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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罵“法西斯”“殺人犯”　　△
　　《北京日報》說，軍隊來到木樨地橋頭，“橋上橫著數輛公共電車，係車，燃起熊熊大火。”“石頭、瓦塊、燃燒瓶雨點般向著防暴隊襲來。”低能的說謊者。橫在橋上電車、汽車當時還沒有燃燒，在完全被激怒以前老百姓沒想過燒車，匆忙中甚至忘了給輪胎放氣。如果當時車已經燃燒，從公主墳方向開來的軍隊還能過橋嗎？如果輪胎放了氣，軍隊的先頭部隊就無法把那幾輛車推到路邊讓後面的軍車通過。至於燃燒瓶，如果我們有燃燒瓶還用得著砸水泥塊嗎？任何人來到木樨地都可以證明，這裏全是十五層的鋼筋水泥樓房，從哪裏找石頭、瓦塊？ (64memo中華富強´89)

　　真相是：絕大多數人聚集在橋東，橫在橋上的電車、汽車擋住了視線，不知道軍隊已經推進到跟前。突然催淚彈越過軍電車、汽車落在人們腳下，緊接著槍聲響起，有人中彈倒下。人們向後退一段，然後站住向著軍隊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又一陣槍響，再後退一段。大約經過三四次這樣的射擊和後退，軍隊完全控制了那座橋和橋東的一段路。人們退到大街兩側花壇和一幢幢樓房之間。出現了短暫地停頓，然後又是口號聲，一陣急射和許多傷亡。顯然，軍隊要清除路障以便後面的車隊進來。在他們用人力推開電車、汽車之前，故意造成一批傷亡，把人趕得遠一點。就在這陣最密集槍聲響起時，有人喊道：“他受傷了，快來抬他！”一回頭，在我側後方一個十六七歲的中學生仰面躺下，左胸有一個碗口大的洞。他大張著嘴，但一聲也沒有哼，他是當場死亡的。可是周圍的人好象仍然想不到事情會這樣殘酷，以為他活著。雖然我知道他死了，但是我愛這個孩子，還是把雙手伸向他的脅下把他捧起來，溫熱的血沾滿手掌。說真的，當時沒有為這年輕的生命多麼傷心，憤恨壓過了其他感情，從此我和中共絕裂了。 (64memo反貪倡廉/2004)

　　雖然對“人民政府”的殘暴估計不足，人們卻鎮定得出奇。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大腿中槍，坐在地上用日常話那樣的口氣對說，他自己不能走需要別人抬。於是有人去敲附近居民的門要求借一副木板或一把藤椅。

　　縱使有死亡的先例，恐懼仍然不佔上風。步兵開始沿人行道向東推進，我們總是和他們保持二三十公尺的距離，不肯退得更多。大約十一時，裝甲車、卡車成列向天安門方向行駛。我們則隨著他們一幢樓又一幢的向東移動。齊聲喊叫“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這是中共以他們的行為教會我們這樣喊的，這是北京老百姓之間新取得的共識。我們在樓房黑影下，軍隊頭頂上街燈雪亮，看不見我們，也不敢離隊向路邊走，什麼地方喊就朝那個方向開槍。我認為，這喊聲是要表達一種意志：你能加害於我，但我決不屈服。 (64memo祖國萬歲/89)

　　軍隊走走停停，這表明他們推進得不順利，可以設想在每一個路口都受到阻擊。我和同伴此時已移到二十一和二十三號樓之間，這裏是一個小攤販市場，幾個青年把攤商的鐵皮售貨架放倒，用力向街沿那邊推去，用來當件掩蔽物。因為只有向前推進十幾公尺才有可能把水泥塊投擲到軍隊行走的地方。

　　　《北京日報》撒大謊　　△
　　《北京日報》在這裏又撒了謊。它說行進在復興門外大街的“防暴隊官兵人人負傷，每人的綠色頭盔已被砸得白白斑點，手中的盾牌留下了深深的劃痕”。《北京日報》企圖造成一種印象，越過木樨地橋的是一支不帶槍、手持盾牌的防暴隊，換言之，在這裏根本沒有開過槍，似乎還處於挨打的地位。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沒有老百姓說話的地方，但是，大街北側二十九號、二十七號樓和南側二十四號、二十二號樓可以作證，牆上彈痕仍在。 (Memoir Tiananmen-2004)

　　六月四日一時四十五分，即距離車隊開槍後將近兩小時，街道在街燈照亮下空空盪盪。幾十天來這條街上曾駛過尖叫著的急救車、曾駛過學生的自行車隊。幾小時前阻擋軍隊入城的人群又曾把它站滿，片刻之前充滿硝煙。幾十天來北京人已習慣於熱氣騰騰，習慣於自由表達自己的意志，對於眼前這死寂、這空曠的含意還不能接受。

