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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國殃民] 中國政府「賣血就是愛國」「不賣血就是不愛國」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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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倩:河南艾滋病村的真相從未真正公開
http://trad.cn.rfi.fr/%E4%B8%AD%E5%9C%8B/20161201-%E5%8A%89%E5%80%A9%EF%BC%9A%E6%B2%B3%E5%8D%97%E8%89%BE%E6%BB%8B%E7%97%85%E6%9D%91%E7%9A%84%E7%9C%9F%E7%9B%B8%E5%BE%9E%E6%9C%AA%E7%9C%9F%E6%AD%A3%E5%85%AC%E9%96%8B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河南農民賣血引發大規模艾滋病感染疫情的事件曾震驚世界,但究竟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到救治、僥倖存活,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數字。政府強大的宣傳機器迅速轉移了國際輿論的關注,一場由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號召與動員而起的“賣血致富”運動衍生出的巨大悲劇從此淡出了輿論視線。因貧窮而賣血的農民在病痛中死去,但沒有任何人對這場悲劇負責,那些不甘冤屈死去的上訪者終究敵不過維穩機器的碾壓。河南社科院資深研究員劉倩在2004年至2010年間深入艾滋村實地調查,記錄這場悲劇的起始成因與發展,分析釀成悲劇的深層原因,但相關報告卻無法在中國公開發表,最終在2012年由台灣唐山出版社付印成書:《血觴》。劉倩接受了我們的電話採訪。

上個世紀80年代末起,國際市場對血製品的鋼性需求,催生了中國農村的賣血大軍,而血製品市場的巨大利益推動在中國政府推動下興起的賣血致富運動畸形發展,最終演變成一場巨大的悲劇,無數農民不僅沒有能擺脫貧困,反而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

法廣:河南艾滋病村的悲劇曝光已經多年,農民賣血感染艾滋病的危機應該說已經隨着血站、尤其是地下血站的關閉而過去。如今是否還有必要繼續關注?繼續談論?

劉倩:太有必要了。許多人都以為河南艾滋病已經過去了,實際上河南艾滋病真相從來沒有真正公開過,比如,絕大多數人不知道河南農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嚴格、共用 針頭,而是單采血漿,回輸紅血球(註:所謂“單采血漿”,是血站把採到的血用離心機分離,只留下血漿,把紅細胞回輸給賣血者)。這就使得這場悲劇中許多問題,包括社會、民生和政治體制的問題不可能得到應有的解決,相反還在激化,引發新的矛盾,比如持續不斷的上訪和打壓上訪。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只有面對真相,廓清認知。

政府在大規模疫情中的華麗轉身

法廣:您在2004年開始田野調查的時候,其實這個課題布置下來的目的是希望反映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績,當時政府也的確做了一番努力,去關注疫情的發展,希望在國際社會挽回影響。可是,您卻發現了一個觸目驚心的現實。當時最讓您感到震撼的是什麼?是什麼原因促使您沒有隻去關注“成績”,而是表象背後的現實?

劉倩:是這樣。2004年在河南艾滋病事件中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年,是一個緊張、激烈、充滿玄機的一年,可以說是整個事件關鍵的一個時間點。那時,在上下、內外各種壓力之下,河南當局突然轉變姿態,在全省展開大規模的艾滋病防治行動,2月份就開始拉網式艾滋病大普查,選出了38個重點村,派駐工作組;6月的時候,又由省委組織部挂帥,加大力度(—因為當時拉網大普查,如果光是醫療部門,就推不動,這很是中國特色,只有組織部最有權威,因為它掌握着大家的官職。所以,組織部出面才可以推動)。而且實施“六個一”工程,就是在38個重點村實施緊急建設工程:包括修一條柏油路,挖一口深水井,建一所學校,辦一個標準化衛生室,一個孤兒孤老養育院,再建一個黨員活動室。這項工程要求一個月完成,同時提出了配套的口號:實施民心工程,打造窗口形象。後來,這個孤兒孤老養育院被統一稱作是陽光家園。8月下旬,香港《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被請來河南,由河南省的省委副書記陳全國親自陪同參觀“六個一”工程。這次考察之後,劉長樂表示非常驚訝讚賞,當晚《鳳凰衛視》做出報道,這一舉改變了河南當局在艾滋病疫情中的不良形象,國際輿論也發生逆轉,中國政府就此完成了在國際舞台上的華麗轉身。但是有人尖銳指出,“六個一工程”是“面子工程”、“牌坊工程”,只是做給聯合國看的,這種作法嚴重誤導了輿論欺騙全世界。

