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楊開慧之死 1927～1930年 33～36歲


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後，著手讓各地軍閥交出軍權，以建立統一的國家軍隊。一批軍閥頑強抵抗，一九三○年初，有幾十萬大軍參加的「中原大戰」一觸即發。莫斯科決定利用這場大戰幫中共建立全國性政權。周恩來三月離開上海去蘇聯討論此事，帶去紅軍的詳細材料。當時紅軍共有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分散在八個省，編為十三個軍，朱毛紅軍是最重要的一個軍，近一萬五千人。

周走後，中共負責人是李立三，毛澤東的湖南同鄉、從前的下屬。李立三的晉陞得益於他善於組織勞工。他與莫斯科駐上海代表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要奪取一大片中國腹心地帶，包括像南昌、武漢這樣的省會，要把紅色政權的首都建在武漢。給毛的命令是攻打南昌。

講究實際的毛澤東很清楚，不管國民黨之間怎樣內戰，共產黨也沒有辦法長期控制那些大城市。剛開始，毛對命令表示躊躇。但幾天工夫，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特別積極起來。原因是他意識到，李立三的幻想給了他機會，使他能夠兼併彭德懷統領的當時中國第二大紅軍。

彭德懷比毛小五歲，出生在離毛家不遠的村子裡。在未來的紅色中國，他是第一任國防部部長，也是領導階層中對毛最直率的批評者——為此他付出的代價是在毛澤東手裡痛苦地死去。

彭的眼神裡、嘴唇上有著很多磨難的痕跡。與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不一樣，彭有一個悲慘的童年。多少年後，彭這樣寫道：「八歲時母死、父病，家貧如洗……四弟半歲，母死後不到一月即餓死。」「我滿十歲時，一切生計全斷。正月初一，鄰近富豪家喜炮連天，我家無粒米下鍋，帶著二弟，第一次去當叫化子……我兄弟倆至黃昏才回家，還沒有討到兩升米，我已餓昏了，進門就倒在地下。」

彭自尊心很強，再也不願去討飯。他年過七十的祖母於是自己去討。那天寒風凜冽，雪花橫飛，彭的祖母白髮蒼蒼，一雙小腳，帶著兩個孫孫（彭的三弟還不到四歲），拄著棒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彭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樣難過」。那天晚上，他不肯吃討來的米，一家人都哭起來。彭寫到此時說：「每一回憶至此，我就流淚，就傷心……在我的生活中，這樣的傷心遭遇，何止幾百次！」

十五歲那年，彭家鄉大旱，饑民成群。他參與了強迫一家地主糶米的行動，地主說沒有米，彭爬上屋頂，將瓦推下，露出米倉。彭被告聚眾鬧糶，團防局前來拿辦，他只得逃離家鄉。一九一六年，他參加湘軍，當上了軍官。軍官的生活內容之一是赴宴，每次總有年輕姑娘陪酒。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認識彭後，告訴他：她是家裡遭了水災被抵押到酒樓來賣唱的，不跟軍官睡覺就要挨打。彭德懷湊了些錢，贖出這個女孩，從此拒絕參加酒宴。他逐漸為共產主義吸引，認為共產主義是為窮人找出路。
一九二八年初，彭德懷加入共產黨。同年七月，他發動兵變，帶著八百來人脫離了國民黨軍隊。黨要他跟井岡山的毛取得聯繫，十二月，他上了井岡山。他到來時毛正打算離開。大批國民黨軍隊正往井岡山開來，毛需要有人守山，以顯示他的根據地巍然屹立。

毛要彭留下，承擔這個危險的任務。彭手下的人不情願，說他們是來建立聯繫的，聯繫上了應該回去。彭說服了他們。他不願意和毛對抗。國民黨軍隊進攻後，彭和他的人在大雪中突圍。彭事先已探明撤退的路，都是在懸崖峭壁上獵人出沒的小徑。

毛那時在閩西。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前來會師。毛把彭當作下屬發號施令，不讓彭留在富庶的閩西，派彭返回滿是斷壁殘垣的井岡山一帶，「恢復湘贛邊蘇區」。彭默然接受。但是，中央從來沒有明確地把彭劃歸毛指揮。一九三○年初，莫斯科和上海統一組編紅軍。彭的部隊此時已發展到一萬五千人，與朱毛紅軍相等，彭被編為與朱毛平行的一個軍。彭深受部下愛戴，巡視員報告中央說：彭的部隊「聽從命令，遵守紀律，互相親愛，作戰勇敢，階級的認識……信仰彭德懷個人也濃厚，如後方醫院的傷兵病好後一定要回到五軍〔彭軍〕工作，如果地方黨部政權分配他的工作終不願意接受，就接受了也要怠工而且經常的要求到五軍去，在五軍開小差的還少」。

毛澤東一心要把彭的部隊重新抓過來，但彭軍遠在幾百公里之外，他鞭長莫及。中央命令毛打南昌，給他創造了兼併彭德懷的機會，因為彭離南昌不遠。毛一路北上，直到南昌城外。他沒有去攻城，虛晃一招後下令向長沙挺進。彭德懷剛於七月二十五日奇襲打下長沙，正在休整。

長沙是唯一被紅軍打下的省會，彭佔了它十一天，司令部設在美國聖經學校。在那裡他成立了湖南省蘇維埃政府，宣佈主席是中央的李立三，自己只做委員。彭的成功震驚了西方，尤其是華盛頓。七月四日，在向長沙進軍的途中，彭的士兵在湘江上向美國軍艦「關島」號開火，打死一名美軍水手，這是美國軍隊第一次跟中共交鋒。八月六日，四個國家的軍艦掩護國民黨軍隊，把彭德懷趕出了長沙。
八月十九日，毛給上海寫信說，彭的形勢十分危險，「頗有犧牲與損失」，說他決定放棄打南昌到長沙去「援助」彭。彭接到消息說毛朝著他來了，派人告訴毛，他不需要援助。但毛是推不掉的，反過來要彭去配合他打介於南昌、長沙之間的永和市。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軍到永和的當天，八月二十三日，毛立即宣佈兩軍合併，成立第一方面軍，毛自己當總頭目（總前委書記、總政委），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僅是副總司令。為了得到批准，毛第二天函告上海說，兩軍的合併是為了再打長沙。由於武漢是中央夢想中的紅色政權的首都，毛把再打長沙說成是建都的主要步驟，誇張地說他有把握「佔領長沙岳州，進攻武漢九江……促進全國總暴動」。毛甚至說：「望中央指示奪取武漢意見，並準備組織政權機關」。

其實，毛根本沒有奪取武漢的意思，他知道不可能，就連再打長沙也不可能成功。彭一打長沙成功，靠的是出其不意，現在守敵已有準備。朱德、彭德懷也很清楚，他們反對二打長沙。但毛堅持要打。如果不打，他就沒有理由要上海同意他與彭合併，把彭置於自己控制之下。在打的過程中，據蘇軍情報局中國站站長格理斯（Avgust Gailis）報告莫斯科：紅軍「傷亡慘重」，彭的部隊傷亡比毛的多得多，嗯，「毛袖手旁觀」。

三個星期過去了，毛撤銷了對長沙的圍攻，要帶彭的部隊走。彭的軍官們堅決反對。他們不喜歡毛，不願意做毛的部下。但是彭不希望跟毛發生內訌，說服了部隊。許多人走得極不情願，有的甚至想把部隊拉走。這些人將在毛的血腥清洗中消失。

毛也利用二打長沙，全國報紙會大登特登的機會，把本來只統領一個軍的自己，吹成全國紅軍及其根據地的領袖。八月二十三日圍城開始那天，毛通電宣佈成立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指揮全國的紅軍和地方政權，自封為主席。
1 毛早在六月二十五日就發出過自封主席的兩份通電。上海的反應是在八月一日宣佈委員會主席是黨的總書記向忠發。但此時毛又再度自封主席，直接跟中央唱對台戲。

中央沒有懲罰毛。莫斯科要在中國建立紅色政權，需要權力慾強烈的領導人，而毛的權力慾是最強的。毛在抓權上既膽大包天又詭計多端，使莫斯科感到這個人確能成事。九月二十日，毛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被恢復了，莫斯科內定毛做中國紅色政權的首腦。這個政權的首都如今定在紅軍最大的根據地——江西。

二打長沙的傷亡與失敗，算在李立三的帳上。李立三曾要蘇聯出兵幫中共建立政權，說這是莫斯科的「國際主義義務」，就像在「中東路」事件時中國紅軍有義務保衛蘇聯一樣。但斯大林是不講什麼義務的，他甚至懷疑李立三想把他拖進中國來跟俄國的宿敵日本開戰。他還痛恨李說什麼一旦中國紅色政權成立，外蒙古應該回歸中國。十月，共產國際來令譴責李立三「敵視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命令他去蘇聯。在那裡，他動不動就在大會上被叫起來自我譴責，罵罪該萬死的「立三路線」。之後他坐牢兩年。「立三路線」這只替罪羊一直活在今天的歷史書裡，罪名之一是二打長沙。


毛的二打長沙給他的家庭帶來巨大災難。這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楊開慧帶著三個兒子就住在長沙市郊楊家老屋。毛離開他們整整三年了。

守長沙的國民黨長官是堅決反共的何鍵。三年來他沒有騷擾開慧，因為開慧沒有進行任何共產黨活動。甚至彭德懷一打長沙，差點打死何鍵，何也沒有在開慧身上洩憤。但毛澤東又來二打長沙，何鍵極為惱怒，決心報復，在十月二十四日逮捕了開慧和長子岸英。那天正好是岸英八歲的生日。何鍵給開慧留了條活路：只要她公開宣佈跟毛脫離關係。開慧拒絕了。她死在十一月十四日這天。次日，湖南《民國日報》以一個可怖的標題報導了她的死訊：「毛澤東之妻昨日槍決，莫不稱快」。這仇恨的對象顯然是毛。