　　二時半至六時，我時醒時睡。復興醫院正對著我的後窗。死難者家屬的哭聲不斷。起床之後決定去天安門廣場看看那裏的學生怎樣了。但只能到六部口。再往東，守衛中南海的坦克排列在牆外。天安門去不成。我走過的這一段路共有四個主要十字路口，每一處都有無軌電車、軍車在燃燒。對此我感到高興。是的，高興。這表明，這裏抵抗過。抵抗過就好。

　　在六部口紅綠燈柱下，我看到六具屍體，站在近旁的人說，是被坦克輾死的學生。一共十一個人，他們的肢體被壓扁了。另五個從我站的地方看不見。中共新聞工具反覆抵賴坦克輾死過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真的沒有嗎？我無法到那裏去。但是六部口，我見到了。

　　下午四時，聽說復興醫院停屍房向公眾開放，以便親屬領遺體。通往醫院的甬道不到兩公尺寬。進去和出來的人自動各自靠右走，只能一點點向前移動。停屍房外面放著一張桌子，一個登記簿。凡有人認領的就銷去，大略數一下約有四十餘人。其中有些姓名無可查，只寫出性別、年齡和體貌特徵。這些多半是外省人，他們是不會有人來認領的。這使我想起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即中共上一次在天安門殺人。那次也有一些外省人被殺害。停屍房為裏外兩間，我只進入外間，水泥地上躺著十幾具屍體，未作任何處理，他們死的時候什麼樣子，這時還是什麼樣子。出來時，走在我前面的一個人深深呼口氣，自言自語說，“這個政府真是非推翻不可了。”聽到有人得出這個結論，我沉重的心情為之一振。這正是我希望聽到的那種結論。 (64memo.com/89)

　　　何謂流氓政府？　　△
　　筆者親歷種種便追述到這裏。下面將為海外讀者解說兩個問題。

　　何謂流氓政府？這在六月三日夜自然是指當天以士兵偽裝平民。但此後中共所幹的勾當還甚於此者。

　　前面說過，六月三日夜老百姓將無軌電車推來橫在橋上，既未縱火焚燒也沒有給輪胎放氣，中共軍隊遂將它們推開。老百姓為大屠殺所激怒，在這批軍隊通過後又將這幾輛車推回來點燃阻截中共後斷部隊。筆者從六部口返回二十二號樓，接著又騎車向西，只見從橋頭直到軍事博物館以西大約閭里路上，停著上百輛軍車，最前面是十幾輛裝甲運兵車，每輛車上都乘有官兵十人左右。這以後是指揮車和大卡車，每車乘三四十人。如果他們想調往別處，是有路可走的，但似乎奉命呆在那裏。車旁不斷有人向他們講頭天夜裏發生的事，間或有人咒罵，但沒有人身攻擊。就老百姓而言，敵愾雖在，攻擊行動已經不會再發生，沒有再發起攻擊的必要，甚且沒有足夠的人力了。然而，就是這長長一列軍車卻在中午十二時後燃燒起來。特別是最前的十幾輛裝甲運兵車統通燒成空殼。筆者親見士兵下車撤走，過一會，有人把它們點燃。事後聽說，這些士兵撤到路南側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汽車庫，次日回歸部隊。他們沒有受到攻擊為什麼要撤？如果上頭沒有命令他們怎麼知道聯絡部有安身之處？ (Memoir Tiananmen/2004)

　　後來電視上映出經過加工的“平暴”紀錄片，這一列燒成空殼的裝甲車一次又一次出現在屏幕上。謎底至此就揭開了。

　　　北京是哪一天陷落？　　△
　　下面筆者要自問自答一個問題：北京是哪一天陷落的？讀者可能不很清楚北京曾經不在中共手中，尤其不清楚北京重新落入中共之手並非六月四日。

　　筆者必須承認，北京一度不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事實，不容易描寫。寫得太實流於瑣細，寫得太虛則令人難於捉摸。然而，此事意義重大，不容略去不寫。如果讀者閱後能約略領會其情勢，揣想當時北京人的思想情緒，那已是取得成功。

　　“六四”凌晨起，天安門廣場，中南海周邊，正陽門左近處於軍隊佔領下，從地圖上看，就是北京市正當中的一小塊完全由軍隊控制。此外，在一些地處要害的機關大樓和大院，派駐了軍隊。自那以後的三四天，中共控制所及僅限於此。換言之，它的控制達不到全市是因力所不及。

