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獲得自由不久，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為中共規劃好了下一步的藍圖：放棄武力推翻南京政府的政策，停止沒收土地，停止階級鬥爭，承認南京為合法政府，置紅區和紅軍於它管轄之下。毛接受了這一轉變，把它作為權宜之計。中共向南京做出公開保證。一個歷史新時期開始了。

經過談判，中共最後得到一塊十二萬九千六百平方公里、兩百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首府在延安。邊區由南京政府資助，蔣同時發軍費給養給四萬六千紅軍。

斯大林只是在對蔣介石的讓步滿意之後才釋放蔣經國。三月三日，蘇共政治局作出決定，裝腔作勢地說：「不反對蔣介石的兒子返回中國。」四月十九日，做人質十一年多的經國終於回到中國，與父親團聚。離蘇前，斯大林親自給他「做工作」，季米特洛夫也一再威脅他。經國當面表現得很順從，歸程中給季米特洛夫發電報說：「您所有的指示都將圓滿完成。」到了海參歲，他被帶去當地克格勃的辦公處，在那裡他最後一次對莫斯科表演忠誠：「我將嚴格執行黨的紀律」。

送經國乘火車穿過漫長的西伯利亞的，是後來中共克格勃頭子康生。幾個星期前，康生剛把十四歲的岸英和十二歲的岸青從巴黎接到莫斯科。毛的兒子們在巴黎等了好幾個月簽證。因為蘇聯人不想發籤證給護送他們的張學良使者，連帶他們的也拖著沒給。西安事變後，蘇聯宣佈不給張學良使者簽證，打發他回國。而毛的兒子在一九三七年初到達莫斯科。他們給爸爸寫信，給他寄照片。毛很少回信。

與毛對兒子的冷漠感情相反，蔣介石為了盡快讓經國回來，不斷讓步。他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任命帶經國去蘇聯的邵力子做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部長，以糾正一向反共的報界和公眾輿論。這個對莫斯科作的姿態，為中共的發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邵力子做中宣部長期間，蘇聯得到廣泛熱情的宣傳，中共也顯得和善可親。邵批准出了本《毛澤東自傳》，把毛表現成一個人性十足的好人，堅決抗日的愛國者。扉頁上毛題詞說要「同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打到底」。自傳於十一月一日出版，風靡一時。就在這段時間，中共積極抗日的形象出世了，公眾對中共的印象也變得好起來。

《毛澤東自傳》大部分是美國記者斯諾在頭年夏天對毛的訪問記，毛一生僅此一次對人系統地談自己的生平。根據這些談話和對其他中共領導的採訪，斯諾寫了本《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在全球為中共重塑形象，把它血淋淋的過去從人們腦子裡抹去。

斯諾的訪毛並非偶然。是毛叫上海地下黨找一個可以為他做宣傳的外國記者，再找一個醫生。毛選中了斯諾，看中他是美國人，為有影響力的大報《週末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和《紐約先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寫文章，也同情中共。斯諾七月來到紅區，同行的是黎巴嫩裔美國籍醫生馬海德（George Hatem），藥箱裡藏著共產國際的絕密文件。馬海德留下來做毛的醫生。斯諾住了三個月。

毛著實準備了一番，要求是「安全、保密、熱鬧，隆重」，政治局根據斯諾交來的問題單預備了答案。毛對斯諾講的故事既有寶貴的訊息，也有大量的虛構，斯諾一概不加分析全盤接受。他稱毛和中共領導「直率、坦白、直來直去不要花樣」，相信「在六千英里的長征途中，除了幾個星期生病以外，毛澤東和普通戰士一樣都是步行的」。毛掩蓋了中共跟莫斯科的關係，聲稱他倒喜歡跟美國友好，斯諾照本宣科，使許多人至今仍信以為真。

斯諾寫的一切都經毛細細過目，改了又改。他給那時尚在延安的妻子海倫（Helen Snow）信說：「別再給我寄更多的誰誰誰要改他們的話的要求來了……就這樣，砍了這麼多東西，書讀起來快像海外奇譚了。」但斯諾對這個背景絕口不提，相反說毛「絕沒有審改任何我的東西」。斯諾的中譯本還添枝加葉，說他稱讚毛「真誠、老實」。

《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之交出版，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毛和中共的看法。中文是中共組織翻譯的，特別選了個灰色的書名《西行漫記》，使人覺得這是本客觀中性的書。除了這本書跟《毛澤東自傳》以外，斯諾的訪問記還出了另一種單行本，也有個中性的題目：《毛澤東印象記》。

斯諾的書在中國激進青年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吸引了千千萬萬熱血青年參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產黨最早的成員。中共的復興從這時開端。毛後來讚美斯諾，說他「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功不在斯諾之下的是中宣部長邵力子。蔣介石在將近一年之後解除邵的職務時，毛與中共的名譽已經被大大漂白了。


毛在一九三七年元旦那天搬進延安，在這裡他將一住十年。搬家那天，延安宏偉的城門洞開，莊嚴而沉默地容納了一眼望不到尾的紅軍隊伍。古城名字的意思是「延伸安寧」，城卻由充滿軍旅氣息的城牆圍著，沿山而上。俯瞰延安城的還有一座千年九層寶塔，塔下依山建著大小廟宇跟佛像，好似從天外飛來。清涼山下是黃沙沉沉的延河。唐代詩聖杜甫據說曾來此欣賞過名產牡丹。

延安不僅見識過繁榮的文化活動，還曾是工商業要地。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在此勘探石油時，修了好些住宅，如今正好由紅軍接管。紅軍還佔用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房產，其中有一座大教堂，不少中共的重要會議將在這裡召開。許多當地人，特別是有錢人，聞「紅」而逃，留下了幾百幢空屋。毛選中了一所大而美的房子，位於城邊鳳凰村，進門迎面一堵氣派的照壁。長征以來，毛澤東第一次過上了舒適的日子。

毛喜歡舒適，住宅裝有當地罕見的牆中地下暖氣。他不喜歡睡炕，安了木板床。毛擁有好幾所住房，雖然搬了幾次家，住過的房子都保留著。一處在中共克格勃的大院棗園，有高牆圍著，嚴密的警衛守著，是一個人們望而卻步的地方。另一處更機密的住地在棗園後溝。重重疊疊的山巒深處，沿著山崖凹進去的地方，給毛修了一排窯洞，他可以坐汽車從加寬的小路一直開到門口。

跟他大多數住宅一樣，毛在棗園後溝的房間有個後門，直通一條秘密地道，以備緊急時跑到山的另一邊。毛也可以由秘密地道直接登上一座大禮堂的主席台，無需走出房門，減少暴露的危險。大禮堂和毛的窯洞都要走到跟前才看得見，但從這裡卻能把遠近來人收入眼底。大禮堂由一個曾在意大利學建築的人設計，看上去像個天主教堂。除了中共克格勃人員在這裡開過幾次會外，它從來沒用過。毛要的是極端機密。

毛的助手師哲告訴我們：「我住在通往棗園後溝的那個口子上，我控制住，別人不能隨便到那裡去。」中共領導要見毛得「事先跟我打個招呼，他們很少去」。只有陝北本地的領導人高崗有時來，「我就把他擋住，擋了好幾次。我說不行，不管你高崗，還是什麼人，不能去。」偶爾進去的人，「只能一個人進去。帶一個警衛員可以，但也不能走到毛澤東住的地方。中央警衛團專人帶首長一個人進去。」

最公開、離當地人最近的住宅是楊家嶺，背靠佈滿楊樹、梨樹、柏樹的山坡。一家鄰居為他洗衣縫補。廚師是自己的，加工米和面也不用當地人的磨子，那是「毛主席從安全角度考慮」，當地人說。
近十年了，毛澤東的生活還從來沒有這麼穩定安寧過。共產黨的新形象吸引來一批批城市青年，忽然間，他身邊有了些時髦漂亮的女孩子。毛按捺不住了，他對也喜歡追逐女人的高崗說，沒有性生活的日子他只能維持最多「四十天」。

最初讓毛澤東看上的，是美麗的二十六歲女演員吳莉莉。吳一九三七年來到延安，立刻成了明星。她的雅致時裝和風度使這個偏遠小城大為傾倒，甩來甩去的披肩秀髮更牽動著無數男人的心。中共婦女只有臃腫的棉襖可穿，甚至不少人剃了光頭以避虱子。不久，用賀子珍的話說，毛就跟吳小姐上了床（斯諾夫人海倫稱吳小姐為毛賀婚姻中的「第三者」。）

跟吳小姐關係親密的是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一位吶喊疾呼的女權主義者。儘管共產國際傳令「孤立她」，也儘管她覺得毛「陰陽怪氣」，「身體女氣噁心」，毛仍然看在她是美國作家的份上跟她拉關係，讓她做採訪。毛把她寫的訪問記寄給斯諾，請斯諾「大為宣傳」。

其貌不揚的史沫特萊給延安帶來交際舞的熱潮。據史沫特萊說，毛最初「出於傲氣不願意學跳舞。他沒有什麼音樂感。」（後來跟他跳過舞的女人也說毛跳舞像「在場上走圈子」。）但毛很快就熱中跳舞了，這有利於鍛煉身體，更是獵艷的大好機會。於是每個星期都組織舞會，或在露天，或在從前的教堂裡。延安像發瘋一樣迷上了跳舞。
(待續)

像許多長征女紅軍一樣，賀子珍起先拒絕跳舞。斯諾的觀察是：「身體這樣緊貼著，在這些老黨員看來簡直是不知羞恥。」其實，她們是怕自己在那些城市姑娘面前獻醜。不少人心裡悄悄為這一樂趣強烈吸引，子珍後來愛上了跳舞，是個優美的舞伴。

