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10 機構投資者仍然跑輸散戶

　　次按風暴衍生的金融問題未完未了，結果如何，言之尚嫌過早；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投資銀行家和基金經理這一回輸掉股東和客戶以千億美元計的資金！這種情況，令筆者想起一篇寫於整整三十年前的舊文〈機構投資者不是常勝軍〉（刊一九七八年二月號《信報月刊》第十一期；收台北遠景《閒讀閒筆》），當中提及美國證監會一九七五年的報告，指出散戶投資者在一九六八年股市升近最高點時大量拋售，而在一九七○及一九七四年兩個最低水平則大量入貨，強烈地否決了一般人，尤其是投資專家認為散戶高買低賣的說法；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在同一報告中，ＳＥＣ的研究員指出「機構投資者」低賣高買的情形十分普遍。

　　當年筆者這樣寫道：「以香港目前的情況和機構投資者的條件而言，那些背景較佳的仍會有作為，但一旦大市波動急劇或它們可動用的投資資金數額愈來愈大，則其投資成績就會大打折扣。散戶投資仍是值得鼓勵的，因為他們（的投資手法）十分靈活，適合在香港這類比較小的市場上活動；但散戶投資有如『大魚產卵』，魚類一次『產卵』，可能生出成千上萬條小魚，但能成長成為大魚的，則百不得一。這道理用於散戶投資者身上，頗為恰當。我們中國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亦可用來形容散戶投資者的投資歷程。一個散戶變成大戶是建築在犧牲萬千個散戶的基礎上！」

　　三十年後，投資市場已壯大了千百倍，投資技巧花樣和工具之多，機構投資者控制及管理的資金以萬億美元計，更非當年所敢想像；至於個體投資者，隨着經濟持續多年增長，尤其是前社會主義國家「走資」令「先富起來的人」多如恆河沙數，他們掌握的資金已大至天文數字不能形容。可是，儘管投資市場已脫胎換骨，機構投資者以令人目眩的薪金羅致「最優秀」的人才，他們高買低賣投資成績遜於個別散戶的情況，並非有所改善而是比過去更差！

　　筆者參考了二份去年十二月上網的有關論文，才得出此項結論。其一出自以色列希伯萊大學經濟學家之手，其一則為美國杜克、康尼爾和德州奧斯汀大學學者合作。前者題為〈機構投資者或散戶─誰在買賣中得益較大〉（G. San:〈Who gains more by Trading-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ssrn.com），後者是〈股市散戶投資的回報〉（R. Kaniel、G. Saar、S. Titman:〈Individual Investor Trading and Stock Returns〉，將在《財務學學報》發表）。

　　綜合這二篇論文，筆者得出如下兩項結論。

　　第一、爬梳紐約證券交易所橫跨一九八一年至二○○四年二十三年的資料，證實「機構投資者高買低賣而散戶低買高賣」的情形三十年不變，令學者有點「驚奇」的是，這種情況愈來愈嚴重。這即是說，機構投資者與散戶之間的虧、盈差距愈來愈遠。

　　第二、研究發現股價的波動在散戶入市前加劇，在他們購入後波動放緩，顯示散戶的買賣並未加劇市場波幅，不但推翻過往學者認為「盲俠」（noise traders）愈多大市升降幅度愈大的推論，同時否定了散戶等於「盲俠」的「傳統智慧」。散戶的投資技巧當然不及機構投資者，但散戶賺錢能力肯定比機構投資者高。這種情況不僅限於美國，澳洲、挪威亦如是，筆者相信歐盟和香港亦是這樣。

　　財雄勢大（買賣足以左右股價）、人才濟濟的機構投資者，何以投資成績不如散戶？筆者把錯綜複雜的理由歸納為下述五點。

　　甲、機構投資者大都是投資學者所說的「動力投資者」（Momentum Investors，譯為順勢型投資者似更貼切）。這即是說，當一種股票上升且形成一股向上（或向下）動力之後，他們才會購進（或拋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擔心成績較同行差，而一種股票形成上升動力，似說明同行正在收集，為了不致給同行比下去，他們的「羊群效應」發作，遂跟風入市；在學者研究的多個例子中，機構投資者都在偏高的價位才購入。「動力理論」沒有問題，問題在錯失最佳的時機。

　　乙、機構投資者比散戶更難長期「跑贏大市」，原因是當其成績勝於大市時，資金源源注入，這便出現三十年前筆者所說的「可動用的投資資金數額愈來愈大，則其投資成績就會大打折扣」。龐大資金入市影響股價，意味無法在合理價購貨，「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在這裏有反效果。散戶遠較靈活，出入市自如，較易找到獲利機會。

　　丙、機構投資者的負責人大都學有專長，而且全神貫注於資料搜集、分析，因此產生「知識幻覺」（illusion of knowledge），以為掌握了宏觀經濟去向、股價以至大市升沉的竅門；「知識就是力量」，但「知識」不一定能夠準確預測人心，知得太多、過分自信，往往反成為挫敗的導因。散戶聞風而動（「盲俠」是聽聲揮劍），雖被學者嘲笑，卻不會因為有過分信心而鑄成大錯。

　　丁、機構投資者抽佣金收管理費，因此有必須多做買賣才不負投資者所託的「道德壓力」（moral pressure），研究顯示買賣過分頻密對進賬並無幫助；散戶沒有這種壓力，不會為買賣而買賣，因此獲利更豐。

　　戊、機構投資者管理ＯＰＭ（他人的財富），賺蝕對他們有影響，唯影響可令他們致富卻不會使他們失去收入，因為賺錢他們可分成（一般為百分之二十），虧蝕則仍可收取定額（以投資額為計算基準）的管理費，「生活絕無問題」。換句話說，這對他們並無切膚之痛，做起事來便不會盡心盡力！賺錢是世上最困難的事，不盡心盡力成績難免會打折扣。

　　和三十年前紐約ＳＥＣ的結論一樣，學者現在的研究亦得出散戶的平均成績跑贏機構投資者！

聽課權可拍賣流鶯收入甚低 2008-01-11

　　今天寫二則與芝加哥經濟學家利維德有關的事；利維德便是那位寫《怪誕經濟學》暴得大名的學者；他和洛德（後者告他誹謗）的案子三月間開審。一、　　《怪誕經濟學》一書風行，利維德在芝大大熱，他開的課都爆滿，不少學生不得其門而入。根據利維德在其網誌（freaknomics. blogs）的介紹，大學分配給他的「演講廳」只有一百個座位，而他依照校方的規定，事先登記的是八十名，這即是說，如果開課前有比二十人多的未登記學生欲聽課，二十人以外的學生便只能望門興歎；如何篩選這些未登記的學生？先來先得不是辦法（如有人隔夜排隊便諸多不便），利維德的辦法是「抽籤」，顯而易見，「好運」的學生抽中，但「好運」不等於「最迫切」，換句話說，「抽籤」令若干求學心最切的學生被拒諸門外，利維德因而耿耿於懷，他曾想過拍賣座位，這確是訴諸市場、令最有需要者可以聽課的有效方法，但他以為學校當局不准許他這樣做。

