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新話題
打印

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剖腹啖肝人相食 廣西至少百人遇害 「吃人肉為顯示對階級敵人的恨」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29/s00013/1464457987336

廣西人吃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泯滅人性的事件之一,在1967年初至1968年10月不足兩年時間裏,僅有姓名可考或有線索可尋、並在官方文件中有記載的,至少有142人慘遭分食。一時間鄉間食人成風,部分學生受此影響,殺死老師,在校內剖屍烹炙。研究廣西文革史的專家說,「吃人肉是為了顯示對階級敵人的恨,也顯示自己的革命精神和勇氣。」


相關報道:一生銘記吃父仇 「韋祖德,我一輩子忘不了這個名字」
【編者按﹕以下文字相片可能會令讀者不安,敬請留意】
現年70歲、南寧市委黨校退休副教授黃家南蒐集並研究廣西文革史料已逾35年,他說,1967年支持時任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開國上將韋國清的「無產階級革命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與支持時任廣西區委副書記伍晉南的「四二二造反大軍」(簡稱「四二二」),都堅稱自己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捍衛者,兩派勢同水火,為日後的武鬥甚至人吃人埋下種子。
割下被害者睾丸浸酒
黃家南對本報展示了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期間,由中共武鳴華僑農場委員會上呈「處遺調查組」的材料,當中一篇〈武鳴華僑農場「六三○」事件〉文章記載,「鄧從德『武帽分廠雷正生產隊職工、黨員、打死人兇手、積極支持剖腹取肝並指使將被害者的睾丸割下泡酒,手段殘忍,原已批捕,因年老有病,改為監外候審,至今未判,給予清除出黨』」 。
黃家南說,這並非唯一記載吃人的官方資料。他展示的文件披露,1967年12月容縣沙田鄉大洋生產隊長李廣新等人,把地主子女劉興同等9人帶回生產隊批鬥後,將他們活活打死,其中兩名死者遭人剖肝烹食。雖然百多字的記載並未表明肝臟取於何人,但卻在次年引發廣西全區虐殺剖食人肝的浪潮。
「剖腹時 韋吉貴的眼睛還在轉」
據記載,1968年都安縣都陽公社加成大隊在一次批鬥會上,將韋吉貴、韋吉先兩兄弟打成重傷。在兩人被押回家的途中,遭韋、唐姓兩名男子索肝,韋吉先說:「你們要殺我就算了,不要挖我的肝。」韋隨即用木棒猛敲韋吉先頭部,並讓唐剖腹挖肝。韋吉貴隨後被以同樣的方法活剖了肝臟,「剖腹挖肝時,韋吉貴的眼睛還在轉動」。
1968年4月14日晚,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治保主任趙鼎銘,帶60多名民兵到博學大隊虐殺程慶初等24人。接着由趙大旺和劉維東動手開膛取肝共12副,扛回煮熟送酒,犒勞參加「行動」的人員。黃家南沉重地說,「(他們)吃人肉是為了顯示對階級敵人的恨,也顯示自己的革命精神和勇氣。」
1968年7月1日晚8時,武宣縣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在批鬥中被學生打死陳屍操場,次日學生黃佩農將黃家憑的肝取出,黃家憑的「準兒媳」張繼鋒等人則將肉削剩骨架,烘烤吃下,文件形容「腥風飄蕩,令人不寒而慄」。後來斂骨的人作證亦稱:「屍體在操場外廁所旁,兩個竹箕就裝下了。頭被打得黑腫,大腿、小腿、手上的肉全部割光,生殖器、心、肝割光,胸腔裏空洞洞的……」
文獻中又以武宣縣為例,指僅有姓名可考或有線索可緝、且首要兇嫌被處理而被官方文件最終定性的被吃者就有34人以上。據信是由武宣縣第一任處理遺留問題工作組(處遺組)負責人王祖鑒整理,且被記入官方名為《武宣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的文件中記載:「武宣縣在『文革』期間,有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
涉20縣市 佔廣西四分之一
據官方統計,廣西人吃人所波及的地區包括武宣、靈山、欽州、浦北、合浦、上林、崇左、隆安、來賓、柳州等20個縣市和武鳴華僑農場,幾乎佔全自治區86個行政區縣總數的四分之一。而在1968年3月上述各地革委會成立起至當年9月止,記載有逾百人遭分食,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僅10多歲。