行刑人後來在中共牢裡的口供，揭示出開慧生命的最後時刻。赴死前，她穿著青褲青鞋，青長旗袍，被帶進軍隊司令部的「法庭」。法官桌上放著一支毛筆、一瓶紅墨水、一張寫著她的名字的押簽。法官草草問了幾個問題，便拿起毛筆，蘸著墨水，在押簽上畫了個勾，把押簽擲在地上。這是傳統的簽署死刑判決書的方式。兩個行刑人把她的長旗袍剝了下來，算作他們的額外收入，外加衣袋裡一張手絹包著的兩塊五毛錢。(待續)

在冬天的寒風裡，沒穿外套，年僅二十九歲的開慧，被綁著押過長沙的街道。路上，一個軍官下令給她叫了輛人力車，士兵們在兩邊小跑。刑場在城門外，四下是一片荒墳。行刑人開槍後，把她的鞋脫下來扔得遠遠的，怕死者的魂魄追著他們索命。

行刑人回去吃午飯。飯後聽說開慧沒被打死，他們中的七個人又回去補槍。他們看見她臉朝上躺著，在極度痛苦中，手指深深地戳進了凍硬的土地。

親戚們把開慧的屍體運回故鄉，葬在老屋的後坡上。岸英被釋放了，一九三一年初，毛的大弟澤民幫助三個孩子去了上海，由中共地下黨照顧。

毛聽到開慧的死訊後，流露著真誠的感情說：「開慧之死，百身莫贖。」他經常談起開慧，尤其到了晚年，把開慧當作他一生最愛的女人。他所不知道的是，愛他的開慧，早巳摒棄了他的主義。

從毛拋下她到死，開慧寫了八篇文章，述說她對毛的愛，反思她的信仰。她把這八篇東西用蠟紙仔細包妥，藏在老屋裡。一九八二年維修房子時在牆的泥磚縫裡發現七篇，第八篇於一九九○年再度修繕時從她臥室外的屋簷下霍然露出。

毛沒看到它們，世界上也沒幾個人看到它們。這些文章大部分至今仍被捂得嚴嚴實實，有的連毛的家人都看不到。在開慧的筆下有她對毛強烈而寬容、偶帶責備的愛，有被毛遺棄的痛楚，有對毛忍心拋棄三個兒子的傷怨。這些情緒在她最後一篇文章裡表現得最為明顯。

那四頁字句是在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寫的，在春節前兩天，團年的時刻。開慧沉浸在毛走後的日子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寫的句子不連貫，大多沒有標點，思緒到哪筆到哪。"\

1這一篇中有些是我們看過遺稿後追記的，某些詞語可能有誤，記不清的以省略號標出，有的標點符號是為了清晰而加。

幾天睡不著覺
無論如何……我簡直要瘋了
許多天沒來信，天天等
眼淚……
我不要這樣悲痛，孩子也跟著我難過，母親也跟著難過
我想好像肚子裡有了小寶
簡直大傷心了，大寂寞了，太難過了
我想逃避，但我有幾個孩子，怎能……
五十天上午收到貴重的信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淚也要纏住他的屍體
一個月一個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丟棄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腦海中翻騰，以後的事我也假定
……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丟棄我了
他是很幸運的，能得到我的愛，我真是非常愛他的喲
不至於丟棄我，他不來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普通人也會有這種情感
父愛是一個謎，他難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嗎？我搞不懂他
是悲事，也是好事，因為我可以做一個獨立的人了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臉頰，他的額，他的頭，他是我的人，他是屬於我的
只有母愛是靠得住的，我想我的母親
昨天我跟哥哥談起他，顯出很平常的樣子，可是眼淚不知怎樣就落下來了
我要能忘記他就好了，可是他的美麗的影子
他的美麗的影子
隱隱約約看見他站在那裡，淒清地看著我
我有一信把一弟，有這麼一句話「誰把我的信帶給他，把他的信帶給我，誰就是我的恩人。」
天哪，我總不放心他
只要他是好好地，屬我不屬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罷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記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買了一點菜，晚上又下了幾碗麵，媽媽也記著這個日子。晚上睡在被子裡，又傷感了一回。聽說他病了，並且是積勞的緣故……沒有我在旁邊，他不會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他的身體實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罷。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夠賺到六十元，栽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樣隨他的能力，他的聰明，或許還會給他一個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沒有入睡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裡去
小孩可憐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個重擔，一頭是他，一頭是小孩，誰都拿不開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
我怎怎都不能不愛他，我怎怎都不能……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三〔王？〕春和那樣愛我，我連理也不想理他
我真愛他呀，天哪，給我一個完美的答案吧

開慧文稿中有幾篇是寫給表弟「一弟」楊開明的。楊開明一九二八年六月作為中共巡視員去井岡山，開慧請他帶給毛一罐毛愛吃的辣豆豉。毛沒有回信。一九二九年三月，湖南《民國日報》報導朱德的妻子被殺，頭掛在長沙市街上。開慧產生不祥的預感，給「一弟」寫了封信（註明「沒有發去」），通篇是她的孤寂無助：
「一弟：親愛的一弟！我是一個弱者，仍然是一個弱者！好像永遠不能強悍起來！我蜷伏著在世界的一個角落裡，我顫慄而且寂寞，在這個情景中，我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我的依傍，你如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佔了一個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樣——你們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禱著：『但願這幾個人，莫再失散了呵！』我好像已經看見了死神——唉！它那冷酷嚴肅的面孔！說到死，本來，我並不懼怕，而且可以說是我歡喜的事。只有我的母親和我的小孩呵，我有點可憐他們！而且這個情緒纏擾得我非常厲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鬧了一晚！」

開慧丟不開她的孩子們。顯然對毛不寄任何希望，她把他們托付給「一弟」，托付給靠得住的毛的大弟澤民：「我決定把他們——小孩們——托付你們，經濟上只要他們的叔父長存，是不至於不管他們的；而且他們的叔父，是有很深的愛對於他們的。但是倘若真個失掉一個母親，或者更加一個父親，那不是一個叔父的愛可以抵得住的，必須得你們各方面的愛護，方能在溫暖的春天裡自然地生長，而不至受那狂風驟雨的侵襲！這一個遺囑樣的信，你見了一定會怪我是發了神經病？不知何解，我總覺得我的頸項上，好像自死神那裡飛來一根毒蛇樣的繩索，把我纏著，所以不能不早作預備！」

從報紙上，開慧不時看到毛的消息。毛被稱為「共匪」，「焚殺劫掠於湘東贛西之間，慘毒不堪言狀」「屠殺之人民，焚燬之房屋……猖撅異常」，等等。也有報導說毛被趕出了井岡山，「處此三面包圍之中，萬無生理」。

開慧揪心揪腸地盼著毛回家來，寫出下面八行字，婉轉哀告：
一九二九年古歷四月初八　　寄一弟，沒有發去

你現在是〔原文不清〕熱愛的情人，
你許給他歸來，歸來。
我看見老人的心已如火焚了！
歸來喲，歸來喲！
傷心的別離，它的結晶品，淒涼，寂寞，已漸長漸大了！
希望你呵，帶一點消息回來！
這一顆心，你去〔原文不清〕，比火焚多少？
歸來喲！歸來喲！

不久，「一弟」來信了，說毛將去上海（中央命令他去）。這意味著她可能看到毛了，開慧欣喜若狂。她立即給一弟回信：
「一弟：接到來信，萬分喜慰。其實我是一個最能達觀的人，並不憂苦得怎樣利害，不過總有點難忘的感情，一時一時像暴風一樣的來了，一些時又去了，大體是平靜的……」

思緒一下子飛到毛身上，毛也許不會去上海？去了上海會不會不安全？「他未必能來上海罷，我倒願意他莫來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呵，天哪，不談了……」

時間一天天過去，她逐漸明白毛不會去上海，見毛只是夢想。開慧提筆給毛寫信，但改變了主意。標題「寄愛　沒有發去」一行字下面的話被她撕去。她另外寫了一篇回顧：《六歲到二十八歲》，於六月二十日寫成。顯然，她想用間接方式把自己的心展在紙上給毛看。主題除了她對毛的愛，就是她對暴力與殘酷的厭惡。

一開頭，開慧寫自己的童年：
那時候我是同情牲畜類……每當晚上上床睡覺，這些慘影，如殺雞、殺豬、人死，在我的腦際翻騰起來，那真痛苦！我現在還完全記得那個滋味。我的哥哥，不但哥哥，許多小孩都是一樣，我完全不能瞭解他們。為什麼？他們能夠下手去捉小老鼠玩，蜻蜓玩，完全把它做一個不知痛癢的東西待遇。
不是捨不得我的母親去受那樣的痛苦——看見我死的痛苦——不是有這一個有力的牽絆，那我簡直沒有生活下來的可能了！

隨即開慧告訴毛她為什麼參加共產黨： 「我很想尋出一個信仰來……那時我同情下層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華服，只顧自己快活的人！我熱天和下層生活的人一樣，穿大布衣。這個時候，大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

這時的她愛上了毛，毛把她帶入了共產黨。如今，她懷疑她的信仰了。這篇回顧是這樣結尾的：
現在我的傾向又入了一個新時期，我想在學問裡頭，得到一些滋潤物，把我已枯的生命，灌溉扶持起來！或許能有一個新的發現，或許有一天我要叫著，我從前的觀念是錯了！
唉！殺，殺，殺！耳邊只聽見這種聲音。人為什麼這樣獰惡！為什麼這樣殘忍！為什麼呵！？我不能去設想了！我要一個信仰！我要一個信仰！來一個信仰罷！！

