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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北京大學教授 鄭也夫 呼籲中共退出歷史舞台

北京大學教授 鄭也夫 呼籲中共退出歷史舞台

執政70年帶來太多災難 北大教授促中共體面退場
http://trad.cn.rfi.fr/%E4%B8%AD%E5%9C%8B/20190105-%E5%9F%B7%E6%94%BF70%E5%B9%B4%E5%B8%B6%E4%BE%86%E5%A4%AA%E5%A4%9A%E7%81%BD%E9%9B%A3-%E5%8C%97%E5%A4%A7%E6%95%99%E6%8E%88%E4%BF%83%E4%B8%AD%E5%85%B1%E9%AB%94%E9%9D%A2%E9%80%80%E5%A0%B4

中國民間聲望很高的北大教授鄭也夫決定挺身而出,盡“匹夫之責! ” 他在剛剛公開的『政改難產之因』一文中分析政治改革為什麼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發生?他認為中共今天淡出歷史舞台,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益。但作者同時指出,如果大家不發出聲音,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的終結!

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是,習近平執政以來對敢言者採取的高壓、封鎖、拘捕政策,產生的恐懼效應似乎已經封頂。在中國改革40周年之際,反而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公開發言表態。他們或者指出習近平當局根本不可能改革,一切對當局的指望都是天真的;或者仍寄希望於當局解放思想,放手改革;或者認為改革已死,憲政當立;近日公布的『中國百餘公共知識分子改革感言』就具有代表性。這一波中國知識分子的涌動中,鄭也夫2018年年底的發聲,極其尖銳!

政治體制改革為何不曾發生

鄭也夫文章開門見山,中共為何提出要政改?因為它意識到法治缺乏,權力濫用,社會經濟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軌。但是中共為什麼沒有實施政改:因為中共“黨首”意識到,“政改的每一項內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黨”:

黨政分離和政企分離,意味着黨的權力旁落,黨將失去對國家行政與社會經濟的操控;法制的健全將限制中共的行動範圍;真正的政治協商一旦開啟,中共的主張在爭論中有落入下風的可能;在與黨內外對手博弈中,決策者堅定地認為要抑制和應對社會多樣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趨勢、統治集團內部也不能民主,必須權力集中。

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有過一次,那就是1978年的改革,但是那次改革的原因是“不改革就亡黨”.作者指出常常把亡黨亡國放在一起說的謬誤,“殖民時代划上句號了,不再可能有亡國滅種的事情”,毛澤東造成的局面使得中共害怕亡黨,亡黨就意味着統治階級退出歷史舞台,“他們當然不願意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有了改革”。

中共和平結束專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

鄭也夫指出,中共在其執政的大多數時間中,其方針政策不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巧取豪奪,先將人民私有土地變為國有,然後大搞地皮財政,各地政府高價將地皮賣給地產商,無數公民成為房奴……

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其執政的70年歷史中,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演化到今天,“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它的性質已經徹底蛻變….加入它是為了做官,捍衛它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

在作者看來,有一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蕩的方式,淡出歷史舞台。“我以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

但他認為,和平終結專制的歷史,依賴於共產黨的一位明智的領袖,不然難有非暴力的轉型。

如果我們不發出聲音,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的終結

台灣終結一黨專政,在作者看來,如果沒有台灣民主派多年打拚,蔣經國如果不是面對巨大的壓力和多元的局面,蔣經國不可能做出那樣的選擇。作者認為,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惡性循環是雙方造就的。“得勢者為什麼要主動讓權,改變現狀呢?沒有外部的壓力,沒有強烈的開報禁、開黨禁的要求,執政黨的黨魁想這麼做,都沒法向同僚交代---同儕們會覺得老大有病了。”

作者接受“互動”的說法,作為黨魁,帶領中國走上結束專制之路實為不易,“難處不在於黨外有反對派,恰恰在於沒有反對派的存在” ,“讓我們互動起來,力爭踏上這唯一的、白駒過隙般稀罕的雙贏之路”。

如果書生都敢於講出自己的想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作者最後談到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有一個卑微的動因,就是讓我還能看得起自己。,多年來我塗抹了上百萬字。如果我最終在這個我想了許久的、關乎民族大業的問題上不置一詞,我會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認為“今天的書生還沒有盡責”。“如果他們都忠實於自己的良知,都勇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 本帖最後由 成吉思汗 於 2019-2-28 12:41 編輯 ]
成吉思汗 鐵木真(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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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也夫:政改難產之因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baitai/20190104/1058423.html

