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長征之一：蔣介石放走共產黨 1934年 40歲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萬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行軍分成三翼，林彪的一軍團在左翼，彭德懷的三軍團在右翼，中間是五千人的中央機關，包括毛和十來個中共領導，以及參謀行政人員、勤雜人員和龐大的警衛部隊。

大軍緩慢地向正西行進。兵工廠、印刷機、銀元財寶，都被成千挑夫挑在肩上。大部分挑夫是剛強征來的，由國家保衛局看管。行政負責人李維漢透露說：挑最重的擔子的成員「多數是從勞改隊放出來的，體力差」，「有的挑到半路就不行了」。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道：「秋雨綿綿，地上都是爛泥巴，肩挑背扛，都是重傢伙。一個人挑著擔子走已經不容易，幾個人抬著輜重，要想合上腳步更是困難。」「有些體弱的病號，睡著了就再也醒不過來。更多的人是腳漚爛了，用破布包起來，一踏著地就疼得難忍，不能走路。離開根據地又越來越遠，有的挑夫開小差溜了，老實的也流著淚請求讓他們回去。」當兵的也不斷逃跑，當官的疲憊，顧不上了。

長征隊伍得穿過四道碉堡重重的封鎖線。然而，奇怪的是，它們竟完全不構成障礙。

第一道封鎖線由粵軍防守。粵軍陳濟棠是蔣介石的仇敵，曾跟紅軍作買賣鎢的生意，也跟紅軍談判好了要給紅軍讓路，所以紅軍一帆風順地通過了。蔣介石早知紅軍跟粵軍的交易。十月三日，長征前十多天，蔣對行政院長汪精衛講到粵軍會「網開一面」。蔣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建議派忠實於蔣的人去督促粵軍，蔣拒絕了，叫他：「你不管。」

十一月初，長征隊伍來到第二道封鎖線。雖然他們延綿幾十公里，行動緩慢，很容易挨打，卻沒有受到像樣的攻擊。一翼紅軍面對粵軍，自然相安無事。但另一翼要對付的是湖南軍隊，指揮官是堅決反共的將軍何鍵，四年前就是他槍殺了毛的前夫人楊開慧。居然，何鍵也讓紅軍安然通過。

第三道封鎖線照樣了無戰事。蔣介石非但沒有責罰何鍵，反而於十一月十二日任命他為「追剿總司令」，把守第四道封鎖線。封鎖線設在湖南最大河流湘江的西岸，江上沒有橋，紅軍只能涉水渡河，又沒有高射機槍，只能任由國民黨飛機轟炸。要消滅紅軍，這裡再合適不過了。然而，紅軍於二十七日在長達三十公里的江段上開始過江，過了四天，四天都沒有受到騷擾。河對岸的碉堡群形同虛設，何鍵的軍隊在附近城裡袖手旁觀，蔣石的飛機在頭上盤旋，只是偵察不扔炸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三十日渡河，蔣介石沒有阻撓。到十二月一日，四萬紅軍主力都順利渡過湘江。

只是在這時，一直在「函電交馳」的行營「聚精會神」、「隨時查詢部隊到達位置，計算紅軍實力」（侍從室主任晏道剛語）的蔣介石，才派飛機狂轟濫炸渡江紅軍，封鎖了湘江。被切斷在湘江東岸的紅軍部隊中，三千多人死亡。雖然過江的隊伍只是出發時的一半，但這一半是主力紅軍和中央機關。★何鍵十二月二日發電報說：「匪主力已全部通過全州、興安中間地區〔過了江〕西竄。」

(★未過江的四萬人，除了在湘江邊被打死打傷打散的以外，其餘在到達湘江前六個星期的行程中掉隊、病逝、累死、逃亡或死傷於沿途不時有的小型遭遇戰。)

毫無疑問，蔣介石有意放走了紅軍主力、中共中央與毛澤東。

這是為什麼？且看紅軍過了湘江之後蔣介石的動作。他把紅軍繼續往西趕，趕進貴州，然後趕向四川。這兩個省和相鄰的雲南省一道組成了中國的大西南，佔地一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有一億。四川最大，最富饒，人口多達五千萬。險峻的山嶺護衛著它，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名聲。蔣介石此時的戰略計劃是把四川建成將來對日本作戰的大後方，即他所說的「復興民族之根據地」。

但這幾個省表面服從中央政府，實際上是獨立王國，擁有各自的軍隊，不向中央政府納稅。四川省更分成不同的「防區」，由大大小小的軍閥分別統治著。蔣介石要統一大西南，就必須派中央政府的軍隊進去。但這些省拒絕接受中央軍。中央軍強行進入，戰爭便不可避免。蔣不希望打仗。他的作法是把紅軍趕進這些省去，使這些省的軍閥由於害怕紅軍落腳，不得不讓中央軍進來幫助他們。蔣之所以保存紅軍主力，是因為不如此西南三省的軍閥便不會感到足夠的威脅。蔣對秘書陳佈雷說：「川、黔、滇三省各自為政，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而用兵還好，川、滇為自救也不能不歡迎我們去，更無從借口阻止我們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機會。今後只要我們軍事、政治、人事、經濟調配適宜，必可造成統一局面。」就在紅軍開始過湘江向貴州行進的當天，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發佈了他統一中國的藍圖：《中央與地方權責宣言》。

蔣介石的算盤他一生都秘而不宣。

蔣介石放走紅軍也是對蘇聯作的姿態。蔣希望跟這個強大的鄰居改善關係，以對付咄咄逼人的日本。改善關係最重要的莫過於寬容中共了。但蔣介石放走紅軍還有一個更秘密的純私人動機：他要斯大林釋放在蘇聯做人質九年的兒子經國。經國是蔣的長子，也是唯一的親生兒子。經國出生後，蔣似乎由於感染性病而喪失生育能力。他過繼了二兒子緯國。但經國仍然是他的愛子加繼承人。蔣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人物。傳宗接代是頭等要緊的事，「無後」是對祖先的罪過，對父母的不孝，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中國話裡有一句詛咒人的話：「讓你斷子絕孫！」對祖先、父母負責任的孝道是中華文化最重要的品德，蔣視此為人格的中心。

一九二五年，經國十五歲，蔣送他去北京上學。那時蔣在國民黨裡是一顆正在高昇的新星，支持國民黨的蘇聯人便打上了他兒子的主意。經國一到北京他們就找到他，邀請他去蘇聯。年輕人很高興，到北京才幾個月就起了程。帶經國去蘇聯的是邵力子，莫斯科埋在國民黨內的紅色代理人。

紅色代理人是莫斯科傳給中共的無價之寶，大多是二十年代上半葉埋進國民黨的。那時孫中山為了要蘇俄資助，敞開了國民黨的大門。中共於是在幾個層次上滲入國民黨。一層是像毛澤東那樣的共產黨員，在國民黨裡公開活動；一層是在國民黨內的秘密共產黨員；第三層是共產黨員假裝脫黨進入國民黨。國共分裂後，一大批秘密共產黨員蟄伏了下來，在國民黨內官至高位，為毛澤東上台立下了汗馬功勞，使世界上任何別的間諜、代理人都相形見絀。有些紅色代理人的真實面貌到現在仍不為人知。
邵力子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其實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但按莫斯科的指令一開始就不公開參加中共的活動，連中共領導人也不都知道他是誰。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在上海「清黨」時，邵於二十三日給他的蘇聯上司發了封電報，電報馬上呈交斯大林本人，說：「上海使我激憤難平，我不能做反革命的工具，我請求指示應該怎樣鬥爭。」

他得到的指示是繼續留在國民黨內，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公開投向中共。他一九六七年死於北京，今天仍只被稱為共產黨的同情者。(待續)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邵力子把蔣經國帶去蘇聯。一九二七年，經國學習完後要求回國，莫斯科不但不准，而且強迫他公開譴責父親。斯大林把他扣做人質，對外卻宣佈是經國自己不願意回國。斯大林喜歡扣人質。美國共產黨領袖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的妻子佩吉（Peggy）曾描述他們的兒子蒂姆（Tim）是怎樣被扣作人質的。他們夫婦一九三五年離開蘇聯回美國前夕，共產國際負責人曼努伊爾斯基（Dmitri Manuilsky）來訪，「炸彈是輕輕地擲下的，幾乎不經意般地擲下的。曼努伊爾斯基告訴我們，不能帶蒂姆走，他說：將來會送他回去的。」但蘇聯人並沒有把蒂姆送回。

蔣經國的人質身份在一九三一年底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向蔣介石挑明。宋慶齡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紅色代理人。這可以從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她給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王明（也是她在莫斯科的聯繫人）的絕密信中一覽無餘。信是這樣開頭的：「親愛的同志：我不得不向您陳述以下事實，因為它們可能危及我將來在中國的活動……我希望您仔細考慮，然後告訴我應該怎樣行動。」她報告的內容之一，是對在上海為共產國際工作的史沫特萊女士的不滿，說史「不顧你們反覆的指示，繼續與不可靠的人保持關係，給他們錢，然後又要黨把錢還給她，」「她把外國同情者帶回家來，把這個為重要目的專設的聯絡點糟蹋了。」「我已經把你們孤立她的指示，通知了中共中央。我不明白我們的同志為什麼還在西安給她工作……也許他們認為這些指示只是我的個人意見吧。」

孫夫人代表莫斯科向蔣介石提議，用經國交換兩名在押的重要蘇聯間諜牛蘭（Noulens）夫婦。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記中，蔣寫道：「孫夫人欲強余釋放〔牛蘭夫婦〕而以經國遣歸相誘。」蔣介石拒絕了。審判和監禁這兩名間諜都在報上公開報導，用他們交換兒子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莫斯科的提議在蔣心中掀起巨大波瀾。隨著，他寫出自己的擔心，即經國可能被「蘇俄殘殺」，他就會絕後了。

蔣還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寫道：「邇來甚唸經兒。中正不孝之罪，於此增重，心甚不安。」十二月三日：「近日思母綦切，念兒亦甚。中正死後，實無顏以見雙親也。」十二月十四日：「晚間，以心甚悲傷，明日又是陰曆十一月初七先妣誕辰，夜夢昏沉，對母痛哭二次。醒後更念，不孝罪大。」

