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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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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民黨內的大起大落

5秋收暴動:拐走起義武裝

6 制服朱德 1928~1930年 34~36歲

7 楊開慧之死 1927~1930年 33~36歲

8 「毛主席」:血染的頂子 1929~1931年 35~37歲

9 第一個紅色中國 1931~1934年 37~40歲

10 從奪實權到丟實權 1931~1934年 37~40歲

11 長征前夕:毛澤東差點被扔掉 1933~1934年 39~40歲

12 長征之一:蔣介石放走共產黨 1934年 40歲

13 長征之二:躲避張國燾 1934~1935年 40~41歲

14 長征之三:獨霸連接莫斯科之路 1935年 41歲

15 劉志丹的命運 1935~1936年 41~42歲

16 西安事變之始:張學良欲取蔣而代之 1935~1936年 41~42歲


17 西安事變之末:毛澤東殺蔣不成 1936年 42歲


18 陝北的新生活 1937~1938年 43~44歲

19 紅色代理人引發中日全面戰爭 1937~1938年 43~44歲

20 打政敵,打蔣介石,不打日本 1937~1940年 43~46歲

21 盼望蘇日瓜分中國 1939~1940年 45~46歲

22 皖南事變:毛澤東設陷阱 1940~1941年 46~47歲

23 延安整風:靠恐怖建立權力基礎 1941~1945年 47~51歲
46

給王明下毒(上) 1941~1945年 47~51歲[/url]


25 當上中共的「斯大林」 1942~1945年 48~51歲


26 「革命的鴉片戰爭」 1937~1945年 43~51歲


27 蘇聯紅軍終於來了(上) 1945~1946年 51~52歲

28 美國人救了中共 1944~1947年 50~53歲

29 蔣介石失去大陸 1945~1949年 51~55歲

30 贏得內戰 1946~1949年 52~55歲

32        與斯大林較勁 1947~1949年  53~55歲

33 和大老闆作交易 1949~1950年 55~56歲

34 毛澤東斯大林為什麼要打朝鮮戰爭 1949~1950年 55~56歲

36 軍事工業化的起步 1953~1954年 59~60歲

37 向農民開戰 1953~1956年 59~62歲

38 打掉赫魯曉夫的權威 1956~1959年 62~65歲

39 殺雞儆猴的反右派運動 1957~1958年 63~64歲

40 大躍進:「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 1958~1961年 64~67歲

43 「毛主義」登上世界舞台 1959~1964年 65~70歲

44 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突然襲擊」 1961~1962年 67~68歲

45 有原子彈了! 1962~1964年 68~70歲

46 不安的歲月,受挫的歲月 1962~1965年 68~71歲

47 發動文革的一場討價還價 1965~1966年 71~72歲

48 浩劫降臨 1966~1967年 72~73歲


49 復仇 1966~1974年 72~80歲


50 新當權者 1967~1970年 73~7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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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玩火險些燒身 1969~1971年 75~77歲
http://www.forum4hk.com/viewthread.php?tid=3254&pid=16840&page=10&extra=page%3D1#pid16840

52 和林彪翻臉 1970~1971年 76~77歲
http://www.forum4hk.com/viewthread.php?tid=3254&pid=16841&page=10&extra=page%3D1#pid16841

53 樹不起來的「毛主義」 1966~1970年 72~76歲

54 尼克松上鉤 1970~1973年 76~79歲

55 周恩來的下場 1972~1974年 78~80歲

56 江青在文革中 1966~1975年 72~81歲


57 鄧小平迫毛讓步 1973~1976年 79~82歲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

走出韶山 1893~1911年 1~17歲
作者﹕張戎(Jung Chang),喬.哈利戴(Jon Halliday)


1 走出韶山 1893~1911年 1~17歲

毛澤東,這個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運數十年,導致至少七千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亡的統治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一個普通農民家庭。那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的祖先已在這丘陵山沖居住了五百年。

山沖有五公里長、三公里半寬,聚居著六百多戶人家。他們種茶、竹、水稻,年復一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裡既沒有公路也沒有通航的河流,與外界少通消息,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初葉,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在一九○八年駕崩這樣的大事,也沒能傳到村裡,毛澤東是在事過兩年離開韶山後才聽說的。