一九三○年二月，「一弟」楊開明被捕槍決，埋在老屋後面。幾個月後，開慧也走上刑場。毛澤東圍攻長沙時，沒有做任何努力把她跟孩子送走，或者提醒提醒她。這其實很容易辦到：開慧的家就在毛去長沙的路上，而且毛在長沙城外待了整整三個星期。但即使是這樣的舉手之勞他也沒有去做。(待續)

8 「毛主席」：血染的頂子 1929～1931年 35～37歲


自一九二九年初離開井岡山以後，毛澤東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完全控制了兩支軍隊：朱毛紅軍和彭德懷軍，以及閩西紅區。但他眼睛一直盯著井岡山東邊的江西紅軍和他們的根據地。

紅色江西1領袖是頗有魅力而相對溫和的李文林，指揮著一支幾千人的隊伍。毛二月從井岡山來到他們的地盤時，他們曾熱情地接待這批「階級弟兄」。毛呢，馬上就宣佈自己是他們的上級，派他的麼弟澤覃做紅色江西首府東固的黨委書記。這些都是自我委任，沒有中央的授權。江西人心裡不舒服，但沒有跟毛爭執，因為國民黨軍隊追來了，毛得轉移。（1不包括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

留下的澤覃沒有毛似的權力慾跟爭鬥的勁頭。中央巡視員曾描述說，他幹事像害瘧疾，「高興時即努力幹，不高興即不幹，有些小孩子氣，而且怕負責。」毛只得在三個月後重新派來個得力的親信作澤覃的上司。此人是毛的湖南老鄉，叫劉士奇。

劉士奇一來就把澤覃的女朋友賀怡奪走了。賀怡是賀子珍的妹妹，於是劉跟毛成了連襟。劉和毛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他自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江西共產黨人說他「沒組織〔觀念〕，脾氣太壞，愛罵人，態度不好」。他也像毛一樣手很長，會不擇手段地抓權，不到半年就抓到好幾個重要職務。一九三○年二月古田會議後，朱毛紅軍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度來到江西，要一舉吞併紅色江西。
毛宣佈在一個叫陂頭的地方，召開與紅色江西的「聯席會議」，時間定在二月十日。一俟通知發出，毛就把開會時間提前到二月六日。等抵制劉士奇抓權的江西代表趕到時，會已經於九日結束了。

這就是史書上的「陂頭會議」，實質上是兩連襟唱雙簧。一唱一和的結果，「聯席會議」授權毛「統一領導」紅色江西，作總前委書記，劉土奇作紅色江西地方黨組織首腦（贛西南特委書記）。江西紅軍創始人李文林只得到一個低級地方職務：贛西南特委下屬的贛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

江西共產黨人當然不服。毛於是用恐怖手段來嚇唬他們。在陂頭，四個有名的江西領導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槍斃。這是第一批有名有姓的被毛為了奪權而殺掉的共產黨人。從此，毛和劉士奇用殺頭來威脅不聽話的人。中央巡視員報告上海說，劉「時常有不滿的地方即亂罵，在亂罵的言詞中帶有『槍斃』的話語」造成了「黨內的赤色恐怖」。連襟們特別愛用的罪名是「反動富農」，當時正是斯大林鬥爭富農的時期。毛聲稱紅色江西「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根據是紅色江西的領導們都出身地富家庭。其實毛本人出身也是富農。

中共那時已有不少人以革命的名義報私仇。1為了權力而殺人，在中共黨內，毛似乎是始作俑者。
（1在井岡山寧岡縣，抓國民黨縣長張開陽的第一屆共產黨政府主席文根宗在就任七個月後被仇殺。）

中央沒有授權毛管轄江西紅軍，把江西紅軍編為十三個軍之一，跟朱毛紅軍平行，連軍長都物色好了：蔡申熙。據江西的報告，蔡到江西後，毛「用手段打擊蔡申熙同志」，不准蔡就職，而是派一個聽他話的人任軍長，連襟劉士奇當政委。江西跟上海之間沒有電訊聯繫，全靠巡視員、匯報人在幾百公里的長途上，憑兩條腿傳書帶信。毛竭力封鎖與上海的聯繫，很可能還跟劉士奇謀殺了反對他們抓權的巡視員江漢波，後來冒用江的名字寫了一份支持抓權的報告給上海。

毛對付中央的另一個辦法是不再積極給上海寫報告。他打算先奪權，再迫中央承認既成事實。中央不斷給他寫信，催他去上海參加全國蘇維埃大會，他置之不理。這時一條消息在報上廣為傳播，說毛病死了。上海跟莫斯科久不聞毛的音信，真以為毛死了。三月二十日，共產國際的雜誌發表了一篇鑲著黑框的訃告：「中國消息：毛澤東……紅軍的創始人，在長期肺病後逝世於福建前線。」

但不到兩個星期，中央就發現毛原來還活著，活得很帶勁，而且抓了江西紅軍的權。中央急了，四月三日發通知給全國紅軍，措辭嚴峻地命令他們不要服從任何人，只服從中央：「各地已組織的正式紅軍，一切指揮權完全統一於中央軍委。」通知特別不點名地批評毛擅自編管江西紅軍。

紅色江西人有了中央指示，五月分就反了，有的地區的幹部甚至鼓勵農民起來反對毛跟劉士奇的統治。毛來了以後，把江西共產黨人的注重生產譴責為「建設主義」，不斷逼迫農民開大會，嚴重影響生產，農民不勝其擾。劉士奇實行嚴酷的高壓控制，他的命令包括要老百姓「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裡或發現其他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一區又一區農民起來反抗。劉士奇宣佈反抗是由所謂AB團領導的。AB是「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縮寫，過去江西有過這麼一個反共組織，現在早巳沒有活動了。劉士奇借用AB加罪於反對他的紅色江西人，一個月不到，幾千「地主富農」、「AB團」就死在他的屠刀下。

八月初，毛澤東帶著部隊北上長沙去吞併彭德懷了。江西共產黨人抓住這個機會，在老領導李文林的主持下召開代表大會，把劉士奇選掉了。

開會時群情激憤，人們不斷站起來指斥劉，矛頭同時指向毛。據劉士奇後來自己給中央的報告，人們針對他和毛說：「我們黨內危險，負責人好當官，會變成軍閥。」說他們倆「不許別人發言，任意加入機會主義的名詞」，「槍斃」了太多人，「逼成了黨內濃厚的赤色恐怖」。大會作出決議，要求中央開除劉士奇。但這些紅色江西人不像毛、劉那麼心狠手辣，他們沒殺劉，讓劉去了上海。中央把劉派到另一塊紅色根據地鄂豫皖。在那裡他遇上了一樣嗜權好殺的張國燾，他也就做了刀下鬼。他走後，妻子賀怡跟毛澤覃結了婚。

劉士奇既被解職，毛澤東便失去了掌握紅色江西的手。二打長沙後，他打馬回頭，要重新控制江西。他也是回來報仇的。十月十四日，他在歸途中給上海寫信說，江西共產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為AB團富農所充塞」，「非來一番徹底改進，決不能挽救這一危機」。
就是在這時，毛得知莫斯科內定他為即將成立的紅色政權首腦。既然莫斯科寵他，他不妨殺掉那些反對過他的人，製造大恐怖，使將來沒人再敢反對他。


十一月下旬，毛從紅軍開刀。他把部隊集中到紅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沒人能逃。他宣佈彭德懷軍裡發現了AB團組織，首領叫甘隸臣，罪名是「煽動官兵脫離前委領導」，也就是說，企圖擺脫毛的兼併。逮捕和處決就此開端。

朱毛紅軍裡，毛也有不少的帳要算。一年多以前，這支紅軍曾把他選下了台。一個名叫劉敵的軍官給上海寫信說：「我對毛素來是不太信仰的……中央八月一日來信宣佈，中國臨時政府的主席是向忠發同志，而毛總是用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出佈告，尤其是打開吉安以後，會到各軍素識的各級幹部，都感覺得非常不安，帶著灰心的樣子，覺得在共產黨裡面做工作還要學會溜勾子，真划不來。那時我也同情，感覺得黨的布爾什維克精神一天一天的削弱……」毛知道人們厭惡他，自己在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給上海的「答辯」信中，承認人們說他是「陰謀家」，「喜歡用政治手段『拉一個打一個』」，「陷害同志」。

毛打AB團，主要用的人叫李韶九。此人被不少人認為「素來卑鄙齷齪」。一個巡視員寫道：「李在一縱大部分人不滿意他，因李只於未出發前的訓話非常的勇敢，作戰則畏懼怕死」。

在李韶九具體主持下，「首先是總政治部，接著就在各軍、各師開始了。」朱毛紅軍的蕭克將軍回憶道：「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那裡有AB團，並具體指出幾個人……就憑這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們〕抓起來了。提審他們時都不承認，一打，一審，他〔們〕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幾十個」。朱毛紅軍「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
毛給上海的信中自己說，一個月的工夫，在他管轄下的整個「紅軍中破獲AB團四千四百以上」。大多數被殺，所有的部受到嚴刑拷打。毛說刑訊是天經地義，受刑不過亂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實的革命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待續)

一旦把紅軍中曾經反對他的人殺得差不多了，毛就著手對付江西共產黨人。十二月三日，他派李韶九去江西領導人所在地富田，給了李一張單子，單子上都是那些夏天開會把劉士奇選下台的人。毛說那個會是「反對毛澤東」的「AB團取消派的會議」。他下令：「來一個大的破獲，給以全部撲滅」。他下令：「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和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李韶九在十二月七日到富田，當晚便抓人用刑。一種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籤從手指頭與指甲蓋之間的縫裡打下去，一錘錘鑽心的痛。另一種刑法，用香火燒，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還為江西領導人的妻子備有專門的刑法。據受害者事後的控訴，他「將女子衣服褲子脫下無片紗，用地雷公打手，線香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暴行激發了一場兵變——第一場直接地、公開地反對毛澤東的兵變。領導人是劉敵，並不是江西人，而是毛的湖南老鄉。毛曾派他去江西紅軍中作軍官，想用他協助掌握江西紅軍。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把他找來，先對他說有人咬他是AB團，嚇唬他，然後跟他說只要他合作就沒事兒，還能陞官。

