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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中國貧困線標準低於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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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貧困線標準低於印度

中國貧困線標準低於印度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正計劃提高目前人均年收入一千一百九十六元人民幣的貧困人口標準。國務院扶貧辦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編制二○一一至二○二○年扶貧開發綱要。中國目前的貧困標準被認為過低,在世界銀行抽樣調查的七十五個國家中是最低的,比印度、老撾、越南等國家還低。


影響現實判斷與政策
在輿論高呼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按照國際貧困線標準,國內貧困人口數也是世界第二,僅次於印度。但按照國內貧困線標準,中國肯定不是貧困人口世界第二。中國目前的貧困線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一千一百九十六元人民幣(一百七十九美元),與世界銀行的標準每天一點二五美元相比,標準相差逾一倍。標準不同,被定義為窮人的數量自然不同。貧困線標準絕不是小問題,不光關係到對於貧困人口的定義,還關係到現實的判斷及政策制訂。
而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研究處處長王小林認為,世界銀行的貧困線主要作用是國際比較,方便評判哪個國家更貧困。而作為國家貧困線的劃定,則要有國家整體財力的考量。如果按照世行的標準,中國可能有超過一億的貧困人口,但是中國財政資源只夠扶五千萬,那麼政府就會把扶貧的標準降低,以便瞄準最窮的那部份群體。
這種說法令人不敢苟同。貧困線標準和扶貧能力是兩個概念,有多大能力辦多大事是對的,但以扶貧能力來制訂貧困線標準則會掩蓋問題的真相─如果按扶貧能力制訂貧困線標準,難道沒有扶貧能力,就不存在貧困人口了嗎?因此,制訂標準是一回事,確定扶貧物件是另一回事,如果將貧困線制訂過低,肯定影響認識貧困問題的角度,影響政策的制訂。
現在打算將貧困線標準提高至千四元,而按照目前通脹水平,這漲幅能不能達到幾年前一千一百九十六元的購買力水平,尚且存疑。何不制訂更高的貧困線標準,與國際標準接軌呢?國內在許多方面都喜歡與國際接軌,是不是在貧困線標準上,也與國際接軌,這樣更有利於我們對國情做出客觀理性的判斷。按照我國貧困標準計算,國內貧困人口已到二千六百萬人。而按照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尚有一億三千五百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下。中國的貧困線標準比印度等國還低,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節約公款消費來扶貧
中國貧困人口世界第二,同時也是世界奢侈品消費第一的國家。貧困與奢侈同時存在於我們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貧富差距巨大。依照一千一百九十六元的標準,數千萬貧困人口一年的收入,不過幾百億元,和一兩位頂級富豪們所擁有的財富相差無幾。依這個標準,如果國內公款消費減少一些,將節約出來的錢用於扶貧,就足以讓這些人脫貧。可見,提高國內貧困線標準,將有利於對現實做出理性判斷,制訂縮小貧富差距、共用發展成果的良好政策。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01102&sec_id=4104&subsec_id=15337&art_id=14616390&coln_id=11795500
黑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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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报告称中国贫困线远低于国际标准
http://news.163.com/09/0409/09/56ER64VK0001124J.html

世行报告称中国贫困线远低于国际标准
http://news.163.com/09/0409/09/56ER64VK0001124J.html

世行发布报告称中国贫困线与国际标准差距悬殊
http://news.sohu.com/20090409/n263277384.shtml

中国贫困线与国际差距悬殊 贫困人口数排名第二
http://www.beelink.com.cn/20090409/2660896.shtml

中国贫困线远低于国际标准
http://news.hsw.cn/system/2009/04/09/050131076.shtml

世行报告称中国2.54亿贫困人口 排名世界第二
http://cn.chinagate.cn/worldbank/2009-04/10/content_17585295.htm

[ 本帖最後由 黑玫瑰 於 2010-11-2 15:57 編輯 ]
黑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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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的帝國:清朝GDP佔世界總額1/3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031/8342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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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即使中国GDP超过美国 也无法恢复汉朝时地位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10311/3642631.shtml

清末中国GDP世界第一却挨打的原因
http://www.y5000.com/zgls/mq/1868.html

隋朝GDP比唐朝高明朝就有人研究坦克了
http://csxb.bandao.cn/data/20100310/html/48/content_1.html

清朝GDP占世界1/3 却因闭关锁国落后
http://www.y5000.com/zgls/mq/1691.html
中國動亂事例大增凸顯社會不穩
http://www.forum4hk.com/viewthread.php?tid=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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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中国GDP世界第一,民众却过得水深火热??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9821&s=fwtjgzwz

最近,得益于清宫剧的热播,乾隆朝的故事火了。

一百个观众心中自有一百个乾隆,有人说“或许没有人会比他做得更好”,对此,也有人表示“呵呵”。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就从经济史角度出发,论证所谓的“乾隆盛世”实则只是统治阶层的狂欢,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因为,“在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贫困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GDP到底有多高,这问题是学界关心的老课题了,从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就开始讨论了。下次有机会开贴再写。

我比较好奇的是,作者在论证“乾隆盛世里的民众并不幸福”时,怎么只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见闻?要说明清时期文人笔记、小说、日记、传教士账簿、家谱等等资料可是很丰富啊,以此来勾勒普罗大众的生活岂不更全面?