　　然而，還須說明在“六四”之前七八天，中共曾把這個城市故意撤手不管。這是北京不在它控制之下的另一階段，也是出於另一緣故，即企圖嫁禍學生。

　　五月下旬起北京市的交通警不站崗。例如東單、西單這樣的十字路口，平時不只一名警察，到上下班時間還要多，但在那幾天卻一個都不見了，無法設想他們統通是擅離職守。指揮交通成了大學生的責任，目的顯然是造成交通事故使市民對學生產生反感。此外還想使學生疲於奔命。大約也在這幾天，絕大部份線路的公共汽車停駛，而且它們所經之處根本不在群眾遊行的路線上，完全可以正常行駛。這又是誰出的主意？與此同時，糧店開著門不賣糧，聲言因為交通阻塞運不來。然而，所有這些製造混亂的技倆全是枉費心機。在這些天裏，北京人口中和心中常常出現的一個詞就是“理解”？？理解學生的目的和處境，理解中共是在嫁禍於人，理解身旁的人，如果他觸犯了您那並非惡意，無論如何此時此刻計較起來太沒有意思。對中共統治的憎惡使一種共識或認同感不知不覺出現在人們之間。人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存狀態和生存環境是新的，陌生卻親切暢快。 (64memo.com/2004)

　　　政治控制與民心完全分離　　△
　　“六四”以後的情況則不同，軍隊只能佔領他們所站的那塊地方和目力所及的地方。在這個範圍之外，仍是那心情上還沒有變過來的、按照前些時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北京人。這合在一起就成為政治控制權和民心完全分離的狀態。自翊為“人民政府”的“政府”管不著老百姓。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在這一短時間內，在這特定政治環境中實現了。人們珍愛它而又知道它是不持久的。象為親人送別那樣儘量利用正在滑過的每一分鐘。人們按照近來形成的習慣，站在他們“打過仗”的街道上參與議論或聽人議論。北京人難得這般親切相待。 (64memo反貪倡廉 - 1989)

　　六月九日這天，戒嚴區域擴大到西起西單，東起正義路。這是戒嚴範圍最大的一天。此後又遂漸縮小戒嚴範圍，允許車輛不停駛穿過天安門廣場。只是在這時，戒嚴部隊才稱得上是執行戒嚴任務而不是惶惶然的軍事佔領。隨著士兵臉上有了一點自信，老百姓臉上罩上了冷漠。他們接受了北京已經“陷落”這一事實。

　　這一切對於向來靠政治高壓維持其存在的政府是太危險了。在中共領導層心中，他們近於從死亡邊緣轉回來。此後他們為保證自己的生存而採取的種種手段，本文將不論及。

　　筆者曾和一個熟人談起“六四”親歷種種，他認為中共在控制得如此之嚴密，天安門事件真相將永遠無法得知。不會的，讀者定都知道蘇聯軍隊二次大戰中在卡丁森林屠殺一萬幾千名波蘭軍官的罪行，不是在半個世紀之後公諸於世了嗎？當著幾百萬人，在電視攝像機前犯下的罪行難道能夠推脫得掉嗎？為此，筆者準備了這份證詞。

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清華學生的六四見證
http://www.64memo.com/b5/1904.htm
文匯報
1989年6月5日

……感覺真象是看了魯迅的《藥》
　　有人說6‧4的錄象是CNN用高科技合成的——吐血！！我正好學圖象處理的，89年6月就傳遍世界的東西，你到89年給我合成個電影出來試試？？還有N都版本？？而且，除了CNN，還有很多吧。

　　我在這里貼一篇，是中共新華社在香港的喉舌《文匯報》實實在在等在1989年6月5日的，——可不要以為這是什麼香港媒體喲，壓根就是新華社的——這可不是什麼別有用心的敵對勢力的文章吧，看了你就知道為什麼許家屯（64時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的社長）要“叛逃”了。

　　　- Candiy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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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
──一個倖存大學生的血淚控訴
香港《文匯報》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

　　我是清華大學學生，現年二十歲。昨天晚上，我一直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目睹了軍隊向我們靜坐學生及市民開槍鎮壓的全部過程。

　　我的好幾位同學巳經被槍打死了。我的衣服上還染著他們的鮮血，我願以一個倖存者、見證人的身份，向世間一切愛好和平的、善良的人們披露我所看到的槍殺的全過程。

　　●　“學生交槍軍隊不收”

　　坦率地說，我們昨天下午就知道軍隊要真正實行鎮壓的消息。原因是有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人在下午四點左右打來一個電話（電話是打給廣場附近一條胡同的傳呼電話站，這里的人叫我們學生負責人去聽的），這人在電話中明確地告訴我們即將進軍天安門強行清場的消息。這個消息引起我們的警覺，我們緊急商議應采取的一些措施，力求緩和矛盾，避免大流血。 (64memo祖國萬歲´89)

　　當時我們學生手中有二十三支沖鋒槍和一些燃燒彈，這是前兩天與軍隊發生沖突時，從他們手中繳獲的。“高校自治聯會”召開會議後決定，為表明我們同學“非暴力推進民主”的初衷，立即將槍彈送還戒嚴部隊。昨天晚上，我們在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像下與軍隊聯系此事時，一位軍官表示，奉上級指示，他們不予接收。

　　商談無效，同學們便在夜間一點左右，因為這時情況巳經極度危急，在紀念碑台階上銷毀、砸爛槍支，把燃燒彈卸開，倒出汽油，以防被壞人利用，或被當局作為學生殘殺軍人的“罪證”。

