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釁滋事罪 disorderly behavior

[KT88]

製「銘記八酒六四」白酒海報 其中一名維權人士判緩刑
https://hk.news.yahoo.com/%E8%A3%BD-%E9%...48916.html

川男賣「銘記八酒六四」　被控顛覆國家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0/19633505


【六四27年】製「銘記八酒六四」都犯罪　川男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　轉發女詩人同被拘 (19:50)
https://m.mingpao.com/ins/%E5%85%A9%E5%B...B%E6%8B%98


製圖「銘記八酒六四」　四川男涉煽動顛覆國家被拘
https://thestandnews.com/china/%E8%A3%BD...%E6%8B%98/

[12AX7.ECC83]

嘲殉職消防「死的好」網民判囚兩年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1/20717411

四川涼山州木里縣今年3月底發生森林火災，釀成27名消防員和4名救火人員死亡，事後陝西榆林市一名男子在微博上留言稱「死的好」，被當局以涉尋釁滋事罪拘捕；該男子近日被判監兩年，兼要在判決生效後十日在國家級媒體上公開道歉。

涉尋釁滋事罪被捕

22歲的榆林市佳縣張姓網民，在3月31日木里縣森林火災發生後翌日，在微博相關新聞下留言稱「哈哈哈哈哈哈，果然如我所預料」、「死的好」，被警方刑拘；近日在榆陽區法院被判囚兩年。法院指被告「蔑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在互聯網上對救火犧牲的英雄烈士發表帶有侮辱性質不當言論，構成尋釁滋事罪」。庭審時被告對其不當言論給英烈親屬造成傷害深表歉意，當庭宣讀道歉聲明。

木里縣森林火災事件，內地至少有13人因在網上「侮辱英烈」被公安傳喚、抓獲或投案自首。當中四人被行政拘留，七人被刑事拘留，榆林張姓網民則是被判監第一人。內地去年4月通過《英雄烈士保護法》，對「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者，可被處以治安管理處罰，甚至追究刑事責任。

[12AX7.ECC83]

李彥宏演講被當眾淋水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B%E6%B0%B4

周勇軍被控於境外社交媒體發反動信息
正在被扣押在廣西的八九學運領袖周勇軍，近日被移送到東興市人民法院，控罪由「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改為「尋釁滋事罪」，指他利用境外社交媒體發布反動信息。周勇軍去年八月在廣西旅行期間，被公安指藏有邪教資料被拘押，案件去年年底兩次被退回補充偵查。周勇軍在 1989 年學運期間擔任過高自聯主席，一度旅居美國，回國後曾多次被捕。

李彥宏演講被當眾淋水

百度董事長李彥宏在 AI 開發者大會上演講時，突然有男子走上台，向他倒頭淋水，李彥宏呆了數秒後問男子有何問題。觀眾沉默一後時間之後，他繼續演講，說在 AI 前進的路上，有各種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涉事男子被帶走，未知其動機。

男子派出所死亡六警涉玩忽職守

浙江寧波一名五十多歲男子四月被傳喚到派出所六小時後死亡，當地監察委稱，六名輔警涉嫌玩忽職守被調查。驗屍報告指出，該男子因醉酒撞玻璃十多次，曾提出頭部不適，嘗試咬舌頭，多條肋骨骨折，最終送院搶救無效，報告指死因是心功能障礙。死者太太早前接受傳媒訪問，稱警察不讓她探視，要求看閉路電視畫面亦被拒，質疑警方耽誤治療。

[香港人]

參加港反修例遊行 廣州獨立記者被捕
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8%AD%E...B%E6%8D%95

關注中國內地#METOO事件的30歲獨立調查記者黃雪琴10月17日被廣州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為由拘捕，目前尚未知因何具體事由，不過她曾在網上發文自爆6月9日參加了香港反修例大遊行，隨後其於廣州的家人被警方深夜上門調查。

涉尋釁滋事 未知具體事由
內地女權行動圈昨日傳出消息，引述黃雪琴多位好友稱，黃已失聯一周，相信被關押在廣州市公安局白雲區看守所。黃雪琴的好友萬淼焱律師從成都飛赴廣州，估計在處理事件。本報記者聯絡萬律師，但未獲得正面回應。

微信撰文發圖 被審查禁言
今年2月至8月，黃雪琴於香港台灣等地訪學。其間，黃雪琴6月10日在內容創作平台「Matters」上發文，記述她「帶着要去發聲、參與、見證並記錄歷史的心態」參加香港「6·9」反修例遊行的經歷。

文章提到，她當日不斷在微信朋友圈發遊行現場的圖片和短片，但其後發現有內容被「審查」刪除，只能透過一些「隱晦的文字」傳出有關遊行的消息。有好奇的朋友詢問香港在發生什麼事，她也「一一私信圖片和短片」解釋。了解情况後的朋友勸她，小心被「炸號（封微信號）」或被「舉報」。

她在文中表示，關於遊行的消息在內地一概被審查，惟見到《環球時報》社論將當日遊行定性為反對派勾結西方勢力，她想再次「發圖片和短片」解釋是香港市民「自主參與」的遊行，但發現微信、微博已經被禁言。

擬赴港大進修 被沒收護照
而因為發表上述文章，6月11日她於社交媒體發帖稱，「廣州的警察們今晚又深夜找到家裏，家人又被騷擾，父母驚恐萬分。」

據知情人士稱，黃雪琴本應於9月入讀香港大學法律系研究生「LLM in Human Rights」項目，但她於8月底被廣州警方傳喚並沒收護照等旅行證件，未能入學。

內地#METOO推手 屢揭性侵醜聞
在成為獨立記者之前，黃雪琴曾在廣州《新快報》、《南都周刊》等媒體任職，關注性別、平權、貪腐、環境、弱勢群體等議題。全球#METOO運動去年席捲內地各行業，黃雪琴發起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况調查，最後形成報告，呼籲公眾關注媒體行業中的性騷擾現象。

她也深入調查高校性騷擾事件，曾報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生羅茜茜舉報該校教授、「長江學者」（高校為引進高層次人才的獎勵計劃）陳小武性騷擾及意圖性侵，以及獨家揭發廣州中山大學「長江學者」人類學教授張鵬對其多名學生及同校女教師實施長達六年的性騷擾。

系列報道在內地引發強烈反響，也曾遭強力刪帖。在輿論壓力下，陳、張兩人之後都被各自院校取消教師資格，並被撤銷「長江學者」稱號。《人民日報》曾針對北航陳小武被撤職一事發表評論，稱「勇敢是你（女性）最好看的姿態」。

[Chan7]

武漢肺炎：爆發前率先披露疫情反被控造謠　8名網民終獲「平反」
https://hk.on.cc/hk/bkn/cnt/cnnews/20200...2_001.html

武漢肺炎爆發之初，有8名武漢市網民率先在網上披露當地爆發「7例SARS」，結果被警方處罰。當疫情蔓延全國，甚至攻出海外後，最高人民法院周二（28日）為他們「平反」，指他們並非「完全捏造」。可惜其中一名爆料醫生，如今已身染病毒，正於深切治療部留醫。

據指，這8名被指造謠的網民中，包括3名當地醫生。他們上月率先在網上爆料，指「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但事後被當局迅速刪貼，更被定性為造謠。