　　利維德這段寫於八日下午十時三十一分的短訊，原來是回應一名學生九時二十三分在大學網站發表的「座位拍賣廣告」，原因當然是利維德所開「犯罪經濟學」的課已全學期滿額，而利維德一早聲言明年不開這門課。這位有意以一定代價「讓位」的學生因而這樣寫道：「供應有限需求殷切（特別是本學期及明年利維德教授不開這門課）；各位同學，你認為你求知受名師教誨的機會值多少錢？」利維德的課甚具吸引力，因為除了他在講堂「宣道」之外，還包括參觀監獄、實習射擊及與「一名高級娼妓」討論……。向隅者眾，是很自然的。

　　「拍賣」結果如何，現在真相未白，不過，筆者的「感想」是，第一、鼓吹市場經濟的芝大有學生以真金白銀標投購買進入講堂的權利，是服膺市場、學以致用的表徵；第二、如果「拍賣」成功，即學生積極參與標投，說明他們活學活用價格理論（price theory）。從這些角度觀察，這是芝大經濟學系的成功！不過，退一步看，有學生願意賣出座位，顯示上不上這堂課和「學業」關係不大，而這似乎反映這堂課根本不太重要！

二、　　讀者如果讀過《怪誕經濟學》（或本欄二○○五年五月三日、二十三日及二十五日的評介），也許對其中論及零售小毒販無力自己交租遑論置業要和家人同住的一章留有印象，當年與利維德合作搜集毒販財務狀況的，便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溫嘉特殊（S. A. Venkatesh），這位哥大新科博士有「街頭」（較聳人聽聞的譯法是「流氓」）社會學家的別稱，昨天（十日）才出版新書《當一天土皇帝》（《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企鵝）。較早前，他和利維德「再度攜手合作」，寫了一篇未發表卻於去周在新奧爾良召開的「社會科學聯盟協會」（ＡＳＳＡ）上宣讀的論文（聲言是「未定稿」）：〈流鶯的實地分析〉（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treet-Level Prostitution）。這篇可以在網上免費下載的論文，對芝加哥街頭淫業有具體而微的資料和獨到的分析。其中所收集的資料，除了來自相關警局檔案，是作者們聘請多名（沒說具體數字）「前娼妓」充當「民調員」（trackers），在街頭對做完性服務的妓女及在妓院門前對完事後離開的嫖客（johns）所作的調查（收集資料的方式有點像選舉的「票站調查」），此外，還參考警方把被捕嫖客上網的資料。調查的時間涵蓋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至○ 七年五月一日，他們紀錄了一百六十名妓女提供二千二百次性服務（tricks）的交易情況。

　　利維德等的研究顯示，「企街」生涯頗為悲慘，她們必須提供妻子和情人不願或無法提供的服務，許多是「不適意不舒服」的，而顧客稍為不滿便拳腳交加，被調查的妓女平均每月被顧客毆打一次；至於收入，平均時薪為二十七美元（下同；在二十五至三十元之間），比芝加哥的最低時薪七元高出四倍，但由於每周平均工時在十一至十二小時，約等於年賺二萬元水平，屬低入息階層。

　　賣淫是非法的，但（休班）警員對免費嫖妓的興趣大於把她們捉拿歸案；妓女平均接客四百五十次被捕一次，被捕十名妓女中才有一名被判刑，而嫖客被捉比率更低；那些單幹戶即沒有「馬伕」的妓女，一百次性服務中有三次是向警員提供的免費服務（freebies）。

　　目前芝加哥大約有四千四百名天天工作的「企街」，淫業的旺季是夏季假期，全年娼妓生意最興隆的季節為國慶（七月三日）假期，對此市場作了自動調節─職業妓女固然要超時工作，業餘妓女驟增而且外地妓女湧入，平衡了供求，令性服務性的價錢不會大幅彈性。

2008-01-14政治制度不同合作空間有限  

　　台灣立法委員選舉，去周六晚有結果，一如反民進黨的論者所預料，國民黨大獲全勝。資料顯示台灣合格選民一千七百一十八萬，此次投票的有效選票為九百七十八萬零五百七十三張，分區及不分區選舉的投票率均不足百分之五十九。在野國民黨得票率百分之五十一點二三、獲八十一席，執政民進黨得票率百分之三十六點九一、獲二十七席，較其主席現任總統陳水扁事前要爭取五十席的目標，相去甚遠，這確是民進黨創黨以來的最大挫敗，陳水扁馬上宣布辭去黨主席職「以示負責」；此次選出的立法委員共一百一十三席（取代二○○四年底選出的二百二十五席），其餘五個席位分別由無黨籍得四席、親民黨得一席。與周六選舉同時進行的還有二項全民公投，一為國民黨發起的「反貪腐」、一為民進黨主催的「討黨產」，二者得票率依次為百分之二十六點八和二十六點三四，俱未達有效門檻的百分之五十，宣布無效。　

　對於台灣政局，去周六的選舉意義重大。國民黨在立法院中取得壓倒性大多數，是該黨重奪政權的先兆。國民黨於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後，經歷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父子及李登輝，統治台灣垂五十年，於二○○○年敗於民進黨之手，在野近八年，如今看來勢頭甚佳，如無政治意外，於明年三月總統選舉中奪回政權再度執政的可能性不容抹煞。

　　雖然國民黨眾大員在選後馬上聲言不會濫用在立法院佔絕大多數席位的優勢，但就政治理論看，如此布局，肯定會使議會工作更有效率；然而，效率並非民主政制追求的鵠的，在朝在野二派因政治和經濟利益不同、或在完成共同理想（如世界和平、經濟繁榮、社會和諧）上的手段互異而對立，經常辯論、互拖後腿，正常的議會政治因此是缺乏效率的制度（inefficient system）；換句話說，一面倒的議會是不健康的。基於這種理解，經歷多次投票洗禮的台灣選民，在總統大選時必會作出理性選擇。現在宣布仍有三成多選民支持的民進黨「已死」，為時太早。

　　在國民黨執政的半個世紀，台灣政治和經濟都有長足發展，而與此同時，除養肥了無數官僚和黨工，國民黨的黨產估計累計至近百億美元水平，此巨款如何獲致？以國民黨大陸時期的斑斑劣跡，讀者可思過半。無論如何，正是由於國民黨的貪污腐化，才會於二千年在一人一票選舉中為台灣人民唾棄。可是，到了民進黨當權，從台灣傳媒的報道及近來連串官司看，當權者似乎貪得更猖獗，這亦難怪，因為被國民黨迫害多年，比較起來，民進黨可算是一窮二白的政黨，不但黨庫空虛，政客亦兩手空空，眼見國民黨前高官大都團團作富家翁、官太莫不珠光寶氣，而落台官員動輒赴美做寓公，即退休後去外國「歎世界」，他們當了一輩子低入息公務員，請問錢從何來？手握大權的民進黨大員心中有數，便「照辦煮碗」，而他們的貪勁，比起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有家底」的人等於有較高的機會成本，在謀取非分錢財時還知所取捨，家無長物者機會成本較低，有機會肯定「飛擒大咬」、大貪特貪……。陳水扁總統一家皆貪，女婿因此下獄、「第一夫人」有案在身，而他本人離職後亦可能被起訴，便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民進黨「高層」的貪墨，反映出其政治道德淪喪，其以台灣土著為本位的政治理念在掌權後即成為徇私中飽的工具，是今次慘敗的底因。

