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1-2021, 07:55 AM
國歌教育補補腦——你未必知道的「國歌」背景(文:呂秉權) (09:00)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A%EF%BC%8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在香港本地立法在即,筆者在此分享一些鮮為人知的國歌背景。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為《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抗日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由湖南劇作家田漢作詞、雲南音樂家聶耳譜曲。兩人創作時,時齡分別是37歲和23歲。
聶耳由田漢帶入中國共產黨,兩人的創作靈感源於1934年一次在上海外灘碼頭的觀察。當時他們原本想看看碼頭工人的工作情况,殊不知兩人意外地發現碼頭上堆積如山的木箱,竟是日軍攻打中國的軍火,並諷刺地由中國工人搬運入境,由於貨物標記用英文書寫,所以工人未必知情。這事激起了兩人的抗日和愛國義憤,於是他們同年合作創作歌劇《揚子江暴風雨》,其中一首曲目《前進曲》是《義勇軍進行曲》的前身,它的歌詞是:「兄弟們!大家一條心……我們不做亡國奴,要做中國的主人!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向着自由的路前進!」
以上的歌詞後來演變成《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我們萬眾一心」、「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前進!前進!前進!進!」
國歌法教育 學子不能不知
1949年4月,仍未執政的中共以「中國」的名義到捷克參加共產陣營主導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當時各國代表團入場時皆奏本國國歌。代表中國的中共,入場時當然沒有如實地奏上「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中華民國國歌。他們的權宜之計是,臨時以《義勇軍進行曲》充當「國歌」。中共代表團又檢視《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發現有句已經不合時宜,那就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原因是抗日已完,而「新中國」亦有望快將成立,形勢向好,「中華民族即將迎來燦爛的明天」才對。所以中共決定要改歌詞,好讓他們在國際面前更「威水」。因此,中共文人郭沫若將「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改為「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
今天中國政府要求國民和港人遵守《國歌法》,但當年,中共可能是違反國歌法的始祖,因為它曾私自以《義勇軍進行曲》在國際上冒充合法的《中華民國國歌》,又修改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來迎合需要,其身不正。這些《國歌法》的教育,香港學子不能不知。
1949年7月中,中共向全國和海內外徵集國歌,後來共收到630多份國歌歌詞和690多份國歌詞譜。8月尾,由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第六小組篩選了13件作品供常委會決定。可是,由於這些作品質素參差,曲詞又未盡如人意,加上時間倉卒,小組一直未能拍板。
距離「開國大典」還有5天,國歌仍未敲定,國歌小組的組長馬敘倫(語言文字學家,後來擔任教育部長)於是向毛澤東和周恩來進言說:「我們政府就要成立,而國歌根據目前情况一下子是製造不出來的,是否我們可暫時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結果,領導人和委員們一致贊成,反對的「沒有,沒有,沒有」,大家還以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方式來結束會議。
不過在會上,大家曾就是否更改一句歌詞辯論,那就是上面所述的——有代表說:「曲子很好,但歌詞中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妥,最好詞修改一下。」郭沫若亦表態支持改歌詞。之後,被認為最有發言權的作詞人田漢發言了,他說:「該曲是好的。我寫的歌詞在過去有它的歷史意義,但現在應該讓位給新的歌詞。」
最最有發言權的,其實是周恩來和毛澤東了。周說要麼就用舊的歌詞,這樣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毛說得模稜兩可:「改還是要改,但舊的還是要。」
就這樣,這首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一唱就是17年。
1966年,十年動亂,文革開始,四人幫在毛澤東支持下鬥倒大批老作家和藝術家。田漢因京劇《謝瑤環》中有「為民請命」、「載舟覆舟」等詞句,被斷章取義,加以歪曲,被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而被實行專政和批鬥,要被迫飲尿、被拷打、被遊街,疾病纏身(心臟病、糖尿病等)皆不得治療,最終失救,兩年後慘死獄中。(《義勇軍進行曲》作曲人聶耳則在1935年在日本死於非命,溺水身亡。)
一人「犯賤」,其詞也「黑」。在這文革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成了無詞之歌,田漢被禁,其詞也被禁,播國歌不能唱國歌,大家只能心裏唱,不能「口噏噏」,否則可能被「抽秤」,十分荒謬。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但華國鋒奉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田漢仍未平反,國歌仍未能唱。
隨後,新一輪國歌歌詞徵集又再開始。新版的「毛版」國歌在1978年3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
「毛版」國歌的作者表述改為「聶耳曲,集體填詞」。歌詞如下:
「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地鬥爭!前進,前進,前進!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量冤假錯案獲得平反。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撤銷本屆人大1978年有關國歌的決定,田漢的歌詞正式復用,全國人大「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4點值得思考
值得深思的是,舉手通過「毛版國歌」的人大代表,不少表示當年是違心投票的,始終對田漢的歌詞懷着深厚感情,認為新歌詞空洞、唱起來不對味。問題是為何這個制度會讓大部分人都做出錯誤和違心的決定?
另外幾點值得思考的是,包括:
●中共有多次修改國歌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時機,為何它要緊抱這句不放?
●中共在抗日戰爭中不算是主力(雖然中共說自己是中流砥柱),他們有所謂「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十分宣傳」之說,選擇《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為何它會不怕自暴其短?
●民族主義對中共有何好處?