毛的父親毛貽昌生於一八七○年,十歲時跟一個十三歲的女孩訂婚。女家隔著一座叫虎歇坪的山坳,來去只有十公里,這樣短的距離,兩村人卻語言各異。毛的母親由於是女人,沒有自己的名,在文氏家族姐妹中排行第七,就叫作「七妹」。定親多半出於現實的考慮,七妹的祖父葬在韶山,每年要掃墓,文家希望當地有門親戚做歇腳之地。訂婚後,七妹搬進了毛家;一八八五年,貽昌十五歲時他們圓房。

婚後不久,貽昌出去當兵掙錢以償還祖上留下的債務,幾年後他攢足錢還清了債,回家做起了販運白米和生豬的營生。他能寫會算,又有生意頭腦,不僅逐漸贖回了祖上典出的田產,而且買了更多的地,成為村裡最富的人之一。

貽昌人很勤儉,他家老屋是茅草頂,有了錢多年後,他才下決心把草頂換成瓦頂,但仍留下了泥牆泥地。玻璃在當時是稀罕的東西,所以窗戶只是些木框口子,晚上用木板遮起來。傢具不過是木床、木桌、木板凳。就是在這樣一間簡陋的屋子裡,在罩著藍色土布蚊帳的床上,毛澤東出世。

毛是第三個兒子,但卻是第一個活下來的。為了求菩薩保佑他不再夭折,毛的母親到處燒香拜佛,還吃上了觀音齋。毛取名澤東。「澤」在十八世紀毛氏族譜初修時,就定為他這一輩的輩名。澤東:施光澤於東方。當他的兩個弟弟在一八九六年跟一九○五年出生時,他們分別取名澤民、澤覃。

毛愛他的母親,對她保留了一種從未給與過他人的深情。母親溫和寬容,從不訓斥毛。從她那裡毛繼承了圓圓的臉龐、傳情的嘴唇和沉靜自持的眼神。毛一生常談起她,談時還十分動容,說小時候母親到哪裡他部跟著,趕廟會,燒香紙,拜菩薩,母親信佛,他也信佛,直到十幾歲時才與佛絕緣。

毛的幼年無憂無慮。他在母親娘家住到八歲,外婆將他視為心頭肉,兩個舅舅舅母拿他當自己兒子看待,一個舅舅作了他的「乾爹」。在文家,毛做些輕鬆的農活,有時在芭蕉塘邊的油茶林裡割草放牛。他也開始識字,晚間,舅媽在油燈下紡線,毛坐在她身旁看書。毛後來說他十分眷念那些日子。



一九○二年,毛回韶山上學。上學就是進私塾,儒家經典是主要課程。深奧的古書不是孩子懂得了的,只能生吞活剝地背下來。毛具有超人的記憶力,當年的同學記得他學習很用功,艱深的書本不僅能背誦,還能默寫。就是在這時,毛打下了紮實的古文基礎,使他後來能寫一手好文章、好詩詞、好書法。讀書成了最大的嗜好,一盞油燈放在蚊帳外的板凳上,一讀就到深夜。許多年後,做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他的偌大無比的床有一半用來堆書,他的談話和寫作旁徵博引,散落著各種歷史典故。只是他的詩詞在當權後大半喪失了詩意。

毛跟老師的關係不怎麼好。十歲時他從學校逃走,說老師要求苛刻,粗暴嚴厲。至少有三間私塾因他的倔強不服管教而委婉地請他父親「另找高明」。母親對他是聽之,任之,但父親不能忍受。父子倆常發生衝突。貽昌付學費讓兒子上學,希望兒子起碼能給家裡記帳,而這正是毛所討厭的。終生他對數字都不甚了了,對經濟學更是一塌糊塗。

體力勞動對毛也不具吸引力,一旦脫離了農民生活,他就再也不做了。貽昌見不得兒子閒著不幹活,自己辛勤勞作,要求兒子也要照辦。毛不聽話,他忍不住就打毛,毛於是恨父親。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當毛向政敵展開全面報復時,有一種通行的折磨方式叫做「噴氣式」:受害者面對氣勢洶洶的人群,雙臂被狠狠地擰在身後,左右兩人一手擰臂,一手重重地按頭。毛對紅衛兵領袖說他父親「要是現在也得坐噴氣式」。