　　此次民進黨敗選，固然顯示了選民對變質政黨的反感與蔑視，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人民可憑手上一票決定政黨的前途，令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在內地和港澳俱與此無緣的環境下，愈顯得難能可貴！在民進黨治下，台灣經濟日走下坡，去年結業的台灣公司約四萬一千家，在長三角工作生活的台灣人五、六十萬（約二十分之一台灣人口），台灣物價與國債俱增而人均收入萎縮……。國民黨必然會以改善這種景況的政策為號召，以爭取選民三月二十二日投其總統候選人一票，而欲達此目的，必須和內地達成更密切商貿聯繫；不過，筆者以為國共的合作局限性很大，根本原因在政治制度之不同，在內地人民不能以選票決定自己政治命運之前，北京政府要以鈔票交換台灣人選票的工作，筆者只能說是「任重道遠」的─這種工作的難度，因為北京替香港政改舉箸代籌而大增！

刺激經濟宜減息抑制金價應加息 2008-01-15

一、　　美國經濟進入衰退期，雖然仍非經濟學家的共識，但去年底消費市場露疲態以至十二月失業率從百分之四點七跳升至百分之五，令預期衰退的人愈來愈多，更重要的是，作此預期的並非普通人，而是大型機構投資者摩根士丹利（「溫和的衰退在今年上半年出現」）、美林（「衰退已是現實而非預言」）及高盛（「衰退已至，即使未至很快便會出現」）；正在為民主黨總統提名競選奔走的希拉莉．克林頓，亦公開說美國經濟正陷入衰退之中，而她的對手奧巴馬沒有提及衰退，卻提出一套刺激經濟成長的減稅計劃……。根據官學二界公認的準則，經濟衰退與否，需待公信力十足的國民經濟研究局（ＮＢＥＲ，其名雖為Bureau，唯非政府組織）的數據─連續兩季即六個月ＧＤＰ增長倒退，才能確定經濟衰退。經驗告訴大家，當ＮＢＥＲ宣布「美國已出現衰退」時，經濟增長即使未見底亦很近底，那即是說，ＮＢＥＲ確認衰退，極可能正是復甦的開始。ＮＢＥＲ對衰退的「鑑定」，屬事後孔明，而預測衰退與否，一般則以「經濟循環研究社」（Economic Cycle Research Institute, ECRI）的數據一錘定音，它準確地預測過往二次衰退，對於當前的經濟條件，該研究社認為「放緩而未至衰退」，可說已亮黃燈，「如果出口強勁加上對症下藥的刺激經濟政策，衰退未必會降臨！」

　　十二月失業率公布後，克林頓政府的財長、哈佛前校長森瑪斯公開指出應盡快增加公共開支和「臨時減稅」（布殊二○○一年已退稅一萬三千五百億），不然「嚴重衰退可能出現」；列根總統的經濟顧問、快將離任的ＮＢＥＲ主席、哈佛經濟系教授費爾斯坦，與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平同調，俱認為政府必須進一步干預市場（凱恩斯不問將來大印鈔票的政策是救急的續命湯）；不過，費爾斯坦指出目前經濟頹疲但衰退未現。

　　上述這些言論，加上華爾街眾「鱷」要求政府打救、籲請聯儲局大幅減息，在這種氣氛下，向來主張「經濟疲不能興便散銀紙」而有「直升機」綽號的聯儲局主席貝南奇大幅調低聯邦基金利率，已呼之欲出；這一次，所減將不是百分之零點二五，可能是零點五甚至零點七五！

　　可是，挽救經濟於垂危，單靠貨幣政策調整利率已嫌不足，雙管齊下才見效，即財政政策亦要做出配合才能竟全功，而這意味必須減稅……。減什麼稅最有效，即怎樣減稅才能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欲進而活潑經濟？答案是減薪金工資稅（Payroll Tax，「有人工便得納稅」，避無可避，百分之八十強的美國人繳這種稅）及增加福利金，如此受薪階級及老年人直接受惠，他們手頭一鬆動，用盡所有、先使未來錢的「劣根性」便鼓動他們上街購買，如此這般，經濟便被帶動起來。如果對富裕階級減利得或資本增值稅，充其量只會刺激高端消費活動，而且富裕階級有餘資不等於會消費（大部分用為投資），與受薪階級的消費心理完全不同效果亦有天壤之別。

二、　　在眾官員及政客的微調下，如今資本主義經濟已進入高度複雜矛盾百出的境界，而「道德風險」的負面後遺症不斷累積，經濟已病入膏肓，減稅增加公共開支是給久病者服治標特效藥，藥到又龍精虎猛然而病根未除病灶仍在……。以當前的情勢看，在盎斯黃金美元價昨天一度見九八九元、千元心理關口指日可破的情形下減息，對黃金等升勢已久的商品期貨價格，何異火上加油！非常明顯，在輿論上現在是預期衰退已臨或將降的一派佔上風，可是，若看對通脹或通縮最敏感的金價，則不能不說惡性通脹這頭怪獸正伺機而動！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本報草創期，當時的黃金好友綽號「金甲蟲」（gold bugs），他們在通脹虐肆的掩護下橫行無忌，原因是他們看穿聯儲局進退失據，不敢落重藥扼殺通脹，直至一九七九年八月伏爾克上台，他不顧一切，下定絕不手軟打壓通脹的決心，持續加息直至利率高於通脹率，市場秩序才恢復，「黃金變爛銅」。如今的情況相似，「金甲蟲」一樣意氣風發，義無反顧、勇往炒上，因為貝南奇這位大學者莫知所措，金融市場壞消息一出，市場便期待他減息，而形勢的確迫使他非減息不可，結果助長黃金等商品的升勢。

　　金價（和其他商品）是預測未來通脹（或通縮）趨勢的最佳衡量基準，金價升通脹強、金價挫通縮至，過去數十年均如此，換句話說，金價是經濟盛衰的領先指標。當前的情形是金價上揚但市場上不少人認定衰退將臨，這種南轅北轍的看法哪一種可為你帶來利潤，筆者傾向前者，因此受同情華爾街眾「鱷」處境的財長、大選年政治及救次按風暴受害者這種種因素所左右，聯儲局為了救急大幅減息勢不可免，這對商品期貨價格有刺激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好淡俱言之成理油價續大幅波動 2008-01-16