一.政治體制改革為何不曾發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葉,中國有過一場改革。其主要內容是:重回包產到戶,開放民營經濟,允准農民進城打工。九十年代初葉,看到這場改革有擱淺的可能,總設計師鄧小平再次推動。這一變革被稱為經濟體制改革。而與之對應的政治體制改革,鄧及其之後的領導者們都屢屢說及。他們甚至說過:”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過後的歷史反證了這一論斷。正是因為中國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改革開放”遠未達到世人的期待,演至今日更有倒退之虞。政治體制改革為什麼始終停留在口頭,一步也沒有邁出。道理其實淺顯,遺憾的是似乎從未被道破。

政治體制改革在上述領導人的言論中包括以下內容:一,黨政分離與政企分離;二,下放權力,避免權力過於集中;三,完善法制;四,開啟社會政治協商。

為什麼要提出政改,因為執政黨首認識到:法制缺乏,權力濫用,社會經濟生活就不可能走上正軌。但為什麼政治體制改革最終沒有實施?因為直覺還告訴黨首:政改的每一項內容都在削弱他的政黨。一,黨政分離和政企分離,意味著黨的權力旁落,黨將失去對國家行政與社會經濟的操控。二,法制的健全,一方面會保證公民在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等諸多方面的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將限制執政黨的行動範圍,社會將不像過去那樣被統治集團完全掌控。三,真正的政治協商一旦開啟,執政黨的主張在爭論中有落入下風的可能。為避免這樣的局面,他們最終打造出自己說了算的、徒具形式的政治協商。四,在與黨內黨外對手的博弈中,決策者日益堅定地認為:要抑制和應對社會多樣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趨勢,統治集團內部也不能民主,必須權力集中。

綜上所述,期待社會的繁榮和憂心該黨的政治命運,導致他們三十余年來一直出演著現代版的葉公好龍,在經濟和思想領域呈現出左右搖擺的拉鋸態勢。但近幾年來此前的拉鋸已經停擺於左端,因為黨首意識到民營經濟和思想自由化與黨的生死存亡的終極而又切近的關係。與權力寡頭日趨定型的作為相對照,是社會上絲毫不衰減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不幸,後者是弱智的體現,這弱智是專制之下眾人喪失膽識的結果,也是因為少數智者因種種原因不去捅破窗紙。陳子明道:和共產黨一同推動中國民主。周舵主張:黨主憲政。民主和憲政實現之時,共產黨位置何在?時至今日,還是說穿了好。你不可能騙他們上路,也不可以任由那些說不清最終目標的政改呼聲去麻木眾生的心智。

二.黨與人民罕見的共同利益

“三個代表”理論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幸,在其執政的大多數時間中,其方針政策不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財產權是利益的最大體現。在農村,經土改、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這一環環相扣的設計,土地從私有變為國有。在城市,經公私合營運動,民營經濟蕩然無存。八十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效益證明,上述兩項革命嚴重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抑制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不然為何要改革呢?那麼改革以後的方針就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了嗎?在土地國有化的基礎上政府做了什麼呢?地皮財政。它將地皮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這是中國房價過高、無數公民成為房奴的第一成因。說國富民窮的政策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太霸道了嗎?

有沒有過共產黨的政策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呢?有,但實屬罕見,那就是八十年代末葉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在2008年的一次討論會上陳述過下面的觀點:

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是稀罕的東西。因為上層的改革願望、改革動力,只在稀少的時刻存在。60年來,即從1949年到今天,統治階層中的大部分人有改革願望,我只在1978年看到過,只此一回。

1978年改革的原因是什麼?不改革就亡黨。亡黨亡國常常放在一起說,但是我不認為會有亡國的事情。殖民時代劃上句號了,不再可能有亡國滅種的事情。面臨的就是亡黨,因為執政黨把國家搞的那麼糟糕,那麼多人吃不上飯了。如果亡黨怎麼樣呢?統治階層將退出歷史舞台。他們當然不願意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有了改革。那麼,他們一定享有一個共識了,哪裡來的?毛澤東造就的。毛澤東自1956年開始一意孤行,背離了他的全體同僚。除了馬屁精和野心家沒有人從內心支持他的主張。在毛澤東離世前,他已經將黨內95%以上的人造就成他自己的潛在的反對派。他走了,元老們開始共商一件大事,告別毛澤東的路線。在歷史上我找不到第二個大獨裁者死後,下屬們空前團結,這是非常稀有的局面,元老們同心協力,同心同德:掉頭。