但是對毛搞女人，子珍難以容忍。六月的一個晚間，史沬特萊聽到子珍叫罵：「龜兒子，你膽敢跑來跟這個資產階級臭婆娘睡覺！」史沫特萊跑去隔壁，看見子珍正用手電筒朝毛頭上亂打，毛的警衛員在旁邊不知所措。毛說他只是來跟吳小姐聊天的，子珍當然不信，轉身衝向吳，抓臉扯頭髮，毛站在一邊。子珍接著對史沫特萊喊：「帝國主義臭婆娘！都是你招來的，滾出去！」高頭大馬的史沫特萊朝她打去，把子珍打倒在地。子珍朝毛叫著：「你算個什麼男人？什麼丈夫？什麼共產黨員？你就看著帝國主義婊子打我？」毛叫警衛員把子珍抱起來，子珍把他也絆倒，最後三個警衛員把她硬抬走了，毛一言不發地跟在後邊。

不久史沫特萊離去，吳小姐不僅離開延安，而且從整個關於毛的中共著述中消失。

毛還跟作家丁玲調情。丁玲雖然長得圓墩墩地像個男孩子，談不上什麼姿色，但她有才氣，有性格。毛寫了首讚美她的詞，有這樣兩句：「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她常去看毛，跟他說說笑笑。有一次，毛問她：「丁玲，你看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毛接著要她報名單，由他封文武百宮。丁玲後來回憶道：「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部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

毛的艷事終於使子珍忍無可忍了。他們結婚快十年，十年裡，她容忍了毛對她的漠不關心。使她尤其痛苦的是，毛不但不心疼她，讓她在艱難的環境裡不斷懷孕生產，反倒開玩笑說她生孩子像母雞下蛋一樣容易。她也氣憤毛對孩子早殤或送人都無所謂。他們的第五個孩子，女兒嬌嬌，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出生，生在蠍子、耗子亂爬的窯洞裡。不到一年，她又懷孕了，這使她萬分苦惱。反覆懷孕生產損害了她的健康，卻又沒有帶來家庭生活的樂趣。毛讓她做出這些犧牲，自己卻半公開地跟別的女人胡搞。子珍曾有過的離開毛的念頭，此時在她心裡再次萌發。

中共在延安安頓下來後，受傷的高級幹部有機會去蘇聯治療。子珍以取出體內彈片為名，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前往蘇聯。她把一歲的女兒嬌嬌留在延安。

到莫斯科時正值嚴冬。子珍一行馬上被警告不要跟從前認識的人來往，莫斯科正在大清洗的浪潮中，一批批中國人被捕。就在這樣一個充滿恐懼的寒冷世界裡，子珍生下一個男孩，她給他取了個俄國名字叫柳瓦。六個月後，孩子得肺炎死了。子珍悲痛欲絕，經常坐在埋葬這個小生命的土丘前的長凳上，久久地流著眼淚，低低地喊著他的名字。

孩子出世時，她寫信給毛，說她生了個男孩，長得就像他。毛沒有回信。孩子死了，毛也沒有反應。一九三九年夏天，他們分離快兩年了，一天，子珍跟不會說俄文的同伴一起聽每週例行的讀報。有篇文章是蘇聯電影導演卡門（Roman Karmen）寫的毛澤東訪問記。忽然，子珍聽見讀報員讀到毛和「他的夫人」踏著月光在窯洞外送行。「毛的夫人」，這短短幾個字，宛如一聲霹靂，使子珍心裡翻江倒海。隨後幾天，同室人發現她整夜翻來覆去，她本來就有失眠的毛病，現在更是徹夜不寐。不久，她收到毛的一封短信，信裡是幾句大道理：「希望你好好學習，政治上進步。」然後一句簡單生硬的官話結束了他們十年的婚姻：「我們以後就是同志了。」

毛已經再婚，不希望子珍回國。這年，當同子珍一塊來蘇聯的朋友回國時，延安特別發電報命令把子珍留在蘇聯。這樣一來，子珍走時留在延安的女兒嬌嬌依舊沒有母親，毛也不管她。嬌嬌在保育院裡長大，其他孩子傍晚都有爸爸媽媽來接，但沒有人來接她。嬌嬌記得還有個小男孩也沒有人接，每次都大哭：「我要爸爸！我要媽媽！我要回家！」嬌嬌不懂這個男孩在叫什麼，她沒有爸爸媽媽和家的概念。長大以後，她一次對朋友平靜但又不無哀傷地說：「那時，我是個不是孤兒的『孤兒』！」
四歲那年嬌嬌被送到母親身邊。重逢時，子珍緊緊摟著女兒，眼淚在微笑裡像泉水在陽光下一樣閃亮。嬌嬌非常快樂，對媽媽的打扮她也感到新奇：子珍燙著一頭卷髮，穿著裙子和高跟皮鞋。嬌嬌在延安看見的阿姨們，穿的都是灰暗鬆垮的褲子，土氣的布鞋。嬌嬌所不知的是，她的媽媽已經是身心交瘁。以後幾年中，子珍精神逐漸崩潰，一腔怒氣常常發洩在嬌嬌頭上，院子裡的孩子們經常聽見嬌嬌挨打的哭喊聲。子珍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把她從屋子裡拖走塞進汽車時，子珍撕心裂肺地嚎叫，嚇得七歲的嬌嬌逃出去躲進樹林裡藏起來。嬌嬌長成一個內向沉默的姑娘。


一九三七年夏天，子珍還沒有到蘇聯時，毛就跟江青搞上了。江青是從上海來的年輕女演員。在延安，她能把共產黨單調灰暗的制服也穿出味道來，皮帶箍在苗條的腰上，軍帽略歪著，露出半額光滑濃密的黑髮。她的體態柔軟依人，聲音嬌滴滴的，有時不免讓人覺得做作。她渾身上下都是女人味。
江青生於一九一四年，父親是個客棧老闆，母親是他的妾。母親由女兒任性長大，讓她放了纏過的腳。江青從小性格倔強暴烈，爸爸經常酗酒打媽媽，她就幫媽媽去死命拉住爸爸的手腳，或者咬他的胳膊。就在一次這樣的混戰中，她失去了半顆門牙。她小時候的同學記得她喜歡無事生非捉弄人。十二歲時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師臉上，被學校開除。十四歲時她從家裡逃走，去參加京劇戲班子，輾轉到了上海，在那裡成為小有名氣的演員。影劇是份不穩定的職業，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電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個七歲的兒子，於是到延安來碰運氣了。當然，她也還有左傾的一面，來延安前就已是共產黨員。

江青很懂得吸引男人的注意。毛澤東演講時她坐在前排，眼睛睜得大大的，問些天真可愛的問題。一天，堪稱戲迷的毛來看她主演的京劇，戲後他到後台把一件大衣披在她肩上。第二天她去還大衣，就在那裡過了夜。

他們出雙入對在人前露面了，鬧得延安滿城風雨。江青已經跟四個男人結過婚或同居過，上海小報上常有她的緋聞，尤其是她跟上海灘文人唐納的浪漫史。唐納為她喝帶火柴頭的酒精，企圖自殺，議論沸沸揚揚，都是責怪她的。

像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尚且難以容忍江青，清教徒式的延安就更是不知所措了。人們同情子珍。劉少奇那時的妻子謝飛，曾跟子珍一道長征，回憶說：「我們馬列學院的學生全都不滿意，氣得跺腳，這麼個女人！有的人公開寫信〔給毛〕，有的人秘密寫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寫了三封。」「大意是這樣的：毛主席，我們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結婚。賀子珍身體又不好，你們又生過五、六個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這個人在這裡影響並不好，男女都罵她是妖精。」

對黨組織來說，江青還有更嚴重的問題：她進過國民黨的監獄，寫了「認罪書」出獄。在共產黨眼裡這算叛黨。人們還說她在監獄裡為特務唱戲助酒，有的說她跟特務睡覺。上海等地區的地下黨給延安發電報，正式提出「毛主席同她結婚很不合適」。張聞天綜合意見給毛寫了封信，說跟江青結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毛接到信後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他擺婚宴兩席，張聞天不在賓客之列。

毛讓康生出面為江青擔保。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從蘇聯回到延安，不久便成為毛的得力助手，中共克格勃頭子。在延安的黃土地上，康生以他的一身黑裝，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黑帽子、黑馬皮靴，騎的馬是黑的，還愛抱著一條黑拘。那時延安不興養寵物，康生大約是唯一的例外。康生有憑據表明江青確實在國民黨監獄裡幹了那些事，但他順著毛的意思給了江一個「組織結論」，說她「歷史上清白，政治無問題」。其實，毛八十一歲生日那天對周恩來講，他早就知道江青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他毫不在乎，他要她，這就夠了。

毛的第四任夫人江青後來以她的劣行舉世聞名。
(待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月底，日本侵佔了華北的兩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蔣介石沒有對日宣戰，他還不想打一場全面戰爭。實行蠶食政策的日本在這時也沒有計劃把戰火引向華北以外的中國內地。

可是，幾個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戰爭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響了。這既不是蔣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這時在上海的駐兵情況是：根據「一．二八」停戰協定，中方只駐有「保安隊」，日本約有三千海軍陸戰隊。日本在八月中的計劃仍是「陸軍僅派至華北」，「勿須陸軍出兵上海」。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駐華記者阿本德（Hallett Abend）事後寫道：「當時記者報導時都說是日本人進攻上海，事實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沒有估計到，在長江下游會有敵對行動。……對在上海打仗，他們幾乎完全沒有準備，遲至八月十三日，他們在這裡的部隊還如此之小，十八、九日的時候差點被掃進江裡去了。」阿本德看出來，「有那麼一個精明的計劃要打亂日本把戰火局限在華北的企圖」。他說對了，是有這麼一個「精明的計劃」，但他沒猜到這是誰的計劃，他以為是蔣介石的，其實是斯大林的。

