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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与 国 情　　

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提倡洋务运动很坚决的薛福成在当时就曾如此说过：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 　　

这个道理。到了现在看来，自然更谁也不能发生疑问的了。 　　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所以，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原标题《民主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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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
(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 周恩来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十九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抗战本是求民族独立的，但时间快近七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十八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

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 　

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

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 　　　

关于时间问题，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照我们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因为民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三册 原题《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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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那么我们要问：如何才能实现?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还有一种看法，是把一国的民主可以由国际条件来决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于全世界，而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仅对中国有好处，也对世界有好处。这种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民主在中国的实现。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中的人民卫护自己的权利、并抗击逆流而争取来的。中国人民假如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专一依靠国际条件来促成中国的民主，这也正和依赖外援来获取抗战胜利同样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种看法，是把中国的民主问题当做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问题。固然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是目前国内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但是实现民主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国共两党以外还有许多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个人，还有更广大的人民，他们都反对专制，都要求民主。实现民主是有关广大人民的事，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积极起来，主动地参与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反对实现民主的一切障碍，中国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于无数次的实际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已经渐渐摆脱了这种种不正确的看法。他们由等待而失望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积极努力来对中国并对世界负责，这样才能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实现中国的民主；他们不再袖手旁观站在国共两党之外，他们知道在民主团结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旁观的第三者，而是应该发挥主人翁的决定作用的。 　　

人民要发挥这种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坚决地依据民主原则，在有关全体人民利益的国事的一切具体问题上，有所判断、有所主张，然后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动。 　　

在参加民主斗争的人民中，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阶层，有最广大的工人和农人，也有小资产者、自由资产者、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他们相互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有关整个国事的问题上，他们的主张和行动是可以而且应该一致的，只要他们都能坚决地执行民主的原则。这种一致性不是这一部分人服从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从民主的原则；服从民主的共同原则也不是牺牲个别的利益，因为民主的原则也就是整个国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则。 　　

人民大众要用民主原则来团结自己，来反对民主的阻碍。没有任何名义可以改变或歪曲人民大众的民主原则。法统主义么?人民大众要根据民主原则来检视这种法统是否还应存在。权威主义么?人民大众也要根据民主原则来检视这种权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则能够决定人民大众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做什么、要不做什么，也只有民主原则才能解决问题、转变时局。 　　

中国人民已经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国际潮流，并且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就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以明确和坚决的精神，根据民主原则来参与国事，来掌握中国的命运；这样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就一定要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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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 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①等人的谈话

美国已经干涉了有它的军队和物资运入的每一个国家。这种干涉不一定 是有意的，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要有美国的影响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因为它使国民党有可能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泽东指出，他对这个词是有异议的，因为这个词用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已失去了它的原意。］以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将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欢迎，因为他们需要民主，只有国民党才反对它。 　　

美国现在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珍珠港事变刚发生的时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抚慰蒋介石。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战争计，他应当做些什么。美国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帮助他。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论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和任何中国官员谈话时，可以谈论民主。类似华莱士的访问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应当更多一些， 不要错过孔祥熙在美国的机会。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象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美国刊物对国民党提出批评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马上就看得出来。甚至看来常常会暂时地产生不良反应。但只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话，国民党就会辨别出来)，就会引起国民党犹豫考虑，因为国民党需要美国的支持。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 1983年第20-21期  

谢伟思（1909—）美国人，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1944年7月陪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主张美国政府对国共两党一视同仁，因而在五十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逆流中遭受迫害而被停职。本文选自谢伟思访问延安后给美国政府写的一篇报告。

共產黨變臉
-中共早期言論與現在主張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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