蔣介石拚命想說服自己，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記說：「嘗思傳世在德行與勳業，而不在子孫。前代史傳中聖賢豪傑、忠臣烈士每多無後，而其精神事跡，卓絕千秋，余為先人而獨念及此，其志鄙甚。經國如未為俄寇所害，在余雖不能生見其面，迨余死後，終必有歸鄉之一日。如此，則余願早死，以安先人之魂魄。」

但是，他說服不了自己。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記寫道：「心緒紛亂，自忖對國不能盡忠，對親不能盡孝，對子不能盡慈，枉在人世間，忝余所生，能不心傷乎！」

就在那個月，邵力子的兒子志剛在羅馬遭暗殺。志剛是當年由他父親作為經國的旅伴帶往蘇聯的。後來經國留做人質，他回國了，以後去了歐洲。意大利的報紙稱這樁兇殺案為情殺：「一個傷害了情婦的中國人的悲劇結局」，「情婦」據說是個捷克女郎。今天的中共政協稱志剛是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所殺。

在隨後幾年中，蔣介石的一個想法逐漸成熟：同莫斯科作筆交易，以中共的生存換回經國。對以反共為旗幟的蔣介石來說，這樁交易不能點破，只能用微妙的方式去處理。他要削弱紅軍又不消滅它們，讓他們暫時苟活，生存在一個不能發展的狹小空間。蔣知道抗日之戰遲早要爆發，而且蘇聯人希望他打日本。俄國是日本的宿敵，斯大林最怕的是日本佔領中國後，用中國的資源和中蘇間七千公里長的邊境進攻蘇聯。用中國打日本、讓日本陷進中國，是斯大林遠東政策的核心。一旦中日開戰，蔣介石相信莫斯科一定會命令中共打日本，那麼紅軍就大有可能被日本人翦除。

蔣不要紅軍待在中國的腹心地帶。他看中一處可以把他們「關」起來的牢籠，在黃土高原上的陝北一帶。那裡地廣人稀，中共可以生存，但不會有什麼兵源。雖然此地比起中國南方來離蘇聯更近，但供蔣選擇的「牢籠」不多，蔣也自認有把握能把紅軍圈在那裡。

一九三三年四月，蔣任命邵力子做陝西省主席。不用說蔣知道邵的真實身份，他就是要利用邵來為中共創造落腳點。邵的前任是同情中共、曾申請加入中共的楊虎城將軍。但即使是楊當政，陝北的紅色武裝和根據地也極其弱小。邵的到來，才使這裡的小小游擊區日益壯大。

楊虎城繼續任陝西國民黨軍事長官，與邵融洽協作。長征開始後不久，陝北紅區已發展成為一塊三萬平方公里、九十萬人口的大根據地。就這樣，蔣在拔除全國所有紅色根據地的同時，讓陝北一枝獨秀，發展得欣欣向榮，成為全國紅軍的家。蔣後來對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使者居裡（Lauchlin Currie）說：「我把共產黨人從江西趕去陝北，在那裡他們的數量降低到幾千人，但沒人去動他們。」

趕的辦法之一是任憑中共截聽他的部隊的電台通訊，因為紅軍總是朝蔣置兵薄弱的地方行進。紅軍發現在長征途中，「敵軍電報不斷被我偵譯，我軍對敵軍動向一清二楚。」蔣明明知道，口頭上也說要變更密碼，但只是說說而已。

長征中的中共中央與各部紅軍大多保持著電台聯繫，但它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繫斷了。當時的聯繫要靠上海電台中轉，蔣介石在長征前夕破獲了上海電台。中共重建通訊的努力未能成功：它派往上海的電台人員一去就投向了國民黨。中共派殺手把他殺死在一家德國醫院的病床上。


蔣介石用中共換兒子的交易是這樣開始的：長征前夕，他第一次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蘇聯提出要求釋放經國。這在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的日記裡有明確記載：「經國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接著他用行動表示他會為莫斯科做些什麼。首先是讓中共輕易地突圍。在突圍開始的十月上旬，蔣遠離前線，跑到一千公里外的北方去了，一去就是四十天。

莫斯科對蔣發出的信號心領神會。從蔣要求釋放兒子到中共過湘江，脫離蔣的碉堡封鎖線，莫斯科顯著加強了對經國的控制。那時，曾在農村和西伯利亞金礦做過苦工的經國，正在烏拉山重機器廠工作。他後來自述道：「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十一月間，蘇聯內政部突然對我嚴密監視。每天總有兩個人跟蹤我，我幾乎連一刻的自由都沒有。我覺得我像個囚犯一樣。」

十二月初，中共穿過了最後一道封鎖線，蔣介石馬上又向莫斯科提出釋放經國的要求。克格勃的人告訴經國：「中國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蘇聯政府對蔣介石說他兒子不願回國。蔣介石一面感歎「俄寇之詐偽未已」，一面又感覺「泰然自若」。他在日記中寫道：「當此家難，能以一笑置之，自以為有進步也。」蔣介石明白他的兒子是安全的，只是他還得再為中共做更多的事。(待續)

13 長征之二：躲避張國燾 1934～1935年 40～41歲

十二月中，蔣介石把長征的紅軍趕往貴州。正如蔣預見的，四萬紅軍的降臨嚇壞了貴州軍閥王家烈。他後來寫道：蔣「早就想攫取貴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這次，他的『中央軍』乘尾追紅軍的機會，要進貴州來了，我又不可能拒絕，前思後想，心緒異常煩亂。在當時形勢下，我決定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十二月十九日，中央軍八個師進駐省會貴陽，立即開始修機場、築公路，照王家烈的說法是「反客為主」了。

蔣接著把紅軍朝四川趕。他截斷了紅軍的其他途徑，只敞開這一條大道。蔣的計劃是按貴州模式接管四川，然後再把紅軍北上趕到陝北去。可是在這個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了：毛澤東死活不進四川。原因並不是他有意破壞蔣介石的計劃，而是為了個人在中共黨內的權力。

毛一進貴州就積極行動要奪權。他早就在進行分化中央、爭取同謀的活動，特別力爭兩個他從前並不喜歡的人。一個是綽號「紅色教授」的王稼祥，一個是接任他「總理」職位的張聞天。毛跟這兩個人早先都幹過仗，現在他竭力拉攏他們，因為他倆都對第一把手博古心懷不滿。

這兩人曾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學，不甘心比他們年輕的博古跨越他們成了黨的領袖，把他們時時排斥在決策之外。張聞天后來說博古「排擠我」，「我當時感覺得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裡很不滿意。記得在出發前有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閒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

這個『三人集團』一塊兒行軍，通常是躺在擔架上。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在艱難的長征中，他們大都被人抬著走。毛甚至設計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毛誇耀他跟王稼祥的擔架：「『你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一個病號，一個彩號，抬著走。』他同稼祥頗為得意地向我介紹他們的『傑作』。這種擔架，竹子抬桿，長長的，爬山方便，抬起來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好像南方江河裡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曬。」

毛後來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長征中「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看了不少書。」對抬擔架的人來說日子可就沒那麼舒服了。長征過來人說：「爬山的時候擔架員們只能用膝蓋跪行，有時直到膝蓋跪爛，才能爬到山頂。爬完一座山，灑下一路血與汗。」

毛跟博古的兩位嫉妒的同事在擔架上謀畫怎樣奪權。路窄時一前一後，路寬時並排抬著，讓他們的頭湊在一起好說話。有一次碰頭是在一處橘林裡，綠樹上掛滿了金黃色的橘子。擔架夫停下來歇氣，把他們並排放在地上。「三人集團」決定他們的目標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軍權給毛。黨權給張聞天，三人中唯一的書記處書記。王稼祥呢，他將從政治局候補委員晉陞為正式委員。各人的位子都安排好了，他們就要求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蘇區為什麼垮臺。

博古爽快地同意了。他一直在為喪失中國的第一個紅色政權而非常苦惱，曾屢屢舉起手槍對著自己，好像在考慮自殺。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到十七日，政治局委員跟軍事領導人等二十來人，在貴州北部的遵義城開會。會上爭來爭去，毛等三人把責任都推在博古與李德身上。

中共黨史稱這次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裡的領袖地位。其實會上毛既沒有成為黨的領袖，也沒有被授予軍隊的指揮權。會議結果，博古仍然做黨的第一把手。李德是唯一的外國人，被撤了軍權。儘管毛的「三人集團」提議要毛接管，大多數人沒有響應，要周恩來繼續作「最高軍事首長」，「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淺

(★遵義會議上大多數人並沒有擁戴毛，還可從另一事實上看出：毛後來雖然屢提遵義會議，可除了他的兩個同謀者外，點不出幾個支持他的人名來。)

不過，毛在遵義會議上獲得了一個成敗攸關的突破：他終於進入了決策核心「書記處」。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認可的書記處有七名成員，四名在長征途上：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另三名是留在蘇區的項英，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王明，以及紅四方面軍的首領張國燾。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提議毛進書記處，儘管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無權提議誰做書記處書記。

毛當上了書記處書記，這使他只需對付幾個人就能決定大局。長征途上的四名書記中，張聞天是同謀，陳雲是一個躲開權力鬥爭的人，又常常在基層處理行軍中的具體問題。剩下的只有博古跟周恩來。毛的策略是拉周打博。遵義會議要寫一個「決議」，一般這是第一把手的事，但這次張聞天獲權起草。這個決議將要傳達給全黨，還要送交莫斯，對周恩來再重要不過。張聞天初擬的決議上，標題就點了周恩來的名，說喪失中央蘇區他是禍首之一：「博古、周恩來、華夫（即李德）同志錯誤軍事政策的總結」。周跟毛等人合作了，他的名字也就被劃掉了，決議中對他的批判也大大降級。

正如李德冷冷地寫道：周「巧妙地跟博古和我保持距離，使毛集中火力攻擊我們而放過了他」。這樣一來，毛在書記處中佔了多數。遵義會議一結束，參加者分別回他們的隊伍，毛立刻左右書記處作出決定：「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幫助者」這個頭銜，軍事辭典裡大概難以找到。毛就這麼把一隻腳插進了軍事領導中。

新的書記處接著把王稼祥提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最重要的是，遵義會議三星期後，二月五日，在位於三省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裡，張聞天取代博古，當上了中共第一號人物。奪權的經過是這樣的：毛跟張聞天結夥先去找周恩來，談好了再去把這個「多數人決定」通知博古。博古後來說，他們跟他「沒完沒了地談，施加了無窮無盡的壓力」，他不得已才讓位。