其實少年的毛並沒有受父親虐待,也絕不是弱者。父親責備他懶惰,他便頂嘴說父親年長,應該多干。一天,父子倆當著許多客人的面吵了起來,毛後來說:「父親當眾罵我懶而無用,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罵了他,接著就離家出走。我母親追著我想勸我回去,父親也追上來,邊罵邊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邊,並且威脅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進水裡……我父親就軟了下來」。一次,毛講完這個故事,笑著說出他的結論:「他們都怕失去兒子,這就是他們的弱點。攻其弱點,就能取得勝利!」

無可奈何的父親對毛只有一項武器:錢。一九○七年,毛離開第四個私塾後,貽昌拒絕再為他付學費,十三歲的毛只得成為全日制農民。但毛很快找到辦法逃離農活,重新回到書的世界,這就是接受父親的安排結婚。貽昌想要毛安頓下來,做個負責任的一家之長。他給毛找了個媳婦,是自己的侄女,年紀大毛四歲。結婚後毛復了學。

結婚那年毛十四歲。新娘姓羅,人稱羅氏。毛對她沒有絲毫感情,只有一次提起她,是跟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口氣輕蔑,還把他們的年齡差距從四歲誇大到六歲。毛說:「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而且後來也一直沒有。我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當時也幾乎沒有想到過她。」毛沒提及羅氏早在他們結婚後一年多就去世了。

毛一生對「性」都興趣十足,但似乎對他第一任妻子毫無慾望,跟她結婚是出於不得已。這使毛成為包辦婚姻的強烈反對者。九年後他在《趙女士人格問題》一文裡措辭激烈的寫道:「西洋的家庭組織,父母承認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國則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並立……這叫做『間接強姦』。中國的父母都是間接強姦自己的子女。」

妻子一死,這位十六歲的鰥夫就要離開韶山。父親想讓他到縣城的米店去當學徒,但毛有自己的打算。他已看中了二十五公里外的一所新式學堂。這時,新風氣已穿透了韶山的山巒,吹進了少年毛的腦子裡。科舉制度廢除了,舊的教育體系沒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學堂,教一整套外國來的東西,像科學、世界歷史、地理,還有外文。這些新學堂是毛那樣的農家孩子走出鄉村、進入外部世界的大道。

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中國出現改革的巨變。除了整個教育體制徹底改變外,鐵路開始修建,現代工商業開始興辦,政治團體允許存在,報紙也第一次出版。留學生派出國去學習科學,大臣們則出洋考察政體。一九○八年,清廷公佈了《欽定憲法大綱》,宣佈九年後實行立憲。

毛的家鄉湖南在當時有三千萬人口,是改革如火如茶的省分之一。雖然這裡是內地,但通航的河流把它連向沿海,一九○四年,省會長沙開闢為對外商埠,外國商人跟傳教士紛至沓來。新式學堂如雨後春筍,當毛在鄉間聽說時,湖南已經有一百多所了,比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多,還有好幾所女子學校。

毛想上湘鄉縣的東山高等小學堂。學費住宿費貴,毛就請親戚們幫忙,說動父親給他出了五個月的錢。東山使毛眼界大開。從課本裡,他讀到拿破侖、威靈頓、彼得大帝、盧梭、林肯等人的小傳,也第一次親眼見到去過外國的人:一位曾在日本留學的教師,學生們管他叫「假洋鬼子」。多少年後,毛還記得那位老師教他們唱的日本歌,慶祝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打敗沙俄的驚人勝利。

東山學堂的幾個月為毛開啟了新世界的大門。省會長沙有所專為湘鄉人辦的中學,在毛的請求下,一位老師介紹他前去就讀,儘管他不是湘鄉人。一九一一年春,毛心情激動地到了長沙。這年他十七歲,是他與農民生涯從此告別的日子。