在兵變後給中央的報告中，劉敵寫出是什麼促使他揮戈而起。他看見李韶九的屋裡「酒肉火腿擺著桌上，大喝大吃」，而腳邊是受刑的同志。他聽見李韶九「非常起勁高興」地講他怎樣刑訊，周圍的人又怎樣恭維他。「尤其是李韶九說不是AB團問題，全是政治問題，更使我懷疑而肯定這裡面一定有鬼」，「一定是毛澤東弄鬼派走狗李韶九來屠殺江西黨的幹部」。

劉敵決心拯救他的同志。他先假裝順從，對李韶九說：「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現在幸喜你老人家來了，我只有盡量的接受政治教育，承認錯誤，我相信毛澤東同志總不是AB團，你老人家總不是 AB團，軍長總不是AB團，我總為你們三位是追是隨」。這樣一來，李「便安慰我不要恐慌，因為他們又要審人了，要我到小屋子裡去坐，門口一條〔原文不清〕守著，聽到李韶九審政治部政務科長尚子龍同志，被地雷公打得聽天喊地，我便在屋子裡鋪上睡著打主意。」

第二天一早，劉敵繼續裝作討好李韶九：「用足踢李一下子，眼睛睬他一下子，李又隨我出另到一間房子，那時我又橫豎是不要臉，同他大排談一番，專門講小話，這樣一來他相信了我。」李韶九要他「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將你這團的AB團馬上肅清」，告訴他AB團就是那些毛「調不動」、「靠不住」的部隊。

劉敵回到部隊，同志們「都非常稀奇，同時喜歡」，「那時黨內一般幹部都感覺得同志之生命毫無保障，非常恐怖」。他講了他的所見所聞，大家都願意隨他行動。十二日，劉敵集合起部隊，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同志」。他沒有想要加害毛的走卒，李韶九跟其他人都安然逃走。（後來，李死在復仇者手上。）


當晚富田出現了「打倒毛澤東」的大標語。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廣場召開了反毛的士兵大會。下午，江西黨組織離城退到六十公里外的贛江以東。他們散發通告，這樣描述毛：「毛澤東為人誰都曉得，是極其奸猾，個人意識非常濃厚，英雄思想充滿了腦筋，對同志素來是命令主義恐嚇手段，懲辦制度，對黨一切問題素來是少有會議討論解決，無論在某一問題只要他發表意見，便誰都要贊成，否則他即借組織來對付及擬造新的謬誤理論來為難。」「毛還經常慣用政治手段來打擊同志」，把黨組織作為「個人系統，做他個人工具利用。總之，毛澤東他平日的一切言論行動工作的表現，已經不僅不是一個革命領袖，而且不是一個無產階級戰鬥者——布爾什維克黨員。」通告稱毛想做「黨皇帝」。

在場的中央巡視員不准公開抨擊毛，說毛「與國際革命都有影響」。江西共產黨人服從了命令，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中央。他們派刑訊受害者去上海匯報，給中央看他們的遍體鱗傷，說毛「陰謀屠殺江西黨的幹部，破壞江西黨的組織」，說「毛澤東素來是反對中央的。中央屢次對前委工作指示，他屢次以個人拿些無謂的實際問題來駁批，故意不執行，中央來的通告少翻印傳達下級去，中央派來的同志不理，並故意為難。……中央曾屢次來信調動毛澤東工作，然而他終置之不理」。

但是，從蘇聯回國後主事的周恩來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完全給毛澤東撐腰——哪怕他親眼看到忠誠黨員的刑傷，還對「波蘭毛子」瑞爾斯基說：「逮捕刑訊我黨黨員的事確實是事實。」在斯大林主義的世界裡，整人的人總是佔上風，莫斯科要的是最狠、最下得了手的人，非這種人不能成事。江西共產黨人雖然忠於黨，但是可以被犧牲掉。中央叫他們「毫無抵抗的執行」毛的命令，否則就要「無情的與他作武裝鬥爭」，也就是說被消滅。莫斯科下結論說，毛「根本上是正確的」。

對毛來說，這又是一個里程碑。莫斯科支持他屠殺對黨忠心耿耿、沒有給黨造成任何危害的共產黨人。

莫斯科還下令把江西共產黨人的申訴轉交給毛，示意毛可以隨意處置。在那些血淚凝成的信件頂上，是幾個瘦骨嶙嶙的大字：「譯後退還交毛」。意思是，翻譯成俄文呈莫斯科後，交給毛。這是康生的筆跡，筆跡好像反映出他那小鬍子和金絲眼鏡組成的瘦削面龐。康生是中國藝術、特別是春宮藝術的監賞家，對怎樣用肉體和精神刑法折磨人，也有勝人一籌的見地。他時任中共組織部部長，跟毛沒什麼個人關係，只是仰承莫斯科的鼻息。未來，他將成為毛迫害幹部的左右手，並因此臭名昭彰。眼下，他大筆一揮，那一行冷漠的字便置無數人於死地。

毛審訊、處決了劉敵和其他仗義救人的官兵。行刑前，他們被押著在紅區巡迴示眾。行刑時，基層幹部一律組織觀看。

紅色江西捲起殺人的狂潮。據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份秘密報告，當時「一切工作停頓起來，用全力去打AB團」。「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在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凡打AB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AB團有關係。」審訊時，「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捅肛門（勝利縣）……等。就勝利說，刑法計有一百二十種之多。」有一種想像豐富的刑法叫「仙人彈琴」，用鐵絲從睪丸穿過，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後用手撥拉，像彈琴一樣。殺人的辦法也多種多樣，「剖腹剜心」是常見的。

數萬人就這樣死去，僅紅軍就有一萬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轄下紅軍的四分之一。這是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清洗，遠遠早於斯大林的大清洗。這場屠殺今天還被重重遮掩，毛的直接責任與動機，他的殘忍，更是禁區。

不僅是江西，紅色閩西也籠罩在血雨腥風中。一九三○年七月，那裡的共產黨人像江西一樣，趁毛率朱毛紅軍北上長沙時，起來把毛控制他們的人選下了台。如今，成千上萬的人被害，僅八十年代官方平反的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千三百五十二人。有一個縣，銹跡斑斑的鐵絲穿過即將被殺的人的睪丸，牽成一串遊街示眾。恐懼、失望、厭憎，使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在被派去香港買藥時逃亡。他只是眾多共產黨高級幹部中叛逃的人之一，另一個是彭德懷視為親兒子的郭炳生。


富田事變發生時，江西共產黨人曾向朱德、彭德懷尋求支持。「同志們，」他們痛苦地呼籲：「黨內永遠永遠就這樣暗無天日嗎？」朱、彭並不是不反感毛。朱德在事變後的一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向重逢的老戰友龔楚吐露心曲，說他們的好多朋友都被害了，「這個幕後主使人，你是會知道的（意思是指毛澤東——原注）……殺 AB團引起的富田事變，也完全是老毛一個人所弄出來的。許多同志全給自家人殺害了！」

但朱、彭沒有支持江西共產黨人。毛的背後站著中央，站著莫斯科，跟江西共產黨人聯合就意味著自絕於黨。毛也已做好準備，隨時可以讓朱、彭做刀下鬼。朱德的總司令部就大肅AB團，五個副官殺了三個。毛隨便可以叫某個受刑的人咬朱德。至於彭德懷，連蘇軍情報局都風聞傳言，「彭可能跟AB團有關係。」(待續)

毛不僅要挾朱、彭，他還讓他們手上也沾染戰友的鮮血。判處劉敵死刑的「審判官」裡就有朱德。
朱、彭沒有起來反對毛還有另一層原因。一九三○年十二月富田事變時，打敗了國民黨內對手的蔣介石，正要對紅軍進行第一次「圍剿」。朱，彭關心紅軍的命運，擔心同毛對著干可能毀掉紅軍。而毛，在這次跟後來的圍剿中，都沒有停止過打AB團。在戰爭的間隙中，毛打得更凶狠，到了黨內報告稱為「無以復加」的地步。剛剛在戰場上跟國民黨軍隊作戰的人，有的一下戰場就被毛的劊子手處死。

毛的鐵石心腸使他發明了一個抵抗蔣介石的有效戰略：「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毛的理由是國民黨軍隊不熟悉地形，因為交通不便，得依賴當地給養，中共可以通過控制老百姓使國民黨軍隊斷水斷糧。毛命令所有老百姓「堅壁清野」，將糧食炊具藏起來，用大石頭把井填死，然後藏身到山裡去，讓國民黨軍隊沒有糧食、水源、勞工和嚮導。這個戰略給紅區老百姓帶來極大困苦，把他們的家鄉變成戰場。

毛的策略不得人心，但它行之有效。一名國民黨指揮官後來說他的部隊經過的地方「看不見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沒有糧食，沒有鍋碗瓢杓……軍事情報一點也得不到」。蔣介石也在日記裡寫道：「剿匪之難甚於大戰，蓋彼利用地形之熟識與脅從之民眾，避實擊虛，隨所欲為。」