由於張聞天當第一把手不是遵義會議的決定，而是幾個人搞的「政變」，因此密謀者們等了幾個星期，直到打了一場勝仗，有了定心丸，才宣佈了這個更換。從此毛澤東當上了那個雖不乏雄心但欠狠心、欠手腕的張聞天的幕後操縱人。


遵義會議決定的方針是：北渡長江，到四川去，同已在川北的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協同作戰，建立根據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紅軍離開遵義，朝四川行進。四川就在遵義北邊，接近蘇聯控制的外蒙古、新疆，是紅軍北上打通蘇聯的必經之路。★二十二日，中央打電報給張國燾，要張前來配合策應。

(★ 美國駐雲南的副領事當時向華盛頓報告說：「中國的形勢一天天地更嚴重了。如果沒有奇蹟發生，共產黨人就要不管怎麼樣闖進四川了。到時候，那個人們知道的打通蘇俄的計劃就要實現了，那時再談摧毀共產黨就是一句空話了。」前蘇聯軍事顧問斯坦恩制定了幾套朝四川方向運軍火的方案，包括提供「飛機大炮」，「和足以裝備五萬人的武器」。蘇聯武官雷邦也為運輸途徑提出秘密建議。莫斯科派中共前負責人李立三到靠近中國邊界的秘密蘇軍情報點，著手恢復跟中共的電台聯繫。)

但對毛來說，四川不能進——進了遲早要跟張國燾會師。這時，張聞天尚未當上第一把手，一旦會了師，張聞天任一把手將毫無希望，毛也就當不了幕後操縱人。

張國燾的資格很老，一九二一年中共召開「一大」他就是會議主席，那時毛澤東還不起眼，張聞天連黨也沒入（他一九二五年入黨）。不像毛，張國燾是按共產黨程序選出，莫斯科欽定的書記處書記。張國燾又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在蘇聯住了好些年，還見過斯大林。他一九三一年一月從莫斯科回國後，被派去中央蘇區以外的鄂豫皖，到一九三二年夏天，把鄂豫皖建成了個擁有四萬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五十萬人口、四萬五千紅軍的大型根據地。蔣介石在那年秋天把他趕出鄂豫皖，他到了四川北部，一年內又建立起新的更大的根據地，拉起一支八萬人的大軍。★淺

(★張國燾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川北在一幫格外貪婪的軍閥統治下。縣城裡也有「打精巴子」的老百姓；窮得赤身裸體，縮成一團在路上走。紅四方面軍到來之前就有農民起義，紅軍得以大量徵兵。紅四方面軍的軍事指揮官徐向前論才能在中共將帥中數一數二。紅四方面軍一九三二年底從川北入川時，據徐向前說，蔣介石的中央軍也想趁機跟著入川，但四川軍閥「硬是不要他們進來幫忙」，給中央軍「吃了閉門羹」。)

憑實力，憑資歷，憑地位，張國燾在會師後都幾乎可以肯定會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

張國燾不會當毛的傀儡。像毛一樣，他也會為了權殺人不眨眼。在他的根據地裡，他也屠殺當地領導人，也親自主持過刑訊。受害者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勒死，有的活埋。紅四方面軍指揮官徐向前說：張國燾「藉口肅反，翦除異己，建立個人統治」。

有這麼一個人物在場，毛澤東難以出頭。要是他跟張國燾爭權奪利，說不定自己會喪了命——他在江西大打AB團時的同夥劉士奇，就是張國燾殺的。迄今為止，毛對付的黨的領導人都為黨殺人而不為個人權力殺人。無論毛如何跟博古、周恩來搗亂，他們也不會碰他。但對張國燾他就不那麼有把握了。毛一定得迴避跟張國燾會師。

但毛無法反對進四川，他只能跟著走。到了四川邊境，他開始耍花招。他堅持要紅軍設埋伏打一支尾隨的敵軍。這支敵軍是四川軍隊，有能征善戰的名聲。毛的用意是紅軍如果打敗，那麼他就可以以川軍太厲害的藉口把紅軍留在貴州。

這場埋伏戰毫無道理。敵軍並沒有擋在紅軍前面，而且根本沒有騷擾紅軍。遵義會議制定的向四川前進的計劃中，曾特別說：「對尾追之敵」「應迅速脫離」，「勿為敵人所抑留」。但最高軍事負責人周恩來順從了毛。
(待續)

一月二十八日，毛下令在一個叫土城的地方設伏。結果如毛所料，敵軍名不虛傳，反守為攻，把紅軍打得落花流水。根據毛的部署，紅軍還被擺在背水作戰的地位上，背靠一條被窄窄的峽谷擠得水流湍急的赤水河。毛站在遠處的山頂上，觀看他的隊伍的慘敗，一天後才下令退兵。天下著雨，山路滑，退兵爭先恐後往前趕，傷員和婦女被推到後面。敵人緊追過來，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背包被一把拽住，她甩手扔掉了背包，才得以跑脫。長征中這是唯一一次非戰鬥部隊成員離敵人如此近。

四千紅軍死亡或受重傷：整個中央紅軍的十分之一。土城之戰是長征中最大的敗仗，一天之中損失的人數比渡湘江時的傷亡還多。後來中共說，遵義會議後毛挽救了紅軍，事實恰恰相反。

赤水河上紅軍搭起浮橋向西退去，重武器和X光機等醫療器械都扔掉了。朱德手提駁殼槍，親自掩護撤退。他平常安詳從容，現在也忍不住惱火發脾氣。疲憊不堪的官兵們背著拉著他們的同志，在崎嶇的山路上艱難地爬行。下大雪了，雪埋住了密密的森林和深深的峽谷。嚴寒、飢餓、筋疲力盡、傷員的痛苦呻吟，使倖存者幾十年後仍記憶猶新。

這場敗仗為毛不進四川提供了根據。就在這時，毛與張聞天奪了博古的權。兩天後的二月七日，入川計劃宣告作廢。但這時紅軍已經在四川境內了，因為赤水河以西就是川南。軍事指揮官都贊成繼續北進，與張國燾會合。毛的老搭檔林彪也和別人一樣不滿毛挑起土城之戰。當毛到林彪的部隊去爭取林的支持時，林把一肚子的火都掛在瞼上。但是，依然是毛說了算。

紅軍於是再渡赤水河返回貴州。成千傷員被留在河西邊的深山老林裡，無衣無食無藥，幾個月內大多數都難逃一死。（★長征中一般是把傷員留在老百姓家裡，留給他們一點錢。他們的命運靠的是運氣。張國燾的部隊留下了一些受傷生病的女兵。在紅色統治下受過罪的當地人有的在她們身上洩憤，用割乳房、把木棍打進陰道等種種酷刑折磨她們。為了生存，有的女兵嫁給了當地相對富有的人，但中共掌權以後，她們被劃為「地主」，一生挨鬥受歧視。一九八五年，黨史學者找到她們時，看見這些六、七十歲的人在嚴寒的十一月連鞋部捨不得穿。）

二十七日，紅軍重占遵義。蔣介石要的是紅軍去四川，不要紅軍在貴州立足。他派了兩個師前來攻城，又派飛機轟炸。紅軍打退了進攻者，穩住了陣腳。毛大喜過望，因為這兩師是強敵中央軍，如果紅軍能抵禦他們，就能在貴州站住腳。興高采烈的毛賦詞抒情：「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有了這場勝仗墊底，毛和張聞天才向中央紅軍，以及向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發電報宣佈：張聞天現在是頭號人物，毛是書記處書記。張聞天緊接著任命毛為紅軍「前敵總指揮」，一個專門為毛設立的位子。自寧都會議以來，毛第一次有了軍事職務。

但毛的「勝仗」代價慘重。彭德懷心情沉重地報告說，三軍團「減員很多，現在只有一個團能維持原編製，每連也只有五、六十人，其餘各團，每連僅編四、五個班」。還說：兩位團長負傷，六位營長傷亡，「現在各團部及軍團參謀處一空如洗」。另一位「深為紅軍的安危擔心」的軍官黃克誠央求說：「剩下的部隊已經不多了。當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應該盡量避免與敵人打硬仗，因為紅軍再也經受不起消耗了。」

可是毛為了在貴州待下去，仍要再打現已控制了貴州的中央軍。三月五日，他下令「消滅」中央軍的兩個師。這一命令在野戰指揮員中引起強烈抗議。林彪在十日打「萬急」電報反對打這個強敵。
那天凌晨，張聞天召開了包括林彪、彭德懷等野戰指揮員在內的二十來人的會議，討論作戰方案。毛澤東在會議上完全孤立，甚至張聞天也不支持他。毛爭著爭著脫口而出，威脅辭職：以「去就前敵總指揮職務力爭」。眾人抓住這句話，馬上說：「少數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幹。」毛被撤了職，前敵總指揮大家選彭德懷替代。

毛自知失言，立刻行動要奪回軍權。當天晚上，他手提馬燈去找周恩來，周還是「最高軍事首長」。毛要周第二天早上再開一次會，這一次的關鍵是，野戰指揮員都無法參加，他們已回各自的部隊去了。

毛向周建議乾脆取消前敵總指揮，代之以一個新的「三人團」，由毛、周、王稼祥組成。周接受了。毛是一舉數得：既不傷彭德懷的面子，又安撫了因未獲實權而牢騷滿腹的王稼祥，還使自己從此在軍事指揮上與周恩來平起平坐。

第二天開會，一切按毛的意思辦。彭德懷的前敵總指揮一職被取消了，不打中央軍的決定也被推翻，大多數人的決定就這樣被幾個人串通著一筆勾銷。

「三人團」決定在名酒「茅台」的家鄉附近的魯班場進攻中央軍。彭德懷請求道：「敵人陣地工事堅固，地形對我不利，無攻破〔中央軍〕周渾元可能。似應迅速脫離當前之敵。」但「三人團」堅持說：「以全部力量，於明十五號絕不動搖地消滅魯班場之敵」。

當紅軍遵命向中央軍的堅固陣地進攻時，國民黨以機關鎗迎候，紅軍大敗，傷亡一千多。受到重創的隊伍又擁擠渡過赤水河，被逼回川南。

蔣介石調兵堵住了紅軍回貴州之路。害怕和張國燾會師的毛硬是命令紅軍調過身來再渡赤水，強回貴州。這個決定是如此不通情理，如此不得人心，一道不尋常的命令以「黨中央總政治部」的雙重名義下達給了幾個高級指揮員：「這次東渡，事前不得傳達，以保秘密。」

