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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是专卖品　　

抗战是为了民族的自由，为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专卖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业。谁也不能自由到说：这玩意是我的，高兴给谁就给谁。更不能自由到说：“我有分配自由的自由，你只有不自由的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1月22日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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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即使对国民党来说，事实也很清楚，中国的政治潮流是倾向于我们的。我们坚持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个真正伟大而又民主的文献。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会很快过时。即使国民党崩溃，我们也会坚持这个宣言，因为它的总政策是好的和适用于中国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纲领的每一项条款，都可以从这个文献中找到。 　　

当然，我们并不假装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也面临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问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我们正在克服它们。我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监督和批评。我们经常自我批评和修订政策，朝着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象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 　　
［我对他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忽视苏联，提出了疑问。］ 　　

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后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 　　
（我开玩笑地说，“共产主义者”的名称可能使某些美国实业家不放心。毛泽东笑起来，他说他们考虑过换一换名称，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是没有偏见的。我们的减租是从过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据未付实施的一项国民党法律)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过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为我们不需要赶走地主。我们对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虑到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我们既没有只吸收西方机械技术的天真想法，也不对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感兴趣。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的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请看我们这儿以有限的资源已经做了些什么)。其次，我们才能谈到“国防工业”，象蒋介石在他《中国之命运》中所谈论的。我们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

——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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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
［美］白修德

共产党的基本的外交政策是倾向美国的，因为他们认识了我们(美国)将为太平洋上最大的力量，认识了我们是反抗那可恨的日本的大盟邦。在实行这个政策中，他们一切的宣言现在是向美国说明三种意见。第一是说明他的党在抗日战争中拥有庞大的力量，一个可以直接配合美国作战的力量。第二是说他们党的本身，它的政府以及军队，是以有作为的民主的制度为根据的。第三是说该党愿永远和美国作朋友。

关于共产党所能调遣的军事力量，那是没有问题的，其范围，可以从日军及其附庸军队在那些地区的配置上反映出来。关于民主的办法，现在也没有问题。共产党现在实行民主，是因为民主有利。你可以请一个曾经被踢打被欺负、而其父亲传给他过去受压迫的记忆的农民来，然后，你拿他当人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选举当地的政府和治安机关，让他自己去表决减租，让他自己去选举军队和民军，假如你做了这些，你就给了他以社会的权利；这样，他就愿意为社会和给予他们权利的党二者而战。

附和或者选举另外任何人与另外任何党，对于他将视为可笑的了。这种共产党的民主领导，是否可能在战后，在那政治可能腐败的大城市里以及有着完整组织的富裕的善辩的反对党派的地方实现，还得等将来决定。共产党觉得，如果一切阶级里的成人都能有选举权，那么，党就能够掌握群众；因此，民主便确实地成为中国本身、共产党和群众三者同时发展的最好的媒介了。

共产党所宣布的对美国的友谊，现在是真诚的，而如果他们的友谊能够得到相同的友谊的话，可能成为一种长久的友谊。抗日战争是如此的艰苦，使共产主义者，成了民族主义者；而同时，日本的任何敌人，都变成了他们的知心好友。作为日本主要的敌人的美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更觉得美国能够在产生和平与将来中国有秩序的发展中有最大的帮助。他们说中国经历战争太多了，这是真的，自一九一一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流血、破坏和死亡之中。人民是够受了。

中国共产党由经验中获得理论，从其早年的斗争时起，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了。现在，为将来的中国，它需要美国的友谊，比需要其他单独的有条件的强国的友谊更多。虽然，它需要这种友谊，却不象一个乞丐求乞，而是如一个朋友在进行一个共同的事业中求援。无论有没有这种友谊，他们的抗日战争必将继续胜利而后已。

——《新华日报》194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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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
力 民

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面说：“……共产党拿‘普选’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民主’，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知。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来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一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一般说起来，不识字的老百姓总是特别留意于记忆的，在这件他们看来很郑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于弄错。这种方法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一概不准在场。

但这种方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的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把每一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颗代表张××；黄豆一颗，代表李××；玉米一颗，代表赵××等，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结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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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一日不实现    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一二?九”运动是促成抗日战争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先锋，这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光荣史。今天是“一二?九”的十周年纪念日，新的学生运动又在蓬勃生长。虽然十年前和现在，各方情况都已不同，学生运动的内容和方式也不相同，但同样都是中国青年抱着清醒的头脑和燃烧的热情而参与爱国运动的表现。这次昆明的学生运动遭受到有布置的武力摧残，和有计划的诬陷和恐吓，但他们始终是方针明确，态度坚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是他们的主张，并不因任何诬蔑刺激而有所动摇。

