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入侵蘇聯。這對毛澤東的打擊非同小可。蘇聯是他的資助人、他的希望，一個被削弱的、自顧不暇的蘇聯顯然不能對他像以往那樣幫助了。多少天來，毛都睡不著覺。★（毛事先就知道相當準確的德國入侵時間，也通報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日記裡寫道：「德國將襲擊蘇聯……日期—— 一九四一•六•二十一 ！〔粗黑體為原文〕」這是季米特洛夫唯一記載的警告。情報是中共地下黨員閻寶航等獲取的。德國二十二日果然入侵蘇聯，克里姆林宮感謝了中共。）

首先，如果他跟國民黨真的大打起來而又打不贏的話，毛不能指望蘇聯出馬幫他。他馬上命令：「對國民黨敵後各部應停止任何攻擊性行動」。

對日本，他是小心不去觸犯。德國入侵以後，斯大林日夜擔憂東西兩面受敵，要中共牽制日本，保證在日本侵蘇時幫蘇聯打日本。莫斯科來電問毛：如果日本進犯蘇聯，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為了鼓勵毛行動，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發電報說，這就陸續寄一百萬美金來。兩天後，共產國際要中共訂出「具體步驟」。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認為如果日本打蘇聯他們應該行動。一向謹慎的劉少奇給毛打電報說：要是日本向蘇聯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必須反攻，以牽制日本。毛認為日本一定會打蘇聯：「日蘇戰爭有極大可能爆發」。但即使如此，中共軍隊也不能打日本。七月十八日，他給劉覆電：「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於我於蘇均不利。」他的政策是讓蘇聯人自己去打：「全局決定於蘇聯打勝仗。」他對八路軍負責人彭德懷說，任何與蘇軍的作戰配合，都只能「是戰略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對部隊他一再下令：「不要過分刺激敵人〔日本人〕」。

不久以前，毛還在對莫斯科說他的軍隊如何強大，光八路軍就有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九人。可現在毛對莫斯科申辯說他的部隊太弱，不能打仗：「人力物力都缺，根據地在縮小，彈藥快沒了一一形勢日益困難。」莫斯科不能指望他，「假若日本進攻蘇聯時，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斯大林親自給毛打過幾次電報要他牽制日本人，其中一次是德國兵臨莫斯科城下時，另一次是斯大林格勒大戰前夕，幾次毛都婉言拒絕。這激怒了莫斯科。更使蘇聯人怒不可遏的是毛建議他們誘敵深入，退到烏拉山脈去打游擊。有人說毛拒絕幫忙是認為蘇聯快不行了，崔可夫將軍甚至說毛想利用希特勒的進攻取代蘇聯。有流言說毛曾說：「斯大林打不過希特勒」，「二十四年的社會主義拼不贏八年的法西斯主義。」
多年後，有人問莫洛托夫：「我們明知毛這樣對我們，我們怎麼還要幫助他？」莫洛托夫囁嚅道：「是的，是這樣，是這樣。我知道這不好解釋，但你不能這樣看問題。」「我們看去是像傻瓜，但我們不是傻瓜。」

斯大林和毛澤東彼此是瞭解的，他們都是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這使他們不時發生衝突，但共同的長遠利益把他們連在一起。不管斯大林對毛多麼惱怒，他從來沒停止過跟毛打交道。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蔣介石了，毛有了閒暇。他著手整黨，要把中共變成一架馴服的機器。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共共有七十萬黨員。九成以上是抗戰以後加入的。他們中許多人是年輕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志願從國民黨管轄的城市來到中共根據地。這批年輕的志願者對毛特別重要。長征老幹部和根據地農村入黨的人大多是文盲，而他們教育程度比較高，毛未來的政權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毛要整黨，這批熱血青年首當其衝。

這些人之所以志願參加中共，是因為在抗戰開始後年輕的知識分子顯著向左轉。蘇聯那時是中國的主要、甚至僅有的同盟，向中國提供抗日的軍火物資。愛屋及烏，人們也就認為中共全心全意打日本。
對國民黨的失望瀰漫在很多人心中。掌權多年。國民黨沒能剷除中國大地比比皆是的貧困和不公正。中共在長征前製造的慘劇人們要麼不知道，要麼忘了，要麼不相信，歸結於國民黨的宣傳。也有人以為中共改變了政策，就像它許諾的那樣。抗戰初期，中共的行為也讓人覺得它真是變了，不少外國人，甚至傳教士，都這麼相信。邵力子主持國民黨中宣部期間，為中共改頭換面出了大力。斯諾書的影響就更不用說。

集中在延安的熱血青年大約有四萬人，多是十幾二十歲，由中共地下黨把他們介紹到這塊「革命聖地」來的。到達延安時，他們無一不是興奮萬狀。有個青年回憶道：「我們終於見到延安的城頭了，我們這時興奮得幾乎要流出淚來，我們在車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歡呼，歌頌這座莊嚴的古城……歌聲開始激盪，我們高唱起《國際歌》和俄國的《祖國進行曲》。」「青年們又慕煞幹部們身上又臭又髒的爛軍服，處處覺得新鮮、刺激和神秘，為之顛倒。《延安頌》的歌聲響徹全城」。

新來者被編入各種學校受訓。但很快的，他們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們來延安是衝著一個夢，這個夢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問題。這個他們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聖地無蹤無跡，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

穿著也是一樣。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一個為毛家洗洗補補的傭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煙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人的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產可以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抗戰剛開始時，延安有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給一般共產黨員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趕走了，有謠言說它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還在食水裡下毒，散播細菌。醫療隊走後，個別醫生被留了下來，主要為特權階層服務。

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裡唯一的一輛汽車，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員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人人都知道這是「毛主席的小包車」，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都以為這「是宋慶齡從國民黨地區搞來，專門送給毛澤東用的」。年輕的司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車經過後說，江青穿著深紅色的春裝，「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延安盛傳著一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權是人們耿耿於懷的敏感東西。一天，老朋友曾志來吃晚飯，飯後毛請她再來。她衝口而出：「那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到你這裡來會餐！」毛收住了微笑，顯得有些尷尬。

黨是這樣向年輕的志願者解釋等級制度的：「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個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

特權體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產黨人和戰俘，他們中只有一個人有權過性生活：最高領導野阪參三。一位當時的戰俘對我們說：「毛澤東希望他過得心情愉快，所以給他找了個女同志作他的伴侶。我們沒提意見，沒公開提意見。大家是有意見，只是藏在心裡。」


儘管失望，年輕的志願者卻沒法離開，他們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別的紅色根據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過來人說：在延安的老幹部中，新幹部中，思鄉病很流行。農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識分子幹部就聰明多了，他們不說「回家去」，而是編造一套謊言，說得天花亂墜，要求黨調他們出外工作。當然絕大多數不會批准。

司馬璐在醫院裡看到下面的一場戲：「我們沒有病，為什麼把我們送到這裡。」

兩個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圖掙脫政治指導員的手。指導員對他們說：「同志，你安靜一點。」又招呼幾個武裝同志把他們壓住。……

兩個江西佬繼續在訴說：「我們要回家看看雙親和兒女，一次再次請假不准，硬說我們有了神經病，送我們到這裡來。」

這時，有個好事的幹部走過去，指指兩個江西佬胸前掛的「長征紀念章」，對他們說：「同志，記得你們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呀！」

「這個東西有屁用，我們死裡逃生，受傷十幾次了，現在人家陞官的陞官，有好吃好穿，我們為的什麼，還不如回家種田去。」

對年輕的志願者們來說，逃跑更是難於上青天，抓回來面臨處決。大部分也就斷了走的念頭，留下來了。

就是這批人毛得用來做他的權力基礎。顯然，他們不是權力基礎的材料。要他們為中共衝鋒陷陣，毛得從根本上改變他們，重新塑造他們。這個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於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待續)

[ 本帖最後由 Red_Guard 於 2008-7-14 06:18 編輯 ]

首先，毛拿他們的帶頭人、三十五歲的共產黨員作家王實味開刀。王實味曾翻譯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報紙《解放日報》連載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實味寫道：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裡裝得有不舒服。

為什麼呢？我們生活裡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

王實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制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他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野百合花》繼續連載時，王實味把話說得更單刀直入。「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王實味呼籲人們自己用腦子想，這就已經大逆不道了，他還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觀點：「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唯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這些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報社受到整肅。

王實味又把更尖銳的思想寫到牆報上。毛澤東允許牆報存在，給青年知識分子一個透氣閥門，說話的園地。對毛來說，它的好處是讀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風吹雨打，撕去覆蓋，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來。王實味在牆報文章裡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瞭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已經不光是反對特權等級，而是鼓動人們「造反」了。

王實味的牆報被貼在布上，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間，毛澤東打著馬燈去看了王實味的牆報。他看到激動的人群，感到了王實味極大的號召力，當即決定狠整王實味。他後來說：「不少的人，從很遠的地方跑到小鞭溝看他的文章，但沒人看我的呀！」，「王實味稱王稱霸」，「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

毛理屈詞窮，只好給王實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實味從前私下說過一些關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話，如說托洛茨基是個「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愛」，在蘇聯清黨時「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這些話現在被公開扯出來批判。王實味被關押。

他短暫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單獨囚禁中度過的。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地區的記者來訪延安，王實味被弄出來見他們，他們見到的是一個機器人。記者魏景蒙寫道：「他重複說：『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記者趙超構注意到他：「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

