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聖誕樹說到天天過聖誕 2007-12-19


　　慶祝聖誕節的風俗由來已久，但聖誕樹是一八九○年才傳入英語世界。這一年，年僅二十歲的阿爾拔王子（Albert Consort, 1819-1861），為了討他的新娘子維多利亞（1819-1901）女皇的歡心，在溫莎堡布置了英國第一株聖誕樹；樹的裝飾和今天我們所見的相去不遠 ─樹上的蠟燭、絲帶和一些華麗的小飾物，象徵着和平與希望。這種氣氛感染了英國皇室和英國人民，自此以後，聖誕節來一株聖誕樹，漸漸成為有錢人家的必備布置。隨着英國國力日盛，殖民地分布全球每一角落，聖誕樹亦就傳遍世界；不過，聖誕樹的大眾化，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因為當時電力已被普遍使用，點亮聖誕樹少了許多麻煩，聖誕樹亦慢慢普及起來。　

　聖誕樹的源起，據百科全書上說，可能是英國傳教士邦年非士（Boniface，後來被封為聖人，亦是第一個以英文寫成「拉丁文法」的學者；此字之原文為旅店老闆，唯今已少用）八世紀在德國傳教時的「發明」，他將樅樹樹尖指向耶穌的畫像，要信眾環繞樹邊崇拜耶穌；當時的聖誕樹上沒有插上蠟燭；到了十七世紀，馬丁．路德才在樹上加蠟燭……。無論如何，出版於一六○五年的德國文學作品，已有聖誕樹的記載。

　　阿爾拔王子和維多利亞女皇結婚的時候，拿破崙所發動的戰爭雖已成過去（「拿破崙戰爭」發生於一八○五至一八一五年），但普魯士帝國的崛興又威脅了歐洲的和平；阿爾拔王子從他的婚姻領悟出一個意念，就是要通過歐洲皇室的婚姻關係，達致和平的目的。聖誕樹可說是象徵着他追求和平的理想。

　　稍為涉獵過英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阿爾拔王子胸懷大志，可是作為一個外國人，英國貴族和國會嚴禁他過問英國政治；下面這個非常流行的故事，就是在他被拒與聞政事後發生的。根據著名的傳記作家斯特拉齊（L.Strachey，凱恩斯的好朋友）的《維多利亞女皇傳》描述，有晚宮內舉行舞會，女皇受奉承阿諛者所包圍，自不必說，阿爾拔王子不勝冷落，悄悄地走回臥室；不久，有人敲門，房裏的人冷冷地問：「誰？」敲門的人昂然地說：「皇后！」房裏的人沒有回話，門亦沒開；敲門的人很生氣，憤憤然地走了，走了幾步，回頭敲門；房裏的人再問：「誰？」敲門的人忍氣吞聲地說：「維多利亞。」門依然未開，房裏一點動靜都沒有；這一回，她真的氣惱了，以女皇之尊這樣遷就，阿爾拔還不開門，太豈有此理！她真的生氣地走了，但走了一半，再回頭敲門，裏面的人依然那樣冷靜地問：「誰？」敲門的人說：「你的妻子。」這一次門開了。這個故事，常被人用來說明英國的「民主傳統」，但它隱含着阿爾拔王子被英國皇室排擠冷落的反應。

　　阿爾拔王子不能公開問政（他後來非正式地成為維多利亞女皇的政治和外交事務顧問），因此將心血灌注在子女教育上，特別是灌輸他們以友愛和平的意識；到了他們長大成人，他又有計劃地撮合了多宗國際婚姻。一方面，他希望他的教育能發生作用；一方面，他希望一二代之後，歐洲各國統治者都有與英國皇室或親或疏的親戚關係，彼此既是一家人，再度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阿爾拔王子退而求次的目標是完全正確的。

　　即使到了今天，西班牙王和挪威王都仍然與英國皇室有親戚關係；可是，裙帶關係雖然結成，和平的目的卻無法達致。阿爾拔王子的女兒維琪公主貴為普魯士皇后，但普魯士和英國的關係不僅從未真正和洽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還與俄國結盟對抗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阿爾拔王子的後代大都從皇座被轟下台。這是英年早逝的阿爾拔王子始料不及的。

　　阿爾拔王子的「和平計劃」雖然徹底地失敗了，但作為和平和希望的聖誕樹，則世代相傳，而且由於被商人看中，利用它作為「禮品收發站」，因此愈來愈普及。不過，如今基督教已非世人獨尊的宗教，聖誕、聖誕老人和聖誕樹紛紛改為與基督教扯不上的新名（另文說之），在沒有宗教問題的香港，這種習慣萬一改變，必然是遷就政治現實重於宗教信仰！

　　談聖誕樹的「來源」，筆者記起德國小說家、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爾（Heinrich Boll, 1917-1985）一九五一年發表的中篇小說《日日聖誕》（Christmas not Just once a year）。這篇小說，看似平平無奇，但寓意深長，值得大家仔細咀嚼。

　　小說描寫一位美國阿嬸（Aunt Milla），十分重視聖誕樹，其飾物之多與設計之精巧，早已遠近知名，而當一家人從四方八面聚在聖誕樹唱歌歡笑時，亦是美拉一生中最感快慰的時刻；可惜好景不常，第二次世界大戰剝奪了她這種「奢侈」的「享受」。美拉對此深以為憾，因此，戰後第一年，即使她的家當毀於戰火，她仍設法恢復裝飾聖誕樹的傳統，當二月二日聖燭日她的子侄遵照古例拆掉聖誕樹時，美拉嬸嬸突然激動至昏厥，結果家人聽從醫生的忠告，重新布置一株聖誕樹，美拉嬸嬸果然不藥而癒。

　　為了讓她老人家健康愉快，於是一家人晚晚圍在聖誕樹下唱《平安夜》；而當聖誕樹枯萎的時候，家人靜悄悄換樹和照足美拉嬸嬸的原意重行裝飾。

　　晚晚如此，除了美拉嬸嬸樂在其中之外，其他家庭成員和教區牧師都吃不消。牧師首先退出，找個退休牧師頂替；接着美拉的子女相繼找尋藉口不參加「演出」，她的大兒子甚至因此而移居「聖誕樹並不重要」的外國；最後，陪同美拉嬸嬸同唱《平安夜》的，是一群失業歌舞團成員……。她的一個女兒變成嬉皮士，另一個兒子加入共X擋，她的兄弟經過十八個月「聖誕節」之後，終於遁入空門，在一家修院「避靜」。只有美拉嬸嬸、那位受薪的退休牧師和一群受僱的失業歌舞團員，在故事結束時仍陪着她在聖誕樹下唱《平安夜》。

　　波爾是一位享盛名的小說家，他這篇小說傳達了什麼訊息？筆者認為起碼有二點，而且都十分重要。第一是天天過節的生活最終令人們反璞歸真（嬉皮士、正統共X擋人、遁入空門）；第二是它象徵一個帝國的瓦解而統治者仍陶醉於「美好過去」。小說不同論文，作者不會斬釘截鐵明文作出結論，只會用隱喻的筆法，藉着人物的活動情節的開展，揭示他所要表達的思想，還留下了很大的空間，讓讀者揣摸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