　　盎斯金價衝上九百美元心理關口後，有力在此水平徘徊，昨天收市且近九百一十元（美元．下同），這大概是相信聯儲局會大幅減息的理性預期心理所促致（見昨文的分析）；反觀另一種熱門商品石油價格的升勢便沒有這樣順暢，它一度叩百元之門，不旋踵便拾級而下，昨天甚至回落至九十二、三元之間！　　油價的去從，目前頗難測度，因為好淡兩方的理由看似十分充分。先談看淡一方的理由。這一派專家認為，油價企於五十元以上，經濟誘因令開採、鑽探石油又成為熱門行業，因為處於此一水平的價格，生產商有厚利可圖；若干在油價企於低水平時因生產不符經濟效益而被封存（mothballed）的油井，其礦主又重新「開井」採油，這種情況在美國德州、加州及加拿大的阿爾拔省最普遍。內地發現重大油藏令溫總理高興得睡不着覺的消息，外國專家似乎未予應有重視，但中國在蘇丹、乍德、剛果共和國和其他非洲窮國的石油投資，很快便有收成，則引起他們的廣泛注意。筆者過去多次在這裏指出，大油公司在九十年代末已不再在石油開發上投下巨資，因為公司負責人知道可開發、待開採的油源非常有限，即產油見頂說左右了他們的決策；可是，近來有專家認為油公司所以心灰意冷，並非因為油源將竭，而是受油價在低價─十五至二十元間「牛皮」令開採的投資不化算有以致之；二○○四年油價回升後，油公司見獵心喜，又大舉投資，艾克森無比近三二年便一共投下六百億，在二○一○年前後，該公司估計二十項石油開發計劃有收成。

　　除此之外，氣轉油（天然氣變為液體油）技術有突破，委內瑞拉、猶他州、科羅拉多州等地發現含油的瀝青沙及頁岩油，令石油供應前景較前樂觀；而北極洋和墨西哥灣深海這些在二十世紀被認為缺乏經濟效益不值得勘探開發的油田，由於科技進步及油價高企，令油公司又恢復作業。上述種種，如果一切順利，意味在四、五年後石油供應大增，當然，這種出產大費工夫的石油，成本不輕，但只要油價企於五十元以上，它們便有可觀利潤。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紅透半邊天的沙地阿拉伯石油部長雅曼尼（Sheik Yamani, 1930-），於一九八一年油價升至三十九點五元─約合今日的百元─時，他不是意氣風發而是看到油價太高的反效果，因為石油利潤太厚等於迫使用油國全力勘探油源、開發代用能源及全面節省用油，結果必會蠶食產油國利益！

　　事實證明雅曼尼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在八十年代，大量發電站棄油用煤，天然氣及核能的使用量大增，北海、阿拉斯加以至墨西哥灣油田相繼發現，而節能汽車大行其道。與這些消息同時出現的是油價持續下挫，九十年代大約是二十元，一九八六年曾見十一元─一九八八至八九年之交一度跌破十元！

　　油產可能增加等因素，令油價不致因為認同「產油見頂」的投資者一面倒看好而無止境地上升。事實是雖然看淡的說詞不無道理，但這只是經濟學初階的分析─ 價格比如油價太高必令消費者節約或改用其他物品而代用品必然相繼出現，最終會令油價回落至「合理」水平。這種推理在書本上無懈可擊，在現實上則不一定會實現。與學者不同，投資者不必求同，相信者可賣空期油合約，不相信者當然應相反而行。期市熱火朝天，便是兩種不同意見以金錢為「武器」交鋒的正常現象。

　　看好油價的一方，所持理由筆者近來說之已屢，它們不外是用油國和產油國的耗油量俱大增、油產近頂甚至已見頂。新近的理由是即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由於聯儲局減息放鬆銀根，必然不會嚴重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美國即使在衰退期耗油量亦因汽車用油難減而不會萎縮，換句話說，油價不可能因為美國需求放緩而下挫；事實上，在二○○一年因科網股爆破及「九一一慘劇」的衝擊促致的衰退期，美國每日進口油量減五萬二千桶，唯同期新興國家進口量日增五十一萬五千桶；今年的經濟遜於去年，國際能源局估計美國每日用油僅增十五萬桶，但非經合組織國家（主要的中、印及俄）的需求每日增一百五十萬桶。ＯＰＥＣ雖然全面增產，但供應仍落於需求之後。

　　沙地阿拉伯揚言有每日增產二百萬桶的閒置產油設備，但實際上並未「增產」，令人對其是否有閒置設備之說生疑。沙地油產似見頂，最近致力開採於一九五六年發現、經過多年開發後存量有限的Khursaniyah油井，反證其所新發現的六十多處油田的油產均不如人意。美、加雖然有不少舊油田恢復出產，但北美的油產在二○○四年至去年第三季每日平均出產量比前減三十一萬桶……。筆者不想引述其他減產的資料，要指出的只是西半球唯一油產上升的是巴西，估計今年的日產油量比去年增三十四萬桶；但墨西哥在二○○七至二○一六年間日產量下降一百萬桶至二百一十萬桶之間，這固然令其石油出口量下降，還由於該國汽車增長快速，去年進口百分之四十所需汽油，在未來十年，墨西哥汽車估計增長百分之八十，如果其最近發現的深海油田產量遜於預期，油價被扯高是無法避免的。

　　油價因受天災人禍及金融政策影響而起伏不定的投機情緒所左右而升降波動，但從供求情況看，在未來五年，油價是易升難跌的。

金融市場盛衰與共長袖善舞製造危機 2008-01-17

一、　　迄今為止，花旗銀行壞賬撥備已達二百二十二億（美元．下同），去年第四季的虧損為九十八億三千萬，「好」息的投資者應該留意的是，於公布業績的同時，花旗宣布大幅削減百分之四十股息；虧本減股息，是合情合理的措施，然而，對於那些眼見股價下挫仍然以過去的股息計算殖息率的投資者，情況便大大不妙……。

　　最近以來，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兩不相干（decouple），成為熱門論題，循這種思路，作最樂觀估計，今年美國經濟全年（四季平均）有百分之一的增長─經濟學家稱這種似有若無的增長為近衰退（near-recessionary）─其他發達國家如歐羅區諸國、日本和英國，增長雖然稍高卻亦強不到哪裏；然而，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以至俄羅斯的增長仍甚可觀，用目前的流行話，美國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循環已分道揚鑣。這種觀察是正確的，不過，更值得大家關注的是，在金融（和資本）市場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不僅不會分離，而是因為融合得更密切，令美國的次按風暴或由是引致的金融危機，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有感同身受之痛，這是國際金融「一體化」的必然後果。一句話，大家應該清楚體認，在經濟發展層次，真的存在分離現象，道理很簡單，比如美國經濟「近衰退」、消費意欲遜前，對中國貨需求萎縮，中國出口經濟當然受挫，唯中國內銷市場仍有增長（在物價管制下營商是否有利可圖是另一回事），加上資本性投資不能說停就停，這等於內地經濟會按照其已形成的趨勢向前滑行，即使美國消費市場放緩對中國貨需求下降，充其量只令中國不會如往年般飛速前進而已。但金融市場國際化，意味參與此一遊戲的個體和機構，都採用同一種機制（遊戲規則）而且可能參與同一遊戲，美國的興衰便有牽一髮動全球的效應。去年七、八月美國次按風暴後，歐洲、英國眾多大銀行紛紛宣布「中招」，其中如豐（已宣布虧損三十四億）、德意志（三十二億）、巴克萊（二十六億）、皇家蘇格蘭（二十六億）及瑞士信託（十億，該行的管理層為蝕得最少而沾沾自喜），這些大銀行可說無一倖免。金融市場沒有分道揚鑣這回事！

