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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 批評中國

本主題由 后太禧慈 於 2018-11-3 11:31 設置高亮
美國代理國防部長上任 要求特別注意中國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3571423

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夏納翰今天正式上任,執掌五角大廈的第一天首先就告訴同僚,他將中國視為關鍵優先事項。儘管美軍仍在敘利亞和阿富汗作戰,他要求首長們心中要牢記中國。

前任國防部長馬提斯(Jim Mattis)因與總統川普意見不合請辭後,副部長夏納翰(Patrick Shanahan)元旦開始擔任代理部長。他要求國防部高層幕僚聚焦國防戰略,凸顯了進入與俄羅斯與中國「大國競爭」的新時代。

國防部官員透露:「我們專注在目前進行的軍事行動,夏納翰代理部長則告訴整個團隊,要牢記中國、中國、中國。」

路透社報導,這位官員未多談夏納翰對中國的看法,但其他官員透露,夏納翰是五角大廈對中國立場趨於強硬的推手,這包括在2018年的國防戰略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

五角大廈表示,夏納翰在訂定這項國防戰略扮演要角,其中點名中國和俄國是最大威脅,認為這兩個國家想「塑造符合他們獨裁模式的世界」。

美國指控中國進行軍事與經濟間諜活動,並批評中國野心勃勃的「一帶一路」計畫是以商逼政。

夏納翰在推特發出新年訊息說:「在2019年,國防戰略仍將是我們的指引。美國的軍力仍是我們的關注焦點。」

國防官員說,川普今天召開2019年首次內閣會議時,夏納翰也出席。

夏納翰曾任職波音公司(Boeing)超過30年,他未曾從軍,但自2017年7月起出任國防部副部長。他上任後首先要處理的議題是在川普上個月宣布自敘利亞撤軍後,要多快將約2200美軍撤離飽受戰火蹂躪的敘利亞。

目前還不清楚夏納翰會擔任代理部長多久,但川普與馬提斯不歡而散後,要找到能夠獲得參議院同意的接替人選恐怕相當困難。

川普承認夏納翰可能會長期擔任代理部長,而國防部代乎也為此作了準備,包括任命審計長諾奎斯特(David Norquist)暫代副部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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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文摘】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梁文道)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realtime/article/20190113/59135368

上星期回臺北見見朋友,正是習近平對臺講話出爐,「一國兩制」成為民間熱門話題的時刻,居然恰巧給我碰上一件和一國兩制不知道算不算是有關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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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到了臺北,免不了又要買一大堆書回來。近幾年身子不如從前,開始搬不動這麼多書了,就只好讓酒店前檯安排速遞。儘管這筆運送費用可能抵得上好幾本書的價錢,但我輩中人都曉得,買書的時候是很難計較這些的。這一次我照辦煮碗,離店那一天留下了好幾袋書,輕輕鬆鬆上路,等着回家檢閱所獲。結果等了幾天都沒有消息,正想打回酒店問問是怎麼回事,就收到了酒店的郵件:  

「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冊內容有管制,有三本書快遞無法替您寄送:  

相關新聞:【順豐審查】3本書被拒寄送 內容講啲乜?

1《滾出中國》
2《大辯論》
3《思想史》  

以上三本書已先幫您拿出來存放櫃檯,待您下次入住時再交還給您。此次順豐是以貨到付款方式寄送,之前的信用卡授權會取消。」  

這真是讓人意外。我每年都至少回臺北一趟,每一趟都住在同一家酒店,每一次也都請他們替我安排快遞,把書送回香港,可從來都沒發生過類似的事。大概在大陸住得太久,我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先檢討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買了什麼不應該買的東西,又寄了些什麼不應該寄的事物。《滾出中國》是我活該,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麼好玩意,它就該滾出中國。但是《大辯論》和《思想史》呢?這兩本書有問題嗎?於是我趕緊查了一下,發現《大辯論》原來早有大陸版,只是譯者不同,翻譯出來的書名也不同,簡體字版叫做《大爭論》。這兩個版本,都來自美國保守派公共知識份子Yuval Levin的英文原著《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這本書談的是一個思想史上的重要時刻,那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伯克(Edmund Burke)和潘恩(Thomas Paine)的辯論,一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從內容上看,這本書應該一點問題也沒有,更何況它早有大陸「中信出版社」的版本,怎麼會過不了管制?  

轉念一想,我卻又覺得這個管制管得有道理了。首先,自從政府幾年前換班之後,大陸書業就有了「回頭看」的做法。意思是凡在「新時代」之前出過的書,都得回頭重新審查。就算是從前經過審批,拿到書號的合法出版物,也都不意味着它在「新時代」就能自動再版再印。可能是過去幾年太過寬鬆,一大堆包裹在「自由」和「民主」等名號下面的書,原來都是夾帶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毒草;還有一些批判德國納粹和反省前蘇斯大林時期的歷史著作,分明就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更別提一些關於反右、文革乃至於大饑荒的回憶錄和文學作品,那純粹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載體。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大辯論》就很有可能是以前可以出,但現在絕對不能再上架的那種書了。左派右派這種事,是你們今天可以隨便妄議的嗎?  