改革不是什麼高深的共識。就是要回到1956年,甚至更早。包產到戶,明清就是這麼乾的,秦漢就是這麼乾的,城市搞民營經濟,以前就有,只是規模不同而已。這不是大的革新,是什麼?是保守主義,是回頭有路可尋的,前人就是這麼走的,只是毛澤東的烏托邦在跟常識決裂。儘管擁有共識,以後的改革過程中,還屢屢發生分歧,”秘書長”(按:趙紫陽語:我這個總書記就是秘書長)要不斷換馬。現在這樣的稀有的時刻過去了,統治階層再不會享有這麼多認同了,我們有什麼理由期盼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樁可持續的事情呢?(載於”不是三十年,是幾個時段;不是開放,是半開放”,鄭也夫著《半開放社會》)

經濟體制改革之前、之後,執政黨的大多數方針政策都很難說是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前面有一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的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蕩的方式,淡出歷史舞台。我以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

在其執政的70年歷史中,這個黨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而演化到今日,其權力的結構和生態決定了:它已經不能為中國社會輸送優秀的各級領導者,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它的性質已經徹底蛻變:早已不是一個信仰的團體,加入它是為了做官,扞衛它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保江山的態度敗壞了當事者的心靈: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擺脫心靈桎梏的途徑是謀求將黨消融在大社會中。

要讓這個統治中國社會70年的政黨親手結束一黨專政,要有一段不短的過渡期。過渡期只能由共產黨來看守社會秩序。在這個期間發育出其他政治力量,準備開展偉大的政治協商。每個思想和政治派別大可有自己的主張,但中國未來的藍圖和路線,只能產生於眾多政治團體的協商。我們不是有”政協”嗎?世間很難找到如此虛偽、做作、空洞無聊、自欺欺人、靡費納稅人錢財的勾當。我不知稱呼它為什麼好。如果有膽量有信心,要麼撤銷這個政協,搞實實在在的一黨專政;要麼給不同政治派別一個對話的平台,搞真正的政治協商。

結束專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動蕩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轉型,符合共產黨的利益,因為那是唯一的體面退出的路徑。

三.勝算來自兩股力量的良性互動

台灣一黨專政的結束,毫無疑問是與蔣經國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但台灣本土人士斷然否認一個人改變歷史的觀點,他們說:沒有台灣民主派多年的打拚,不是面對巨大的壓力和多元的局面,蔣經國不可能做出那樣的選擇。我接受互動的說法。

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統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惡性循環是雙方造就的。我們覺得統治者的責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為我們一直逆來順受,我們慣壞了他。走出惡性循環,大概要由我們這些弱勢者啟動。得勢者為什麼要主動讓權,改變現狀呢?沒有外部的壓力,沒有強烈的開報禁、開黨禁的要求,執政黨的黨魁想這麼做,都沒法向同僚交代——同儕們會覺得老大有病了。更不要說,沒有外因,連這樣的認識和想法都不會進入他的頭腦。如果我們不發出聲音,不施加壓力,我們就不該、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的終結。

另一方面,和平地終結專制的歷史,一定依賴於共產黨的一位明智的領袖。不然就難有非暴力的轉型。

很難說如此良性互動能有多高的概率。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其領導集團比外部人士更清楚:這個黨已經積重難返。更因為這是雙贏。體面地退出是它最好的結局。豈止雙贏,還是三贏。我從來以為,政治家的必備素質是野心。名垂青史,足以滿足一位政治家的野心。對中國人民,對這個黨,對這個黨的當家人,這是最好的出路,沒有更好的了。

只是作為黨魁,帶領該黨走上這條道路實為不易。吊詭的是,難處不在於黨外有反對派,恰恰在於沒有反對派的存在。而沒有反對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沒有打壓不下去的反對派,他幾乎就沒有選擇這條道路的理由。

這也正是筆者捅破這層窗紙的道理所在。讓我們互動起來,力爭踏上這唯一的、白駒過隙般稀罕的雙贏之路。

四.言者無罪,智者有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寫著:”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本文的主旨分明與之不符。那麼寫作本文有罪嗎?沒有。因為這是言論,不是行動。它屬於思想的範疇,一個文明的國家是沒有思想犯的。