王實味的審訊者之一後來透露王實味說這番話是奉命，出於無奈，「他見了記者回來以後，非常惱火躺在床上，握緊拳頭，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一九四七年中共撤離延安時，王實味被帶上，途中被處決。那是個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歲。


一九四二年，拿王實味開刀後，毛殺雞儆猴，要年輕的志願者們參加一場場批判王實味的會。但毛髮現他們沒有被嚇住。王實味畢竟跟托洛茨基主義有些瓜葛，而這些青年人很多連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延安剛開始批托洛茨基時，為了幫助人們記住這個俄國名字，康生說：「你們可以記作『兔子吃雞』。」

「托派」這頂帽子對年輕志願者們沒有恫嚇力，毛和康生另闢蹊徑。那年冬天，他們指控大部分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打著紅旗反紅旗，是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借口，毛澤東把幾乎所有志願者都當作特務嫌疑犯關起來。一九四三年四月，數千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一處監獄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時叫「社會部」）所在地棗園的後山溝裡，可關三千多人。（毛有一住處也在那裡。）被捕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被關押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准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獄卒」的是本單位的人，往往來自非國統區，通常只佔一個單位人數的一兩成。

把一般工作單位變成准監獄是毛的重要發明。在他未來的統治下，整個中國都將採用這種模式。在這件事上，他更勝希特勒、斯大林一籌，使同事一夜之間變成囚犯與獄吏。用這種方式，毛不僅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可怕的緊張關係，還增加了直接參與鎮壓的人數，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數。希特勒、斯大林搞這些骯髒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克格勃，地點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鐵門後面。而毛的方式，不僅捲入的人多得多，也公開得多。

關押後，志願者們被逼著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必須咬別人是特務。這不是真正抓特務，而是製造恐懼。延安也在真抓特務，那是不露聲色地在暗地裡隨時進行。據毛的助手師哲說，真正的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
（★ 處死後有的屍體還派了用場。師哲寫到參觀一所醫院，看見一個大槽，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著一具年約三十餘歲的男屍。醫院護士長告訴他：「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市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問：「他們被送來時是活人？」回答：「當然。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

對志願者所施的刑訊逼供，最常見的是不許睡覺，有時長達兩個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類傳統辦法。還有心理恐嚇，如嚇唬說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窯洞，甚至假槍斃。在沉寂的夜裡，遠遠近近的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受刑者的慘叫聲傳遍延安。

毛澤東親自發出指示怎樣用刑效果最佳，當然不是直說「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詞「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說：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毛這樣仔細，是因為他需要受刑者將來繼續為他服務。

與關押受刑相結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會。志願者們一個個被推到台上，強迫承認自己是特務，「檢舉」他們的同志。被檢舉的跟著被揪上台去，逼著認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聾的凶狠的口號聲中，不肯認罪的被當場捆起來拖走，押進監獄，或是上假槍斃的刑場。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待續)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審訊和受審，一個接一個的坦白大會，還有各種改造思想會議。用開不完的洗腦會來摧毀人的意志，將成為毛澤東統治的一大組成部分。所有休閒娛樂，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僅有的一點點個人獨處時間也不得安寧，那是寫「思想檢查」的時候。毛命令：「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叫各人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

毛還要知道每個人都從哪些管道聽到了，或向誰傳播了，什麼非官方的消息，把這些統統叫作「小廣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廣播」表。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李銳告訴我們：「很討厭的，你要寫聽說過對黨不利的話沒有，張三講的，李四講的，我自己跟誰講過什麼不好的話，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小廣播表欄，起了很壞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麼，何謂「不好的話」，故意不下準確定義，使人們在害怕心理支配下盡量多寫。有個人嚇得填了足足八百條。

抵制一概被當作特務的證據：「你既然沒什麼見不得人的，為什麼不能向黨匯報呢？」人們無法用隱私權來自衛，共產黨人摒棄一切私有制。有個行政學院，裡面的反抗情緒最高，在命令填「小廣播」表的大會上有人發問：「是否晚上與老婆講的話也要填？」引起全場竊笑。結果是發問者以及學院的大多數人都成了特務。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佈：行政學院「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

通過填「小廣播」表，毛成功地讓人們互相告密，撕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沒人再敢對他人發表意見。人們既然不敢傳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訊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緊緊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報紙、電台、信件部不允許，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險。訊息的枯竭帶來大腦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變去。既不能同別人商討，又不能訴諸白紙黑字，私下寫一寫也怕。為了表示清白，日記被紛紛交了出去。人們不僅不敢說，連想都不敢想。


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志願者們脫胎換骨了，從前充滿激情要為公正平等的理想獻身，如今演變成機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面的記者第一次獲准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分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但是，他們一致堅決否認黨和政府對他們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趙感到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在邊區時從無機會使我們解放開來大笑一場。我們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經經的臉孔，鄭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澤東先生時有幽默的語調，周恩來先生頗善談天之外，其餘的人就很少能說一兩個笑話來調換空氣的。」

斯諾夫人海倫對我們說，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七年後，沒人再敢這麼說了。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

毛要的不是志願者，不是自願投入的志願者。既有自願，就可能不自願。毛要的是機器人，一按電鈕，就按他的意志開動。他的目標實現了。


一九四四年初，蘇聯在對德戰場上進行大反攻，有望參與對日戰爭。打敗了日本，蘇聯就會幫毛打蔣介石奪江山了。到那時，毛將需要大批幹部。延安整風開始降溫。

中共情報機關此時著手甄別，看山一樣高的口供材料中，會有多少事實，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特務。這個過程很緩慢，飽受磨難的人們仍然不得自由，活在惴惴不安的痛苦裡。有一點情報機關從一開頭就能肯定：真正的特務嫌疑者不到志願者的百分之一。

其他根據地此時開始「抓特務」。毛要這些地區負責人從頭做起，把刑訊、坦白大會等一一過一遍。毛把情報機關關於特務嫌疑者不到百分之一的估計放大十倍，變成百分之十，聲稱延安「清出大批特務」。

又一年過去了。一九四五年春，毛確切得知蘇聯將參與對日戰爭，立刻宣佈大批解放受害者。

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憶道：「那時我母親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當時把逼人承認是特務叫作「搶救」他們。）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殺往往是唯一的解脫。有的跳城牆，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殺死然後自殺。自殺幾次才終於死去的為數不少，一個物理教師先吞火柴頭未死，再懸樑自盡。自殺未遂的人受到的無情待遇，從三五九旅政工幹部王恩茂的日記中可見一斑：「要一個同志來談話，因他坦白後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實行自殺，督促他寫檢討材料。」

自殺也是抗議的最激烈形式。一個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後，他的同志們把屍體埋在審判官的窯洞對面，含義很清楚：讓死者的魂靈天天糾纏你們！

據中共負責青年工作的蔣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給中央的信，「此次搶救運動，是在知識分子黨員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濃厚的陰影，是相當沉重地打擊了黨內相當廣大的新知識分子黨員的革命熱情……很多人都明顯或不明顯地流露出一種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銳氣、青年的進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數同志消沉失望，到了喪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澤東毫不發愁，這些人會繼續為他服務，不管他們多麼痛苦。他們已經陷在中共組織的這張網裡出不去了。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人們只好依靠信念過下去，為了過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強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們的理想主義，說他們經歷的一切冤屈都是為了救國大業所必受的考驗，是崇高的、洗滌靈魂的犧牲。「為人民服務」就要有犧牲，毛說。以後人人皆知的這句話就是在此時被大加張揚的。

毛要把受害者們送上前線打蔣介石了。為了緩解他們的怨氣、怒氣，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幾次公開道歉。在大會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舉手敬禮。但他的道歉總是措辭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過：「我代表中央道歉」，「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一場整得人死去活來的災難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次延安審干，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灰錳氧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黑夜裡的白刀戰，誤傷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來，把身上灰拍拍乾淨，繼續工作。」毛還以老子自居，說：「老子打了兒子，就不要記仇了。」

毛說這些話時，聽眾常常流著眼淚，無可奈何的眼淚，一口氣終於鬆下來了的眼淚。他們中的大多數繼續為共產黨戰鬥，為這個殘酷地冤屈他們的制度戰鬥。他們幫著把毛送進紫禁城後，又整體地成為毛用來控制壓制中國人民的機器。毛創造這架機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歸根結底靠的是恐怖。所謂「延安整風」，更恰當的名稱應當是「延安恐怖」。

所有黨員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沒有直接受害的人。他們得被迫揭發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靈上跟受害者一樣受到永久性傷害。人人都得參加坦白大會，目睹可怕的場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中，害怕下一個輪到自己。無窮無盡的「思想檢查」對每個人的隱私都橫加踐踏。多年後毛聲稱：在整風中他並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實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強迫」。毛澤東就是這樣建立起了他的權力基礎。


在整風中，毛命令每個黨員填「社會關係表」，把「本人歷史上各種社會關係通通填上去」。於是人人都有了一大摞檔案，毛從此掌握了國民黨可能滲透中共的幾乎每一管道，並且著手堵死這些管道。在即將爆發的全面內戰裡，國民黨像一面篩子任共產黨滲透，而共產黨卻是鑽不進的鐵板一塊。

