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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征軍後代右派份子子女的血淚史

遠征軍後代右派份子子女的血淚史

父親「享福去了」本人有幸的是,於1954年11月(身份證上是1955年,因換戶口時寫錯了)出生在三國名城汶江,一個愛國抗日軍人及人民教師的家庭。不幸的是,本人連自己父親的印象都模糊不清;因為那時父母教書,工作地點不固定,所以我一出生就寄托在保姆家,一月才見一次;大了點之後,不是在阿婆家就是在外婆家。父親在1957年後,遠離我們母女,去了遙遠的大戈壁灘;用母親的話說,他「享福去了,不要我們了。」

精忠報國
家父嚴代武是愛國知識份子嚴治軍(嚴貫山)的兒子,排行老二,一九三九年以優異的成績考上省立綿陽中學(南山中學)。兩年後,因家裏經濟困難輟學回家任教,大爸、三爸都在讀書,就靠阿公一人教書,還有了四爸、大姑,所以父親就放棄了求學之路,為家庭分憂。不久響應國民政府「一寸土地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號召;以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便於一九四二年毅然從戎,報考中國青年遠征軍。願以赤血換取中華自由之花,編在38師當一名教導員;後改編為新一軍,軍長是孫立人將軍。他們在民族存亡關頭開赴印度,打開後方補給線唯一通道---滇緬公路,抗擊兇惡日軍十多萬,大小戰事數百次。其中幾場空前大捷,使遠征軍名振國際。譜寫了中華民族面對強暴不屈不饒的英雄篇章,可謂驚天地,泣鬼神。

凱旋歸國
父親回到長春後,不願打內戰,不願把槍桿子對著自己人。1946年,孫立人將軍就叫他們首批轉業回家,自謀生路。父親回川後在成都保安廳就職,說是副司令,還作了不少好事,救了包括我大爸嚴代澤在內的很多民主進步人事及地下工作者的生命。誰知自命不保,反而成了罪人。1949年,回到家鄉當教師,同母親在一所學校相識,1950年二人結婚。母親能歌善舞,在當地是很活躍人物,還是當地五朵金花之一呢。她的追求者也多,但她偏愛上了我父親。因為父親在學校是能力很強的老師,他的教學也是嚴謹認真的,也是捨己為人、助人為樂的楷模,多才多藝,他不管什麼課都能勝任。同時,父親平時愛講他們的戰鬥故事,講他很佩服的孫立人將軍的故事;讓媽媽愛慕不已。

跌入陽謀陷阱
1957年,大鳴大放的陽謀中,校長叫他負責發動師生給領導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誰知後來整風轉為反右派,首先就把我父親整出來了。說他不劃清界線與右派份子同流合污(指我三爸在西南農學院讀書時劃成右派,三爸回來休假沒說,家人也不知道),說父親宣傳了國民黨軍隊打勝仗,為國軍樹碑立傳;還把他平時說的「老師像蠟燭樣,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等當成反動言論;最終把他打成了右派份子。下放在校長家鄉羅家灣,叫他像牛一樣去拉犁耕冬水田,還指使地痞流氓污辱他。他實在受不了,就說我不如到新疆去。後來去了新疆哈密大南湖農場,1978年1月8日突然死去;這是他的難友滿國祥寫信告知我妹的。真是千古奇冤啊!抗日救國難道錯了嗎?沒死在戰場上,反而死在勞改場;沒死在日本人手裡,卻死在暴政之下。這些歷史,都是這兩年才查找到的,還不太全面。三爸嚴代平也是右派份子,一門兩右派,兄弟同榜。兩個有為青年的青春、事業、家庭、幸福,就這樣輕易地被摧毀了。
父親走後,母親就靠她當一名小學教師的每月34.50元收入,擔負著我們姐妹加上外婆的生活。大概在我5歲開始,就經常在睡夢中被母親的哭泣聲驚醒。總以為自己又在那裏惹到母親生氣了?