　　●　“學生心中尚存希望”

　　然後“高自聯”在廣播中通知大家，局勢十分嚴峻，鑒于流血難以避免，希望廣場一帶的學生和市民離開。但仍然有大約四、五萬學生和十萬左右的市民堅持留在廣場上。我當時就沒有走。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氣氛的確非常緊張，同學們是平生第一次經歷這樣的險惡環境，說不害怕那是假話。但大家巳經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意志堅定（當然也有同學認為軍人不會真開槍往死里打）。總之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在鼓舞我們，那就是︰同學們將為中國的民主和進步作出犧牲，這是有價值的。

　　十二點鐘以後，也就是兩輛裝甲車從前門分別在廣場兩側急速開過以後，情況越來越嚴重，官方的高音喇叭反復播送“通知”，頭戴鋼盔的軍人密密麻麻地由四周圍走向廣場，黑暗中，在歷史博物館頂端，可以看到架出的毫不隱藏的機關槍。

　　當時我們全部同學都緊緊退縮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四周。我留心計算了一下，同學當中，男生大約佔三分之二，女生佔三分之一；北京高校學生約有百分之三十，多數是外地大學生。

　　凌晨四時正，廣場上的燈光忽然熄滅了。廣播里又傳來了“清場”的命令。我當時心里有一陣很緊張的感覺，好像只有一句話︰這個時刻到了，這個時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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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余機槍一字架開”

　　當時，參加絕食的侯德建等人與軍方談判，協議同學生和平撤退。但是同學們正要撤退之際，四點四十分，一串串紅色的信號彈升上了天空，緊接著，廣場的燈又全部亮了。我看到廣場的正前方全是士兵。這是，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方面迅速地跑出一支部隊，他們全部穿迷彩服，持沖鋒，頭戴鋼盔和防毒面具。這里插一句。在六月三日傍晚六時左右，我們曾經跟大會堂西門的一個團的軍人談判，他們的團長說過，他們只是接應部隊，到時與學生直接見面的會是四川來的部隊。他保證不會向學生開槍。也許，現在跑出來的就是四川兵了吧。　　這支部隊一沖出來，首先在紀念碑正前方一字型地架起了十幾架機關槍。機槍手全部趴在地上，槍口向著紀念碑的方向，背對天安門城樓。當機槍一架好，馬上有大批的軍人和武警（武警與軍人的區別一是服裝，二是鋼盔。武警的鋼盔比士兵的大，而且有護耳蓋）手持電棒、膠皮棒和一些我沒見過的專門武器從紀念碑正前方沖入我們靜坐的隊里，使勁地打，把我們的隊伍打開兩邊，他們就這樣打開一條路，一直打到紀念碑的第三層。當時，我親眼看見巳經有四、五十個學生被打得鮮血滿臉。在這個時候，候在廣場的裝甲車和更多的軍人也圍過來了。裝甲車在我們的周圍圍成了一個大的緊密的包圍圈，只是在博物館的方向留了一個口子。 (64memo.com/89)

　　●　“打下碑後亂槍掃射”

　　另外，打到紀念碑第三層的士兵和武警把我們設在上面的廣播設備、印刷設備、汽水全打爛以後，就把上面的學生打到下面去。我們一直沒站起來，只是手拉手，唱著《國際歌》，喊著“人民軍隊不打人民”。但是，被那麼一大幫人在上面棍打腳踢，坐在紀念碑三層，密密麻麻的學生就被迫後下退了。

　　當第三層的學生被打退到地面的時候，機槍響了。有的士兵是跪著端起槍掃射，這些子彈是從頭上擦過；趴在地上掃射的，子彈全部打在同學的胸膛和頭上了。一見到這樣，我們又只能往紀念碑上面退了、我們一退到了紀念碑，機槍就停了。但是，在紀念碑上的軍人又把我們打得退下來，我們一退到地面，機槍又掃射起來了。

　　這時，工入和市民敢死隊的人急了，他們操起能作武器的瓶子、木棍就沖過去與軍隊對抗。在這個時候，高自聯下達了向廣場外撤退的命令。這時還沒有到五點。

　　●　“踩著屍體沖開缺口”

　　于是，大批同學們往裝甲車留著口子的方向沖去。喪盡天良的裝甲車這時卻把原來的口子封死了。而且，三十多輛裝甲車還向人群壓來，一些學生給輾死了，連紀念碑前的旗桿也給輾倒了。這一下子，整個廣場大亂了。我沒想到同學們是這樣勇敢的，我們一批人上去推裝甲車，這批人給子彈打倒了，又一批人就踩著前面的屍體又沖上去。終于將一輛裝甲車推開了一個口，我和三千個同學就是在槍彈中沖了出去，沖到了歷史博物館門口。沖到這里，這一批人只剩下一千多人了。 (64memo.com/89)