毛從故鄉的泥土中帶走了什麼呢?他後來說他帶走了對貧苦農民生活的「深感不平」。事實卻非如此。毛當時的老師、後來的岳父楊昌濟教授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記中記載著毛談論家鄉的話:「人多務農,易於致富。」毛說當農民容易致富,並未說農民的生活艱苦。

通觀所有毛早年文章和談話記載,直到一九二五年底,毛只提到過農民幾次。除了說家鄉農民容易致富外,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在致黎錦熙信裡講到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但不是對他們表示同情,而是對消滅他們的人曾國藩表示傾倒。毛說:「愚於今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民眾的大聯合(二)》裡提起「種田人」,但只是泛泛的,不帶感情,不像他描述學生那樣長篇大論地訴苦,說學生的生活是「苦海」。同年九月一日,毛擬了一份詳盡的問題研究單子,足足有七十一個大項目,農民只佔第十項中的十五個分項之一,還無關貧苦農民的生活,而是「勞農干政問題」。

一九二○年下半年,毛與共產黨結緣後,開始使用「工人們農人們」、「無產階級」這樣的字眼,但不過是辭藻而已。

毛後來說,在韶山他欽佩一個被捕並被斬首的農民起義英雄彭鐵匠,但中共黨史學者費盡心機找來找去也找不到這位鐵匠存在的蛛絲馬跡。毛還說,饑民的痛苦影響了他的一生。這很可質疑。一九二一年,毛在長沙時正好遇上饑荒。他的朋友謝覺哉的日記中記載說:「鄉間荒象特著……本地乞食者特別多,每日總在百數以上……大半黃皮裡骨,風吹欲倒。」「死者頗多,小街上施木板『做棺材』也施不起了。」毛在這段時間寫的文章對饑荒、荒民一個字也沒提,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關心這件事。

農民的根並沒有滋養出一個同情窮苦百姓的毛澤東,從韶山他沒有帶走改善中國農民命運的理想主義。

(待續)

[ 本帖最後由 Red_Guard 於 2008-9-8 05:33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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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2)

2 與共產黨結緣 1911~1920年 17~26歲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澤東到長沙,正是結束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面看去,照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長沙「簡直就是個中世紀的城市,只能走轎子和人力車」。但這裡不僅充滿新思想,新風氣,而且醞釀著共和革命的風潮。

儘管清廷宣佈立憲,革命黨人卻一心要推翻帝制,說滿族是外國人,應該驅逐報刊雜誌此時已數不勝數,他們利用這個條件鼓吹革命,還組織社團,發動了好幾起武裝起義。

十七歲的毛此時第一次看到報紙。他從報紙上瞭解到反清派別的觀點,立即表示贊同。按當時的時尚,他寫了篇文章貼在學校牆上,這是他首次發表政見。像許多學生一樣,他剪了辮子,並跟朋友一道揮舞剪刀強行剪掉別人的辮子。

這年夏天,長沙格外悶熱,學生們比天氣更熱烈的辯論怎樣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後,有人把身上的長衫脫了一丟,大叫「快習兵操,準備打仗!」
十月,鄰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發了辛亥革命。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臺了,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儀退位。握有兵權的袁世凱替下作臨時總統不到兩個月的孫中山,次年就任大總統。一九一六年袁死後,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鬆懈,中國出現軍閥各自為政的局面。

新生民國帶給年輕的毛的,是無數嶄新機會。工業、商業、法律、管理、教育、新聞、文化,還有軍事,可做的事層出不窮。毛面臨著令人眼花繚亂的選擇。他先參了軍,但出操聽口令不是他喜歡做的事,更不用說到城外挑水做飯給長官泡茶。他於是雇了個挑夫幫他挑水。幾個月後,他乾脆退了伍,決定再回去上學。那時報上滿是新鮮動人的廣告,好些使他動心,一個是警官學校,一個是法律學校,還有個專教人怎樣製造肥皂,使毛髮了作肥皂製造家的奇想。毛最後挑了省立第一中學,但只在那裡待了半年。他覺得不如自修,於是天天去省立圖書館,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讀到外國名著的譯本,這些書把他的腦子從傳統觀念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但他父親要他上學,否則拒絕供給他錢,十九歲的毛只好進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師範學校都不收學費,是那時中國致力於教育的結果。