對斯大林來說，日本迅速佔領全華北是對他的空前威脅。日本大軍現在完全可能北進，沿著幾千公里的邊境線進攻蘇聯。斯大林已經宣佈日本是蘇聯的頭號敵人。現在，他起用了一個長期潛伏在國民黨高層的紅色代理人，在上海引發中日全面戰爭，把日本拖進廣大的中國腹地，離蘇聯遠遠的。

這個代理人就是張治中將軍。他成為紅色代理人要追溯到一九二五年，他在蘇聯援建的黃埔軍校當教官時。黃埔軍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於在那裡安插自己人。張治中在回憶錄裡說，那時他「完全同情共產黨這一邊」，「被目為『紅色教官』、『紅色團長』」。他向周恩來提出參加共產黨，周在「請示組織後」告訴他，要他留在國民黨內，「稍待適當時機」，說「中共保證今後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三十年代中，張治中跟蘇聯使館，特別是武官雷邦，保持著密切的秘密聯繫。

盧溝橋事變後，正在青島養病的京滬國防區負責長官張治中，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滬警備司令官要職。這時他開始竭力勸蔣介石在遠離華北的上海主動發起大戰：「先發制敵」，「先下手為強」。蔣介石沒有答應。上海是中國的工業和金融中心，蔣不想「破壞上海」。而且上海旁邊就是首都南京，蔣介石不想輕易放棄。當時蔣已經把軍隊從上海周圍調走，以便不給日本人借口在這裡開戰。七月底，日本佔領平津後，張治中又打電報要求「首先發動」，列舉了四種日本調兵來上海的徵候，作為「首先發動」的前提。蔣介石的答覆是：在有這些徵候的情況下，可以先發制人，但什麼時候發動，「時機應待命令。」

八月九日，經張治中一手挑選的派駐上海虹橋機場的部隊，打死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各一人，然後給一個中國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機場大門口，以造成日本人先開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現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張治中以「上海的形勢突然告急」為理由，率大批軍隊在十二日清晨佔領上海，定於十三日拂曉向上海日軍發起攻擊。蔣介石兩次去電叫他「不得進攻」，要張「再研討」攻擊計劃，「不可徒憑一時之憤興」。張十四日電蔣：「本軍決於本日午後五時，對敵開始攻擊。」但張午後三時就提前下達了總攻擊命令。四時，炮兵、步兵一齊進攻。★蔣五時後來電說：「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張治中只得服從。他選擇了另一條路把蔣逼上梁山。（★同一天，中國飛機轟炸了日本軍艦。據現有材料，蔣介石沒有下轟炸的命令。）

十五日，他越過蔣直接向報界發表聲明。他先稱日本「侵滬艦隊突以重炮轟擊閘北，繼以步兵越界襲我」，再說他決心反擊，「洗雪國恥收復失地」。在高漲的抗日情緒下，一直不願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蔣介石不得不於第二天下令：「預定明拂曉全線總攻擊。」

但蔣介石實在是不願意打，十八日，他又傳令停攻。張治中不予理睬，十九日繼續進攻。二十二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隊到來，全面戰爭終於不可避免。

蔣介石被拉進來後，下定決心大打。全國一百八十個師中最精銳的七十三個被投進戰場，四十多萬人幾乎打光。這場戰役重創了蔣最看重的年輕的空軍，摧毀了大部分的主力艦隻。蔣介石從三十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現代武裝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傷亡也有大約四萬人。

一旦中日全面開戰，斯大林立刻大規模援蔣，以保證蔣能打下去。蘇聯跟南京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向中國提供武器。中國當時只能製造步槍一類的輕武器。莫斯科給蔣兩億五千萬美金的貸款買蘇聯軍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來架飛機。還派了一支飛行隊，★數百名軍事顧問，領隊的是後來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將軍（Vasili Chuikov）。在往後的四年裡，蘇聯是中國的主要軍火來源。（★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九年底，兩千多名蘇聯飛行員在中國執行戰鬥任務，擊毀一千來架日本飛機，甚至轟炸了日本佔領的台灣。）

中日全面戰爭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長李維諾夫（Maksim Litvinov）當即對法國副總理布拉姆（Léon Blum）說，他和蘇聯「都對日本向中國開戰感到開心極了，蘇聯希望中日戰爭打得越久越好。」

為了保護這位貢獻巨大的紅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張治中直接聯繫的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與武官雷邦隨即召回國，處死滅口。

憤怒、無奈的蔣介石當然懷疑張的真實身份，開戰後不久就逼他辭了職。但蔣介石為了自身的利益像對待邵力子一樣繼續使用他。一九四九年蔣逃往台灣時，這兩位都留在大陸。

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立即給毛澤東帶來了好處：蔣介石答應了他迄今為止在談判中始終堅決拒絕的條件，即讓紅軍成立獨立的指揮部。雖然名義上紅軍受蔣介石統一指揮，但蔣不能發號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現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國民黨地區開設辦事處，出版報紙，政治犯也被釋放。

持續八年、奪去兩千萬中國人生命的日本侵華戰爭，帶給毛征服中國的機會：蔣介石的政權被極大削弱，毛佔領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一百三十萬人的大軍。抗戰開始時，國共軍隊的比例是六十此一，結束時是三比一。

全面戰爭打響之後，斯大林命令中共積極參戰，嚴厲告訴中共不跟國民黨認真合作不行，不能給蔣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

在西北的四萬六千紅軍編成「八路軍」三個師，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是副總司令。在華中的一萬餘長征時留下的人，編成「新四軍」由項英領導。八月下旬，八路軍開始東渡黃河，向幾百公里外的山西前線挺進。將士們滿懷熱情要打日本，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也想積極抗日。

但毛澤東不這樣想。他不把中日戰爭看作是中國抗擊日本，而是三國逐鹿，如他多年後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所說：「蔣、日、我，三國誌。」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蔣介石的大好機會。他多次感謝日本人「幫了我們一把」。

毛並沒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蔣介石後會放過他，也沒有辦法獨自對付強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蘇聯。一九三六年毛曾對斯諾說，蘇聯「不能對遠東的事態漠不關心，採取消極的態度」，「它會坐視日本征服全中國，把中國變成進攻蘇聯的戰略基地呢，還是會幫助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贏得獨立，與蘇聯人民建立友好的關係呢？我們認為蘇聯是會選擇後一條道路的。」
(待續)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的戰略就是把蘇聯軍隊拉進中國，為他打江山。在這一天到來前，他保存擴大中共軍隊的地盤。開戰後，毛堅持紅軍不參加正面戰場的戰鬥，只在側面做游擊隊協助，蔣介石同意了。其實毛連側面襲擊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揮官們等日本軍隊擊潰國民黨軍繼續往前推進時，在日軍後方佔領土地。日軍無法守衛他們攻取的，遠遠超過日本本土面積的地域，他們只能控制鐵道線和大城市，小城鎮和廣大鄉村就任毛搶奪了。不僅佔地，毛還命令他的部隊大力收編潰散的國民黨軍隊，「及時抓一把」。總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擴軍佔地，「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毛不斷給指揮官們發電報說，要「以創造根據地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日軍席捲過山西時，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創立我們的根據地。」

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將領的抵制，他們想打日本。九月二十五日，八路軍打響了它抗戰的第一槍。林彪指揮的部隊在山西東北部平型關，打了一場埋伏戰，伏擊日本一支運輸隊的尾巴。雖然這是場小仗，打的也不是戰鬥部隊，而且據林彪說大部分敵人在睡覺，這畢竟是共產黨軍隊首次（在東北以外）擊斃日本人。要是依了毛，平型關之戰根本打不起來。林彪一九四一年在蘇聯治療槍傷時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在日本軍隊跟國民黨軍隊開戰時，我不止一次請求中央同意出擊日軍。但沒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張打了平型關那一仗。」

毛反對打這一仗。打是「幫了蔣介石的忙」，無助於擴張共產黨的地盤。但公開地，為了宣傳，毛把平型關之戰誇張成一場巨大的勝利，證明共產黨比國民黨更熱中抗日。「平型關」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雖然平型關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過一兩百，但這是中共在抗戰前期幾年中打的唯一一次稍具規模的仗。林彪三年後報告共產國際說：中共「直到今天還在用這場戰鬥做宣傳，我們所有的文章裡都只有這場戰鬥好提」。

八路軍還打了幾場小勝仗，都是做國民黨部隊的幫手。這過程中，毛不斷掣肘，要八路軍集中精力佔領地盤。十一月中旬，第一塊日軍後方的根據地成立了，叫晉察冀，有一千二百萬人口，遠多於陝甘寧。後來日本人就侵略中國向毛道歉時，毛說：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斯大林為了貫徹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用飛機把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臨走前，斯大林召見他說：「現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戰結束後我們再來打內戰。」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跟斯大林意見一致。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這一政策的代表。會議決定八路軍一定要跟蔣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參加的國民政府最高軍事當局的統一領導。毛要八路軍不接受蔣介石指揮，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見，不敢一味堅持。

中共領導們知道毛的真實想法，不願繼續由他做領袖。莫斯科這時要中共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因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會議推選在未來「七大」上作政治報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產國際的規矩是黨的第一號人物作政治報告，這等於說眾人心目中的領袖是王明，不是毛。

雖然毛這時是中共實質上的領袖，莫斯科也認可他，但他的身份還沒有正式固定下來，還沒有個第一把手的名稱。在中共高層人物中，毛也不具備無可爭議的權威。毛的盟友劉少奇當時說：「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是畫虎不成。」

毛還失去了對中共核心「書記處」的控制。王明回國，項英出山，書記處如今九個成員都到齊了，其中五個站在毛的對立面。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項英討厭毛，張國燾仇恨毛，博古跟周恩來也因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張聞天、陳雲、康生。