全文如下——

中文互联网长期流传一种说法:中国在所谓“乾隆盛世”期间,GDP总量曾占世界的1/3左右,居世界第一位。

此说被很多网友引以为豪。这种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否可信?

中国GDP曾占世界1/3的研究并不严谨

现在网上有关乾隆时期的GDP的说法,主要来自于两位西方学者——瑞士历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及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其中,贝洛赫是较早对中国古代GDP进行推算的学者,他认为1800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28美元(1960年时的美元价值),高于西欧213美元的平均值。

后来,学者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在贝洛赫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推算出1800年(嘉庆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44%。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贝洛赫的依据很多来自“个人估计”,其推算的可靠性不高。①

比贝洛赫稍晚,麦迪森1998年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及《世界千年经济史》中,推算了中国不同时期GDP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

按照他的结论,中国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GDP占到世界的22.3%,不及印度;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达到32.9%,成为世界第一。

麦迪森依据的,主要是中国当时的农业总产量,及人们的最低生存水平。

他参考何炳棣、施坚雅(Skinner)、珀金斯(Perkins)等诸多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为中国古人的年均粮食消费量(包括饲料、种子等)约为285千克;估测手工业等产值占GDP1/4;推断中国1300~1820年人均GDP为600美元(1990年时的美元价值)。

麦迪森将这几项数据乘以不同时期中国人口数,就得到了他所要的中国古代GDP数值,如1820年为2286亿美元。②

对所谓“乾隆盛世”,麦迪森在书中评价颇高:

“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王朝在其自定的目标上表现得很出色。从1700~1820年,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长速度的8倍,欧洲的2倍。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纪,尽管欧洲的人均收入扩张了1/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欧洲。”③

贝洛赫和麦迪森虽是经济史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但都未曾专治中国古代史。他们对中国古代GDP的推算,广受质疑。

在复旦大学,明史学者樊树志曾就这个问题询问美国著名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得到的回答是:

“麦迪森完全搞错了。”

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学者管汉晖、李稻葵,也曾撰文指出,麦迪森的研究存在几大问题:

“第一,他的研究目的是从长时段出发,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由于时间长、跨度大,难免薄古厚今,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过于简略;

第二,他对GDP的估算,方法比较简略,总GDP是用人均水平乘以总人口得到的,这两个数据中如果有一个准确性存在问题,最后的结果就难以做到准确可靠……

第三,他的估算只是包括了总GDP和人均GDP,缺乏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数据,不能算是对古代经济的整体研究……”④

中国学者重新核算古代GDP

有鉴于麦迪森等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中国学者刘逖收集资料,对古代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乃至政府服务的产值重新计算,并结合最前沿的人口增长数据做了更为精细的GDP研究。

刘逖在《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中对自己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式都有详细解释。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他对手工业产值的估算,展示一下其研究方法。

对于手工业,刘逖重点估计了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和运输工具制造的产值。

其中食品加工业,包括酿酒业、制茶业等,按照酿酒每年占粮食总产出2.28%计算,及米酿酒后增值160%(依据是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奏折称,“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及工具折旧10%,计算酿酒业净产值。

制茶业则是按照市场价格,除去16%的包装费用等(刘建生、吴丽敏等人的研究成果)和10%的工具折旧,得出制茶业的产值。

至于生产盐、油等食品的产值,刘逖以清朝人的食品支出情况作为基本依据,并采信制糖业净产值为总产值22%的数据(张仲礼的研究),综合估算这些食品加工业的净产值。⑤

按照刘逖的推算结果,中国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GDP为780亿美元(1990年时价值,下同),经历明末清初的先降后升,1840年达到历史性的1300亿美元。其间1820年的GDP数字,只相当于麦迪森估值的2/3。

如此一来,“乾隆盛世”GDP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就比麦迪森所说的32.9%峰值少了许多——1600年约占世界GDP的25%,1820年降至约20%。因此,刘逖认为,

“麦迪森显然高估了前近代中国的经济实力”。

“乾隆盛世”里的民众并不幸福

清朝中期GDP在世界所占比重,无论是贝洛赫说的44%、麦迪森说的32.9%,还是刘逖重新估算的20%,其总量无疑都是巨大的。那么,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是否幸福呢?

