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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的帝國:清朝GDP佔世界總額1/3

停滯的帝國:清朝GDP佔世界總額1/3

黑玫瑰
中國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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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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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連圖) (警告! 六四事件相片可能引起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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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的帝國:清朝GDP佔世界總額1/3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031/8342833.html

  我們后人尋找清王朝滅亡的原因時,通常不離口的是那個王朝盲目自大、閉關鎖國等等。無疑,這屬於正確無比的話語。問題在於,自大、鎖國之類也要講資格,不是誰想自大就自大,誰願鎖國便鎖國。比如夜郎國自大,至今遭人恥笑。清朝自傲、自大是有基礎的。

  滿族人在周朝時以“繁矢石弩”向中原王朝納貢,那時並不自大,入主中原以后好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后來的所謂自大。滋生自大的情緒,是在清王朝徹底鞏固了政權的時日,尤其出現所謂的“盛世”景象之后。這種自得情緒,在我們歷史上不知被重復過多少次,並不是隻有清朝如此。前秦的苻堅,攻城略地,功勛累累,統一了北方。自此以后,他頗為驕傲自得。當然,他的結局並不好,不僅身敗名裂,死於非命,也毀棄了前秦的大好江山。

  自信、自得、自傲、自大本身,界限並不是特別分明,有時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以不同的社會背景色彩浸潤出它們相應的相異色調。滿族人以一個軍人數量、社會人口和疆域遠遠不及明朝,並且政治經濟文化都談不上發達的少數民族打敗不可一世的漢族統治者,建立王朝並且做得穩穩當當,還出現了“盛世”,自大一下也是常情。我們通過指北針一事,也許可以猜測出康熙對中國南方的真實情感。康熙認為,人們之所以稱羅盤之類的定向儀器為“指南針”而不稱“指北針”,是“在北方,一切活動在凋萎,在衰亡”﹔“力量、精氣和繁榮都在南方”(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這些話,說明康熙對自己的皇朝是很自負的。

  《康干盛世歷史報告》有幾個資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清朝統治者為什麼自大得蔑視一切。一直到乾隆辭世的l8世紀末,中國在世界制造業總產量所佔的份額仍超過整個歐洲5個百分點,大約相當英國的8倍,俄國的6倍,日本的9倍。那時美國剛剛建國,不存在比較的基礎。中國GDP在世界總份額中佔到將近1/3。這相當了得。今日的美國,以老大自居,它在世界GDP中所佔份額不過30%。德國人貢德·弗蘭克說,直到l9世紀之前,“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佔據支配地位。”這個成績是驕人的,足可以振奮自己的內心。

  任何一個有些成就,且又缺乏憂患意識的人,沒有幾個是清醒的。即使表面平靜,胸中也難免激情涌動,自負自得,把別人看得愚蠢。國家亦如是,不僅僅一個清朝如此。明朝不僅嫌利瑪竇繪制的《輿地全圖》中國不居於世界中央,而且覺得把中國畫得太小﹔清朝乾隆年間修的《清朝文獻通考》認為“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一個統治者是漢族人,一個統治者是少數民族,血統有異,精神卻驚人的相同,骨子裡都擺不脫點滴繁榮帶來的自大。不獨中國人如此,1756到1763年間的七年戰爭英國取得勝利后,把沒有國境的海洋世界作為自己要征服的物件。戈德史密斯曾用這樣的詩句歌頌他的同胞:

  桀驁不馴的目光,舉止高傲,

  我眼前走過了人類的統治者。

  也就是說,英國人同樣自傲。──但他們不封閉,一直關注外部世界,也一直尋找機會拓展新的空間。

  就清朝而言,從繁榮走入閉關是極容易的。說得直白一點,當時的繁榮,本身就是以小農自然經濟為底子,關起門來過日子。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是田賦而不是工商業的稅收。比如鴉片戰爭前,清政府的歲入總額為4850萬蔖,其中田賦一項為3千萬蔖,佔總收入的63%﹔關稅為450萬蔖,隻佔總收入的9%,在整個財政收入中處於微不足道的位置。因此清王朝認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馬戛爾尼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日記中說,中國人“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國的范圍……他們的書上很少提到亞洲以外的地區。”實際而言,這是小農經濟鑄造的思想。