然而,《大辯論》的簡體版2014年8月面市,離習近平上臺也已過了一年多,是「新時代」的產物,可見它並非栽在「回頭看」手下。那會不會純粹是繁簡二版譯者不同,內容完整程度或者也不一樣,所以必然要把臺灣這個本子當成另一本書來看呢?極有可能。去年就出過這麼一件怪聞。一位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歷史學家從美國教完書回來,一入境就遭到海關扣起行李箱中的幾本書。其中一本正是這位學者中文論著的英譯版。請注意,這部英文學術專著出自全球最受尊崇的學術出版社之一,而它的中文版還是現在在大陸買得到的學術暢銷書之一,那為什麼換了英文就進不了中國呢?縱使學富五車,這位溫文爾雅,說理通透的大學者,也還是說不過認真負責的中國海關。事後我們都猜,那是海關見到這本書上有「China」這個字,神經自動繃緊的緣故。你知道,今天海關見到X光機中有裝着書的行李,其緊張程度堪與見到毒品相比。  

總而言之,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棄卻一子。於是我也就明白了另外一本書不能從臺灣寄回香港的原因了。那本《思想史》其實是臺灣一本學術期刊,我買的這一期是它的第七期,為了請大家幫我檢討,同時也想聽聽「順豐快遞」的解釋(儘管我知道他們多半不會理我),請大家不要介意我列出這一期《思想史》的完整目錄: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什麼是「舊體制」?  

不知道各位怎麼想,我猜這裏面比較讓人忌諱的字眼可能是「革命」、「威權」和「舊體制」甚至「啟蒙運動」(總不會是孫中山吧?)。以我對今日氣氛的嗅覺,這些字詞讓人起疑是絕對有可能的。  

那麼到底是誰在起疑?誰在害怕?我打電話去追問,酒店的人語焉不詳,就說是「順豐」的意思,和他們無關。如果這是順豐快遞的決策,那這是書籍帶回他們臺北的運送中心之後,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還是快遞小哥直接在酒店現場一本一本地審閱這些東西合不合格?那是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還是反過來,有一份更為浩大的和合格書籍名錄?又或者說,乾脆是他們的工作人員憑自己的判斷力來把握?這些人都是臺灣人對吧?他們是已經經過專門訓練,猶如大陸的審查員那樣,個個慧眼獨具?還是他們在揣摩對岸的意思,想像有些什麼文字和觀念是過不了臺灣海峽的?無論如何我請酒店想想辦法,找回一些我們以前合作過的老夥伴,可是他們卻寧願去郵局專門替我跑一趟,用回最傳統的郵政服務。其實去年之前,這家酒店送快遞回香港給我,不是經過DHL,就是UPS,他們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只用順豐快遞的服務呢?是因為那兩家傳統快遞公司都打不過順豐?還是在臺北住店,而又多有需要托送東西的遊客多半是大陸客,所以為了方便,他們就和順豐快遞獨家捆綁起來?沒辦法,這是市場的力量。大陸的市場那麼大,企業那麼有實力,你能不順着他們走嗎?  

當然,香港人對於這個問題,首先要想到的,應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香港也被納入了這套書籍和文章內容管制的系統?我也抗議過了,告訴這家酒店的員工,從境外寄任何書籍到香港都不是問題,畢竟以我所知,香港還沒有這套管制書籍進出口的法令(也許我所知有限,其實早就有了這套規矩,只是我沒意識到罷了)。電話那一頭,可憐的酒店服務人員支支吾吾,他好像不大相信香港在這方面跟大陸真的不一樣。這不怪他,經過這次遭遇,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臺灣去了。

【順豐審查】3本書被拒寄送 內容講啲乜?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china/realtime/article/20190113/59137824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早前在台灣買書後,透過酒店找快遞公司把書寄回港,其中3本卻遭順豐快遞拒絕,「被拒絕」的3本書分別是《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及學術期刊《思想史》第7期。梁文道表示,懷疑當中字眼如「革命」、「威權」和「舊體制」甚至「啟蒙運動」等,讓人忌諱,令《思想史》這本期刊被截被順豐速遞拒絕寄送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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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出中國》的作者是畢可思(Robert Bickers),他爬梳了一戰結束至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掌權間的歷史,書中呈現足以撼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國,在國際各處以強權姿態橫行,不斷上演古怪、敏感、霸道又愛鬧脾氣的外交風格。強國背後,卻是200年來沉重的屈辱,以及未竟的中華偉業。難怪梁文道也稱,「《滾出中國》是我活該,看名字就知道不是甚麼好玩意,它就該滾出中國」。  

《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作者李文(Yuval Levin),這本書談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伯克(Edmund Burke)和潘恩(Thomas Paine)的辯論,一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從內容上看,看不出這本書為何會出事,而且《大辯論》於2014年8月時已有大陸版,只是譯者不同,繙譯出來的書名也不同,簡體字版書名叫《大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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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思想史》第7期則收錄了: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甚麼是「舊體制」?

【順豐審查●不斷更新】台北寄「敏感書」返港被拒 梁文道回應:非常震驚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china/realtime/article/20190113/59137761

(新增動新聞)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今日在《蘋果日報》名采刊登的專欄文章,指本月7日到台北探望朋友,照慣例買了不少書,然後請酒店幫忙寄書回港。但他等了幾天都沒消息,正打算詢問時便收到酒店電郵,寫着:「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冊內容有管制,有三本書(台灣順豐)快遞無法替您寄送:1《滾出中國》2《大辯論》3《思想史》」。  

相關新聞:【順豐審查】3本書被拒寄送 內容講啲乜?