說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見過斯大林，與各國共產黨領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宮的場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說他野心勃勃，也是一個無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蘇聯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許多在蘇聯的中共黨員送進監獄，甚至送上刑場。雖然他長了張娃娃臉，矮矮胖胖，但這個三十三歲的年輕人氣宇軒昂，充滿自信，自知他的話具有莫斯科的權威。他對毛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此後幾十年，毛念念不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不時念叨王明如何回國奪了他的權。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他一次也沒提過當時發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殺」。據有人估計被殺的中國平民和被俘的軍人高達三十萬。毛澤東從來沒有對他的同胞在日軍手裡慘遭殺害表示過任何憤怒。

南京是十二月十三日失陷的。蔣介石把長江重鎮武漢作為臨時首都。十八日，王明趕去那裡做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們跟蔣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中共軍隊指揮員也到那裡去跟國民黨聯絡會商，一時間武漢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後來耿耿於懷地把他當時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處」。其實，毛並沒有坐在那裡發呆，他乘機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統天下。

毛一個勁兒地給中共將領發電報，阻止他們遵從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哪怕中共將領們也在軍事委員會內，也參加決策。一九三八年二月，朱德來電說八路軍總部將根據決策東移至山西東南。毛要他把部隊帶回來，聲稱日本人要進攻延安。事實上，日本從來沒有考慮過打延安，只偶爾轟炸過幾次。日本人要的是有經濟價值、能夠養戰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絕返回，說毛情報裡的日軍動作「是佯動，用來引誘八路軍西渡黃河，回師陝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當。毛堅持要朱德和彭德懷回延安，三月三日的一封電報特別說：「尤其你們二人必須回來」。朱、彭回電婉轉而堅定地說「不」，帶軍東去。

為了制止毛的這類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頭。開會還有個原因。一月，根據毛的指示，晉察冀根據地政府未經蔣介石許可，公開宣告成立。這在國民黨地區引起軒然大波，人們問：抗戰有什麼意思？「抗戰勝利後還不是共產黨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漢的中共領導人都對毛十分氣憤，認為毛這樣做太咄咄逼人，太刺激國民黨。

政治局會議上，大多數人支持王明，再次確認他在即將召開的「七大」上作政治報告。政治局決議說要抗日就必須要「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中共軍隊必須「受最高統帥及軍事委員會的統一指揮」。決議還說：「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軍閥及其走狗漢奸托派等才企圖打倒國民黨。」

這些話是莫斯科的口徑，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對他開恩的，於是他聰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發電報給八路軍指揮宮，說他對他們的行動將「不加干涉」。同時，毛採取措施防止莫斯科發現他的真實立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結束時，他曾派人以安全為名，收去了所有與會者的筆記，使萬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狀也沒有白紙黑字作證。當中共要派人去蘇聯時，毛的人任弼時得到這份差事。任弼時告訴共產國際，毛的抗戰政策跟他們沒有區別。

蘇軍總參謀部安德利亞諾夫（V. V. Andrianov）這時秘密前來延安，帶給毛一大筆錢：三百萬美金，相當於今天的差不多美金四千萬。★錢是用來發展紅軍打日本的，斯大林說紅軍應當「不是三個師而是三十個師」。毛宣稱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隊「打運動戰」。說他努力要跟國民黨合作，只是國民黨不願意。為了表示抗日的熱情，毛甚至聲稱日本人不經打，比國民黨還容易打。（★王明還在莫斯科時，對共產國際說毛「不斷給我打電報說他們急需錢，要你們繼續每月寄錢」。）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積極表態。他不會看不出，一年來莫斯科明顯地降低了對他的讚頌，在慶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講話裡公開批評了他領導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變以來，斯大林就懷疑毛是「日本奸細」。共產國際內跟毛打過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來。在毛的黑材料裡，有一份說曾在中國活動的蘇聯高級間諜馬尼科夫（Boris Melnikov）是他的發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親自審問馬尼科夫。被捕的共產國際情報負責人皮亞爾涅斯基（Osip Piatnitsky），在供詞中稱毛是「布哈林集團」成員。布哈林是共產國際前總書記，罪名之一是為日本人搞情報。毛還被指控為「中共核心內『托派』領袖」。中國「托派」對斯大林來說都是日本特務。馬尼科夫和皮亞爾涅斯基，以及一大群在中國工作過的蘇聯情報人員，後來都被槍斃。

毛的前途危機四伏。(待續)

毛澤東的危機沒逃過一個人的眼睛，這就是張國燾。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逃離延安，不為別的，只為想把毛推下台。

張國燾在長征中與毛會師時，擁有雄兵八萬，毛只有殘兵一萬。但幾個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壞了他的軍隊，搶先聯繫上蘇聯，被莫斯科首肯為中共領袖。重逢時，張國燾是灰溜溜地來的，軍隊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過他，因為他仍然是書記處書記，他的四萬軍隊仍然是毛的一倍。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打到外蒙古邊境去接收蘇聯武器時，毛用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當先鋒，要在蔣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殺出一條血路來。失敗後，紅四方面軍的兩萬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黃河彼岸，成為孤軍一支。這時莫斯科詢問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這一路長達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無人煙的沙漠，控制在極端反共、凶悍無情的穆斯林馬家軍手裡。毛明知前景毫無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議，把這支孤軍派去。這就是「西路軍」。

毛把這支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孤軍在沙漠裡調來調去，向他們發出忽而這樣、忽而那樣的指示，迫使他們打一場又一場的惡戰。指揮員徐向前說，給他們的任務是「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西路軍最後實在無法支撐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卻命令他們「就地堅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電令他們「奮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

到三月中旬，張國燾手下的這支勁旅幾乎全軍覆沒。被俘的紅軍遭到殘忍殺害。甘肅西部的最後一場血戰下來，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虜們被集中起來照了相。從照片上看，他們還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什麼命運。兩千名女戰士被強姦，被凌辱後殺害，被賣身為奴。兩萬多人中二隻有四百來人在四月底掙扎到了新疆。蘇聯飛機運給他們武器、食物和香煙，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少數逃回陝北的西路軍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當時在延安的司馬璐先生目擊一個當地幹部這樣津津有味地「丑表功」：
當四方面軍從甘肅被國民黨軍隊追得無路可走到達我們關中蘇區的時候，我們首先很客氣的接應他們，又舉行歡迎會招待他們，然後繳下他們的武器，就對他們說：「同志，你們辛苦了，調你們到後方休息去。」再把他們一批批一批批騙到山溝裡，把這些王八龜孫子的四方面軍都活埋了。

活埋的時候，那才好玩呢。開始，我們笑嘻嘻地對他們說：「同志，把坑挖好了，我們要活埋國民黨軍隊了。」他們果真起勁的挖，一鍬一鍬的挖下去，抹抹臉上的汗珠，還笑著說：「再挖深一點，讓這些國民黨軍隊躺在裡面舒服些。」我們也笑笑，挖好了，我們把他們一個個推進去，踢進去，起初他們還以為咱們開玩笑呢，等到我們提起鐵鍬填土的時候，才大聲呼叫：「同志，我們不是國民黨軍隊呀！」我們罵：「媽的，管你們是不是國民黨軍隊，老予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說得得意，聽的人憤怒了，大聲呵斥他：「同志，如果你們真的這麼做，你們就錯了……你們太過火了，我相信這絕不是黨的命令。」

講故事的人大聲反駁：「什麼，不是黨的命令，是我們過火了？難道我個人和他們過不去。我那時是個支隊長，咱們團長要我們這麼幹的，團長說是高崗同志的命令，高崗同志當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們只認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幹啥，咱就幹啥。」

西路軍一朝覆沒，毛澤東就對在延安的張國燾下手，說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結果，在紅四方面軍幹部面前批鬥張國燾。毛企圖把張國燾趕出政治局，只是因為莫斯科不同意而沒有得逞。
用張國燾後來的話說：他「受盡了折磨」，是「毛澤東在後面掌舵」。毛的秘書把他攆出他的住宅，讓給毛住；他的警衛員被捕。一次，張國燾看見兒子在學校演戲時被派演「托派」張慕陶，「扮成奇形怪狀的漢奸樣子……等我走到文藝會場的時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兒子，毛澤東也正在那裡湊熱鬧，奸笑著說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張慕陶，再適合不過。我恰恰走進去，目擊這種情形，就將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牽著他離開會場，一面走一面高聲申斥說：『野蠻、殘忍、禽獸不如。』」


一九三八年春，忍無可忍的張國燾，抓住毛澤東處境不妙的機會，要跟王明等人聯起手來倒毛。四月四日，作為陝甘寧邊區主席，他離開延安去附近的黃帝陵，跟國民黨官員一起祭陵。祭祀完畢，他鑽進一輛國民黨的汽車，到了西安，隨後前往武漢，去找在那裡的王明、周恩來、博古。

項英作為新四軍的負責人就在武漢附近。這是一個天賜良機，書記處中不贊成毛的五個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張國燾到底跟王明等人說了些什麼，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據延安向莫斯科的報告，張國燾在武漢時「企圖分裂黨的團結」。可以肯定，張國燾力主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說動武漢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這三人認為莫斯科不會同意。張國燾是走投無路，只能鋌而走險。但王明正躊躇滿志，察覺不到毛其實只是外表服從。