  世人常雲: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爛燦文化的大國,工農業和文化都曾居於世界的前列,封建統治者形成了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驕傲心理,加上小農自然經濟因素,必然對外界事物愚昧無知。但是,封建自然經濟不是從清朝開始的,為什麼以前中國能與國外頻繁交往,清政府卻不行?這不能不提到統治者對繁榮和封閉的變態理解。正是這種變態,使繁榮在缺乏憂患意識心態監控下散漫地發展。

  “繁榮”,如果缺乏了憂患意識的提醒,極容易走入閉關鎖國。我們以平民之心揣測那時統治者之意,“閉關”絕不是為了失去繁榮,而恰是為了永保繁榮,為了長治久安。一般而言,窮困潦倒可以導致閉關鎖國,因為切斷和外界的聯系之后,人們就要閉目塞聽,“不知有漢”,不知道別人過怎樣的日子,甚至會以為他人比自己慘得很,會以為“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於是人們安分守己,以手加額﹔繁榮富庶同樣可以與閉關為伍,用金鐘罩罩住一切,外來的撼動就無計可施,現有的一切就可以守住。沒有正確憂患意識統率的“繁榮”可以導致自大,自大可以導致閉關,閉關可以導致愚昧,愚昧又進一步導致閉關。最后如雞生蛋蛋又生雞一樣,攪在一處,成了一筆糊涂賬,弄不清楚了。

  不過,清朝統治者也具有憂患意識,閉關鎖國就是出於對自己統治權力的捍衛,就是出於對殖民主義勢力的防御。然而這個憂患意識是幼稚的、破損的、病態的。他們使用的這種自衛,隻能孤立自己,把中華民族隔絕在世界大勢之外,會使我們自己根本不了解世界,誤以為隻有自己在前進在發展,不知道別人也在發展,落后了還不自知,別人打上門來才大驚失色。
AlbertEinstein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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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未必捱打 腐敗必然亡國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21024/00182_001.html

中日釣魚島之爭,使中國再度面臨戰爭威脅,一旦戰爭爆發,中國到底能否再度戰勝日本,不無疑問。一直以來,中國人高喊「落後就要捱打」的口號,事實是落後未必捱打,但腐敗一定亡國。

從中國歷史看,落後戰勝先進的例子數不勝數,金朝滅北宋、元朝滅南宋、清朝勝明朝都是如此。以北宋為例,當時經濟總量佔全球一半左右,金朝只是其零頭而已,而且北宋的科技實力獨步天下,文化更是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金朝持續不斷的打擊下,北宋很快土崩瓦解,根本原因就是腐敗。

當時,北宋軍隊數量比金朝多幾倍,但士兵員額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軍事訓練極不正常,將領經商營利、中飽私囊、私役士兵、剋扣軍餉。同時,宋徽宗將軍隊交由不懂軍事、只知討好皇帝的宦官童貫、佞幸高俅主管,他們「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佔禁軍,以充力役」,以致「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軍政腐敗,軍心渙散。

文恬武嬉 毫無鬥志
另一方面,北宋朝政一團糟。宋徽宗本人便是北宋歷來最昏庸的君主,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縱情聲色,揮金如土,耽溺道教,而手下則援引親故,廣結黨羽,賣官鬻爵,貪贓枉法,既相互勾結,又相互傾軋。他們為了鞏固權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無所不用其極,以滿足徽宗乃至整個統治集團窮奢極欲的需求。北宋晚期政治腐敗,不是枝枝節節的一般性腐敗,而是全方位、不可救藥的制度性腐敗。

腐敗導致兵無鬥志,將無戰心,屢戰屢敗,有的甚至倒戈相向,賣國求榮。北宋不僅官民對立,而且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反觀金朝萬眾一心,上下如兄弟。北宋任人唯親、唯錢;金朝則任人唯賢、唯才,雙方形成鮮明對比。

目前的中國與當年的北宋何其相似。雖然中國經濟總量穩居全球第二,但文恬武嬉,腐敗成風,無論官場還是軍隊,都是劣幣驅逐良幣,壞人綁架好人。從近年揭露的案件看,從政治局委員、部長、書記到將軍,無一不是刮地三尺,利用特權點石為金,化國庫為私人財產,而且將子女財產悉數轉移出境,身在漢營心在曹,以他國為祖國。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能夠凝聚民心,激發鬥志?又怎麼可能眾志成城,戰勝日寇?