最高人民法院事後發文回應，鑑於新型肺炎不是SARS，說該8人編造不實訊息具正當性，但他們發布的的內容並非完全捏造，且公眾如聽信了「謠言」而戴口罩、嚴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動物市場等措施，能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文章為執法機關解釋，當局考慮訊息發布者、傳播者在主觀上的惡性程度，只要訊息基本屬實，行為客觀上未造成嚴重危害，應保持寬容態度。文章續指，試圖對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實的訊息進行法律打擊，將成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為削弱黨的群眾基礎的惡性事件，成為境內外敵對勢力攻擊中方的無端借口。

官媒翌日引述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稱，這8名網民「是可敬的」，形容他們「憂國憂民，有一定見解的。作為公共衞生專家，希望同他們對話，希望從他們身上學點東西。」

內媒採訪了其中一名爆料醫生，惟該醫生因受感染，目前仍在深切治療部留醫。他表示，當天流傳的截圖確存在斷章取義的問題，確診為沙士的說法不夠準確，但他曾強調「是冠狀病毒，具體還在分型」，惟他仍被醫院監察科要求寫反思信，又要到派出簽「訓誡書」。

【武漢肺炎】最早披露疫情8網民 被指「造謠」後獲「平反」
https://www.am730.com.hk/news/%E6%96%B0%...%8D-205324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國爆發，甚至蔓延多國，輿論認為與當地官僚初期輕視及隱瞞疫情不無關係，而最早在網上轉發「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沙士)」消息但被武漢警方查處的8名網民，則被視為「英雄」，最高人民法院昨更在微博發文，指涉事「謠言」並非完全捏造，若公眾當時聽信了這個「謠言」並基於對沙士的恐慌而戴口罩、加強消毒及避免再去野生動物市場等，「這對我們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文章又認為，當局無必要法辦所有不完全符合事實的訊息，令事件成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並「成為削弱黨的群眾基礎的惡性事件，成為境內外敵對勢力攻擊我們的無端藉口」。

武漢警方則在今日澄清，該8人涉及的問題「特別輕微」，故未有對他們拘留、罰款或警告，僅進行了教育和批評。

【武漢肺炎】中共式防疫 邊為8爆料「造謠者」平反 邊收緊內媒報道紅線
https://hk.appledaily.com/china/20200130...G5HHHXCSM/

湖北武漢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被指是人為災禍，去年尾8名網民率先在社交媒體公開疫情消息，事後迅速被武漢當局迅速刪帖，還被指為「造謠者」而遭處罰，結果令當地錯過最佳防疫時機，令疫情發展至攬炒全國的地歩。至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接連為8人平反，指他們「是可敬的」，有內地網民更要求，法辦當日的抓人者。

據紐約華人資訊網報道，該8名最先披露疫情訊息的「造謠者」，至少包括3名醫生，分別是李文亮、劉文及謝琳卡，他們至今仍在武漢抗疫前線工作，8人事後曾一度被武漢警方約談，以及批評教育（類似警誡）。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前日就在擁有1,760萬粉絲的官方微博賬號，發表文章，似乎意在為這8名「造謠者」正名。該位署名「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唐興華」的文章分析指：「儘管新型肺炎並不是SARS，但是訊息發佈者發佈的內容，並非完全捏造……如果社會公眾當時聽信了這個『謠言』，並且基於對SARS的恐慌而採取了佩戴口罩，嚴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動物市等措施，這對我們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文章從法理角度分析說，面對虛假訊息，執法機關應該充份考慮訊息發佈者、傳播者「在主觀上的惡性程度」和「對事物的認知能力」。只要訊息基本屬實，發佈者主觀上並無惡意，且客觀上未造成嚴重危害，當局應保持寬容態度。

另外，《人民日報》客戶端亦刊發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所說：「這8個人是可敬的」。

《北京青年報》的記者前日更聯絡到其中一名爆料醫生，他因為受到感染，兩邊肺葉「花晒」，最初轉入呼吸科隔離病房，隨後病情加重，轉到深切治療部病房（重症監護室），病情至今未有明顯好轉。

該名醫生承認，當日流傳的截圖確實存在斷章取義的問題，關於確診為沙士的說法不夠準確，此後他在群內強調：「是冠狀病毒，具體還在分型」。結果，在群裏發佈訊息的第2天，他就被醫院監察科要求寫一份對於不實訊息外傳的反思信，隨後又到派出所簽了一份「訓誡書」。

不少內地網民都為這8個人叫屈，並表示僅僅正名不足以平息民憤，當局應該向他們道歉，並予以賠償；更有人稱他們為「八勇士」。內地前知名媒體人王志安則在Twitter上說：「我個人認為，前些天下令抓武漢那幾名所謂造謠的人，應該抓起來」。

然而，這並不表示中共正放鬆網上言論審查。除了公安部宣佈繼續嚴打網上謠言外，網警依然忙於清理互聯網，確保網絡空間充滿被當局視作「正能量」和「主旋律」的訊息。內地不少媒體都有派記者到武漢採訪，部份更深入當地醫院進行報道，但相關文章都因當局審查而無法刊登，包括《瀟湘晨報》一篇有關武漢一間醫院ICU主任，面對疫情措手不及的獨家報道也遭刪除。有內地媒體記者坦言，近日感受到「紅線」越收越緊。

來自武漢實驗室和醫護人員的證詞 歷史將會記載誰在禍國殃民！〈蕭若元：理論蕭析〉2020-01-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BOnmehhiE
[youtube]yvBOnmehhiE[/youtube]

[Chan7]

【武漢肺炎大爆發】封城與封口同步　官方封鎖消息　保安要刪手機採訪內容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26404/%E...KRWNODFEJu

在武漢等多個城巿採取不同程度封城措施，試圖遏止武漢肺炎疫情進一步擴散之際，《美國之音》的報道指，中國當局持續對公眾採取「封口」措施，以維持官方對疫情的信息壟斷。報道引述批評者指，當局的信息封鎖和壟斷已經惡化局勢，造成和加劇公眾恐慌。

《美國之音》在〈中國應對疫情：封城與封口同步〉報道說，1月25日星期六，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說，「（天津）公安機關在工作中發現，奚某某（女，29歲，天津市人）於2020年1月24日11時至14時期間，在微信朋友圈內編造涉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人數的不實言論。1月24日19時，公安和平分局將奚某某抓獲。奚某某對上述違法事實供認不諱，現其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美國之音》說，報道沒有說奚某某究竟編造了什麼不實言論，需要公安機關拘捕，但中國公眾和中國國內外許多觀察家注意到，在今年元旦，武漢市公安機關以「散布有關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導致的武漢肺炎的謠言」為由對8人進行了查處。但隨後的情況發展顯示，武漢公安所追究的「謠言」，正是中國公眾所說的「遙遙領先的預言」。

武漢當局在查處所謂的「造謠者」之後，長時間錯誤地宣稱武漢肺炎不太可能人傳人、武漢疫情完全可控。批評者指出，這種官方宣稱給中國公眾造成明顯誤導，並造成嚴重後果。中國各地發表的傳染報告顯示，被傳染者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在武漢公安查處所謂的「造謠者」以及武漢當局發表誤導性言論之後，到武漢旅行被傳染的。

