書》時,“淚珠和筆墨齊下”。

曾經花前月下的美好,此時已成“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的追憶。今天再讀《與妻書》,為國捐軀的豪情壯志與對愛妻的繾綣深情兩相交融。帶着為自由而戰的慷慨激昂,帶着對愛情的忠貞不渝,纏綿悱惻而又大義凜然。這種“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壯烈情懷,在百年後的今天變得似曾相識卻又遙遠陌生,想來不禁讓人頓時心生萬千感慨。

林覺民,字意洞,號抖飛,幼時過繼給叔父林孝穎為子。其嗣父是個飽學多才的儒生,以詩文聞名於時;嗣母黃氏生性善良仁愛,是典型的賢妻良母,也算是書香門第,家境優渥。林覺民天性聰慧,讀書過目不忘,深得嗣父的喜愛,自幼就由嗣父親自教導讀書。13歲時,他應父命參加童生考試。但林覺民此時的志向已不在功名而在救國,他在試卷上寫下“少年不望萬戶侯”七個大字後便擲筆而去。

1905年,林覺民考入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陳寶琛在家鄉興辦的新學堂——全閩大學堂(後稱“全閩高等學堂”)。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大量《蘇報》《警世鐘》這樣的進步書刊,他常對同學說:“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林覺民性格剛直,善於言談,不畏強權,大器早成,在同學中頗具威信。全閩大學堂首任總教習葉肖韓曾意味深長地對林覺民的父親說:“是兒不凡,曷少寬假,以養其剛大浩然之氣。”一次,林覺民在閩縣城內七星廟作“挽救垂亡之中國”的演講,激動之處,拍案捶胸,聲淚俱下。全閩大學堂的一個學監恰好在場,聽罷感慨道:“亡大清者,必此輩也!”

林覺民漸漸對官立學堂的陳腐守舊心生不滿,而力贊鄒容在《革命軍》中所提倡的“革命與教育並行”,便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閩縣(福州)城北創辦了一所私立小學,又在城南創設了一家閱報所,其間收納了許多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這樣的進步讀物,宣傳民主共和思想。在自己家中,林覺民辦起一個別具一格的家庭女校。他首先把自己的新婚妻子陳意映動員起來,又發動堂嫂、弟媳、堂妹等親友家屬十餘人入學。林覺民除了教她們國學,還傳授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紹世界局勢,抨擊封建禮教。在林覺民的影響下,她們紛紛放開小腳,走出家門,成為剛建立的福州女子師範學堂的第一屆學生。

1907年,林覺民自費留學日本,就讀於慶應大學。這是一所由日本民主革命先知福澤諭吉創辦的著名大學。到日本後不久,他就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期間撰寫了《駁康有為物質救國論》,反對君主立憲,主張革命,實行共和,並出版《莫那國犯人》和《六國憲法論》兩本譯著。在留日學生中,林覺民與林文、林尹民(覺民堂弟)的才學引人注目,又都是福建侯官同鄉,且同居一處,故有了“三林”的稱號。

彼時身處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們,聽到的都是國內時局動蕩、起義失敗的消息,在他們之中瀰漫著一種消極頹靡的情緒。林覺民鼓舞大家,國內時局危在旦夕,我們既然是革命志士,就應該站起來仗義執劍,戮力同心,以死報國。只有這樣,才可能拯救中華於水火。1911年初春,病中的林文收到黃興的信件,稱“事大有可為,請偕同志來”,頓時大感振奮,即刻召開了支部會議,決定與林覺民等一起回國籌備起義。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時,廣州起義爆發,林覺民隨黃興進攻兩廣總督署。原計劃十路人馬一起進攻,由於謀劃協調不周,最後只有黃興所率的第一路義軍毅然舉事。當義軍攻到總督衙門時,兩廣總督張鳴岐早已聞風逃跑,起義軍舉火焚燒了總督衙門後,遭遇清水師提督李准親率的援軍。在激烈的巷戰中,林覺民被一顆流彈擊中,滿身是血,力竭被俘。