當年甲午之戰,北洋艦隊兵敗黃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廷挪用軍費,連購買炮彈的費用也被貪墨。現在解放軍演習時雖然虎虎生威,但社會腐敗早就傳染到軍中,誰能保證那些撒手鐧武器在關鍵時刻一定能發揮作用呢?啞彈風波會否重演呢?
AlbertEinstein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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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即使中國GDP超過美國 也無法恢復漢朝時地位
http://finance.ifeng.com/news/pic/detail_2011_03/11/5101684_0.shtml#lo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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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中国GDP世界第一,民众却过得水深火热??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9821&s=fwtjgzwz

最近,得益于清宫剧的热播,乾隆朝的故事火了。

一百个观众心中自有一百个乾隆,有人说“或许没有人会比他做得更好”,对此,也有人表示“呵呵”。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就从经济史角度出发,论证所谓的“乾隆盛世”实则只是统治阶层的狂欢,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因为,“在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贫困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GDP到底有多高,这问题是学界关心的老课题了,从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就开始讨论了。下次有机会开贴再写。

我比较好奇的是,作者在论证“乾隆盛世里的民众并不幸福”时,怎么只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见闻?要说明清时期文人笔记、小说、日记、传教士账簿、家谱等等资料可是很丰富啊,以此来勾勒普罗大众的生活岂不更全面?

全文如下——

中文互联网长期流传一种说法:中国在所谓“乾隆盛世”期间,GDP总量曾占世界的1/3左右,居世界第一位。

此说被很多网友引以为豪。这种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否可信?

中国GDP曾占世界1/3的研究并不严谨

现在网上有关乾隆时期的GDP的说法,主要来自于两位西方学者——瑞士历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及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其中,贝洛赫是较早对中国古代GDP进行推算的学者,他认为1800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28美元(1960年时的美元价值),高于西欧213美元的平均值。

后来,学者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在贝洛赫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推算出1800年(嘉庆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44%。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贝洛赫的依据很多来自“个人估计”,其推算的可靠性不高。①

比贝洛赫稍晚,麦迪森1998年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及《世界千年经济史》中,推算了中国不同时期GDP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

按照他的结论,中国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GDP占到世界的22.3%,不及印度;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达到32.9%,成为世界第一。

麦迪森依据的,主要是中国当时的农业总产量,及人们的最低生存水平。

他参考何炳棣、施坚雅(Skinner)、珀金斯(Perkins)等诸多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为中国古人的年均粮食消费量(包括饲料、种子等)约为285千克;估测手工业等产值占GDP1/4;推断中国1300~1820年人均GDP为600美元(1990年时的美元价值)。

麦迪森将这几项数据乘以不同时期中国人口数,就得到了他所要的中国古代GDP数值,如1820年为2286亿美元。②

对所谓“乾隆盛世”,麦迪森在书中评价颇高:

“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王朝在其自定的目标上表现得很出色。从1700~1820年,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长速度的8倍,欧洲的2倍。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纪,尽管欧洲的人均收入扩张了1/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欧洲。”③

贝洛赫和麦迪森虽是经济史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但都未曾专治中国古代史。他们对中国古代GDP的推算,广受质疑。

在复旦大学,明史学者樊树志曾就这个问题询问美国著名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得到的回答是:

“麦迪森完全搞错了。”

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学者管汉晖、李稻葵,也曾撰文指出,麦迪森的研究存在几大问题:

“第一,他的研究目的是从长时段出发,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由于时间长、跨度大,难免薄古厚今,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过于简略;

第二,他对GDP的估算,方法比较简略,总GDP是用人均水平乘以总人口得到的,这两个数据中如果有一个准确性存在问题,最后的结果就难以做到准确可靠……

第三,他的估算只是包括了总GDP和人均GDP,缺乏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数据,不能算是对古代经济的整体研究……”④

中国学者重新核算古代GDP

有鉴于麦迪森等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中国学者刘逖收集资料,对古代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乃至政府服务的产值重新计算,并结合最前沿的人口增长数据做了更为精细的GDP研究。