對於台灣順豐拒絕將「敏感書」送遞往香港,梁文道接受《蘋果》獨家訪問時表示,過去曾多次從台灣寄書籍到香港,多透過DHL等速遞公司做託運,今次是首次遇上被拒送遞的問題。事發後,酒店職員只表示不太清楚詳情,僅表示是順豐那邊的決定。  

梁文道不認同三本被拒順豐拒絕送遞的書是「敏感書」,因為《思想史》期刊第7期純粹是一本學術歷史期刊,目錄只是有關孫中山、英文字典的繙譯等題材 ;《大辯論》更曾在大陸出版,現在香港亦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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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坦言,事件讓自己非常震驚,因為大陸確有管制書籍出入口,但香港理應沒有相關管制,不知香港何時開始管制。梁文道亦質疑台灣順豐職員到酒店收件,之後卻拒絕送遞:「究竟他們是自我審查,還是有一份「清單」呢?不過,我自己就不太信有「清單」的存在。」  

梁文道表示,過去從台灣寄書返港,會用紙袋把書裝好再交到櫃枱,然後請酒店職員安排託運。快遞公司收件後,會拆開紙袋,將書和紙袋一併放入紙箱。究竟今次是否台灣順豐職員拆開紙袋時,發現「敏感書」而下決定拒絕送遞,則不得而知。  

梁文道在名采文章中亦質疑,酒店未選擇過去曾合作的DHL、UPS而選擇順豐快遞,是因為受制於大陸市場:「沒辦法,這是市場的力量。大陸的市場那麼大,企業那麼有實力,你能不順着他們走嗎?」梁文道最後稱「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台灣去了。」

另據台灣中央社的報道,台灣順豐公關覆稱台灣順豐是港資、不是中國順豐台灣分公司,但未有提及港資與中國順豐的關係。至於審查訂單部份,順豐公關回應指依各國海關管制規定處理,「不證實是否處理梁文道個案」。  

《蘋果》今午到旺角多間樓上書店查詢3本書的發售詳情。樂文書店及田園書店職員均表示,有向台灣書商訂購《滾出中國》,但目前未有現貨。樂文書店職員續表示,該書於去年年底出版,最快會於本周三從台灣運抵本港開售。職員表示,未曾聽聞從台灣寄書來港會被貨運公司或速遞公司拒絕,直言事件「難以置信」。  

樂文書架上亦有發售《思想史》1至7期,最新的第8期則未有現貨,同樣預期本周內有售。職員稱,該書入貨量少,銷量也不算多,但從未出現因政治或其他原因無法從台灣付運至香港。而序言書室職員則表示,沒有出售該3本書,亦不考慮入貨。

【順豐審查】官網列明僅禁淫穢物品到香港 寄大陸則禁反動書刊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china/realtime/article/20190113/5913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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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校長北大演講撐維人暗反共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190322/20638706

美國哈佛大學新任校長巴科(Lawrence Bacow)近日到訪北京,獲中方高規格禮待,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前日親自接見,讚賞他任校長後首次出訪就來華,「體現對中美教育交流的重視」。因習的獨生女習明澤在哈佛讀心理學研究生,有輿論質疑習禮待巴科是「以權謀私」,為女兒謀面子。同日巴科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時,提自己父母是納粹屠殺倖存者,並引用新疆已故維族詩人的詩句作結束語,引外界揣測。  

引用維族詩人詩句

巴科在演講時特別提到,自己父母是逃亡者,母親是二戰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他又引近代著名維族詩人阿不都熱依木.烏鐵庫爾的詩句作結束語:「漫漫人生路上,我尋覓向往正義的途中,苦思冥想。我時時刻刻祈望傾訴的機會,用哪些充滿意義和魅力的詞語!」烏鐵庫爾是維族代表作家、詩人,1995年去世,終年72歲;其作品現已被新疆當局列為禁書。值得關注是,中共官媒高調報習接見巴科,卻忌報巴科在北大的演講;北大官網雖有報道演講,但不提他引用維人詩句。因中共正在新疆推行集中營,對百萬穆斯林關押洗腦,西方批中共是仿效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有白宮高官直斥北京在新疆所為「是30年代(納粹德國)以來所未見」;巴科的北大演講引外媒揣測。有分析指,他藉此表達對新疆問題上美國知識界的態度,是「那壺不開提那壺」,令中共難堪。67歲的巴科去年7月出掌哈佛。

另有報道指,中國將邀歐洲駐華外交官組團訪新疆,以應對來自國際社會和人權組織對當局在新疆搞「再教育營」的批評和質疑。參訪安排在3月底。
KT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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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言書轟中共 清華教授撤職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190327/20642335

六四三十周年臨近,中共頻頻出手打壓異見人士。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據報日前被校方撤銷所有職務、禁止上課及輔導學生等。坊間估計,原因是他去年連番發文,痛陳中共弊端。

內地傳媒人龐皎明引述消息指,許章潤認為他被撤銷所有職務等等,只是清華專案組的第一階段處分,後續仍有處罰,他則表示「求仁得仁,我早有心理準備,覺得是小事一件。」北京大學前經濟學教授夏業良、中國知名作家章詒和也就此事,公開批評中共的做法。本報記者曾致電聯絡許章潤,但無人接聽。

現年57歲的許章潤去年7月發表的一篇萬言書《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更要求今年兩會「平反六四」,杜絕外交「大撒幣」,及實施官員財產陽光法案等。曾有評論指,《我》是2012年以來,中國體制內學者批評統治集團最為嚴厲的檄文,挑戰中國的政治禁區。  

左翼網站編輯遭軟禁

另外,左翼網站《紅色參考》前編輯、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柴曉明亦受到打壓。他於上周三失聯,其朋友於上周日才獲悉,他被南京國安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然而,當局並未說明柴涉嫌觸犯那條刑法。早於去年8月,已有《紅色參考》的編輯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刑拘,而不願披露身份的王先生向外媒透露,《紅色參考》編輯部曾參與深圳佳士工潮,並向當局抗議,估計柴被捕可能與工潮有關。
KT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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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傑出可敬的教授張維迎,一篇睿智,發人深省的文章
http://forum.hkej.com/node/143142-%E5%8C%97%E5%A4%A7%E5%82%91%E5%87%BA%E5%8F%AF%E6%95%AC%E7%9A%84%E6%95%99%E6%8E%88%E5%BC%B5%E7%B6%AD%E8%BF%8E%EF%BC%8C%E4%B8%80%E7%AF%87%E7%9D%BF%E6%99%BA%EF%BC%8C%E7%99%BC%E4%BA%BA%E6%B7%B1%E7%9C%81%E7%9A%84%E6%96%87%E7%AB%A0

北大張維迎被中共删的全文。
教授有氣節!!!