在一切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阴谋下，他们始终保持着内部的团结一致，保持着行动步骤的稳重，为死者要求惩凶，为生者要求人权的保障。今日青年的这种光明磊落、勇敢而明智的行动，表现了他们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诚爱国的青年。因此他们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响应。云大教授七十一人联名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这正是因为昆明学生们的呼声与行动，不仅可以代表全国的爱国学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他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意；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现着全国人民的力量。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的道路，还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从这次的昆明的学生运动中也可看出。“一二?一”惨案已经过了一星期，当局对于学生、教授和社会各方面的呼吁还是置之不顾，他们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开审讯联大手榴弹事件”的丑剧与捏造出荒诞离奇的人物和故事来遮掩他们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们又动员了纯官方的舆论，向反对内战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们的人进行无耻的诽谤和恶毒的中伤。照理，无论怎样顽固的人，听到千万爱国青年一致的呼声，至少总该有一点反省，看到青年的血流在自己的刀锋下，总该有一点心悸，但这些杀人的罪犯毫不动心，他们只是把带血的刀暂时藏在怀里，继续用花言巧语来否认内战存在的事实，又用杀气腾腾的口气来宣传“武力戡乱”的必要。因为他们就是制造内战的罪魁，所以他们不敢承认内战；因为他们口头所说的和平解决不过是个幌子，所以他们要用全力来压迫爱国青年和爱国人民的反内战运动。

在“一二?九”时，北平学生有一句痛语是：偌大一个华北，竟没有一块干净土摆在我们的书桌。十年前，国民党当局的亲日外交断送了华北，使学生有书读不成，现在，假如听任内战阴谋家继续活动下去，那就无法使学生安心读书，也会使全国同胞长期陷落在饥饿流离死亡的苦恼生活和不自由的奴隶状态中。国民党宣传员竭力用捏造和附会的伎俩，想来证明这次学潮是由于共产党的挑拨，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既然你们自己所作所为和人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既然你们对于和平与民主事业，还是心口不符，言行不一，继续采取敷衍、延宕、欺骗的态度，继续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和反民主的政策，那么广大人民在超过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后，到底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那不仅共产党无法保证，谁也不能为你们保证的啊! 从来反动统治者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一群学生的捣乱。

但实际上，学生运动总是反映着一个时期的人民的政治斗争。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有教授参加，有广大社会的响应，这固然不只是一个什么“手榴弹”案，也不只是一次罢课的“学潮”。政府对于这次屠杀学生的惨案，假如立即实行一些能令人民满意的善后办法，惩办真正的凶手和负责当局，保证不再武力干涉学生自由，那么我们相信，学生是可以而且也愿意复课的。但是内战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国青年继承了从“五?四”到“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和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的实现和巩固而斗争到底。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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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睽众目岂容狡辩       屠杀学生罪责难逃
(舆论辑要)

重庆舆论界，对昆明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案的反应，除极少数外，一致同情学生。当云南省府改组后，就有人预言似的说：“人们却更担心作为民主运动的堡垒的昆明，怕也抵挡不了特务的恐怖手段”(见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周刊“重庆风雨”)。“一二?一”惨案，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当局为了掩饰其罪过，已极尽其造谣诬蔑的能事，但所得结果，却是更使正义人士愤慨。到目前为止，已经见于重庆报纸的公开声援，已有八十余个团体，个别捐款慰问的人更难统计。本市舆论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与纯官方言论恰好成一鲜明的对照。

对学生运动的估价——反动者蔑视青年。 对此次昆明学生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平日报认为是青年的“盲目自杀”(见本月一日该报)；恰好相反，时事新报却将它比之“五?四”、“五?卅”、“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问道：“假使没有自五四以来的历次青年运动，谁能说中国今日是个什么局面?八年的抗战有没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见四日该报)。七日大公报虽根据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但也从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来说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其光荣的功绩”。商务日报(六日)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认为在“某种政治条件存在”之下，“则这一性质的运动”，今日固可产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焕发和蔓延于全国各个地方。