聖誕必須正名送禮之俗不可廢 2007-12-20



　　「全盤西化」的港人對聖誕節和聖誕禮物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習尚，但進入二十一世紀，聖誕是宗教不正確及聖誕禮物缺乏經濟效益，已令這些習尚在西方社會「起革命」。一、

　　一年容易又「聖誕」，這個家喻戶曉的節日所以要加上引號，是因為聖字（無事不通萬能謂之聖）帶有褒義，非基督徒因此不肯用，事實上，在基督教不能獨尊的二十一世紀，說聖誕是宗教甚至政治不正確的。

　　大名鼎鼎的牛津學者杜健時（R. Dawkins, 1941；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筆者在〈「聖誕快樂」與「恭賀新禧」不能並存〉〔收《模稜不可》〕中引其暢銷書《上帝幻覺》的觀點）在十二月十三日的《新政治家》周刊發表題為〈快樂牛誕〉（Happy Newton Day！十二月二十五日為牛頓的生日）的隨筆，指出「聖母瑪麗亞」並非處女，而是三世紀翻譯的所謂「七十子（七十學者）希臘文本聖經」對「年輕女子」（young woman, maiden）的誤譯，而耶穌在伯利恆的馬槽出世（筆者「小時候」曾參觀這個不收門券但幾乎是強迫訪客捐款的小教堂），亦缺乏事實根據，至於把十二月二十五日定為耶穌誕辰，不過是配合傳統的冬至節（solstice festival）使其熱鬧起來的權宜做法（詳情見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本欄）。

　　然而，作為一年中最重要的送禮節日，「聖誕」不可廢，因此，有關人士便玩「文字遊戲」。早在三四年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把「聖誕和元旦」合稱為「休假時節」（Holiday Season），把猶太光明節、回教齋戒月及隨之而來的多項節日為「宰生」等，加上一九六六年才定為節日的黑人（非裔）寬札節（Kwanza，非洲的冬至），共冶「一節」，在這種情形下，聖誕遂稱「假期」，「聖誕禮物」一律改稱「假期禮物」，而「聖誕老人」則概稱「假期老人」（Father Holiday）。

二、　　讀十二月十三日畢老林的〈消費選擇送禮拾趣〉，想起整整十年前筆者的〈送禮或折現　是個大問題〉（收《如何是好》），現在也許正是重新檢視一下「送禮文化」的時候。香港聖誕節的商業氣息已蓋過宗教氣氛，這絕非有關的宗教活動式微，而是商界愈來愈重視假期的促銷。事實上，商界人士的策略完全正確，因為根據經濟學者在八十年代初期所作的調查，聖誕節送禮的開支佔去整年禮品消費百分之三十八點一（以整年禮品消費為一百，依次為生日禮物百分之二十點、結婚禮物百分之十一點五），這種比例現在不應大變，意味在西方社會，聖誕節是送禮的主要節日。在英國人的懷柔政策下，早已「全盤西化」的香港仍保存濃厚的東方傳統，從送禮角度看，春節才最重要；不過，這無礙商界集中力量在聖誕假期促銷。今年促銷活動來得較早亦較積極（見十一月十五日本欄），令人愈感宗教已被商業充分利用。

　　逢時過節家族成員和家族外的朋友、同事互相送禮的行為，古已有之，而且早已引起民俗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進行研究的興趣，這方面的著作，如加拿大溫尼泊大學社會學教授齊爾的「禮物經濟」（D. Cheal:《The Gift Economy》，Routledge'1988）及法國社會學家牟斯的「禮物」（M. Mause，有台灣譯本），都是膾炙人口之作；對於這樣熱門的題材，經濟學當然不會袖手旁觀，他們的有關著作多如牛毛，《保爾格萊夫經濟學辭典》〈禮物〉條所列的參考書目便近四十種！

　　經濟學家對於禮物經濟效益的質疑，上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號的《美國經濟評論》，發表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華德福爾一篇短論：〈聖誕全損失〉（J. Waldfogel:〈The Deadweight Loss of Christmas〉），從根本角度分析禮物的「經濟效益」，把「禮物經濟學」引進新境界。

　　「送禮」（gift-giving）最大特點是買禮物者並非該物品的消費者，因此，對於接受饋贈者而言，禮物固然可能是他夢寐以求的物品，但在更多情況下，他可能「得物無所用」，這即是說，他收到的是他不喜歡或認為物無所值的物品。在經濟學家眼中，後者便是「Deadweight Loss」！十年前筆者譯之為「聖誕全損失」，不確，畢老林的「（聖誕互贈禮物）無謂損失」，才與現實相符，因為近年大興的「禮品換領咭」（gift cards）已在eBay上拍賣，令即使對受禮者毫無實用價值的禮物不致「全損失」。

　　究竟有多少接受饋贈者覺得「物有所值」或「得物無所用」？華德福爾做了一項實證研究，他讓他的學生（不同學系不同級別）估計他們收到的聖誕禮物的市價及寫出他們願付的價錢，結果顯示「願付價」較「市價」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根據「會議局」（Conference Board）的統計，在一九九八年至九二年間，美國家庭的聖誕禮物支出為三百八十億美元（十二月零售額減十一月同類數字），換句話說，近百億美元的價值在送禮過程中消失。經濟學家因此推而廣之，認為不如「折現」更實際（更具「經濟效益」）！eBay拍賣「禮品領換咭」成行成市，便與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有關。

　　不送禮物送現金，讓受禮人自己去購買禮物，本來是最具「經濟效益」的，然而，如此赤裸裸的現金送禮，少了一份送禮人的情意和感情，這也許正是即使在以精打細算出名的某些社群中，送禮仍然非常流行的底因。

　　佛羅里達和懷俄明大學二名學者，在一九九五年間構思出一項有效的測試接受禮物者態度的方法，這是進行隨機拍賣（網絡普及拍賣是有系統而非隨機進行），向有禮物在手者購買禮物，結果物主定出的底價與市價相近。這一項調查似乎顯示送禮的「經濟效益」不若一般人想像的差！消費者是精明的，禮物的生意因此興旺不衰。無論如何，在經濟學家進一步把送禮數理化複雜化將大家弄糊塗之前，送禮的習俗不可廢；「物輕情意重」和「禮多人不怪」這些千錘百煉顛撲不破的民間智慧，是不會因為經濟學理論的「進步」而失效的。

信報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7-12-21

調高利率礇價看升   人民幣成「良幣」

　　筆者多次在這裏談及的「格里（拉）森定律」（Gresham's Law），即「劣幣驅逐良幣定律」，是少數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經濟定律之一，值此投機市場熱火朝天波濤洶湧之際，對此定律的再認識，有益有建設性。

　　十六世紀英國政壇紅人湯瑪士．格里森爵士（Sir Thomas Gresham,1519-1579），說了這句使他名垂經濟史的話：「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不少學者指出這句話說於一五五八年，亦有人認為應為一五六○年才對，由於格里森本人並無留下任何有關文字記錄，因此「說於何年」不可考，事實亦不重要。格里森爵士為女皇伊利沙伯一世的貨幣改革顧問，他對貨幣是否「值錢」的看法，是以其「實質（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s）高低而定；所謂「實質價值」，主要是包括原材料的「製造成本」（Cost of Production）。據格里森的觀察，「實質價值」高的貨幣必從市場上消失，因為人們捨不得用掉，把之收藏，而以「實質價值」低者作為支付媒介。如果這二種貨幣同時在市面流通，則「實質價值」高者必有「貼水」（premium）—若市場不肯付「貼水」，擁有它的人便不會把之投入市場，那等於不在市面流通，即從市場上消失。