整風的過程，就是準備全面內戰的過程。當初年輕志願者們參加中共，為的是抗日，不少人並不恨蔣。如毛所說：很多人「覺得國民黨很好，很漂亮」。王恩茂的日記記載：「老幹部抗戰後減弱了階級仇恨，新幹部對於蔣介石都有極大幻想」。蔣介石當時是全國公認的抗戰領袖。他與美，英在一九四三年簽訂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協定，使美、英放棄了在華特權（除香港外）。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事件，就連毛也不得不在延安舉行慶祝大會。蔣介石還使中國成為四強之一，跟美、英、蘇並列，做了聯合國安理會具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風抹黑蔣介石，成功地製造了對蔣介石的仇恨。抓特務是抓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所謂「日本特務」也說是為蔣介石服務的。毛就這樣為打蔣奠定了心理基礎。


在這期間，新疆發生了一件事。一九四二年，新疆統治者盛世才懷疑蘇聯和中共陰謀暗殺他，跟蘇聯翻了臉。蘇軍撤走，中共在新疆的人員，包括毛唯一活著的弟弟澤民，都面臨生命危險。他們再三請求延安讓他們離開，毛令他們繼續留下。一九四三年初，盛世才把毛澤民跟一百四十多名中共黨員、家屬關了起來，其中有澤民的妻子和兒子毛遠新，還有毛的乾女兒（也是未來的媳婦）劉思齊。

因為盛世才現在聽命於蔣介石，莫斯科一再要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向蔣介石交涉釋放他們。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二月十日集體給周恩來打電報要他同蔣交涉。可是，毛緊接著在二月十二日單獨給周發了一封電報，列出同國民黨交涉的具體內容，隻字不提釋放新疆被捕者。於是，周恩來在同國民黨代表的一系列會見、談判中，也就沒有提出這一要求。

林彪那時跟周恩來一道在重慶。六月十六日，他比周恩來先一步到蘇聯大使館去跟潘友新大使開會。他告訴潘友新，周恩來根據毛的指示，沒有向國民黨提出釋放新疆被捕人員的事。周恩來到後，潘友新問他，周說他在三個月前就給蔣介石寫了信，但一直沒有回音。潘友新向莫斯科報告說：周說這番話時，林彪「坐在那兒，頭深深地垂著」，周顯然在撒謊。事實上，周和林幾天前（六月七日）剛跟蔣介石會了面，蔣介石十分友好，但周恩來隻字未提釋放新疆被捕人員的要求。

為什麼毛指示周恩來不提釋放新疆被捕人員的要求？會不會是他有意促成一次類似皖南事變那樣的大屠殺，以激起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的仇恨？

毛澤民和兩個中共高幹在九月二十七日以陰謀武裝暴動顛覆政府的罪名被處決。新疆的其他被捕者後來經蔣介石批准釋放，返回延安。二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被打成「新疆一百三十一人叛徒集團」。(待續)

24 給王明下毒(上) 1941～1945年 47～51歲

在延安整風中，毛的另一個目標是叫整個中共領導層匍匐稱臣，使他永遠不再需要莫斯科的認可。
德國入侵蘇聯不久的一九四一年秋，毛召開一系列政治局會議，要所有過去反對過他的人，引起過他不快的人，都卑躬屈膝地譴責自已，唱他的頌歌。大多數人，如張聞天、博古，都乖乖照辦。★周恩來當時在重慶。只有一個人拒絕從命，他就是王明。（★博古在一九四六年死於飛機失事。）

王明一直在毛的股掌中過著小媳婦的日子。十月，他有幸看見季米特洛夫給毛的電報，裡面問了十五個嚴厲的問題，包括：中共準備採取什麼實際行動打擊日本，以阻止日本與德國夾攻蘇聯？手上有了莫斯科對毛不滿的證據，王明膽子壯了，抓住這個機會打算東山再起。政治局會議上，他拒絕表態說毛一貫正確，反而批評毛的抗日政策，說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不是毛，而是他。他要求跟毛在黨的大會上辯論，說他決心與毛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

毛本來計劃在政治局所有人都表態臣服後，召開已延遲多年的「七大」，名正言順地當黨的領袖。毛做事實上的中共領袖已近七年，但一直還沒有正式頭銜。王明這麼一鬧，毛的如意算盤便散了架。如果倔強的王明在「七大」上挑起論戰，辯論抗戰政策，輸的準是毛。毛不敢在這時開「七大」。

事態發展出乎毛的意料，他又氣又急，一腔怒火從筆尖宣洩而出。這段時間，他寫了九篇罵人的文章，痛罵王明和王明從前的盟友，包括周恩來，哪怕周早已倒戈成了毛的忠實助手。這些迄今尚未公諸於世的文章，據毛的秘書胡喬木說，「的確寫得很尖銳」，「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用詞辛辣、尖刻」，是毛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洩，刺人的過頭話不少」。有一節稱王明等人為「最可憐的小蟲」，說他們「儘是些假馬克思，或死馬克思，或臭馬克思，連半個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也沒有」。

毛把這些文章改了又改，然後收了起來。這些他花了大量心血的心愛之作，三十多年後仍唸唸不捨，心頭痛恨他的同事時，用讀它們來發洩。一九七四年六月，王明在莫斯科剛去世不久，周恩來身患膀胱癌而毛又不得不讓他動手術，這時眼睛幾乎失明的毛叫人把文章找出來讀給他聽。一九七六年他死前一個月，還讓人又給他讀了一遍。


王明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向毛挑戰之後，突然病倒了，住進醫院。王明說是毛澤東給他下了毒。這有待查證。確有證據證明毛給王明下毒的，是第二年三月，王明準備出院時。那時王明仍不屈服，在醫院裡還做詩說：「自是凜然爭氣節，獨逢亂諂不低頭。」說毛「一切為個人，其他都不管。」「反對蘇共和蘇聯、反對中國共產黨」，甚至直點其名：「毛澤東製造毛澤東主義，建立個人黨內專制和個人軍事獨裁。」這樣一個敢於反抗的王明，出院後準會給毛帶來無窮的麻煩。毛決心除掉他。

替毛下毒的是一位姓金的大夫。他最初跟紅十字會的醫療隊來延安，因為是婦產科和小兒科專家，共產黨把他留下了。王明住院後，他被派任主治大夫。他給王明下毒的事實，有一九四三年七月延安醫生會診總結（「對於王明同志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白紙黑字為證。這份會診總結是中共捂得最嚴實的秘密之一。

會診總結說：三月初，王明病好轉，準備出院。但金要把他留在醫院裡，「金主任主張拔牙、割痔瘡、割扁桃腺」，這後兩個手術在當時的條件下都是「大手術」「是危險的」。由於別的醫生反對而作罷。十三日，王明出院那天，金大夫給他吃了一片藥，吃下去王明就出不了院了。會診總結說：「三月十三服一片即頭暈，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嘔吐頭暈、肝劇痛、脾腫大、心區痛」。金「三月十五日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的診斷就發現急性膽囊炎及肝炎，肝腫大」。

會診醫生始終沒從金那裡問出他給王明的是什麼藥。藥「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給王明同志的，沒有第三人證明，也沒有藥方。」「金主任的答覆是模糊的，一會說是 Streptocide，一會又說是Sulfamilamid，一會說是○．三一片的，一會又說是○．五一片的。藥是什麼形狀大小也都談不清楚」。但會診確定：「服此藥後病人的中毒症狀與某些其他藥品中毒症狀是相同的，例如砒制劑」。
王明滯留在醫院後，金大夫給他開大劑量的甘汞加小蘇打。這樣的配合是有名的禁忌品，因為它會產生昇汞，使服用者汞中毒。會診總結列舉了王明一系列「汞中毒現象」，說金給王明吃的汞「超過極量」，「足以引起數人中毒或致死」。

王明自然開始懷疑金了，停止了吃藥，否則他早死了。六月，金大夫不再給王明毒藥，原因是延安來了新的蘇聯聯絡員孫平（Pyotr Vladimirov）。孫曾在東北工作過，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又跟好些中共領導認識。他的級別很高，是個將軍，報告直達斯大林。跟他同來的還有蘇軍情報局大夫阿洛夫（Andrei Orlov），外加一個電台報務員，直接給莫斯科發電報。

七月十六日，孫平、阿洛夫向莫斯科報告，王明「治療九個月後瀕於死亡」。王明沒有告訴他們他懷疑自己被下毒，他既沒有證據，又身在毛的掌心裡。

一九四三年初，王明病情惡化。延安的醫生們跟阿洛夫大夫一致建議送他到國民黨地區或者蘇聯去治病。毛拒絕放王明走。為了能去莫斯科，王明一月八日向孫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長電，裡面列舉了毛「許多反蘇反共的罪行」，最後「請求是否可能派飛機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屆時我將向共產國際領導匯報毛澤東罪惡的詳情。」

王明的尖銳的話被孫平去掉些鋒芒後發往莫斯科，二月一日到了季米特洛夫手上。毛顯然得知王明的這封告狀電報，馬上也給季米特洛夫發了封電報，反告王明。儘管如此，季米特洛夫答覆王明說：「我們將派飛機接你來莫斯科。」

二月十二日，金大夫又一次給王明開致命的甘汞加小蘇打。一星期後，他給王明開單寧酸灌腸，開的濃度高到「有嚴重危險」（據會診總結）。王明既沒有吃藥也沒有灌腸，將處方留了起來。

毛感到危機在即，採取緊急措施。三月二十日，他秘密召開排除王明在外的政治局會議，把自己正式任命為政治局兼書記處主席。決議給毛絕對權力，說中央的任何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王明被趕出書記處。