”新蜀报(五日)说：“每一次学生运动，都是为了国事，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潮，……昆明惨剧正是一种以学生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反动者诿过共产党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见中央社电及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社论)，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国民公报在七日社论中，也指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以残杀，“云南省地方当局之未能慎为处理应该负责”。 青年有发表政见的自由，反动者却怕青年过问国事。 青年应不应过问国事，应不应反对内战呢?大公报七日社论说：“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其中就有学联会的代表，可见学生是可以对国事发言的”。只有从来就蔑视中山先生主张的人，才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无意义的，不正确的”(见五日中央日报社论)。内战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也只有想以内战“统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内战”，才有“反对内战”便是“助长内乱”的奇妙逻辑(见一日和平日报)。新民报(六日)说：“学生们只不过是‘不要内战’，而阴谋分子却‘不许’学生‘不要内战，岂不是证明这些人要内战的么’”?七日该报又说：“仅仅反对内战就受到这样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够过问国事?……这是测验政府究竟愿否让国民关心国事批评政治，也可以测验政府对于人民所作的诺言，有没有兑现的勇气”。

这些话不知那些自称为最“保障青年们读书、讨论、开会、讲演、学术研究上的自由”(见六日和平日报)的人们听见没有?商务日报简捷的说：要人民不反对内战，只有事实上不从事内战，就是老老实实的“实现民主宪政”(见该报六日社论)。如果“国事纷乱，民不聊生，而青年学生犹漠然无动于中，依旧浑浑噩噩，这可说教育已根本失败，而这个国家的生机也几乎绝矣”(四日时事新报)。“何必惶惶然如临大敌，以致引起更多的纠纷?”(同前)七日的国民公报指出这次昆明学生运动，“正是今日青年对国内政治烦闷的部份暴露”，“试问世界胜利了，我们的胜利在那里?国际和平了，国内的和平又在那里?”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为了国家的生存与青年的前途，还不该多说几句话么?不当提出自己的意见么?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动者才不敢正视青年的苦痛与要求，硬栽污青年是“受了利用”、“诱惑”，说那“不是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运动”(五日中央日报社论)，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报五日，和平日报一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

这种阴谋诡计是骗不了人的。“我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见云大教授告各界书)。名教授张东荪先生也说：“对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学生难免要闹起来，但这种闹，是出于爱国同胞的赤诚，结果竟发生惨剧，是十分遗憾的”(见七日国民公报)。“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扭曲，颠倒黑白，似在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法解决”(见民主同盟发言人谈话)。

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谎言与滑稽“把戏”，也掩不了血写的丑行!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诬蔑，动用武力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压制人民关心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心存忌怕”；“不可强行压制”，更“不可强加诬蔑……指为某党某派”。新民报(四日)说：“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我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不应躲避隔绝，而应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我们政府正在实施‘民主’，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学术的自由是应当有保证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轉載美麗島島主)

为死难学生呼吁

昆明大中学学生为反对内战，竟遭军警便衣屠杀殴打，死伤达数十人之多，这件事情本身的严重已不容我们来多赘一辞了。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当有良心的人看到手无寸铁的一群纯洁爱国的青年，遭受当局用如此野蛮残暴手段对付的时候，心里会是多么沉痛与愤慨!

昆明的学生们喊出了反对内战，这是全国广大人民一致的要求，昆明学生们这一争取和平民主的行动正是表现他们的赤诚受国，除非是别具肺肝的人，谁能忍心加以污蔑?谁更忍心用炸弹枪枝来加以摧残屠杀?!但是很不幸，昆明学生们这种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运动竟遭到军警的屠杀，不能不令人非常愤慨!惨案发生后，那些屠杀青年的凶手们，又企图诿罪别人，想含血喷人的把责任加在中共的头上，但事实俱在，绝不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

我们谨对昆明学生这次纯洁爱国的行动，表示极大的崇敬，对他们今天所遭受的摧残，表示极大的关怀，希望全国正义人士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希望政府当局迅速惩办造成惨案的凶手，并立即停止内战，使昆明学生所要求的和平民主的中国能早日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4日

原题为《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

(轉載美麗島島主)

人民是骗不了的

昆明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无限的悲愤，连日各界捐款慰问，写信声援，有如潮涌。足以证明昆明学生的爱国行为和他们的不幸遭遇，已博得全国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反衬出国民党反动派嘴脸的丑恶和手段的卑劣，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的眼前。

本来，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

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轉載美麗島島主)

快释放政治犯

政府早经明令公布释放全国政治犯，但直到今日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囚冤狱，未获释放；并且仍有成千上万的无辜被囚的人，在遭受着非法的毒刑拷打，甚至暗地惨遭杀害。今日何日，人民仍受此荼毒?啊，死者不得瞑目，生者能不刺心痛愤!