2018年召開的十三屆人大剛好給出了一個示範。此前,憲法中規定了國家主席的任期。大會前有了取消任期制的動議。提出修改憲法中的主席任期制的建議有罪嗎?沒有。我是擁護任期制的。但以為,提出修改憲法的任何建議都是無罪的。法律的特徵是,在既定的時空下,它是定於一尊、不可違背的;在歷史的過程中,它又是與時俱進,不斷修訂的。修訂的前提是,對法律可以議論,乃至非議。但公民對某一條款的不認同,止於言論,不可以訴諸行動。

說這些,首先是為我自己辯護。也是為我之前、之後的同道們辯護。和平轉型需要守法,我是守法公民。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寫作本文的目的之一。還有一個卑微的動因,就是讓我還能看得起自己。多年來我塗抹了上百萬字。如果最終在這個我想了許久的、關乎民族大業的問題上不置一詞,我會看不起自己的。

1948年1月,在中共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三個月后,費孝通在他反對暴力土改的文章《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中寫道:

歷史並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歷史的情境中總包含著一條合理的出路,歷史不能合理髮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為。一個被視為”書生”的人,有責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來,至於能不能化為歷史,那應當是政治家的事了。

我以為,我們今天還沒走到將一切責任都推給政治家的時候。因為今天的書生還沒有盡責。如果他們都忠實于自己的良知,都勇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2018年8月初稿,2018年12月定稿

[ 本帖最後由 成吉思汗 於 2019-2-28 12:38 編輯 ]
成吉思汗 鐵木真(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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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雷!北大教授鄭也夫呼籲中共退出歷史舞台(全文)
https://tw.aboluowang.com/2019/0104/1227304.html


經濟體制改革之前、之後,執政黨的大多數方針政策都很難說是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前面有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的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蕩的方式,淡出歷史舞台。我以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

一、政治體制改革為何不曾發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未葉,中國有過一場改革。其主要內容是:重回包產到戶,開放民營經濟,允准農民進城打工。九十年代初葉,看到這場改革有擱淺的可能,總設計師鄧小平再次推動。這一變革被稱為經濟體制改革。而與之對應的政治體制改革,鄧及其之後的領導者們都屢屢說及。他們甚至說過:“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過後的歷史反證了這一論斷。正是因為中國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改革開放”遠未達到世人的期待,演至今日更有倒退之虞。政治體制改革為什麼始終停留在口頭,一步也沒有邁出。道理其實淺顯,遺憾的是似乎從未被道破。

政治體制改革在上述領導人的言論中包括以下內容:

一、黨政分離與政企分離;二,下放權力,避免權力過於集中;三,完善法制;四,開啟社會政治協商。

為什麼要提出政改,因為執政黨首認識到:法制缺乏,權力濫用,社會經濟生活就不可能走上正軌。但為什麼政治體制改革最終沒有實施?因為直覺還告訴黨首:政改的每一項內容都在削弱他的政黨。一,黨政分離和政企分離,意味著黨的權力旁落,黨將失去對國家行政與社會經濟的操控。二,法制的健全,一方面會保證公民在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等諸多方面的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將限制執政黨的行動範圍,社會將不像過去那樣被統治集團完全掌控。三,真正的政治協商旦開啟,執政黨的主張在爭論中有落入下風的可能。為避免這樣的局面,他們最終打造出自己說了算的、徒具形式的政治協商。四,在與黨內黨外對手的博弈中,決策者日益堅定地認為:要抑制和應對社會多樣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趨勢,統治集團內部也不能民主,必須權力集中。

經濟體制改革之前、之後,執政黨的大多數方針政策都很難說是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前面有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的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蕩的方式,淡出歷史舞台。我以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

在其執政的70年歷史中,這個黨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而演化到今日,其權力的結構和生態決定了它已經不能為中國社會輸送優秀的各級領導者,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它的性質已經徹底蛻變早已不是一個信仰的團體,加入它是為了做官,捍衛它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保江山的態度敗壞了當事者的心靈: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擺脫心靈桎梏的途徑是謀求將黨消融在大社會中。