然而對紅軍打勝仗起關鍵作用的，還不是毛的無情戰略，而是蘇聯人的幫助。第一次圍剿剛開始，莫斯科就建立了軍事顧問組，在蘇聯制定戰略戰術。在上海另設軍事委員會，由蘇聯人跟其他國籍的人，特別是德國人組成。蘇軍情報局派頭等情報人員、俄德混血兒左爾格（Richard Sorge）來上海，接管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員的諜報網，任務是向紅軍提供情報。左爾格的助手之一是毛未來的親家張文秋，他們之間的介紹人是共產國際的間諜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左爾格後來揚名世界，因為他準確地向斯大林提供了日本在德國侵蘇後，不會在遠東乘機進攻的情報。他死在日本人的絞刑架下。
左爾格在中國的主要功勞，是打入了蔣介石南昌行營的德國顧問團。一名叫斯多茲勒（Erich Stölzner）的顧問的太太滿腹牢騷，左爾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國民黨的密碼，包括行營與作戰部隊聯繫的密碼。中共本身在國民黨情報部門也有傑出的間諜，為毛的成功作出了貢獻，錢壯飛就是其中一位。

這層層情報網使毛準確地獲知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用四萬軍民設下了埋伏圈，專等九千國民黨軍隊入套。毛在前一天就得知哪支部隊要來、什麼時候來。拂曉，他在遠處的山上等待，心裡尋著詩意。晨霧未散，滿山都還隱隱約約，「霧滿龍崗千嶂暗」。太陽升起來了，「萬木霜天紅爛漫」，遍野楓樹，像血一樣地紅。埋伏戰也在這血樣的山上打響。到下午結束，國民黨軍隊大部分投降，指揮官張輝瓚做了俘虜。毛召開群眾大會，會上拿張輝瓚示眾，口號包括：「殺張輝瓚的頭！吃張輝瓚的肉！」張輝瓚的頭真的被割了下來，釘在一塊門板上，放進江裡，順江流到國民黨的行營南昌，一面小白旗宣告這是給他上司的禮物。

這場埋伏戰的勝利使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以失敗告終。毛的聲望大增。人們只知道毛的「誘敵深入」，但光是「誘敵深入」是趕不走進攻之敵的。打勝仗靠埋伏戰，而埋伏戰成功的關鍵是準確的情報。蘇聯人在反圍剿中起的決定性作用鮮為人知。當時毛和他們的關係到什麼程度呢？毛甚至要求莫斯科給他毒瓦斯！

一九三一年四月，國民黨軍隊捲土重來，進行第二次圍剿。毛使用同樣的「誘敵深入」戰略，加上同樣的蘇聯情報和援助，又勝了。但七月初，蔣介石親自率領三十萬大軍前來進行第三次圍剿，毛就沒那麼幸運了。蔣軍是毛的十倍，蔣又改變了戰術，使紅軍無法打依賴情報的埋伏戰。紅軍被逼得一退再退，兩個月後，紅區只剩下幾十平方公里。就在這個關頭，毛得救了：蔣介石突然停止了窮追猛打—— 「九一八」事變爆發。

一九三一年，日本不斷在它早已覬覦的中國東北製造事端。蔣介石的政策是：「攘外應先安內」，先掃平紅軍，再對付日本。九月十八日，蔣從首都南京登艦去南昌行營，要給毛日益縮小的根據地致命一擊，但就在那天晚上十點鐘，日本入侵東北。東北的長官張學良，人稱「少帥」沒有抵抗。六十多年後，他告訴我們為什麼不抵抗：「我們沒法打勝。日本出一師人，我們就完蛋了。我們軍隊的能力也沒人家的強，我們軍隊的一切都不如，哪裡能打勝？只能說是游擊戰，混戰。我們可以出這種野蠻的行動，這種可以，要說真正的，一個對一個打，那是沒法打。中國軍隊的素質，那跟日本是沒法子比，日本的軍隊我佩服得很。日本軍隊實在是好。」「《大公報》的一個記者叫王芸生，他說了一句話，我很佩服他。他說在任何人也出不了第二個政策，也只能是這個政策。」

九月十九日，蔣介石到達南昌時，日本已經佔領了東北的首府瀋陽和其他主要城市。他只得匆匆於二十日折返南京，處理危機。他沒有向日本宣戰，原因跟張學良差不多：打，不啻以卵擊石。日本也沒有向中國宣戰，它沒有足夠兵力把中國全部吞掉，於是採取「蠶食」政策。蔣的策略是利用中國遼闊的疆土，眾多的人口以及不易侵佔的山川與日本周旋，爭取時間。蔣尋求國際聯盟的干預，同時盡快使軍隊現代化，希望在有可能獲勝的情況下同日本作戰。

蔣提出「團結國內，共赴國難」的政策。二十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我國內果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也。」二十一日，南京作出決定：「剿共計劃，悉予停緩。」號召全國搞「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對外」。但是中共一口回絕。九月三十日中共發表聲明說，任何外面傳的朱、毛願意一致對外的說法都是「可笑到萬分的謠言」，稱蔣是「最不能調和的死敵」。中共的口號是：「打倒國民黨！」而對日本僅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黨的中心任務是「武裝擁護蘇聯」——這個提法的原因在於莫斯科認為日本侵犯東北是進攻蘇聯的前奏。

歷史後來被改寫，把中共表現得比蔣介石更積極抗戰，稱「統一戰線」、「一致對外」是中共的要求，為蔣介石所拒絕。這不是事實。

正是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統一戰線」，蔣介石在紅軍岌岌可危之際，停止了第三次圍剿，調走了軍隊。中共於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擴張，建立了一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於十一月七日，俄國「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日正式成立。雖然沒有任何國家承認這個「共和國」，連它的孕育人蘇聯也不承認，但這畢竟是全世界除蘇聯和蒙古以外的唯一共產黨「國家」。

這個國中之國由幾塊散落在中國腹心地帶的紅色區域組成，包括中央蘇區、鄂豫皖、湘鄂西等，鼎盛時面積達十五、六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來萬。國中之國成立時，最大的紅區是贛南、閩西組成的中央蘇區，有五萬平方公里，三百五十多萬人口，瑞金為首都。

莫斯科指定毛澤東為這個國中之國的首腦，相當於「總統」，按蘇聯規矩給他戴上一頂非中國習慣的頭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同時又是「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這些職務宣佈的當晚，一個親信來看毛。此人曾被毛派去監督拷問紅色江西領袖李文林，因為他深知毛的意圖，而毛又最恨李文林。拷問後他總是向毛匯報。這晚他是來向毛道喜的，一進門他就喊：「毛主席！」毛說：「你改口真快，是第一個。」就是從這個人的嘴裡，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語匯中一個盡人皆知的詞：毛主席。(待續)

9第一個紅色中國 1931～1934年 37～40歲

國中之國的首都瑞金位於江西省南邊陲，坐落在三面環山的紅土盆地裡。這裡屬亞熱帶氣候，農產品豐富，到處是杉、松、楓、樟、櫟，榕樹華蓋如雲。政治環境也很理想：國民黨手中的省會南昌遠在三百公里以外，無大路可通。紅區內有繁華的都市汀州，與外界通航。

紅色政府設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歷史的祠堂裡。祠堂大得足以容納幾百人，正好適合共產黨開會。供祖宗牌位的位置如今按蘇聯式樣搭了個檯子，上面掛著木刻的馬克思和列寧的像。這兩位共產黨老祖宗之間是一面紅旗，旗上照例是金星加鐮刀斧頭。再往上懸掛著用金線繡在紅布上的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旁邊有一副銀線繡的標語：階級鬥爭。大廳兩側用木板隔成十五間屋子，作政府辦公的地方。部門的名字都是從俄語直譯過來的，十分拗口，像什麼「內務人民委員部」。

祠堂後面開出廣場，造了些建築物，像帶鄉土氣息的紅場。廣場一端是磚木結構的檢閱台，作軍事檢閱之用。另一端是紅軍烈上紀念塔，形狀像一顆矗立的巨大子彈，上面嵌著數不清的石頭小子彈。遠處樹林裡有座色彩鮮艷的大禮堂，狀似紅軍八角形軍帽。大門上鑄著一顆巨大的紅五星，正中是由鐮刀斧頭鎖住的凸出的地球。正面有點像歐洲教堂，窗戶是百葉窗。禮堂可容兩千人，緊貼著它有一個大防空洞，入口就在主席台兩側。

領導人的住宅曾屬於當地最富有的人家，位於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寬敞的房間，面對祠堂的那面牆上沒有窗戶，從前的屋主出於對祠堂的尊重，不讓在那裡造窗。但毛為了采光，新開了一扇窗戶。他叫工人在地板上砌上磚，以防耗子的騷擾。

整個地方封了起來，常人不能進去，只住著警衛部隊、通訊服務人員。金庫、電話總機、電台也設在這裡。黨的領導跟本地人沒什麼來往，他們基本上都不會說當地話，也不打算學，需要時用本地幹部作翻譯就行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瑞金舉行隆重儀式，慶祝國中之國的成立。黃昏後成千上萬的人被組織起來參加提燈遊行，手執竹竿和篾索做的火把，提著五角星、鐮刀斧頭形狀的燈籠。人們敲鑼打鼓放鞭炮，踩著高蹺，有扮作「英帝國主義」的，趕著一群戴鎖鏈的「囚犯」，背上寫著「印度」、「愛爾蘭」。一串串用於手電筒的小電珠，懸掛在大木柱之間的鐵絲上，晃來晃去。到處是彩旗和五顏六色的標語。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站在主席台上，朝一隊隊按指定路線遊行的人群拍手、呼口號，這是他將來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大眾的預演。

毛此時還不是至高無上的君主。莫斯科雖然讓他作了「主席」，但並不想要他做獨裁者，在他周圍擺了一大批聽話的中共領導。最高軍事指揮現在是朱德，職務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在蘇聯受過訓，蘇聯人熟悉他，信任他的忠誠。莫斯科曾考慮過讓毛當軍委主席，後來改變了主意，只讓毛當十五個委員之一。