　　格里森所觀察的現象，一早已存在於商業社會，因為貨幣所含金屬（常見的有金、銀、銅和鎳），在貨幣貶值令其購買力比所含金屬還有不如時（比如一元鎳幣所含鎳的價格多於一元），人們便不會使用甚至把之熔成金屬出售（十二月初美國財政部明令不准人民這樣做，反證美元近年貶值幅度之大），人們「貯存良幣使用劣幣」，把兌換價值不高甚至根本不能兌換（Inconvertible，指不能兌換金屬）因而沒有收藏價值的貨幣向市場換取有用物資。

　　經濟史家並沒有發現格里森爵士的著作中寫過這句名言，它之被廣泛傳播，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麥克里奧（I. P. Macleod）在一八五八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提及，介紹這學說時冠以「格里森定律」之名，它才發揚光大並為學界注意。

　　「劣幣驅逐良幣」，照字面的解釋，是「劣幣」（購買力日弱的貨幣）將「良幣」（購買力日增的貨幣）「驅逐」，換句話說，一個持有多種貨幣的人，會拋出「良幣」而收藏「劣幣」，相信外行人會說格里森發神經！格里森的本意當然不是如此，而是中文翻譯「信而不達」，當然，筆者不是說翻譯這句「定律」的前輩經濟學家不了解格里森的原意，而是少做了點工夫，沒把這句有點玄味的話清楚詮釋，才令經濟學外行人摸不覑邊。在十六世紀的時候，當時明白貨幣功能的人僅限於少數上層社會人士，因此，作為伊利沙伯女皇的財政顧問（同時是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格里森說了這句有哲學意味的話，圈中人都能意會；但現在將之直譯為中文，難免會令讀者一頭霧水了。

　　格里森這句話的原意是市場力量使「劣幣」將「良幣」趕出市面流通圈；更具體的解釋是，一個持有多種貨幣的人，會將那些購買力日強的強勢貨幣收藏、儲蓄起來，而將那些買力日弱的弱勢貨幣，用作日常開銷、支付薪金及作為貨款等。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最後在市上流通的只剩下「劣幣」，「良幣」完全被「驅逐」出貨幣流通系統，被識貨者收藏起來。至此，相信大家對格里森定律的真意有比較明晰的了解。筆者認為「格里森定律」應譯為「劣幣把良幣逐出市場」，才能使一般人明白。

　　在格里森說這句話後的四百餘年，國際貨幣制度在崩潰邊緣掙扎，布烈頓森林精神已死，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尚在醞釀中，其實用意義更明顯。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幣投機，可說便是建基於「格里森定律」上；即使在社會主義，「格里森定律」亦一樣派得上用場，比如過去俄羅斯人把「良幣」如美元馬克等密密收藏，而市場上「劣幣」（盧布）泛濫；內地在過去─直至一、二年前，美元和港幣是「良幣」而人民幣是「劣幣」，現在則完全改觀，良劣互調，使用美元港幣而把人民幣收藏。由於人民幣未來升值機會大，美元和與之掛鹇的港幣愈來愈不受歡迎，人民不願持有而把它們投入市場。在格里森時代，貨幣的發行機構如政府和大商行信譽佳，所發行貨幣有實質支持（如黃金或白銀）的算是「良幣」，反之是「劣幣」；這種標準現在亦一樣適用，不過標準已變成礇價走勢強弱—礇價看升的自然是良幣，反之便是劣幣。

　　更多的人意識到「劣幣」會驅逐「良幣」之後，等於對「良幣」需求大增（更多的資金換為「良幣」並且不使其在市面流通），運用最簡單（在經濟學家眼中卻很複雜）的供求定律，「良幣」的價格必然日昂（人民幣目前正享受這種「禮遇」）。以格里森定律加上供求定律，大家當知怎樣處理手上的貨幣；問題是，衡定貨幣之「良」「劣」，並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好和看得準的。在股票投資上，我們亦可說「劣股驅逐良股（出市場）」是投資最高原則，拋出盈利下降股價可能下跌的「劣股」，持有盈利增幅佳股價可能上升的「良股」，正是王道的投資策略。

　　奧地利名經濟學學者K. Pribram的巨構《經濟學論辯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Reasoning），述說在十四世紀，即在格里森之前約二百年，法國一位地方主教奧列思米（N. Oresme）所寫的《貨幣理論》（這本書於五十年代始有英譯本，被認為是世界最早的貨幣理論專著）已有類似的說法（見頁二十四）。寫這點題外話的目的，在指出人文科學上的原創性是很難說得準的，「免費午餐」不是佛利民的原創，「劣幣驅逐良幣」來自「降低Ａ貨幣的含金屬成色會使含金屬量較高的Ｂ貨幣（從市場上）消失」，亦非格里森的發明。中國人說天下文章一大抄，良有以也。

2007-12-24不親不信受排斥親而後信順者昌

　　受《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循序漸進」原則的規囿，在策劃香港政制發展未能與北京完全同調的泛民人士，飽受排斥，被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視為須加疏遠、即不能分享權利的反對陣營。泛民活動處處受阻、理念難伸，無論是多努力、有力的爭取，亦不見成效。立法會補選一役，反映泛民黨派有廣泛民意支持，可是他們爭取二○一二雙普選的理念不但不受尊重，而是更受阻撓，使「循序」步向「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任會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步伐來得更為緩慢。泛民力捧的陳方安生擊敗親共勢力全力支持的葉劉淑儀，令北京對希望預知結果的競選活動更無把握，因此他們對香港實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愈為遲疑。行政長官從北京背書的少數人選中選出─有點像茶餐廳只有三二款菜式供顧客選擇的「常餐」─的日子，作最樂觀的估計，是二○一七年；至於立法會議員「普選」之期，遙不可即！　

　在此前提下，筆者認為人大常委昨天開始討論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下稱《報告》），其實是一份沒有理想、沒有立場、把「高度自治」決策留給「老闆」批示、亦即不尚空談卻有經濟效益因而頗獲「聖心」的「政制發展文本」。

　　《報告》公開後，不少論者認為特區政府玩忽民意，並且前言不對後語，那可說是非親共言論的共識。事實上，《報告》指「在二○一二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是民調中反映出過半數市民的期望，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可是，它接覑建議「在不遲於二○一七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數接納」。短短的兩三句話，前後矛盾，不合邏輯，可是，有「天子門生」之譽的政務官出身的行政長官曾蔭權，仍將之「上呈」，所以如此，依筆者估計，第一是行政長官不能扭曲民情，以免引起「強姦民意」的指責，惹起「群眾怒吼」式的反彈；二是明知立法會補選結果令北京更不放心還政於民，揣摸上意，《報告》因此連普選產生立法會議員的日程都不敢提呈，應否在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責任亦推給中央，這樣做等於是特區政府放棄了在香港進行政制改革的主動權，於「在野黨」而言，這個政府無疑是太懦弱無用；不過，在位者是做了數十年照足上司的話辦事的公務員，挖空心思、千方百計為「老闆」分憂，絕對是「做好這份工」的基本操守，所以人才濟濟（假如薪俸優渥等於人才幹練）的「特首辦」，才會寫出密密麻麻七頁不覑邊際、沒有重心、缺乏見地的《報告》。