兩個月了，紅軍四渡赤水，繞來繞去。李德納悶地記道：紅軍在「兜圈子，越兜越小，有的地方經過了兩三次」，「疲憊不堪、毫無結果地亂繞」。眼看著紅軍給自己徒添慘重傷亡，他以為這一切是「古怪、不理智」。不僅中央紅軍無端受罪，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已離開根據地前來策應，何去何從，懸而不定。為了個人權力而不顧紅軍死活的毛，後來把「四渡赤水」叫作他的「得意之筆」。

蔣介石跟李德一樣，也完全不明白「紅軍徘徊於此絕地」是在搞什麼名堂。他以為紅軍肯定會進四川，中央軍可以就勢跟進，已在三月二日飛往四川最大的城市重慶，實行統一四川的大業去了。他的首要任務是取消大小軍閥割據的「防區制」。但軍閥們暗暗抵制，蔣無法制住他們，中央軍不在手邊。

蔣努力要把毛趕進四川，他飛返貴陽，派飛機轟炸紅軍，使紅軍不能在貴州立足。同時，蔣公開地將把守在四川邊境的部隊調開，等於告訴毛：那裡沒設兵，趕緊去四川！但毛帶著紅軍朝相反的方向——南方——跑去。蔣搞不懂紅軍在幹什麼，一度猜想他們是不是想打貴陽。但紅軍沒在貴陽停留，急急地從貴陽旁邊南下走了。

在連續不斷的轟炸下，紅軍每天急行軍四、五十公里，走得死去活來。過來人描述道：「部隊越來越筋疲力盡了。飛機在天上飛過的時候，我們簡單地往路邊一滾，也顧不上像從前那樣看看有沒有東西作掩體。在村子裡睡覺時，要是炸彈落下來，我醒都不會醒，要是落在我身邊，我翻個身就是。」「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去。雖然年初有幾千人參軍，★紅軍人數還是少多了。」（★貴州的老百姓非常貧窮，紅軍得以招收數千士兵。）

在這段急行軍中，紅軍不得不丟棄剩下的醫療器械，醫院也解散了。傷員從此幾乎得不到治療。除子彈傷、炸彈傷外，大多數人的腳還因為穿草鞋天天疾走，擦傷感染，一著地就疼痛異常。

而紅軍要是進四川北上，完全不必經歷這些災難——紅九軍團就是證明。在貴州境內南下過烏江時，九軍團的兩千人因作後衛被截斷在烏江北岸，他們無法繼續南下，只好去四川。他們發現，除了一兩場小小的遭遇戰外，再沒人找他們的麻煩。他們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下、在陽關大道上大搖大擺地行走，一停下休息就是好幾天。


毛澤東的「得意之筆」也給他的妻子帶來痛苦。賀子珍跟隨「幹部休養連」行軍。土城惡戰之後，紅軍在瓢潑大雨中走了三十公里，來到白沙。即將臨盆的子珍下了擔架，在一間草房裡躺下。幾小時後，她生了個女兒，她跟毛的第四個孩子，這天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紅軍只在白沙停留一天，像以往兩次那樣，子珍得把孩子留下。當她就要被抬著上路時，澤民的妻子把女兒裡在一件外套裡抱給她看，然後抱著孩子，拿著一把銀元和做貨幣用的鴉片，去找人家收養。澤民的妻子讓她給女兒取個名字，子珍不住地流淚，搖搖頭，說她再不會見到這個孩子了。果然，收留孩子的老人沒有奶，三個月後，孩子渾身長瘡化膿，不久就夭折了。

共產黨掌權後，子珍生活中的一個主要內容是尋找她遺留的孩子，但她從未認真找過這個女兒。她對身邊的人傷心地說：「長征路上生的這個女孩子，我連看都沒看清楚她長個什麼樣子，也說不清楚具體是在什麼地方，送了什麼人家。」但孩子縈繞在她的內心深處。一九八四年，她去世的那一年，當年的幹部休養連連長去看她，閒談中，她突然冒出一句：「我是在哪個，哪個地方生的小孩子，你還記不記得？」

生孩子時毛澤東沒有來看子珍，儘管他在同一個鎮裡。後來行軍路上遇上了，子珍告訴他孩子丟下了，毛只點點頭說：「你做得對。」

賀子珍對毛的冷漠是難過的。她對朋友說，毛有一句話使她「很受傷害」。毛對別的女人說：「你們為什麼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賀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雞下蛋那麼容易，連窩都沒有搭好就生下來了。」事實上，長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有個女人在行軍中臨產，還一步步走到宿營地。第二天，孩子留在了空屋裡睡過的稻草堆上，身上蒙著稻草，哇哇地哭著，母親又上路了。在涉過一條冰冷的河水時她暈了過去，她的戰友們找來一張木桌，輪流抬著她走。安全部門頭子鄧發的妻子分娩時，痛得在地上打滾，嘴裡罵鄧發。鄧發被找來，站在一邊垂著頭。博古夫人說：「行軍中騾馬比老公好！」(待續)

14 長征之三：獨霸連接莫斯科之路 1935年 41歲
當一九三五年六月兩支紅軍會師時，毛率領的中央紅軍處在悲慘的境地。剩下的這一萬來人身體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丟光了，步槍平均每支只有五顆子彈。曾是張國燾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對張說：中央紅軍「過去曾是一個巨人，現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頭。」

作為鮮明的對照，張國燾統率下的紅四方面軍在他們自己的長征初期只有兩萬人，現在增長到八萬多人。隊伍身強力壯、訓練有術，機關鎗、迫擊炮一應俱全，是支真正的勁旅。

以這樣的實力作後盾，李德寫道：張國燾「接待我們好似主人見客，舉止充滿自信，很清楚自己軍事上、行政上的優越……他的幹部控制了這個地區可憐的出產，幾萬大軍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約四十歲，個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擔心的時刻到了，得跟張國燾「排座次」了。張國燾無論從實力還是從資歷講都應該不掌黨權也掌軍權，但毛無意讓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張攤牌，似乎處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卻佔了上風，因為書記處的三個書記——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此時都站在他這一邊。

張聞天沒有毛就當不了第一把手，當初不讓紅軍進四川，他是點了頭的。周恩來一再出於怕毛而由毛擺佈。博古照理說是被毛逼下台的，現在應該棄毛而跟張國燾聯手。但元氣大傷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紅軍時，沒有對毛進行抗爭，現在才出來說話，未免太不像領導人的樣子。總之，中央紅軍被拖垮，整個書記處都有責任。對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最有利的，還是繼續與毛站在一起。結果是張國燾在書記處裡處於一比四的劣勢。
為了推卸責任，毛等人眾口一詞地說中央紅軍是國民黨打垮的。但至今仍強大的紅四方面軍也備受國民黨打擊，而且在蔣介石削弱紅軍的方針下，比中央紅軍所受的打擊厲害得多。為了壓制紅四方面軍的「興師問罪」，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責紅四方面軍是「軍閥主義」、「政治落後」、「土匪作風」。

這些帽子激怒了紅四方面軍，兩軍開始互相爭吵。看著中央紅軍的狀況，紅四方面軍問：「這樣的中央和毛澤東還能領導我們嗎？」

中央紅軍的幹部、戰士也紛紛訴苦。幹部指責領導無能，「老是亂跑」，「不知道跑到哪裡去」，「應使全軍得到休息整理」。戰士抱怨「沿途拋棄傷病員，卻要抽調戰士來做轎夫，抬那些要人們和他們的妻子」。

中共領導「坐轎子」是長征中最激起憤怒的事。一位長征老戰士在六十多年後說起來還氣得胸脯起伏：「他們說是說平等，自己坐擔架，地主作風。我們小聲悄悄說，不敢說出來。不過還是有少數人大聲說。」領導給他們「做工作」：「說中央首長很辛苦，雖然他們不走路，沒有背東西，他們的腦筋比我們苦。我們光走路，吃東西，不管事。」這樣的強詞奪理當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幹部休養連裡的受傷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沒有一個人死，被人抬著走的中央領導沒有一個人死，哪怕受重傷的也沒有一個人死。相反，比他們年輕得多的擔架夫、護士、警衛員，在長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紅軍如今到了幹部多，戰士少的地步。


「排座次」的過程中，毛只給了張國燾一個軍委副主席的象徵性職位。軍委那時形同虛設。張國燾不滿，他手下的人堅持要求讓張統率紅軍，毛避而不答。雙方相持不下，中央調不動紅四方面軍。九萬人的兩支大軍，擠在貧瘠的藏區高原一隅，開始斷糧。當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撐這麼多外來人口。紅軍自己說，他們是在「與民爭食」。田里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來年無糧。毛把這掠奪當作笑話講，對斯諾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斯諾說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機會就鑽出樹林襲擊紅軍。後來中共出版的長征日記裡時有這樣的記載：「沿途死屍甚多，大部是掉隊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慮來考慮去給張國燾什麼職位。張聞天提出把他的黨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給張國燾。毛不同意。他寧願給張國燾軍權，然後用黨的名義來指揮張國燾。實力地位固然要緊，但在共產黨的世界裡，名正言順還是「黨指揮槍」。七月十八日，張國燾被任命為紅軍總政委，任命說他將「直接統率指揮」「一切軍隊」。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戰役計劃」：全軍北上，先到甘肅的夏河、洮河一帶，然後向蘇聯的衛星地區新疆行進，按毛澤東的話說，「地理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造兵工廠。」就是在這個北上的戰役行動中，毛澤東搗了個鬼，把張國燾從這條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戰役計劃」，紅軍分為兩支，主力由張國燾和朱德率領出阿壩北上；另一支叫右路軍，由張國燾手下大將徐向前、陳昌浩統領，走東邊的路經班佑北上。毛自己選擇他和中央部隨右路軍走，中央紅軍主力林彪、彭德懷部也在右路軍裡，受徐、陳指揮。

張國燾和他那支部隊出發後九天，毛開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義發電報給張國燾，要張不攻阿壩了，改變路線，靠到右路軍這邊來，「即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毛就這樣一手更改了剛剛制定的「夏洮戰役計劃」，要張國燾跟他的幾萬大軍驟然改變行程。