毛這個「主席」還有個頂頭上司：周恩來。周十二月從上海來到瑞金，做蘇區中央局書記，換下了毛（毛當時是代理書記）。在共產黨制度裡，黨的書記是頭號人物。周走後，上海組成「臨時中央」，由年輕的博古（本名秦邦憲）坐鎮，主要職責是在莫斯科與各根據地之間上傳下達。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向忠發，那年六月由於有人告密被國民黨逮捕後槍斃。逮捕向的國民黨情報機關首腦徐恩曾認為，告密者「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1徐說：「一天，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地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 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抓住了向忠發。「向忠發死後的一個月光景，這個青年忽然失蹤了。他一走，我們才恍然大悟」。）

在莫斯科的指點下，擅長組織的周恩來把國中之國建成一個斯大林模式的極權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幾十個名稱各異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不一而足。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

毛澤東觀察到這一切，讚許說這是一張無所不包的「網」。從前他管轄的紅區還有點土匪習氣，對老百姓還沒有組織得這麼嚴密。奪取政權後，毛把這一套極權機制完善到天衣無縫、滴水不漏，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遠超過瑞金，甚至超過斯大林的蘇聯。他用周恩來作總理，直用到周的最後一口氣。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時叫政治保衛局）的創始人。他和毛一樣，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為的是個人權力，周更多的是為共產黨的統治。

周剛到瑞金時，感覺毛打AB團等「肅反」方式大有問題。他說毛「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眾中造成恐怖」。他實行了相對寬鬆的政策，宣佈「過去肅反完全錯誤」，AB團「都可自新自首不殺了」。

這樣一來，人們開始大膽反對共產黨統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員的話說，「發現反動標語」，「反革命企圖抬頭」，「大造謠言」，「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的紙票」。周恩來看出不殺人中共統治就有危機，幾個月不到就改變政策，又開始「加緊肅反」，「舉行群眾大會來處決反革命分子」。原紅色江西領袖李文林就是在這時被殺的。

在這個國中之國，老百姓是金錢、糧食、勞役、士兵的源泉。為了打仗，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搾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說：「共產黨發行公債，比國民黨苛捐雜稅還惡。」
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澤東發佈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裡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干輕活，但現在大部分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員、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毛澤東年輕時就認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樣重的體力活，現在更是說：「生產絕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劃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健康水準沒有提高。紅區裡最好的醫院原在汀州，是外國傳教士辦的，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裡住過，很喜歡它，回瑞金時就把它搬來了，變成為共產黨服務的「中央醫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時總是自帶茶碗。他搬去沙洲壩時，發現喝的水來自池塘的死水。為了有乾淨的水飲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們也都跟著沾光。後來這口井成了共產黨宣傳「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聖地，要人們記住毛澤東無意中施與的恩德。有了毛的開頭，共產黨機關興起了打井熱潮，沒住共產黨幹部的村子無此福分。

毛通過斯諾向外界宣告，紅色政權下的「某些縣，共產黨人在三、四年內達到的人民識字程度，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農村地區多少世紀來所取得的成績」。事實上，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


毛澤東對這個政權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場製造「階級敵人」的「查田運動」。由於按共產黨的理論，只有地主富農才能被剝奪，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要沒收一個乾淨」，「使之擔負無限制的義務勞動」。

共產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被整的全家「掃地出門」，住在關水牛的牛棚裡。「牛棚」作為準監獄的代稱就是這樣來的。三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詞被廣泛運用，儘管關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廁所、電影院等等。

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任務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搾乾了。

紅軍軍官龔楚回憶起運動中的一樁見聞。一天他經過瑞金附近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裡的傢具部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

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了眼，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做。他明白幫忙反會害了他們。曾有個醫生因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轉告了當地政府，但「十多天後，當我由閩西再回到瑞金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寡婦孤兒已流為乞丐了。」正是這一系列的悲劇，促使龔楚逃離紅軍。（1龔楚的回憶錄於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後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作為瑞金時代的見證人，在小範圍內承認這部回憶錄的真實性。儘管回憶錄不能在大陸出版，龔楚本人在一九九一年九十高齡時回大陸定居。）

毛的「查田運動」也為中共嚇唬出不少士兵。張聞天夫人劉英「擴紅」擴不到足夠的人數，毛就叫她「三天找出反革命」，人們害怕，只好參軍。另一個女幹部回憶道，她所在區的軍事部長蔡墩松被認為不積極徵兵，毛叫她把蔡抓起來，押送到他那裡。經過一天的拷問，蔡墩松「在毛澤東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們組織『反共團』的罪行，供認他是反共團的團長，並把該反革命組織的全部成員名單都交出來了。」隨後是照例的群眾大會，毛「在會上宣佈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當眾處死。會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超額完成了擴紅任務，按要求擴紅一百名，實際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兩百四十六塊七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

自殺屢見不鮮，為後來毛統治的一大特徵開了先河。自殺數量在共產黨幹部中也十分驚人，致使官方在報刊上公開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

毛的親信楊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計逃跑了。他投向國民黨，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訴他們，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一些，有的基層幹部也組織民眾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幾百人。中共於是把稍有疑點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大多數人是在國民黨進攻後起來反抗。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裡，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著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五十多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1毛死後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

(待續)

10 從奪實權到丟實權 1931～1934年 37～40歲

國中之國成立前後，毛身邊來了一批由蘇聯培訓的高官。毛在他們面前依然擺出獨裁作風，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外交部長」王稼祥說：「老毛罵人，不行，要找個機會鬥爭他。」會上他們給他扣大帽子，甚至說他是「富農路線」。這是個可怕的罪名，毛當初曾用它把許多江西共產黨人送上刑場。現在雖說他掉不了腦袋，但他說話不再說一不二了。周恩來剛來時，一次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毛照舊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請他讓位，由周主持。毛沒法子，請「病假」。同事們巴不得，馬上同意，毛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生著悶氣上了東華山。

東華山是瑞金附近的一座石頭山。此起彼伏的大黑石深處坐落著一所廟宇，掩映在濃郁的水杉松柏中。伴隨毛住在這裡的只有妻子賀子珍和一個班的警衛。廟堂又大又空，透出濕冷的陰氣。毛的臥室狹小，泥地上長著幽幽的青苔。門外，冬天的風捲落殘存的樹葉，不絕的雨滴進石板上的裂縫裡，帶出滲人的寒氣。毛的心情也同樣陰暗喪氣。

偶遇天晴，毛搬一把板凳，坐在院子裡。他帶來兩隻鐵皮箱子，裡面裝著文件、剪報、筆記，跟多年的詩作。警衛員把箱子摞起來，毛讀著箱子裡的珍藏，思考著下一步怎麼辦。

高層的機密文件仍定時給毛送來，同時還有他鍾愛的報紙，包括國民黨的報紙。這些報紙上常有共產黨員脫黨啟事。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報》等主要報紙上出現了一個《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啟事》說「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軍者無異消滅中國抗日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地……」，說中共路線為蘇聯利益服務，「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揮之中國共產黨。」「伍豪」系周恩來的化名。
《伍豪啟事》毫無疑問是偽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說不清到底是誰偽造的，為什麼不選他人，專選周恩來？為什麼早不偽造晚不偽造，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紅區頭號人物時偽造登出？這是巧合嗎？而且，毛當時即以蘇區主席名義發佈告「闢謠」，把《伍豪啟事》擴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報紙的蘇區。
在共產黨的世界裡，啟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權威遭到質疑，周的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懷疑，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這樣對毛產生了懼怕心理。從事態的發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這一心理，迫周對他言聽計從。

這時毛要的是軍權。紅軍那時正久攻贛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開最高層會議商討怎麼辦。毛一得到通知，跳起來就走。天正下著瓢潑大雨，子珍讓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聽，出廟門頃刻就全身濕透。他連夜馬不停蹄，到了會場便指責軍事指揮。同事們並沒有把軍權給他，大家雖然都同意撤圍贛州，但是仍作決議說：打贛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確的」。

大多數人一致同意向西發展，跟湘贛邊區根據地連成一片。可是毛堅持去東北方向。爭執不下，由周恩來拍板定案。周決定兩個方向都去，但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隊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檔林彪手下的紅軍主力一軍團。

周可以不顧多數人的意志，做出這樣一個奇怪的決定，顯然是他不想樹毛這個敵。就是從這時起，周恩來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對毛的恐懼。毛呢，也一再把《伍豪啟事》作為懸在周頭上的利劍，一直到四十多年後周臨死之際。

跟毛走的紅軍並沒有照他在會上說的往東北方向去。上路後，毛突然改變行程，朝相反方向的東南海岸前進。毛通過林彪把這一既成事實電告中央軍委，中央不得不再次開會，認可毛的新路線。後來毛的同事們譴責毛的海岸之行為浪費時間。
四月二十日，毛奪取了靠近海岸的漳州城。毛瞅準了漳州守城兵力薄弱，他去那裡是為了私人的目的。

其中之一是獲得更大的名聲。紅軍進城時排成四行，軍號震天，毛特意騎了匹白馬，頭戴遮陽盔，一反常態地衣冠楚楚。毛收集了大量關於自己的新聞報導，寄給「戰友」們，諸如「紅軍人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廈者，十萬餘人……」「帝國主義兵艦集廈門者二十八艘」。毛算準了，他的名氣越大，莫斯科越得依他。果然，當他的同事們後來氣憤地撤了他的軍職時，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艾威特（Arthur Ewert）告訴中共：「毛澤東是個知名度很高的領袖」，莫斯科反對解除毛的職務。
繁華的漳州還使毛得以聚斂一筆私財。一輛卡車滿載著沉甸甸的箱子從漳州開到江西紅區，箱子上寫著大字：「毛澤東親收」。公路開到盡頭就由腳夫挑。「這是毛主席買的、繳獲的書，」大家部這麼說。有書，但更多的是金銀財寶。挑夫在毛的大弟澤民的監督下把它們秘密挑到一個山頂，然後澤民和兩個毛的貼身警衛員把它們搬進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這幾個人，再沒別的人知道。毛就這樣悄悄地給自己留下條後路。