　　既然如此，豐死心塌地的長期股東便不可憑去年的派息而達成「以現價計股息甚厚持有收息極佳」的結論。和花旗一樣，豐亦可能因應實際財政狀況減股息……。

二、　　美國、歐洲和英國銀行已知的虧損六、七百億，加上快將公布業績的日本和南韓（後者情況據知頗為嚴重），相信風暴過後，這些有國際視野的大銀行蝕掉股東的資金，將在千億之譜！銀行大廈巍峨莊嚴、銀行家一言一行俱有領袖風範，他們在經濟過熱時呼籲公眾冷靜節制、在經濟冷卻時出來鼓勵消費刺激投資，銀行家簡直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中流砥柱；可是，有誰想得到他們的錯誤放款政策導致無數次金融危機，香港五、六十年代的銀行風潮且不去說，僅在過去三十多年，美國銀行家便為美國進而世界經濟帶來數場摧毀力與大海嘯不相伯仲的大災難；舉其犖犖大者，七十年代有發展中（當時稱後進）國家無法償還利息遑論本金的債務危機（直至上世紀末尚未解決）、接有八十年代的「存貸危機」（儲蓄及信貸銀行連鎖倒閉）、九十年代則有商業大廈危機（當年紐約市中心的商廈「租售兩閑」，加拿大物業大王李察明兄弟和紐約商廈大王特朗普幾乎破產），而目前則有劣質物業按揭證券化（「化妝」後變成三Ａ級即令人覺得永不倒閉的票據）的次按風暴。深具諷刺味道的是，銀行大發其財的年頭，所有利潤歸股東及管理層所有，可是，當其經營失敗把股東資本輸個七七八八甚至輸清光禍延經濟時，則要由政府出手打救，即其負債成為社會的損失。遠的不說，這種荒謬劇在本港便曾數度公演……。銀行出狀況，總體經濟受摧殘，整體社會受衝擊，政府若不以納稅人的錢注入（或收為國營），在一般人心目中，這樣的政府見死不救，太不負責任，其不能討有切膚之痛的人民的歡心，彰彰明甚，他們若無選票，便會上街示威，若有選票，極可能會把政府唾棄。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只好「有危機必相救」。銀行家把經濟和市民當作「人質」，在大多數情形下，最後必能過關再做備受世人尊敬的銀行家！

　　《金融時報》「鎮山之寶」馬丁．胡爾夫十六日在其專欄論此問題，他認為唯有從「誘因」上手，才能抑止銀行家「製造危機」，最有效的辦法（他引述一位經濟學家的話），是釐定制度，以短期表現為支付或扣除花紅的標準，這即是說，業績佳的銀行家可獲巨額花紅，業績劣則要付負花紅（negative bonuses，即從其經常性薪津中扣除）；唯有這種令銀行家盈虧與共的制度，才能阻止他們魯莽不顧後果的冒險！胡爾夫更進一步，認為此事必須由監管當局插手，引入行政干預，「罪無可逭」，可是，由於銀行家不斷地令納稅人損失以巨額金錢而可以若無其事地置身事外，為了扭轉這種對納稅人極不公平的事，此舉實屬迫不得已；在技術層次，胡爾夫主張銀行家的薪津和花紅以「有限制的股票」取代現金，這些特別股票分期在五至十年內兌現；銀行家當然不歡迎此建議，但實行起來可令銀行家必須穩紮穩打，唯有如此，銀行在「分期」期內，才有利潤支付兌現其管理層持有的特別股票！上述的提議，肯定無可能貫徹，但讓大眾了解銀行家是不斷出現的危機製造者，也許能慢慢形成「社會壓力」，迫使銀行家小心謹慎。

主權基金難討便宜百仕通成過街老鼠 2008-01-18



一、　　環球貿易自由化一波三折，至今仍不時傳出糾紛；金融環球化看似諸事遂順，但底下正醞釀巨變。事實上，金融交易自由化，早已體現在跨國的外滙炒賣、股票投機、集資發債以至期貨買賣上，投資無國界，只要有錢便通行無阻。到了二○○七年將盡的時候，連華爾街大行的救亡亦環球化，而其中以世界第一大的花旗銀行引進外資最矚目。該行過去數年「過分進取」，弄得痼疾纏身，新總裁上任伊始、本公司爛賬皆歸前任所為的「原則」，大打落水狗，公司財政情況愈掏愈臭，華爾街「大鱷」避之則吉（大多數是不暇自顧），因此只好請國際救兵，於是有阿布扎比投資管理局及新加坡投資管理局分別注資七十五億（美元．下同）和六十八億八千萬；而摩根士丹利獲中國投資公司入股五十億，新加坡淡馬錫控股、科威特投資管理和韓國投資公司分別把五十億、六十五億和二十億投入美林，貝爾斯登及ＵＢＣ則依次獲中國及新加坡注資十億和一百億。

　　上述這些投資者的稱謂各有不同，唯歸根結底，它們俱為國家控制的國營機構，籠統地稱為「主權財富基金」；這種基金，近年因為商品期貨如石油有價，累積了巨額財富，而新興市場經濟強勁增長，亦使以中國為主的若干「先富起來」的亞洲國家坐擁以千億計資金，錢可說「多得不得了」，這三二個月來它們向這幾間名牌金融機構注資，不過是小菜一碟而已。據瑞士信託證券研究部估計，亞洲國家（地區）的外滙儲備將大幅增加，至二○○九年，中國、日本、印度、台灣、南韓和新加坡的外儲將依次達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億、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億、四千一百四十億、二千七百六十億、二千七百一十億和二千零二十億（香港屆時「只有」一千四百九十億）。這批亞洲財富未來會在世界經濟上擔當何種角色，大堪玩味。

　　令西方論者眉頭深鎖的是，華爾街「大鱷」過去百餘年在貫徹自由資本主義（Unregulated Capitalism）上不遺餘力，取得重大成就，包括政府的寬鬆管制（這是長駐華府的「說客」及對二大黨捐獻甚多之功），而他們亦充分利用此種政府賦予的優勢，經歷業界的劇烈競爭，其中不少終於修成正果，成為一買一賣足以左右經濟大局的金融巨無霸；可是，「銅幣的另一面」顯現的缺失甚多，這可能是由於當局管得不夠嚴有太多法律漏洞，亦可能是充分體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另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竟全功，金融機構才會搞出一場又一場禍及全球經濟的危機……。這一次，出手打救的並非「白」武士，而是來自中國、新加坡的「黃」武士和中東油國的酋長，以這些國家的政制，她們行的正是政府事事過問的「國家資本主義」（代表最威權和不民主的政治），由它們出手打救有最大「自主權」的大金融機構，是否代表自由（或民主國家）失敗、不自由（或欠缺民主的國家）成功，西方政客和論者已開始吵得面紅耳赤。這類爭論很易墜入無謂意識形態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因此不必深究，不過，其中一點筆者認為應該注意的論點，為耶魯商業學院教授嘉登（J. Garten）十四日在《金融時報》的專欄所提出：「在十八世紀末期，資本主義取代了封建主義；在二十世紀，自由市場橫掃環球各國；進入二十一世紀，西方主流思想正在和另一套哲學和商業遊戲規則『調情』，但與十八世紀以來的數次重大變革不同，現今的改變不等於社會向前邁步！」這種看法，清楚地反映在過去二年美國國會反對科威特收購港口、中國收購優尼科和梅塔格（Maytag）以至和黃收購巴拿馬碼頭上。