第一師範充滿開放的空氣,連數學樓也是歐洲式的,長沙人管它叫「洋樓」。教室很洋氣,漂亮的地板,窗上裝有玻璃。校方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各種新見解,鼓勵他們自由思想,組織不同的學會。學生的出版物有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Karl Marx)的像還一度掛在大禮堂裡。對讀報上了癮的毛已在報章上見過「社會主義」這個詞,在這裡他又第一次聽說了「共產主義」。那時,中國是真正的「百花齊放」。後來毛統治時也用這個詞,但他允許的還不及他年輕時萬芳叢中的一小片花瓣。

像全世界的學生一樣,毛喜歡無窮無盡地和朋友討論問題,有時沿湘江漫步,有時爬上校園後面的小山,坐在草叢裡辯論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聲一聲地唱,螢火蟲繞著他們一閃一閃地飛,熄燈的鐘聲響了,他們置之不顧。出門旅行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一轉悠就是一個月。農家友善地歡迎他們,供他們吃住,他們以寫門聯報答。

一次高談闊論中,據毛的朋友記載:「毛君主張將唐宋以後之文集詩集,焚諸一爐。」這是有記載的第一次毛提到燒書。當時,這話並不離奇,在前無古人的思想解放氣氛中,一切天經地義的道理都受到挑戰,歷來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當然。國家有必要存在嗎?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財產呢?什麼樣的議論也不奇怪,什麼樣的話也都能說。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裡毛澤東形成了他的道德觀。二十四歲時,毛在德國哲學家泡爾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倫理學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譯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這些批注裡,毛直言不諱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觀念。這些觀念伴隨了他的一生。

毛整個道德觀的核心是:「我」高於一切。他寫道:「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寶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於完全的隨心所欲。

義務與責任毛概不承認,說:「吾人唯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吾只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誰負責任?」

對毛來說,任何成就只有在現實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義。身後名「非吾之所喜悅,以其屬之後來,非吾躬與之現實也。」「吾人並非建功業以遺後世。」毛澤東完全不屑於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對人的衝動的一種心理約束。毛卻認為:「良心與衝動理應一致,乃調和的而非衝突的。」「二者原為一物,吾人各種之動作,固處處須衝動,處處系衝動之所驅,良心之明,亦處處承認之。」照這種觀點,「良心」只是為毛的「衝動」服務的工具。

泡爾生說:「毋殺人,毋盜竊,毋欺誣,皆良心中無上之命令。」毛不以為然,說:「此等處吾不認為良心,認為人欲自衛其生而出於利害之觀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幹這些壞事,只是出於個人利害考慮,要是幹了不受懲罰,那就要幹。

毛性格的另一個中心是「『破』字當頭」,他說對中國「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而且「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宇宙之毀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

毛在晚年也說過意思一模一樣的話。也就是說,年僅二十四歲的毛就已經用清晰的語言闡述了他漫長一生信守的人生觀。當然,在一九一八年,這些話只是說說而已。儘管他不是一個等閒之輩,楊昌濟教授稱他「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但毛沒有顯示出領袖天分。老師徐特立說在學校裡看不出他有號召力。當毛髮出徵友啟事,張貼在長沙部分學餃時,應召的只有幾個。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學會」時,他雖然活躍,選出的總幹事卻不是他。

那時的毛要找份像樣的工作都很困難。一九一八年六月,他從師範學校畢業。許多年輕人嚮往出國學習。像毛這樣家裡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勤工儉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很多年輕男人,需要勞工。

當勞工不是毛想幹的事。去法國的人還得學法文,而毛不擅長語言,一輩子都只說湖南話。有一陣掀起俄羅斯熱,毛也曾想去,對女朋友陶斯詠說:「我為這件事,腦子裡裝滿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個叫伯樂佛(Sergei Polevoy)的俄國移民(是個間諜)那裡上了幾堂課。據這人說,毛怎麼也發不好生字表的音,別的學生都笑他,他就生氣地離開了。結果,毛既沒有去法國,也沒有去俄國。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運氣,就借了路費去北京。北京當時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一。在剛對公眾開放的皇宮前,甚至還有駱駝莊重地緩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機會,卻沒有明顯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數人還活在一個「窮」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間小屋裡,幾個人合睡一張炕,同蓋一床棉被,擠得緊緊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只有兩件大衣,出門輪流穿。因為圖書館裡有暖氣,毛有時去那裡,又看書又睡覺。