一九三二年五月，當毛逗留在漳州時，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兵力，準備發動第四次「圍剿」。那年「一•二八」日本進攻上海，中國軍隊奮起抵抗。由於日本此時在上海地區的軍事目標有限，國際聯盟得以調停戰火。在這場一直持續到四月下旬的危機中，中共繼續攻城略地。四月十五日，中共口頭上「宣佈對日戰爭」，但宣言與其說是抗日不如說是倒蔣，稱倒蔣「是直接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前提」。蔣介石明白中共不會跟他聯合抗日，於是在上海危機結束後，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又開始進攻紅色根據地。

收到蔣介石即將圍剿的情報後，中央令毛率部返回江西蘇區以禦敵。毛回電說他不相信蔣會大舉進攻，中央的「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毛拒絕離開漳州，又待了將近一個月，直到蔣的意圖已公開，毛明顯錯了，這才不得不於五月二十九日動身。數萬紅軍由於跟著毛繞了個大彎，現在不得不多走三百公里。南方的氣候已酷熱難當，不少人患病死去。路上他們還得跟新的敵人作戰：粵軍。粵軍一向與蔣介石勢不兩立，迄今為止避免和紅軍作戰。但毛打漳州震驚了他們，畢竟漳州離廣東只有八十公里。他們於是向紅軍出擊。在一個叫水口的地方，紅軍打了一場少見的惡戰，傷亡慘重。(1 打得最勇敢的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寧都兵變」的將士們。這是自南昌起義以來的唯一兵變。他們的到來使中央蘇區紅軍的兵力增長了三分之一，達五萬多人。總指揮季振同把部隊帶進紅軍後，很快就後悔了，一再要求「到蘇聯去學習」。中共知道這是他想逃跑的借口，把他扣了起來，後來處死。)

在毛不聽指揮逗留漳州期間，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央實在拿他沒辦法，曾集體給莫斯科去電，告毛是「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完全與國際指示唱反調」。但莫斯科回電說，他們無論如何得跟毛合作，維護毛的威信和地位。

顯然，莫斯科認為毛是不可或缺的，其他人可有可無。毛有恃無恐，跟周恩來等會合後，反守為攻，伸手要權，提出紅軍中設立總政治委員，由他來擔任。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來提議答應毛的要求，「以毛任總政委」。在瑞金的領導們不同意，要把這個位子給周。周找出各種理由幫毛說話，懇求道：這樣一來，「政府主席〔毛〕將無事可做」，「實在不便之至」。八月八日，毛當上了紅軍總政委。
(待續)

毛就這樣在莫斯科縱容下奪回了軍權。一九三二年夏，蔣介石首先集中兵力進攻中央蘇區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紅軍協力支援這兩個紅區。毛的任務是率領中央蘇區的紅軍北上進攻若干城鎮，以牽制一部分敵軍。毛遵命攻擊了幾個地方，但一遇強敵就停下來。中央要求毛積極出擊，「呼應配合」，毛則保持觀望，按兵不動。

蔣把紅軍趕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際，下一個目標輪到中央蘇區。莫斯科的戰略是迎頭反擊。但毛再次拒絕執行，堅持要「分散」部隊，躲避蔣軍。★〔★毛不相信紅軍能打敗蔣介石的數十萬大軍，他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身上。那時莫斯科正跟國民黨政府頻繁接觸要恢復外交關係（一九二九年蘇聯因為「中東路」事件跟中國斷交）。毛認為蔣會向蘇聯作姿態，給紅軍留一條生路。中蘇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復交。］

中共其他領導認為他的做法是「極危險的」。毛固執己見。用周恩來無可奈何的話說：「爭論則不勝其爭論」，「令人無所適從」。

一場緊急會議十月初在寧都召開，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中央蘇區的八個領導人都出席了。會上大家對毛的憤怒和譴責可以從會議文件裡略見一斑。毛被指責不服從命令，擅自行動，犯了「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與會者「開展了從未有過的兩條路線鬥爭〔毛已形同敵人〕，打破了過去遷就和平的狀態」。要不是周恩來護著毛，對他的譴責還會更嚴厲。會後有幾個成員向上海報告說：周「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在上海的博古等人，對毛的行為怒不可遏，超乎尋常地不徵得莫斯科代表的同意，就給寧都會議發電報，稱毛的行為「不可容忍」，再不能讓毛繼續指揮紅軍，甚至建議開除毛的黨籍。

不等莫斯科出面保毛，寧都會議就一舉拿掉了毛的軍權，要他回後方。遵照莫斯科維護毛的聲望的規定，向部隊宣佈時，只說毛是「暫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莫斯科收到的報告則說毛回後方是「因為生病」。

寧都會議期間，毛兩次給上海發電報，請求莫斯科干預。但莫斯科代表艾威特顯然也對毛的行為不滿，決定用信使，而不是電報，轉告莫斯科。莫斯科不同意趕毛出軍隊，艾威特不得不為自己辯護說：「解除他軍職以及譴責他的決定，我們事先都不知道。」

莫斯科對中共說：「毫無疑問毛澤東是錯的，但對毛只能用友善的勸說。」「關於你們與毛澤東的分歧，我們再次強調：努力友好地爭取他接受積極反擊的路線……我們反對在這個時候把毛澤東調離軍隊，要是他守紀律的話。」究竟對毛怎麼辦，莫斯科的主管十一月二日緊急請示斯大林。根據斯大林的意見，毛的同事們被責令寫報告解釋為什麼把毛踢出紅軍。莫斯科批評那些譴責毛的人，讚賞周恩來對毛的和風細雨。

莫斯科的力挺來遲了，毛十月十二日已經離開了寧都，也離開了紅軍。總政委一角由周恩來接任。毛一生都記恨寧都會議上那些反對他的人，特別不放過周恩來。儘管周為毛緩頰說好話，但他畢竟同意了撤毛的職，而且取代了毛。毛上台後，周作了一百多次檢討。四十年後，身為總理的周，剛被確診膀胱癌，又正在跟美國、日本等國談判，卻不得不一次次嚴厲指責自己，罪狀之一就是寧都會議。


毛堅決拒絕回瑞金去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到汀州「養病」去了，進了蘇區醫療條件最好的教會醫院。住宅是一幢兩層樓的別墅，原屬於一個富有的基督教徒，如今被中共佔用作療養院。房子座落在鬱鬱蔥蔥的小山灣中，樓上一圈寬闊的木頭平台，給樓下遮蔭。平台上四面來風，風把幾株芭蕉吹得像扇子一樣搧來搧去，雨後閒坐正好看「芭蕉葉大梔子肥」。

這幢別墅現在成了毛澤東與瑞金抗衡的司令部。他把追隨者們召來開會，叫他們在國民黨打來時不要抵抗，而是撤離前線，要他們對中央指示：「合我口味就執行，不合就不執行。」

一九三三年一月，負責上海機關的博古來到中央蘇區。那時中共組織已不能在任何一個大城市秘密存在，原因是國民黨治安的成功以及大批中共黨員叛變。★二十五歲的博古，入黨只有七年，但他聰明過人，跟他有過交往的斯諾稱他的大腦「比周恩來更快、更微妙，也許更靈巧」。他的俄文、英文都很好，在蘇聯受訓三年半。他最突出的特點是果斷，敢做敢為，儘管他比周年輕得多，資歷也差得遠，一到瑞金大家仍公推他為中共第一把手。中共領導們對周在毛問題上的優柔寡斷、姑息遷就非常失望。他們讓周管軍事，周並不介意，他沒有當頭號人物的野心，歡迎有個頂頭上司作決策。(★在有關中共歷史的書上，中共在大城市的失敗被莫名其妙地怪罪到幾年前就下了台的李立三頭上。)

博古決心對毛採取行動。面臨蔣介石大軍壓境，他必須要做到令行禁止。博古也聽到不少對毛的反映。彭德懷就說毛「心術不正」，「侮辱」朱德，毛「喜歡挑起內鬥」，毛「手狠，要是你不服從他，他總有辦法壓服你，他不懂得怎樣團結幹部」。

博古離開上海時，莫斯科代表艾威特一再叮嚀他跟毛搞好關係。但莫斯科允許博古拿毛的追隨者開刀。從二月起，這些人，包括鄧小平、譚震林、毛的么弟澤覃，在瑞金報上被點名批判。當然只有少數人知道這實際上是針對毛，毛的公眾形象並沒有受絲毫影響。另外，博古也沒有採用毛整人的辦法。儘管批判的語言聽起來怪嚇人的，什麼「打得粉碎」，什麼「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但僅限於言辭而已，被批判的人並沒被當敵人對待，批判完後還給了他們重要職務。

博古打破了毛自立的體系，使全黨聽從指揮反擊圍剿。結果是出奇地成功，紅軍首次進行大兵團作戰，在兩場決定性的戰鬥中打垮蔣介石嫡系部隊近三個師，使蔣的第四次圍剿在三月以失敗告終。


蔣的失敗因素之一，是他不得不同時對付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這年二月，日本侵略軍從東北越過長城向關內進犯，直接威脅古都北平（北京）。日本人在東北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蘇聯承認了滿洲國，成為除日本、薩爾瓦多和梵蒂岡外，滿洲國國旗飄揚的僅有國家。斯大林這樣做目的是討好日本，使日本不致進攻蘇聯。

中央蘇區的勝利，像從前一樣，還得益於蘇聯情報人員，蘇聯駐華武官雷邦（Eduard Lepin）是中心人物。莫斯科派來若干秘密軍事顧問，其中一位德國人李德（Otto Braun）後來幾經周折進入瑞金。毛見到他時曾對他表示恭維。李德寫道：毛「提到一九三二、三三那個冬天的反擊戰，稱讚它的成功，說他知道是我在上海出謀劃策」。