300B

TOP

一生銘記吃父仇 「韋祖德,我一輩子忘不了這個名字」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29/s00013/1464457992375
50年過去,但文化大革命的記憶仍殘留在很多人腦際,揮之不去。廣西人吃人事件中受害者的家人至今仍不能原諒那些殺人吃肉的兇手,對於文革也持否定態度。而那些殺人吃肉的人,則極力迴避那段歷史;有些人甚至認為當時只是執行上級指示,自己也是「受害者」。在廣西,那場滅絕人性的慘劇,至今仍是雙方無法踰越的一道鴻溝。

76歲的柳州退休幹部黃家樑(化名),在被記者問及弟弟被吃的事件時,原本矍鑠的神采一下暗淡下來,停頓半晌,才鼓起很大勇氣低聲說道:「被吃的是我弟弟和父親。」

「本來不想講的,但是不講又對不起父親。」黃家樑說,事發前一天,家裏已經瀰漫着厄運臨頭的不安,父親黃襲蟲由二兒子黃筱棟護送,到宜州祖屋暫避。「不想在半路上卻碰到了那些人,他們從鄰村開會回來。我父親眼睛不好沒有看見,弟弟見勢不妙就躲進田裏。那些人圍住我父親追問與誰同行,父親很緊張,說還有我弟弟。結果把我弟弟搜了出來。」

挑斷腳筋木棒打死剖腹取肝

黃家樑說父親和弟弟被關在六合村一晚。翌日那些人將父子倆拉到墟市,當眾挑斷腳筋,用木棒擊頭將人活活打死,再剖腹取出肝膽,「我弟弟當時是喊着共產黨萬歲被殺的」。黃家樑說弟弟是生產隊長,當時有隊裏的人來求情,但依然沒法救人。

父親和弟弟被吃以後,考慮到安全問題,黃家樑的母親賣屋搬離,但對丈夫遇害,老人至死也沒能原諒自己,「我家成分(出身)是貧農,但文革時父親被扣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原因是他曾做過偽鄉長(國民黨治下的鄉長)」。曾經有個解放軍團長聽說父親有文化,勸他參軍,但被父親婉拒。現在回想起來,黃家樑感嘆不已,「如果當時父親參軍,不僅能成為老幹部,『文革』時候所有的『帽子』都能被一筆勾銷了」。

政府賠黃家500元

後來政府給黃家共賠償了500元人民幣,當時黃家樑的工資是53元。家裏拿這筆錢到宜州老家給父親和弟弟辦了一次祭奠。由於怕惹麻煩,當時是與其他過世同宗老人一起辦的,如果不說,沒人知道是在祭奠被殺、被吃的親人。

提到殺人者,「韋祖德,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這個名字」,黃家樑強忍憤怒說,「1982年,我給縣法院寫信,剛好當時縣委書記是我街上的鄰居,對我家情况應該很了解,於是我也給他寫了一封信。再後來聽說韋祖德被判了4、5年刑,出來後不到半年就病死了」。

「恨不能將父親苦難叫他再受一遍」

說起對兇手的態度,黃家樑突然提高聲調,「肯定是恨!怎麼那麼愚昧!那麼愚蠢!那麼殘忍!恨到我都想拿刀去砍他!恨到咬牙切齒!恨不能將父親受到的苦難叫他再受一遍!如果見到他的後代,如果有機會,一定將他父親的殘忍跟後代講清楚!我永遠無法原諒他們的殘忍!後來知道很多人包括國家領導人和他們的子女,比如劉少奇和鄧樸方(鄧小平之子,文革中因受迫害墮樓致終身殘疾),死的死,殘的殘,也想開了」。

「居然還有人在懷念文革 極其危險」

黃家樑又說,他對文革當然持否定立場,「毛澤東發起的這場運動被壞人利用,殺死了很多無辜的人。而現在居然還有人在懷念文革,在給文革歌功頌德,這是極其危險的」。採訪後,他請記者勿出他的真名,「因為中國歷史上反覆的事情也不少」。他稱,只希望悲劇不再重演。