毛就這樣第一次當上了中共主席。然而，他當得鬼鬼祟祟，沒有向全黨宣佈，也對莫斯科保密。這件大事在毛一生中都是國家機密，知道的人寥寥無幾。

三月二十二日，王明第一次告訴俄國人他被下毒。他把金大夫開的處方交給阿洛大大夫，孫平隨即電報莫斯科。莫斯科馬上回電說處方「導致慢性中毒」，「嚴重時死亡」。王明這時又把處方給延安的醫療負責人傅連暲看，這樣有了會診。

毛澤東的伎倆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不便阻止會診，就利用它為自己服務：會診期間，王明是不可以離開延安的。

毛也早預備下了替罪羊，就是金大夫。孫平記載道：三月二十八日，江青「突然來拜訪我」，「她長篇大論地對我談金大夫如何不可靠，說他也許是個特務」。

五十六年後，在北京城一幢千篇一律的水泥樓房裡，當年延安會診的十五個醫生中唯一活著的Y大夫接受了我們的採訪。這是一九九九年，大夫高齡八十七歲，但頭腦仍然敏捷，動作毫無老態。他靜靜地端坐著等我們擺弄好錄音機，然後莊重地開始他顯然準備好的為歷史留下紀錄的敘述。

會診決定一作出，Y大夫就領到任務去觀察王明的病情。他說：「我在王明家裡住了一個月，住在他隔壁房間的書房，我為他熬了一個月的尿。拿很薄的金片子丟進尿裡，再夾出來，放在顯微鏡下看，看金片如果有紅的顏色，那就是汞沾在上面，說明尿裡有汞。」「裡面有幾次陽性。他是慢性中毒。」Y大夫把他的發現報告給上級。若干星期沒有下文。

六月三十日，會診終於開始。七月二十日結論作出：金大夫給王明吃了毒藥。金本人也在結論上簽了字。他在旁邊打括弧寫道：「其中數點另外聲明。」但他從未發表任何聲明。一次開會時，當著一屋子醫生，大夫親眼看見金「跪在孟慶樹（王明的夫人）面前，哭了很久，又哭又求，求諒解他，說他是錯了，但不是故意。」王明夫婦和醫生們都知道，金身上常揣著國民黨軍隊編的小辭典，叫《軍醫必攜》，裡面明明寫著甘汞不能跟小蘇打配用，而且金還在下面用紅筆畫了線。Y大夫質問他說：「你看你那裡面都有寫著，禁忌藥，危害又大，你還劃了槓子！」金啞口無言。


金不但沒有受懲罰，反而被保護在棗園，跟特工人員吃、住在一起。他繼續做毛跟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醫生。江青的流產和結紮手術是他做的。中共掌權後，他當上了北京醫院院長，負責給中共領導人和他們的家人看病。毛的大兒媳婦患闌尾炎送進北京醫院，做手術要家人簽字，岸英不在場，是金代簽的。這一切都說明，毒害王明根本不可能是金個人的決定，或醫術問題。

王明的會診報告自然隻字未提毛。但蘇聯人毫不懷疑毛是後台：「王明被下了毒。毛澤東和康生參與其事。」(待續)

助毛下毒的是金大夫，幫毛阻止王明去莫斯科的是周恩來。那時蘇聯飛機來往延安，得請蔣介石點頭。周對潘友新大使說：「國民黨不讓王明同志離開延安。」當時也在重慶的林彪告訴潘友新，周根本沒向國民黨提出王明去蘇聯的事，原因是毛的指示。

周提出的要求，是要蘇聯飛機送岸英回延安。蔣介石一口答應。這一年，岸英在軍事學校學習，已加入蘇聯共產黨。他熱情積極，給斯大林寫了三封信要求去蘇德前線。他不僅是毛澤東的長子，也是毛唯一可能的繼承人，因為次子岸青精神有問題。

岸英要求畢業後返回祖國。他通過季米特洛夫打電報告訴父親，毛很快回電說蔣介石已同意飛機送他回來。岸英收拾好行裝，又給國際兒童保育院院長寫了信，請他照看岸青：「請多關照我的兄弟……他是一個誠實的人。只是聽力不好，神經有問題，這一直在折磨著他。」

可是岸英未能成行。八月十九日，他正待起程，突然被叫去見季米特洛夫。飛機到延安時，下來的人中沒有岸英。這是莫斯科暗示毛：你放王明，我們才放岸英。

毛就是不放王明。孫平寫道：「醫生們受命說王明的病使他受不了坐飛機」。「機組人員在延安等了又等，最後還是〔毛〕勝利了，他們等不及走了。」

十月二十日，又一架蘇聯飛機來了，等了四天，帶走了幾個蘇聯情報人員，還是沒有王明。王明一看見阿洛大大夫就哭了起來。他依舊臥床不起，人們都躲著他。他患病住院已整整兩年，從吃毒藥到現在也十九個月有餘。在這段漫長艱難的日子裡，只有妻子忠實地看護他。當著他的面，孟慶樹總是顯得鎮定安寧，但她的兒子告訴我們，有一次，他看見母親關上門在屋裡土地上又踢又滾，一面用布堵住嘴，不讓自己哭出聲來。這個痛苦的場面深深地烙印在年幼孩子的腦子裡。

Y大夫說，在延安，「好多人傳說王明汞中毒，是有人要害他。」不光是高級幹部知道，一般黨員跟醫院有關係的也聽說了。私下議論多了，毛想出個「闢謠」的辦法，讓不敢得罪他的王明家人自己當眾否認。

十一月一日，第二架蘇聯飛機離境一個星期後，毛召開延安高幹大會，自己坐在主席台上。沒讓王明參加，只由孟慶樹代表。會上一個叫李國華的幹部被從關押中弄到台上，揭發說，孟慶樹頭一年曾對他說「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為」，意思就是毛澤東。孟慶樹接著登台堅決否認她說過此話。十五日，她又給毛和中央寫信，說李是「撒謊」「造謠」，表示「再一次以十萬分的熱忱感謝毛主席」。給王明下毒這樁案子就這樣畫上了句號。

莫斯科兩次派飛機，都空機而返。在延安的蘇聯人也受到粗暴對待。他們的電台被損壞，專門帶來防狼報警的狼狗被打死。毛敢於這樣跟莫斯科對抗，因為他知道斯大林需要他，無法不要他。這段時間，蘇聯給中共的武器大大增加了。

當季米特洛夫十一月十七日再次要毛放王明去蘇聯時，毛根本就不理他。季只好在十二月十三日給王明發電報，無可奈何地說：「至於你們黨內的事，你們自己去解決吧，我這兒一時鞭長莫及。」季提起王明過繼給他的女兒很好，要王明勿念。

但斯大林顯然又決定不能讓毛太為所欲為。九天後，他授權季米特洛夫發給毛一封極不尋常的電報。電報說：「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以後，★它的領導人不能干預中共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談談我對中共黨內狀況的不安。」「我認為不打外國佔領者的政策在政治上是錯誤的，目前脫離民族統一戰線的步驟也是錯誤的。」他說康生「很可疑」，在「為敵人效勞」。還說正在延安開展的整王明附帶整周恩來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共產國際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解散，這不過是個幌子，以安撫斯大林的西方盟國。）

最意味深長的是電報的開篇第一段，特別提到毛的兒子岸英：「關於您的兒子，我剛把他送進了軍政學院……這個小伙子很有才幹，我相信他會成為您的一個可信賴的好助手，他問您好。」

岸英本來決定要回國的，怎麼忽然又留在蘇聯了？回國的事就不提了？而且把他跟王明的事相提並論。季米特洛夫的含義很明顯：跟從前蔣介石的兒子一樣，毛的兒子也成了人質。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孫平把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翻譯給毛聽了以後，毛當場大怒，拿過紙筆當著孫平一揮而就，寫了封回電，針鋒相對一條條反駁。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 我們並沒有削弱對日鬥爭。恰恰相反……
2 我們與國民黨合作的路線沒有任何改變……
3 我們跟周恩來的關係是好的，我們毫無把他開除出黨的意思，周恩來已經取得很大的進步。
4 王明一直在從事各種反黨活動……
5 我向您保證並且可以擔保，中國共產黨熱愛並深深地崇敬斯大林同志和蘇聯……
6 王明人不可靠，他在上海時被捕過，好幾個人說他在監獄裡承認了自己的黨員身份，這之後才被釋放。也有人談到他與米夫的關係可疑……
康生是可靠的……
毛澤東

毛是個感情衝動的人，但通常他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氣。一次助手師哲說佩服他「沉著冷靜，有涵養」，他回答道：「我不是不生氣，有時氣炸了肺。但我知道應該盡量克制容忍，勿現於辭色。」
毛這次卻一觸即發，原因是莫斯科頭一次這樣嚇唬他。但毛馬上就後悔了，他得罪不起莫斯科，特別是眼下蘇德戰爭局勢正朝蘇聯勝利的方向發展，蘇聯不久就會進入中國，幫助他奪權。第二天毛找到孫平，說他「反覆考慮了」給季米特洛夫的回電，說要是電報還沒有發出，他「一定要改變裡面的內容」。

但電報已經發出。此後幾天，孫平注意到毛明顯地惴惴不安，努力向他表示友好。一月四日，毛破例請孫平看京戲，「見面後他一句客套話也沒講就馬上談起他對蘇聯、對斯大林的尊重。毛說他真誠地尊重在蘇聯受過教育或工作過的中國同志。」五日，毛又來拜訪孫平，「顯然他明白他一月二日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是粗魯欠考慮的。」六日，毛設宴招待在延安的蘇聯人，席間「一切都禮儀周全，友好備至，甚至帶巴結性。」七日早上九點，毛通常睡覺的時候，毛隨員也不帶，一個人來見孫平，「突然說起王明——口氣迥然不同，幾乎可以說是友善！」說完後他坐下來，給季米特洛夫寫了另一封電報，請孫平「立刻發出去」。「毛顯得心情煩亂，舉動裡透著緊張不安。他看來疲憊不堪，好像一夜沒合眼。」