要讓這個統治中國社會70年的政黨親手結束一黨專政,要有一段不短的過渡期。過渡期只能由共產黨來看守社會秩序。在這個期間發育出其他政治力量,準備開展偉大的政治協商。每個思想和政治派別大可有自己的主張,但中國未來的藍圖和路線,只能產生於眾多政治團體的協商。我們不是有“政協”嗎?世間很難找到如此虛偽、做作、空洞無聊、自欺欺人、靡費納稅人錢財的勾當。我不知稱呼它為什麼好。如果有膽量有信心,要麼撤銷這個政協,搞實實在在的一黨專政;要麼給不同政治派別一個對話的平台,搞真正的政治協商。

結束專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動蕩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轉型,符合共產黨的利益,因為那是唯一的體面退出的路徑。

綜上所述,期待社會的緊榮和憂心該黨的政治命運,導致他們三十餘年來一直出演著現代版的葉公好龍,在經濟和思想領域呈現出左右搖擺的拉鋸態勢。但近幾年來此前的拉鋸已經停擺於左端,因為黨首意識到民營經濟和思想自由化與黨的生死存亡的終極而又切近的關係。與權力寡頭日趨定型的作為相對照,是社會上絲毫不衰減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不幸,後者是弱智的體現,這弱智是專制之下眾人喪失膽識的結果,也是因為少數智者因種種原因不去捅破窗紙。陳子明道:和共產黨一同推動中國民主。周舵主張:黨主憲政。民主和憲政實現之時,共產黨位置何在?時至今日,還是說穿了好。你不可能騙他們上路,也不可以任由那些說不清最終目標的政改呼聲去麻木眾生的心智。

二、黨與人民罕見的共同利益

代表”理論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幸,在其執政的大多數時間中,其方針政策不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財產權是利益的最大體現。在農村,經土改、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這一環環相扣的設計,土地從私有變為國有。在城市,經公私合營運動,民營經濟蕩然無存。八十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效益證明,上述兩項革命嚴重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抑制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不然為何要改革呢?那麼改革以後的方針就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了嗎?在土地國有化的基礎上政府做了什麼呢?地皮財政。它將地皮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這是中國房價過高、無數公民成為房奴的第一成因。說國富民窮的政策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太霸道了嗎?

有沒有過共產黨的政策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呢?有,但實屬罕見,那就是八十年代未葉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在2008年的一次討論會上陳述過下面的觀點:

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是稀罕的東西。因為上層的改革願望、改革動力,只在稀少的時刻存在。60年來,即從1949年到今天,統治階層中的大部分人有改革願望,我只在1978年看到過,只此一回。

1978年改革的原因是什麼?不改革就亡黨。亡黨亡國常常放在一起說,但是我不認為會有亡國的事情。殖民時代划上句號了,不再可能有亡國滅種的事情。面臨的就是亡黨,因為執政黨把國家搞的那麼糟糕,那麼多人吃不上飯了。如果亡黨怎麼樣呢?統治階層將退出歷史舞台。他們當然不願意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有了改革。那麼,他們一定享有一個共識了,哪裡來的?毛澤東造就的。毛澤東自1956年開始一意孤行,背離了他的全體同僚。除了馬屁精和野心家沒有人從內心支持他的主張。在毛澤東離世前,他已經將黨內95%以上的人造就成他自己的潛在的反對派。他走了,元老們開始共商一件大事,告別毛澤東的路線。在歷史上我找不到第二個大獨裁者死後,下屬們空前團結,這是非常稀有的局面,元老們同心協力,同心同德:掉頭。

改革不是什麼高深的共識。就是要回到1956年,甚至更早。包產到戶,明清就是這麼乾的,秦漢就是這麼乾的,城市搞民營經濟,以前就有,只是規模不同而已。這不是大的革新,是什麼?是保守主義,是回頭有路可尋的,前人就是這麼走的,只是毛澤東的烏托邦在跟常識決裂。儘管擁有共識,以後的改革過程中,還屢屢發生分歧,“秘書長”(按:趙紫陽語:我這個總書記就是秘書長)要不斷換馬。現在這樣的稀有的時刻過去了,統治階層再不會享有這麼多認同了,我們有什麼理由期盼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樁可持續的事情呢?(載於“不是三十年,是幾個時段;不是開放,是半開放”,鄭也夫著《半開放社會》)

三、勝算來自兩股力量的良性互動

台灣一黨專政的結束,毫無疑問是與蔣經國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但台灣本土人士斷然否認一個人改變歷史的觀點,他們說:沒有台灣民主派多年的打拚,不是面對巨大的壓力和多元的局面,蔣經國不可能做出那樣的選擇。我接受互動的說法。