被俘後,兩廣總督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准親自提審林覺民。林覺民拒絕下跪,氣宇軒昂,坐地侃侃而談,縱論世界形勢和革命道理,奉勸清吏革除暴政,儘早建立共和政體,英雄本色盡顯無遺。水師提督李准為之動容,下令去掉鐐銬,搬來椅子讓他坐下講,始終未曾打斷。後來林覺民虛弱難撐,無法言語,仍向李准要了紙筆,以書代語。張鳴岐不禁感嘆:“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

林覺民慷慨就義時,年僅24歲。

方聲洞:如花生命,終為革命綻放

黃花崗烈士方聲洞為了尋求救國之道,17歲就赴日留學,投身革命,是中國同盟會的首批會員,廣州起義犧牲時年僅25歲。

方聲洞,字子明,福建閩侯人,1886年出生於一個福州富商家庭。父親方芷亭,曾任桐鄉縣令,後經營轉運公司,經常輾轉各地,思想開明,對晚清政府的腐敗專制十分不滿。方聲洞的伯公當時雖為朝廷官員,也思想開明,清正廉明。方聲洞的兄弟姐妹中共有7人赴日留學、1人赴法留學,其中6人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方家是真正的革命家庭。其兄方聲濤後來一直追隨孫中山堅持革命,歷經護國運動、護法運動。1918年,方聲濤募捐繼建黃花崗烈士墓園,使其初具規模。園中所立“七十二烈士之墓”墓碑,其上隸體碑文即為方聲濤所書。

方聲洞自幼聰明機警,膽略過人,志向高遠,長於演說。聽其演講,聲情並茂,慷慨激昂,聞之莫不感慨涕泣。雖出身富商家庭,卻自小鄙視浮華,生活簡樸,行不坐轎,食不嗜精。他在十幾歲時就對他人說:“勞則習苦,儉則不匱,吾輩志吞逆胡,來日艱難,正未有艾,今不勖勵,他日何能與士卒忍飢勞涉險阻乎?”寥寥數語,盡顯少年英雄的鴻鵠之志。

1902年,17歲的方聲洞隨兄姊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成城陸軍學校讀書。次年,沙俄侵犯中國東北邊境,激起在日中國留學生的抗俄運動,方聲洞與其兄方聲濤加入了“拒俄義勇隊”(後更名“軍國民教育會”)。1904年,惡鄰日俄為爭奪他們在東北地區的利益在中國的黑土地上燃起戰火,腐敗無能的清廷選擇了保持中立。方聲洞異常悲憤,“逢人便痛論國事”,認為不徹底推翻清政府的專制統治,實行民主共和,中華便無崛起之日,必將永為刀俎之下的魚肉,任人宰割。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20歲的方聲洞隨其兄方聲濤、姊方君瑛加入同盟會,成為首批會員。

加入同盟會不久,因母親去世,方聲洞返回福建老家守孝。清廷專制下的壓抑與閉塞,與海外同志的山海隔絕,讓他陷入難以名狀的苦悶與焦慮。他出盡家中所藏書籍,在家鄉辦起了書報閱覽所,傳播科學、自由、民主、平等的先進思想。1906年,方聲洞返回日本,擬再入成城陸軍學校學習軍事。但搖搖欲墜的清廷擔心這些留日的青年人起來造**,便與日本政府協商,規定中國的自費生不得在日本學習軍事。這令他大失所望,但他革命的志向並沒有因此而改變。為了推翻清廷的專制暴政,他又考入日本千葉醫學校,志在掌握化學知識以製造炸彈,效力革命。

1911年,孫中山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在日本的方聲洞被福建同志推選為同盟會第十四支部支部長的職務,以接替即將回國參加廣州起義的林文。方聲洞對準備回國參加廣州起義的在日同志說:“諸君不許吾同死耶?是焉置我也。我雖不才,習醫數載,頗自信有得。義師起,軍醫必不可缺,則吾於此,亦有微長,且吾願為國捐軀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我去?況事敗諸君盡死,我能獨生耶?留我奚意?”壯士為革命拋灑熱血、慷慨赴死的凌雲壯志,躍然於言語中。

1911年3月中旬,方聲洞接到吳永珊(即吳玉章)電報,起義即將發動,但軍火不足。方聲洞在日本籌備到軍火後,準備密運廣州。臨行前夕,他預寫書信數封,囑咐其愛人分期寄給父親,以安其心。與朋友道別時,他笑言:“昔密開會追悼諸烈士時,君曾為文以祭,中有句雲,‘嗚呼!壯志未酬,公等卸哀於泉下,國讎必報’,我輩繼起於方來,今所謂方來者,成為現在矣,寧不快哉!”“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凜然慷慨之情怎能不令今人無限感嘆?