一個人吃了全家的飯
有一年大戰紅五月時,老師和學生都要參加收麥子,我被送到阿公、阿婆家。那時正是「大躍進」後的大飢荒年代,說是因還蘇聯的債,實際是人禍;弄得全國人民都沒飯吃,還餓死了幾千萬人;當時我們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省,就餓死了一千二百萬人。
我在阿婆那裏也整天吃糠饃饃。中國的婦女都很克己,是無私奉獻的楷模,但也受重男輕女的傳統影響。我每天都看見鍋裡有兩種饃:米面做的白色饃和米糠做的黃色饃。我和阿婆吃黃色的,阿公和堂弟吃白白色的。但一家子都沒吃過菜和飯、麵。
阿公(祖父)原在省城讀過書,受到八國聯軍侵華的影響,放棄了高官厚祿,回到故鄉從事教育事業,為了振興中華,寧願當個窮教書匠。他有五子二女,阿婆只能在家裏料理家務。到了新中國大躍進時代,更加窮困。後來,阿公、阿婆都相繼在1961年前後餓死了。
不知吃了多少天糠,才回到媽媽學校。當天媽媽給我一個大碗,叫我去校外的人民公社食堂打飯,我看到大人們有的在那裏吃,有的端走了。輪到我時,叔叔給我裝了大半碗,而且是青豌豆稀飯,我高興得心想:「難道他們知道我是老師的孩子而照顧我嗎?」我興高彩烈的邊走邊吃,待走到媽媽門口,媽和姐姐問我:「飯呢?」我說:「吃了。」在哪個飢餓的年代,一家人的飯被我一個人吃了,後果可想而知。
她們都把氣發在我身上,罵我自私,我成了父親的替身。從此,我在家就成了「另類」,沒人理我。我無語了,我什麼也不知道了,也好像沒了我自己,處處事事都想到別人。我從挨罵後,一點東西也吃不進,只是哭不說話。後來常聽外婆說,說我得了黃腫病,是她把我救活的。我從小就唱「爹親娘親不如黨的恩情深」,「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等革命歌曲……原來我外婆才是我的、也是我們這個家的真正大救星呢!是這個苦難家庭的功臣呢。我好懷念我的外婆啊!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從此,我只知道幫外婆把家務事做好,比如洗衣、撿柴、拾煤渣,以減輕母親的經濟負擔,儘量不惹母親生氣。平常外婆也教我們要聽媽媽的話,吃飯吃菜也要體諒母親,要讓母親吃;因為這家離不了你母親,但我母親也儘量讓我們吃好,過年也要讓婆婆給我們縫新衣服,給壓歲錢,糖果花生,臘肉香腸。豬身從頭到尾都不缺,就缺父親。
看到家家過年過節,都是父母雙雙在家,熱熱鬧鬧的多高興、多幸福啊!我們家卻冷冷清清,雖媽媽在物資生活上及精神上照顧我們姐妹。給我們講王傑、黃繼光、雷鋒、董存瑞的「英雄故事」來引我們開心,教我們學習忘我奉獻。但她自己卻愁眉苦臉,我總以為她不喜歡我,是我做得不好。有時她也說你父親「享福去了,不要你們了」,還說「他講究,要吃得好,穿得好,被人忌妒……人家要害死你們。」
父去新疆後,1962還是1963年,當局又把我母親調到村校去了,還說是照顧,說是女校長出的好主意,「免每天早晚開會挨整」,也可種點菜減輕點負擔。我和妹妹就跟母親去她那辦在破廟中的學校上課,每天5點就起來,走8里路才能到學校,但從沒遲到過。不管颳風下雨,總是我們先到校。當地的村幹部在開社員大會上都批那些睡懶覺的人:人家老師一個女人,還拖兒帶女,從那麼遠都來上課了,你們連一過女人都不如……後來也住到了在那裏,看到母親一個人教幾科,從一年級教到四年級,晚上還在煤油燈下認真仔細的備課寫教案(不像現在,當時什麼參考書都有)、改作業本子,還常要家訪,無私的為貧下中農的後代服務。遇沒錢交學費的家長,母親就自己出錢讓他們的孩子上學。還手把手的不賴其煩的教貧下中農的子女。正因為母親那樣辛苦,也沒時間來管我們了。