研究文革的民間學者黃家南也表示,在收集資料時頗感壓力。曾有一名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期間被處分的人,得知他在寫關於批判吃人事件的書籍後,與他斷絕多年的聯繫。而這人的兒子在公安系統任職,也針對黃研究「敏感問題」而致電施壓。事實上,即使文革結束多年,很多當年的吃人、殺人者並未汲取教訓,深刻反思,反而「認為當時是響應上級的號召,但事後處理過重或者是錯判」。

周恩來震怒令徹查 上下瞞報 稱食人「無中生有」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29/s00013/1464457992063
首個揭露廣西文革人吃人事件的,是原廣西來賓縣委副書記王祖鑒。他原為北平(即北京)地下黨員,中共建政後輾轉到廣西工作,曾被打成「右派」並送到武宣勞改。當年中共高層接到王祖鑒透過5種渠道舉報廣西食人的信件,時任總理周恩來勃然大怒,當眾叫軍方領導起立並嚴加斥責。

時任廣西軍區司令歐致富受命去武宣調查,看到剔剩骨架的屍體,曾厲聲質問:「吃了多少人?人家都告到中央去了!這種事也不制止?不匯報?不管?」又指着時任縣革委會主任(縣長)、武裝部長文龍俊鼻子拍桌大罵,「從明天起,再吃一個人,我要你的命!」

舉報者身分曝光 遭批鬥

自此武宣吃人事件受到控制,但縣當局很快就查出告狀「黑手」王祖鑒,並以出身問題在各級大會上批鬥王,隨後着手銷毁相關文件,甚至統一口徑對付上面派來的調查組。據稱,事發後時任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趙茂勳帶工作組在武宣「調查」20多天,結束後向區黨委匯報,指王祖鑒「無中生有,生編活造,誣陷武宣縣領導,一定要追究王祖鑒」。

另有消息稱,中央調查組到廣西後,也被封鎖消息及遇到各種杯葛。原參與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工作的公安部退休幹部晏樂斌,曾在《炎黃春秋》發表〈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一文中也證實,中央至少兩次派調查組赴廣西調查吃人事件。至於為何會這樣,黃家南稱,主要是當時仍有很大一部分打着「無產階級專政旗號」、支持殺人吃人的領導仍在位。

文章刊發後,晏樂斌遭多名在文革中犯錯而被黨紀、刑事處分的人聯名寫信控告,2013年5月30日「華岳論壇」網站刊出多人聯署的〈對晏樂斌在《炎黃春秋》發表謬論的控告與批駁〉一文,否定廣西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中的結論。全文萬餘字,要求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中紀委、中政委、公安部調查,要求晏樂斌及《炎黃春秋》檢討和整頓,向各人賠禮道歉。

已過解密期 文革史料未公開 「非正常死亡」一筆帶過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29/s00013/1464457990893
黃家南桃李滿天下,學生遍佈廣西各地政府部門包括檔案及史料管理機構;但一聽說老師要查找文革相關資料,都婉言拒絕。即便透過各種關係能夠查閱的公開資料,對於那場滅絕人性的吃人食肝事件,都被以「非正常死亡」一筆帶過。黃家南說,「按照相關保密法規,這些文革的史料應該已經過了解密期了。但因為種種原因,內地的文革史料至今秘不示人。」

2000年,在首府南寧的舊書攤上,黃家南偶然淘到了1980年代廣西處理文革遺留事件的文件彙編,相信是由自治區黨委整黨辦公室整理、並於1980年代中期印刷的內部資料,或因涉密關係,收藏者撕去帶有機密字樣的封皮。

舊書攤購14本機密文件

黃家南花了6800元人民幣買了14本,讓他驚訝的是,當中的確記載了文革期間人吃人的悲劇。資料顯示,廣西在文革中死亡的8.4萬人中,因武鬥死亡的3312人,而非武鬥情况下被迫害批鬥致死或失蹤的卻高達80,981人。

400工農黨官食人肉 無一人負刑責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29/s00013/1464457991236
武宣官方統計顯示,參與吃人的有工人、農民、幹部、黨員約400人,文革後其中27人被清除出黨,非黨員幹部被記大過等處罰的18人。黃家南指出,這顯示「吃人」參與範圍極廣,食人者身分也極複雜。記者翻閱黃家南收集的資料,發現並無食人者受到刑事處罰,大部分僅局限於黨紀或行政處理,部分則有文件顯示因患病或年邁等原因,輕判監外執行或免於處理。