　　這時，博物館門口還有很多市民，我們跟他們一會合，見到情況這麼惡劣，大家立即向北即天安門方向跑，但是剛剛沒跑幾步，北面樹林就響起槍聲，不見人，只見到槍口的火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立即轉向南即前門方向跑去。

　　●　“機槍掃射達廿分鐘”

　　我當時是一邊跑一邊哭，我看見第二批同學正在機槍的掃射下往外沖，看到沖出來的路上又趴下了很多人，我們都哭了，一邊哭，一邊跑。我們這批人剛剛跑到前門，就迎面踫上了從前門方向跑來的大批軍隊，他們是從珠寶市方向跑來的。他們踫上我們沒有開槍，都是拿著大木棍，往我們身上使勁地打。在這同時，前門沖出了大批市民與這批軍隊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保護我們向北京站的方向突圍，這批軍隊就在後面追我們。這時是凌晨五時。廣場的槍聲也稀落起來了。後來我在國際紅十字會見到了同學，他告訴我，五時最後能跑出來的都跑出來了。機槍掃射全過程約二十分鐘左右。 (Memoir Tiananmen / 89)

　　最令我難忘的是，我們清華的一位男同學（江蘇籍），他被機槍打傷流血，依然與我們一同逃跑，半路上他堅持不住了，從後面撲在我肩膀上說︰“你扶我一下！”當時我兩臂攙著兩個體弱女同學，沒來得及救，使他倒在地上，人群紛紛踏在他身上，他肯定死了，你看，我背上還有他的血跡，當時他半邊身體都是血。

　　●　“奮不顧身搶救死傷者”

　　我永遠忘不了同學被槍擊倒，大家奮不顧身搶屍和救護傷者的情景，有些女同學，脫下單衣為同學包扎傷口，身上巳經沒有衣服可再脫了。我們這批人跑到了北京火車站後，我和兩個同學再回到廣場，這時已是早上六點半。前門圍了很多市民，我跟著市民往里走，走到紀念堂時就再走不進去了。幾排裝甲車隊就在那擋著，士兵也站成人牆。于是，我走到路邊爬上樹叉，看到廣場的士兵正拿著大塑料袋裝學生和市民的屍體，一個屍體裝進一個袋裹，然後用帆布下蓋成堆。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　“士兵不讓醫生救人”

　　在這里，我踫到了一個和我同一個部的同學，他是第二批沖出來的。他告訴我，死亡人數很多。士兵還不讓國際紅十字會的救護車進場救受傷的市民和學生。我和這個同學立刻趕到和平門的國際紅十字會急中心，看到很多打傷的人都是用人力三輪車送來的。這里的醫生告訴我，一輛進入廣場的急護車被士兵開槍打著了火。我在這裹見到了第二、三、四批沖出來的學生，他們說，很多受傷倒地的同學都躺在廣場。 (64memo.com - 89)

　　七點二十分左右，我又折回廣場，問了一下情況，特別問了十幾個上了歲數的人，他們都說，廣場的人行道上死的人都是人挨著人，軍車支起了帆布，不讓市民看見。他們還說，進了很多軍車，把受傷的人抬上軍車，不知運去了什麼地方。

　　大約是七點半，廣場的士兵突然向這里的人群發射瓦斯，大批士兵也向人群沖來，這時，我再次向北京站跑去。在往北京站的路上，看見第一、二批沖出的學生，他們都在哭。

　　●　“居民領同學回家避難”

　　高自聯給我們北京同學的任務，是負責將外地同學送到火車站。我把這些學生帶到候車室，想送他們回去，但是站的負責人說，火車全不通了。我們只好又走出了北京站。這時，周圍的市民大批地圍上來，說願意領同學到家裹避難。很多市民很難過，都哭了。北京市民真好，他們真好。

　　一共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我堅信，總有一天，人民會算清楚的！

　　悲觀？不，我不悲觀。因為我看到了民心，看到了正氣，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的一些同學死了，更多人的傷口在流血，我是一個倖存者，我知道該怎樣去生活，我不會忘掉死去的同學。我也深深地知道，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都會理解我們，支持我們！

　　□　原載香港《文匯報》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

北京目击者谈六四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3/05/200305310342.shtml
【博讯2003年5月31日消息】    作者：原北京市民 树林

   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6.4纪念日子。谈起6.4，总是有人问我这北京人，到底天安门死人没有？当时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在天安门广场，而且都是吃完晚饭后特地换上运动鞋去的，说是：有事时跑的快！北京人都在预期这两天一定出事，因为解放军已在城外集结好几天了。他们说当时广场上突然熄了灯，等灯再点亮时广场已被解放军包围了。其中很多解放军是从人民大会堂冲出来的，据说是通过下边的地铁运进来的。解放军向天开着枪，驱赶着人群。这时的人们都恨自己长的太高，几乎四条腿着地顺着解放军留出的出口四散而逃。