自生自滅的狗崽子
以前聽母親說:「寧願虧待自子的孩子,也要對人家的孩子好……」我就心想,母親好無私啊,好偉大啊!現在才知道,她是迫不得已,因為她是偽軍官、右派份子的妻子,自身也難保呀!由於我們是偽軍官、右派份子、臭老九的子孫,她不敢對我們有私心呢。沒死都算你們命大了。所以,我們這樣的人,是放羊吃草,只能自生自滅,誰能管,誰敢幫?就算是親生母親也不敢不聽黨的話。
有一年,母親被叫去城裡開會,母親吩咐我們就在學校裡不要出去,等她回來。誰知當天下午下大雨,有人通知我們姐妹說,母親病了,叫我們趕快回城去。我們過河時,河裡漲大水,我們被河水沖走了,幸好遇到好人把我們救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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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有人想把我們淹死
後來知道,這主要是有人想把我們淹死。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有一次,我和妹妹在家玩做家家,用一小瓶在水井裡提水。一位也是當老師的女人,還是我大媽的同事,原來相處得也挺好的,跑過來把我和妹妹抓起來,大叫大鬧說我們在放毒,要毒死人民大眾,罵我們是反動血統,國民黨的孝子賢孫……把我們抓到派出所,鬧得全城的人都來看熱鬧,把我們嚇呆了。我們在當地原是大戶有名望的,這又給我們抹黑了。最後還是外婆出來拍胸擔保說:「我外孫女沒放毒,要不信我先提一筒水喝來證明,要是我死了你們再處分她們。」這才救了我們,從派出所把我和妹妹領回家,從那以後我們更是孤立了。親人朋也遠離了我們。
文革時我回城讀五年級,也被一些同學罵。那時我很傻,不大理會;妹妹就要強些,總愛同他們對罵。他們編歌唱什麼左派、右派,中統特務、反動派;我也不懂,只聽母親說過一點,「你父親出國去抗日,是青年遠征軍」,我也不敢多問,因為在電影裡只見過新四軍,八路軍打國民黨軍;沒聽說過遠征軍。所以,父親到底是什麼人,在我心裏是個秘密。
大概是1967年,文革進入高潮,紅衛兵打、砸、搶、抓、抄。那時到處打槍,嚇得我不敢出門。正好遇放暑假,我大姑回來玩,邀我們去他們鄉下玩。姐妹不去,我就去了。因為我在家也老做事、老犯錯,是家裏人的出氣筒。如有一次媽媽叫我把一隻下蛋的母雞從學校帶回城裡,我像平常那樣抓住雞的翅膀,等走8里地回到家時,他們說雞腹中的蛋沒有了,說我把蛋掏出來吃了。那時好冤啊!我是最怕去掏雞屁股的,有時外婆叫去摸摸雞有沒有蛋我都很不願意。怎麼會呢?可能是那樣抓法不對,蛋被生在路上了,現在想來也好笑。那個時代把人都逼成了什麼了?但我從來也沒恨過母親及親人,總認為是自己不對。有時我想,我是不是不該來到這世上;甚至認為反正我不受人喜歡、是多餘的人,不如死了算了。

在大姑家裏
到了大姑家,那家哪像個家呢?大概只有不到十平米的一間屋子,屋裡只安了一張雙人床,一個書桌,一個裝衣物的箱,就沒什麼空隙了。姑父還是個區長,比起現在一個芝麻官都是少的100多平米,多的幾百上千平米。還有的貪官污吏更是把子孫後代的房子都備好了,而且國內外到處都有他們的房產,亂揮霍人民的血汗錢。
大姑他們家沒地方住,我只有在帶表妹的保姆家住。姑父母同保姆相處得很好像一家人似的,後來真的是一家人了。因保姆的女兒嫁給了我姑父的二弟。
保姆的女兒比我大一歲,我平時就同她一起帶大表妹,及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像撿棉花同大人們一起,聽他們議論說:蔣書記(我們姑父)如何清正廉潔啊!大飢荒時他用自己的錢買鹽救了不少人,說要是蔣書記打倒了,我們也不幹了等。多麼樸實的語言啊!所以後來叫我下鄉我就想到這裡來了。
在這裡,我也幾次遇到批鬥走資派,有一次婆婆帶我們一起到公社大會堂,站到最後;親眼目睹了一場暴行,有人(這人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在指揮紅衛兵用皮帶在姑父後背亂打,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叫婆婆回家了。還有一次,在學校戴高帽子批鬥後,還拉著到處去遊街。在這種情況下,姑父沒一句抱怨,這也是我無意間聽到的,那次婆婆給他用酒擦傷口,邊擦邊罵粗話。姑父還勸說婆婆不要罵,他說:「不怪那些紅衛兵小將。」後來文革結束後,對那些指揮打手給予懲罰時,姑父都原諒他們,從輕處分。後來姑父恢復工作後,還把他安排回原單位工作。多麼寬容啊!像有的共產黨領導幹部,不把你致於死地才不快呢!
大概玩到有一個來月時,突然一天大姑給了我10元錢,叫我坐火車回家,原來是我父親己回要走了,叫我回來見一面。