　　特區政府本來便沒有外交和國防權，現在連「高度自治」之下純屬港事的政制發展亦雙手奉呈北京裁決，這樣的施為，也許有人會認為「權柄被削是不完全政府」，但對禮賓府小圈子來說，那正是捨難就易，最困難、複雜、不易討好民意和花錢的重大事務概由北京負責，特區政府才能集中全力在民生建設上開展拳腳。在《基本法》解釋權完全操縱在沒有香港民意參與的人大委員會的掣肘下，特區政府這樣的取態，責其大壞是否過苛？

以爭取二○一二雙普選為口號（明知不可為，因此不能說是目標）的泛民，他們對《報告》不滿，不在話下；有立法會議員補選的大多數民意為後盾，泛民議員理直氣壯要求上京「面聖」，向選民交代的姿態重於希望能夠定期貫徹雙普選；不過，京官智珠在握，另有劇本，人大副常秘喬曉陽迅速定出帶人大常委的決定南下諮詢溝通其實是傳達旨意的時間，而行政長官在泛民議員高調要求以至要挾「操上禮賓府」之下去周四會見全體泛民議員，他的態度表明「主子要如此如此，臣子不敢不如此如此」，其無奈之情溢於言表，只差沒有勸說泛民議員少安毋躁，不要浪費時間。事實上，當權派早已擺下政府不贊成的議案不可能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支持而無法通過的布局，泛民議員跳腳搥胸也於事無補—他們的政治體質猶如腳筋已被挑斷，卻繼續要落場參加比賽競跑，此中的勝負分明，「早已寫在牆上」。

　　從當前的情況看，泛民力爭的最大成果，充其量是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容忍「反對派」自由發表意見（「眾喙嘵嘵，空言無補」）以至和平集會遊行（向世界宣示香港仍有「民主」），再向前寸進便如翻越雷池；值此台灣政壇彤雲密布、西方反華勢力欲藉○八奧運「搞事」之際，筆者以為泛民在此注定徒勞無功的問題上不應採取比和平示威、靜坐絕食（要有期限作為落台階）更進一步的行動，以免被扣上萬劫不復的帽子！北京如果體恤泛民的誠意與苦心，也許會由喬曉陽來港「宣旨」時或待其回京後，宣布在港成立有「高度代表性」的委員會，以蒐集、分析未來香港民意對二○一七單普選的意見，作為屆時會否落實及應以何種形式「普選」行政長官的參考。這類搓捏民意的手法，中英談判期港英玩過多次，陳方安生和曾蔭權都曾參與其事、知之甚詳，如今「新瓶舊酒」再玩一次，曾氏肯定駕輕就熟，必會搞得有色有聲；但方議員身份逆變，從玩人變成玩於人，其感受只有她自己才能體會。對於不少港人來說，這類只許「盤球」、不許「攻門」的政治球賽，仍然不失吸引，因為那是登龍踏腳石；泛民若嫌不足，便只有離場的選擇，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訂定遊戲規則的權利！

　　任何擁有絕對權力的人是不會有權不用的，中國收回香港，香港的一切便得由其擺布。讀故總理周恩來的談話〈中共願為政協協議的全部實現而努力奮鬥〉（收中央文獻出版社《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周氏當時有此一說，皆因一九四六年一月召開的政協最後通過五項協議，當中包括「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這些協議和中共歷來的主張有些差距，但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周氏表示「願意擁護這些協議」。後來的發展，和周恩來的承諾相反，所以如此，並非中共失信，皆因國民黨發動內戰……。在此前的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澤東主席在延安诖洞接見國民參議會參議員黃炎培，在答黃問時指出中共已找到一條不會「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之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黃氏〔一八七九─一九六五〕為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建國後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黃氏是第一名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民主人士」。）但中共最後的「新路」是槍桿子裏出政權，民主已蒸發得渺不可尋。筆者的解讀當然是中共成功推翻國民黨政府後大權在握，再亦不會考慮分權。香港「政局」的發展亦當作如是觀！

　　根據《基本法》精神，「港人治港」應該是由港人自行產生的港人治港，北京之所以棄守此一原則，表面原因是泛民中有「勾結外國勢力干預港事」的嫌疑並有「漠視北京擁有香港主權」的想法；這二項莫須有的「事實」，成為北京舉箸代籌堂而皇之為香港政事作主的藉口。當然，北京對「港人治港」態度的轉變，骨子裏的「大道理」是有權不輕放！

　　在香港的政改問題上，筆者是「認命派」！形勢比人強，在香港搞民主運動，從來都是「枉拋心力」，明知不可為而嚮往之，注定只會付出而沒有收穫，在殖民地政府時期如此，在特區政府管治下亦然。中共現在坐享的，是槍桿子打下來的江山，不是選票推舉的政府，當權者是號令天下後籠絡民心以期持續專政，為保政權穩當，在選擇代理人時，自然而然便傾向於先親而後信，不親的不信——既非百駿競走，更非能者當之，而是千挑百選絕對順從的親信。如今泛民當中，若干有大勇精神的激進派堅持理念、有崇高的道德勇氣，不過他們準備付出的機會成本卻高下有別，令泛民陣營不易團結。最近的立法會普選，許多專業人士投了葉劉一票，可視為他們不希望社會不和諧以致損害經濟利益的識時務舉措，與政治意識無關。

　　根據上面的分析，筆者以為只要香港經濟、特別是投機市場持續暢旺，經濟既得利益集團繼續壯大，和中央政府對覑幹的聲勢便相對減弱……。當經濟逆轉投機市場如一潭死水時，不滿現實者眾，他們對政府長期施政不力的種種不滿和怨氣便會趁機爆發，一受鼓動，反建制的洪流必會湧現！不過，那情況短期內很難出現。

‧本欄○八年一月二日恢復刊出

2008-01-02

為善最樂非虛語特區基金益港人


　　香港經濟有長足增長，財政盈餘較預算更多，為基層人民代言的社會活動家和社會團體，遂多方向政府施壓，希望在新財政年度能夠大派免費午餐；這一次，他們的成功的機會較往時高，因為金管局總裁鑑於政府「水浸」，最近已發出「還富於民」的呼籲（不在其位謀其政，任總作此言，筆者的解釋只能是錢真的太多！），而在此政改步伐快慢又起紛爭之際，「派糖」是平息民怨和「息爭」的最佳手段。