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參加了河南省艾滋病防治與幫扶工作研究課題組,走進了河南艾滋病疫區。課題組當時的任務很明確,就是延照前邊挽回形象的行動,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反映工作中的成績,總結經驗,繼續挽回不良影響。因為有部署,調研組就按照省、市、縣、鄉、村調研,一路綠燈,而且受到隆重接待。在一次接待宴席上,分管艾滋病接待工作的市委副書記給課題組敬酒,他是這樣說的:“上面到下邊來,就是喝喝酒,玩玩兒,地方特色食品嘗嘗,放鬆放鬆。調研的事好辦,把材料收齊交給你們,我們的任務就是為你們服好務。現在的任務就是請大家吃好喝好……”就這麼言簡意賅,道出當下官方主流社科調研模式。

法廣:其實在他們看來,你們的調研也和此前的鳳凰衛視的報道一樣,是面子工程,是表面文章……

劉倩:是這樣,其實,即使不是這樣,這種大型調查,乃至官方的,一般都會在當地受到熱情接待,這是當時一般官方主流調研的定式。所以,從10月到11月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就是如此這般地結束了調研。課題組回來後就討論怎麼樣給省委、省政府寫報告,按照一般慣例,是分四個部分:成績、經驗、教訓、對策……

法廣:那您怎麼發現問題並不只是這點表面文章呢?

劉倩:因為艾滋病疫情我們很早就已經在關注,但是,因為是個敏感問題,沒法進入,這次調研實際上是給了一個進入現場的機會:之前是沒有辦法進入現場的。關於這份報告,當時主持會議的院黨委書記說得很乾脆:“什麼是報告?報告就是領導要你寫什麼,你就寫什麼,這次領導讓寫成績和經驗,沒有要求寫教訓與對策,社科院就是禦用的,要寫出領導明確要求寫的,還要寫出領導沒有說出來,但希望你寫的……”

但是,我認為社科研究不應當僅限於此。集體調研結束之後,因為我還是很想了解真相,我就單身返回了現場,實地調查,走訪了十幾個艾滋病村莊,現實情況比預想的還要讓人震驚:那些艾滋病嚴重的村莊,幾乎家家都有艾滋病人,死亡已經成為常態。那個時候已經是年底,是春節前夕,連着兩天我都走在送葬的隊伍里。另外讓人擔憂的還有社會治安。那時候的駐村工作隊就擔心:處於死亡邊緣的艾滋病人極度絕望,心靈扭曲,會瘋狂報復社會,直接威脅他人的生活與生命安全。公安部門也在擔心有朝一日黑社會與艾滋病人聯手,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我當時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已經不單單是對艾滋病人的生活、生命的救助問題,這場災難所導致的更廣泛、更深層意義上的社會報復,我們早晚還得面對和承受。我更想知道的是這一現象背後深層的意義是什麼?它對於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我於是決定申請國家課題:——這個過程,我想,必須要說清楚,——只有這樣才能爭取到相對獨立自主的研究空間。很幸運的是這個申請得到了批准。但是,這項在2005年立項的國家課題,一直到今天都還不給結項。這使我更加意識到能夠立項是多麼幸運,只有在那個時間節點,這個課題才可能批准立項,之前之後都斷無可能。這(立項國家課題)讓我能夠師出有名,在河南進行了6年田野調查。雖然不順利,但是寫作完成了《血殤》,見證了這段歷史。

法廣:但是你偏離了領導讓你寫什麼就寫什麼的指示,從這一點來看,也就註定了這份調查報告不能公開發表……

劉倩:是,出版很困難。可一開始我還是比較單純,作為一個學者,以為學院里也在提倡實事求是、聯繫實際的調查作風。當時我這樣做的時候,負責科研的院長還說:你能不能給大家做一場演講,介紹你怎麼樣深入實際調查的經驗。我當時想,這個事件這麼敏感,怎麼說呢?院長還說:放開說!學術內部沒有禁區……但實際上真要演講的時候,院里決定 取消了:還是很敏感。由此也反映出學界與政界的關係……

難以釐清的感染數據

法廣:從最早發現河南農民賣血感染艾滋病案例至今,您是否了解相關數據:期間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已經因此離世?多少人得到治療,存活至今?