   这次大屠杀大概有近几千人被打死，几千人被打伤。他们都死在了各路解放军进城的路上。之所以叫天安门大屠杀，是因为这次历史事件发生在天安门，也就自然地将大屠杀命名为天安门大屠杀了。死伤的几千人中绝大多数是北京的平民百姓，其中学生只占了极少数。

   北京人对政治事件兴趣特别高。他们爱看热门也是出了名的。那时周围的人每天都在预言今天解放军可能进城，就这么说了好几天了。人们都想为了堵住解放军进城出点力，因为担心解放军伤害那些仍留在广场的学生们。6月3日晚上解放军真的进了城。他们当然地受到了北京市民砖头和酒瓶的夹道欢迎。我想接到杀人命令的解放军这下终于有了替党中央报复北京市民的机会。由坦克开道的车队向天安门方向急驶。解放军战士们向两边围观的市民和道路两侧的民居疯狂的扫射。他们射出的不是人们想象的像皮子弹而是一种新型带钢芯的弹头。我的朋友至今还收藏着一粒从地铁站墙上起下来的弹头。这说明他们多么仇恨北京的民众。

   这次大屠杀中，死伤最多的是六部口（中南海西南角）经南礼士路到军事博物馆这段路上。收死伤者最多的医院是北京复兴医院。

   6.4 后我有事到过北京协和医院。8楼一层的地下通道内就堆放着近30具尸体，尸水从下边往外流并冒着臭气。7日早晨才有人在建临时冷库用于存尸。在病房间的通道里还住着70-80个伤员。我从窗外向内看时，一个胳膊束着绷带的小伙子正在向大家宣讲着什么。当时就使我联想起五四运动的爱国青年。后来有人传来消息说解放军要搜查北京的医院，要杀人灭口，于是伤员们互相挽扶着，也有人躺在外面来的三轮平板车上四散而逃。那场面惨不忍睹。

   6.4后的北京城一片白色恐怖。大大小小街道都有解放军巡逻。当兵的横端着冲锋枪，一手扣着扳机上；当官的手里拎着手枪。解放军当路过商场或菜市场时，进去走一圈然后才走。他们搜查最多的是照像馆，以查找被市民们拍下的证据。机智的北京市民6.4前后很多人在拍照时都用了自己能冲印的黑白底片。6.4时北京的地方警察表现的略有人情味，他们尽量留下被抓来的人，因为到了解放军手里，最轻的也要挨上一顿大皮鞋和枪托子。后来北京人都传说解放军密秘处决了几批人，还有一批被押往新疆的人在列车上起义，有的跳车摔死了、有的被乱枪打死在车厢里。经过这么多年回想起那些日子，不免后背冒凉气。

   当时的北京人上街堵解放军进城，主要是出于正义加丈义。他们不愿意解放军去伤害天安门广场还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天真的北京人想到最多可能挨一颗像皮子弹，也没想到砖头酒瓶子根本挡不住坦克装甲车（其实这种坦克比伊拉克的还不如）开道的军车队。

   当开枪杀人的车队过去后，又来了后续车队。奇怪的是后来的车队遇到拦截后主动丢下军车（比冲过去的车型老旧）集合起队伍跑步向来的方向撤走了。这些车被愤怒的北京市民放火烧了，于是也就中了大屠杀策划者的圈套。这就是6.4新闻里所说的开枪镇压爆乱的理由之一。

   6.4一早我沿着这条血路来到了上面提到的六部口，这里往前已禁止通行了。十字路口中间停着几辆坦克，炮口向西。坦克前面叠了不高的砂包。正看着其中一辆坦克冒着黑烟向我们一群人冲了过来。坦克一半在马路上，一半在人行道上。我们拔腿就跑。坦克压倒了很长一段路边的围拦，压扁了很多自行车，就象走平地一样快。当我躲到一个院子的门房里时，门上着锁无法进去，坦克也停在了不远的地方。这时坦克驾驶员的盖子开了，我觉得这回完了，死到临头了。庆幸的是伸出来的不是枪，而是向这边扔了几个催泪瓦斯，然后继续向前开了一段右转弯回去了。这时只见砰的一声，一个像可乐罐似的东西炸开，一股黄绿色的浓烟贴着地飘过来，立刻觉得喉头堵了个核头似的，说不出声，也咽不下口水，眼泪鼻涕一齐下，一直向西走了近20分钟碰见一个卖水的，喝了一瓶汽水才见好。总算捡了条命。也成了第一批体验国产瓦斯的幸运儿。

   往回走时看到一辆轮子没了气的军车，停在快到电报大楼对面的路边，卡车头向东，后轮马路一侧躺着一个大兵的尸体。从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伤，但胸前的扣子开着。我事后想坦克就是从这掉的头，怎么不把他们战友的尸体捡回去呢？

   往回走的路上走一段就能看到地上沿路的血迹。这时突然下了一阵雨，这雨不大也不小，刚好把地上的血迹冲的看不清了，而雨也停了。到今天我还在想这洗刷罪证的雨水可能是人工降的。