　　和大部分經濟發達地區一樣，香港的貧富兩極化亦日趨嚴重，加上通貨膨脹爬升加速，低入息階層開始感到「生活逼人」，不滿現實之聲充耳可聞，因「生活困頓」請願示威之事並非新聞，在庫房豐盈之時加點這樣那樣的福利，是負責政府所當為。不過，由於大部分港人住公屋，不少還領取綜援，基本生活不會有問題，他們要爭取的，是提高生活水準、改善物質質素，這些均沒有迫切性，而且亦不應由政府負責─如果政府負起這種責任，一方面會令不求上進的人愈來愈多，不出數年，香港便會成為毫無生氣、了無生機的城市；一方面，政府若以非經常性收入作經常性支出，經濟發展一出意外，便有難以收拾的不良後果。

　　如何紓解社會貧富兩極化帶來的困擾及善用政府滾存的龐大盈餘，筆者有二項提議。

一、　　富裕社會怎樣令「不幸的一群」享有更全面的物質文明，高入息─不一定是富裕─階層人民多作慈善捐款，是可行辦法之一；香港雖然沒有優待慈善捐款的稅例，但無論是入息稅、利得稅以至沒有遺產稅，均對高收入階層極為有利，換句話說，他們有條件亦應該在公益事業上多作貢獻。

　　慈善性捐款是利他主義（altruism）者的行為，與以利己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經濟人的理念相違背，不過，經濟人除了利己之外，還有同情心，作此主張的阿當．史密斯便身體力行，晚年過儉樸簡單的生活，把大部分財產以不為人知的方式捐出，便是顯例。由於利他行為在歐美十分普遍，以美國為例，二○○六年慈善捐款便達三千億（美元．下同），華爾街眾「鱷」對捐款亦頗為慷慨，這種情況，令學者對何以在典型資本主義社會中利他行為會蔚然成風發生興趣。研究結果顯示，做善事—包括捐款、捐血和當義工—會使人快樂！

　　美國杜克大學（Duke U.）一九九八年做過一項實驗，數十名成年男女被要求替嬰兒按摩，用意在不問回報─嬰兒連多謝都不會說─「為人民服務」，結果發現這班「義工」的皮質醇（cortisol）、腎上腺素（epinehrine）和去甲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等會導致心情不愉快的荷爾蒙均「戲劇化地下降」。這即是說，「出力」的義工本身亦有得着！

　　慈善性捐款，即使是「無名氏」，除了心理上有滿足感外，亦可產生上述的生理變化，即令出錢者心安理得因而比不作捐款者快樂！美國的「社區社會資本基準調查」（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Benchmark Survey）二○○○年對三萬多名「家庭成員」的調查，顯示年內曾作慈善性捐款者比沒有這樣做者較快樂，而且快樂度高達百分之四十三。

　　密歇根大學二○○一年對一組年齡、教育程度、政治取向類同者進行調查，亦顯示做善事者（giver）的快樂度比不做善事者（non-giver）高百分之三十四；面對前途充滿信心和希望，兩者的差距更達百分之六十八。值得注意的還有，快樂與否和收入及宗教信仰無關。

　　到了○二年，國家民意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得出百分之四十三是年曾作二至三次捐血者感到十分快樂，但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不捐血者有此感覺……。

　　行善因此是利人利己完全符合經濟學原理的行為；「為善最樂」不是一句空話！要心情愉快地生活，多作「善行」是最佳途徑。

二、　　「主權財富基金」（SWFs，下稱「主權基金」）早已存在，近月因次按風暴下歐美市場出現許多「收購機會」，它們擇肥而噬，才引起廣泛注意，去年九月十二日本欄引述摩根士丹利的統計，顯示「主權基金」目前坐擁二萬五千億財富，至二○一五年將達十二萬億；這些基金如何運用，決定未來金融市場去向。

　　新興國家和油國最初把外滙儲備購進以美國為主的先進國家政府債券，很快便發現極不划算，因為不僅受貨幣貶值侵蝕而且回報太低（粗略而言，美債孳息五厘、歐盟四厘、日本半厘），因此爭相仿效收購海外資產的所謂挪威（「主權基金」四千多億）和新加坡（二千餘億）模式，惟此舉引起「避免敏感資產落入外國政府之手」的「金融保護主義」（Financial Protectionism）抬頭，美國國會否決中國（約二千億）和杜拜（約九千億）政府收購美國能源公司及海港便是二個近例；較早前中國投資公司（ＣＩＣ）在百仕通和去周在摩根上的投資（前者顯然「失手」，後者投入五十億、三年收十三億五千萬利息並得百分之九股權，立於不敗之地），均不附帶「管理權」（不能派員入董事局），便是擔心國會反對的權宜安排。

　　「主權基金」直接插手投資事業，衍生的政治問題，另文剖析。今天要指出的是，特區政府擁有一千五百多億（一萬二千多億港元）外滙儲備，投資成績聽天由命，回報時好時壞平均如雞肋（金管局若為私人機構，任總早要另謀高就）。基於同一理由，特區政府應撥出部分「可自由運用」的資產，成立「特區（香港不是主權國）基金」，作較進取投資，成功可使港人受惠，萬一失敗亦不影響香港財政。持萬餘億港元收息蝕滙價的政策應改變了！

2008-01-03

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糧價進入上升軌跡


　　香港和內地股民似乎是目前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前者對今年樓價再上層樓，寄望甚殷，無視豪宅價格已列全球最貴之列（加上「發水」成分，香港豪宅價穩坐世界第一貴寶座），近來市上瀰漫着「樓價必再升」的氣氛，不少人認為人民幣滙價穩步升值，此間頂級豪宅價錢對內地豪客來說不算太貴，香港發展商因此奇貨可居，囤貨以待，而這類樓價居高不下，其他類型物業的價格便水漲船高；令一般人尤其是收入與售樓佣金掛鈎、身負推銷重任的物業經紀對樓市前景大大看好的藉口是利率看跌，供樓負擔減輕等於置業者購買力較高，樓市因而必然暢旺；這種合理推斷未必會成為事實，因為當前減息的目的在刺激可能陷入衰退的經濟而非抑制通脹……。炒高等待內地客，股市已證實此間炒家一廂情願的期待落空，樓市恐亦難收效！美國這個世界「大花筒」去年假期消費不理想，今年且被人稱為「拍賣年」（year of the Auction），意味更多公司要拍賣資產求存……所有這一切，均為今年世界經濟發展投下巨大的陰影。　

　醞釀多時於去年中出現的次按風暴，殺傷力強且帶來重大傷亡，但事件並未結束，其影響還在擴散。「下一個計時炸彈」（十二月三十一日「時事微觀」）定時引爆，「知道危險」的市場人士提心吊膽，而另一次金融風暴可能來自信用卡過度拖欠引致的危機；還有，迄今為止，日本銀行仍未受次按風暴波及，為什麼？因為日本銀行是三月結，即三月底公布賬目才知捲入有多深。美國的次按風暴，國際性銀行無一幸免，現在快要輪到日本銀行見「姑翁」了！

　　對於業餘投機者來說，金融市場在今年面對的政經情勢都不太妙─職業投機家則如魚得水─變數大、「游資」多，股價滙價金價以至油價，難免會大起大落而且趨勢難以捉摸。面對風高浪急的市況，多年前筆者會「勸告」入市者量力而為、小心將事，以免連「青山」都失去；如今投機者豪情萬丈、見慣風浪，說「聽者藐藐」已嫌樂觀，因為這類陳腔根本沒人會聽；那些投其所好的升市說好、跌市看淡的「評論」仍有市場。在筆者看來，這正是日後大市必來一次「大調整」的「基礎工程」。