劉倩:這是人們都很容易提出的問題,卻也是最難回答的一個問題,因為沒有人能說清楚。2004年9月,河南省衛生廳曾經公布了一個數字,說河南省篩查出了2.5萬感染者,就是河南境內有兩點五萬感染者。但一些基層官員認為人數至少超過十萬;也有人說二十萬;還有人說一百萬,也有人說兩百萬……

即使全國的數字其實也不清楚。2005年,上報的數字有8萬多人,但是評估出來的數字是84萬……這些數字的差距非常大。所以,在這種基本數據不清的情況下,我覺得對這些數據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只是可以通過現場調查,感覺一下到底是什麼樣一種狀況。

在實際調查中,人們認為,在河南(艾滋病)統計數字缺少兩個東西:一個是大普查以前死亡的人數,還有是輸血感染的人數:有人是賣血感染,還有人是輸血感染,當時在醫院裡輸血有提成,所以,無論是否需要,都鼓勵病人輸血,這樣就又感染了一大批,特別是住院的孕婦和孩子。當地的鄉村醫生也普遍認為,輸血感染的情況相當嚴重,感染比例最少是一比十!

另外,干擾這些數據的還有計畫生育。多年來,農村的戶口登記非常混亂,就是因為計畫生育,所以隱瞞超生,不報戶口,當地派出所負責戶籍管理的副所長告訴我,當時的戶口人數都是按照千分之二的增長率捏出來的,真實數據誰也不知道。艾滋病村莊開始出現大批死亡的時候,艾滋病人數與那些沒有報戶的黑戶的人數大致相當。

法廣:根據您這些介紹,河南艾滋病疫情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一個是農民賣血,在紅血球回輸的過程中感染艾滋病;另一個是因為生病或者生孩子時,輸血感染艾滋病;還有就是艾滋病大規模普查是在2004年才開始……(至少在1993年就有報告顯示河南出現HIV檢測陽性,1998年已經開始出現大批死亡……-法廣注)

劉倩:對。

中央政府動員與號召下的“賣血致富”

法廣:這場艾滋病疫情危機的一個特別之處是它不是單純的農民賣血感染艾滋病,它其實是起源於中央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下發展起來的賣血致富運動,能否簡單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劉倩:這個事件確實比較複雜。一時半會也是講不清的。另外,不是“支持和鼓勵”,而是“動員”、“號召”農民獻血!是“動員”、“號召”,不僅僅是“支持、鼓勵”。這一點很難一下說清楚。我們可以借一個河南衛生官員對這件事的分析,來看到這個問題的一個側面。他說,這件事有國內和國外的背景。國外背景是:歐美保健品市場很大,利潤也很大,而製造保健品的原材料就是血漿。1980年代,艾滋病已經開始在歐美和非洲流行,(這些地區)作為原材料的血液不敢用了,他們就看好了中國的血液市場,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這個病。

國內也有一個背景,就是那個時候,改革開放之後,那些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解決溫飽之後,需要發展經濟。政府呢,(這是那位衛生官員的原話)“經過動員,講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識,賣血或者說是獻血,老百姓是能夠接受的。開血站,進行單采血漿工作是可以開展的……”這不就是動員么?!而且當時當地提出的很多口號就是:“獻血光榮”、“一人獻血,全家光榮”……開血站的時候,縣裡的領導都要去剪綵……

有這樣一種大規模動員,國外就在中國建立起生物製品所,收購血漿。國內一看單采血漿效益這麼好,就也開始建廠,建廠之後就需要原材料,於是大量動員建血站,采血漿。衛生部出公文,要求一個縣建一個血漿站。到1992年的時候,基本上各縣都有了血漿站……

法廣: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從您的調查報告看,最早的血站其實是軍隊醫院開設的……

劉倩:對,是部隊……這裡面 也有一個歷史淵源。最早的時候,淮海戰役時,當地有後方醫院為八路軍、為解放軍傷員獻血的歷史,那時候就有地方醫院采血。159陸軍醫院,是有名的燒傷醫院,開始是濟南軍區後勤部的供血站,後來提供製造白蛋白原材料,為此還專門成立輸血科……就是說原來就有血站,但沒有後來那麼廣泛,部隊、武裝部都開始建,再後來才是地方。

法廣:既然是有這樣一種全國規模的動員、提出賣血致富,但貧窮地區並不只河南一處,如何解釋如此大規模的疫情只發生在河南?

劉倩:河南農民賣血確實因為窮,但貧窮並不一定要賣血,特別是賣血漿。所以,感染了艾滋病的農民就說:艾滋病都是單采血漿才感染的,單采血漿是政府開辦血站才開始的,要是政府不開血站,老百姓去哪兒賣血?不賣血咋會得艾滋病?