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統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惡性循環是雙方造就的。我們覺得統治者的責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為我們一直逆來順受,我們慣壞了他。走出惡性循環,大概要由我們這些弱勢者啟動。得勢者為什麼要主動讓權,改變現狀呢?沒有外部的壓力,沒有強烈的開報禁、開黨禁的要求,執政黨的黨魁想這麼做,都沒法向同僚交代—同儕們會覺得老大有病了。更不要說,沒有外因,連這樣的認識和想法都不會進入他的頭腦。如果我們不發出聲音,不施加壓力,我們就不該、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的終結。

另一方面,和平地終結專制的歷史,一定依賴於共產黨的一位明智的領袖。不然就難有非暴力的轉型。很難說如此良性互動能有多高的概率。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其領導集團比外部人士更清楚:這個黨已經積重難返。更因為這是雙贏。體面地退出是它最好的結局。豈止雙嬴,還是三贏。我從來以為,政治家的必備素質是野心。名垂青史,足以滿足一位政治家的野心對中國人民,對這個黨,對這個黨的當家人,這是最好的出路,沒有更好的了。

只是作為黨魁,帶領該黨走上這條道路實為不易。弔詭的是,難處不在於黨外有反對派,恰怡在於沒有反對派的存在。而沒有反對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沒有打壓不下去的反對派,他幾乎就沒有選擇這條道路的理由。

這也正是筆者捅破這層窗紙的道理所在。讓我們互動起來,力爭踏上這唯一的、白駒過隙般稀罕的雙贏之路。

四、言者無罪,智者有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寫著:“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本文的主旨分明與之不符。那麼寫作本文有罪嗎?沒有。因為這是言論,不是行動它屬於思想的範疇,一個文明的國家是沒有思想犯的。

2018年召開的十三屆人大剛好給出了一個示範。此前,憲法中規定了國家主席的任期。大會前有了取消任期制的動議。提出修改憲法中的主席任期制的建議有罪嗎?沒有。我是擁護任期制的。但以為,提岀修改憲法的任何建議都是無罪的。法律的特徵是,在既定的時空下,它是定於一尊、不可違背的;在歷史的過程中,它又是與時俱進,不斷修訂的。修訂的前提是,對法律可以議論,乃至非議。但公民對某一條款的不認同,止於言論,不可以訴諸行動。

說這些,首先是為我自己辯護。也是為我之前、之後的同道們辯護。和平轉型需要守法,我是守法公民。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寫作本文的目的之一。還有個卑微的動因,就是讓我還能看得起自己。多年來我塗抹了上百萬字。如果最終在這個我想了許久的、關乎民族大業的問題上不置一詞,我會看不起自己的。1948年1月,在中共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三個月後,費孝通在他反對暴力土改的文章《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中寫道:歷史並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歷史的情境中總包含著一條合理的出路,歷史不能合理髮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為。一個被視為“書生”的人,有責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來,至於能不能化為歷史,那應當是政治家的事了。

我以為,我們今天還沒走到將一切責任都推給政治家的時候。因為今天的書生還沒有盡責。如果他們都忠實於自己的良知,都勇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2018年8月初稿,2018年12月定稿

[ 本帖最後由 成吉思汗 於 2019-2-28 12:52 編輯 ]
成吉思汗 鐵木真(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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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教授 鄭也夫 都呼籲中共退出歷史舞台(中共下台)!
國家的主人是人民, 國家的主人不是中國共產黨.
國家是人民話事的, 中共下台!


70年來太多災難  北大退休教授促:中共淡出歷史舞台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realtime/20190106/1495597

中國近日積極打壓異議人士、「懲罰」維權律師,但仍有良心未泯的知識份子,甘冒被打壓的風險,撰文直言「中共建政70年來,給中國帶來太多災難,完全喪失自我糾錯能力,唯有和平地淡出歷史舞台,才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但大眾若默不作聲,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終結」。

在中國民間頗有聲望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授鄭也夫,以《政改難產之因》為題,撰寫文章分析,「政治改革為什麼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發生」。鄭也夫直指,中共過去之所以提出要政改,那是因為它意識到法治缺乏,權力濫用,社會經濟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軌。但是中共為什麼沒有實施政改,也正是因為中共「黨首」意識到,「政改的每一項內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黨。」