一人調職 一人老邁逍遙法外

文件記載,1968年7月10日,武宣一名19歲名叫黃文留的女村民,不僅參與煮食「階級敵人」心肝,還拿了兩片人肉回家「孝敬」母親。她官方簡歷顯示1970年參加工作,並於同年入黨,1973年12月25日擔任武宣縣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副縣長),後因參與吃人肉,引起群眾不滿,被降為桐嶺公社黨委副書記。文革後黃被調到柳州地區沙浦河水利工程管理局做倉庫保管員,柳州地委對黃的處分是「清除出黨,撤銷幹籍(即開除公職),分配當工人」。

做過土匪的陶錦芳,本名鄧記芳,是鍾山縣清塘區新竹小鄉四哨村人,1968年5月被新竹鄉黨支部書記黃炮賜指派民兵抓去批鬥後,再被拖到河邊剖開腹腔挖取內臟,參與者再將其心、肝洗淨切碎分食,或拿回家浸酒。1983年,縣委派專案組調查此事,參與開膛取內臟的易晚生,因已是80多歲的鰥夫,故未受處罰。

割肉吃人者逗孫為樂 「不懂你說的那些事」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29/s00013/1464457993498
柳州的黃家樑也許永遠也沒有想到,被他稱作愚昧殘忍的食人肉者,有的就住在距他家一河之隔的另一處社區。記者找到的4條食人肉者線索中,其中一人的家屬聽說採訪文革食人,便堅拒受訪;而武鳴農場一名食人者也在考慮了3、4天後拒絕。記者又去尋找曾做過縣革委會副主任(副縣長)後被開除黨籍與幹籍的黃文留,發現她早在10年前搬離柳州古亭山社區。而她原居住的農用機械廠宿舍的老鄰居,也不知道她的去向。記者撥打工廠老職工通訊錄中的電話,發現手機早已停機。

當年指死者是叛徒 「被割肉吃掉是應該的」

記者最後聯絡到參與殺死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割肉烹食的張繼峰。1954年出生的張繼峰頭髮花白,與小叔子一家一起開豆腐坊,主要供應早市。三代同堂的家庭像村裏其他家庭一樣平靜而溫馨,唯一不同的是,她家中牆上貼着新瓷磚,進門顯眼地方仍高掛着一張已經泛黃的毛澤東肖像。

據參與調查的人回憶,當時多數的證辭指控,身為女學生、紅衛兵,甚至是黃家憑未來兒媳的覃柳芳(張繼峰本名),為表示劃清界線率先動刀。而覃柳芳在證辭中卻又指控同學黃佩農第一個取肝,並辯稱是替女同學陳香姣的母親等人割肉。但覃柳芳又承認,當時認為黃家憑是叛徒,曾向國民黨繳過槍,被割肉吃掉是應該的。

記者說明來意,原本還一臉茫然的張繼峰突然警覺起來,對記者的提問能不答就不答,又刻意躲避鏡頭,甚至裝作逗歲半的孫子玩,也不肯面對記者。「黃家憑您認識吧?聽說您曾參與過割他的肉吃?」記者問。「不懂你說的那些事」,張繼峰語氣強硬地用廣西話回答。

陪記者聊天的張繼峰兒媳婦,則對廣西吃人歷史並不了解,甚至根本不相信在一旁弄孫的和藹家婆吃過人。

道縣屠殺 獵「黑四類」 殺人有賞 一命值兩元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29/s00013/1464457994278
若論文革中最為慘烈的篇章,除廣西吃人、重慶武鬥外,還不得不提湖南道縣的大屠殺。湖南道縣,古稱道州,現屬永州市轄,其位於瀟水中游,素有「襟帶兩廣、遮罩三湘」之稱。在這個歷史悠久、人文薈萃之地,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屠殺卻慘絕人寰。在階級鬥爭和派系武鬥的背景下,道縣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等所謂「四類分子」(又稱「黑四類」)毫不留情地展開了大屠殺。

文革開始後的1967年,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道縣也出現了觀點對立的造反派組織。一派稱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稱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兩派鬥爭在當年7月趨向白熱化。

1967年8月,道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和武裝部負責人發動的「發動群眾專政、狠狠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運動中,以「紅聯」派和農村基層組織掌握的民兵、積極分子和普通民眾為主,在全縣對「階級敵人」進行大規模屠殺——「四類分子」成為屠殺對象。