還有,賣血導致艾滋病流行、蔓延也不只是河南!河北最早(發現賣血人員中傳播流行艾滋病毒)。河北、山東、山西、安徽、四川、貴州,等等,因為賣血感染艾滋病的情況在這些地方都非常嚴重,河南艾滋病事件特別暴露出來是因為出了一個揭露真相的高耀潔。河南當局對高耀潔最不滿的就是:艾滋病又不是只有河南才有,外省都不說,為什麼非要把河南吆喝出來!

至於河南是不是(疫情)最嚴重的,我沒有做全面調查,沒有辦法斷言,我希望(河南)是最嚴重的地區,因為已經夠慘了,我不能想象別的地方更嚴重。但是,曾經,河南信陽事件最早暴露大饑荒餓死人,但是,事後我們才知道安徽、四川等地(餓死人)的情況比河南更嚴重。

法廣:就是說不排除其他地區也有同樣大規模的艾滋病感染疫情出現……

劉倩:不是不排除,是肯定有!這在當時國內報紙的報道上都有:山西、山東、安徽等地都很嚴重。至於嚴重到什麼程度?是否比河南更嚴重?我不知道,但是因為賣血而大規模感染艾滋病的情況都非常嚴重。

可控的公共衛生事件如何演變成了人道災難?

法廣:您在這份田野調查中特別注意到不僅信息不透明,而且是刻意隱瞞疫情,不僅對外封鎖消息,而且也對內、也就是對賣血農民這些第一相關人,也刻意隱瞞疫情,能否談談相關情況?

劉倩:是的,對農民更是封鎖消息。農民知識文化水平有限,信息渠道有限,所以,他們是最容易被封鎖(消息)的。當時,河南CDC ( 疾控中心) 有一份連續三年對7個血漿站“健康原漿”進行的二次複檢報告,這可以說是我見到的一個文字的證據。(根據這份報告),從1993年到1995年的三年間,一共有588人份血樣都是艾滋病病毒呈陽性,僅是1993年就有542人份。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了當年全國呈報的艾滋病感染人數274人。這份報告非常明確地寫着:“在獻血漿人群中,不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還存在着嚴重的艾滋病感染。”這麼嚴重的疫情信息,衛生系統內部都沒有傳達,對社會更是嚴密封鎖。河南官方在1993年開始在部分地區整頓血站,應該與這個發現有關係。1995年開始全面整頓血站,這是一個全國性的行動,是中央、衛生部開會,要求全面整頓血站。但是,因為隱瞞關閉血站的真正原因,整頓使得血站轉入地下,整個局面更加混亂,感染人數更多了,地下賣血一直延續到1998年……

法廣:就是說官方在整頓血站的時候沒有向公眾說明為什麼要整頓這些血站,導致這些賣血的農民還在繼續賣血,仍然不知道賣血可以感染艾滋病……

劉倩:對。有些地方甚至還在騙,說整頓血站是因為出於對勞動力的關心,因為人們都去賣血,幹活兒沒有力氣了,沒有人好好乾活了,所以不準賣血了……有的地方還在做假宣傳,因為一級級信息也不透明、溝通,有些地方還在宣傳說:賣血有利健康,因為把血抽出來,洗乾淨了,再還給你,治療貧血,還給你發錢……所以,就從1993年算起,到1998年,你想想看:五年的時間,這些帶着病毒的農民到處跑着賣血,這是多大的傳染源啊!這就使得一場本來應該是可控的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了一場人道災難。所以他們真的是有罪的。

法廣:您在分析中特彆強調河南艾滋村悲劇中的體制因素。怎麼解釋這種體制因素?這是否意味着這場悲劇有他的必然性,如果體制不變,類似的悲劇還會發生?

劉倩:是這樣的。不止一個衛生官員跟我講過這樣類似的話:”當時誰也沒料到這後果,否則誰也不敢拿群眾生命當兒戲,確確實實是認識不到。“正因為如此,更凸顯出體制本身的問題:整個事件自始至終都沒有人負責,無論是地方,還是中央,沒有一個人對此負責。最上層的權力集團只是對政權負責,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他們注重的是國際輿論。各級地方官僚只是對上負責,為的是保全自己的官位,整個官僚體制都不是對下負責、對事件負責、對百姓負責。他們對於這樣一個人命關天的大事件,最要緊的不是面對真相,救命救人,而是掩蓋真相,封鎖消息,以逃脫罪責。在造成如此嚴重後果、災難性的事件中,找不到責任人。在找不到責任人的體制中,誰也不必負責,沒有人負責的體制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體制,一個不負責任的體制就是一個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體制,這種體制下不可避免地肯定還會發生新的悲劇。必須有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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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盲目愛國主義 源自缺乏信仰
http://m.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1077645