這是北京大學公開的文章,所以全文盡載。

好久沒聽到如此精彩,發人深省旳演説!

冒著極大風險説出真相的演說,不看就覺得對不起他!
不看走寶了!

雷頂鳴,王于漸教授能不慚愧嗎?

北大經濟學家張維迎,先前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畢業典禮上作為教授代表致詞時,談到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而不捍衛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稱號。結果,這篇演講在刊出後,不到半天時間火速遭到撤除,被兩岸各界譏諷。

7月1日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2017年的畢業典禮,張維迎代表教授發表題為“自由是一種責任”的演講,但北大國發院官方微信帳號刊出後不久就被下架,搜狐刊登的演講全文,也在24小時內消失,引起不少網友議論。

以下是張維迎演講全文

同學們好!首先祝賀大家畢業!

“北大人”是一種光環,也是意味着責任,特別是對我們這個苦難深重、飽受蹂躪的民族的責任。

中華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並且是唯一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國有過輝煌的發明創造,為人類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過去500年,中國在發明創造方面乏善可陳。讓我用數字說明這一點。

根據英國科學博物館的學者Jack Challoner的統計,從舊石器時代(250萬年前)到西元2008年之間產生了1001項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其中中國有30項,佔3%。這30項全部出現在1500年之前,佔1500年前全球163項重大發明的18.4%,其中最後一項是1498年發明的牙刷,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項重大發明。在1500年之後500多年全世界838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

經濟成長源自新產品、新技術、新產業的不斷出現。古早的社會只有農業、冶金、陶瓷、手工藝等幾個行業,其中農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現在我們有多少個行業?按照國際多層分類標準,僅出口產品,兩位數編碼的行業有97個,4位數編碼的行業有1222個,6位數編碼的行業有5053個,而且還在不斷增加。這些新的行業全是過去300年里創造的,每一件新產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這些眾多的新產業和新產品中,沒有一個新行業或重要產品是中國人發明的!

以汽車產業為例。汽車產業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國人卡爾˙奔馳、戴姆勒和邁巴赫等人創造的,之後經歷一系列的技術進步,僅從1900到1981年間,就有600多項重要創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1984))。中國現在是第一汽車生產大國,但如果你寫一部汽車產業的技術進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發明家數以千計,裏面有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意大利人、美國人、比利時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會有中國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紡織等這些在17世紀之前中國曾經領先的古早行業,過去三百年里的重大發明創造,沒有一項是我們中國人做出的。

我要特彆強調一下西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後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區域,各區域之間基本處於封閉狀態,一項新技術在一個地方出現,對其他地方的影響微乎其微,對人類整體的貢獻非常有限。比如說,東漢的蔡倫於西元105年發明了造紙,但中國的造紙技術到西元751年後才傳到伊斯蘭世界,又過了三、四百年才傳到西歐。我上國小的時候,練字還得用土盤,用不起紙。

但1500年之後,全球開始一體化,不僅技術發明的速度加快,技術擴散的速度變得更快,一項新技術一旦在一個地方出現,很快就會被其他地方引進,對人類整體的進步發生重大影響。比如,德國人於1886年發明了汽車,15年之後,法國成為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國,又過了15年,美國取代法國成為第一汽車生產大國,到1930年,美國汽車普及率已達到60%。

因此,1500年之後,創新才真正有了國家間的可比性,誰優誰劣一目了然!中國在過去500年沒有做出一項可以加載史冊的發明創造,意味着我們對人類進步的貢獻幾乎為零!比我們的祖先差遠了!

我還要強調一下人口規模問題,國家規模有大有小,國家之間簡單比較誰的發明創造多,容易產生誤導。

理論上講,給定其他條件,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創新越多,技術進步越快。並且,創新之比與人口之比是指數關係,不是簡單的等比例關係。原因有二:第一,知識在生產上具有重要規模經濟和外溢效應;第二,知識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國物理學家Geoffrey West等人發現,在城市生活中,人類的發明創造與人口的關係遵循正5/4指數縮放規則:如果一個城市的人口是另一個城市的10倍,那麼,發明創造總量是後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來看,中國對世界發明創新的貢獻與中國的人口規模太不成比例。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國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識創造的指數縮放法則,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美國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國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實際情況是,近代500年里,中國在發明創新方面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不要說與美國、英國比,我們甚至連瑞士的一個零頭也達不到。瑞士人發明了手術鉗,電子助聽器,安全帶,整形技術,液晶顯示器,等等。中國人民銀行印刷人民幣使用的防偽油墨是瑞士的技術,中國生產的麵粉有60%至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機器加工的。

問題出在哪裡?難道是中國人基因有問題嗎?顯然不是!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古代中國的輝煌。

問題顯然出在我們的體制和制度。創造力依賴於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中國人最具創造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和宋代,這不是偶然的。這兩個時代也是中國人最自由的時代。