众所周知,GDP总量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中国古代GDP之所以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完全得益于人口众多。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名作《大国的兴衰》中,引用了贝洛赫对中国古代GDP的估计,并解释说,

“在工业化之前,印度的手织机织工的收入,大概是欧洲同类织工收入的一半,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亚洲拥有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情况下,在蒸汽机和动力织布机尚未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之前,亚洲与人口少得多的欧洲相比,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大得多。”⑥

人口众多是计算GDP总量的优势,到了计算可大致反映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人均GDP时,则转变为劣势。

按照麦迪森相对有利于中国的观点:中国自1300年(元朝中后期)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并一直保持至明清时期;西欧1500年人均GDP为772美元,1700年增长至997美元,1820年已是中国的2倍。

这即是说,中国人均GDP早在晚明时期,就被西欧超过,到“乾隆盛世”的时候,差距进一步扩大。⑦

500

一些中国学者对麦迪森的观点不以为然。朱寰主编的《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中,即指出,

“麦迪森认为中国在公元1300年之前,人均GDP一直高于欧洲和英国,这是他不完全掌握中国人均资源和货币经济的基本数据造成的……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如人均耕地大大低于英国,货币制度大大落后于英国,中国是在仅有英国1/8—1/4的耕地,人均货币仅为英国1/8—1/3,商品交易效率极低的条件下生存和增长的……”

该书进而得出结论,中国“人均GDP落后于英国,不是从1840年开始,至少从公元1000年(北宋初期)就开始了。”⑧

此外,按照刘逖的算法,中国1600年的人均年收入约为白银4.5两(合1990年388美元,下同),1840年下降至白银约3.4两(318美元)。

1600年~184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为351美元,最多时391美元、最少时309美元,徘徊在国际公认的“最低生存线”(subsisitence level,350~400美元)左右。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中国GDP总量空前的“乾隆盛世”,普通人也只是勉强为生而已。

刘逖再拿中国和同时期各国横向对比,发现:

“在前近代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国家。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为英国的40%,与美国(北美殖民地)几乎相等;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北美殖民地)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

因此,刘逖判断:

“从整体上看,从1600年至1840年,中国和欧美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⑨

500

在包括所谓“乾隆盛世”在内的古代,中国和欧洲各国在人均GDP上,虽然有高下,但尚不足以让中国和欧洲的普通人在生活水平上产生根本性差异。

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贫困的。

后来英、法、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通过工业革命,使普通人生活逐步改善,而中国在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长期停滞,一直未能实现普遍工业化。

直至1947年,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艾什顿(Thomas S.Ashton)还是不由感慨:

“当今,在印度和中国大地上,只见瘟疫流行,饿殍遍野,看来,那里的男男女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白天与牛马同劳作,入夜与牛马同安息。这样的亚细亚标准和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惨状,就是那些仅增加人口而未经历产业革命的人们的命运。“⑩

1793年来访的马戛尔尼使团,其实已经窥见了所谓的“乾隆盛世”的真面目。使团北上时,成员巴罗触目所及的,只有普遍的贫穷。他后来写道: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合……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另一位使团成员斯当东,在白河两岸,观察到了“乾隆盛世”的另一个特征:这个时代只存在少数的豪富者和普遍的赤贫者,很少能见到一个正常社会本应大量存在的“中等人家”。他写道:

“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⑪

综而言之,GDP总量居世界前列的“乾隆盛世”里,人均GDP是很可怜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依旧过着赤贫的生活。同期的西方,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民众的生活正在走向现代。所谓的“乾隆盛世”,只是弘历自娱自乐的盛世。

注释

①②⑤⑨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37页、第78—85页、第155—178页。

③⑦(英)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38、21页。

④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2010中国经济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格致出版社2012年。

⑥⑩(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

⑧朱寰主编:《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 亚欧诸国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 下》,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3页。

⑪(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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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扶貧官 涉貪腐遭起訴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90109/00178_013.html

中紀委:嚴打黑惡勢力保護傘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90114/00178_004.html

龍七公:十個貪官九個瞞 財產申報難治本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90114/00184_012.html
新年伊始,內地各單位一年一度的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開始集中填報,因此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日前公布去年落台中央管轄的領導幹部最常出現的違紀違法問題,其中百分之七十六的人不老實,存在不如實說明問題的情況,有的不如實填寫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有的在組織談話和函詢時不如實說明,有的在接受組織審查調查時還企圖瞞天過海。