張國燾八月十九日回電說他已經在阿壩附近，一兩天內即可攻下，那是條陽光大道，「有三四條平行路向阿壩北進，人糧甚多」，而班佑那條路是個未知數：「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給張國燾施加壓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決議說張國燾走得太靠西，本來那條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現在成了「機會主義之投降困難，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客觀上正適合敵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譴責，要叫張國燾改道，是因為他發現張國燾走的路線是一條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邊，跟蘇聯先取得聯繫。毛決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毛要張國燾跟在他後面走。

這時毛也瞭解到，他本人選擇的經班佑的路極其難走，將穿過一片險惡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個星期。草地是積滿水的低窪沼澤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會把人整個吸進去。這裡杳無人煙，吃住無著。氣候惡劣多變，一會兒是瘴氣滿目，一會兒是冰雹暴雨，而且樹木稀少，很難生堆像樣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間溫度也在攝氏零度以下。所有這些艱難困苦，外加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氣候，使過草地如穿地獄。張國燾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後面將會更慘，因為連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隊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隊燒完。

在把政治局譴責張國燾的決議發給張後，毛坐著擔架上了路，走前輕裝扔下一堆他最喜歡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軍後林彪的總結是：「途中無人煙，須過五次河，有三次無橋」，「三百餘人全無雨具，通身透濕」，「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擁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動的畫畫：「草地看上去是一張誘人的綠被，但下面是殺機四伏的黑色沼澤。誰要是失腳離開那狹窄的小徑而踏上綠地，薄薄的一層便在腳下斷裂，人被吸了下去……我們趕著當地的牛馬，他們能直覺地找到危險最小的途徑。地面上總是掛著灰色的霧，一天總有好幾次冷雨紛紛，晚上又變成濕漉漉的雪或凍雨。沒有屋子，沒有樹，眼睛望穿也望不見灌木叢。我們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著睡覺。薄薄的毛毯，寬沿的草帽，蠟紙傘，還有個別偷來的披風，這些就是我們唯一的防護。早上總有些醒不來的——寒冷和疲憊的犧牲品。這還是八月中呢！……赤痢、傷寒，又開始了它們的征服……」

李維漢回憶道：「過草地時，紅軍沒有東西吃，馬死了就剝掉皮吃。前面的部隊吃馬肉，後面的部隊啃骨頭。實在沒有東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帶。」「我看見一條毯子蓋著幾個戰士，怕他們掉隊，就趕快下馬，揭開毯子想喊他們起來一起走，仔細一看，四個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劉英說：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犧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來走，周圍不斷見到同伴的屍體。長征的一路上我沒有犯過病，但第六天，也開始瀉肚子了。那時也顧不得害羞，隨時蹲下來就拉，繫好褲帶又趕快趕部隊。一直拉了兩天，我咬著牙挺過來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個杳無人煙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莊，看見了群眾，看到了牛羊和炊煙，看到了田裡有大蘿蔔，真是高興極了。過草地犧牲最大。這七個晝夜是長征中最艱難的日子。到班佑，我覺得彷彿是從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間。

在只有一二十間屋子的小村落班佑過一夜，住進以犛牛屎為牆，以犛牛屎為屋頂的牛屎房，在犛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乾衣裳，是不可思議的豪華，只有倖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華。僅林彪的一軍團就有四百人死亡，佔全軍團人數百分之十五。

這就是毛澤東要張國燾的數萬大軍放棄平坦的大道，轉兵前來經歷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義，毛給張國燾打了一封封電報，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後發的電報裡，毛謊稱路不長，可供宿營的處所也多：「毛兒蓋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議以三至四個團掩護能行之傷病員及資材，從卓克基經毛兒蓋緩緩前進」。

(待續)

[ 本帖最後由 Red_Guard 於 2008-6-28 00:45 編輯 ]

14 長征之三：獨霸連接莫斯科之路(下) 1935年 41歲

毛要張國燾把傷病員、輜重都統統帶上！表面上他說這是使他們「免致拋棄」，實際上是讓張的隊伍加倍受苦。毛是以中央的名義下命令，張國燾只好服從，帶著數萬大軍開進草地。一兩天後，草地的滋味他就領教夠了。九月二日，部隊來到一條漲水的河前。他給毛發電報說：「偵察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架橋材料困難，各部糧食只有四天……現在繼續偵察徒涉點，並設法架橋」。

第二天仍無法過河，他決定不再前進，電告毛：「（甲）上游偵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師只兩天，電台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嚮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乙）如此，已影響整個戰局，上次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這次又強向班佑進，結果如此，」張國燾打馬回程了。

在這樣的周折下，一個月過去了。寒冷的季節在高原來得格外早，張國燾做出了一個毛澤東想要他做的決定：停止北上等待來年春天。他電告毛：北進「時機已失」。他的部隊中三分之二的人患了腳病，行走困難，再行軍「減員將在半數以上」，而且「阿西以南彩病號盡需拋棄」。

張國燾推遲北上，毛搶先與莫斯科取得聯繫的意圖可以實現了。

但問題來了：張國燾要毛所在的右路軍也停止北進，南下跟他會合。張在九月八日命令右路軍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率領所有部隊南下。徐、陳決定服從張國燾。毛當然不可能南下，但他擔心右路軍中的中央紅軍會被帶走，於是悄悄用一個謊言拉走了他們。在九月九日到十日的夜晚，他和張聞天對少數幾個人說張國燾命令右路軍負責人加害中央，因此他們必須連夜把部隊帶走。★劉英記得她是在半夜被叫醒的。「『起來，起來！馬上出發！』大家問：『出什麼事啦？』『到哪兒去啊！』……〔答〕說：『不要出聲，不打火把，一個跟著一個，跟我走！』一口氣急行軍十來里路，過了一個山口，才停下來喘口氣。」同時，毛派他信得過的葉劍英，帶走負責通訊聯繫的二局，把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偷了出來。
（★那天晚上，這個謊撒得很含混，而且是對少數幾個人說的。十八個月以後，毛才在較大範圍內宣佈說張國燾叫他的人「解決」中央。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毛著手清洗張國燾的時候。在那之前，儘管也有中央決議譴責張國燾「分裂紅軍」，這個指控並不在其中。毛張之間無數的電報也沒提這件事。甚至毛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跟莫斯科恢復電台聯繫後給莫斯科的譴責張的電報也沒提這事。一九三八年四月，毛向莫斯科報告開除張國燾出黨，也沒提這件事。這一切都證明，張國燾沒有下令傷害毛。）

在帶領中央紅軍出走上，毛的關鍵同盟是彭德懷。不久前，彭才反對過毛的指揮；跟張國燾會師後，他也不是對拉攏他的張無動於衷。彭決定跟毛走，原因不僅是毛代表中央，還在於北上意味著打通蘇聯。彭很清楚，這是唯一的成功之路。

九月十日清晨，徐、陳兩位指揮官早上起來，大吃一驚地發現毛等人不見了，中央紅軍不見了，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接著營地外圍的部隊報告，毛一行人在後面放了警戒哨，端著槍準備向任何追兵開火。部隊請示徐陳打不打？他們決定：紅軍不打紅軍。毛得以順利離去。

隊伍走了一陣子，看見紅四方面軍的宣傳隊在遠處山坡上招手喊話：「同志們！不要跟高鼻子走！趕快回頭呀！」高鼻子指李德，他也接到那個謊言，說張國燾下令「在必要時解決中央」。喊話使被偷偷帶走的官兵第一次聽說他們跟紅四方面軍分道揚鑣了，紅軍分裂了。惶恐不安的情緒籠罩著部隊。政治部立即派人到連隊督促士兵們快走，怕動搖的人往回跑。

這時毛手下的部隊不到八千。毛站在路邊，默默地看著他們走過，計算兵力，觀察情緒。他特意讓彭德懷站在身旁，以示對他的支持。大多數紅軍戰士，甚至高級軍官，都難得離毛這樣近。長征以來，這是毛第二次在部隊前露面，第一次是在遵義群眾大會上。

毛的下一步是讓蔣介石不給他找麻煩。為此他得設法通知蔣，現在往北去的只是一支被嚴重削弱的小部隊，內含中共中央。果不其然，出走後幾個小時，國民黨就知道了這些情況，知道有哪些部隊跟毛走，知道他們是如何的筋疲力盡。九月十一日，毛出走那天，蔣介石電告毛將通過的甘肅省的省主席：「據報，北竄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內，饑疲不堪」。

張國燾顯然認為這是毛有意透露給國民黨的，第二天他給毛等發電報說：「兄等走後，次晨胡〔宗南〕敵即知彭德懷部北竄，請注意反動〔派〕乘機告密，黨中央無論有何爭執，決不可將軍事行動洩之於敵。」

洩密使毛餘下的一千公里一路順風。只在一個叫臘子口的山隘處有一場小小的遭遇戰。雖然參與的人只有十來個，後來被吹噓成「突破天險臘子口」的大仗。如李德所記：「除了幾個放冷槍的以外，這一截沒有敵人。」中央軍像影子一樣跟著他們，在他們南邊平行，目的是不讓他們折回中國腹心地帶。

與紅四方面軍分裂的次日，在甘肅南部的俄界，毛宣佈去陝北紅區。毛跟中共核心早就知道陝北，莫斯科在長征前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就電告他們要大力發展這塊根據地。


甘南沿途是燦爛陽光下的金色谷穗，綠色草原上的柔順綿羊，農夫荷鋤徐行的田園風光。好客的當地人把紅軍迎進家裡。官兵們多少個月來第一次洗到熱水澡，刮了鬍子理了發，吃著由羊、雞、大蒜、花椒跟麵條烙餅組成的美味佳餚。

為了不把當地人變成敵人，毛澤東發佈了嚴格的命令，要「嚴整紀律」、「違者嚴處」。當地人中六成是回民，紅軍禁止殺豬吃豬肉，回民中的有錢人也不能當土豪打。

友善的結果是紅軍大量逃亡。國民黨電報說岷縣一地就有一千多紅軍戰士自首。毛要政治保衛部門「注意收容落伍人員」。未來中共軍隊的總參謀長黃克誠回憶道：「在向陝北進軍途中，掉隊的人一路不斷。部隊政治保衛機關認為掉隊和情緒不振作有關係，懷疑掉隊的人會投敵叛變，於是，又採取殘酷的懲罰措施。」他本人「小心翼翼地跟著部隊行軍，生怕掉隊而遭到處理」。「處理」是處決的委婉說法。黃又寫道：一天行軍，「走了很遠的路才停下來宿營。我雖然疲勞已極，但硬是咬緊牙關掙扎著往前走，直到夜裡十一點鐘趕到宿營地才安下心來。」