西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東方昏暗。西元1500年之後,西方一些國家經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須強調,自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心靈不自由的時候,行動不可能自由;當言論不自由的時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創造。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今天,飯前便後洗手已成習慣。但是,1847年,匈牙利內科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醫生和護士在接觸產婦前需要洗手的時候,他冒犯了同行,並因此丟掉了工作,在一個精神病院死去,終年47歲。

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的觀點基於他對產褥熱的觀察,當時他所在的醫院有兩個產房,一個服務於富人,由專業醫生和護士精心照料,這些醫生不斷在接生和解剖屍體之間轉換工作;另一個服務於窮人,由接生婆負責。他發現,富人得產褥熱的比例是窮人的三倍。他認為,原因是醫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與當時流行的科學理論相矛盾,他也不能對自己的發現給出科學證明。

人類的衛生習慣是怎麼改變的?這與印刷機的發明有關。

1440年代,德國企業家約翰內斯?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機。印刷機使得書籍和閱讀普及開來,許多人突然發現,他們原來是“遠視眼”,由此對眼鏡的需求出現了爆髮式的增長。在印刷機發明一百年後,歐洲出現了數千家眼鏡製造商,並由此掀起一場光學技術的革命。

1590年,荷蘭眼鏡製造商JANSSEN父子把幾個鏡片累在一起放一個圓筒里,發現透過玻璃所觀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發明了顯微鏡。英國科學家Robert Hook用顯微鏡發現了細胞,引起了科學和醫學一場革命。

但最初的顯微鏡分辨率並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國鏡片製造商Carl Zeiss生產出了新的顯微鏡,它是基於精確的數學公式構造的。正是藉助這種顯微鏡,德國醫生羅伯特?科赫等人發現了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細菌,證明當年匈牙利醫生塞麥爾維斯的觀點是正確的,由此創立了微生物理論和細菌學。正是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的創立,逐步改變人類的衛生習慣,並由此導致人類預期壽命的大幅度延長。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初古騰堡的印刷機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許印刷教會和行政當局審查過的讀物,那麼,閱讀就不會普及開來,對眼鏡的需求就不會那麼大,顯微鏡和望遠鏡就不會被發明出來,微生物學就不會創立,我們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類的預期壽命也不會從30多歲增加到70多歲,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間了。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過去300年發明創造所積累的技術的基礎上,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每一項重要技術和產品,都是別人發明的,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我們只是套利者,不是創新者,我們只是在別人建造的大廈上搭建了一個小閣樓,我們沒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頓花了30年的時間發現了萬有引力,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搞明白了萬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稱自己用三個月的時間走過了牛頓30年的道路,你們一定覺得可笑。如果我再反過來嘲笑牛頓,那隻能說明我太無知!

我們常說中國用世界7%的可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們需要問一問:中國何以做到這一點?簡單地說,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國人食物中大約一半的氮來自無機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國人會餓死。

氮肥的生產技術是那來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國科學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師卡爾?博什發明的,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後,中國與美國做的第一單生意,就是訂購13套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最現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產設備,其中8套來自美國的KELLOGG公司。

再過50年、100年重寫世界發明創新史,中國能否改變過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能否持續提升中國人享有的自由。因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使中國變成一個創新型國家。

因此,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不捍衛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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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遭封殺 北大張維迎再籲中國民主化改革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233714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大教授張維迎去年以講題「自由是一種責任」發表演講,遭官方封殺。他近日再度撰文,呼籲中國未來30年應實施司法、民主化改革,並強調台灣經驗值得研究。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近日在中國人文經濟學會專欄發表題為「未來世界的格局,取決於中國怎麼做」的文章表示,中國未來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

他以中國與印度的發展為例表示,印度是先進行政治體制民主化,再進行經濟自由化;中國是先進行經濟自由化,未來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關早晚必須經歷,印度已經渡過這一關,而中國還沒有。

張維迎指出,中國未來30年裡,前15年的重點應該放在司法改革,建立法治社會;後15年重點進行民主化改革。把司法放在民主之前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法治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他表示,從長遠看來,中國需要探索新的道路,這種探索也許可以從香港得到啟發,包括台灣、越南的經驗也非常值得中國研究。中國可以從功能團體、黨內民主等等開始著手政治改革,也許30年內能慢慢地完成向民主化的過渡。

張維迎也提到,中美衝突的很多問題最終都歸結到民主政體的建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他認為,中國真正走向民主化的過程是「非常關鍵也是非常危險的」,有可能向預期一樣地走向法治和民主,但也有可能滑向比原來更糟糕的境地。

張維迎分析,中國現在面臨兩個很大的挑戰,其一是民粹主義,包括社會主義的平均主義;二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問題相結合,就使得在中國「有理性的行為」很難進行。

他表示,中國現在處理問題時往往不是按照市場的邏輯,不是以法治的精神,而是先通過輿論等手段對事情進行道德定性,然後就不考慮處理方法的合法性。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將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

張維迎去年7月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畢業典禮演講時提到,「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

但這篇文章在北大國發院的官方微信刊出後,不到12小時就被下架,在搜狐刊出的全文,也在24小時後被下架。張維迎今年初也一度傳出遭當局全網封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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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8-07/zl-ihhkuskt0520043.shtml

  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以后,对先进国家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其中就包括怨恨。这种怨恨在落后国家那里很常见,可是随着中国国力总体增强,这种情绪并没有完全消散。事实上,不单中国人如此,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人,他们都有过怨恨情结。怨恨情结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世界一直有一种怨恨情结。理解这一点,对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当然,怨恨情结,并非中国人特有。在世界近代史上,许多后起民族都对先发达起来的国家产生过怨恨。