張國燾在武漢跟三人談了一星期，絕望後，他投奔了國民黨。他接著給留在延安的懷孕的妻子寫信，要她來武漢，把他們十二歲的孩子也帶出來。毛拖了兩個月，等到確定張國燾沒有造成什麼危害，才放他們離開了。張國燾的妻子經過武漢時，周恩來要她轉告張國燾：「不要對黨做得太絕了。」張聽從了周的「規勸」。張國燾曾一度擔任中共軍事部部長，負責在國民黨軍隊裡安插間諜，但他一個名字也沒透露。他的回憶錄千頁之長，但沒有洩漏多少內幕。可說他為國民黨是什麼也沒幹，國民黨對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權後，他逃離大陸，後來托人帶信想送兒子進廣東中山醫學院學醫，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張國燾八十二歲時死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老人院裡，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

張國燾投靠了國民黨，毛正好名正言順馬上將他開除出黨，並在他的舊部面前把他搞臭。據國民黨情報頭子戴笠給蔣介石的報告，駐在陝北邊上的忠實於張的紅四方面軍官兵不少對此「極表不滿」，他們秘密開會，「討論應付辦法」，結果被「全部包圍，隨即秘密悉數解決，當時被活埋者計達二百餘人」。

經過兩個月的考慮，莫斯科在六月份批准開除張國燾。這時，斯大林結束了在共產國際的清洗。毛的黑材料繼續存檔，十年後斯大林還會來翻閱它們。但眼下，毛澤東被「解放」了。

毛一得知這些消息，立即著手對付他的下一個政敵王明。

毛此時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兩年前，跟莫斯科的電訊聯繫剛恢復，毛就三番五次給莫斯科打電報，要王稼祥去蘇聯治傷，實際上是借此把王派到莫斯科去。王稼祥在王明回國後當上了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六月，張國燾被扳倒，毛電召王稼祥返國，目的是帶回一句共產國際對他的地位表態的話。王離蘇之前去見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提起黨內不團結，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話：有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毛利用這句話，消除了威脅，鞏固了地位——也改變了中共的抗戰政策。

王稼祥八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電召王明等人回延安開中央全會，「聽取共產國際重要指示的傳達」。上一次中央全會還是長征以前開的。四年來，不知道有多少「共產國際重要指示」，毛從來沒有召開全會傳達過。當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臨時首都武漢遭日軍進攻的緊急時刻，毛澤東卻要開大會，把中共領導從武漢，軍事將領從戰地統統召回，齊聚遠離抗日戰場的延安。王明質疑這種做法，建議要開會到武漢去開。毛強硬地宣佈：「我就坐鎮清涼山，哪裡也不去！」王稼祥打電報威脅王明說：服從中央的意見，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王明只好在九月十五日來了。在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話，毛跟著就把在「七大」上以頭號人物作政治報告的身份，從王明那裡奪了過來。王明沒有抵抗。中央全會二十九日在延安的大教堂召開。主席台上的列寧像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話又重複了一遍，等於向中共高層宣佈莫斯科要毛做他們的領袖。
(待續)

作為對王稼祥的報酬，毛給了他一連串的要職，包括軍委副主席。毛還為這個三十二歲的單身漢作媒，女方是三分顏色七分嬌媚的醫科畢業生，其父是毛早年的朋友。毛在給張聞天當了月老之後，又再拋紅繩，拴住又一個有用的人。毛喜歡做媒，也熟知人的心理，特別是性拘束的男人的心理。

打倒王明的進程開始了。由於共產國際明令要團結，毛不敢當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擊。毛故技重施，把會議拖長，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離開，然後讓他缺席受「審」。當時蔣介石把戰時首都移到重慶，定好十月二十八日召開國民參政會，王明屆時將去參加。毛澤東等的就是這一天。

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長的中央全會，開了將近兩個月。在這期間，不僅武漢陷落，廣州被佔，中共在敵後的根據地也受到大舉圍攻。電報緊急飛來：「此間情況甚緊，望彭德懷會畢速歸。」但毛扣住彭和其他軍事將領不放。

為了拖時間，毛叫每個政治局委員都作了兩個大致相同的發言，一個在政治局，一個在全會上。他自己的政治報告拖了兩個星期才作，這兩個星期中與會者就在那裡混時間。毛終於作報告了，內容既長，他上午又要睡覺，報告一作就是三天。

十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對手都等不及了，先後離去：周恩來、項英、博古、王明。他們前腳走，毛後腳就攻擊他們，特別指責王明「聽蔣介石的話」，甚至把長征前蘇區肅反的帳也算在王明頭上，儘管王明那時人根本就不在蘇區。

同時，毛著手改變中共的抗戰政策。當時日本侵略軍後方不僅有中共的隊伍，而且也有國民黨軍隊，同中共爭奪地盤。中共的政策迄今是避免打國民黨，統一戰線高於一切。在王明等人離開之前，毛滿口贊同這一政策，他作的政治報告稱蔣介石為「偉大的領袖」，要全民族「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紅色根據地都要「集中於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全國必須是統一於中央的」，「拿每一支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毛甚至宣告：「中華民族是站起來了！一百年來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壓迫的奴辱地位，是改變過來了。」★（★「中華民族是站起來了！」這句話跟他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中國成立時宣告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幾乎一樣。看來，照毛的話，中華民族並不是一九四九年才站起來的，而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中國，用毛的話來說是「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下」。）

王明等人一轉背，毛就明確告訴中央全會，蔣介石始終是敵人。中共現在就要準備打倒蔣介石，武裝奪取政權，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張旗鼓地在敵後發展，必要時堅決打國民黨軍隊。這是毛在抗戰中第一次明確宣佈蔣介石依然是頭號敵人，抗戰中可以打內戰。這是中共抗戰政策改變的轉折點。


毛澤東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負責中共北方局的劉少奇。劉曾去過蘇俄兩次，一九二一年見到列寧，還跟列寧的親密朋友拉麗莎‧瑞絲娜（Laisa Reysner）有過一段風流韻事。劉是個有遠見的人，明白毛的主張是中共上台的唯一希望。全會開完，毛就派他去新四軍活動的華中地區，控制項英率領的新四軍。

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此時也看出，中共如果要發展，要在佔領的地方待下去，不跟國民黨開戰不行。彭德懷站到了毛這一邊。總指揮朱德也贊同毛的戰略。

毛還有個得力幫手是康生。在蘇聯時，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緊跟王明著稱，剛到延安時還帶頭呼口號：「我們黨的天才的領袖王明同志萬歲！」但他很快看出毛澤東的厲害遠在王明之上，轉而投靠毛。毛委派康做中共克格勃的頭子，自己的警衛員也由他一手挑選。正是康生為江青擔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評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間，這是一條有力的紐帶。

延安成了軟禁王明的地方。毛叫他在國民參政會結束後回來，任命他為統戰部部長。這好像是個重要職位，其實實權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時常獨自在延安街頭踱步，低著頭，不發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帶著幾分惆悵。

毛不敢公開譴責他，因為他同莫斯科的關係很深。對一般幹部來說，王明仍是中央領導。許多人對他有好感，記得他「演說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態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說天分，擅長在眾目以外的少數人中運籌帷幄搞陰謀。他跟王明的明爭暗鬥還遠沒了結。


在毛為打內戰開綠燈之後，中共軍隊放開手來在敵後與國民黨爭奪地盤，屢佔上風。到一九四○年一月，八路軍從抗戰開始時的四萬六千人發展到二十四萬人。新四軍在劉少奇領導下也翻了三倍，成為三萬人。一個個敵後根據地建立起來，晉察冀擴大到二千五百萬人口。中共已成長為一支擁有廣闊地盤的強大力量。在這時，抗戰兩年多了，從愛國激情中冷靜下來的中共領導們體會到毛澤東的高明。一九四○年二月，彭德懷由衷地讚美毛說：中共「有了富於政治遠見，預見事變，並且善於處理事變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領袖」。周恩來也心悅誠服地歸順了毛。

中共的壯大得益於毛。但毛還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隱瞞了跟國民黨軍隊的武裝衝突，只是在火並嚴重到無法掩飾時才向莫斯科報告，辯解說全是出於自衛，因為國民黨一心要把共產黨消滅光。
毛知道怎樣取悅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歡的導演卡門到延安來拍電影，一進毛的門就看見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攤開放在書桌上。毛手捧斯大林的書，作凝神閱讀狀，讓卡門盡情地拍，特別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會上他為斯大林祝酒，說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個地方：莫斯科，去見斯大林。在窯洞門口為卡門送別時，毛特地問他莫斯科在什麼方向，然後在黑暗中朝那個方向默默佇立，深深地歎息。卡門果真在文章裡寫道：「毛談到斯大林同志的時候是多麼充滿感情啊！」

毛總是確保在莫斯科有人為他說話。常駐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後有任弼時。六屆六中全會後，他加派使者，第一個是林彪，一九三八年底到蘇聯去治療槍傷。林彪受傷是因為他穿著一件繳獲的日本軍大衣，國民黨軍隊把他當成日本人了。林彪只帶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會文件，向蘇聯人保證，毛是「中共可靠的，有決斷力的，有原則的領袖」。毛沒算準的是，林也實事求是地說了一些對他不利的話。林還說了別的人的壞話，說周恩來是「騙子」，朱德是「舊警察」，「不是自己人」。

一九三九年六月，毛的大弟澤民也到蘇聯來「治病」，可蘇聯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沒去醫院看過病。他的任務主要是打擊王明，報告莫斯科說王明是個「壞人」，干的壞事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誇張紅軍的實力。這等於犯了欺君之罪。報告還說博古是「機會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跟早期湖南共產黨領導人李維漢二人都有「重大罪行」，應當排斥在一切領導崗位之外。

毛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來，九月十四日住進了克里姆林宮醫院。他倒有病可看，前些時候從馬上摔下來折斷了右胳膊，沒接好，現在來做手術。周這時剛徹底完成了他的忠誠轉移，成了毛的忠實僕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強調毛的重要性，說中共中央認為毛「必須被選為總書記」。他向莫斯科保證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戰高於一切」，仍然致力於統一戰線。他詳細報告了中共的發展：黨員是抗戰開始時的七倍，有四十九萬八千人，軍隊和地盤都大大擴展。他還誇張地說八路軍和日本人打了兩千六百八十九次大仗。