　　如無意外，今年可以看好的是農作物價格，本欄的〈中美各有所需　糧價肉價高企〉十二月十日發表，十九日布殊總統便在新能源法案上簽字，強化糧價的升勢。新法案的目標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手段之一在提高汽油效率，即從今年起至二○二○年，每加侖汽油的平均行車里數將由目前的二十五里提高至三十五里，汽車廠如何設計省油百分之四十而又令顧客滿意的汽車，大家等着瞧；不過，即使汽油效率在政府指令下真的大幅提高，如果車主因省油而開更長時間汽車，其造成的溫室效應便與未提高效率前無異甚至更差，這與新能源法案目的在減少汽車排放廢氣有矛盾，因此，新能源法案減廢的第二項手段為在二○二○年增加低廢氣排放代用能源產量至三百六十億加侖─其中一百五十億加侖為玉米提煉的乙醇（corn-based ethanol）！

　　對於乙醇，讀者應該耳熟能詳了。面對破壞大氣層的指責，美國政府近年的能源策略是正確的─她不能限制人民使用汽車（汽車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但在汽油效率及代用能源上下工夫。可是，汽油行車里數能否提高固是未知數，車主對乙醇敬而遠之則甚明顯，在二○○五年，百分之九十七美國汽車用的仍是汽油（和柴油）。○五年的能源政策法案規定至二○一二年，美國生化能源的產量為七十五億加侖，達致此一行政決定數量的唯一方法是利誘─津貼農民和廠商提煉生化油（同時對進口生化油如巴西蔗糖乙醇課以高關稅），在眾多提煉生化油原料中，玉米乙醇的效率最高；可是，乙醇本身雖然少廢氣，生產玉米及把之提煉為乙醇的過程卻製造大量廢氣，其對溫室效應的「貢獻」，把用於玉米種植的農藥所排放的一氧化亞氮（nitrous oxide）計算在內，比燃燒石油提煉的汽油高百分之五十！

　　排放廢氣之外，提煉每加侖乙醇的用水量在四至五加侖之間，若加上玉米種植的用水及所用農藥對地下水源的污染，提煉乙醇後遺症太多，根本不化算……，中國去年已停止提煉玉米乙醇，主要理由便是地下水受污染。

　　乙醇的最大害處當然是搶高玉米（和大豆）及其衍生產品如動物飼料及玉米糖漿的價格；玉米有價，農夫遂棄種小麥及其他經濟價值遜於玉米的作物，結果又造成這些作物供應短缺而漲價。自從《經濟學人》於一八四五年編制五穀價格指數以來，目前的價格最高─比惡性通脹虐肆期還高；僅在二○○五和○六年二年，糧食價格，撇除通脹因素，升幅達百分之七十五。造成糧價大漲的成因，當然包括中、印二十億人口吃得飽的因素，但主要是生化能源用去太多穀物有以致之。

　　如今美國把增加乙醇產量寫進法令，糧食價格已進入上升的單程路！

信報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1-04

序《啊呀！好厲害的女人》

　　去夏，英國，乍雨還晴的天氣。

　　一行四人從 Hampshire 的 Four Seasons' Hotel 到Great Milton 的 Le Manoir aux Quat' Saisons 午膳；由此一方的四季旅館到彼一方的四季飯館，來回車程不下四、五小時；從劍橋往餐廳與我們會合的年輕人問，回程上，能否先到附近的牛津一轉。內子馬上和應，因為這樣的順道一拐，無論觀光、還是懷舊，感覺便不只是為吃一頓便往返於四季與四季之間那麼的……。

　　進了牛津，到處是剛剛考完試、準備任情放縱半天的學生；Bodleian Library附近，年輕人牽着氣球、擁着花束、取景拍照，令向來比較安靜、略嫌清冷、被錢鍾書先生叫作「飽蠹樓」的周圍，平添一份喜氣。

　　據說錢先生看書，往往會花上比看書倍之又倍之的時間寫筆記，治學態度非常嚴謹；楊絳女士便曾在文章裏提到，錢先生當年就是因為「飽蠹樓」書不外借而培養出記筆記的習慣。錢先生一生遺下經整理印行的讀書筆記一百七、八十冊，皇皇巨制，成就輝煌，可也是驚人的沉重！若非文學專才，這百多冊筆記，誰敢輕言翻動？

　　在知識、資訊爆炸的年代，用世須「專」是必然的趨勢，這使隔行如隔山的情況，愈來愈普遍；人與人之不同，跨度愈大，愈難溝通；愈欠溝通，隨隔膜而產生的無情與庸碌令生活失色、節奏單調；於是，提高「通識」被不少人視作消弭隔閡，豐富意識，增添生命意義姿彩的最佳途徑。可惜「通」的意義在於無邊無際，一旦看見界限，便「通」不起來，所以界定「通識」，談何容易？正當人們在常識、學識與知識之間糾纏，議論什麼才算通識之學的時候，香港學校已循政府「指引」，全面推動「通識」課程，此舉自然受到不少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劣評。

　　「通識」教育最難克服的，是它的不着邊際，那使教師與學子都因漫無準則而不知所從，哪還說什麼成效？假如要健全情感智商，通點人情世故，讀文學比鑽通識更為踏實益智。文學是透過文字、詩歌、戲劇，探索縱橫時空的人情世故，令胸襟開闊、視野拓寬，思想開放。沒有文學，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會因為少了很多不同層面的體會而味寡。

　　筆名孔在齊的沈鑒治兄是《信報財經新聞》的榮休總編輯，攻讀經濟，長於研究生產力；撇開專業，他的興趣寬廣，當中包括音樂與文學。從總編輯的崗位退休後，他繼續為《信報》撰寫專欄，先是關乎音樂的「樂樂集」和「樂樂新集」，近年是以閱讀為重心的「樂文集」。

　　沈兄從自小看過的神話傳說，如「幼童文庫」和「故事一百種」等說起，逐漸伸延至中外的文學名著。在《啊呀，好厲害的女人》這本結集中，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和《雙城記》；果戈里的《死靈魂》、《狂人日記》；屠格涅夫的《羅亭》、《父與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聖誕樹與婚禮》；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契訶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巨制，都成了它的話題；並由此引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魯迅、巴金、茅盾和沈從文等，是如何地受到西歐及俄國作家的影響。

　　不像錢鍾書先生孜孜屹屹的鑽研，「樂文集」作者是以輕鬆筆觸，把閱讀中外文學的心得勾勒出一個梗概，不是專業論述，而是文學通識。

　　「樂文集」專欄的第一本結集以《你傲慢、我偏見》為書名，這回是《啊呀，好厲害的女人》。以書的整體內容看，並不十分理解為何沈兄會挑上這個題目；不過讀者大可透過「啊呀，好厲害的女人」這樣的驚嘆，玩味文字領域裏的人性，到底有多少是彼之傲慢、汝之偏見所形成的衝擊與感悟！