  现实的不平等滋生怨恨

  怨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交织的情绪。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告诉我们,怨恨(resentment)这个术语是由尼采创造的,其后又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界定和发展,它是指由受压抑的、无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恶(生存的嫉妒)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状态。格林菲尔德指出,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落后国家总归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后者。在模仿过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来,被模仿者也更为优越(否则,就没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触本身往往也凸显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应是怨恨。

  具体讲,怨恨的产生,有两个社会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模仿者相信他们与被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因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赶超的可能)。第二个条件是,模仿者又感到二者之间实际上并不平等。不管群体成员的个体性情与心理构造如何,这两个条件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群体怨恨倾向。

  格林菲尔德进一步指出,怨恨产生了一种抗拒外来价值的创造性冲动,最终可能导致“价值重估”,即价值标准的转变。原来至高无上的价值被贬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外在的,甚至是原先标准中带有负面色彩的观念。出于自尊心,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不可能对外来的价值观念来者不拒、全盘照收。怨恨常常导致本土传统中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元素被挑选出来并被刻意栽培,或者与外来的价值观念抗衡,或者在形式上将其打扮成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类似但本土“早已有之”的东西,以求得心理平衡。怨恨滋生出民族特殊主义的骄傲和仇外,给新生的民族情绪提供感情养分。

  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

  在人类历史上,族裔认同古而有之,但“民族国家”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们普遍认同的是王室或宗教,而非民族国家。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君王同时兼任两个甚至多个王国的国王,就如同现在一个人可能同时兼任几个公司的董事长一样,并不罕见。

  根据格林菲尔德的研究,英格兰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到17世纪初已经形成,它的核心理念是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权。这样的民族观念后来被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叶形成的美利坚合众国所继承。相对于英格兰,其他国家如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的民族国家认同形成较晚:法兰西在18世纪,俄罗斯在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相对于英国和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俄罗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为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法国介于二者之间。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群体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的关键群体是贵族,德意志的关键群体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精英的观念变成了大众民族概念的基因。

  法国人的怨恨情结

  法兰西是第一个有怨恨情结的民族。在18世纪开始之前的数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的霸主,甚至是天主教的保护者。但在路易十四死后,法国已明显丧失了它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英格兰突然崛起,跃居中心地位。当18世纪上半叶民族观念从英格兰引进的时候,法国人发现,英格兰人在各方面都超越自己,尽管法国仍然有值得自豪的杰出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法国的民族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强烈要求恢复被英格兰夺走的优势地位,重新赢得法国的荣耀。

  有两种办法可能确保法国的卓越地位和荣耀: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法国变成一个类似英格兰的国家;或者削弱英格兰这个对手的力量。像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拥护第一种办法,他们心中没有怨恨,认为法国有能力实行从英格兰学到的东西,并因此可以轻松地超越它的榜样兼竞争者。但这项任务比预期的更加困难,花费的时间也更长,于是亲英情绪逐渐让位给仇英情绪。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们深信,法国同英格兰基本上可以相媲美,但现实中前者确实次于后者。英格兰的优越地位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在他们心中滋生了对西方(英格兰)的怨恨。

  在怨恨情绪的支配下,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一方面盗用英格兰人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估。比如,对于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他们给出了与在英格兰全然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思。他们用“一致性”取代了平等,用“主权”和“公意” 取代了自由,用“集体”取代了个人,为专制主义和平均主义铺平了道路。

  对英格兰人的怨恨导致法国人对金钱、商业活动和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仇视。在法国人看来,英格兰是一个贪婪的民族,一个“只对金属有感情”的国家,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不正义、贪婪、腐化、堕落,由商业利益主宰的民族,是不适合法国效仿的。

  在对外关系中,怨恨使得法国人常常不是以法国变得强大为目的,而是以不惜一切代价削弱英格兰为目的。对法国人来说,英国人的坏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法国精英和大众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部分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美国人民的好感,但更多地是出于对英国人的憎恶。美国脱离英国统治,是最让法国人解恨的事。但路易十五没有想到的是,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最终让自己死在断头台。

  德国人的怨恨情结

  怨恨情结在德意志民族中造成的影响更甚。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在18世纪晚期出现,拿破仑战争之后,已经扎下了根。所以说,法兰西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出现的最终原因。但这个时候,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已称雄世界,德意志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仅比不上英国,甚至比法国也自愧不如。这让德意志人难以释怀。尽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先进的”西方民族(英格兰和法兰西)学习了理性、政治自由和个人平等的启蒙思想,一些改革者甚至视法兰西为效仿的榜样,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还是受到了伤害。

  到19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德意志人的怨恨情结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西方世界”(英国和法国)成了邪恶的化身,反面榜样。“可憎的法兰西民族”被认为是德意志人“自然而传统的”敌人,是“肮脏、无耻、没有纪律的种族”;英格兰人总体上并不比法兰西人更好,他们的诸项自由没有什么价值。按照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李斯特的说法,英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为整个世界生产,垄断所有的生产能力和通过政治操纵以及资本、技术和海军优势使世界处于幼稚和依附状态。” 因此,德国不应该被英国人所宣传的自由化道路所蒙蔽,而必须让国家主导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样,德意志民族主义变成了国家主导的“族裔民族主义”。