報道指，許多中國公眾抱怨說假如武漢當局在第一時間不是把主要精力用於封口並對公眾封鎖消息，而是向公眾發出警報，本可以避免如此之多的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前往武漢中招；武漢公安機關和市政府應當向被查處的那8個人表示道歉並給予表彰。不過，中國當局對公眾的這種批評和抱怨保持沉默。

另方面，中國各地的公安機關，繼續威脅和處罰那些傳播與官方公告不一致的有關武漢肺炎消息的人。1月24日，湖南長沙縣公安局「依法對周某裁決行政拘留處罰」，理由是周某在前一天說該縣一小區有4名確診病例，但實際為1人。然而，該小區物業管理公司隨後發布公告，該小區發現4宗核實病例，已經在接受隔離治療。現在還不清楚長沙縣當局是否已經解除對周某的處罰，並向他道歉或作出賠償。青島市公安局22日發布通報說，「青島四人編造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謠言被處理 一人被刑拘。」報道說，其中三人被處以行政拘留七日，五日的行政處罰。但報道沒有說明這些人究竟編造或傳播了什麼謠言。

《美國之音》說，中國當局堅持壟斷消息來源、封鎖消息的做法，使當局的公信力受到質疑，導致公眾恐慌。武漢1月23日突然宣布封城，湖北其他城市和地區隨後採取封閉隔離措施，中國首都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等大城市，接着宣布採取措施限制公共交通和公眾活動，顯示了當局先前所宣稱的武漢肺炎「可防可控」的說法是明顯的不實言論。眼下沒有迹象顯示，中國當局打算為自己發出的不實言論表示道歉或計劃對自己進行處罰。由中共當局掌控的中國媒體，也沒有對當局發表的不實言論進行問責。

中國《中國經營報》的〈武漢抗「疫」27日考：防控疫情的寶貴時機是如何被貽誤的〉報道則引述《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指，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林羽（化名）回憶說，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武漢市的策略都是「冷處理」。他所在的醫院就通知，在沒有單位授權的時候，不允許私自在公眾平台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採訪，不僅僅是臨床系統，包括院感、CDC那邊消息管控更嚴格，「整個就不讓說」。

該報道說，「1月2日、3日，疫情剛開始發酵的時候，《中國經營報》記者曾連續兩天蹲守武漢市金銀潭醫院住院部南樓。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最早一批確診患者被統一隔離在該樓四樓治療，部分其他醫院轉過來的輕度患者則住在六樓。記者在住院部南樓內部觀察了解到，除四樓、六樓集中收治患者外，五樓也被騰空備用，尚沒有收治患者，而該樓的一至三樓為流感科和流感病房，還有眾多普通感冒發燒患者在這裏治療」。

報道續稱，「這兩天，包括本報在內的多家媒體記者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採訪期間也受到了阻力。1月2日下午，某媒體記者扛着攝像機前往醫院住院部南樓採集視頻信息並採訪患者家屬，立刻引起醫院安保人員警覺，一位保安同樣要求本報記者刪除手機中的所有採訪內容，記者躲入車內反鎖車門才得以脫身。媒體記者與患者家屬交流也受到監視、阻止。本報記者與一位患者家屬的交流在記者的車內才得以順利進行。」

報道說，「另一個令人難忘的細節是，記者前往醫院行政樓宣傳科求證患者收治信息和診療安排，在得到『信息統一由武漢市衛健委對外發布』的答覆後，該科派出一位年輕的女性工作人員盯防，並要求記者離開院區」。

「此後，在該院行政人員和保安人員干預下，包括本報記者在內的多家媒體記者被以核實身份為由帶到警務室，並記錄下了媒體單位和姓名、聯繫方式等信息。在該院宣傳科負責人介入下，記者最終離開。」

武漢肺炎》「一群官員，欺上瞞下！」中國社會爆發大恐慌，民怨政府隱瞞病情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09249

全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武漢肺炎疫情風暴擴大，釀4名患者喪命，時值中國春運期間，武漢做為交通樞紐，已有大量人口流動經過。由於不知道病毒從何而來，也不確定患者人數是否超過確診數量，中國社會恐慌情緒蔓延，擔心疫情會進一步惡化，質疑政府隱瞞疫情的聲浪四起。

武漢疫情高掛在中國社群網站「微博」的熱搜詞條。最早發病的患者送醫後，武漢當局隔了3周才向外公布「不明肺炎」，5周後限制武漢出入，但數百萬大學生與人口早已回家過年，微博「#武漢為何不早點讓公眾知情#」主題閱讀量達到2100多萬，網友怒斥：「一群官員，欺上瞞下！」要求政府即早說明嚴重性，呼籲民眾防疫。

民眾質疑當局重蹈SARS覆轍
16年前，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在亞洲大流行期間，中國政府最初延遲發布疫情信息，審查所有新聞媒體的報導，對嚴重程度輕描淡寫，這缺乏透明度的狀況後來導致SARS經中國人口移動，迅速由廣東擴散到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加拿大。

2003年4月，北京著名醫生蔣彥永出面指控政府掩蓋疫情，逼得中國政府公開SARS防治工作的情況，開革處理疫情不當的時任衛生部黨組書記張文康、北京市委副書記孟學農。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赴中國調查疫情時，病例數字與蔣彥永掌握的基本相似，引發了中國國內的強烈反對與國際社會的嚴厲批評。

這次，武漢市病例最早發病時間為12月12日，但時隔3周，武漢衛生委員會於12月31日才宣布暴發不明肺炎。今年1月9日，中國確認武漢肺炎的病原體是冠狀病毒，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14日將其命名為2019-nCoV（2019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自1月3日以後，有整整兩個星期沒有公布新病例，有8人因「造謠肺炎疫情」被公安逮捕。

18日，日本、泰國等海外地區陸續出現確診病例，中國當局公布資料卻顯示境內只有45例，疫情並未擴散至其他省分、縣市。「境外」消息比「境內」官方資訊來得更嚴重，英國疾病研究機構推估真實染病人數恐高達1723人。這也引發中國民間質疑政府隱瞞真實疫情，嘲諷這個病毒是「戰狼病毒」、「愛國病毒」。

中國國家衛生委員會19日表示，疫情仍舊「可防可控」，僅為「有限度人傳人」。20日深夜，官方媒體才公布，防疫權威、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的專業說法，指出武漢冠狀病毒確實可以「人傳人」，傳染性雖不如SARS那麼強，但這種疾病的強度正在「攀升」，並暗示「目前的死亡率還不那麼具有代表性」。

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面發聲，必須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不過許多中國網友冷嘲熱諷：「直到19號以前，官方輕描淡寫，百姓毫不警覺！萬家宴照辦不誤，如果不是鐘南山院士率先披露，會有這麼多信息發布嗎？」「把之前抓的那8個人放了，人家沒造謠！」

春運來臨、武漢是交通樞紐，中國面臨防疫大挑戰

在農曆新年假期，來自中國全國各地的人們會乘坐地鐵、高鐵、公車、飛機等大眾運輸工具，回家團聚或旅遊。據官方媒體報導，去年有近700萬中國遊客趁春節出國旅遊。武漢是華中地區人口超過1100萬的大城市，當地天河國際機場在去年11月流量突破300萬人次，並有高鐵往來於中國其他省市，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樞紐。