最後這一個月的旅途是最輕鬆的，但毛喪失了一半人：逃亡、掉隊、死於疾病與政保部門之手。到達陝北吳起鎮時，部隊只剩下不足四千人了，跟他七年前離開井岡山時數量相當。從外表看更淒慘。一位過來人說他們「在服裝上破爛得不成樣子。沒有鞋襪，很多人用氈子包在腳上，有人還穿草鞋。」吳起鎮已經是個很窮的地方了，但是當地人還都覺得中央紅軍「實在像一群叫花子」。

看似對毛更不利的是，張國燾在毛等出走以後，宣佈另立中央。然而，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毛澤東踏上陝北紅區的土地時，他的心情遠遠不是失落沮喪。與張國燾相比，他與蘇聯的距離是「一步之遙」。莫斯科來人找中共非他莫屬。用他後來的話說，他「一生中最困難的日子」以勝利告終。

十一月中旬，一年多來的第一位莫斯科使者到來了。他叫張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他穿著羊皮襖化裝成貨郎，穿過戈壁灘跋涉而至，頭腦裡裝著跟莫斯科聯繫的通訊密碼，那是他經過反覆背誦而刻在腦子裡的。張浩還帶來一名蘇聯培訓的報務員。不久，跟莫斯科的無線電通訊重新建立起來，控制通訊的是毛。

張浩帶來斯大林的話，紅軍可以通過外蒙古「接近蘇聯」接受軍援。中共長期追求的戰略目標——「打通蘇聯」——可以開始行動。

毛的使者陳雲此時已在莫斯科，十月十五日向共產國際作了親毛的匯報。十一月，蘇聯出版了經過仔細審改的陳雲的報告，稱毛為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政治領袖」。《真理報》發表文章，以天花亂墜的辭藻，把毛描繪成好似契訶夫（Anton Chekhov）筆下的主人公，病體歪歪但意志堅強地奮鬥。標題赫然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自中共成立以來，莫斯科首次正式認可毛為中共領袖。
長征結束當天，蔣介石約見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這是長征開始後蔣第一次見鮑大使。蔣提議跟蘇聯簽訂一個針對日本的秘密軍事同盟。日本這時對中國的侵略又升了級，在華北策動五省「自治獨立」。蘇聯人對蔣說，要訂同盟他得先「跟中共調整關係」。蔣介石的親密助手、「中統」創始人陳立夫隨即秘密跟鮑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談判與中共打交道的具體問題，用的詞是與中共「合作」。
談判中，陳立夫向蘇聯大使要求釋放蔣介石的兒子經國。陳立夫對我們說：「我給他講：我們兩國簽訂協議，弄得很好了，你為什麼要扣住我們領袖的兒子呢？為什麼不能放他回來呢？」陳立夫補充一句，說他這樣做「沒得到蔣公的同意」。看來作為蔣介石以「紅軍換兒子」的知情人，他知道這交易絕對不能說是蔣要辦的。

但是斯大林仍然扣住蔣經國不放。經國做人質迄今已有十年。那年三月，在烏拉山的重機器廠中，愛情給這個二十五歲年輕人的黯淡生活帶來了一束光明，他跟俄國姑娘、技術員方良（Faina Vakhreva）結了婚。十二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為了毛和中共，經國的人質生涯還得繼續下去。(待續)

長征後的未來十年裡，毛澤東的「家」安在中國西北部的黃土高原上，傍著黃河。這裡是望不盡的黃土天地，單調而又悲壯的蒼涼。流水切割成的溝壑像滿臉皺紋，峽谷像鋸齒般裂開，深長幾百公尺。住宅多是依山挖進的窯洞。

全國剩下的唯一紅區陝北，是劉志丹創立的。毛到達時，劉有五千人馬，比毛的還多。在本地同情紅軍的人眼裡，他是個英雄。但當地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不喜歡他剝奪教堂和富人的財產，稱他為「天不怕地不怕的、渾身上下都是反骨的密謀家」。

毛朝劉志丹的根據地出發時，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對高層說，劉在「領導上不一定正確」。九月中旬，主管根據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肅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剛被蔣介石從南方趕到這裡來的紅二十五軍聯起手來，向劉和劉的戰友們開刀。紅二十五軍人數三千四百，不如劉志丹的武裝力量強。但劉沒有抵抗。當他從前線被召去後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時，他仍自己走進了班房。

中共大員譴責劉志丹「一貫右傾」，說他是「為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根據地的反革命」。他服從黨的行為不但不被讚賞為對黨忠誠，反而被歪曲來作罪證，說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黨對其信任」。監獄裡，劉志丹戴著沉重的腳鐮，後來長期走路都成問題。酷刑是家常便飯，燒紅的鐵絲曾捅進他一個戰友的大腿直到骨頭上。許多人被活埋。倖存者習仲勳後來說，他被關在瓦窯堡的一個監獄裡，「埋人的土坑已經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

這個時候毛澤東來了——來扮演一個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傳令停止捕人殺人，十一月底釋放了劉志丹等人，肅反被定性為「嚴重錯誤」，兩個替罪羊受到處分。

毛成了救命恩人，這使他接管陝北根據地時，處在一個再理想不過的地位。那場血腥的肅反使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大受損害，無職無權，毛得以輕而易舉地把他們排斥在領導圈之外。劉志丹作為根據地的創始人，只分給很低級的職務：做由一幫新兵組成的紅二十八軍軍長。毛派親信做政委，以掌握劉。劉志丹沒有怨言，他公開表態支持毛的權威，還要受害的戰友們也都聽中央的。

毛不想把劉志丹作為敵人消滅，他想借助劉的巨大聲望來統治。毛也不想留著劉志丹。劉是本地領袖。毛知道中共遲早要從本地人身上擠搾糧食、金錢、士兵和勞工，這類政策必將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長的幹部因為與當地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容易成為這些反抗的帶頭人。毛要除掉劉志丹，不過辦法跟解決過去根據地裡的當地領導人不同。


在陝北安頓下來不久，毛著手實行打通蘇聯、接收軍火的戰略方針。毛的計劃是東渡黃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裡招兵籌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據地，再向北去蘇聯衛星國外蒙古邊界。

東征於一九三六年二月開始。就像長征一樣，中共宣傳說東征是去打日本。其實一個日本人也沒打，連日本人的邊也沒沾。毛招了些兵，掠奪了些財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蔣介石的軍隊趕回了黃河以西。在這場短短的征途中，劉志丹死去，年僅三十三歲。中共說他死在戰場上，但他死的前後一切細節都說明他是被謀殺的。

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黃河渡口三交。中共說一挺敵人的機關鎗，在掃射進攻的紅軍時，打中了他的心臟。但劉志丹並沒有在進攻的紅軍行列裡，也沒有在兩軍的交叉火力線上，他在兩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遠鏡觀戰。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機關鎗，那挺機關鎗也太神奇了：它本來在朝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射擊，突然一下子轉了個大彎，就那麼一顆子彈，從兩百公尺外準準地射在劉志丹的心臟上，精確度真能使神槍狙擊手汗顏。

劉志丹中彈時，有兩個人在身旁，一個是政治保衛局的特派員，姓裴，長征時他負責看守紅軍的金銀財寶。另一個是劉的警衛員。根據裴自己的描述，劉志丹中彈後，他叫警衛員去找醫生，「當醫生來到時，他〔劉〕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說，劉志丹死時，身邊只有裴一個人。這樣的死法太使人懷疑劉志丹是被裴或警衛員暗殺的。暗殺是政治保衛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給「不可靠」的「首長」派的警衛員通常也是政保部門的人。前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就是在被懷疑企圖率兵逃走時，被警衛員打死的。紅軍將領龔楚在計劃逃亡時，最擔心的也是身邊的警衛員。

劉志丹死前的一系列事件顯示要他死是毛澤東的意思。死前八天，毛下令：「二十八軍以後直屬於本部指揮」。這意味著，劉志丹一旦死亡，向上面報告就是直接對毛。兩天以後，毛任命劉志丹為他迄今一直被排斥在外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這等於劉獲得全面平反，進入軍事決策機構。這樣劉死後會被當作英雄對待，他手下的人不會憤怒造反。最後，十三日那天，是毛親自下令劉志丹去三交的，去的第二天劉就被打死了。

劉志丹下葬的時候沒讓他的遺孀看遺體。她回憶說：「我要開棺看他一眼，周恩來副王席勸說道：『劉嫂子，你身體不好，見了更難過。』所以沒看到。」七年以後終於讓她開棺看了，但那時遺體已經腐爛。那一年毛澤東整飭在延安的中共幹部，特別需要根據地的穩定，需要利用劉志丹的名字。他為劉志丹舉行隆重公葬儀式，把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毛親筆題詞，說劉志丹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

在中共史上，劉志丹是唯一一個死在前線的根據地最高領袖。不僅他，他在陝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幾個星期內先後被打死：楊琪死於三月，楊森死於五月初。也就是說，毛到陝北幾個月內，當地的三個紅軍最高指揮官都「死在戰場」。這樣的命運在紅軍裡絕無僅有。

這三個人死了，潛在的對毛造反的本地領袖不復存在。後來，雖然陝北人有過一些小規模反抗，但都不足以威脅中共政權。毛澤東於是安全地在陝北住了十一年。(待續)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長征完畢到達陝北時，他的目標除了生存就是打通蘇聯。蔣介石要的是把紅軍關在他劃定的地方。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前東北「少帥」張學良。少帥的司令部在西安，與毛的駐地相距三百公里。

蘇聯對毛的武器援助可通過兩個地方，一個是外蒙古，一個是新疆。少帥的三十萬大軍駐紮在通向這兩個地方的路上。

少帥的飛機駕駛員是美國人利奧納多（Royal Leonard）。他描述少帥道：「我第一眼的印象是他像個扶輪社的總裁，胖胖圓圓的，生活優裕，風度輕鬆隨便，討人喜歡。五分鐘不到我們就成了朋友。」
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於一九二八年六月被炸死。★父親死後，張學良歸順了蔣介石的中央政府，繼續駐紮東北，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他率領二十萬東北軍退入關內。蔣介石給了他一系列重要職位，他也跟蔣和蔣夫人宋美齡關係親密，蔣比他大十四歲，張說他把蔣當作父親。
（★史書上說這是日本人幹的事，但最近俄羅斯情報方面稱，暗殺是斯大林下令、由後來殺死托洛茨基的愛廷貢（Naum Eitingon）組織的，然後弄得像日本人搞的一樣。）