毛這封電報是恭順奉承：「我真誠地感謝您給我的指示。我將深入地研究，堅決貫徹執行。」「關於黨內問題，我們的目標是團結。對王明也是這個政策。」「我請求您放心。您的一切思想、一切感情都緊貼著我的心」。毛隨即兩次拜訪王明，跟他長談。

季米特洛夫二月二十五日來電，說他很滿意毛的第二封電報。接著莫斯科又有若干電報來，口氣儼然都是「我們可以合作」。

三月二十八日，毛請孫平給岸英發封電報，要他不要還想著回中國。電報說他對兒子的「學習成績很高興」，要兒子不要掛念他的身體，他身體很好。毛要岸英向曼努伊爾斯基和季米特洛夫轉達他「熱烈的問候」，「沒有他們就沒有中國同志和他們的孩子的教育，撫育和成長。」毛這番話是說給莫斯科聽的，等於告訴莫斯科他並不介意他們把岸英扣下作人質。

季米特洛夫同時也要王明對毛妥協。王明雖然爭辯說他跟毛的矛盾不是他的錯，但還是答應努力跟毛合作。他只是孤立無助地懇求莫斯科管束毛。

毛、王雙方各自讓步，歸根到底是毛得勝。他把王明扣在延安，要怎麼整治他就怎麼整治他，只是不能毒死他。他依舊在黨內攻擊、醜化王明，延安整風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把王明塑造成頭號壞蛋。幹部們天天譴責王明，大多連王明的面部沒見過。毛怕雄辯的王明在大庭廣眾下開口，總是不許王明出場。在一個聲討王明的大會上，孟慶樹跑上台去說那些指控都是誣蔑，提出用擔架把王明抬來，讓他澄清事實。在座的當然沒人動，孟慶樹哭著撲到毛的膝蓋上，要毛主持公道。毛坐在那裡，任她痛哭流涕，毛像石像一樣紋絲不動。

王明談不上再與毛爭雄了，可毛還是不放心。五年後的一九四八年，毛準備訪問蘇聯，那時他與斯大林矛盾又起，怕王明趁他不在時作亂，於是又一次對王明下手。王明因便秘需要灌腸，一名醫生就給他開了給尿缸子消毒的、會燒壞腸子的「來舒（Lysol）」。王明痛得大叫，給他灌腸的妻子立刻停止，他才僥倖活了下來。當時的結論說這是「醫療事故」，可是這樣的事故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共其他領導人身上，更不用說一而再，再而三發生。那個開「來舒」處方的大夫以後一直是毛的主要醫生之一，官至衛生部副部長。


一九四三年，毛在給王明下毒時，還整治了周恩來。毛不滿足於周聽話、忠實，還要再大大恐嚇週一番，使他不敢有絲毫二心。在整風中，毛把周領導的地下黨打成特務集團，周面臨當特務頭子的危險。毛召他從重慶回延安時，他躑躅著不敢回去。毛六月十五日發給他暗帶威脅的電報：「成都、西安兩地望勿耽擱，一則求速，一則避嫌。」周七月份一到延安，毛劈頭給他一頓指責，還甩出一句：「不要身在曹營心在漢！」

周膽戰心驚，馬上在「歡迎」大會上連篇累牘地歌頌毛。十一月政治局會議上，他一連罵了自己五天，說自己「犯了極大的罪過」，是王明的「幫兇」，說自己從前當領導是「篡黨篡政篡軍」，還稱自己「猥瑣」，有「奴性」。他在黨內到處演講，大講他本人和其他領導如何給黨帶來災難，毛又如何從他們手裡挽救了黨。自此，周恩來完全被毛馴服，以後三十多年，直到行將就木，他都是不時自掌嘴巴的毛的理想奴才。

毛最後整治的人是彭德懷。彭在三十年代就反過毛，一九四○年他違背毛的意志打百團大戰。他讓毛惱怒還有別的原因，比方說把「自由民主」看作真正的理想，而不是宣傳的口號。毛曾針對彭的一篇談話，指責他不該「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應該從「政治需要出發」。彭提出奉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中國傳統宗旨，毛說應該是「己所不欲，要施於人」。毛多年容忍了彭，是看在彭卓越的治軍能力上。（彭領導下的八路軍根據地跟延安很不相同，少有延安那種高壓氣氛，跟老百姓的關係也好得多。）

一九四三年秋，彭奉召回延安。毛一向不搞四面出擊，所以沒有馬上打擊他。彭對延安感到格格不入，對請客吃飯中的浪費看不慣。有次席間端上來一盤海參，他臉一沉，放下筷子算了一筆帳，問主人：「一盤海參要吃掉幾個農民一年的勞動？！」彭還直言不諱地反對毛正在製造的個人崇拜，說「偶像崇拜不對」，不贊成黨章中提以毛澤東思想作指針。一天，剛從監獄裡放出來的年輕黨員李銳因公事找彭，彭問起他的境遇，然後若有所思地說：「光榮的孤立是很難的。」

一九四五年初，輪到彭德懷挨整了。毛召開「華北座談會」，旨在破壞彭的威信與聲望。會上毛的欽定人物一個個朝彭身上潑污水，用彭的話說是「操」了他四十天「娘」。會一直開到日本投降前夕，停下來是因為毛急需能幹的將領打蔣介石。至此，毛已經挨個兒整治了中共領導人中所有曾經反對過他的人，強使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了。(待續)

整風也使毛的盟友增加了對他的畏懼感。他的主要幫手康生在那段時間非常怕毛。康生也是地下黨，他的背景複雜。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入黨都不清不楚，他提的入黨介紹人否認介紹過他。許多人給毛寫信提出對康的懷疑，有人說他被捕叛變、出賣同志。最令康惶惶不安的是莫斯科的態度，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電報對毛說康生「為敵人效勞」「很可疑」。這當然代表斯大林的意見。早在一九四○年，莫斯科就要中共把康生清除出領導圈。

康生全靠毛保他。毛不但不在乎康曖昧的過去，相反地，他要的就是康有這樣的過去。毛喜歡有把柄可抓的人。在毛手心裡康生一輩子都提心吊膽，一九七五年臨死前不久，還一再向毛表白他「沒有叛變」。

康生在蘇聯經歷了斯大林的肅反，參加了清洗別人，他是個心理變態的迫害狂。康愛觀賞群眾大會上人嚇得發抖的場面，愛玩弄手中的犧牲品。斯大林有時把將赴刑場的人召到辦公室作最後談話，康生呢，故意讓受害者以為沒事了，就在那如釋重負的一刻把他打入萬丈深淵。康喜歡講他家鄉的一個地主如何用驢雞巴做鞭子抽打長工。一個十五歲的女學生編了套謊話，講她如何用肉體誘惑男人，為國民黨刺探情報，康生帶著她到處去講，自己津津有味地聽了一遍又一遍。他還給毛提供淫書，跟毛交換猥褻的笑話。

康生後來成為延安恐怖的替罪羊。

另一個盟友劉少奇也領導過地下黨，自己還被捕過幾次。要是他不跟毛合作，毛可以很容易地把他打成特務頭子。劉一九四二年底剛回延安時曾對整人表示不滿，但很快他就感到了危機。孫平觀察到，劉迅速改變了觀點，開始討好康生，對毛亦步亦趨。後來劉鼓勵他手下的人，像蔣南翔，給中央寫信批評延安整風，不過那已是在毛把恐怖收回口袋之後。一九五○年，劉對蘇聯大使羅申（Nikolai Roshchin）說，延安整風的方式是「不正當的，使大批同志受害」。由於劉有才幹，又聽話，毛在整風中提拔他做第二把手，直到文化大革命。


有兩個在未來的中國權傾一時的女人，在延安整風中第一次嘗到了被整和整人的滋味，這就是毛夫人江青和林彪的夫人葉群。兩人都當過地下黨，自然都有特務嫌疑。一九四三年的一天，林彪遠在重慶，葉群被綁在馬上拉去關押起來。但她很幸運，有個跟毛關係不一般的丈夫。林彪七月回延安，闖進審查他妻子的機關辦公室，把馬鞭子往桌子上一摔，喝斥道：「他媽的，老子在前線流血打仗，你們在後方搞我老婆。」機關趕緊放人，給葉群作了「政治歷史清白」的結論。受審這一段時間雖短，給葉群的心靈留下永久的疤痕，是她鐵石心腸的開端。文革中她也成為整人的人。

江青作為毛夫人當然沒人敢指控她，但她寢食不安，怕有人說出什麼話來。她還得跟別人一樣寫「思想檢查」，忍受「批評與自我批評」。她想躲起來，稱病請假。毛不是林彪，他不保護自己的老婆，反而命她搬進中央黨校「接受黨和群眾的檢查」。雖然時間不長，程度也遠比別人輕，她已是終身懼怕毛了。不像賀子珍，江青從不敢對毛玩弄女人大發雷霆，更不用說離開毛。毛要她幹什麼她就幹什麼。她這種恐懼感導致二十多年後文革中許多人坐監死亡。