上周起，武漢加強公共場所及交通管理，機場、火車站、長途汽車站、客運碼頭安裝紅外線測溫儀，各區陸續加強離漢旅客體溫檢測工作。21日起，武漢市旅遊團隊不組團外出，公安交管部門對進出武漢的私家車輛進行抽檢，檢查後備箱是否攜帶活禽、野生動物等。

然而這些措施是在初次疫情爆發後的第5週才實施，這意味著無數乘客、百萬名大學生沒有經過任何篩查，就離開了這座城市。武漢市的防控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在南韓被診斷出患有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那位中國婦女，事先因發燒和肌肉疼痛而在武漢看過醫生，但醫師僅給她開了感冒藥，就讓她照常出國了。

疫情目前有多嚴重？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證實，2019新型冠狀病毒可以透過人對人傳播，武漢15名醫務人員也已被感染。目前中國確診291例，光是湖北省就確診270例，北京、上海、廣東、山東、四川都傳出確診。其他國家方面，泰國確診2例，日韓分別確診1例；疑似病例部分，香港106例，新加坡5例，越南2例。疫情的爆發已經遠遠超出武漢市，無法排除未來有可能發生近一步大規模傳染。

武漢肺炎迅速擴散 警方查處8名造謠者 陸民質疑官方曾企圖隱瞞
https://www.auliving.com.au/zh-tw/202001/134572.html
——陸維權律師：這又是不折不扣的人禍
文章批評，「我們的有關部門到今還沒形成一個真正能聽取民意的氛圍，對發自民眾的不同聲音，特別是和有關部門不一致的聲音，往往當作謠言處理」。

中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截止發稿已暴增至440例，其中9人死亡，不少中國民眾重燃對SARS的記憶。有人發文質疑最早向社會公開疫情的不是醫療部門，只「等外地專家發布信息」，或是「普通民眾」披露，或是被「媒體問出來的」。最初武漢當局還以傳謠的理由，查處了8名「違法人員」。中國維權律師謝燕益更直接形容這次武漢肺炎席捲全國是一場人禍，他已去信中共國家衛健委要求其正視問題。

據中央社報道，周二（21日）上午，一篇題為「我們已知的武漢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漢官方首發的」的文章，在中國微信群里被許多網友轉發，引起不少迴響，並讓武漢官方感受到極大壓力。

出身武漢新聞圈的文章原作者提到，武漢肺炎的消息，最早是2019年12月30日在網路上被披露，內容是武漢市衛健委並未向社會發布的「關於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隨後，經中國媒體第一財經從武漢官方獲得證實，這份文件是真的。

他表示，武漢肺炎首例早在12月8日出現，但疫情發源地華南海鮮市場直到12月31日，還能讓武漢的長江日報記者前往採訪，且指「市場秩序井然，仍然有很多人去買海鮮」。第二天今年元旦，武漢官方才關閉了市場，不知採訪的2名長江日報記者，身體是否健康？

他說，進入今年，武漢官方才被動發布消息，當地疾控中心主任、收治病患的醫院院長紛紛亮相，口徑高度一致強調「可防可控」。

原作者提到，官方發布消息後，有人便網路上不斷吹噓「武漢有最牛的P4病毒實驗室」、「武漢在病毒研究方面的實力，在全國都是數一數二的」等語，那種驕傲自豪的口吻至今難忘。但現在回頭看這些言論，「真的是讓人哭笑不得」。

他指出，「官方信誓旦旦可防可控，民間無知自大」，結果就是北京、浙江、香港及國外陸續發現病例，而且都是從武漢流入，可見「絕對不是可防可控」。而證實武漢肺炎能「人傳人」，以及武漢10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的，還是外地專家。

原作者說，武漢市和湖北省前陣子都在忙著開「兩個重要的會」（意指人大和政協會議），有些武漢官員的想法，恐怕是覺得「會議期間要穩定，不要製造混亂」。這種想法，從他2002年大學畢業進入武漢的新聞單位就有了。

他直指，這些年他們「也一直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乾的：兩會期間不允許報導負面的新聞，要給兩會營造和諧的氛圍」。如今，「如他們所願，他們舒舒服服開完了會，疫情也一步步擴散開了去」。

武漢疫情蔓延前 中國警方稱查處8名造謠者
中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截止發稿已暴增至440例，其中9人死亡。微信公眾號「行走中的生命」近日撰文表示，1月1日，武漢警方公開發布：「經調查核實，已傳喚8名違法人員，並依法進行了處理」。

警方還特別提醒，「網路不是法外之地，在網上發布信息、言論應遵守法律法規，對於編造、傳播、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警方將依法查處，絕不姑息」。

文章說，從1日的武漢傳謠者被查處，到20日全國各地疫情的發現公布，「這20天時間的耽誤，正出在武漢警方對傳謠者的處理上」。如果警方沒有認真調查就對當事人依法處理，那麼警方的處理就是違法；如果警方的調查核實來自權威部門，那麼權威部門就要承擔瀆職責任。

文章批評，「我們的有關部門到今還沒形成一個真正能聽取民意的氛圍，對發自民眾的不同聲音，特別是和有關部門不一致的聲音，往往當作謠言處理」。

文章最後反問，本來應該承擔向社會第一時間通報疫情的職能部門，沒有承擔起應負的責任。而社會民眾的自發傳播，又被當成謠言傳播被「依法處理」，「難以想像，面對官方和民間兩個渠道都被封閉的社會環境下，這樣的疫情怎麼能做到真正防控」。

維權律師：不折不扣的人禍
中共當局周三（22日）通報稱，截至21日24時，中國共13省出現疫情，共確診440例，死亡9例，且已經出現人傳人和醫務人員感染，病毒存在變異的可能，疫情存在進一步擴散的風險。

中國大陸維權律師謝燕益對自由亞洲電台說，自己近期一直關注武漢肺炎疫情，中共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數和境外的估算差距那麼大，源於中共專制的體制。

謝燕益說，在這個專制體制下，各級官員不需要對老百姓負責，只需要向上級負責，所以屢屢出現這種「視人命如草芥」的情形。他只要站好隊，只要把信息隱瞞住，把真相壓制住。因為老百姓沒有選舉權，沒有監督權，沒辦法去問責。

謝燕益認為，種種跡象顯示，武漢肺炎的嚴重性遠遠超過官方所描述。這次當局並沒有吸取當年SARS的教訓，瞞報疫情的情況比起十多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形容「這次災難又是不折不扣的人禍。」

據報道，謝燕益1月20日去信中共國家衛健委，要求其全面公開武漢肺炎相關資訊，包括有沒有充分評估疫情，中共中央和政府有何緊急處置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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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國人為何偏好上訪：權力崇拜 信上不信下
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83365.html

　【摘 要】 「信訪不信法」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怪象」，甚至呈現愈演愈烈之勢。 老百姓為什麼「愛」上訪呢？ 在尋求權利救濟的過程中，為什麼不是選擇常規的司法途徑而是偏好直接去上級機關「告狀」？這確實是一個獨具中國特色的「法治現象」。 認識這一現象，必須考慮我國傳統法文化在其中所起的潛移默化、甚至是推波助瀾的作用。 以法文化的視角觀之，上訪是一種民本主義的治理傳統；它遊離於傳統情理與現代法治之間。當代中國法治實踐中諸多問題產生的根源，其實就在於我們的法文化本身。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法治建設，其核心就是一個法治文化建設問題。