　　‧孔在齊：《啊呀！好厲害的女人》，牛津大學出版社二○○七年。

科網難有大突破基因藥品成新寵 2008-01-07


　　對於投資者來說，年代交替只有心理而無實質意義，在新年「發願」，是在學學生和公眾人物特別是影藝演員應節的例行公事，商人、專業人士和投資者也許會受傳統習尚的影響而於新年對職業和事業作一番展望，但公開表達的大都是一廂情願好意頭的願望，和現實甚且和真心話關係不大。

　　筆者今天展望新科技，不因新年，而是事物發展到了關鍵性轉捩點。

　　憑過往打下的基礎，科網業在聯結環球網絡、促進流動性和人際溝通上，仍大有發揮餘地；單以港人最熟知的移動電話，其功能在環球定位系統應用日趨普及的前提下，必然會向前邁出更大的一步，而通過「手機」輸送訊息，肯定會慢慢取代電郵。不過，經過整整十年蓬勃興旺點石成金之後，「無線工業」即互聯網的發展已到整固而不再是衝刺期，亦可說是已到了利用成熟的技術，進行多樣化改造進而提供更全面服務的時期，在投資上算是進入收成期。

　　Google二○○四年以八十五元（美元．下同）上市，去周見六百八十元左右，蘋果同期從三十八元水平漲至一百八十多元……，去年納斯特一百科技股指數升幅百分之十八點七、摩根士丹利科技指數（ＭＳＨ）升百分之九點六，同期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只升百分之三點五，可見科網股餘勢未盡。事實上， Google、蘋果這二家公司，聯同微軟、FaceBook和雅虎等業界翹楚，雖然仍會推出新產品（有興趣者請留意本月十四日三藩市的MacWorld大會的動態）並獲厚利；然而，去年八月底，羅徹斯特大學十六歲新生賀特茲（G. Hotz）獨自把蘋果的王牌產品iPhone「解構」，意味這個行業再無秘密，等於敲響「無線工業」的警鐘！長線投資者是時候開始在新領域物色投資對象了。

　　筆者對新科技是外行，然而，從廣泛閱讀中，認為基因藥物、機械人技術和納米技術（nanotechnology）的發展，值得投資者加倍注意。納米技術近年有重大突破，使人類有辦法通過細胞的改造，再造和重建人類的器官、四肢甚至大腦。這種發展對人類社會─健康和投資─有深廣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遺傳學研究的突破，令醫療進入個人基因組時代，即針對個人不同染色體的特殊藥物（針對個人的身體狀況）將面世並普及化，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研究令再生藥物（regenerative medicine, RM）醫療起革命，日後的生物醫學必然可以改造人體的器官和組織（tissuse），同時有辦法醫治多種致命的慢性疾病；而針對個人基因組織藥物，將是跨學科科學的共同成果，人類無病痛和活得更長久，從人均壽命看已是如此，相信隨着「為個人服務」─包括「美容」─藥物的面世，將向前大躍進！

　　眾所周知，布殊總統基於胚胎研究不道德的理由，否決了去夏國會撥款進行幹細胞研究的議決，但州政府（如加州、新澤西、馬里蘭和紐約）「放行」，而迄去年十月，投入這類研究的私人資金在五十億水平。由於蓋普洛民調顯示百分之六十四民意贊成利用人類胚胎進行研究，料新政府─不論是共和或民主黨當權─會鼓勵以至贊助這方面的研究。

　　迄今為止，面世及與再生藥物（ＲＭ）有關的產品已有約二十五種左右，在作臨床實驗的約三十種，而正在實驗室發展的有九十四種。幹細胞療法早已不僅存在於科幻小說，而是可以醫治如血癌等絕症及促進器官再生以至重整神經系統……。去年世界知名的英國心臟專家麥基爵士（Sir Magi Yacoub）把骨髓的幹細胞成功地轉化為人的心臟細胞，而日本和美國研究人員在培植皮膚幹細胞上去年亦有重大突破。

　　對於本報讀者來說，最大興趣應在如何從醫療革命中牟利受惠，這種「市儈」想法其實對科學發展有積極意義，因為更多資金流入這個市場，等於相關研究所、實驗室有充裕資金聘請專才、添置器材進行研究。再生藥物市場二○○五年的營業額為三十五億，預期二○一○年為一百一十五億，美國的保健及人類服務部（Dept. of Health and Hurman Service）估計不久後（could soon be）世界再生藥物生意將達五千億……。估計中的數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顯示了這的確是個投資者不可忽視的大市場。

　　由於幹細胞研究以及再生藥物開發會遭遇重重困阻與困難，而且需要重大投資，對投資者而言，意味風險甚大，在這方面的投資，因此要參考專家的意見及量力而為（肯定不能成為投資組合的核心）；相關的上市公司有ＧＥＨＺ、ＧＥＲＮ、ＬＩＦＣ和ＩＡＲＴ等，它們的股價貴賤都有；至於應否此時吸購，還是那句老話，要聽專家的意見。

2008-01-08  改變生活形態   適應油價高企

　　對大部分留意市場動態的人來說，每桶原油一百元（美元．下同），不該是意外，但油價開年後在二日便闖關，百元石油成為事實，人們一時之間不能適應，引起市場騷動及論者紛紛評論，不足為奇。

　　油價升破「好友」期待久之的百元心理大關，不外受一些讀者耳熟能詳因素比如以之定價的美元礇價頹勢未改、產油國本身的石油消耗急增、地緣政治緊張、若干油國如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及伊朗政局多變，以至一再有意提高產量的石油出口國組織（ＯＰＥＣ）產量未能達標等等所影響，當然，還有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突飛猛晉消耗大量能源此一當局不肯承認的事實─雖然中國政府對此有所申辯，唯其解釋不獲不具政治傾向的論者認同，因為經濟高增長用油大增扯緊國際石油供應助長油價升勢，是不容爭議的事實！上述種種刺激油價上升的因素，包括中東中亞地區政局不靖，在短期內不會好轉，油價在高位徘徊，似成定局。

　　說油價處於高位，是相對的說法；若從歷史角度看，目前的油價不算貴。經濟史家指出，英國工業革命（一七六○至一八六○年）後人類物質生活大翻身，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科學進步開採技術一日千里令「礦物能源」得來較易且能夠大量生產使價格相宜之故；不過，即使價格隨需求日增而上升，經過短暫的調節，人類很快便會完全適應；這種現象過去多次出現，如今正在重演。

　　比起工業革命前期，現在人類的平均財富增長十二倍，在這漫漫二三百年的經濟增長期，能源價格升幅遠遠落於受薪階級薪津增長之後；在一七六○年，英國工人工作四小時的薪金才購得等於一加侖汽油的能源（如煤炭），至去年十一月底，一加侖汽油的代價是英國藍領工人二十分鐘的工錢！

　　能源價格相對工人收入下挫，意味愈來愈多的人有財力「享用」能源，這是人均汽油消耗量急速上升的根本原因；統計顯示在一七七○年，英國人均每天消耗的煤炭約等於半加侖汽油，但去年底，美國（消耗能源最多的國家）人均每天汽油消耗量為六加侖。