制度漏洞 猶如虛設

官員申報個人事項報告被指是中共「制度反腐」重要舉措,而新修訂的《公務員法》亦規定,公務員應當自覺接受監督,按照規定請示報告工作、報告個人有關事項。但從當局查處的老虎蒼蠅情況看,十個貪官九個瞞報,尤其是財產方面。若非中紀委抽查,恐怕個個都能逍遙法外,所有不義之財都無法曝光。

官員財產公示是國際社會通行的反腐舉措,但在中國卻遇到很大阻力,當局的替代之舉是實行官員個人報告事項制度,讓當局可以掌握官員的個人和家庭財產,具體操辦的則是組織部門。

根據規定,內地縣處級以上官員和國有企業單位領導班子成員要集中填報十四項個人有關事項。其中涉及「家事」方面的有八項,主要包括本人的婚姻變化情況、出入境證件、配偶子女從業情況等;涉及「家產」方面的有六項,主要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產、投資經商辦企業情況等。

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是中國官場的真實寫照。官員個人事項報告及抽查制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狀況,例如廣東省憑此就查出二千多名裸官,並對他們進行了崗位調整。但有關制度最大的缺陷是,報告和核實的情況不但不向外公布,也不向黨內公布,而是由組織部門掌握,難免有官官相護之嫌。

尤其是官員申報全靠自律,如實填報者少之又少。比如官方近日通報,內蒙古自治區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原副主任文民,平時以清廉示人,私底下卻貪婪成性,在北京、海南及澳洲墨爾本等地有三十五套房產,對外卻謊稱自己沒有房產,租房子住。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原所長卜建傑,近日則被揭發隱瞞已取得加拿大國籍。

陽光法案 推行無期

事實上,很多地方的申報方式純屬走過場,充滿漏洞。比如官員財產申報表格,雖列明須填寫名下房產套數、面積及具體位置等,但只有三到四行可填住房數量。由於有官員房產不止三、四套,無法一一登記,大部分官員乾脆就填一處。還有申報表格並無硬性要求官員必須要申報直系親屬的財產狀況,亦無要求官員填報以領導身份兼任非官方職務的「灰色收入」,形成制度性漏洞。

內地實施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在於通過登記官員財產的數量,接受公眾及機構的監督,一旦財產與收入不符,即有腐敗之嫌。然而,當局連填寫申報表格都不嚴謹,所謂申報當然毫無意義。近期經常看到內地官場現象也顯示,一個個官員官聲政聲極差,但卻步步高升,有的甚至一邊腐敗一邊升官,也就是所謂帶病提拔。出現這樣的現象,除了監督機制的失靈,同時也證實,僅靠官員申報財產及個人事項,根本難有約束作用。

所謂陽光是最有效的反腐劑,要最大程度地監督官員財產,必須走公示之路。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如果說連陽光法案都不敢推行,又如何要求官員們清白為官呢?當然,目前的官員個人事項報告,或可視為內地特定情況下的一種過渡措施,是為最終實現向社會公示準備條件,但這一過渡時間卻不可拖得太長,令貪官有充足時間轉移資產。


山西窮戶擁靚車 扶貧爆貪腐疑雲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90114/00178_001.html
土豪可變窮戶 網民:亂象見怪不怪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90114/00178_002.html
國家審計署抽查 70億扶貧金有問題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90114/00178_003.html

內地近年一直大力推動扶貧工作,惟扶貧過程屢爆貪腐醜聞,扶貧淪為扶富、扶貪,加劇不公。

財政部去年披露數據顯示,全國廿八個省市區共八百七十四縣,於二○一七年成功追回七億三千萬元(人民幣‧下同)遭人虛報冒領和擠佔挪用的扶貧資金,四百五十人被問責。當局坦認隨着扶貧資金規模愈來愈大,亦帶來很大的監管壓力。事實上,財政部數據只是內地扶貧領域腐敗冰山一角,國家審計署去年初曾指,抽查扶貧資金七百三十七億元,發現問題資金達七十多億元。

地方政府和基層官員「蒼蠅級」腐敗,亦是內地由扶貧變扶貪的原因。有官員利用職權、吃拿卡要、虛列項目等方式來套取扶貧款,例如湖南某鎮財政所副所長冒領二萬餘戶農戶補貼金,最小的一筆竟為一元四角五分,令人震驚。

馬山縣98%報假貧
國家審計署曾公布數據,二○一七年全國有十萬一千八百人造假以獲得扶貧救助,廣西馬山縣曾被查出該縣三千多名扶貧對象,竟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假貧困,其中二千四百五十多人擁有二千六百多輛私家車,另有四百三十多人開店開公司,真正符合貧困標準的僅六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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