有一段時間,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一個月八塊大洋,剛夠生活。他的職責之一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名。不少是當時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們攀談,但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毛後來說,「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於懷,說:「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

不到六個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費還是借的。他繞道上海,為去法國的朋友送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長沙。毛此行見識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後還得回來做外省的小學教書匠。

為人師表的毛當穿得邋裡邋遢,好像永遠不換衣服。學生們記得他不加梳理的頭髮和襪子上的窟窿。他似乎只有一雙家制的布鞋,鞋底好像總處於即將磨穿的狀況。一次,人們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譏說:「這就算不錯啦,全赤我也無所謂!」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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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3)

這時,一樁發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有中國代表團參與的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善後的巴黎和會,讓日本繼續佔領它在戰爭中從德國手頭奪取的山東一部。愛國的中國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發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街頭遊行示威,譴責北京政府賣國,抗議日本佔領中國領土。「五四」運動波及全國,燒日本貨,砸賣日貨的商店。人們對民國政府深感失望,覺得它跟滿清一樣無能。許多人開始尋求更激進的治國方式。

一個激進的學生會在長沙成立,毛負責編輯會刊《湘江評論》。辦雜誌很辛苦。在難忍的悶熱中,毛晚上用一堆線裝書當枕頭,臭蟲在裡面爬來爬去,白天不僅要寫大部分稿子,還得到街頭販售,由於經濟窘迫,這個學生週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後毛繼續為別的刊物寫文章。其中有十篇是關於婦女與家庭的,觀點是那時大多數前衛青年的共識,即提倡婦女獨立,自由戀愛,與男人平等。毛的文章感情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親剛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關。他母親得了淋巴結核,毛曾給她寄藥方,把她接來長沙治病。在毛跟母親的關係中,母愛是無私的,毛的感情卻是既強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後,他告訴身邊護士吳旭君:「我母親死前我對她說,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樣子,我想讓她給我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我要離開一下。母親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現在,我腦子裡的母親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親臨終之際,毛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親的希望。他能毫無顧忌地對她直說,性格由此可見一斑。對父親,毛沒有什麼感情,對他的死的反應簡直就是冷酷。父親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死於傷寒,死前想見兒子一面。但毛沒有回去,也沒有對他的死表示任何悲傷。

毛的硬心腸也反映在他關於女人的文章裡。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女子自立問題》說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樣重的體力勞動:「女子用其體力工作,本不下於男子」,只是「不能在生育期內工作」。對此毛說:「女子需自己預備產後的生活費。」

毛的激進活動很快把他帶向另一個旅途,這次旅程將決定他的一生,也將決定中國的命運。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學生和教師要趕走當時的省長張敬堯,毛隨代表團前往北京,遊說中央政府撤張。雖然此行沒達到目的,但毛作為湖南的活躍分子結識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領袖胡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年六月路經上海時,毛遇上了改變他終生的人:陳獨秀。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中,陳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稱道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這時四十歲,是個極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訪陳,正好,陳在籌組中國共產黨。

組建中共並不是陳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個中國人的主意。這主意來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蘇俄政府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國,一項龐大的秘密計劃在八月付諸實行,旨在扶持起一個親俄的中國政府。此後三十年裡,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軍火,最終使毛領導下的中共得以奪取政權。

一九二○年二月,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中西伯利亞,打通了跟中國的陸地交通。四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來到中國。五月,共產國際在上海建立了據點,目的是「組建一個中國黨」。維經斯基向陳獨秀提出這個建議,得到了陳的同意。六月,維經斯基向莫斯科匯報說,陳將做這個新黨的書記,陳正在聯繫「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這個月,毛來見陳獨秀,碰上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備創立。中共創始人都是資深的馬克思主義者。據當事人回憶,他們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毛沒有被邀請為發起人之一,他這時還沒表示信仰馬克思主義。毛離開上海後,八月,中共成立。