刘逖在《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中对自己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式都有详细解释。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他对手工业产值的估算,展示一下其研究方法。

对于手工业,刘逖重点估计了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和运输工具制造的产值。

其中食品加工业,包括酿酒业、制茶业等,按照酿酒每年占粮食总产出2.28%计算,及米酿酒后增值160%(依据是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奏折称,“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及工具折旧10%,计算酿酒业净产值。

制茶业则是按照市场价格,除去16%的包装费用等(刘建生、吴丽敏等人的研究成果)和10%的工具折旧,得出制茶业的产值。

至于生产盐、油等食品的产值,刘逖以清朝人的食品支出情况作为基本依据,并采信制糖业净产值为总产值22%的数据(张仲礼的研究),综合估算这些食品加工业的净产值。⑤

按照刘逖的推算结果,中国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GDP为780亿美元(1990年时价值,下同),经历明末清初的先降后升,1840年达到历史性的1300亿美元。其间1820年的GDP数字,只相当于麦迪森估值的2/3。

如此一来,“乾隆盛世”GDP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就比麦迪森所说的32.9%峰值少了许多——1600年约占世界GDP的25%,1820年降至约20%。因此,刘逖认为,

“麦迪森显然高估了前近代中国的经济实力”。

“乾隆盛世”里的民众并不幸福

清朝中期GDP在世界所占比重,无论是贝洛赫说的44%、麦迪森说的32.9%,还是刘逖重新估算的20%,其总量无疑都是巨大的。那么,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是否幸福呢?

众所周知,GDP总量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中国古代GDP之所以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完全得益于人口众多。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名作《大国的兴衰》中,引用了贝洛赫对中国古代GDP的估计,并解释说,

“在工业化之前,印度的手织机织工的收入,大概是欧洲同类织工收入的一半,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亚洲拥有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情况下,在蒸汽机和动力织布机尚未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之前,亚洲与人口少得多的欧洲相比,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大得多。”⑥

人口众多是计算GDP总量的优势,到了计算可大致反映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人均GDP时,则转变为劣势。

按照麦迪森相对有利于中国的观点:中国自1300年(元朝中后期)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并一直保持至明清时期;西欧1500年人均GDP为772美元,1700年增长至997美元,1820年已是中国的2倍。

这即是说,中国人均GDP早在晚明时期,就被西欧超过,到“乾隆盛世”的时候,差距进一步扩大。⑦

500

一些中国学者对麦迪森的观点不以为然。朱寰主编的《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中,即指出,

“麦迪森认为中国在公元1300年之前,人均GDP一直高于欧洲和英国,这是他不完全掌握中国人均资源和货币经济的基本数据造成的……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如人均耕地大大低于英国,货币制度大大落后于英国,中国是在仅有英国1/8—1/4的耕地,人均货币仅为英国1/8—1/3,商品交易效率极低的条件下生存和增长的……”

该书进而得出结论,中国“人均GDP落后于英国,不是从1840年开始,至少从公元1000年(北宋初期)就开始了。”⑧

此外,按照刘逖的算法,中国1600年的人均年收入约为白银4.5两(合1990年388美元,下同),1840年下降至白银约3.4两(318美元)。

1600年~184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为351美元,最多时391美元、最少时309美元,徘徊在国际公认的“最低生存线”(subsisitence level,350~400美元)左右。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中国GDP总量空前的“乾隆盛世”,普通人也只是勉强为生而已。

刘逖再拿中国和同时期各国横向对比,发现:

“在前近代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国家。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为英国的40%,与美国(北美殖民地)几乎相等;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北美殖民地)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

因此,刘逖判断:

“从整体上看,从1600年至1840年,中国和欧美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⑨

500

在包括所谓“乾隆盛世”在内的古代,中国和欧洲各国在人均GDP上,虽然有高下,但尚不足以让中国和欧洲的普通人在生活水平上产生根本性差异。

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贫困的。

后来英、法、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通过工业革命,使普通人生活逐步改善,而中国在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长期停滞,一直未能实现普遍工业化。

直至1947年,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艾什顿(Thomas S.Ashton)还是不由感慨:

“当今,在印度和中国大地上,只见瘟疫流行,饿殍遍野,看来,那里的男男女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白天与牛马同劳作,入夜与牛马同安息。这样的亚细亚标准和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惨状,就是那些仅增加人口而未经历产业革命的人们的命运。“⑩

1793年来访的马戛尔尼使团,其实已经窥见了所谓的“乾隆盛世”的真面目。使团北上时,成员巴罗触目所及的,只有普遍的贫穷。他后来写道: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合……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另一位使团成员斯当东,在白河两岸,观察到了“乾隆盛世”的另一个特征:这个时代只存在少数的豪富者和普遍的赤贫者,很少能见到一个正常社会本应大量存在的“中等人家”。他写道:

“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⑪

综而言之,GDP总量居世界前列的“乾隆盛世”里,人均GDP是很可怜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依旧过着赤贫的生活。同期的西方,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民众的生活正在走向现代。所谓的“乾隆盛世”,只是弘历自娱自乐的盛世。

注释

①②⑤⑨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37页、第78—85页、第155—178页。

③⑦(英)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38、21页。

④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2010中国经济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格致出版社2012年。

⑥⑩(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

⑧朱寰主编:《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 亚欧诸国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 下》,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3页。

⑪(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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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清朝GDP曾占世界总额1/3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istory/jjsh/20090109/309638.shtml

菩提明鏡:清朝GDP世界第一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090617/00184_006.html

清朝GDP占世界总额1/3,当属第一的超级大国,为何要闭关锁国呢?
https://www.itouchtv.cn/article/87dd4177a9e6936cce873ca32b34c008

重归数百年前的世界之巅,中国GDP总量还差多少?
https://www.jianshu.com/p/d96a34584d1f
成吉思汗 鐵木真(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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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中国GDP:宋朝曾占全球总量50%
http://news.hexun.com/2013-07-07/155868725.html

清緬戰爭后果:清朝贏了戰爭輸了未來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big5/news/2019-03-08/60122479.html

中国根本不算快!东欧国家仅用20年就成中等富裕国家!
http://www.twoeggz.com/news/10912317.html
富裕的立陶宛

中国的经济增速从两位数到个位数的6%,但依然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速度的前列。

中国人均GDP也从三千美元到8000美元,与欧洲美国日本动不动就达到人均3-8万美元无法相比,但也还算进步。

需要提醒的是,不能被进步冲昏头脑,不要总是喊着GDP世界第二,一定要看人均GDP。

如果从人均GDP上看,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东欧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增长速度才是很快的!致富速度快!

非常知名的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和新加坡,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只用了不到20年就进入了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韩国新加坡70年代、8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就远超过中国。

创造经济奇迹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东南亚小国。最近20年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也非常迅速,妇女随便生小孩(指人口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照样超过中国,早几年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中国,目前非常接近人均GDP1万美元的门槛。

“苏东剧变”后,他们之中的许多国家仅仅经过20多年,就快速进入了经济发达国家行列,典型的如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并入西德的东德等等。现在这些国家甚至人均GDP到了2万美元以上,并入西德的东德,人均GDP超过了4万美元。

我们用了40年时间,人均GDP才达到8000美元;上述国家和地区只用了10多年、20多年,就由穷得叮当叮当响迅速变成了发达国家。

还要比的是家庭财富!发达国家,像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包括新加坡等西方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非常缓慢,每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几,百分之零点几,甚至有时GDP还呈现小幅负增长。但人家的家庭或人均财富由于基数大,同样在创造和享受财富,甚至比中国多得多!

拿人均GDP财富做比较就很明显了:

繁荣的日本东京

日本的人均GDP近30年就一直在3-3.9万美元之间徘徊,30年累计下来就是90万美元;中国人均由1500美元涨到了8000美元,30年累积下来人均共创造了13.5万美元社会总财富(以平均数4000多美元为样本计算)。也就是说,日本经济零增长,30年人均累计依然创造了90万美元社会财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均累计创造了13.5万美元财富!差距依然很大!

[ 本帖最後由 后太禧慈 於 2019-3-21 11:58 編輯 ]
成吉思汗 鐵木真(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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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到晚期GDP也是世界第一,但于军事力量无关
https://new.qq.com/omn/20181219/20181219A1D4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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