她學會了整人，對此還上了癮，第一個犧牲品是女兒李訥十九歲的保姆。

李訥是毛跟江青唯一的女兒，生於一九四○年八月三日。一歲半時來了第三任保姆。保姆出身在山西一個窮苦人家，父親常年在黃河上來回浮水給八路軍馱運東西，一個嚴冬死在黃河裡。保姆從小就給八路軍做鞋，由於人老實勤懇被提拔到區政府工作，後來跟其他本分可靠的女孩子一道被選為延安首長的保姆。

做了體檢，受了訓練，她到了毛家。活路之一是給江青洗頭。她說江青「脾氣大著呢」，稍不合意就大發火，「嚇得我不得了」。一天，她突然被叫到江青和毛身邊的兩個工作人員面前，江青朝她厲聲大叫：「牛奶裡有毒，你是壞人，來的時候就帶來了毒藥！你坦白！」

在棗園有一頭特別為毛家養的乳牛，由專人餵養和擠奶。江青那天瀉肚子，懷疑是牛奶有問題，審了廚師跟勤務員以後審保姆。當天晚上，保姆被押進棗園後溝的監獄，住在一孔擠滿女犯的窯洞裡。白天的工作是紡線，定額高得使她們一刻也不能閒。當局發現紡線是個絕妙的辦法，被關押的人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便於管理，還創造了財富。晚上是審訊的時間，保姆受盡辱罵：「你為什麼不坦白？坦白就完了，你這個造糞的機器！」夜裡看守拿著燈籠，不時探頭到各窯洞去看，提防自殺或逃跑。關了九個月，保姆被釋放了，九個月裡經歷的恐懼伴隨了她一輩子。


正是靠整風，毛澤東樹立起了對他的個人崇拜。人們在頭腦裡「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認識了毛澤東思想是唯一正確的思想」。以前，大家可以既欽佩毛又說調侃他的話，既擁護他做領袖又對他跟江青的婚姻表示不滿。學習毛的講話時，不少人曾皺著眉頭說：「還不是這一套！」「太粗淺，太容易瞭解。」好些人剛到延安時看不慣呼喊「毛主席萬歲」，覺得「皇帝才喊萬歲嘛，我們這是幹什麼？我感覺肉麻。」這一類言談在運動以後都不復存在。

個人崇拜的每一步驟都是毛本人親自導演的，最重要的步驟都發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一九四三年。這一年，毛親手控制的《解放日報》連篇累牘地登著大字標題：「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這一年，毛擔任校長的中央黨校大禮堂正上方鑲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頭像。這一年，中央黨校發給每個學員一枚毛像章，為後來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賣給家家戶戶。這一年，著名的毛頌歌《東方紅》要人人傳唱。

也是在這一年，「毛澤東思想」這一說法問世，首次出現在王稼祥的文章裡。捉刀人其實是毛。王的妻子朱仲麗記得那是陽光燦爛的一天，新結的蜜棗綠綠地掛在樹上。毛到她家來了，先說了些關於打麻將的俏皮話，然後叫她丈夫寫篇文章紀念中共成立二十二週年。毛明確地說：「你以前和我交換過的那些意見，我看都可以寫進去。」王稼祥心領神會，廢寢忘食地寫了這篇文章，中心是：「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好後交給毛審閱，毛打電話答覆：「寫得很好，準備叫《解放日報》發表。」發表後成了中共人人必須「學習」的文章。

在每天的會上，一個簡單公式被反覆捶打進人們的腦子：只有跟著毛，才能無往而不勝。長征中最大的敗仗土城之戰，明明是毛指揮的，現在成了「違背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的結果。毛反對的平型關之役成了「貫徹毛主席『誘敵深入』等作戰原則所取得的重大勝千利」。

改寫歷史還有一段小插曲。一九四三年，延安出了本小冊子《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作者是早巳被國民黨槍斃的中共勞工領袖鄧中夏。一九三○年原文完全沒有提到毛。可是現在的新版裡塞進去這麼一句話：「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運動就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猛烈地開展了起來。」


個人崇拜樹立起來了，名正言順當中共領袖的時機成熟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離上屆「六大」整整十七年。毛把「七大」往後一推再推，以便滴水不漏地控制大會。
所有「七大」代表都經過反覆篩選，毛還把他們中的大多數關了五年。整風前有五百來名代表，半數被打成特務，自殺的、精神失常的難計其數。幾百個新代表被選入，個個都保證聽毛的話。

「七大」會堂最醒目之處，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條大橫幅：「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毛被選為所有最高機構——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主席。自中共誕生以來，他第一次公開地有了黨的領袖頭銜。二十四年的努力如今總算開花結果，如願以償，毛的激動可想而知。感情衝動時他容易顧影自憐，他又開始嘮叨過去的「受歧視」，「坐冷板凳」，眼淚直在眼眶裡打轉。

毛澤東成了中共的「斯大林」。(待續)

延安被叫做中國革命的「聖地」，以共產黨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著稱。真正使延安能夠生存發展，靠的是什麼呢？

延安有兩項重要外援。一是國民黨政府（在頭幾年）的接濟，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親自把援助規格定在每月三十萬美金上。這相當於今天的四千五百萬至五千萬美金一年。

來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農業稅，有一個響亮的名字叫「救國公糧」。延安所在的陝甘寧邊區公糧數字年年直線上升。有記錄在案的頭五年的官方數字是這樣的（以石計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劇增長，是因為那年毛澤東開始大規模擴展軍隊和根據地，需要錢糧。徵糧常常靠強制與暴力，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戰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記提道，徵糧有「逼死人」的。謝覺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幾十年的老關係，所以膽敢一直記日記。一九四○年天災歉收鬧饑荒，公糧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減少兩三成，可是公糧卻再次翻一番。

當地人怨聲載道，毛也知道這一點。他後來對高級幹部講了個故事，說一天雷雨中某縣長被雷電擊斃，一位農民就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毛聲稱他瞭解到農民的反感後，決定減征公糧。事實恰恰相反。那個雷雨天和農民的詛咒發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個月之後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佈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公糧。也就是說，毛得知農民的怒氣後反而加倍向他們徵收，甚至還添上一項新的稅收：公草稅，即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個「裝瘋的人」衝過來打他，「對我有義憤，原因即那年公糧負擔重。」他沒有提到其他悄悄流傳的故事，其中之一說一個農民買了張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來。審問他時，他說：「毛主席不長眼睛。」真實的公糧數字此後不再公開。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陝甘寧政府宣佈的公糧數字比實際上起碼少說了兩成。

中共宣傳說陝甘寧邊區的稅收比國民黨地區低得多。可是謝覺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裡寫道：邊區的農業稅跟國民黨地區比並不輕，有的人「交公糧後沒得吃，所交公糧之數幾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糧相等」，「如白玉賓全家四口，收粗糧五大石，須出公糧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實際收的糧不夠交公糧」。


能為陝甘寧邊區帶來收入的還有鹽。鹽很容易生產。根據一九四一年邊區政府工作報告，邊區有七個大鹽池，「產鹽方法靠天，夏季太陽一曬，水面結晶，稍微下點雨，融去硝質，打下就是。過去只要鹽有銷路，產量是無窮的。」共產黨佔領頭四年，沒有產新鹽，把幾十年的存鹽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鬧鹽荒。」報告說這是因為「我們缺乏遠大計劃」。

一九四一年，邊區政府終於看到了這個賺錢的寶貝，開始產鹽。鹽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來源。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出口中，鹽佔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傳說延安處在蔣介石嚴密的經濟封鎖之下。事實上，它跟國統區之間貿易不斷。

鹽產在邊區的東北邊，出口口岸在南邊，運輸全靠農民做義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嶇山路上，稱之為「官督民運」。謝覺哉等人向毛上書，反對這個「人民賠累，荒廢農時，強所不願」的嚴酷政策。但毛告訴他們：「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當的」。要農民「農暇必須去，非去不行」。他還在「農暇」二字下加了著重號。


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蘇聯後，毛擔心蘇聯不能繼續資助他，找了個新的收入來源：種鴉片。幾個星期不到，延安就買了大量鴉片種子。次年，大規模的種植鴉片開始。

在小範圍內，毛把此舉稱為「革命的鴉片戰爭」。在延安，知情的人們含蓄地說著「特貨」。中共掌權後，這件事在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問師哲時，他先說：「這個東西傳出去，對我們共產黨很不利的。」接著承認說：「是有這個事情。」「鴉片周圍種了很多糧食，是高粱，鴉片種在中間。」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個蘇聯人打麻將時直截了當地問毛，共產黨人怎麼可能「公然種鴉片」？毛不吭聲，鄧發替他回答：鴉片能賺錢，「有錢我們就能打國民黨！」西安報紙上有一個很詳細的調查報告，指出陝甘寧邊區那年種鴉片的地有三萬英畝。

鴉片的主要種植地跟國民黨將軍鄧寶珊的管轄地接壤。鄧將軍是中共的「老朋友」，有個中共黨員作秘書，女兒也是中共黨員，住在延安。他不時造訪延安，還把黃河上的兩個要緊的渡口拱手交給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據地的來往暢通無阻。

鄧將軍本人也種鴉片，號稱「鴉片大王」。他跟毛互相開方便之門。蔣介石曾考慮讓鄧將軍換防，毛一聽說就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要蔣停止調動，否則他要「用武力」，把調來的部隊「消滅之」。蔣只得打消換防的念頭。毛對鄧將軍的感謝從他在「七大」上的講話中可見一斑，他兩次特地提到鄧，一次與馬克思並舉，引得蘇聯駐延安代表孫平發問：「鄧寶珊到底是個什麼人哪？毛澤東居然把他跟馬克思相提並論！」但毛並不信任他的這位恩人。中共掌權後鄧留在大陸，也掛上一連串頭銜，但當他提出想出國看看時，他卻未能如願。