   逛到中午饿了，回家吃点东西。打开电视机一看目瞪口呆。正是刚才看到的那个躺在地上的大兵，已被什么人吊到了旁边的卡车上，正着著熊熊大火。广播员的解说是，北京的爆民掀起了反革命爆乱，他们殴打解放军战士，还焚烧死去的解放军战士的尸体。拦截军车队、烧毁了上百辆军车。于是才开枪镇压这些反革命暴徒。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明明是先开枪杀人，怎么给说倒过来了呢？

   其实，从6月3日中午，陆续有便装的解放军战士穿着军裤、白衬衣，手拿着装有上衣包着军帽和洗漱用具，沿各主要进城道路据说是到指定地点集合。我想这就是阴谋的开始。试想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为什么让单个的解放军战士走到北京的大街上？这些农村来的战士在街上特别显眼，很快就受到了北京市民的拦阻和质问。有的在街上被人推来推去。死在埠城门立交桥上的大兵，就被一个40多岁的人揪住，并高喊：“他是解放军”。于是围观的市民开始拳脚相向，但这喊话的人早已不见人影了。

   这一天，北京打死了近10个大兵，并均匀地分布在各主要进城的主干道上。怎么这么巧合呢？可能是为了事后各城区少先队员前去送花圈不过于拥挤吧！

   事实上用不着命令解放军向他的人民开枪，这一历史事件已经在接近尾声。当时天安门聚集的大学生们早已停止了绝食，而住在广场上的学生很多是从外地赶来北京声援的。北京的市民已回到工作岗位，只是晚上才到街上和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其实如果不开枪，再有一两周也就自然平熄了。可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咽不下这口气。5月中的北京300万人大游行，学生的绝食抗议及和学生代表的谈判，都让我们的党和领导人在世人面前丢了脸、出了丑，他们怎么才能不报复呢？于是就拿袒护学生的北京市民开了杀诫。做为一个北京市民我天天都盼着死去的冤魂得到平反，同时也倒要看看这个历史的粪盆子到底扣到谁的头上。

蒋彦永：《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及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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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名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快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 “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造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 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上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

....

....

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 “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着。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由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一位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小，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臂。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察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他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伤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驻进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已随时作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敌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6月4号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着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象带上看到我和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着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着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上车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们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问题时，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驻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要驻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院长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用马队加鞭子驱赶，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由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么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时，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提纲，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了言。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有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


图为解放军301医院外科教授蒋彦永档案照。(多维社)
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貌。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能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风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在301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么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见附件），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中新社：年逾古稀而退休多年的解放军301医院外科教授蒋彦永，因为医术高超如今依然经常参加医院的疑难病例会诊和各种学术活动，院方为蒋彦永提供高级专家的待遇，外出均有专车接送。
1998 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就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至。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么，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绝不会造成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 100036。

电话： 68134451。 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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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各位委员：

我们是一群老共产党员，我们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敦促他尽快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日夜盼望的大事。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经济改革必须配之以政治改革，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当前很多现象已显示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快走入死胡同了。

平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拿起这张“王牌”。从我们接触到的各界人民，普通老百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各层次的干部，包括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一致认为应及早平反 “六. 四”。“六.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反腐廉政”，得到全市和全国人民空前热情支持的爱国运动。“六.四”被镇压后，中国的贪污腐化日趋恶化。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世界上贪污腐化政权的顶端。平反“六.四”也可以为决心铲除腐化开辟一条道路，这是顺民心的必由之路。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能出以公心，深明大义，大胆，勇敢地拿起这张“王牌”，在本届人大，政协会上对此问题做出顺民心的决策，为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应有的光荣地位早一天实现，作出各位应有的贡献。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二]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江泽民总书记：

我们一群老党员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很明确，即敦促你痛下决心，平反“六.四”。

去年三月，八届五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会上，吴祖光先生无私无畏，首次公开提出应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六.四”的罪魁祸首是贪污腐化分子陈希同，是他编造了谎言，欺骗了小平同志，将陈希同的罪行公诸于众，就可为平反“六.四”找到保护小平同志的极好方案，但遗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采纳。


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左)和杨尚昆在一起说笑。（多维社）/font>
去年九月，十五大开会前夕，赵紫阳同志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恳切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些中肯的建议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

“六.四”事件是世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民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政府反贪廉政的无辜学生群众。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迫切地要求尽早平反“六.四”。全世界人民也时时不忘要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平反“六.四”。你去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讲话时，学生就关切地向你提出了 “六. 四”问题。你只能含糊地表示，政府的工作总免不了会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相信你头脑中是非常清楚，“六.四”是应该平反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人，你能想象在一夜之间，你的妻子，儿女，父母或亲友，突然被罪恶的子弹杀害了，难道你能不愤恨，你能允许这种罪恶永不平反吗？