「中國出現盲目的愛國主義,或許和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將宗教的感情都投射在國家上有關。」哈金小說長期關注移民美國的中國人的心態與生活,最新作品《折騰到底》也反映出中國移民盲從愛國主義的心態,哈金說,選擇移民的中國人即使言行再怎麼表現出「熱愛中國」,「但他們選擇移民時,(移民)方式就是不愛國。」

哈金新書《折騰到底》英文原名為「The Boat Rocker」,名字映射出強權底下、公共知識分子覺醒後的困境與風險,出版社透露原本中文名打算取為「惹事生非」,但因內容描述知識分子不斷對抗中國,最後定調為「折騰到底」,哈金直呼中文書名「夠狠」、「夠好笑」。

哈金不少著作中都有出現「前妻」這樣的角色,從《等待》、《背叛指南》,再到最新的《折騰到底》,哈金指出,移民的家庭生活問題往往從婚姻開始,但家庭問題其實在中國就存在,他指出部分中國人透過離婚等手段取得更高的社會資源,「很多人的生活因為外在力量扭曲,這個外在力量來自國家。」哈金笑稱中國現代社會中「前妻」眾多,也是另一種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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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叻爆肚講「國歌論」出事
網民:有冇人去投訴唔愛國
http://hk.apple.nextmedia.com/entertainment/art/20170529/20037609
中國好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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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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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公司誘員工「賣血」
營養津貼$200 補假一天 稱作科研用途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1015/2018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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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裁定:愛國無得強迫!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3148

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日(四日),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港府將開展本地立法工作,在本港實施《國歌法》。葉國謙今早接受港台訪問表示,在公共場合播國歌時,市民必須站立,亦絕不能作出背對、不尊重的動作表達不滿。一九四三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懲罰不向國旗表忠者違憲;不能強迫公民以語言或行動,承認某些信念;愛國無得強迫。

最近特朗普幾次譴責美式足球聯盟球員聞國歌不站立,反而下跪,抗議警察濫用暴力。又本年九月,田納西高中足球教練命其隊員聞國歌而肅立;又有路易士安拿洲中學校長威脅校隊運動員如聞國歌不站立,就會被革走。不少美國人認為此舉違憲。無論向國旗敬禮或聞國歌表忠,原則都一樣,不可剝奪平民的言論信仰自由,愛國無得強迫。

一九四三年,美國西維珍尼亞洲有班耶和華見證人學生以教義理由拒絕向國旗敬禮,校方威脅要踢其出校,最高法院裁定懲罰不向國旗表忠者違憲。

判詞如下:「如果憲法有任何不變的重點,那就是無任何政府官員,無論級別,對關於任何意見的事,包括政治宗教,民族大義等等,都無權規定何謂正宗,更不能強迫公民以語言或行動,承認信仰。如有任何例外情況,至今仍未見。」

法庭並無忽畧表達效忠激起深層情感,尤其在戰時(即該案判時),但法官認為在這種情況,學生的言論自由人權更形重要!

「與眾不同的自由不限於小事。若只限於小事,那只是自由的影子。試金石是即使觸及當局秩序核心,仍有權與別不同。」

法庭亦解釋真正的愛國人士歡迎示威異見,即使涉及國旗。法庭認為真正愛國者知道美國強大,本身魅力經足以吸引國民,毋須高壓強迫愛國。「相信如果愛國儀式可自願自覺參加,否則愛國情懷就不會興盛,等於低估蔑視國家機構對於思想自由人士的吸引人。」

[ 本帖最後由 Anonymous 於 2017-11-8 05:14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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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公司愛國愛黨作投機 被指炮制紅歌洗底
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7-11-17/600241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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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鄧小平說香港「1997年後可以罵共產黨」 現在中聯辦背叛了他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71124/860343.html

鄧小平在中英達成聯合聲明的協議後,多次會見外賓與港客時都強調“50年不變”。在1984年10月3日的談話中說:“我們在協議中說50年不變,就是50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我們下一代也不會變。……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

上周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出席《基本法》研討會時,批評香港有人經常“攻擊、謾罵中國共產黨,攻擊中央政府”。他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是罵不得了。但1984年鄧小平怎麼說呢?鄧說:“1997年以後……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因為共產黨是罵不倒的。”30多年後,變了吧?