　　【關鍵詞】 法治文化；上訪「偏好」；民本主義；治理傳統

　　文化作為人類社會的現實存在， 具有與人類本身同樣古老的曆史。在漢語當中，文化是「人文教化」的簡稱。「文」是基礎和工具，包括語言、文字、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信仰等，「教化」是該詞的重心所在，其含義是人們共同的行為規則產生、延續、傳播以及得到遵守和認同的手段和過程。顯然，「文化」的本義是以「文」陶冶人的性情、教養人的品德、規範人的行為。 作為特定的民族、 種族適應特定地理和人文環境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內涵自然包括了這些民族和種族關於法律的認知、評價、態度、心理、情感、習慣，以及由此所決定的法律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和人們的行為方式。 此乃「法文化」的內涵與要義所在也。

　　曾幾何時，「信訪不信法」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怪象」，甚至呈現愈演愈烈之勢。 重複上訪、越級上訪、集體上訪，纏訪、鬧訪亦成為各級政府的敏感話題和忌憚之事。老百姓為什麼「愛」上訪呢？ 在尋求權利救濟的過程中，為什麼不是選擇常規的司法途徑而是偏好直接去上級機關「告狀」？這確實是一個獨具中國特色的「法治現象」。如果有人說老百姓上訪是因為經過多年的「普法」，他們的法治意識增強了，所以「愛」上訪了；或許還有人說，這些上訪戶都是些沒有法治觀念、無理取鬧的「刁民」，他們之所以「愛」上訪，是想通過上訪獲取常規救濟渠道所不能給予的「要價」，等等……這些解釋所反映的情況可能在現實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但過於簡單化、想當然，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嫌，難以服眾。

　　對於底層民眾來說，他們「偏愛」信訪，且「一訪到底」、堅持不懈究竟是為哪般？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之所以「偏愛」上訪，個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多維度的，但恐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須考慮我們的傳統法文化在其中所起的潛移默化、甚至是推波助瀾的作用。 本文把當前的「上訪熱」現象置於中國社會法文化的分析視角之下，對中國人「偏愛」上訪這種現象產生的曆史語境與現實邏輯，擇其要者，略加述說。

　　一、上訪：一種民本主義的治理傳統

　　不管是在曆史上還是現實當中，進京上訪都浸透着一種強烈的民本主義思想。 《尚書》中說：「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荀子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這裏講的道理就是，統治者要以民為本，民意不可違，民間的聲音要上達天聽。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是故為水者決之導之，為民者宣之使言。 」為此，統治者要給老百姓告狀的自由，聽取坊間的各種議論，才能做到建言立政、下情上達，才能平息民怨、防微杜漸和安固政權。

　　我國封建帝制時代，不管是「公車司馬」、「登聞鼓」，還是「上訴禦史」、「邀車駕」等上訪形式，都是向民眾傳遞皇帝「愛民」、「親民」、「重民」、「聽民」的重要形式，是實現民本主義施政思想的制度安排。

　　自先秦時代起，各朝都設有專管「上訪」的職能機構和專管官吏。 遇有大案要案，禦史台、都察院、大理寺等中央機構都有可能參與決斷，或是派出專案官員（欽差大臣）去案發地進行實地調查。 對於社會影響特別大的案件，有可能皇帝本人還要親自過問。 通過「上訪」、「越訴」這種非常規的糾紛解決方式，即跨越行政層級直接向更高層甚至是皇帝本人訴說冤情，底層民眾被允許跳過科層制的若幹等級與最高權力建立某種直接聯係。

　　一方面，處於金字塔頂端的統治者能夠跨越官僚主義這個障礙物「求民隱之上達」、獲取很多來自社會底層的信息，通過「申天下之冤滯」清除一些貪污腐化、為害鄉裏的地方官員並由此形成對其他官員的強大威懾，達到朝廷對地方自上而下的有效監控；另一方面，民間鬱積的不滿、怨氣得以通過「上訪」的通道釋放，讓底層百姓相信皇帝是「愛民」的，他們的事情可以在國家的制度框架之內得以解決，從而避免他們揭竿而起、鋌而走險、落草為寇。

　　故此，封建時代的開明君主一般都很重視底層民眾的「越訴」（也稱直訴或上控）。 《資治通鑒》裏記載了唐太宗李世民對民間「上書言事」的慎重態度：「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 」明朝朱元璋向天下詔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臣民言事者，實封達禦前」。他恐嚇地方官員「敢有阻當者，其家族誅」。 他甚至明文規定，允許百姓為了「盡除民間禍患」可以成百上千集體進京上訪、「赴京面奏」。

　　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信訪制度，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古代「民本主義」思想的揚棄和延續。 盡管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形態和政治制度與古代社會有着本質的區別，但是傳統的民本主義政治思想的影響依然深刻而久遠。從信訪制度的政治定位和社會功能來看，中央一直把它看做是「密切聯係群眾」、傾聽人民意見、建議和要求，自上而下監督地方官員的重要途徑。允許甚至是鼓勵民眾通過信訪渠道反映意見和訴求，成為實踐當中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重要方面。黨中央也把信訪看做是群眾信任黨和政府的表現，即「人民來信、來訪中提出的問題，大部分是正確的、合理的；雖然其中也有很多是片面的意見，不切實際的想法，很瑣碎的事務。但是群眾能夠向我們提出來，本質上是信任黨和政府的表現。 」

　　建國初期，信訪制度承載着密切中央高層與底層民眾之間聯係的重要職能。 毛澤東本人高度重視信訪工作，他在著名的《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 的批示中強調：「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係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態度。 」1957 年，毛澤東在談到當時四川一百多學生到北京上訪事件時說：「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及其幹部同群眾的矛盾。 」

　　毛澤東的態度直接影響了建國以後信訪工作的職能和定位。 在相當長時期，信訪工作被視為中央了解民情、掌握民意，並以此來調整政策、鞏固新生政權的重要渠道。 新生的國家政權對上訪者抱有一種熱情和支持的態度。在建國之後的一段時期， 困難的進京上訪者不僅可以在救濟站獲得免費的食宿，而且還可獲得回家的路費。1951 年 6 月 7 日，政務院頒布《關於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在決定開頭就強調，對於人民來信來訪「均應熱情接待，負責處理」。 這個決定被看作是新中國信訪制度正式確立的起點。顯然，新中國的信訪制度是秉承群眾路線而來的一種國家制度，而群眾路線作為黨的基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一直是新中國政權之合法性與正當性的重要基石。

　　二、千方百計上京城：權力崇拜與「信上不信下」

　　在傳統中國，農耕是主要的生產方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這種以地方性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形式， 對棲息其中的民眾的觀念與意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家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細胞，父祖是家族內的最高統治者。 而國家不過是家族的擴延，一切權力都集中在中央的手中。 在皇權至上、絕對臣服的文化土壤之上，幾千年來，老百姓形成了對權力，尤其是中央皇權的高度崇拜和身份依附。 正如馬克思所言，「小農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相互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 ……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 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 」由此，也就形成了「信上不信下」、「中央權威至上」的民眾的普遍心理。

　　不管是在曆史上，還是現實當中，上訪者習慣於把「上訪」尤其是「進京上訪」作為接觸高層、與本地政府進行抗爭的「武器」或「砝碼」，試圖通過這種獨特的利益表達形式、借助「中央」的權威形成對「地方」的壓力以求得更高、更有效的權力救濟。對於上訪者來說，其目的就是爭取「上級」和「中央」對本案的關注和支持，最好是中央能欽定案件、繞開地方直接解決自己的「冤情」。 美國學者曾這樣分析了清朝進京「告禦狀」者的心態：