七八年才見一次父親
我父親頭髮己花白了,那時我父親才40多歲,就被折磨得那麼衰老了。我一面給他拔掉白髮,一面說他:「為何不管我們,一個人去享福?」他無言答我。其實我媽媽後來說出來了,我爸說我姐不理我爸爸,妹妹罵他。這也難怪啊!連我還什麼也不懂,妹妹比我小一歲,更是什麼也不懂啦。平時大姐上中學住校,總是我和妹妹、媽媽三個人在一張床上睡覺。而且她和媽媽睡在一頭,我只能睡在媽媽的腳下。誰不想能挨著媽媽呢?都十來歲了,忽然來了個男的,把她擠走,她能接受嗎?這一切是誰造成的呢?太悲哀了啊!害得我們失去了童年的歡樂!
爸爸又走了,再也沒回來了。這一走,對姐妹來說,與爸爸是永別了。我還算幸運啊,還去新疆與爸爸生活了一段時間,雖然冤枉他,沒和他多說話,但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自己也能從父親的為人處世及身影面容上悟出他好人,而且是最忠實的好人。
不久,我們的名字也改了,又跟了媽媽的姓;那時我不也不敢問,也無人給我說理由。後來聽媽媽說,那時文革高潮,劉少奇都打倒了,媽媽在學校的日子更難過,有人天天在會上或含沙射影,或明逼著她,要她同爸爸劃清界線。為了我們的前程,他們兩人離了婚。媽向爸保證,要把我們姐妹都供養到上大學,她也不再結婚。可現實不如人意,連小學都不准上。還上什麼大學?

家庭變故,對我們姐妹更是雪上加霜
改名不久,一個星期日媽對我說:有一個叔叔要來我們家,叫我要煮飯菜。我在家一貫都很順從,看到媽媽太苦了。從我內心來說,也希望母親得到幸福,能遇上一個好人,能陪伴他終身,相扶到老。所以我從沒有反對過他們的來往。剛到我家時,叔叔對我媽表示:要把我外婆養老送終,對我們姐妹要像親女兒一樣等等。他那邊還有四個子女。我母親也是很善良,很相信他的承諾。結果那人很自私,說一套做一套,在媽面前說得好,背著媽媽對我們很兇,不准我們接近媽,對外婆也不好,常罵「老不死」,吃了他們的飯……外婆只有到處流浪,我後來有了工作時,還把外婆接到單位,供養了一段時間。叔叔把媽媽控制在他手裡,還不斷給我們製造矛盾,以前我總是原諒他;想只要他對媽媽好,我也回去幫助做些家務事,孝敬他們。
我安了家後也接他們一起來我家,誰知我們不管怎樣對他好,他總是陰陽怪氣,在我們母女之間挑撥離間,害得我們母女關係不好,也不敢好。而且無中生有地陷害我們。現在我才明白一些,這也是冷血動物的階級本性,欲把我們姐妹們置於死地而後快的,要把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鏟草除根。
後來,那個叔叔就調到媽媽一個學校去了。我們從此又失去了媽媽,也就是說我們是徹底的孤兒了。真是雪上加霜,失去了父愛又失去了母愛。在我們幼小的心上不斷的捅刀,製造許多災難來折磨我們。