從日本密運軍火入廣州後,他不顧勸阻,毅然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前夕,方聲洞留言給父親和妻子,“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但望大人以國事歸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然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為四萬萬同胞求幸福,以盡國民之責任。刻吾為大義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無憾矣”。

4月27日起義爆發,方聲洞在黃興的率領下,攻入總督署,在戰鬥中身中數彈而死,年僅25歲。事後,黃興向黨內報告起義經過時,說方聲洞“以如花之年,勇於赴戰”。

喻培倫:謀刺攝政王,血濺黃花崗

喻培倫,字雲紀,四川內江人,1886年出生於內江縣文英街一個富裕的糖商家庭。喻培倫少時聰慧好學,喜好來自西方的現代科學技術,“常竊啟鐘錶及機械器具,察其究竟”。在西方進步思想的熏陶下,喻培倫對清廷專制統治的黑暗腐朽和東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欺辱深為憤懣。他給自己刻了一方印章,署名“世界惡少年”,表明向腐朽制度挑戰的決心。

1905年喻培倫東渡日本留學,先後入東京警監學校、經緯學校、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學習。他在赴日留學的初期深念非科學不能救國,起早貪黑,對學業孜孜以求,還實地考察了日本的洋瓷、火柴、製糖等工業。在考察學習的過程中,他還研製出一種安全無毒的火柴,為以後研製炸藥和炸彈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隨着國內時局的動蕩,國運日益衰敗,他實業救國的熱情漸漸消逝,最終放棄實業救國的理念,走上了革命救國的道路。1908年,經吳玉章介紹,他在日本加入同盟會。

喻培倫加入同盟會後,“舍豪華而尚質樸”,全身心地投身於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中。為了掌握研製炸藥的技術,他考入日本千葉醫學校藥科,專攻化學。經過多次實驗,他終於成功製造出一種威力強大而又安全可靠的烈性炸藥和多種引爆方式。1909年初,喻培倫與汪精衛等在北京安置炸彈刺殺攝政王載灃,因事敗時正在赴日購買化學藥劑途中,才得免被捕,遭到清廷通緝。喻培倫被迫逃往香港,化名王光明、尤國楠(分別是“望光明”、“憂國難”的諧音),一面行醫為業,一面繼續研製革命之需的炸彈,並著有《安全炸藥製造法》,由其弟喻培棣在日本秘印,廣送中國的革命黨人。這種製作炸藥的方法被稱為“喻氏法”。從此,喻培倫被革命黨人們譽為“炸彈大王”。

廣州起義爆發後,喻培倫前胸掛一大筐炸彈,一馬當先,率四川和廣東籍的同盟會會員直奔總督衙門,用炸彈將圍牆炸裂後,攻佔了總督大堂。而後準備繼攻督練公署,途經蓮塘街口時與清廷援兵遭遇。鏖戰三個多小時後,喻培倫終因彈儘力竭被捕,英勇就義,時年25歲。殉難後數月,與同難同志共葬於廣州黃花崗。

1961年,革命家吳玉章為紀念喻培倫犧牲50周年,曾作詩云:“當時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入燕。幾尺電絲難再續,一筐炸彈奮當先。成仁烈跡驚環宇,起義歡聲壯故園。五十年來天下變,神州春色遍人間。”

辛亥百年,風雲變幻,白雲蒼狗,潮起潮落。回望來路,我們在尋求民族復興、中華崛起的道路上是何等的曲折艱辛。那個滄海橫流、英雄輩出的年代已經遠去,但民族復興的偉業還遠未完成。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些“80後”富二代海歸,憂國憂民,救亡圖存,內爭自由,外求獨立,用鮮血和生命詮釋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的愛國情懷,捨生取義成為他們自願選擇的人生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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