一年的工夫，鴉片解決了中共的困難。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電告周恩來：「邊區財政難關已度過，現黨政軍積蓄資產值邊幣五萬萬以上（合法幣二萬萬五千萬以上）。」這個數字六倍於陝甘寧邊區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預算七千九百萬元。據蘇聯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賣了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鴉片，價值二十四億法幣（相當於今天六億四千萬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書長謝覺哉的話說，中共很「富」了，而這「無疑是由特貨」來的。

延安幹部的生活大為好轉。王恩茂日記裡描述了一頓不算特別的飯局：「開始吃了一頓點心，糕、糖、油煎的花生和面塊、梨子、棗子、花生等，繼續吃了幾十碗菜，每個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從其他根據地來的幹部常常驚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黨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湯。大盆四方塊紅燒肉，讓你吃個夠。我問他們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這麼好？答覆的是你來已減少了一半，過去是八個菜。」

「毛主席發胖了！」鄧寶珊將軍一九四三年六月與毛重逢時恭喜他說。

一九四四年，中共停止種鴉片，原因之一是鴉片過剩。有人提議「特貨內銷」，即賣給邊區的老百姓。毛澤東否決了這個提議，農民吸鴉片對他有害無益。

知情的幹部對種鴉片感到不安，毛針對他們講了一次話。謝覺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記道：「毛說我黨犯過兩次錯誤，一是長征時亂拿人民東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種某物（不種度不過難關）」。這樣看來，中共只犯過兩個錯誤，兩個都犯得有理。

對當地老百姓來說，鴉片的主要好處是不再受駐軍騷擾。在此以前，他們的房子被佔據，日用品和農具也被徵用。鴉片帶來財富以後，毛澤東採取措施要改善與當地人民的關係。部隊退還拿用的老百姓的東西，他們得填「賠償群眾損失統計表」等，還幫助農民種田。據毛說，迄今老百姓對共產黨都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外來共產黨人跟當地人之間的關係局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裡去扭扭秧歌，象徵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來往，都是稀罕事。

鴉片帶來的財富並沒有用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據謝覺哉記載，共產黨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僅五斤。毛一面儲備巨額財富，一面不放過機會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稱蔣介石軍隊要打延安（其實蔣並沒有要打），要陝甘寧邊區人民「自願捐獻」柴火、菜蔬、豬羊、存款，還有他們終生的積蓄：一點點金子。

貧困給陝甘寧邊區帶來高死亡率。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謝覺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記寫道，延安市「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縣「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於原因，謝說是：「衣食住均薄」，「怕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沒醫生」。財政部長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說邊區是「財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個故事廣為人知：毛在延安搞「精兵簡政」，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實際上，毛澤東要征服中國，需要更多的幹部，更多的兵，精兵簡政是不可能辦到的。但這是個有利於宣傳的口號，他便接了過來，利用它把老弱病殘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後分子」，清理出幹部隊伍，送去「參加生產」。為了防止他們尋機逃跑，有特別規定說，對這些人「須安置在較中心地區，一則能使他們安心生產，再則免遭邊境頑固分子之破壞挑撥與勾引。」

即使算上這些被精簡的人，從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機密文件《各級政府及參議會整編辦法》可以看出，邊區政府工作人員總數是「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層，目的是加強控制。毛也以精兵簡政為名，合併最高層的部門，便於自己一手掌控。

人們熟知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膨脹，有所不知的是陝甘寧邊區毫不遜色。據謝覺哉日記，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來的一九三七年比，鹽漲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千七百五十倍，火柴二萬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報》一篇文章，標題是「娶不起老婆」。裡面說：過去娶老婆費錢是幾十元至一，二百元，現在花數萬元邊幣才能娶到個寡婦。

中共在抗戰中的政策是「減租減息」，但陝甘寧邊區高利貸盛行。原因是政府發放的貸款太少，要靠私人貸款來彌補，利率「聽任民間自行處理」。謝覺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記載：「一般放帳利率，去年月息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怕的還有「每集（五天）每萬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後就漲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為了籌款而被迫賣青的農民，有時要價只相當於收穫時糧價的百分之五。

毛統治中國多年後，延安像其他老根據地一樣，依舊窮困不堪。一個對紅色中國熱情澎湃的瑞典人米爾達（J. 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這麼一段對話：
米：我剛從延安地區回來。
毛：延安是個貧窮、落後、不發達的地方……
米：我住在一個村子裡，我想學習農村的變化……
毛：那麼我認為你不應該去延安。延安又窮又落後，你不該去那裡的村子……
米：但那裡有偉大的傳統——革命、戰爭——我的意思是，延安到底是開端呀——
毛沒等他說完就打斷他：「傳統——〔大笑〕，傳統——〔大笑〕。」
(待續)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雅爾塔（Yalta），斯大林向羅斯福和丘吉爾承諾，蘇聯將在打敗德國之後兩到三個月內參加太平洋戰爭。這意味著蘇聯紅軍將大舉進入中國，這是毛夢寐以求的。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就清醒地指出：中共要上台「得由俄國軍隊從北邊帶進來。」二十二年後，這個預言即將變為現實。

羅斯福和丘吉爾唯恐斯大林不參戰，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承認蘇聯佔有外蒙古的「現狀」，恢復沙俄在中國的特權，讓蘇聯控制中東路、旅順、大連。 ★這兩位西方領袖沒有意識到，同斯大林根本無須做交易，斯大林早就想擠進來。斯大林將以對日作戰為借口侵佔中國大片領土，為毛澤東奪權創造條件。雅爾塔會議之後不久的二月十八日，斯大林的這一意向由蘇聯《消息報》反映出來：莫斯科「在解決遠東問題的時候會把中共利益考慮在內」。
（★雅爾達協定說這些「賠償」是日本欠蘇聯的，事實上肉是從中國身上剜的。邱吉爾說：「俄國人從中國拿賠償只會對我們保持香港有利。」儘管這些條款事關中國領土，但中國政府卻被蒙在鼓裡。美國說由它來告訴蔣介石，可是答應斯大林，斯大林什麼時候讓它說它才說。這樣一來，蔣介石一直到四個月後的六月十五日才從美國那兒得到協定的全文。）

毛興奮已極。怎麼感謝蘇聯人呢？他想起他們駐延安代表的性生活。二月二十六日，他對孫平說：「這裡的漂亮姑娘你一個都不喜歡嗎？不要不好意思嘛。」三月五日他又再次提起：「怎麼，這兒動人的女孩子還是有的嘛？」「身體也健康。對不對？也許阿洛夫大夫想找一個？你呢？看上了誰了？」

當天孫平在日記裡寫道：
傍晚時分，一個女孩子出現了……她害羞地跟我打招呼，說她是來收拾房間的……
我搬了把板凳，放在屋外牆邊唯一的一棵樹下。她坐下來，緊張，也微微笑著。她和婉地回答我的問題，一邊小心地等待著，兩條腿交叉著，穿著布鞋的嬌小玲瓏的腿……
她真可愛極了！
她告訴我她是個大學生，剛參加共產黨。她真年輕啊。

四月五日，蘇聯通知日本廢除蘇日中立條約。一個月後德國投降。消息傳來正開「七大」，毛用中共勝利在望的前景激勵與會代表，對他們說蘇聯軍隊一定會來的。他語意深長地笑著，手掌砍在脖子上說：「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的腦袋！」毛反覆提到斯大林，其感激之情溢於言表，讚頌謳歌的濃度在他一生中空前絕後。他自問自答：「斯大林是不是領導著世界革命？當然領導」。「領袖是誰？是斯大林。有沒有第二個人？沒有了」。毛宣佈：「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人，都是斯大林的學生……他是我們的先生」。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午夜之後十分鐘，美國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的三天後，一百五十萬蘇蒙聯軍在四千六百公里的邊境線上開進中國，從東北到察哈爾，比整個從波羅的海到亞得裡亞海的歐洲戰線還長。毛澤東在四月就下令中共靠近外蒙的軍隊準備「配合蘇軍作戰」。蘇軍一入境，他便晝夜工作，調兵遺將，把蘇軍席捲而過的土地接管過來。毛把辦公室搬到棗園小禮堂，接見川流不息的各地應召前來的將領。一張乒乓球檯成了他的辦公桌，上面擺著筆墨紙硯，在那裡他起草電報，一揮而就地寫委任狀。得空時抓起桌上的瓜果餡餅等當飯吃，吃得如風捲殘雲。

根據雅爾塔協定，蘇聯軍隊進入中國以前要跟蔣介石簽個條約，取得蔣的認可。蔣介石不願意籤條約，因為條約承認外蒙古獨立，在旅順、大連等問題上損害中國主權。但蘇軍在沒有條約的情況下就進來了。一個星期以後，蘇軍已經入侵中國境內幾百公里，蔣介石的外交部長王世傑只好勉強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簽字。蔣不得不同意簽，因為他怕沒有條約約束，斯大林會毫無顧忌地把蘇軍佔領的地盤交給中共，而條約規定蘇聯承認他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許諾把全部佔領土地都交給他。
當然斯大林無意遵守諾言。為了幫助毛接管，他盡量拖長佔領時間，說是三個月撤軍，但拒絕把這一條寫進條約裡。蘇軍佔領時期遠遠超過三個月，這期間斯大林用各種辦法阻撓蔣介石接管。斯大林甚至想過把內蒙古從中國割走，蘇聯佔領軍成立了內蒙古臨時政府，準備跟外蒙占合併。這個計劃最終放棄了。