我们想你所以将此事拖下去，最大的顾虑是怕平反“六.四”会引起混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认为中国老百姓，广大的干部，广大的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大家也希望国家的政局能稳定，但是怎么才能稳定呢？我们看到每年 “六. 四”前，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总是“草木皆兵”，极度紧张恐慌，生怕发生什么不测，这种情况能说是稳定吗？

赵紫阳同志提出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党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犯过不少错误，都是由党主动来解决的。每平反一个问题，都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增强了团结，并没有乱。如反右运动错划了数十万“右派”，胡耀邦同志当政时，将“右派”全平反了，几十万“右派”并没有闹，国家也没有乱。“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成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进言惨遭迫害，现在全党全国都已肯定这是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要闹，仍是拥护共产党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成亿的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小平同志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拥护共产党了，更拥护能大胆彻底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小平同志。“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我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予平反的，也没引起任何混乱。

　　目前我党对“六四”问题一直拖着，不主动去纠正错误，使党


301医院军医蒋彦永近照。(多维社)
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可以说目前共产党的威信已降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地步。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主动解决了“六四”问题，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决不会造成混乱。况且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将大为改善，这样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紫阳同志的意见确是极有远见的。

紫阳同志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六四”的问题拖着，在国内老百姓不会改变对党的不信任，国际上也会无时无刻不断以“六四”问题压迫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拖下去困难越大，当然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我们认为“六四”问题一平反，我们的领导就放下了一个千斤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也不怕鬼敲门了。

　　平反“六四”实际上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你江总书记可以用这张“王牌”来解决很多问题，别人包括现在政治局的各位同志，军队的各位领导，也都了解这张“王牌”的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六四”早晚要平反，有朝一日，他人抢去了这张“王牌”，甩了出去，我们想，你总书记本事再大也难以抵挡。所以我们认为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平反“六四”越早越好，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将变成为历史的罪人，那时悔之晚矣！

　　我们在给你发此信的同时，将此信分发给党中央领导及人大政协的领导，希望在本届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能对此问题做出使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满意的决定。

　　最后再次希望总书记深思，切勿错过良机！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攜 《 六 四 詩 集 》 返 國
留 學 生 吉 林 被 捕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 ... amp;art_id=10455728

中 國 留 學 生 吳 強 本 月 從 美 國 返 吉 林 探 望 父 母 ， 途 經 香 港 時 買 了 一 本 《 六 四 詩 集 》 ， 在 中 國 機 場 入 關 時 遭 到 盤 查 ， 隨 後 遭 公 安 追 蹤 、 訊 問 並 拘 捕 ， 如 今 下 落 不 明 。 美 國 「 六 四 文 化 傳 播 協 會 」 執 行 長 蔣 品 超 昨 日 在 洛 杉 磯 表 示 ， 吳 強 11 月 10 日 在 吉 林 機 場 被 安 檢 查 獲 ， 並 沒 收 該 本 詩 集 。 兩 天 後 ， 吳 強 再 被 警 方 傳 訊 ， 要 他 交 代 該 書 的 來 龍 去 脈 ， 並 指 他 危 害 社 會 安 定 ， 訊 問 持 續 10 小 時 ， 最 終 歸 結 為 攜 帶 並 傳 播 反 政 府 書 籍 ， 以 違 反 治 安 條 例 加 以 處 罰 並 拘 捕 。
中 央 社


吳 強 本 月 中 在 吉 林 街 頭 被 公 安 人 員 帶 走 偵 訊 。 　 互 聯 網

登 六 四 廣 告 者 向 報 社 致 歉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 ... amp;art_id=10495591

今 年 6 月 4 日 「 八 九 民 運 」 18 周 年 ， 在 《 成 都 晚 報 》 成 功 刊 登 「 向 堅 強 的 64 遇 難 者 母 親 致 敬 」 小 廣 告 的 四 川 大 竹 縣 居 民 陳 雲 飛 ， 獲 公 安 解 除 長 達 半 年 的 監 視 居 住 後 ， 昨 日 特 別 到 《 成 晚 》 就 事 件 帶 給 該 報 報 社 的 負 面 影 響 致 歉 。
據 悉 ， 接 見 陳 雲 飛 的 《 成 晚 》 副 主 編 李 少 平 ， 並 沒 有 接 受 他 的 道 歉 ， 只 表 示 不 贊 同 其 做 法 。 陳 隨 後 又 來 到 當 日 替 他 代 辦 小 廣 告 的 廣 告 製 作 公 司 致 歉 ， 但 該 公 司 已 面 目 全 非 ， 新 來 的 負 責 人 拒 絕 透 露 涉 及 事 件 的 員 工 下 落 。 陳 是 於 刊 登 該 則 六 四 廣 告 後 翌 日 被 公 安 拘 捕 ， 原 被 指 涉 及 「 顛 覆 國 家 政 權 罪 」 遭 扣 押 ， 及 後 改 為 涉 嫌 煽 動 非 常 一 般 社 會 性 問 題 ， 被 監 視 居 住 半 年 ， 至 前 日 才 獲 解 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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