鄧小平當年在多次談話中,都強調“要相信港人治港”、“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可是,李飛在上周卻說,中央要與香港本地政權機關一道“共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港人治港是不是變了?

林鄭前日宣布即將有中央官員來港宣講十九大精神。相信宣講團一定不會講到十九大通過的黨章有一個重要改變,就是把鄧小平當年著力推動並寫進十二大黨章中的一個要點刪除。刪除什麼呢?就是鄧小平關於“黨要管黨,黨政分開”理念的表述。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要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他提出“黨政分開”的思想,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黨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其實是現代所有文明國家的政黨功能和規則。

十二大黨章有如下一段:“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黨必須制訂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做好黨的組織工作和宣傳教育工作,發揮全體黨員在一切工作和社會生活中的先鋒模範作用。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段表述,經過幾屆黨代會的修改,到2012年十八大的黨章中,仍然保留“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這一句,但十九大黨章,這一句就不見了,改為文革時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一切,包括經濟、行政和所有權力。

鄧小平當年認為香港主權轉移後可以50年不變,就是基於黨政的職能分開、共產黨不具有凌駕憲法和法律的權力。現在中共對香港政策的變,是基於習核心的共產黨,已回復到毛澤東的“黨領導一切”的時代了。人治社會大變,黨凌駕憲法和法律,表面講《基本法》實際上並不依從,而是按照政治需要不斷對《基本法》作脫離文本的詮釋。

英國當年願意簽訂聯合聲明,是錯信了一個人治國家會遵守法律條文。對人治國家來說,無論國際條約,還是國內的憲法或法律文件,都是政治,都不是凌駕一切政治之上的“法的統治”,而是供政治操控的工具。法治是法大於政,人治則是政大於法。政治隨著時勢而變,在人治的體制下,法律絕沒有凌駕性也就沒有穩定性。英國錯信人治的中國,造成香港今日的災難。

世道人生:法大於政,抑政大於法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71123/20223060

鄧小平在中英達成聯合聲明的協議後,多次會見外賓與港客時都強調「50年不變」。在1984年10月3日的談話中說:「我們在協議中說50年不變,就是50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我們下一代也不會變。……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

上周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出席《基本法》研討會時,批評香港有人經常「攻擊、謾罵中國共產黨,攻擊中央政府」。他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是罵不得了。但1984年鄧小平怎麼說呢?鄧說:「1997年以後……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因為共產黨是罵不倒的。」30多年後,變了吧?

鄧小平當年在多次談話中,都強調「要相信港人治港」、「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可是,李飛在上周卻說,中央要與香港本地政權機關一道「共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港人治港是不是變了?

林鄭前日宣佈即將有中央官員來港宣講十九大精神。相信宣講團一定不會講到十九大通過的黨章有一個重要改變,就是把鄧小平當年着力推動並寫進十二大黨章中的一個要點刪除。刪除甚麼呢?就是鄧小平關於「黨要管黨,黨政分開」理念的表述。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要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他提出「黨政分開」的思想,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黨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其實是現代所有文明國家的政黨功能和規則。

十二大黨章有如下一段:「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黨必須制訂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做好黨的組織工作和宣傳教育工作,發揮全體黨員在一切工作和社會生活中的先鋒模範作用。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段表述,經過幾屆黨代會的修改,到2012年十八大的黨章中,仍然保留「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這一句,但十九大黨章,這一句就不見了,改為文革時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一切,包括經濟、行政和所有權力。

鄧小平當年認為香港主權轉移後可以50年不變,就是基於黨政的職能分開、共產黨不具有凌駕憲法和法律的權力。現在中共對香港政策的變,是基於習核心的共產黨,已回復到毛澤東的「黨領導一切」的時代了。人治社會大變,黨凌駕憲法和法律,表面講《基本法》實際上並不依從,而是按照政治需要不斷對《基本法》作脫離文本的詮釋。

英國當年願意簽訂聯合聲明,是錯信了一個人治國家會遵守法律條文。對人治國家來說,無論國際條約,還是國內的憲法或法律文件,都是政治,都不是凌駕一切政治之上的「法的統治」,而是供政治操控的工具。法治是法大於政,人治則是政大於法。政治隨着時勢而變,在人治的體制下,法律絕沒有凌駕性也就沒有穩定性。英國錯信人治的中國,造成香港今日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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