  随着西方日益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德国人对西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怨恨就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怨恨。当把目光转向自己国家内部时,德意志知识分子发现,德意志生活中同样存在着那些体现了西方价值观的东西:资产阶级、贸易与工业、城市、科学。但他们也明白,德意志如果想有朝一日超过西方,这些因素又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对所有这些东西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代表这些非德意志价值观的犹太人就成了替罪羊。正是贪婪的犹太民族的阴谋诡计,使得德意志没有办法表现得像它本可以的那样优秀。拿破仑解放犹太人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他们把犹太人和法国人放在一起,反犹便成了反法爱国行动。这就滋生了德国人的反犹主义,直到发生希特勒杀害600万犹太人的暴行。不过,犹太家庭出生的卡尔·马克思还是把怨恨集中在资本主义本身,私有制成了万恶之源。怨恨情结,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在落后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国人的怨恨情结

  俄罗斯这个民族也是伴随着对西方的怨恨形成的。俄罗斯的西方化是彼得大帝发起和推动的。最初,俄罗斯人对西方羡慕不已,把它们当作绝对的、无可置疑的榜样,并且乐观地认为,模仿西方国家,就可以与它们处于平等地位,然后就可以超过它们。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确实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给俄罗斯人带来了自豪感。

  但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没有让俄罗斯与西方达到真正平等的地位,俄罗斯人被俄国和西方榜样之间的差异深深困惑,西方的优越地位让他们感到不愉快,把西方作为榜样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鄙视和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就让他们心中的怨恨之火熊熊燃烧。

  怨恨催生了文化相对主义,俄罗斯人开始寻找自己民族的特殊性,重新评估西方价值。因为俄罗斯是独特的,与西方不可比,因此西方不适合作为俄罗斯模仿的榜样,俄罗斯要走自己的、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西方变成了嘲笑的对象,赞美西方的俄罗斯人被讥讽为妄自菲薄,甚至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被认为是自轻自贱,是对俄罗斯人的羞辱。

  但完全拒绝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俄罗斯并没有与西方对抗的资本,西方的认可也是俄罗斯人所期望获得的民族自尊的必要条件。既然无法超越西方,俄罗斯民族主义精英就把俄罗斯定义成与西方相反的榜样。他们仍然用西方同样的标准衡量自己,但是通过对这些标准进行重新解释,俄罗斯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好得多。对应西方的每一个缺点,它有自己的优点;西方表现出来的优点,它在现实中也有。“理性”的价值被保留下来,但变得近似于黑格尔讲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拒绝了其隐含的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他们承认“自由”和“平等”是美德,但拒绝承认西方制度是其真实的体现,因为西方的自由和平等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而非法律上的自由。西方人有自由的权利,但却生活在真正的奴役之中;俄罗斯人没有法律上的自由,但生活在真正的自由中。俄罗斯精英们发明了“人民”,将“人民”界定为一个种族集合体,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存在于“人民”中,但只有有教养的精英才能揭示出来。精英作为“特殊之人”(先锋队),知道“人民”想要什么,而大众自己不知道,所以前者自然有权命令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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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怨恨情结支配下形成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权威主义的。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怨恨情结诱使俄国人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一次又一次或主动或被动地发起与西方的对抗,但每次都被屈辱地打回原形。同样的戏剧至今仍然在上演。

  日本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少有的既模仿西方,又没有太多怨恨的非殖民地国家。这是因为,日本一直是一个模仿者,“脱亚入欧”只是换了一个老师,并不会伤害日本人的自尊心。超过它原来的老师,反倒让它感到自豪。只是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才成为日本人怨恨的对象,结果是导致了日本的惨败。

  中国人的怨恨情结

  中华文明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则是非常近代的事情。可以说,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催生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使“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出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进入20世纪之前,中国人效忠的对象是相继统治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民众的各个皇帝和朝廷,而不是主权国家;朝代的更换,领土的分合,是统治者的事情,与普通大众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现代商业公司领导层的更迭、业务的并拆与普通员工没有关系一样。对普通大众而言,谁坐上皇帝的宝座,我就是谁的臣民;无论是汉人当皇帝,还是契丹人当皇帝、女真人当皇帝、蒙古人当皇帝、满族人当皇帝,对我都一样。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中国人”的概念。

  但伴随着西方人的到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逐渐把效忠的对象由朝廷和皇帝,转向了民族和国家(但这个转变没有彻底完成)。在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过程中,主导力量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并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但如同法国和俄国的贵族精英、德国的知识精英一样,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对西方的怨恨情结。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并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的人民来说,突然发现有一个比自己先进的外来文明,产生怨恨是自然的。中国的精英们对西方世界的感情是羡慕、嫉妒、恨的交织。一方面,他们将诸如共和、民主、自由、个体权利、理性、科学等这样一些西方价值观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据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价值观进行选择性吸收或摒弃。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结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西方价值观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不可能将其全盘照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试图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或其他不优于自己的国家寻找它的替代品。

  中国人对俄罗斯有着因为领土问题导致的怨恨,但较少因发展阶段差异导致的怨恨,这或许是中国人最后选择“走俄国人的路”的原因之一。当然,俄国人的道路看上去也更符合中国国情。俄国是落后的,走的路是独特的。如果它的路行得通,沿着这条路很快能富强起来,中国人就可以洗刷掉民族的屈辱,恢复国家的荣耀。因此,走俄国人的路对中国人的自尊心伤害小,但预期的收益大。

  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它让中国人有了一个具体的奋斗目标。但中国人民族概念形成中的怨恨情结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其中包括:

  第一, 中国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共同的祖先,而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内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这样的民族概念给现在的国家治理带来了一些难题,因为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这样的民族观念也使得中国很难吸引外国移民,因为一个外国人不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少年,永远不可能被承认是中国人。

  第二, 主权大于人权,权力优先于权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图强”和“救亡”中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是国家功利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它强调国家至上、集体至上,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名义下对个人权利的任何侵害都具有正当性。至今,“有国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满”仍然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尽管这些说法根本不合逻辑。进一步,国家等同于政府,政府等同于政府官员,所以官员的权力总是优先于个人的权利,法治难以形成。