李德跟周恩來同行到莫斯科。毛對他不放心，先下手為強，由澤民報告說李德的戰略戰術是「反革命的」。李德認為這是毛要置他於死地。他把周恩來叫作他的「主審宮」，因為周恩來火上加油，稱這個從前的親密同事是「中國革命的敵人」。

毛澤東愛說他的政敵「告洋狀」，但他們中還沒有誰像毛告他們那樣向莫斯科告過毛。
(待續)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蘇聯跟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瓜分了波蘭。對斯大林與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勾搭切齒痛恨的中國人中有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陳因觀點獨立被中共開除，在國民黨監獄裡坐過幾年牢。在一個「無月的黑夜」，他悲憤之餘，寫下一首長詩，用古傳說中的大疫厲鬼比喻斯大林，譴責斯大林「是非旦暮變，黑白任其情。雲雨翻覆手，信義鴻毛輕。」

蘇德條約的簽訂打開了通向蘇日條約的大門。蔣介石擔心中國可能成為另一個波蘭，就此警告蘇聯。毛澤東卻非常高興。毛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基點就是希望蘇聯捲入，現在柳暗花明，終於有了實現的可能。

這年九月底，斯諾問毛對蘇日條約可能簽訂的反應，毛答道：「可以簽訂」，如果不妨礙「世界解放運動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這些利益在中國除了指中共的利益，還有什麼呢？當斯諾問：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採取佔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毛積極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波蘭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國，毛本人自然會當上半壁江山的統治者。（★毛關於波蘭模式跟蘇日條約的這段談話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滿。季米特洛夫給毛打電報說：「這個訪問記的破壞性實質必須揭穿。我們緊急要求毛澤東和其他中國同志不要對外國記者發表像對斯諾那樣的談話，因為這已經被用來為搞破壞服務。」毛也明白他說漏嘴了，從此不再接近斯諾，直到中蘇公開分歧的一九六○年要再利用斯諾時，才讓他重訪中國。）

第二年，毛為蘇聯通過蘇芬條約奪取芬蘭一大塊領土而興奮。他在給中共高層的秘密指示中說：蘇芬條約「保證了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在法國被劃分為德國佔領區跟維琪政府時，毛又看到了把一個國家一分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給高級軍事領導人的指示裡，他用隱晦的語言說：「蘇聯出面調整中日關係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國要爭得比較法國優勝的地位，只有蘇聯出面調整與我們堅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設想的一個前景是：日本扶持國民黨傀儡政府，蘇聯出兵，幫助中共，「國共劃界而治」，以長江為界，「隔江而治」 ，搞「南北朝」。

按波蘭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國，正是斯大林此時的中國政策。蘇德條約簽訂後，蘇聯開始了跟日本的談判，中國問題是中心。談判中，中共實力越強，佔地越多，斯大林討價還價的空間就越大。毛澤東看準了他的擴展對斯大林的好處，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之交，他給莫斯科的報告在調子上有了明顯的轉變，開始直言不諱地談論跟蔣介石軍隊的內戰。蘇德條約簽訂前，毛總是把火並說成是國民黨要殲滅中共，中共都是自衛。而現在，他火藥味兒十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報告說，在內戰中，「勝利一般都是我們的」，「在河北我們殲滅了六千人，山西一萬人。」

斯大林沒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實際行動表示了對毛的默許。三天後他批准了給中共每月三十萬美金的資助。周恩來離開莫斯科回國時，帶給毛一座新電台專為跟莫斯科聯繫。毛的助手師哲回憶道：「我們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聯絡，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權使用」，「往來的電訊，不但都由毛主席親自處理，而且全存在他那裡，向誰傳達或傳閱，也由他決定。」


有了蘇日條約簽訂的前景，毛開始了同日本情報機關的合作，目的是打擊蔣介石，保存、發展中共。負責這項工作的是潘漢年，他聯繫的對象有日本駐上海的副總領事、高級情報官員巖井英一。巖井給了潘漢年一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上面明確寫著：凡日本軍、憲、警如對持證件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繫。延安派去的情報幹部一度還在巖井公館裡架設了電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聯繫，後因「困難太大」而沒有使用。

潘漢年給巖井提供蔣介石的抗戰能力、他與中共的矛盾衝突，以及他與列強的關係等情報，還有英美情報人員在香港、重慶的活動訊息。日本方面對這些情報評價很高，其中一份曾讓日本駐華大使「高興得發狂」。日本侵佔香港時，巖井派專人把中共在那裡的情報人員安全撤走。潘漢年對巖井說：這些人將「一部分去內地，繼續幫助我搜集那邊的情報，一部分轉到上海來幫助我們搞和平運動。」所謂「和平運動」是日本脅迫中國投降的非武力運動。有個著名的「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由潘漢年參與組織，裡面主要成員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來更直接地打擊國民黨。一位當時的中共情報人員回憶說：「『用敵人的手，來打擊敵人，瓦解敵人，這是最機動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過去曾屢次對我們這麼說。然而，只有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動的例子：在敵人的偽組織機構中，大量的充斥著我們的同志」，「據我直接知道的，上海兩次破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對忠義救國軍的圍剿，都是我們的黨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傑作。」★（★據現有資料，中共沒跟日本人在戰場上具體合作。只有一份蘇軍情報局駐延安組長對莫斯科的報告說：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軍隊在山東「與日軍配合」進攻國民黨軍隊。）

除了打擊蔣介石以外，潘漢年的另一項任務是使日本人放過中共。經巖井介紹，他會見了日本在華最高情報首腦影佐禎昭，向他建議在華北停火。這一建議終因日方沒有反應而無結果。但在華中，潘漢年與日本方面（通過日本華中派遺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達成默契：新四軍保證鐵路交通線的暢通安全，日本人對新四軍在鄉間發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數年來，日本火車通行無阻，新四軍也成長壯大。日本人為什麼要容忍中共？我們問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宮崇仁，他曾是日本侵華軍隊的軍官。他答道：日本認為中共不具備戰略重要性，只能搗亂。日本始終把蔣介石作為主要敵人。
(待續)

一九四○年春，華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裡。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許下，八路軍集中三四萬兵力，全殲六千國民黨部隊，在華北佔據了絕對優勢。這時，朱德、彭德懷感到他們也應該打打日本了，不然說不過去，四月一日，他們準備大規模破壞日本運輸線。毛對這個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們把部隊調到華中去搶地盤。朱彭的破路計劃只好作罷。

朱德心裡是不願意繼續打內戰的。這時，蔣介石因為想解決華北內戰問題，邀請他去重慶談判。途中毛堅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開「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沒有「七大」的影子，重慶也不讓他去，這位八路軍的總司令連部隊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簽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圖章。

毛另派周恩來去重慶。從現在起毛規定中共任何人跟蔣介石聯繫，都要通過延安轉周。就這樣，莫斯科和重慶這兩個關鍵通路都徹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年五月，抗日戰爭到了緊急關頭。日本對戰時首都重慶加強了轟炸，山城成為世界上被炸得最厲害的城市。在六個月的時間裡，重慶承受的炸彈噸位是整個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全國承受的炸彈的三分之一。一場空襲下來，成千上萬的平民死去。日軍同時沿長江逼近重慶。日本要法國關閉滇越鐵路，要英國關閉滇緬鐵路，以封鎖中國對外交通，斷絕軍用物資的接濟。除蘇聯外，這是僅有的兩條通向外國的陸運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兩國先後照辦（儘管英國的閉路只持續了三個月）。在重慶，悲觀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氣比這個著名霧都的霧還要濃。蔣介石和中國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對毛來說，這簡直是天賜良機。他後來對斯諾透露他「希望他們〔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慶去」。他企望的是，那樣蘇聯將不得不出兵干預。

然而，朱德走後統領八路軍的彭德懷不這麼想。彭想幫重慶一把，幫蔣介石減輕些壓力。彭在華北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破路戰役，給它取了個響亮的名字：百團大戰。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軍準備於八月十日起事，並把計劃兩次電報給毛。毛沒有回答，毛慣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電毛仍無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動手。

彭知道毛會對這場戰役深惡痛絕，因為它「幫了蔣介石」，損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會加強對八路軍根據地的掃蕩。彭預先就考慮到這一點，但他把民族利益置於一黨利益之上。

百團大戰進行了一個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軍隊，而是破壞交通要道、戰略經濟設施。日本「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稱：「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供應東北鞍山鋼鐵廠的井陘煤礦遭到嚴重破壞，「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進攻蔣介石的一個師調回來，暫停奪取通向華南的兩條鐵路。

百團大戰的主要影響是提高中國的士氣，特別是在被日機炸得苦不堪言的國民黨地區。報紙紛紛讚揚八路軍主動出擊，《大公報》說這是對日本人謠言攻勢的「致命的打擊」，「敵人不是常在造謠說我們分裂互訌嗎？把這鐵的事實給你們看。」周恩來從重慶給毛打電報說：「華北百團大戰影響極大，蔣也說最好。」「我們在此到處鼓吹，連日報紙登大字新聞。」百團大戰為毛爭光不小。