鄭也夫狠批,中共在其執政的大多數時間中,其方針、政策不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反而巧取豪奪,先將人民私有土地變為國有,然後大搞炒地皮財政,各地政府高價把地皮賣給房地產商,無數公民成為房奴。他認為,中共在其執政的70年歷史中,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演化到今天,「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它的性質已經徹底蛻變...加入它(共產黨)是為了做官,捍衞它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

鄭也夫認為,有一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盪的方式,淡出歷史舞台」。「我以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但他認為和平終結專制的歷史,有賴於共產黨出現一位明智的領袖,不然難有非暴力的轉型。

鄭也夫最後談到,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文章,目的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有一個卑微的動因,就是讓我還能看得起自己。多年來我塗抹了上百萬字,如果我最終在這個我想了許久的、關乎民族大業的問題上不置一詞,我會看不起自己的」。他認為,「今天的書生(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盡責」,「如果他們都忠實於自己的良知,都勇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鄭也夫曾是北大社會學系教授,曾多次炮轟「糟糕的中國教育體制」、學界黑幕,著有《吾國教育病理》,及由他指導的學生撰寫、他負責彙編的《科場現形記》。

[ 本帖最後由 成吉思汗 於 2019-2-28 13:23 編輯 ]
成吉思汗 鐵木真(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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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校長北大演講撐維人暗反共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190322/20638706

美國哈佛大學新任校長巴科(Lawrence Bacow)近日到訪北京,獲中方高規格禮待,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前日親自接見,讚賞他任校長後首次出訪就來華,「體現對中美教育交流的重視」。因習的獨生女習明澤在哈佛讀心理學研究生,有輿論質疑習禮待巴科是「以權謀私」,為女兒謀面子。同日巴科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時,提自己父母是納粹屠殺倖存者,並引用新疆已故維族詩人的詩句作結束語,引外界揣測。  

引用維族詩人詩句

巴科在演講時特別提到,自己父母是逃亡者,母親是二戰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他又引近代著名維族詩人阿不都熱依木.烏鐵庫爾的詩句作結束語:「漫漫人生路上,我尋覓向往正義的途中,苦思冥想。我時時刻刻祈望傾訴的機會,用哪些充滿意義和魅力的詞語!」烏鐵庫爾是維族代表作家、詩人,1995年去世,終年72歲;其作品現已被新疆當局列為禁書。值得關注是,中共官媒高調報習接見巴科,卻忌報巴科在北大的演講;北大官網雖有報道演講,但不提他引用維人詩句。因中共正在新疆推行集中營,對百萬穆斯林關押洗腦,西方批中共是仿效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有白宮高官直斥北京在新疆所為「是30年代(納粹德國)以來所未見」;巴科的北大演講引外媒揣測。有分析指,他藉此表達對新疆問題上美國知識界的態度,是「那壺不開提那壺」,令中共難堪。67歲的巴科去年7月出掌哈佛。

另有報道指,中國將邀歐洲駐華外交官組團訪新疆,以應對來自國際社會和人權組織對當局在新疆搞「再教育營」的批評和質疑。參訪安排在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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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言書轟中共 清華教授撤職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190327/20642335

六四三十周年臨近,中共頻頻出手打壓異見人士。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據報日前被校方撤銷所有職務、禁止上課及輔導學生等。坊間估計,原因是他去年連番發文,痛陳中共弊端。

內地傳媒人龐皎明引述消息指,許章潤認為他被撤銷所有職務等等,只是清華專案組的第一階段處分,後續仍有處罰,他則表示「求仁得仁,我早有心理準備,覺得是小事一件。」北京大學前經濟學教授夏業良、中國知名作家章詒和也就此事,公開批評中共的做法。本報記者曾致電聯絡許章潤,但無人接聽。

現年57歲的許章潤去年7月發表的一篇萬言書《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更要求今年兩會「平反六四」,杜絕外交「大撒幣」,及實施官員財產陽光法案等。曾有評論指,《我》是2012年以來,中國體制內學者批評統治集團最為嚴厲的檄文,挑戰中國的政治禁區。  

左翼網站編輯遭軟禁

另外,左翼網站《紅色參考》前編輯、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柴曉明亦受到打壓。他於上周三失聯,其朋友於上周日才獲悉,他被南京國安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然而,當局並未說明柴涉嫌觸犯那條刑法。早於去年8月,已有《紅色參考》的編輯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刑拘,而不願披露身份的王先生向外媒透露,《紅色參考》編輯部曾參與深圳佳士工潮,並向當局抗議,估計柴被捕可能與工潮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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