8月13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紅聯」司令徐善明,根據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陳智希的指示,與公社武裝幹事何建錫私下交換意見,決定「搞掉」曾經當過國民黨軍統特務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朱勉。當晚,壽雁公社下壩大隊召集「四類分子」訓話會,趁機將朱勉拖到山上打死。

朱勉成為道縣大屠殺第一個受害人,大屠殺也由此迅速展開。據中共零陵地委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的陳述,楊家公社殺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全縣普遍流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等流言。

殺人花樣百出 道縣4519人遇害

流言擴散後,道縣以「紅聯」為主的造反派,發出「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斬盡殺絕黑七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等殺人公告。全縣區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共6區,公社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16個公社。當時,每殺一人可獲2到3元人民幣或5公斤稻穀不等的報酬。有經濟寬裕的大隊,每殺一人更獎賞5元。在殺人潮中,道縣成立了數以百計的「貧下中農最高(高級)法院」,對「四類分子」用槍殺、刀殺、沉水、炸死、活埋、摔死、棍棒打死等多種方式殺害。

解放軍奉命制止 逾月方收效

大屠殺進行10餘天後,驚動了駐紮湖南廣西交界處麥嶺的解放軍第47軍。8月29日,47軍部隊奉命進駐道縣,制止殺人。然而,直到10月17日,47軍才真正遏止屠殺。道縣雖然被遏止,但殺人風已蔓延到湖南邵陽及廣西賀州、桂林等地。

據後來參與調查處理這一事件的湖南永州市人大原秘書長謝承年稱,在66天的大屠殺中,被殺和被迫自殺的有4519人。道縣殺人事件迅速波及零陵地區其他10個縣,造成全區共被殺和自殺9323人,其中「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
300B

TOP

駭人聽聞!文革中「解放軍」屠殺罪行遠甚於六四
http://tw.aboluowang.com/2018/0804/1153488.html

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據點被攻破後,“廣州照相館”門前人員被槍殺的情景。(網路圖片)

有關中共建國以來公開動用軍隊對平民的鎮壓(tusha),舉世震驚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實,就受害者人數、鎮壓(tusha)者的手段而論,文革要大大超過“六四”,其中廣為人知的便有青海軍區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內蒙軍區一九六八年的“內人黨事件”等等。而廣西文革更是典型。在廣西機密檔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萬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過一半死於兩種模式中:(一)全副武裝的軍隊直接出兵鎮壓;(二)由軍隊主導、調動指揮成千上萬的武裝民兵的圍殲消滅。

從軍隊“支左”到“武裝剿匪”

追溯文革中軍隊對平民鎮壓(tusha)的根源,來自毛澤東一九六七年一月要求軍隊介入地方文革的“支左”命令。當時廣西和全國一樣,都已經分為兩大派“造反”群眾組織。但究竟誰是“左派”?毛從沒有明說,軍隊根本搞不清楚。因而“支左”只能成為“支派”。

因為和地方政府的多年緊密關係,軍隊一般都厭惡和反感造反的群眾組織,更多地傾向於支持地方的“保守勢力”。一九六七年的廣西軍區就是死保省委書記和軍區政委韋國清的“聯指”的堅定支持者,為此和“四・二二”的造反派衝突不斷。儘管一九六七年七至九月毛實際上認識到自己“支左”之說的錯誤,發布了最新指示說兩派沒有根本利害衝突,但是軍隊和造反派的矛盾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其實是很難調解了。對此,毛非但不認識自己的戰略錯誤,反而把責任推向群眾組織、尤其是造反派中的“壞人”。

一九六八年四月,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文革實質上是“國共兩黨鬥爭繼續”的最新指示,這就給了軍隊以它熟悉的解放初期的暴力土改、鎮反剿匪的政治模式來解決兩派問題的機會。根據這些以往“對敵鬥爭”的思維原型,軍隊很容易把它不支持的一方群眾組織當作“反革命”和“土匪”來武裝鎮壓,從而製造出大規模的流血事件來。而毛澤東為了儘快在“全國實現一片紅”,又對軍隊的這些做法取縱容和批准的態度,廣西軍區對“四・二二”一派的大屠殺,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發生的。