日本是八月十五日投降的。這一天中國人用鞭炮、狂歡、眼淚、祝酒和敲鑼打鼓來慶賀。戰火在中國燒了八年，有的地方達十四年，使千百萬中國人死亡、傷殘，製造的難民多達九千五百萬，為世界之最。中國人渴望和平。

等待他們的，卻是立即爆發的全面內戰。日本投降後，蘇軍仍不停地向南推進，一連好幾個星期，佔領的中國北部領土超過蘇聯在東歐所佔全部土地的總和。蘇聯傘兵空降到東北西面七百五十公里的包頭，靠近陝甘寧邊區。到八月底，在蘇聯人幫助下，中共佔領了察哈爾、熱河的大部分地區，包括它們的首府張家口和承德。毛考慮把他的大本營移到張家口，一隊隊馱著文件行李的駱駝起程遠行。
對毛最重要的還是東北。那裡蘊藏著中國最豐富的煤、鐵、金礦，遼闊的森林資源，還有全國百分之七十的重工業。不僅如此，東北三面跟蘇聯控制的地區接壤：西伯利亞、蒙古、北朝鮮（北韓）。毛在「七大」上說：有了東北，「我們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了。」「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

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在東北都沒有軍隊，那裡被日本人無情有效地佔領了十四年。但是中共的游擊隊就在山海關附近，他們立馬出關，跟蘇軍聯繫上後，蘇軍把日本軍火庫對他們開放。瀋陽有日本最大的軍火庫，據當時的報告，中共接受了「槍支十萬支，大炮數千門及彈藥、布匹糧食無數里」。就在幾個月前，整個八路軍總共才有一百五十四門炮。

日本傀儡滿洲國的二十萬軍隊整個投降了蘇聯紅軍，蘇軍把他們交給中共整編。參軍的還有成千上萬新近失業的男子，失業的原因是蘇軍把東北的工廠設備機器以「戰利品」的名義大批拆運回蘇聯，拆運過程中甚至毀掉整個工廠。據專家估計，蘇軍運走的設備差不多價值八億五千八百萬美金，要重新安裝得花二十億美金。大拆運的結果是許多老百姓失去了生活來源，有的只好當兵。中共最初派進東北的部隊有六萬人，轉瞬就增加到三十萬。

蔣介石急於把東北搶到手。但他的精銳部隊遠在華南和緬甸，要把他們運到東北去得仰仗美國的軍艦。美國人要他跟毛澤東和談。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剛去世的羅斯福總統制定的：「無論如何把他們拉在一起。」美國駐華大使曾建議，要是蔣介石、毛澤東達成協議，就把他們一塊兒請到白宮去。在美國壓力下，蔣在八月十四到二十三日向毛髮出三道邀請，請毛來重慶談判。

毛澤東不想去重慶，頭兩道邀請他都拒絕了。毛怕蔣介石謀害他。他對蔣說派周恩來去，但蔣堅持要毛親自去。最後毛只好答應——不答應不行，斯大林給他發了三封電報叫他去。斯大林一面秘密幫毛搶佔土地，一面要毛玩和談遊戲。如果堅持不去重慶，給人的印象就會是他不要和平，美國在內戰中就會全力支持蔣介石。

斯大林強迫他去重慶，成了毛此後一生對斯大林最大的怨氣，他在各種場合提了又提，把斯大林責備來責備去。

斯大林告訴毛他的性命不成問題，由美、蘇兩家擔保。國民黨元老、中統創始人陳立夫告訴我們：「毛澤東到重慶來，是美國人保證他的，他是安全的。」毛也有身任要職的秘密中共黨員保護他，例如重慶憲兵司令張鎮。毛還是不放心，堅持要美國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專程飛來延安跟他同機去重慶，怕蔣介石把他在半空裡幹掉。

在這層層衛護下，毛終於在八月二十三日乘美國飛機飛往重慶，把劉少奇留在延安看家。飛機著陸後，毛緊緊地貼著赫爾利，一頭鑽進赫爾利的汽車，而不坐蔣介石派來接他的那一輛。

赴渝前夕，毛指示即將（乘美國飛機）離開延安飛返根據地的八路軍將領「放手打」，「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在毛安排下，他在重慶時，八路軍在山西省上黨縣打擊國民黨軍隊，大獲全勝。毛高興地說：「打得好！打得越大越勝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在重慶，毛吃了一場虛驚。九月二十二日，赫爾利離開重慶，幾天後蔣介石本人也走了。毛一看這不就是暗殺他的前奏嗎？馬上派周恩來到蘇聯大使館，要求讓毛住進去。蘇聯大使彼得羅夫（Apollon Petrov）不置可否，打電報去莫斯科請示，莫斯科沒有回話，毛非常生氣。

毛來重慶這一趟其實收穫甚豐。他跟蔣介石平等對話，外國使館邀請他做客，視他為政治家。他也顯出政治家的風度，說話頗多外交辭令。丘吉爾在重慶的特使是直來直往的獨眼將軍卡頓．維爾特（Carton de Wiart），一次席間他開門見山地對毛說，他「根本就不認為中共對打敗日本起了多大作用」，中共軍隊「只能找找日本人的麻煩」。出乎他意料，毛不但沒發怒，還開懷大笑。

一次，八路軍殺死一個叫約翰．伯奇（John Birch）的美國軍官，把臉部戳得稀爛。美國在華軍隊總指揮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當面嚴厲譴責毛，毛客客氣氣地對答。魏德邁詐唬說美國計劃運原子彈來中國，外加五十萬軍隊，毛仍然不改冷靜。毛的和解姿態贏得了宣傳戰的勝利。

重慶和談持續了四十五天，但整樁事從頭到尾是做戲。毛到處喊：「蔣委員長萬歲！」宣稱他支持蔣做中國領袖，不過是說說而已，他要中國屬於自己，非打倒蔣介石不可。

蔣介石也很清楚全面內戰不可避免。只是他需要一個和平協議以滿足美國人的要求。儘管他毫無履行任何協議的意思，十月十日，他仍批准國民黨同中共簽訂了《雙十協定》。蔣做的樣子騙住了美國人。毛還在重慶時，他們開始幫蔣運兵到東北，還佔領了華北的北平、天津，等待蔣介石的軍隊前來接收。

《雙十協定》簽訂後，蔣介石邀請毛當晚下榻他的寓所林園，第二天一早他們共進早餐，然後毛澤東飛返延安。一切都禮貌周全。毛剛一轉背，蔣就把他的真實感情傾瀉在日記裡：「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也。」
(待續)

蔣介石在美國朝野中名聲不佳。為了爭取美國不支持蔣，對中共採取友好立場，毛制定了「中立美國」的政策。聲稱中共只是溫和的農村改革者，不是要搞共產主義，完全可以跟美國合作。

一九四四年，羅斯福曾派觀察組去延安。美國人剛到，毛就在八月十二日對蘇聯聯絡員孫平說：「我們在考慮改變黨的名字，不叫『共產黨』，而叫別的什麼。這樣形勢會對我們更有利，特別是在跟美國的關係上」。莫斯科馬上和毛唱起了同一調子。八月下旬，莫洛托夫對當時在蘇聯的赫爾利將軍說，在中國，「有人稱他們為『共產黨人』，實際上他們跟共產主義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不過是不滿自己的經濟狀況，只要經濟狀況一改善，他們馬上就會忘了他們是共產黨。蘇聯政府與這樣的『共產主義分子』毫無關係。」莫斯科跟毛唱的雙簧欺騙了很多美國人，多年來這些人一直以為毛有可能被美國爭取過去，美國沒能把毛從蘇聯陣營裡拉走是「失去的機會」。他們哪裡知道，就在毛跟美國拉關係時，他反覆告誡中共幹部，說這「只是在對蔣鬥爭中的一種策略」。

毛的策略也蒙住了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的遣華特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馬歇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來華，使命是停止內戰。二十年代他曾在中國服務過，討厭蔣介石，討厭蔣的親戚們的腐敗。中共說他們跟美國相似之處甚多，這使他特別動心。他跟周恩來第一次見面，周就奉承他說中共「期望美國式的民主」。一個月後，周又說毛喜歡美國更勝於蘇聯，並告訴馬歇爾：「有這麼一個小故事，說了您或許有興趣。最近傳言毛主席要訪問蘇聯，毛主席聽說後大笑，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他真有機會出國的話，他想去的倒是美國。」馬歇爾完全當真，把這番話轉述給杜魯門。多年以後他還說，中共比國民黨更跟他合作。

馬歇爾對蔣說：「最重要的是得弄準確，蘇聯政府到底跟中國共產黨有沒有關係，是不是在給他們出主意。」到一九四八年二月，馬歇爾還在對美國國會說：「在中國我們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中共軍隊〕有外來的共產黨支援。」美國怎麼可能全然不知情，他們跟英國人都在不斷監聽蘇聯與中共的電訊聯繫，不少電報從莫斯科直達延安，清楚無疑地顯示了兩者的密切關係。其他美國官員也曾告誡馬歇爾，延安美軍觀察組負責人最後的報告開宗明義就是：「共產主義是國際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