　　無論何種情形，京控人的目的是一樣的，即爭取皇帝對本案的關注，既然皇帝似乎有仁慈之心，傾向於接受京控，這種希望就不完全是遙不可及的。 他們的推理是，如果不是地方官確實無能或歪曲真相，人們不會使自己遭受因長途跋涉進京告狀而產生的在經濟和身體上的磨難，然後啟程回家接受地方高級官員或欽差大臣的審判。

　　「千方百計上京城」，不僅是曆史的印記，而且也是今天上訪現象的真實寫照。這種現象很明顯折射出底層民眾對「下」不信任的微妙心理，以及由此所隱含的對「上」更高的期待和政治信任。 當下，大部分訪民仍然根深蒂固地存有這種「信上不信下」的觀念，認為中央的政策和意圖都是好的，隻是到了地方「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老百姓們經常拿着中央的政策對照地方政府的行為，他們相信中央的很多好政策被地方「打折扣」了，認為地方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的問題大多出在地方官員的不作為、亂作為。而這些情況又因為地方官員的欺上瞞下不為中央所知。 「村裏都是壞人，鄉裏都是敵人，北京才有好人，中央才是恩人」、以及「中央早就有文件，不照中央政策辦，中央管不到地方權」、「中央不批不辦，中央一批就辦」等等說法，就反映出當前上訪民眾的這種真實心理。 有學者這樣真實記錄了訪民的心態：

　　我們相信中央的農村政策都是正確的， 法律也是公正的，但問題出就出在那些基層幹部身上，以為『天高皇帝遠』，沒人能夠管得住他們，所以就為所欲為、貪贓枉法。 從電視上看（老百姓也隻能從電視等媒體上了解），上面的領導平易近人、容易溝通，算得上真正的人民公仆，哪像我們身邊的這些幹部，當了個芝麻大的官就以為了不起了。

　　底層民眾意識到，「現在的中央領導的心還是好的，還是想讓老百姓過好日子的。可天高皇帝遠，下面的人不聽，中央也沒有辦法。 」「中央早就有文件，不照中央政策辦，中央管不到地方權」、「中央政策地方變，封閉管理看不見，百姓有理無處辨」等民謠反映的都是訪民的這種心理。在 「把真實情況告訴中央」的心態驅使之下，底層民眾源源不斷地奔赴北京、找中央反映情況、尋找支持、要個說法，並希望通過中央往下層層施壓來解決自己的問題。隻要民眾這種「信上不信下」的觀念和心態沒有改變，很多上訪案件也就難以回到基層解決。當下，為規範信訪秩序、減緩來自全國的壓力，中央要求「誰家的孩子誰抱回去」、「人要回去，事要解決」，但這項政策在實踐當中遭遇到訪民頑固的「信上不信下」心理的抵制與消解。

　　事實告訴我們，在浩如煙海的進京上訪者中，問題能夠獲得中央高層解決的畢竟是少之又少。大量訪民的利益訴求在中央是得不到解決、也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經過幾次上訪就能把問題解決的情況，在現實中是極其罕見和偶然的。 」當上訪者被送回原籍、尤其是在被當地政府以各種方式接回地方之後，如果他們的問題沒有像他們想象的那樣獲得解決，他們將不僅對地方、基層而且對中央、乃至對整個國家政權產生怨言。如果說上訪者的利益訴求在本地得不到解決，他們埋怨的是地方政府；但是，一旦他們窮盡了地方所有的救濟途徑、費盡周折來到中央，仍然解決不了問題，他們不僅與地方政府的對立情緒日益嚴重，而且對中央的政治信任也將大大降低、甚至轉而怨恨整個國家政權和社會。 他們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和衝突，最終將轉嫁到以中央為代表的整個國家政權身上。

　　三、清官情結與「包公」文化

　　在法文化視野下，如果說西方人把統治者看作是一個「壞蛋」，那麼中國人卻相反，隻知道官府是人民的父母，謂之「父母政府」和「父母官」。 官員照顧人民權利、「愛民如子」，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 百姓把「便宜行事」的權利交托於政府、予以無限信任。中國人往往願意把一個社會治理的希望寄托在一個明君或者一些賢臣、廉吏的身上。中國古代對官員的要求就是「為民父母行政」。 官員自詡「為民父母」、「為民做主」，百姓虔誠地尋找親民、愛民的「青天大老爺」。 在傳統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環境裏，底層民眾對於官員的行為缺乏必要的權力制約和威懾，所做的很大程度上隻是期盼所謂的清官的「恩典」的出現。底層民眾沒有監督官員的有效手段、蓋無法律的保障，隻能碰運氣、聽憑「青天」的慈悲惻隱之心。 對於官員的秉公執法、光複正義，百姓跪倒塵埃，感激涕零，人民隻是知道它是一種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種官員的責任和義務。

　　每個上訪者的心目當中，顯然都蘊含着一種濃鬱的清官情結和「包公」崇拜心理。 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當中，「空間距離有利於審美態度產生」的美學原則在某種程度上是成立的。由於「天高皇帝遠」， 中央在底層民眾心目中產生一種由遠距離產生的「朦朧美」、「抽象美」。 於是，高不可攀、遙不可及的中央官員，成為百姓心目中所期待的那個將要出現的「清官」和「青天」的化身。在民眾樸素的政治意識中，百姓認為他們能夠不畏權貴、明察秋毫、明斷是非，能幫助他們伸張正義、主持公道，而距離自己最近的、身邊的官員大多是邪惡的「酷吏」、「貪官」。

　　在中國傳統社會，包拯、海瑞這樣的「清官」和「青天大老爺」寥如晨星、難能可貴。「清官是迷人的；它不僅有其實際利益方面的價值，而且有其象征符號方面的意義」。關於「包公」在中國傳統法文化中的地位，有學者這樣評價：「包公乃是中國文化中的法精神，或者司法神。 」「清官」和「青天」滿足了底層民眾對於公道正義的渴求， 讓普通百姓相信人間還有正道、朝廷還有清官。 在蒙受冤屈時，他們常常會長途跋涉、風餐露宿，選擇衙門口等他們想象「清官」可能出現的地方，頭頂狀紙、跪喊冤枉，等待偶然一現的「青天」的到來。 不管是「清官」還是「青天」，不僅是對官員個人修養和品德的褒獎，更重要的是，他們已成為草根民眾在「叫天天不應，入地地無門」的嚴酷生存環境下的一種精神動力、一種生活的希望，他們淡化了民眾對於「昏君」和「貪官」的敵對和仇視心理，從而維護了整個政權的安全：

　　在中國古代社會裏，……官僚政治體制的皇權中心主義特征， 扼制了中國早熟的官僚政治體制朝着合理的方向發展；這種政治制度無法提升整個官僚體制的素質，維持整個官僚階層的清正廉明；於是，隻好退而求其次，熱衷於道德的訴求，滿足於清官的補救。