　　如今華爾街大行急需外資挹注，「主權財富基金」有的是錢，但錢控制在民主欠奉的政府手裏，西方國家因此會設下重重關卡，令環球金融自由化變質！

二、　　名記者科路斯（J. Fallows）在一、二月合刊的《大西洋雜誌》發表題為〈一萬四千億〔中美貿易中方的累計順差〕的問題〉，對中、美貿易作深入剖析；由於「上面」寫「主權基金」，這裏只擇談有關部分。

　　科路斯長文從中國投資以三十億元購進百分之八沒有投票權的百仕通股權開始。百仕通的創辦主席施瓦茨曼（S. Schwarzman, 1941）以膽大心細的投資及大鑽法例漏洞賺大錢不必納稅名於時，不過，他的所作所為，只是貪婪無厭，在典型資本主義的美國，既非鮮見亦不犯法。可是，由於中國投資持有的股權在不足半年內已跌掉約三分之一，不少國人因此懷疑這位與共和黨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投資家設計騙取中國人的血汗錢。科路斯說一位復旦學生告訴一些他不知道的「秘辛」─布殊總統出席施瓦茨曼六十歲的生日會，在耶魯和哈佛讀書的施瓦茨曼，可能和布殊同屬耶魯舊生的秘密會社骷髏會，這種與投資風馬牛的「秘辛」，令不少中國人把入股百仕通「政治化」……。這段「開場白」似無言外之意，但看科路斯在《大西洋》的同名網站，一月九日「網誌」指施瓦茨曼現在是中國人的「最憎恨的外國人」（most reviled foreigner in China），強烈暗示中國以為上了施瓦茨曼的當！如果中國在摩根士丹利的投資亦無好回報，中國人民又會有什麼想法？

　　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四出投資，是應有的做法，不過，以國人熱中於陰謀論及在威權統治下人民不敢想像政府投資會虧本的情形下，除非每宗投資都有好收成，不然恐怕會惹出更多不必要的麻煩！

林毅夫國際稱冠舒華茨嚴斥格老 2008-01-21


　一、　　若問去周有什麼重大新聞，筆者的答案是，北京大學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人兼主任（同時為本港科大經濟學教授）林毅夫教授獲世界銀行聘請為首席經濟學家（Chief Economist）。這一方面說明了林教授的學力獲國際確認（這從一九九七至二○○○年任此職的美國經濟學家史特格列茲二○○一年獲諾獎，可見其地位之重要）；一方面應和中國積極關心國際事務且其發言權日受重視有關。對於世銀業務，中國的參與已趨積極，現在她不只是主要債務國之一，自從去年底開始，中國還成為按照份額攤佔費用的贊助者。介紹林毅夫的經濟學，曾是其同事的本報主筆練乙錚和本報「經濟觀點」欄作者中文大學唐方方教授才是適當人選。

　　林正義一九五二年生於台灣宜蘭，七八年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旋入伍，但翌年五月便從金門游水偷渡至福建「起義」，迅速入讀北京大學並改為現名；他於八二年獲北大經濟學碩士、八六年得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林氏這種複雜學術背景，令他和筆者見面擘頭第一句便是：「我在芝大只學他們的方法論！」　　林氏在芝大的具體學習情況筆者完全無知，不過，他的心得肯定不僅僅限於方法論。芝大秉承奈德（F. H. Knight, 1927-1955在芝大任教）、溫納（J. Viner, 1925-1946）、西蒙斯（H. C. Simons, 1927-1946）、史特勒（G. J. Stigler, 1960-1986）、佛利民（M. Friedman, 1948-1979）、高斯（R. H. Coase, 1964-1979）和貝加（G. Becker, 1970-）絕對相信市場、反對讓政府這頭巨靈壯大即要真正小政府的學說，同時堅信理性人無時無刻不在追尋個人最大利益，當然，貨幣主義亦為其「招牌學說」之一。這種學術傳統，令芝大成為全球自由經濟學說的重鎮。市場主導的經濟學，的確可提高政府、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效益，對世界經濟進步貢獻良多，這正是芝大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最多學府的根本原因。

　　芝大對林教授的影響是很深刻的，不過，他並未因此「皈依」市場經濟。林氏服膺李嘉圖的比較利益（advantage）理論（亦稱比較成本法則〔Law of comparative cost〕），因此，他不主張在資本短缺、勞工過剩的國家提倡發展重工業，這即是說，這種條件較宜發展勞工集約的中間性技術行業，把重工業交給已積聚巨額財富（和技術）的國家；林氏又認為政府的首要功能應在掃除一切障礙營造一個「公開、自由的市場競爭環境」。這些看法，和芝加哥學派一脈相承。

　　不過，林毅夫能夠在北京如魚得水地工作、生活以至獨當一面，單憑芝大的一套是不行的。林氏是主張政府在適當時刻應介入經濟活動的。林氏指出當經濟持續發展時，政府必須「勸服」企業發展「有前途」的工業，因為企業經營者也許缺乏識見、不願冒險或擔心研發費太高而不敢闖進新科技世界，政府因此可考慮在政策上甚至以津貼形式鼓勵企業這樣做。

　　這種做法當然與「小政府」理念背道而馳，以西方國家的經驗，政府挑選工業（和工業家）鑄成不少錯誤（記得哈佛的波塔〔M. Porter〕教授八十年代出版的《競爭的優點》有專章剖析政府多如牛毛的失敗事例）；但在政府萬能、領導英明的國度，這種主張是大有市場的。

　　眾所周知，經濟學家雖非行政性工作，更無決策權，但經濟研究是決策的重要參考，如果林氏把促致中國經濟成功的方法引入世銀研究報告，意味中國的經濟價值將左右各國特別是非洲窮國的經濟發展趨向，這當然強化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林氏的新任命對中國有一定意義─意義比陳馮富珍當上世衞總幹事大！

二、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本欄以〈都是格林斯平惹的禍！〉為題，顧題知意，內容不必重複；文章見報後接獲三數讀者來函，提出不同見解……。筆者的看法周日獲得「平反」。今年九十三歲、因為和佛利民合作撰寫《一八六七─一九六○年美國貨幣史》（和其他二本書及五篇論文）而名重公卿士林的安娜．舒華茨（Anna Schwartz, 1915-），終於打破沉默，接受倫敦《星期日電訊報》訪問，嚴詞批評格林斯平，要他對當前這場次按危機負責（must answer for）。舒華茨指格林斯平的「原罪」是在二○○三至○四年六月把聯邦基金利率壓低至一厘，在科網泡沫爆破後二年仍不把利率提升回市場水平，「等於聯儲局鼓勵所有的投機活動！」　　舒華茨女士一九四一年起便在國家經濟研究局（ＮＢＥＲ）紐約分局任職，是受各方尊重的學者，她痛批格林斯平，並非一時衝動，而是學者理智之言。她和佛利民合撰那本書，便是以大量數據證明聯儲局錯誤政策導致三十年代大蕭條！

　　舒華茨指出，聯儲局必須對國人清楚交代經濟實況，同時承認本身的缺失並馬上糾正；如果格林斯平稱職，次按問題早已胎死腹中。

　　作為必須嚴守政治中立的聯邦儲備局主席，「最大罪行」是被斥責「協助政客遂其政治目的」。舒華芝雖然沒有直接指斥格林斯平為政客服務，但她的矛頭直指格林斯平失職，彰彰明甚。