打了前所未有的勝仗，周恩來的地位和安全感都大大增強。莫斯科愛的是成功者，毛緊張了，想到莫斯科也許會移情於周，尤其是毛還曾反對過莫斯科的戰略。一九三三年二月，他病也不養了，從汀州搬回瑞金。莫斯科對他的態度一如既往，告誡毛的同事們「不管怎麼說，必須團結毛工作……關於毛澤東，你們必須盡絕大努力對他取容忍和解的態度」。

毛繼續出席最高層會議，該他主持的他也主持，絕密消息沒有瞞他。但毛知道莫斯科對他的青睞不那麼靠得住了，報上在批判他的追隨者，他十分孤立。幾乎沒有什麼人來看他。「那時鬼都不上門，」毛說：「我是好比一個菩薩，被放在尿缸裡，沉過幾下，臭得很。」

毛果真是失寵了。一九三四年初，他丟了「總理」職位，儘管仍是「主席」。中共在莫斯科批准下把這個位子給了蘇聯訓練的三十四歲的張聞天。作為對毛的補償，他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員。但他沒能進入中共的核心：書記處（又稱常委會）。莫斯科批准的單子上沒有他。開中央全會公佈任命時，毛拒絕出席，說是病了。「生的又是外交病，」博古說，但由毛去了。

毛的知名度依然不減。中共和莫斯科的出版物還是繼續宣傳他。紅區、白區、外部世界都知道這個「毛主席」。但在中共核心，博古把毛比作蘇聯的名譽主席：「老毛今後只是加裡寧（Mikhail Kalinin）了，哈哈！」(待續)

11 長征前夕：毛澤東差點被扔掉 1933～1934年 39～40歲

一九三三年九月，蔣介石調動五十萬大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那年五月，蔣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默認日本人佔領華北大片土地，他得以騰出手來對付紅軍。

這時蔣已在蘇區外圍修了公路，集結大軍，調運糧草。他的軍隊圍住蘇區，逐步推進，一次推進幾公里，然後停下來修築碉堡，築成後再推進。碉堡與碉堡之間機關鎗構成封鎖火力網。如彭德懷所說：蔣「使我中央蘇區逐步縮小，即所謂竭澤而漁」。

紅軍人數大大少於蔣，武器裝備也處於劣勢。蔣介石聘請了德國顧問團訓練軍隊，特別採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整德軍的馮．賽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的建議。面對蔣介石的進攻，中共和莫斯科都決心保衛瑞金。既然蔣有德國人幫助，莫斯科加強了對中共的德國顧問力量。派駐上海的是軍事專家斯坦恩（Manfred Stern），此人後來在西班牙內戰時以克虜伯將軍（General Kleber）的名字著稱世界。李德這時被派往瑞金，作中共的現場指揮。

中共在一大塊稻田中給李德修了一所獨立的房子，要他沒事別出房門。他是個「洋鬼子」，招人注意，當時國民黨正在宣傳中共受蘇聯的指揮。中共領導人給李德提供了一位太太。女方條件是「身體健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應付外國人的性慾。朱德夫人康克清說：「當時女同志都不願意嫁給一個不會說中國話的外國人，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後來找到個「大個子，長得不錯」的前童養媳。「當組織上動員她給李德做老婆時，她起先表示堅決不幹。過了幾天，通知她說：『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幫助中國革命的領導幹部，給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組織已決定你同他結婚。』她勉強服從了這個『組織決定』。婚後，兩人關係一直不好。」

在這第二次包辦婚姻中，前童養媳生了個男孩。孩子的膚色黑黑的，更接近中國人而不像白種人。毛澤東開玩笑說：「這可無法證實日耳曼民族優越的理論了。」

跟李德最要好的是中共第一號人物博古。他們曾在上海一塊兒工作，現在一塊兒講俄文，放鬆時跟翻譯打牌、騎馬。管軍事的第二號人物周恩來也跟他來往頻繁。毛不會說俄文，很少見李德，見面時，李德注意到，他總是「保持著莊嚴的矜持」。莫斯科使者跟博古、周恩來要好，對毛顯然不利。


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進逼已經六個月。無論莫斯科的顧問還是中共領導都沒有辦法對付蔣的碉堡政策和佔絕對優勢的兵力。大家心裡部明白，根據地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三月二十五日，莫斯科來電說瑞金的前景很不妙，要中共準備撤離。一接到這個電報，博古首先想到的是「扔掉」毛澤東。二十七日，上海電告莫斯科：「瑞金來電說毛長期生病，要求將他送往莫斯科。」毛並沒有生病，只是博古等人怕毛在危難之時搗亂，眼下最需要的是團結。

莫斯科四月九日回電「反對毛來」，理由是旅途須經過白區，不安全，「他一定得在蘇區治病，不管花多大代價都行。只是在當地實在沒辦法治而有死亡危險的情況下，我們才同意他來莫斯科。」
毛也無意被打發掉，「我的身體很好，哪兒也不去，」他說。但博古又想出個萬無一失的法子：把毛留下來扛中央蘇區這面大旗。毛身為政府主席，留在蘇區等於向外界宣佈紅色政權依然存在，這是莫斯科無法反對的。

中共高層誰也不願意留下。留下很可能是死路一條，不是戰死就是被國民黨抓去槍斃。毛的么弟澤覃、毛帶去參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以及中共前頭號人物瞿秋白，都這樣死去。留下而又活下來的人不少充滿怨氣，陳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留下守攤子的第二號人物，原因是大腿上受了傷沒法走。他曾躺在擔架上去見朱德，請求被帶上，但沒有用。二十多年後他還憤憤不平地說，當時「大家都認為靠著軍隊不危險，不願留下」，「而對我則說得漂亮，說：『你是高級幹部，本來應該把你抬走，因為你在江西搞了十幾年，有影響，有名望，又懂軍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無法向群眾交代。』」
說漂亮話的是周恩來，陳毅顯然對這套冠冕堂皇的話嗤之以鼻。

毛澤東知道，留下來即使不丟性命，政治上也等於宣判死刑，因為他將遠離中央與紅軍。隨後半年時間裡，毛全力以赴不讓博古等人把他丟下。

毛的主要辦法是守候在撤離的出口。當時首先考慮的突破口是蘇區南線。毛立刻來到南線司令部會昌。

南線領導人都看出突然光臨的毛在他們那裡沒什麼公幹，他滿清閒的，早上去爬山，還寫了首詞：「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他愛拐到當地部隊辦公室兼住房去，躺在床上跟人聊天，甚至親自給下面部隊修改文件，「有時修改一個花上一、二個小時的時間」。
到了七月，來也突然的毛去也突然，回到瑞金。突破點改變了，不再是南線，而是西邊。一支八千人的隊伍由那個方向離開紅區去探路。毛帶上二十多個隨從（秘書、醫護、廚師、馬弁、一班警衛）去了瑞金西邊的鄠都。毛的落腳點是當地指揮部，距撤離起點鄠都河渡口一箭之遙，只需過街穿越一個宋代的城洞。毛在這個渡河口住了下去，一直住到跟大隊人馬走。

離開瑞金來鄠都前，毛要大弟澤民把他的寶藏，那批兩年前從漳州運回來藏在山洞裡的金銀財寶，全部交給博古。私藏繳獲品，直到最後一分鐘，是不小的過失。這不僅完全違背他自己制定的「三大紀律」之一的「一切繳獲要歸公」，還表現出毛頭腦裡曾經轉過跟黨跟莫斯科分手的念頭。但毛別無選擇。國民黨軍隊打來了，金銀財寶埋在山洞裡沒用了，還不如拿出來「買」張「離境票」。此時的中共非常缺錢，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送上一大批財富，可算是雪中送炭。毛又向博古許諾說，帶上他走他一定不會搗亂。博古終於同意了。當然博古不同意也不行，毛就「賴」在離境口。

被認為「政治上動搖，在黨內老是犯錯誤」的中央蘇區副主席項英被指定留守。項是中共領導中唯一出身工人階級的人，他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這個誰也不願幹的事。但他對中央帶著毛走非常擔憂。項英瞭解毛。他一九三一年到蘇區時正碰上毛大殺AB團，當時就說毛這樣做是為了私人權力，他盡力刀下救人。毛因此痛恨項英，曾指使受刑人咬項英是AB團。據周恩來後來對共產國際說：「被捕的人口供說項英屬於AB。」蘇聯當時的駐華大使潘友新（Aleksandr Panyushkin）記載道：毛「想搞掉項英，因此指他是AB。只是由於政治局的干預毛才沒能幹掉項英」。一九三二年寧都會議時，項英是最堅決要把毛趕出紅軍指揮部的人之一。毛對項英的仇恨最終導致項英十年後的死亡。

項英向博古強烈建議不要帶毛走。李德寫道：項「明顯地提及毛澤東在一九三 ○年左右推行的迫害忠誠的共產黨人的恐怖政策。他警告說毛跟黨中央對著干的嚴重性不可小覷。毛一時的節制只是出於策略的考慮，一有機會他就會跳出來把紅軍和黨一把抓在手裡。」李德說，但博古不知為何特別樂觀，「他說他跟毛好好地談了一次，相信毛不會挑起爭奪領導權的危機。」

毛這時也確實開始好好表現。七月以前，在南線時，他不斷批評中央，叫那裡的部隊不要聽中央的，按他本人的指示辦。當一個幹部對毛說他被任命為土地部長時，毛說：「你不要當土地部長，你去當會昌縣蘇維埃政府主席。」

一到九月，毛的行為大變。愛跟他一道貶低中共其他領導的林彪來看他，跟林同行的聶榮臻注意到毛完全沒有「在暗中搞什麼宗派活動」，反而是小心「注意紀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