杜重远先生不明不白的死了，今又闻得羊枣先生含冤殁世，中国呵，你的优秀的儿女究竟犯了何罪?抗战胜利、和平建国开始，国家正在用人之时，他们却竟屈死冤狱，怎能不叫人感到万分痛心!成千成万的学者、专家、教授、进步的青年，无故被捕入狱，受着非人的待遇。

他们正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才高有能的优秀儿女，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不但不得国家的敬重，反而治罪下狱，有些害民祸国的败类，不但不遭诛戮，反而冠戴优加，横行不法。这样下去，民心怎能得乎?我大声呼吁：立即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轉載美麗島島主)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固然，大部分灾区是经过敌伪占领的地区，但有许多地区都是从来没有沦陷过的。现在的严重现象，是耕地荒芫，副业凋落，耕牛尽失，农具俱毁，疾病蔓延，难民流离失所。总之一句话，农村的生产几乎已完全破产，农民的生活已陷于绝境。

举例来说，湖南本是产米之区，现在却以草根树皮为食；衡阳附近，每家饿死三分之二。豫西廿三县，遭敌伪破坏，至今损失粮食八百多万担，房屋三百多万间，牲畜三十多万头，农具七千多万件。养蚕本为副业，但是饲养用具损失了一半以上。安徽全省六十余县中，受灾县份竟达五十多，损失耕牛近百万头，农具三百多万件。江西、广西、广东等省，情形相似。至于各省因疾病而死亡的，难民流浪在外的，更是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即以广西一省而言，难民就有三百十四万四千人，伤病的，就有一百六十八万余人。江西伤病的三百五十万，流离失所的达一百六十多万。至于川、陕、甘、青、滇等省的旱、水、风、蝗、雹等灾，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的人民所熟知的了。“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灾荒呢?敌伪破坏固是一个重大原因；然而，为什么抗战期中，没有能够阻遏敌寇的前进；这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该负责的吗?敌寇投降以后，至今已有七个多月，灾荒却还在扩大和严重化起来，这又是谁负责呢?比如：湖南老百姓在吃树皮草根，却还有十一万日本俘虏“却吃着从老百姓那里‘征’来的米”，这种情形又何止湖南?现在待遣的日俘，不是都在吃着老百姓的米，而且还在受“优待”吗?而且像山西阎锡山那里，不是还有收编了的日军在吃老百姓辛苦耕耘而自己吃不到的米麦吗?

此外，不是还有待遣返的日侨三百万人，也在吃米，迟迟不遣送日俘日侨回国，好好供奉着他们的，不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其次，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并没有立即真正进行整军复员，还继续保存许多正规部队和各种名目的队伍，不久以前，且有在重庆取缔“衣冠不整，拉去当兵”的事情发生。这些也都是只有消费民粮，丝毫也不从事生产的。由于上述原因，更由于日寇投降以后，内战再起，至今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仍炽；内战的进行，以东北为尤烈，所以征军粮始终未减未停。以已经破产之农村，负无法负担的军粮；加之原有苛杂，原封未动，而物价高涨，竟达无法捉摸的速度，怎能不造成遍地灾荒呢?叫人民怎能不奔走呼号，到处求救呢?湖南人士提出“迅予有效赈济，并豁免摊派，缓征军粮二百八十万袋”，提出“应停止摊派军粮，并速调撤别动队及遣派俘虏”。湖北人士呼吁：“军粮俘粮负担太重，县乡两级人员随意建立名目，苛扰人民，望当局赶快解救”，安徽代表跪请减免军粮等，都是身受其苦而发出的衷心呼吁。这也证明灾荒之原因，实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人为的原因，而不是其他。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面否认经济危机之存在；一面对救灾则完全依靠外国，本身却什么也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人民没有事实证明政府是真能为人民的，救灾如救火，决不是拖延敷衍所能混过。现在，应该赶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入手。赶快进行赈济，免征军粮俘粮，抑制物价等，以稍纾民困；同时，却须用大力迅速遣送日俘日侨，整编军队，并用一切办法使灾区灾民能够开始从事生产，安定生活。老实说，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