但毛憤怒已極。一方面是因為八路軍遭受了沉重打擊——據朱德說傷亡九萬。日本人說他們「由痛苦的經驗中取得了寶貴的教訓，改變了對共產黨的認識，從而採取各項治安施策，使華北的治安肅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據地被壓縮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萬降到兩千五百萬。但這還不是毛最生氣的原因，彭德懷不久便重建根據地，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八路軍軍力超過百團大戰前，達四十萬人。
使毛最生氣的是百團大戰減少了蔣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減少了蘇聯出兵干預的可能。彭德懷打亂他的戰略部署。這一場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後的歲月裡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舉進攻沒有能使蔣介石投降、垮臺，毛還得想別的辦法把蘇聯人拉進來。蔣此時為了停止國共火並，計劃把兩黨的軍隊分開，讓他們駐在不同區域。這時八路軍在華北已經佔領了所有能佔的地方，跟國民黨已沒什麼仗好打，內戰的焦點移到了長江流域的華中，新四軍活動之地。蔣介石要新四軍撤出長江流域，北上到八路軍的地盤去，他允許中共在那裡基本保留所佔的土地。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蔣正式發佈這一計劃，用詞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軍一個月內到位。

毛一口回絕了蔣介石。他不想放棄富庶重要的長江流域，更想要蔣介石用武力強行趕走新四軍。這樣一來，全面內戰就可能爆發。蘇聯大使潘友新當時寫道：「毛的打算是，如果內戰打起來，俄國人會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態朝這個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給莫斯科發了許多電報，不斷要求莫斯科幫助他「重創」國民黨。新四軍不但沒有北移，反而於十月初在黃橋殲滅了一萬一千國民黨部隊，擊斃兩名將領。蔣介石一聲不吭，就像對其他同類事件一樣。蔣伯事情暴露出來鬧大了，引起全面內戰。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軍必須在一個月內北移到規定地區。

毛充耳不聞。他想激怒蔣介石，促蔣採用武力，展開全面內戰。他對周恩來說，這時蘇聯就會「出來調整」。蔣介石怕的也就是這個，怕蘇聯進來同日本瓜分中國。「一個月」期限到了，蔣仍然沒有採取行動。毛清楚蔣的弱點，十一月三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說：「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節，毛向莫斯科空前強烈地懇求批准他大打內戰。電報由毛本人署名，收電人不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產國際內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爾斯基，特地註明抄送斯大林和國防部長鐵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毛報告說他的計劃是「出十五萬精兵抄到他〔蔣介石〕後方，打幾個大勝仗」，把這一行動稱為「預防性的先發制人」。

毛這樣不加掩飾地要求主動挑起全面內戰，源於形勢的最新發展。蘇聯正加緊了同日本的談判。毛的主張等於是同日本合作，對蔣介石兩面夾攻。這樣一來，蔣很可能垮臺，按波蘭模式瓜分中國就成了現實。

這時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正要起程去柏林，目的是請希特勒幫助莫斯科介入中日戰爭。莫洛托夫的議程寫道：「討論在中國（蔣介石的中國）實現光榮和平的必要。為了實現這一和平，蘇聯準備同德國、意大利一道做調解人（滿洲國歸日本）」。莫洛托夫對希特勒說：「我們必須在中日兩國之間給目前這種局勢找條出路。在這個問題上，蘇聯和德國可以起重要作用。」但希特勒對這件事不感興趣。

日本無意與蘇聯分享中國。這年十月二日起草的日方文件顯示，日本只同意「外蒙古和新疆為俄國的勢力範圍」。這說了等於沒說。日本考慮「承認、接受西北三省（陝甘寧）繼續作中共根據地」，但有個條件，蘇聯必須「約束中共的抗日行為」。只給陝甘寧對斯大林當然遠遠不夠，中共已擁有的地盤早就大得多。

莫斯科無法同日本達成協議。這意味著日本仍然可能掉過頭來進攻蘇聯，斯大林的當務之急仍然是國共合作拖住日本，毛澤東也就不能打全面內戰。剛派往蔣介石處的軍事顧問崔可夫問斯大林為什麼派他去「幫蔣介石，而不是幫中國紅軍」。斯大林答道：「你的任務是把日本侵略者的手牢牢地拴在中國。」

十一月二十五日，克里姆林宮命令毛：「目前暫時不要動，爭取時間，在華中地區軍隊北移問題上，與蔣介石盡量周旋，討價還價……絕對關鍵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軍事行動」。同時，莫斯科同意毛一旦被蔣攻擊時實行自衛反擊：「如果蔣介石進攻你，你必須全力反擊。在這種情況下，分裂、內戰的責任就都落在蔣介石頭上。」

這份命令帶給毛的既是失望，也有希望：蔣介石放第一槍，他就可以動手。問題是蔣介石堅決不肯開火。新四軍北移的期限來了又去，蔣介石沒有動武。毛得出結論：蔣「大舉進軍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決心製造一種局勢，使蔣介石的手不得不扣動扳機。

(待續)

22 皖南事變：毛澤東設陷阱 1940～1941年 46～47歲

新四軍政委項英與毛澤東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團，毛誣陷他是AB團的後台。後來他反對毛長征，預見到毛要伺機奪權。至今他對毛的批評態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項英的總部有一千工作人員、八千部隊，駐紮在雲嶺，在以多變的雲彩和奇詭的石峰著稱的黃山之側。一九四○年十二月，項英的總部是新四軍唯一在長江以南的部隊。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隊伍都已調到江北，組成了江北指揮部，由毛的盟友劉少奇負責。項英管轄的新四軍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項英的孤零零的總部送給蔣介石的部隊去殺戮，逼蔣介石開第一槍，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內戰。這年七月，蔣曾下令新四軍北上去華北，把長江流域讓給國民黨，毛曾置之不理。現在，毛令項英過江到長江以北。

過江有兩條路，一條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東的繁昌、銅陵，另一條朝東南方向走，在長江下游江蘇南部的鎮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蔣介石規定項英走皖東路，因為鎮江一帶國民黨韓德勤部正在和新四軍打仗，他怕項英部隊去參戰。他給名義上是項英上級的國民黨長官顧祝同發電報說：「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准其由鎮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沒有向蔣表示異議，二十九日，他批准了這條路，對項英說：「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電報要項英改走蔣介石特地否決的蘇南路線：「走蘇南為好。」這一路線改變，毛沒有通知蔣介石。蔣介石還以為項英會按他的要求走皖東，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發電報給新四軍軍長葉挺，重申皖東路線，並說他「沿途已令各〔國民黨〕軍掩護。」

項英發現蔣介石並不知道路線已改，趕緊在四日給蔣介石發了封電報通知他。這封關鍵電報沒有送達蔣介石手裡——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將領直接跟蔣介石聯繫，所有的聯絡都必須經過他，再由周恩來轉。毛把項英給蔣的電報壓下了。★項英發完電報又等了若干小時，拖到當天夜裡才出發。他以為蔣介石應該得到改變路線的消息了，沿途駐紮的國民黨軍隊也應該接到命令，給他讓路了。（★毛澤東壓下項英一月四日關鍵電報的根據，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給重慶周恩來的電報。裡面說：「軍機前轉上葉、項支〔四〕日致蔣電，措詞不當，如未交請勿交。」這不僅說明毛不讓周轉項英的電報，而且說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兩天才把項英四日的電報發給周恩來，這時對項英部隊的攻擊，已經在持續一星期後結束。）

一月四日的夜晚，風雨交加，項英和一萬新四軍進入了國民黨十幾萬大軍的駐紮區。這些軍隊沒有得到項英要過路的通知，以為是新四軍來挑釁，就開了火。早已因黃橋之戰中國民黨將領被打死而痛恨新四軍的顧祝同，六日下令把項英的部隊「徹底加以肅清」。皖南事變爆發了。

慌張的項英發了一封又一封電報給延安，要毛向國民黨交涉停火，但是毛毫無動靜。到了九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劉少奇電毛談起項英的情況，毛才回電說他什麼情況也不知道，五日以後就沒有得到過項英的電報：「得葉、項五日報告，他們四日夜間開動，五日晨到太平、涇縣間，此後即不明瞭。」
一月六日到九日，國民黨軍隊圍殲項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沒有接到過項英的電報？在這些日子裡，項英的電台不斷發出求救的電訊，劉少奇都收到了，獨獨毛沒收到？真是沒收到，為什麼不設法恢復聯繫，在這樣重要的時刻？

毛的電台似乎總在關鍵時刻合著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變時，他也聲稱沒收到莫斯科要他協助釋放蔣介石的指令。現在他又聲稱沒收到項英向他求救的一連串電報。毫無疑問，毛不想為新四軍解圍，毛要蔣介石殲滅他們。這樣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內戰。同時，他也一箭雙鵰，除掉項英這個心腹之患。

在收到劉少奇一月九日發給毛的電報後，毛的電台奇跡般地恢復運作了。十日，新四軍總部報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衛戰鬥，今已瀕絕境，幹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以黨中央及恩來名義，速向蔣、顧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挽救。」然而，毛仍舊一動不動。

十日那天，項英自己給蔣介石打了封電報，懇求蔣撤圍。這封電報他再次發給毛轉，毛又再次把它壓了下來。毛對周恩來說，項英的這封電報比前一封「立場更壞」，「此電決不能交，故未轉你處。」
十一日晚間，周恩來在重慶開酒會，慶祝《新華日報》三週年。毛關於新四軍總部被圍攻的電報這時姍姍來到，由周對慶祝會上的人宣佈。但就是這份電報也不是叫周恩來向國民黨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況通報。

遲至十二日毛才讓周「向國民黨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勢的嚴重性、緊急性，用「據雲尚可固守七天」的謊言替代新四軍總部早已報告的「今已瀕絕境」。周恩來在十三日才向國民黨提出抗議。蔣介石已經在前一天主動下令停止攻擊了。