　　純從理論角度看，如果石油產量見頂及煤的產出無以為繼是事實，那意味人類賴以「持續發展」的礦物燃料用竭，但縱使如此，並不等於人類社會會「回到從前（石器時代）」，因為「士急馬行田」、「船到橋頭自然直」，這些「民間智慧」揭示面對危機，只要有自由和產權獲保障，人類自有辦法紓困，換句話說，人類不會坐以待斃，什麼核能、水能、太陽能、風能、生化能以至浪能（利用海浪衝力發電已取得重大成功）等代用能源必會充分被利用，當然，提取這類能源的成本都比礦物能源昂貴，但以當前的人均收入，那可是大部分人負擔得起的。當然，人類的平均生活水準會因此下降（更大部分收入用於能源上），但這絕非「末日已至」─ 如果能源價格比目前貴五倍，比方說每桶油價五百元，根據經濟學家的推算，人類的物質享受會跌百分之十一。當然，物質生活水準下降是可以接受（也許說「容忍」較近現實）的，只是「由奢入儉」難，在「入儉」過程中，社會甚至政治肯定會生巨變！

　　以能源消耗大國美國為例，人民的物質生活實在舒適至舻近浪費（美國政府開動印刷機印製的美元不愁沒有市場，作為美國人，不盡量利用此種優勢才怪，他們因此都是「大花筒」；不過，話雖如此，從財富增幅看，美國人在消費上仍很節制。筆者將另文分析），比如其中位住宅面積二千四百方呎，以平均家庭有二點六人計，等於每人的住宅空間約一千呎（成年人肯定佔千呎），這種空間標準其他國家是遠遠追不上的；住宅寬敞衍生冬暖夏涼空調以及照明消耗的能源相應增加，而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居於郊區蔚成時髦風尚之後，汽車用油便直線上升（美國不少高入息的小鎮由於民居距離遠居民出入必以車代步連人行道亦消失），以至現在美國大約把百分之七十五的進口原油用在開動汽車上。

　　在油價居高不下及代用能源價格高昂的前提下，消費者叫苦連天之餘，只有致力調整生活方法以因應新形勢，從郊區遷居回城市，住在步行或騎單車（walkable or bikeable）可到達辦公的地方或索性在家中完成工作，漸成潮流，在這種情勢下，人均住宅面積將大幅縮窄，人們且會傾向把住宅精緻化即把資金用於裝修城中居所而放棄六十年代興起動輒在鄉間置別業的「傳統」。無法改變能源短缺、昂貴的現實，人的生活只有作出改變，而這種新生活形態肯定比較節省能源、減少大氣污染因而更健康。只要大家意識到油價高企是無法更易的事實，如同歷史上多次克服天災人禍安度危機一樣，現在人類亦會妥當妥善地安排生活以迎接能源短缺的挑戰！

2008-01-09 都市型男收入較高

　　《經濟學人》為「大碧姐」鑄造一個新字Metrosexual，註明以之形容「非同性戀、喜購物及用化妝品的城市人」，二○○三年八月八日筆者在本欄寫碧咸，提及這個字卻無法譯出……，這個字現在已非常流行，畢老林不久前在其專欄中譯為「都市型男」，「信雅」應無問題，是否「達」便待考。在筆者的理解中，「型男」應帶點剛陽氣，而此與《經人》認為碧咸「姐型」（effeminate）的原意不盡相符。

　　不知是否因為研究經費易得，近年經濟學家的研究題課，不少和國計民生相去何止萬里；不過，對於看厭了宏觀數據和統計的人如筆者，這些對雞毛蒜皮物事深入研究的論文，真是大開眼界，雖然有關論文正經八百，滿紙術語程式，讀起來還是興趣盎然。

　　經濟學家全神貫注、全力以赴，以高深理論解釋、用長時間去實證，把一些「眾所周知」的事象複雜化，然後求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理、準則，不僅有益有建設性，而且是消閑妙品！筆者過往在這裏評介美醜（如「以貌取人因實惠平等機會『係咁先』」）、肥瘦（如「食物便宜凝脂肪運動矜貴瀟湘難」）及高矮（如「長人自小信心強身高酬高有跡尋」）對收入有正比關係，俱為經濟學家「精心炮製」的作品……。應該指出的是，肥瘦高矮都可以科學化衡量，美貌則須歸納長期「民意測驗」，而對此經濟學家優為之。到了最近，經濟學家更進一步，以實證研究證實「打扮」（grooming，譯為「姿整」似乎更傳神）是增加入息的不二途徑。美國北卡路連那州的艾隆（Elon）大學二名經濟學系副教授（J. Das和S. B. Deloach）寫了題為〈打扮對薪金的影響〉（譯不出原名的味道：〈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The effect of time spent grooming on wages〉）。艾隆大學以教授現代舞和現代音樂出名，這篇論文對其學生似乎特別「實用」。

　　經濟學家對「打扮」的定義是為了令人另眼相看而「操控自己的外觀」（Manipulation of one's superficial physical structure，讀來可發一笑），美貌是與生俱來的，不算英俊漂亮的人若悉心打扮，可補先天不足。至於「打扮」─男女性─的內容，經濟學家指出是沐浴、刮鬍子、Plucking（大概是指修眉毛或去腳毛）、恤髮、辟體臭、搽指甲和塗脂抹粉，當然還有合適的衣覑。也許是人們對女性悉心打扮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少予理會；但男性早上對覑鏡子進行梳、洗、刮、搽、噴十分鐘的「非市場活動」（non-market activities），則被視為傳達了工作專注、負責的訊號，因此，男性打扮的「邊際效用」（marginal effect）比女性大，這即是說，僱主視女性的修飾化妝是人人如此天天如是的例行公事，不會給予特別優待；但對「都市型男」則「另案處理」。據作者們的統計，「型男」的工薪比「麻甩佬」（不修邊幅）平均高百分之六！

　　打扮妥當可以增加收入，用於打扮的成本如化妝品、衣飾以至時間，因而屬個人的「理性投資」（rational investment），其作用和傳送「質素保證」的專業證書差不多。在勞工市場上，天生麗質固然因為有「美貌貼水」（beauty premium）這回事而可獲較佳待遇，然而，美麗和英俊由遺傳基因決定，與「事主」的努力無關，但悉心打扮是在行為上致力於增加「外部效應」，因此被社會心理學家認為是成熟、與人為善和有人緣（agreeableness）的表現，這是天生麗質者也許欠缺的。換句話說，刻意打扮的人比有西施潘安之貌而不打扮的人更合群進而較易討人歡喜，成功的老闆都十分精明，給這類員工以較高工薪，是理所當然的。

　　順便一提，發明「美麗貼水」的奧斯汀德州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咸默孟殊和一位學生聯名寫了〈課室中的美景─導師的美貌與推定教育生產力〉（D.S. Hamermesh:〈Beauty in Classroom-Instructors' Pulchritdue and Putative Pedagogical Productivity〉，未發表，可於其同名網址見之），證實有一張討人歡喜的臉龐，在大學亦十分有利。一般人以為大學行政當局根據教師的教學質素決定薪津高低，這當然是事實，但教學能力之外，當局還會參考期終學生對教師的評估，而據本文作者們的實驗─把導師的相片上網然後由學生投票，結果那些被認為「美貌英俊」的得分，比那些被校方評定為教學質素優良的導師更高！校方若憑「民意」定工資，受惠者誰屬是十分顯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