　　在經濟環境許可下不斷減息，對經濟發展非常有利，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經濟強勁時仍不「收韁」，當政者自然歡迎，卻因此種下過度借貸、過度消費、過度投資，終於闖下大禍。舒華茨要格林斯平對當前的困亂之局負責，是大有道理的。

看《聖經》學猶太經濟學  2008-01-22

　　恒生指數昨天跌去一千三百八十三點○一，跌幅百分之五點四九，幅度不可謂不大（去年三月五日以來最大），期指炒家窩輪賭客，四小時（正式營業三個半小時，加上開市前及收市後各有十五分鐘買賣，合共四小時）內多次生而驟死、死而復生，非常刺激；不過，以近月來─非官准的內地炒家入市以來─多次有如海嘯的市況，股民已見慣風浪，今天的急挫又不算什麼一回事。攤開稿紙（筆者是「大落後」，至今仍用筆寫稿）準備動筆之際，電腦上顯示歐英股市莫不四腳朝天，跌個不亦樂乎，連金價亦挫近二十美元……；在長期升市之後，雖說這種走勢遲早出現，但亦影響心情，此時若細說跌市成因，恐有「幸災樂禍」之嫌，若要強作樂觀之詞，則非筆者所願。那麼，不如談談……。

　　一般人甚至是虔誠教徒，都以為《聖經》上所載都是「靈性」而非「庸俗」的物事（他們忘記「屬靈」的教會要靠信徒的捐款才能生存！），誰知大謬不然，《聖經》，尤其是舊約首五卷的「律法」（Torah，希伯萊文，勉強可譯為 Instruction，為〈創世紀〉〔Genesis〕、〈出埃及記〉〔Exodus〕、〈利未記〉〔Leviticus〕、〈民數記〉〔Numbers〕和〈申命記〉〔Deuteronomy〕的總稱＊；在新約中，耶穌以正牌救世主身份出現凡間，完全是另一回事），對猶太人的經濟學智慧和經營方法，在不覑痕舻之間，有很多深刻、實用性和生動的描述。讀者若能以俗世的眼光和現實的心態細讀之，當有意外驚喜。

　　以電影《出埃及記》而成為家喻戶曉人物的摩西，事實上是世界上早期的經濟研究者之一，他之能打敗法老王（Pharaoh），可說是得經濟研究之功。摩西和法老王鬥法，雖然呼風喚雨，有若《封神榜》、媲美《西遊記》，但大家細心研讀，就可知道摩西熟悉歷史，知道尼羅河氾濫和蝗蟲定期為埃及帶來災難，因此能準確地預測未來十場「災殃臨到法老和埃及」。當然，《聖經》上是通過耶和華的「法力」賦予摩西這種智慧，比如〈出埃及記〉第十章就這樣描述：「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向埃及地伸仗，使蝗蟲到埃及地上來，喫地上一切的蔬菜……而一晝一夜，耶和華使東風颳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東風把蝗蟲颳了來……。」其實，耶和華和摩西，不過是根據歷史現象準確地預測未來而已；可以想像，如果《聖經》不是一部導人敬畏上帝的書，而是一部紀實或科學的著作，我們當能更直接地看到摩西的研究成就。

　　摩西的外父米甸祭司葉忒羅（Jethro），從〈出埃及記〉第十八章的描述中，稱他為「企業管理之父」，他應當之無愧。且看這一段話：「摩西的岳父說……你獨自一人辦理不了，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我為你出個主意，願上帝與你同在……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管理百姓，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這裏，小事他們自己可以審判，這樣，你就輕省些……。」這段話，是葉忒羅教導摩西如何「權力下放」，所謂十夫長，就是管十個人（職員或人民）的小主管，拾級而上，就是管五個十夫長的五十夫長……，這與現代企管理論並無二致。經過這種安排，摩西亦就用不覑「從早到晚地」為老百姓排難解紛，獨攬包青天的角色了。

　　〈創世紀〉第四十一章記述約瑟（Joseph）為法老王解夢的故事，其實正是托辣斯（Trust）組織的雛形。故事是這樣的：「法老入夢，夢見自己站在河邊。有七隻母牛從河裏上來，又美好又肥壯，在蘆荻中喫草；隨後又有七隻母牛從河裏上來，又醜陋又乾瘦，與那七隻母牛同站在河邊。這又醜陋又乾瘦的七隻母牛，喫盡了那又美好又肥壯的七隻母牛。」不久之後，法老作第二回夢：「夢見一顆麥子又長了七個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隨後又長了七個穗子，又細弱又被東風吹焦了。這細弱的穗子，吞了那七個又肥又飽滿的穗子。」（「我老曹」最喜歡用這段故事來說明經濟循環自古如此，不可避免），埃及「所有的術士和博士」都不能對這兩個夢作出令法老王滿意的解釋，到了最後，有過良好的詳夢紀錄的階下囚約瑟終被帶來，「七個豐年之後接覑七個荒年」，就是他的答案。法老覺得他有智慧，「有上帝的靈在他裏頭」，於是「派他治理埃及全地」。約瑟怎樣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做法是在七個豐年裏「把糧食積存在各城裏」，他存積的五穀多得「如同海邊的沙」；到了荒年來臨時，約瑟就「開了各處的倉，將糧給埃及人」。如此這般，解決了豐年過剩荒年匱乏的問題。

　　約瑟的做法，開了現代托辣斯的先河，不過，它們的手法雖一，目的互異；鑽石托辣斯戴比爾斯（DeBeers）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鑽石「豐收」（供過於求）的年頭不斷吸進，到了「歉收」（求過於供）的時候，才酌量放出。戴比爾斯這樣做的目的僅在調節價格，但其構思源自約瑟操縱五穀供應（進而平衡了其價格），是無可置疑的。

　　〈創世記〉第十二章至二十六章，詳細描述了上帝和阿伯拉罕（Abraham）的關係，其中最富啟示性的，筆者以為是上帝和阿伯拉罕立約─上帝並沒有要他成為宗教領袖（阿伯拉罕是世界上第一位主教），但要他擁有無數財富，似乎意味覑上帝希望人類不斷創造財富的旨意，事實上，唯有不斷創造財富，人類才能過覑上帝所願見的富裕和諧生活，而教友才能不斷捐錢給教會！

　　從另一層面看，舊約裏許多事例，都帶覑濃厚的右傾（保守）主義思想，這正是自古以來西方神權國家都有獨裁者或極權政府的底因；舊約裏與福利主義「免費午餐」背馳的故事，可說俯拾即是，它們強烈地傳播了「報酬是工作的回報」（「按勞動值」）這一訊息。至於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這個伊甸園，物產豐饒，應有盡有，但由於得來太易，人類無所事事亦可獲優厚的回報，結果是人類不事生產，「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而滿腦子壞主意，上帝不得不將它毀掉。這段故事，是否對被舊式共產黨人形容為人間樂土的共產主義有當頭棒喝作用─一切不是按勞取值而是由政府分配的制度都無法永恒存在現實世界上。