　　這種對「清官」和「青天」濃鬱的感情依賴和深厚的感恩心理，凝結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清官」和「青天」情結，並且深深滲透到民眾的內心和骨髓。 可以說，每一個上訪者的心目當中，都有一個尋找「清官」和遇見「青天」的美好願望和強烈祈求。 盡管時下的上訪者與古代的「擊鼓鳴冤」者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百姓的清官情結和民間的「包公」文化卻很難改變，在實踐中有着強大的生命力。 這種源遠流長的「清官」、「青天」文化與新時期的信訪制度不謀而合。 底層百姓不惜跋千山涉萬水、不斷湧入和奔波在上訪路上，是因為他們相信在官僚體制的最高位階上，總會有「清官」存在。 這就是直至今天，中國的老百姓還特別「愛」上訪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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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隻有極個別幸運的進京上訪者能夠遇見一位真正的「清官」、「青天大老爺」， 並且通過他或她的秉公辦案、 主持公道，冤屈得以大白於天下。 但是，這種情況是極其罕見的，就像彗星偶爾路過。 但，不管怎樣，「對於在底層走投無路，對於破釜沉舟的人，這種有很強偶然性的救濟渠道仍會給他們帶來一線微弱的希望。 也正是這線希望起着社會安全閥的作用，使有幸獲得救濟的人對國家懷着無限的感恩，使無緣獲得救濟的人將怨恨的矛頭指向昏暗不清的基層或捉摸不透的命運。 」

　　四、尋求絕對的實質正義：「纏訟」、「鬧訟」與「案結事不了」

　　古代中國的訴訟，實際上是沒有終審一說的，也沒有司法判決「確定性」、「終結性」的概念和要求。 即使是一些常見的民事案件，例如田土、錢債、戶婚等「細故之事」，隻要當事人有毅力、有耐心和財力，他們可以一直告到皇帝那裏去。這就形成了中國傳統法文化中的「無限上訴」以及「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這也就造成了現實當中上訪者動輒就越級上訪、以及無止境的「纏訟」、「鬧訪」和大量「案了事不了」現象。

　　時下，「纏訟」、「鬧訪」是上訪者常用、有一定風險但又見效快的行動策略和博弈技巧。這樣，上訪很容易就從一種「制度內」、常規、溫和、有序的利益表達方式轉化為「制度外」、異常、無序、偏激甚至是破壞性的政治參與，即「非正常上訪」、「異常上訪」。 有學者認為，這是上訪者們為實現自我利益而從實踐中得來的「行動中的智慧」，是「艱苦的信訪生態環境下形成的『血酬定律』」。

　　對於上訪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哪種做法能夠有效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並不關心它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在采取的手段上合法與否。 現實當中，很多上訪者、尤其是一些上訪「專業戶」，他們對於信訪條例和有關程序規定的熟悉程度是令人驚訝的。之所以采取法律制度允許之外的行動策略、「法外維權」，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上訪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合法」的權益，即自己的行動具有實質意義上的正當性、合法性。即，上訪者認為擁有自己的「合法性話語權」，認為自己「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 所以，可以「得理不饒人」，即使采取一些「非法」、「制度外」的抗爭形式也應當是能被寬容和理解的。 簡而言之，為了尋求他們所認為的「實質正義」和「實體公正」，為了實現他們認為符合「價值合理性」的訴求，他們可以超越、犧牲法律制度要求的「程序正義」、「程序公正」和「形式合理性」。 某種意義上，上訪為實現「實質正義」開辟了通道，滿足了民眾「重實質輕程序」的心理需要。 然而，事實上，既然程序、形式已不那麼重要，那麼對於「實質正義」的判斷很容易就成了各說各話、各執一詞。 上訪者對它的追求便可能沒完沒了、永無止境。

　　顯然，上訪是在「一個不斷往複的循環之中期待如彗星般罕見的關心與解決。 」對於絕大多數上訪者而言，在曆經艱辛、輾轉到達京城之後，他們會發現事情遠遠不如想象地簡單。 這是因為，一些地方解決不好或解決不了的問題，中央有可能同樣解決不好或解決不了。 很多問題，中央也隻能做些解釋和答疑，不能給他們帶來直接的利益滿足；即使是對一些合法合理的問題，中央也隻能要求「地方把人接回去」、「事情回到基層解決」。 有目共睹的是，「事實上，對上訪群眾來說，反映的問題要被立案處理就如買彩票中大獎一樣難，真正得以處理的案件相比於難以計算的未處理案件， 也僅僅具有象征意義和安慰作用。 」對此，大多數進京上訪者是不能滿意的、難以息事寧人的。盡管很多上訪事項，在司法程序上已經終審了，但是當事人並不接受最終的合法判決。

　　質言之，上訪者執着於追求實體的公正，一旦客觀事實與法律上所認定的事實存在偏差，或是上訪者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使得司法認定的法律事實與客觀真實相吻合，上訪者不願意承擔為了保證「程序公正」而犧牲「實體公正」的司法代價。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現實當中，很多案件已經二審終審完了，本來意味着案件的了結，但是隻要當事人去上訪、找到「上邊的人」批示，你就有可能使二審終審過的案件推倒重來。 推翻以後，原來的勝訴者就變成了敗訴者，敗訴者也可能想方設法去尋找更高的力量、更「上邊的人」，來制造壓力再推倒重審。由此，就陷入了「案了事不了」惡性循環，司法判決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降到谷底。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很難接受「絕對的公正是不可能有的」這樣一個事實。 古羅馬大政治家思想家西賽羅曾說過，「絕對的正義就是絕對的不正義」。在當前的一些案件中，也許會有某種程度的細微的「不正義」，比如由於原告證據不足、舉證困難，一些客觀真實的東西難以「還原」和被司法認定。 這時候，通過司法尋求法律救濟的幾乎已經窮盡了，如果原告當事人能接受案件已經終審的事實，自己該幹嘛就幹嘛，那麼，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人走上上訪路。 但是，現實當中，隻要當事人不斷上訪、就有可能把不利的判決推翻掉。這就激勵了很多百姓曆經千辛萬苦，道路奔走、權門呼號，隻是為了要去改變也許隻是那麼一小點兒的「不公正」、「不公平」。 這個過程中，許多上訪者就會在微小的不公正上投入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有的訪民家徒四壁，天天為自己的案子而奔波。 可能本來這個案子敗訴他損失 500 元，但是幾年上訪下來，他完全可能耗費成千上萬，而且精神成本更是巨大的，他變得愈發不能忍受這個事實、愈發怒火中燒，於是，他的要價愈加高不可攀，事情也變得愈加難以處理。 他就徹底回不去「正常人」的生活，走上一條「上訪油子」、「上訪專業戶」的不歸路。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在上訪路上耗盡了金錢、年華、健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常年纏訪、重複上訪現象的背後，實際還有中國傳統的「面子文化」、「為一張臉活」、「不爭饅頭爭口氣」的觀念在作祟。這是因為，絕大部分上訪者是來自於鄉村這個以血緣、親屬關係形成的「熟人社會」。 在鄉村這個狹小的生活空間，攤了官司還敗訴，或者說，挨了欺負還沒地說理，不僅對於當事者個人還是其家族，都是「沒面子」的事情。 為了挽回面子，贏得尊嚴，上訪者會傾盡個人乃至家族的全力以求勝訴， 甚至是 「一訪到底」、誓不罷休。 正如有的上訪者所流露出來的，「我現在也不想再上訪了，也告得精疲力盡了，但我『上了賊船，不告不行啊！ 』不告，我的面子下不來，也怕村民們說我理虧了，甚至怕別人笑話我膽小怕事退縮了……」實際上，這正是許多上訪者鍥而不舍、以精衛填海的勇氣、長年累月奔波在上訪路上的一種很樸素的想法和很重要的思想根源。