但少帥不甘心久居人下。東北面積是法國和德國的總和，他曾是那裡的最高統治者，不慣於聽命令。中國當時想取代蔣介石的大有人在，都清楚成功取決於強鄰蘇聯的支持，都在和蘇聯拉關係。一九三三年，已失去東北的少帥由於失去熱河，被迫「引咎辭職」，去了歐洲。在那裡他向蘇聯暗送秋波，竭力要去蘇聯。但看出他野心的蘇聯人拒絕他入境。斯大林不喜歡少帥。幾年前少帥曾收復了蘇聯控制的中東路，斯大林大為惱怒，派兵入侵東北，跟他打了一仗。少帥也對法西斯主義相當傾心，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一家關係親近。一九三五年八月，莫斯科通過中共發表《八一宣言》，稱少帥為「敗類」、「賣國賊」。

張學良一朝被蔣委派為看守中共的「典獄長」，莫斯科對他態度大變。他值錢了。他可以使中共生存得好一些，更可以幫助中共打通蘇聯。從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向莫斯科的報告可以看出，毛澤東到陝北幾星期內，蘇聯外交官就開始跟少帥秘密來往。

那時張學良頻頻從西安飛上海、南京秘密去見蘇聯人。表面上，素有「花花公子」名聲的他裝作去會女朋友。利奧納多回憶道，一天，少帥叫他「把飛機豎著飛，一支機翼貼近街上，從他朋友住的飯店窗前飛過。我們飛的地方離飯店正面只有十公尺，馬達的轟轟聲把窗戶震得嘩嘩地響。」少帥的一個女朋友住在那裡，這是表演給她看的。一九九三年，九十二歲的張學良對我們說：「我這個人，說起來你會笑，我在上海有個女朋友，那個時候，戴笠拚命偵察我的行動，他們都認為我找我女朋友去玩去了。實際上我是到上海談判去了。」

據鮑大使向莫斯科的報告：張學良向蘇聯人表示，他決心跟中共建立反蔣同盟，與日本決戰，他希望莫斯科支持他。反蔣就是要蔣介石下台；與日本決戰，只有中國的最高統帥才能做到。這些話表明，張學良想取蔣而代之。

少帥也許真想與日本決戰。這是斯大林求之不得的事，但蔣介石迄今為止不肯做。少帥是在向斯大林表態：我張學良來做。

蔣介石不是不想打日本。他的心態是自知打不贏，政策是盡量與日本周旋，推遲決戰的時間。他完全可能希望日本掉頭打宿敵蘇聯，放過中國，實行蔣介石版本的「以夷治夷」。

斯大林就怕這一點。他希望日本陷在中國，用莫斯科在中國的代理人極力鼓動對日決戰。但是，斯大林不信任少帥，尤其不相信少帥有能力統率全中國來打一場對日大戰。一旦中國陷入內戰，只會加速日本征服中國，對蘇聯更危險。

莫斯科沒有直截了當拒絕張學良。相反地，它給張學良一個它在慎重考慮的假象，目的是利用張幫助中共。蘇聯外交官要張學良直接跟中共建立聯繫，讓張學良感到，這是因為他們是駐南京使節，不便同他談這樣的事。少帥與中共之間的秘密會談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首次開場。


蘇聯人只是拉住張學良，毛澤東卻真想跟他建立同盟，拉蔣下台。依賴蘇聯的張學良替代蔣，對毛是理想的出路，中共一下子就會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毛甚至還可能幕後操縱張學良。毛指示談判代表李克農向張學良表示支持他取代蔣介石：在「反蔣的基礎上，我方願與東北軍聯合」，倒蔣後成立新的政府和軍隊：「國防政府抗日聯軍」。毛叫李克農「暗示」：「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張學良〕擔任。」毛還叫李表示：「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毛有什麼能力給少帥軍餉、械彈呢？這自然是暗示莫斯科支持少帥。

對這樣一件大事，張學良希望跟莫斯科直接談判。一月，他看到一直對他關閉的蘇聯大門打開了。宋慶齡與中共特科之間的聯絡員董健吾從上海來到張學良的西安總部。董告訴張學良，毛的兒子正秘密住在他家，現在有計劃把他們送去蘇聯，請張學良派人護送他們去。

楊開慧在一九三○年被國民黨槍殺後，她跟毛生的三個兒子被送往上海。最小的四歲的岸龍來後不久就病死了。岸英、岸青因為生活在秘密環境中，不能上學或在董家之外交朋友，身邊充滿壓力與緊張關係。負責照顧他們的董的前妻對這兩個男孩不能算好。孩子們有時候偷跑出去，在街頭流浪。多年以後，看電影《三毛流浪記》時，岸英情緒非常激動，對妻子說他當年曾過過這樣的生活，在人行道上睡覺，在垃圾堆裡翻找食物和煙頭。

在這些年中，毛澤東對兒子們不聞不問。莫斯科如今決定把他們接來蘇聯，去專為外國共產黨領袖子女辦的學校上學。斯大林親自過問毛的兒子來蘇聯一事，毛沒什麼意見。

張學良把這一建議，看作是蘇聯人同意跟他的人在莫斯科談判。他立刻派一直代表他同蘇聯人打交道的李杜做使者，以護送毛的兒子的名義去蘇聯。這一行九人的整個行程安排全由他包了，不僅為莫斯科省了一大堆麻煩和一大筆旅費，還保障了毛的兒子一路的安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李杜帶上毛的兒子、保姆等乘船離開中國，前往法國海港馬賽。莫斯科告訴少帥，他們可以在巴黎取得簽證。少帥有所不知的是，莫斯科壓根就無意讓他的代表入境。


同月，廣東、廣西兩省聯手發動了一場戰爭，以抗日名義倒蔣。毛勸張學良抓住這個機會，跟紅軍聯合，也像兩廣一樣，分裂出去獨立，成立「西北國防政府」。毛要把大西北從中國分出去，變成又一個外蒙古。他對中共政治局說：「三月間訂立的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蘇聯人〕可以同你聯盟」。

張學良不感興趣。莫斯科也一樣。六月下旬，中共跟莫斯科之間的電台聯繫在中斷二十個月後重新建立起來。在給共產國際的第一封電報中，毛要求莫斯科支持西北獨立，向莫斯科要「每月三百萬美金的資助」。毛的計劃遞到斯大林手裡，斯大林很不高興。他需要能對日全面開戰、拖住日本的中國，不要一個四分五裂、使日本有機可乘的中國。

毛的電報發出後不久，七月，兩廣的倒蔣戰爭失敗。公眾輿論激烈地反對任何分裂中國的舉動。斯大林再次看到：蔣介石是唯一能團結全國抗日的人。八月十五日，莫斯科給中共發出具有轉折意義的電報，命令中共停止把蔣介石當作敵人，跟蔣合作。電報說：「把蔣介石跟日本人同樣看待是不正確的。你們必須努力停止紅軍跟蔣軍之間的敵對行為」，「共同進行反對日本的鬥爭」。「一切服從於抗日事業」 。斯大林要中共支持蔣介石做中國領袖。

莫斯科命令中共馬上跟蔣談判合作，毛不得不接受。中共與蔣的代表在九月初開始談判。蔣介石在長征一結束就同莫斯科談起與中共改善關係。莫斯科要他直接跟中共談，意在提高中共的地位。
(待續)

張學良完全被蒙在鼓裡，仍然以為莫斯科支持他取代蔣。當他對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說他「希望與中共的倒蔣抗日聯盟會得到蘇聯的支持」時，大使跟他哼哼哈哈，助長他的幻覺。毛澤東呢，收到莫斯科八月十五日轉折性的電報後，立即派葉劍英去長住西安，讓少帥放心，不要因為中共跟蔣介石談判就以為政策改變，中共和莫斯科扶張倒蔣政策不變。

斯大林一方面支持蔣介石做領袖，一方面壯大紅軍。一九三六年九月初，蘇聯開始經外蒙古運軍火給中共。毛的貨單包括「飛機、大炮、炮彈、步槍、對空機關鎗、浮橋等等」和蘇聯飛行員、炮手。共產國際十月十八日電告：「貨物沒有你們二號來電所要的那麼多，沒有飛機大炮。」儘管如此，蘇軍情報局管轄的「一家外國公司」「將供給一百五十輛汽車，提供司機和汽油，來回兩次給你們運貨」，每次「五百五十噸至六百噸」。蘇聯準備供給中共的步槍數目與供給剛爆發內戰的西班牙一樣多。

十月，中國紅軍開始行動，要打到鄰近外蒙邊境的一個沙漠據點去接收蘇聯軍火。這時毛在陝北的軍隊剛增加了兩支隊伍，一支是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一年前毛巧施計謀迫使他們待在川藏高原過冬。病死、凍死、戰死，八萬大軍折損了一半。★
（★ 據二○○五年解密的俄羅斯檔案，毛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對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揚說：遵義會議後，他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因為擁有數萬大軍的張國燾正前來吃掉他，但他保持冷靜，轉危為安，反而「殲滅了三萬多」張國燾的部隊。毛澤東的這番詁也清楚地表明遵義會議後他為什麼死活不進四川。）

儘管張國燾的人馬仍是毛的一倍，但他的「中央」已經垮臺，他深知自己處在毛的刀俎之間。徐向前回憶說，張「情緒很激動，還掉了淚。他說：『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張國燾沒有進監獄，但在未來的日子裡，毛將再次削弱他的部隊，然後收拾他。

另一支前來會師的是紅二方面軍，由「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賀龍率領，被蔣介石從湘鄂邊界根據地趕到陝北。這塊根據地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年間也經過血腥的清洗，賀龍後來說：「洪湖的區縣幹部在『肅反』中是殺完了。」只在一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那時殺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到才活下來的」。「洪湖到現在還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倖存者回憶說，有的來不及殺，「用麻包裝起來，繫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嚇得農民不敢出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都變了顏色。」

三支紅軍會師後，毛有了八萬人馬，是他一年前的二十倍。但靠這支軍隊打到外蒙邊境並非易事，國民黨重兵擋在前面。蔣介石無論如何也不會讓蘇聯武器落到中共手中。十月二十二日，他飛來西安親自督戰。