就在十三日這一天，毛突然活躍起來，叫周恩來「向全國呼籲求援」。他命令部隊：「軍事上立即準備大舉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脅問題，而是如何推翻蔣介石統治問題。」「一下決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毛知道他的軍隊遠不是國民黨的對手，沒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將一敗塗地。一月十五日，周恩來去見蘇聯大使潘友新，說中共急需蘇聯的拯救。潘潑了他一頭冷水。潘在他的只給蘇聯高層看的回憶錄裡指出，他當時就懷疑皖南事變是毛澤東有意讓項英去送死，而周恩來向他撒謊。周對潘謊稱新四軍總部同延安的電訊聯繫是十三日下午斷的，跟毛撒的謊，即六日到九日斷的，對不上號。顯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一看就是假的，不能說給蘇聯人聽。

毛繞過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籲懇求，用蘇聯人的話說是發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電報」。毛說蔣介石的計劃是全殲新四軍，然後消滅八路軍，然後「摧毀中國共產黨」，「我們有被斬盡殺絕的危險。」說來說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幫他打全面內戰。

「內戰的危險。」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記寫道。雖然他稱新四軍為「我們的軍隊」，但是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聳聽，不相信蔣介石要「斬盡殺絕」中共，也把這個看法告訴了毛。毛馬上發來另一封「狼來了」的電報，特別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夠估量中國形勢，考慮能否給我們具體的軍事援助。」這裡的「軍事援助」指的不僅是軍火資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進中國打仗，使斯大林大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寧忌辰紀念儀式上，斯大林以譴責新四軍軍長葉挺的方式表達他的不快。斯大林稱葉為「一個不守紀律的打游擊的」，「查查看〔皖南〕事變是不是他挑起的。我們也有些打游擊的，人是好人，但我們不得不把他們槍斃掉，就是因為他們不守紀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於是再次警告毛，口氣比以前更堅決：「不要挑起破裂。」

季米特洛夫告訴斯大林：「中國同志在不顧後果地追求破裂。我們決定向毛澤東同志點明他的不正確的立場。」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寫給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爭辯：「我們認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應該竭力製造破裂。相反地，你應該盡一切努力防止內戰發生。請重新考慮你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毛當天給莫斯科回電表態：「服從您的指令」，但仍然執意要打蔣：「破裂在將來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的態度，毛事先已預料到了，為此他非常沮喪。在這樣的心態下，一月三十一日，他給在蘇聯的兒子們寫了封異乎尋常的信：
岸英、岸青二兒：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長信，岸青的信，岸英寄來的照片本，單張相片，並且是幾次的信與照片，我都未覆，很對你們不起，知你們懸念。

你們長進了，很歡喜的……唯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多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輔之。將來可倒置過來，以社會科學為主，自然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

毛一向給兒子的信像便條似的，這封信是罕見地長，罕見地親切，帶著傷感。而且，毛居然要他的兒子少談政治！看得出來他的灰心失望，筋疲力竭。
(待續)

毛固然沒能挑起全面內戰，但他贏得了一系列勝利。首先是他的宿敵項英死了。項英在蔣介石下令停火後逃了出來，三月十四日深夜，在一個山洞裡睡覺時，被副官開槍打死。這名副官本來就對共產黨不滿，打死項英後，他拿走項英身上的金條財物，後來投向國民黨。

還在項英剛剛擺脫國民黨的包圍圈時，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義發決議，給項英冠以種種罪名，把皖南事變說成是他「一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甚至影射項英是內奸：「此次失敗是否有內奸陰謀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許多情節是令人懷疑的。」直到今天，皖南事變的帳仍算在項英和蔣介石身上。

毛的第二個勝利是蔣介石因為害怕大打內戰，無奈之下，允許新四軍留在長江流域。崔可夫將軍威脅蔣說，要想蘇聯繼續提供軍火，他就得這樣辦。潘友新大使注意到蔣憤怒得難以自制：蔣「非常神經質地接受了我的聲明。他在書房裡走來走去……我把問題重複了三遍他才聽見。」

壓力還來自美國。蔣要擺脫對蘇聯武器的依賴，只有靠美國。羅斯福總統也跟斯大林一樣，想要中國牽制日本，把日本陷在這個大泥沼中，所以不希望中國內戰。對中共，美國完全沒有影響力，羅斯福便把壓力都加在蔣介石頭上，警告蔣要援助就不要打內戰，不管是誰發動的都不行。皖南事變時，美國媒體報導，華盛頓打算把準備給中國的五千萬美金貸款壓下來，等中國不打內戰了再說。一月二十五日，飛越喜馬拉雅山的航線「駝峰」開航，美國軍事援助由希望變成現實。美國人的態度對蔣至關緊要。

羅斯福總統關於中國的消息大多來自一批非官方人士，包括斯諾，主要人物是海軍陸戰隊軍官卡爾遜（Evans Carlson）。卡爾遜對中共充滿天真的幻想，而羅斯福把他的報告囫圃吞下，並轉發給相關人士過目。其中一位告訴總統，斯諾的書證實了卡爾遜的看法，也就是說報告是可靠的。皖南事變時卡爾遜正在重慶，他奔回華盛頓去親口向羅斯福報告中共方面的說法。

英國沒有援助可給，但是蔣介石崇尚英美，英國的壓力對他也就不無份量。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討厭蔣介石，認為他軍事上無能，政治上對英國在華利益是個威脅。英國大使科爾（Clark Kerr）直言不諱地對蔣說，要是打起內戰來英國不會支持蔣，管它是誰挑起的。皖南事變時他給倫敦的匯報強烈偏向中共。他也曾公開說，所有國民黨人加起來也抵不過周恩來一個人。

皖南事變後，莫斯科在西方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宣傳，稱蔣介石屠殺了一萬新四軍。實際數字是死亡兩千餘人。三千新四軍成功歸隊，原因是他們掙脫包圍圈後，轉身走皖東路，渡過長江。他們走的是蔣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沒人騷擾。

蔣介石並沒有給新四軍設陷阱，但他很不會做宣傳。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佈解散新四軍，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把新四軍全都殺光了。對蔣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佈中共軍隊圍殲國民黨軍隊的消息，也不准媒體報導，所以人們都不知道，其實他的損失比皖南事變中新四軍大得多。蔣怕打內戰的消息影響國內士氣和國際援助。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說：「他們不做聲，我們也不做聲。他們打敗了不做聲，我們勝利了，何必那樣來宣傳呢！」由於這種種原因，人們部以為皖南事變是抗戰中唯一的大規模內戰，而且是國民黨屠殺無辜的共產黨人。

共產黨宣傳機器的效率是國民黨難以望其項背的。在重慶，這架機器的合奏指揮是周恩來，毛設陷阱的唯一知情人。毛的這位配合者迷惑了無數西方人。美國記者馬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是在這時認識周恩來的，她馬上拜倒在周的魅力下。她對我們說，當年要是周召喚她，她會追隨周到天涯海角。她的丈夫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倒是把周看得很準：「共產黨的觀點是什麼他就賣什麼，而且賣得不錯。」
在周指導下，中共在香港對付外國人的情報人員給斯諾提供了大量中共方面的說法，斯諾都發表在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上，第一句話就是：「這是最近衝突的第一篇可靠的報導……」

海明威皖南事變後在中國，對中共有一些深刻的觀察：「為他們的黨著想，中共當然要想法擴展，不管他們在紙面上接受什麼領土限制。」由於中共「善於宣傳，使美國對他們在抗戰中起的作用，產生了名不副實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軍隊的作用勝過他們一百倍。」海明威還說，「根據我在西班牙〔內戰裡〕的經驗，共產黨總是拚命給人假象只有他們在努力作戰。」

海明威的名望使他的這些見解一旦曝光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可是，這些見解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一九六五年才見天日。一九四一年，在羅斯福助理居裡的勸說下，海明威沒有把這些見解公之於世。居裡的理由是：「我們的政策是不要他們打內戰。」

居裡是白宮主要經濟助理，在皖南事變後訪問中國。美國截獲蘇聯情報的檔案表明他總在幫蘇聯的忙，有人說他是蘇聯間諜。最近一份權威研究下結論，說他是個「容易受人利用的同情者」，不是間諜而是蘇聯在白宮的「朋友」。這位朋友的中國之行極盡為中共服務之能事。比方，他對蔣介石說他除了帶來羅斯福的書面信件以外，還帶來總統口信，口信是這樣開頭的：「在一萬英里外的美國，我們看中國共產黨其實就是我們那裡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喜歡他們對農民的態度、對婦女的態度、對日本的態度。」居裡叫蔣介石不要把口信告訴美國國務院的人，也不要告訴美國大使約翰遜（Nelson Trusler Johnson）。

在給羅斯福的報告裡，居裡大講蔣介石的壞話，粉飾中共，說「中共是唯一受大眾擁護的黨」，說這是它擴展的原因。對皖南事變，他把中共的說法照本宣科。

由於居裡從中作梗，蔣介石未能建立一條直達羅斯福的通路。蔣介石請居裡轉告羅斯福，給他派個能夠在他與總統之間「毫無隔閡地傳達意見」的政治顧問，使他能「與總統直接聯繫」。蔣中意的人選是美國駐蘇聯第一任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一個對共產主義沒有幻想的人。居裡當場一口否決這個人選，以後也沒有向羅斯福匯報。他回美國後給蔣介石找了個學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此人連羅斯福的面部沒見過，更不用說符合蔣的要求了。結果，蔣介石與羅斯福之間的聯絡掌握在居裡手中。

迫於一系列國際上的壓力，皖南事變後，蔣在一月二十九日叫他的駐蘇聯大使請克里姆林宮調停，也就是說讓蘇聯人出價，問他們到底要什麼。蘇聯人要蔣介石讓新四軍留在長江流域，中共奪取的別的地盤也都照樣不動，蔣介石一一答應。毛不無得意地對中共將領說：「蔣介石無論他怎樣造反，但鬧來鬧去，只會把他自己鬧垮臺的。」毛已經使用「造反」，這樣的字眼兒了，好像蔣介石已經在野，他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