　　＊本文《聖經》引文據中華聖經公會印行的《新舊約．聖經》

美女俊男投身政治有利無害  2008-01-23

　　香港立法會補選及台灣立法院選舉剛成過去，有關選舉活動的「方方面面」，兩地論者都有詳盡及立場鮮明（即充滿偏見）的評論。有一點沒見他們論及的是，女性政客積極參選，在台灣固出盡風頭，香港亦不遜色，尤其是出現「兩太隻揪（對壘）」之局，造成轟動媒體效應；可是，以嚴肅態度談論美貌─女生稱漂亮男生謂英俊─在競選中發揮了何等功用的文章，卻付闕如，真是「美」中不足。這方面，台灣學術界做了示範。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駱明慶和他的學生李承達剛在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經濟研究中心的經濟論文叢刊「貼出」（註明快將發表）合撰的論文〈美貌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以二○○四年立委選舉為例〉（下稱「駱論」），顧題思義，是對美、醜會否左右選民的投票決定的研究。這樣的命題，正合本欄的旨趣。事實上，這篇以中文撰寫的論文有一個讀者較熟悉的英文題目：〈Beauty Premium in Politics〉，「美麗貼水」，筆者寫之已屢─從一九九○年六月十五日的〈整容有術　利己利人〉開始，至今已寫了不下六、七篇！

　　「駱論」值得向大家推薦，原因有二。其一是它第一次用明白流暢的中文（術語免不了，但不難理解），詳細有條理地介紹了一九九四年以來「以貌取人經濟學」（這是筆者杜撰的名詞）的沿革；其二則為它對容貌與競選的關係，以台灣為例，進行了仔細深入的實證研究，對香港競選活動有啟發性。

　　關於「其一」，筆者寫過不少，唯遠遠不及「駱論」的具體而微，而且話說從頭，非常有系統，令人對「以貌取人經濟學」的發展有透徹認識。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顯示美貌與薪津成正比，本欄讀者對此知之甚詳，但「駱論」提出一點新解釋，不可不留意：「不願意與肥胖的櫃䒷人員交易，是歧視，但不願意花錢看體態不佳的模特兒表演時裝，則與歧視無涉。」原因：「櫃䒷人員的肥胖與否，通常與交易標的物的功能或創造的效用無關，但……模特兒這項工作產生的正是隨良好體態而來的賞心悅目。」換句話說，這是「界外經濟」及「界外不經濟」的問題。

　　「駱論」旁及身高、體重、肥胖等「美貌構成元素」影響個人經濟成就，並無新意，唯所舉實例大家不可不讀。一項針對荷蘭廣告業的研究，發現廣告公司因僱用美貌的主管人員而創造的收益，幾乎都超過這名職員的僱用成本，這即是說，擁有愈美貌主管階層的廣告公司，其收益愈高。此外，他們同時發現，廣告公司業務的成長與主管階層的美貌之間存在正比關係，美貌因此是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本。而對廣告公司來說，僱用美貌的主管階層人員類似進行「資本性」投資，主管階層的美貌增強了工作團隊的凝聚力，亦更較討好顧客，進而為公司帶來更高利潤。因此，美貌對薪資的正比關係，並非資方一時衝動（或主管「好色」）的決策，而是由於美貌有較高的經濟效益。

　　對美貌與律師收入關係的研究，亦發現律師愈美貌其收入愈高，而且收入上的溢價（premium）會隨執業年數增加而上升。至於教師接受學生期終的評分足以左右升遷及薪津高下，當然亦與美貌與否有關（見一月九日本欄〈都市型男收入較高〉）。

　　容貌的經濟效益，「駱論」提綱挈領地歸納為下述三點─個人特徵以某種方式與生產力發生關聯，進而影響其薪資，甚至影響公司的獲利與成長；僱主歧視；消費者歧視。這裏的「歧視」，筆者以為改為「偏好」較合適。

　　「駱論」指出，學生對老師的評分，有點像民主選舉中選民透過選票對政治人物的評分。從美貌對個人經濟成就的影響看，政治人物的美貌應該也會對其在政壇上的成敗有影響，因為選民可能以為美貌與能力有直接關係，亦可能是美貌本身也是政治人物對選民提供的無形服務，這種服務，便是令選民「養眼」所產生的「界外經濟」效益。基於這種認知，「駱論」以二○○四年台灣立法委員的選舉為例，探討美貌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

　　怎樣探討？論文作者邀請十六位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評審員，十男六女，年齡介乎二十二至二十六之間，他們的工作是評定三百八十六名候選人（包括平地及山地原住民各九人）的「相貌類別」，而這分為「非常好看」、「比一般好看」、「一般」、「比一般不好看」和「非常不好看」五類。本來，所謂「各花入各眼」、「情人眼裏出西施」，美、醜（婉轉說法是「非常好看」與「非常不好看」）是沒有共通準則可以衡量的，但多學科學者進行大量研究後，達成在特定時空及同一文化內，美貌的標準……在同一社會成員之間存在共通性，雖然這標準會隨時發生變化……。「標準」包括「被測量對象投射給他人的整體觀感」，而構成「整體」的元素是外在特徵、儀容的整潔程度、面部表情以及身體語言。

　　經濟學家測量美貌程度的慣用方法，是把候選人相片掃描成「圖像格式」，再由評審員憑其判斷填答某位候選人的「相貌類別」；由於十六位評審員對三百八十六位候選人的評審，等於一共有六千一百七十六個「樣本」，結果顯示獲「一般」級別的人最多─男女各佔四成強，而「非常好看」的男比女少、「非常不好看」則男多於女。

　　「駱論」的研究很精細，根據一般學術論文的方法，排除了諸如評審員的政治傾向等可能導致誤差率擴大的問題，得出的結論應該很接近現實。其中比較「有趣」的是，四個主要政黨中，親民黨候選人相貌水準最高，以次為國民黨、台盟和民進黨（它們均比無黨籍及「其他政黨」候選人的相貌水準高）。此外，女性候選人相對於男性候選人的美貌優勢，會隨年齡增加而消失，這與「民間智慧」相同─女人變老、男人穩健成熟。但它指出「相貌水準有隨教育程度增加而遞增的現象」，則似有違「常理」，因為通過婚姻市場的自由篩選（美麗女生中學時已有男生在校門等放學，意味她們很難上大學遑論入研究院），學位愈高的女性其平均美貌水準向下傾斜是彰彰明甚的。

　　非常明顯，有親和力及公眾緣的外貌（favourable appearance），較不討好群眾的外貌，在所有公眾領域包括政治競選活動有優勢，在台選的例子中，相貌水準在無黨籍及其他政黨候選人之間，對得票率有顯著的影響；但是美貌對四個主要政黨的候選人則不具任何影響力。這可能是因為候選人美貌的影響在政黨的初選階段已經充分發揮，而政黨的配票策略也令候選人作為政黨代理人的角色更突顯，因而削弱了美貌的重要性。此外，對無黨籍及其他政黨的候選人而言，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美貌的影響力較重要；都市化程度最低的地區，美貌的影響力則不顯著。

　　美貌─男女皆然─在社會活動中較有優勢，但在政治上這只是敲門磚，要當選還須許多其他因素相配合才能竟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