  第三, 强调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特殊主义是怨恨情结的解药。特殊主义否定了相互比较的可能性,否定了优劣之分,可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因而所有有怨恨情结的民族都喜欢特殊主义,中国也不例外。特殊主义也使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普适性价值,不按国际规则行事。

  第四, 模仿技术,但拒绝模仿制度。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中国人就开始承认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因而搞起了洋务运动,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仍然是中国变革的主导思想。因为,只要“体”是自己的,我们就用不着自卑,正像科学家不会在工程师面前自卑一样。因此,我们总是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与西方抗衡的价值观念,认为西方的治国理念并不比我们老祖宗早就提出的治国理念好到哪里去。

  第五, 反资本主义,反民主和自由。中国人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等同于西方世界,承认这些东西,就等于承认西方各方面都优于中国,让中国人太没有尊严。因此,中国既不能搞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民主,何况民主和自由也不能当饭吃。中国不像德国人那样有犹太人群体可以怨恨,那就怨恨那些经商赚钱的人吧!即使中国需要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第六, 自力更生,万事不求人。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西方人有的我们必须有,粮食必须自给自足,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自己生产,因为西方世界是靠不住的,它们亡我之心不死,随时准备卡我们的脖子。“中兴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第七, “阴谋论”在中国非常有市场。中国一直是西方阴谋的受害者。中国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我们不聪明,而是因为西方人太狡诈;不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和文化不优越,而是因为西方人总是搞阴谋诡计,不让我们发达起来。外国人帮助中国,一定是另外图谋。

  第八, 只能表扬,不能批评。中国人对批评特别敏感,不仅中国人自己不能批评中国,外国人更不能批评中国。中国人不能批评,因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批评自己的国家就是“不爱国”,就是抹黑自己。外国人不能批评,因为那会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批评中国的外国人一定是反华势力,奉承中国的外国人一定是友好人士。殊不知,奉承者常常是别有用心。

  第九, 国际关系中,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有时甚至连利害也不讲,只讲好恶。西方的坏消息就是中国的好消息。凡是西方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西方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如果一个西方国家与一个非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大部分中国人希望前者输后者赢,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后者,而是因为我们痛恨前者。所以,“911”事件有中国人叫好,伊拉克战争中有不少中国人给萨达姆加油。当然,如果美国与日本发生冲突,我们会站在美国一边,因为我们怨恨日本人更甚于怨恨美国人。

  第十, 未富先骄,稍强即狂。怨恨情结使得中国人心中总是憋着一口气,一有机会就想出人头地,所以很容易从自卑走向傲慢,国家稍富强了一点,就表现出一种暴发户心态,到处炫耀,不再谦卑,要做到“韬光养晦”谈何容易!

  鸦片战争过去已经快180年了。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其国际地位也很大提高。但中国人对西方的怨恨情结似乎没有因此而减少,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的怨恨情结似乎更甚。近几年“中国模式”、“新四大发明”之类的说法甚嚣尘上,不能不说是怨恨情结的体现。如果“中国模式”能推广到全世界,中国不仅可以夺回失去已久的优越地位,而且可以洗刷掉不堪回首的百年耻辱。这是何等惬意的事!

  怨恨程度是国家发达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个反向度量。中国人的怨恨情结消退之日,或许才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时!

  (本文作者介绍: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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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中國模式論」不符事實 一味強調自毀前程
https://china.hket.com/article/2192519/張維迎:「中國模式論」不符事實%20一味強調自毀前程?mtc=30010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近日撰文表示,中國過去40年經濟高增長,獲益於市場化、技術後發優勢,「中國模式論」不符事實,繼續一味強調將「誤導自己,自毀前程」。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官網昨天刊登張維迎題為「理解世界與中國經濟」的文章。

文章提到,在中國極度被吹捧的「中國模式論」,認為中國40年來的經濟崛起,得益於獨特的「中國模式」,即強有力的政府、體量龐大的國有企業和英明的產業政策。

指國有部門愈大的地區 經濟增長速度愈慢

張維迎援引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市場化數據和中國統計年鑑的經濟成長數據表示,不管是近10年還是近40年,市場化指數的變化都與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正相關。

他指出,包括中國城鎮國有部門、私人部門就業比重、國有或外資與私人工業資產比重等指標,與人均GDP及增長率的關係,都顯示國有部門愈大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愈慢;「國退民進」的地區則有更高的增長業績。

因此他認為,中國過去40年的高速經濟成長,是來自於市場化,以及技術後發優勢提供的套利機會,而不是所謂的「中國模式」。

張維迎並警告,繼續一味強調以「中國模式」解釋中國經濟發展,「對內誤導自己,自毀前程」,走向強化國有企業、擴大政府權力、依賴產業政策的道路,導致改革進程逆轉,改革大業前功盡棄,經濟最終將陷入停滯。

警告「中國模式」與西方不相容 不能任其高歌猛進

他也認為,「中國模式」把中國樹立為西方視角下「令人驚慌的異類」,導致中國與西方世界衝突。中國目前面臨的不友好的國際環境,與一些經濟學家對中國過去40年成就的錯誤解讀不無關係。他指,在西方人看來,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公平貿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絕不能任其暢通無阻、高歌猛進。

張維迎去年7月曾在演講時提到,「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隨後傳出遭官方封殺。直到今年7月,中國輿論檢討民族主義過盛時,張維迎呼籲中國民主化改革的文章才再次得以在網上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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