不擇手段的謀殺和誘殺

軍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支持任何一派都可能使武器流入群眾組織,使雙方一般性的肢體衝突向真槍實彈的戰爭演變。從一九六七年夏到一九六八年春,廣西就處於兩派的“武化大革命”之中。但文革後的清查確定,兩派武鬥中的死人不過三千多人,其餘的近十萬人都是死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後軍隊直接或組織的大鎮壓(tusha)中。

其實,在毛一九六八年四月關於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繼續”的最新指示發表前後,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司令歐致富就和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一起在一次秘密會議中內定:“四・二二”是一個“反革命組織”,必須加以武裝消滅。他們同時認定:毛要拋棄造反派依靠軍隊來穩定全國局面了。這樣,廣西軍隊對反對派群眾鎮壓(tusha)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陰謀,準備一步步把對立派群眾引入政治陷阱。就連毛直接批准的、鎮壓“四・二二”一派群眾的尚方寶劍“七・三報告”,也為民間研究中認定為廣西軍區有意引導身陷絕境中的“四・二二”鋌而走險,搶劫“援越物資”,然後再上報中央,進而殲之。或許因為這一陰謀實在太駭人聽聞,文革後的清查便迴避了具體史實,只是籠統地定為韋國清等人“誣陷小派搶劫援越物資”了之。

廣西軍區在直接鎮壓“四・二二”時有過六個著名的案例,它們是

(1)“廣西四・二二農總寧明縣上石地區分部”案(1968.4)

(2)上思縣“枯那反革命暴亂事件”(1968.5)

(3)攻打南寧區展覽館和解放路的流血事件(1968.7)

(4)鳳山縣武裝剿匪(1968.8)

(5)桂林大屠殺(1968.8)

(6)巴馬瑤族自治縣政治土匪案(1970.5)。

僅在上述武裝鎮壓中,廣西軍區就動用了超過兩個正規師建制、三十多個連的兵力。眾所周知,文革中哪怕動用一個排的兵力都要得到毛的直接批准,為什麼廣西軍區會一路綠燈呢?

舉一九六八年四月的“廣西四・二二農總寧明縣上石地區分部”案為例,當時軍區在打給中央軍委的用兵報告中偽造罪證、把群眾組織完全描繪成“一小撮在農村代表國民黨反動派利益,代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利益的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儘管文革後的複查查明上述罪名純屬捏造,但在當時來說,這些罪名簡直是毛的最新指示的最準確的闡釋和具體的翻版,當然使龍心大悅,得到了毛中央對武裝圍剿的批准。

廣西“四・二二”是一個全省性的有數十萬成員的群眾組織,僅僅剿滅一個數百人的“上石農總”是遠遠不夠的。於是,韋國清和廣西軍隊便開始製造全省性的假案大案,以便對“四・二二”的群眾全面下手鎮壓。其中這一類的全省性的假案,就有“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南寧縱火案”等等。舉借揪“反共救國團”為名義的鳳山“剿匪”為例,在當地就造成“四・二二”的“大小頭頭大部被殺,一部分被抓”。全縣被抓六千人左右,批鬥了五千多人,殺了二千七百到三千人。

除此,還有更卑鄙的誘殺。如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下午,在鳳山“剿匪”攻打“江洲洞”時,因為洞內工事堅固和一百四十餘名群眾的抵抗,屢攻不下。於是,六九一一部隊和鳳山、巴馬、凌雲、樂業縣的人武部負責人便採取欺騙手法,派人進洞談判,保障洞內四・二二派群眾的“生命安全”和“全部財產不受損失”。而當洞內群眾解除武裝出洞投降後,他們馬上撕毀協議、背信棄義,對已經放下武器的俘虜大肆槍殺,計達六十人之多,造成後來聞名全省的“江洲洞慘案”。

這類由軍隊配合,武裝民兵動手的大規模的“殺俘虜”現象是廣西文革非正常死亡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一九六八年七──八月,南寧市警備區在動用正規軍攻打“四・二二”佔領的區展覽館和解放路的流血事件里,共有俘虜九千六百人,其中二千三百二十四人被先後殺害,竟佔了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二!