以上的國歌背景教育,官方未必會提供,筆者僅供大家參考。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A%EF%BC%8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在香港本地立法在即,筆者在此分享一些鮮為人知的國歌背景。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為《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抗日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由湖南劇作家田漢作詞、雲南音樂家聶耳譜曲。兩人創作時,時齡分別是37歲和23歲。
聶耳由田漢帶入中國共產黨,兩人的創作靈感源於1934年一次在上海外灘碼頭的觀察。當時他們原本想看看碼頭工人的工作情况,殊不知兩人意外地發現碼頭上堆積如山的木箱,竟是日軍攻打中國的軍火,並諷刺地由中國工人搬運入境,由於貨物標記用英文書寫,所以工人未必知情。這事激起了兩人的抗日和愛國義憤,於是他們同年合作創作歌劇《揚子江暴風雨》,其中一首曲目《前進曲》是《義勇軍進行曲》的前身,它的歌詞是:「兄弟們!大家一條心……我們不做亡國奴,要做中國的主人!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向着自由的路前進!」
以上的歌詞後來演變成《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我們萬眾一心」、「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前進!前進!前進!進!」
國歌法教育 學子不能不知
1949年4月,仍未執政的中共以「中國」的名義到捷克參加共產陣營主導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當時各國代表團入場時皆奏本國國歌。代表中國的中共,入場時當然沒有如實地奏上「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中華民國國歌。他們的權宜之計是,臨時以《義勇軍進行曲》充當「國歌」。中共代表團又檢視《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發現有句已經不合時宜,那就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原因是抗日已完,而「新中國」亦有望快將成立,形勢向好,「中華民族即將迎來燦爛的明天」才對。所以中共決定要改歌詞,好讓他們在國際面前更「威水」。因此,中共文人郭沫若將「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改為「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
今天中國政府要求國民和港人遵守《國歌法》,但當年,中共可能是違反國歌法的始祖,因為它曾私自以《義勇軍進行曲》在國際上冒充合法的《中華民國國歌》,又修改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來迎合需要,其身不正。這些《國歌法》的教育,香港學子不能不知。
1949年7月中,中共向全國和海內外徵集國歌,後來共收到630多份國歌歌詞和690多份國歌詞譜。8月尾,由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第六小組篩選了13件作品供常委會決定。可是,由於這些作品質素參差,曲詞又未盡如人意,加上時間倉卒,小組一直未能拍板。
距離「開國大典」還有5天,國歌仍未敲定,國歌小組的組長馬敘倫(語言文字學家,後來擔任教育部長)於是向毛澤東和周恩來進言說:「我們政府就要成立,而國歌根據目前情况一下子是製造不出來的,是否我們可暫時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結果,領導人和委員們一致贊成,反對的「沒有,沒有,沒有」,大家還以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方式來結束會議。
不過在會上,大家曾就是否更改一句歌詞辯論,那就是上面所述的——有代表說:「曲子很好,但歌詞中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妥,最好詞修改一下。」郭沫若亦表態支持改歌詞。之後,被認為最有發言權的作詞人田漢發言了,他說:「該曲是好的。我寫的歌詞在過去有它的歷史意義,但現在應該讓位給新的歌詞。」
最最有發言權的,其實是周恩來和毛澤東了。周說要麼就用舊的歌詞,這樣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毛說得模稜兩可:「改還是要改,但舊的還是要。」
就這樣,這首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一唱就是17年。
1966年,十年動亂,文革開始,四人幫在毛澤東支持下鬥倒大批老作家和藝術家。田漢因京劇《謝瑤環》中有「為民請命」、「載舟覆舟」等詞句,被斷章取義,加以歪曲,被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而被實行專政和批鬥,要被迫飲尿、被拷打、被遊街,疾病纏身(心臟病、糖尿病等)皆不得治療,最終失救,兩年後慘死獄中。(《義勇軍進行曲》作曲人聶耳則在1935年在日本死於非命,溺水身亡。)
一人「犯賤」,其詞也「黑」。在這文革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成了無詞之歌,田漢被禁,其詞也被禁,播國歌不能唱國歌,大家只能心裏唱,不能「口噏噏」,否則可能被「抽秤」,十分荒謬。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但華國鋒奉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田漢仍未平反,國歌仍未能唱。
隨後,新一輪國歌歌詞徵集又再開始。新版的「毛版」國歌在1978年3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
「毛版」國歌的作者表述改為「聶耳曲,集體填詞」。歌詞如下:
「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地鬥爭!前進,前進,前進!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量冤假錯案獲得平反。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撤銷本屆人大1978年有關國歌的決定,田漢的歌詞正式復用,全國人大「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4點值得思考
值得深思的是,舉手通過「毛版國歌」的人大代表,不少表示當年是違心投票的,始終對田漢的歌詞懷着深厚感情,認為新歌詞空洞、唱起來不對味。問題是為何這個制度會讓大部分人都做出錯誤和違心的決定?
另外幾點值得思考的是,包括:
●中共有多次修改國歌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時機,為何它要緊抱這句不放?
●中共在抗日戰爭中不算是主力(雖然中共說自己是中流砥柱),他們有所謂「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十分宣傳」之說,選擇《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為何它會不怕自暴其短?
●民族主義對中共有何好處?
以上的國歌背景教育,官方未必會提供,筆者僅供大家參考。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