　　五、結論：遊離在傳統情理與現代法治之間

　　上訪在中國社會的治理實踐中源遠流長、曆代不輟，是一種有着深厚曆史積澱的「文化現象」。 相當程度上，也是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方式的組成部分，亦是特定曆史語境下的法文化內涵和精神要素的載體。 其形成，可以說是中華五千年曆史文化的慣性所造成，非一時興起，也並非一朝一夕之故。

　　「上訪熱」亦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種客觀存在，是經濟社會發展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也是中國社會在不斷成長、壯大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痛苦。從一定意義上說，上訪亂象的治理、走出當前不正常的「上訪熱」，理應成為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拐點。 上訪，某種意義上實現了化解社會矛盾的部分社會職能，契合了民眾的某種心理需要，但在現代法治文化的視野之下，底層民眾「偏愛」以上訪的方式反映訴求、尋求救濟，有了糾紛直接去找上級、去中央上訪而不是去法院，可以說，這在任何一個追求現代法治的國家裏肯定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現象；或者說，在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裏，這種現象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的。 因為，這本身就體現了民眾對司法和法治的不信任。

　　不可否認的是，「上訪熱」對我國正在進行的法治建設帶來了長效、強大的負面影響。這主要表現為：上訪體現了黨政密切聯係群眾的路線方針，有助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官員貪腐，實現民眾對政府的監督，但為此在實踐當中卻使黨政機關不堪負荷；上訪為「清官」、「父母官」的親民、愛民、重民形象的樹立提供了平台，為黨政權力介入司法決策提供了合法渠道，但進一步促使了司法的邊緣化。 甚至可以這樣說，上訪者成功的概率越高，事實上對司法威信、法治權威的打擊也越大。 一言以蔽之，上訪成功之後產生的感激之情，是上訪者對（清官）個人的，而受到打擊的卻可能是法治權威以及政府行為、司法行為的正當性和公信力。這正是社會各界對之多有詬病、甚至被當做「人治」的產物和「法治」的對立面來加以批判的主要原因。

　　然而，對於上訪這樣一種有着濃鬱的文化內涵和深刻社會認同的社會糾紛解決方式，對其進行一種情緒化、一無是處的批判，不屑一顧、一無是處的否認和無情鞭笞，並不是解決當下中國法治建設困境的上策。 解決當前的上訪治理過程中的「困局」，讓中國法治發展走出「上訪怪圈」，必須有一個宏觀思路，不能在上訪而言上訪、就上訪談上訪。 必須將其置於整個國家的曆史文化背景和當下的法治化進程當中去談。

　　在現代法治文化的大視野下， 我們必須義無反顧地選擇「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糾紛解決機制。 我們必須在鼓勵推行司法獨立和法治的同時， 減少公眾對上訪的盲目信任和追隨，讓信訪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工具的作用限制在合法、有限的範圍。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就是，要讓上訪回歸其本來的公民政治參與和民主監督兩項功能。在上訪與司法二者關係的處理上， 一定要明確上訪隻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輔助、補充性質的渠道。 大量的矛盾化解、權利救濟隻能依靠國家解決社會糾紛的正式機制———司法去解決，應確立司法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解決機制的地位與權威。解決「上訪熱」問題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要按照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要求，將上訪治理逐步納入法治化軌道，嚴守上訪事項化解的法治底線。

　　正如錢穆所言，「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產生；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解決。 」當代中國法治實踐中諸多問題產生的根源其實就在於我們的法文化本身。 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法治建設，其核心就是一個法治文化建設問題。 「上訪熱」的降溫，對於司法權威的忠誠與尊崇， 以及由此決定的現代法治目標的推進，都需要現代法治文化的鋪墊，需要理性成熟的公民文化、法治意識、通過司法途徑獲得法律救濟能力的培育。 而這種法治文化的養成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實現，也需要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社會變革的進一步地推進。這將是一個長遠的目標，不是一日之功、非一日之寒，不能一蹴而就，更需要長的時間去見證、去實踐。

[無名氏叔叔]

重貼被刪文章　內地兩義工涉尋釁滋事罪被捕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00706.htm
將內地網上被刪文章重新上載的志願組織「端點星」，2名義工陳玫和蔡偉4月被公安帶走，家人6月接獲通知，2人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捕。

陳玫哥哥陳堃估計，弟弟被捕與重新上載多篇新型肺炎疫情被刪除的文章有關。

曾經處理刑事案件的內地律師表示，重新上載新聞資料或評論文章，理應不會犯法，但可能個案涉及新型肺炎，較為敏感，官方另作處理。

曾參與上載紀念李文亮報道　內地兩義工被控尋釁滋事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00706.htm


內地志願組織「端點星」專門將網上熱議社會事件的文章和資料備份，當發現資料被删除，義工便將被刪文章上載到專用平台，讓網民閱覽。2名參與的義工陳玫和蔡偉，4月被公安帶走，家人6月接獲通知，2人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捕。

陳玫哥哥陳堃表示，「端點星」今年曾上載一百多篇與新型肺炎有關的文章，包括紀念最先披露疫情並病逝的武漢醫生李文亮的報道等，估計弟弟被捕與重新上載這些被刪文章有關。

陳堃又說，疑犯最多可聘請2名律師辯護，但官方聲稱弟弟已自願申請免費法律援助，並先後指派2名律師協助，令家屬難以自行改聘律師，擔心官派律師未必會站在陳玫的角度辯護。

陳玫的朋友石小姐說，曾經在「端點星」的平台，見過陳玫用私人帳戶上載文章，估計因而身份曝光被捕。她認為，陳玫非撰稿人，文章亦曾公開，難以理解為何重新上載資料引致被捕。她說不少曾參與協助新型肺炎志願工作的義工，現都擔心人身安全。

內地律師張冬碩表示，「尋釁滋事罪」最初針對聚眾集結、挑起事端等的流氓行為，近年較多用於網上造謠同發布恐懼言論的個案。重新上載新聞資料或評論文章，理應不會犯法，但新型肺炎議題較為敏感，官方或另作處理。他說法律上被告和家屬可自行聘請律師，但內地刑事案關押率高，辦理改聘需時，家人只能要求公安和司法部門加快協調，盡快完成改聘手續。

[ 本帖最後由 無名氏叔叔 於 2020-7-8 06:57 編輯 ]

[大金龍]

內地維權人士朱承志尋釁滋事判囚3年半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00807.htm

內地維權人士朱承志因「尋釁滋事罪」，被監禁3年半。

曾經協助朱承志的前維權律師劉曉原，在社交網頁上載蘇州市吳中區法院判決書的相片。判決書指，法院認為朱承志在境外社交網絡，大量散布涉及國內重大事件、嚴重損害國家形象、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虛假信息、起哄鬧事、混淆視聽、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有關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半，扣除早前已羈押和監視居住的時間，將於2022年1月26日刑滿。

判決書又提到，朱承志曾經在社交網站，分別發表140多條和50多條攻擊國家領導人和政治體制的虛假信息，2018年4月底開始被監視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