更有甚者,在上述一九七○年巴馬瑤族自治縣的政治剿匪中,為了把逃命上山的群眾極大程度地污名化,併合法地就地槍決滅口,廣西河池軍分區的領導竟匪夷所思地派遣特工上山,偽稱是來自台灣情報組織:“還到巴馬縣印刷廠印了蔣台特務組織的‘委任狀’。委任李秀德(上山人員)為‘反共救國軍第三縱隊司令’,委任譚冠業(上山人員)為巴馬地區‘討毛救國大隊長’等。覃瑞明上山後,按‘剿匪’指揮部的意圖,對上山人員說,他已同台灣特務取得聯繫,並出示傳單和‘委任狀’,還說台灣準備派特務來把他們接去台灣,路線是:巴馬──南寧──香港──台灣,叫他們作好準備。”最後,軍隊又在“接應”他們下山時設伏,全部以通“蔣匪”的罪名槍殺,不留活口。

劣跡斑斑的軍隊“支左”幹部

廣西軍區的支左幹部絕不是“雷鋒”。機密檔案揭示:這些支左幹部,從軍區司令員到各公社武裝部部長,絕大多數都策劃直接指揮過大規模的殺人事件。用中共以往醜化“敵人”的套話來說,就是“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例如,賓陽縣於七月二十四日成立落實“七・三”報告領導小組,由王建勛(六九四九部隊副師長、縣革委會主任)、王貴增(武裝部政委、縣革委副主任)、黃智源(六九四九部隊營教導員)、凌文華(六九四九部隊炮營教導員)四人組成。在他們的策劃指揮下,一個月不到該縣就亂打亂殺和逼死了三千六百八十一人。王建勛還嫌在賓陽先殺得不夠,跑到隔壁的殺人較少的邕寧縣去表示願意派兵去幫忙殺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灌陽縣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公開支持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幾天內就殺害了一百五十八人。他還給上級寫報告把亂殺人罪行粉飾為“就地處決、先發制敵革命行動……”。原縣委副書記彭川,將該縣亂殺人情況報告了廣西軍區,被關押五十多天,後又被原紹文宣布為“現行反革命”。縣供銷社幹部陳玉良,將灌陽亂殺人情況反映到中央,以此為主要原因被投入監獄……。

在上思縣所謂的“剿匪”中,“縣武裝部長段正邦是直接指揮殺人的罪魁,普遍挖肝,在革委會吃人肉。有輪姦致死的、殺夫占妻、殺父占女的,武裝部科長韋正宣到堤高大隊指揮殺死六十多人。那坦大隊民兵營長馬仕瓊殺人四十多個,強姦婦女二十多人。上思縣被稱為“土匪”的幹部五百一十七人,群眾一千一百五十三人。

為了爭奪革委會的領導權,許多支左軍人還直接對地方幹部進行陷害和謀殺。例如,據機密檔案記載:“凌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禧等十一名幹部、教師和學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間,不僅主謀策劃危害趙永禧和幹部群眾,而且利用職權,先後多次強姦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鬥的女學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惡極的王德堂,曾被封為‘支左’的好乾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駐靖西縣支左軍人伍祥勝、曾克昭,盜用“四・二二”靖西“造反大軍”名義,由曾克昭執筆偽造了一封信寄給黃小林(靖西縣委書記),要黃站到“四・二二”一邊支持靖西“造反大軍”。此後,他們便以此信為借口,誣陷黃小林參加派性活動,以致“聯指”派將黃活活打死。

無惡不作的軍人大多逃脫懲罰

絕大多數的廣西大屠殺的案例都是由軍人領導、指揮、縱容甚至直接動手的。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甚至是為國家機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參與這些暴力和殺戮的軍人、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的黨團骨幹,是這一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論,把文革中的暴力殺戮的責任一概推卸到某種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眾頭上是不對的,這既不符合歷史史實,也極大地扭曲了我們民族應有的正確的集體記憶,從而混淆了錯與非錯,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無惡不作的軍人在文革後的複查中不僅大多數逃脫了懲罰,不少還得到提升。如在整個廣西指揮殺人最多的原賓陽縣革委會主任王建勛(原六九四九部隊副師長),新的賓陽縣委多次打報告要將他逮捕乃至處以極刑,但是王在軍隊里巍然不動,還官升為少將、廣州市警備區第一副司令員。原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揮,竟提拔當了廣西軍區副司令員。軍隊對廣西文革後的“處遺”調查完全采抵制態度,如一手偽造了“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假案的原南寧支左幹部王生江,在文革後複查追究他責任時,竟無法在軍隊里找到此人。
路人

TOP

發新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