張學良處在兩難地位。他把蔣的作戰計劃偷偷告訴紅軍，也給紅軍現金和冬衣，但無法幫更多的忙，他不能不執行蔣的命令。一個星期不到，紅軍大部被國民黨軍隊壓回陝北根據地，「打通蘇聯」計劃告吹。

毛緊急向莫斯科要錢，「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共產國際馬上寄來五十五萬美金，通過美國經宋慶齡轉交。但這無法解決長期問題。吃的只有黑豆，天開始下雪了，士兵們還穿著破爛的單衣草鞋，窯洞也不夠住。前方指揮員彭德懷住的是一個一公尺高、二公尺寬的牧羊人的土洞，在沙漠邊上，外面狂風亂吹，飛沙一陣陣撲進來。就連毛本人也無法享受舒適。黨中央搬到了小城保安，在那裡他和懷孕的妻子住在一間陰冷潮濕的窯洞裡，洞頂往下滴水。有次一個警衛員推門進去，被大蠍子咬了一口。帶著傳染病的耗子到處亂竄，有的大得像貓，人睡覺時它們大大咧咧地坐在人胸脯上，長尾巴在臉上掃來掃去。


這時張學良看到了一個取代蔣的機會。眼下蔣介石在西安來來去去，張可以劫持蔣。蔣介石既成了他的階下囚，他又拯救了中共，斯大林極可能會把籌碼押到他身上。這是場賭博，但張學良肯賭。他曾對身邊人說過：「誰都有哲學，這個哲學，那個哲學，我有『賭』的哲學，雖然輸一次兩次，但只要不散局，總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撈回來的。」

張學良告訴毛的代表葉劍英他準備發動「苦跌打」，法文「政變」的音譯。十月二十九日，葉劍英用隱諱的語言打電報給毛：「有主駐蔣說，」蘇軍情報局知情人季托夫（Aleksandr Titov）披露檔案材料說：「葉劍英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討論過捉蔣的問題。」那個月，葉離開西安回保安見毛，揣著少帥的「苦跌打」計劃。

毛向莫斯科隱瞞了這一計劃。他知道斯大林不會喜歡。斯大林現在比任何時間都需要蔣介石。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國跟日本簽訂了反共產國際條約，使蘇聯面臨東西兩面受敵的局面，日本正從外蒙古南邊向蘇聯中亞地區移動。條約宣佈的當天，斯大林緊急命令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嚴厲告誡中共放棄反蔣政策，擁護統一的中央政府：「我們需要一個可以領導全民族的政府。趕快做出方案來！」

毛明知自己是在跟斯大林對著幹，於是小心翼翼地與捉蔣行動保持距離。捉蔣前張學良打電報要葉劍英回西安：「有要事待商，盼兄即日來址此。」毛留住葉劍英不放，一面對張學良稱葉「已動身」。同時，毛慫恿張學良捉蔣，打電報表示中共跟蔣介石的談判談不出名堂，因為蔣要價太苛，「我們決心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做無原則讓步。」毛給張學良的印象是，紅軍只可能跟少帥合作，莫斯科遲早會支持少帥。


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再次到達西安。對自己的安全，他沒有作任何特別的佈置。他住在西安郊外的華清池，身邊有幾十個自己的衛兵，但大門跟院子都是張學良的人把守。少帥甚至還把他指派捉蔣的人帶進去到處看一番，連蔣介石的臥室都看了。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蔣介石被劫持。他剛做完每天必做的早操，正穿衣服，聽見槍聲連續不斷。張學良派了四百多人進攻他的住地，蔣的衛兵奮起抵抗，死傷枕藉。蔣跑進後山，最後在一個荊棘叢生的巖穴裡被抓住，身上只穿著睡衣，鞋丟了，背受了傷。跟蔣一道越牆而逃的隨從被打死。蔣介石能活下來，實在是很幸運。

捉蔣行動開始時，少帥給毛澤東發了份電報，告訴毛他已經動手了。開頭第一句話就是：「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接著說他要「改組聯合政府」。這兩句話再明白不過地說明張學良要把蔣介石當反革命置於死地，自己在毛和莫斯科支持下坐上「聯合政府」第一把交椅。捉蔣不是什麼迫蔣抗日的「兵諫」，更有人認為這損害了抗日。胡適當時指出：捉蔣時，綏遠抗戰已經開始，「綏遠的作戰是第一次由統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領導的戰爭。」這時把蔣介石抓起來，「把前一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為了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少帥本人直到死都堅持說他劫持蔣介石「動機純潔」。

毛接到少帥電報時，笑呵呵地對秘書說：「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待續)

捉蔣的消息傳來，中共領導人群聚在毛的窯洞，大家一片歡騰。毛大聲狂笑。笑完後他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除掉蔣介石。蔣一旦死去，中國就會出現權力真空，那就是莫斯科插手的絕好機會。

在他給共產國際的首批電報中，毛懇求莫斯科捲入：「請你們贊助我們」，「用大力援助中國」。他拐彎抹角地請莫斯科准他殺蔣，問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審判」。在共產黨的辭典裡，這就等於判死刑。毛很清楚他的目標跟斯大林有矛盾，所以裝作他也是在捉蔣之後剛聽說，向莫斯科保證中共「在數日內不發表公開宣言」。

背著莫斯科，毛想方設法地要張學良殺蔣。十二月十二日捉蔣後他立刻給少帥發電報說，對蔣「緊急時誅之為上」。同時他派在外交方面初露才華的周恩來去西安。周曾跟張學良談判過，兩人似乎一見如故。派周去的目的是說服張學良殺蔣，用周到西安後給毛的第一封電報中的話，就是對蔣「行最後手段」。

中共總部保安離西安三百公里，騎馬要幾天，毛請張學良派飛機到附近的延安接周恩來。延安這時在張學良手中，有一個飛機場。為了鼓動少帥盡快派飛機，十三日，毛暗示周恩來會帶去莫斯科支持他的話：「國際方面弟等已有所佈置，詳容後告。」

但張學良這時需要的不是中共私下傳話，而是莫斯科的公開支持。十四日，蘇聯的兩大主要報紙《真理報》、《消息報》（Izvestia）都在頭版刊登文章，強烈譴責他，說他的政變是為日本服務，並且毫不含糊地支持蔣介石。劫持蔣兩天之內，張學良就明白莫斯科欺騙了他，中共不守信用，他賭輸了，他完了。

這一擊沉重非常。少帥拒絕邀請周恩來，對毛要周去西安、請他派飛機接周的若干電報，一概置之不理。毛只得在十五日徑直派了周去，一面電告少帥：「恩來本晨出發，明十六日晚到膚施〔延安〕。請派飛機於十六日上午到膚施機場視察，見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

周到達延安時，不但沒有飛機接他，連城門都關得死死的，他只好在嚴冬的城外過了一夜。這是張學良把他的一肚子火都發洩在周恩來身上。毛十七日不得不兩次打電報給張學良：「恩來昨到膚施城外，膚施民團守城不開，交涉不聽。」「恩來在膚施城外等候，請速飭膚施民團讓出該城。」

這天的張學良已冷靜下來打定了主意——放蔣。為此他需要中共的合作。中共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為少帥周圍一大群關鍵人物在中共掌握之下，沒有他們的認可就放不了蔣，秘密離開會有生命危險。
少帥派利奧納多駕飛機下午去接周。天下著雪，利奧納多一看他接的是共產黨人，傻了眼，不久前他的飛機還挨了他們的槍彈。他決定捉弄他們：「我有意專挑顛簸的氣流飛。不時地，我轉過頭去看機艙裡的那些共產黨人，看到他們一手揪開黑長鬍子，一手端著個罐子發吐，我心裡直樂。」

張學良表面上好像一點事也沒有，還跟周挺熱絡，順著周說話。當周勸他殺蔣時，他也裝作同意。周向毛報告說：「張同意在內戰階段不可避免圍攻西安前行最後手段。」

為了使這樣一個前提成為事實，毛希望挑起南京與西安的內戰。他設想派紅軍向南京方向出擊，十五日，曾秘密要他的軍事指揮宮「迂迴並擊破敵頭腦之南京政府」。但他不得不放棄這一打算，因為此舉對紅軍來說無異於以卵擊石，也沒有把握能否挑起內戰。十六日，南京對張學良宣戰，派兵朝西安方向前進，還轟炸了西安城郊。這正中毛的下懷。他竭力勸張學良反擊，打到南京去：「敵之要害在南京與京漢、隴海線，若以二、三萬人之戰略迂迴部隊突擊京漢、隴海取得決定勝利，則大局立起變化，此點祈考慮。」毛盼著大戰會斷了張學良的後路，使他不得不殺蔣。

就在毛積極運動殺蔣之際，斯大林決心要救蔣。十二月十三日，蔣被捉的第二天，行政院長孔祥熙在南京召見蘇聯代辦，對他說：「西安之事，外傳與共黨有關，如蔣公安全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恨，將由中共而推及蘇聯，將迫我與日本共同抗蘇。」斯大林著急了。

十四日午夜，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電話響了，是斯大林打來的。斯大林問：「中國發生的事是不是你決定的？」季米特洛夫趕緊答道：「不是！那是給日本幫最大的忙。我們的政策還是既定政策。」斯大林接著提起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呈交給他的一份準備發往中共的電報草稿，贊成殺蔣。斯大林陰沉地說：「這個王明是什麼人？他是不是個搞破壞的？聽說他想發電報去支持殺蔣。」
當時在共產國際機關裡，沒有不想殺蔣的，甚至斯大林的親信、通常冷冰冰的曼努伊爾斯基也搓著手，激動地擁抱季米特洛夫的助手說：「我們的親愛的朋友給抓起來了，哈哈！」

王明分辯說，那份電報草稿是根據前蘇軍情報局負責外國行動的阿圖佐夫（Artur Artuzov）的建議寫的。阿圖佐夫被抓起來槍斃了。槍斃前他寫了封血書申辯自己無辜，看管他的人冷冷地加上一句說：血「是鼻血」。斯大林放過了王明。季米特洛夫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毛澤東身上，給斯大林寫信說：「我們是一再警告了中共，可中共還是跟張學良建立了非常親密的朋友關係。」「很難想像張學良幹這樣體鋌而走險的事沒有跟他們協調，他們很可能甚至參與其事。」這些話等於說毛稱他事先不知情的電報都是假話，毛公然無視莫斯科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