剝奪上學的權利
因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幾年裡沒上什麼課,天天讀「老三篇」,《毛主席語錄》,《愚公移山》,跳忠字舞,停課鬧革命,說知識越多越反動,天天都在罵臭老九。
我母親和那些老師也被關在縣文教局裡批鬥,那時我們去看望時,親自見到到處都是大字報,標語貼滿了:「打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xxx!」「打到反動學術權威xxx!」總之亂批亂打,一個都不能放過,家人也要互鬥,倆口子也必須鬥,互相寫大字報,編寫些能打擊對方的言論,要不是你就反動,無法過關的。所以整得親人也不能親,必須成仇人。分而治之,才好掌控。因個個都孤獨了啊!我們家就有幾個教師,媽媽,大媽、么姑,也在一起互鬥。本來,他們都處得很好的,後來都成仇人了。
如果家裏有兩個升初中,只讓上一個,就這樣變些花樣,不讓我們上學。我就讓妹妹上了,本來她成績也好,當然我家也困難,我也不忍心再讀那「無用的書」。不能叫媽白養我。為減輕母親的負擔,不讀書就可以找工作掙錢。可是,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女,再怎麼努力都不給個工做,我努力在居委會做義工,挖防空洞,碎石修公路啦,幫農民收麥子啦,每天晚上參加居委會學習啦,等等。好多居民都看到我表現好,都說「這次有你了,這次有你了」,誰知次次都是名落孫山,就業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奉命去父親那安身
大概是1970年,媽媽他們商量讓我去爸爸那裏,想能找個工作什麼的,或許找個人家把我嫁了。
我帶著新的希望,背著家裏帶的吃的、穿戴的及戀母的無奈的心情,來到了大戈壁灘,爸所在的農場離火車站還有好幾十里路。那時交通不便,只有馬拉車及毛驢車。爸叫了一輛小毛驢車,記不得坐了多長時間才到了他那「享福」之地。我一看到很淒涼,一下子我的希望全破滅了。那裏連我們四川的農村都不如。能找什麼工作呢?人煙都看不見,只是一望無際的大沙漠。我的心涼了,我以為是爸好吃懶做,造成這個樣子。所以我不理他,恨他。心想這麼多年你不養我們,連您自己都還要靠我媽給你寄吃的、穿的。你不配我叫你爸爸,但我還是每天他上工去了,我就把飯給他煮好,他回來就能吃。
本來我來希望爸能給我買一台縫紉機,因不忍再見外婆給我們用手一針一線的做我們全家人的衣服,想要有了縫紉機我就好幫婆婆做了,也學一個手藝也好自食其力了。結果是這樣沒幾天我就想家了,只有給媽寫信說了這裡的情況,說我不願在這裡。信要一個多月才能來回,我那時也不給爸爸說,就自己做主決定走了。經媽媽同意,我就離開了爸爸,回到母親身邊了,那知卻與爸爸成了永別。

心中永遠的痛
1978年5月間,我忽然接到母親轉來的信,是爸爸的難友寄給妹妹的。那位爸的難友說:您爸爸於1月8日與世長辭了。我痛苦,我後悔,我悲痛!
長到20多歲從沒嚐到什麼叫失眠,這天終於嚐到了,我思緒萬千。爸爸啊!都是女兒不孝啊!為何女兒對您那樣殘忍呢,但爸爸您能知道您的妻女們也是九死一生,倍受欺凌和不公啊!有人說:「你們300倍努力都不行。」以前我不解,現在終於醒了,原來這一切都是大陰謀、大騙局,害了千千萬萬真正善良的人們啊!
那時我還住在集體宿舍,我不敢哭出聲,只有藏在被窩裡哭,想到我去您那時,您是那樣的細心想到為我買了上好的草紙(衛生紙)。可女兒在這樣艱苦的生活條件下,身心都無法健全,智商被扭曲變形,發育也很遲緩。才那樣對待您,爸爸您能願諒我們嗎?但自從您走後,您那高大健壯無私默默奉獻的身軀,及您那無怨無悔,光明坦蕩的面孔,永遠印在我的腦海中,深入我的骨髓裡是無法磨滅。我真後悔為何那時不把您接回來好好孝順啊!您那麼好的身體從死人堆裡都活過來了,是誰剝奪了您年輕的生命?是誰殺害了您?是誰害得我們成了孤兒?又是誰讓我們失去做人的基本權利?是誰剝奪了我們的童年,我們的愛,學業、婚姻、家庭、幸福和及安全?是誰?是誰?幾十年來還不改還在變本加厲做孽,還 在黨天下,家天下。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怎能叫我不肝傷寸斷呢?我知這是終身無法挽救的事實,可以成了我心中永遠的痛。

一忍再忍,忍無可忍
一代,二代,乃至三代,仍然擺脫不了這人造的命運的詛咒,因為這個右派的帽子,就像一個緊箍咒,緊緊地纏住我們一家,使得我們所有親人都遭受了種種不公正的待遇,過著底人一等的生活。人格、人權受到了極大侮辱,生存、發展受到極大阻礙。孩子雖然聰慧,卻得不到應有良好的教育,反而還在受奴化教育,愚民教育真是誤人子孫啊!還在受到百般歧視。長年累月在歧視和恐怖中生活。
現在還有些欲把我們一家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冷血動物」,硬說什麼共產黨管了我們這,不管下一代,真是豈有此理。管我們什麼了?不整死我們就算萬幸了。為了子孫後代,為了不再讓悲劇重演;爸爸,我決心要為您討還公道,為我自己和後代討回公道;這樣,才能了卻女兒的心願。那怕負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辭。(二00八年四月十五日)
──原載《中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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