中國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為那時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順地被算成創始人。事實上,共產國際的刊物和它派來指導「一大」的馬林(G. Maring)都權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雖然不是創建者,但他開始為中共工作:陳獨秀讓他在長沙開一間書店賣共產黨宣傳品。陳教授剛把他的影響重大的雜誌《新青年》改變為中共的喉舌,七月號就刊登了介紹列寧(V. I. Lenin)和蘇俄政府的文章。從那時起,共產國際便出錢贊助《新青年》。毛的任務是推銷《新青年》和其他宣傳品,同時也賣一般的書、雜誌。

毛樂於從命。雖然他還沒有信仰共產主義,但他畢竟是激進分子,又熱愛書報,還需要一份像樣的收入,開書店是求之不得。回長沙後不久,「文化書社」就在《大公報》上登報開張了。毛寫了個誇耀蘇俄的啟事:「不但湖南,全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書店馬上訂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號,是書店的最大訂單。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勞動界》,新生的中共對工人的宣傳品。其他大部分書報也是親俄激進的。
幹這種事毛並非提著腦袋,那時候搞共產主義活動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蘇俄正時髦。在長沙,一個俄羅斯研究會正在籌備,為首的是長沙知事。人們對蘇俄感興趣,大半出於相信蘇俄政府的宣言,說要放棄沙皇政府在中國攫取的領土和特權。這番信誓旦旦,實際上只是空話,蘇俄繼續控制著在華最大的外國領地。

毛找了個朋友做經理,他善於用人幫他做討厭的雜務。他本人的頭銜是「特別交涉員」,向富人名流籌款,與全國各地的出版社、圖書館、大學、文化人聯繫。陳獨秀和好幾位知名人士為書店擔保,大大提高了毛的聲望。他從前讀書的師範學校這時請他去做附小主事。

沒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樣入黨的,履行了什麼手續。但由於文化書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維經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個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中發展黨員。在長沙找的聯絡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說,他已經算是共產黨的成員了。十二月,毛給在法國的朋友寫信,說他「深切的贊同」「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這是毛第一次表達他信仰共產主義。

毛邁出這一步並不是熱烈追求信仰的結果,而是機遇:他正好在某一時間出現在某一地點,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處的工作,由此進入了一個由強大外國主持的新興組織。

他那時最好的朋友蕭瑜不贊成共產主義,從法國寫信給毛說:「我們不認可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毛回信時不是狂熱地為共產主義辯護,而是稱他朋友的看法「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他這樣勸說朋友:「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

毛信中的這類話表明,他參加共產黨,不是出於充滿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靜實際的選擇。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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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4)

3 溫熱的信仰者 1920~1925年 26~31歲

與共產黨結緣的同時,毛澤東也陷入了戀愛,對象是他從前老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他比毛小八歲,後來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

開慧於一九○一年出生在長沙城外一個田園詩般的村子裡。生下不久父親留學去了日本、英國、德國,一去十多年,出身書香人家的母親把她撫養長大,從小嬌弱易感的開慧出落成一個既感情纏綿又落落大方的閨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親從國外回來,帶來了歐洲的生活方式。男學生來訪時,開慧也同他們一起用餐說話。這在當時還很少見。美麗優雅的開慧常率直地發表見解,讓男學生們大為傾倒。

開慧的父親欣賞毛的頭腦,向有影響的人極力推崇他。他對章士釗說過:「吾鄭重語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楊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時曾住在他家。那時開慧十七歲,毛二十四、五歲,毛很喜歡她,她卻沒反應。許多年後她回憶道:「大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我對於結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見解,我反對一切用儀式的結婚,並且我認為有心去求愛,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實神聖的不可思議的最高級最美麗無上的愛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夠隨便。一句恰好的話,可以表現我的態度出來,『不完全則寧無。』」

一九二○年一月,她父親去世。剛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開慧朝夕相處,開慧終於愛上了毛。她寫道:
父親死了!我對於他有深愛的父親死了!當然不免難過。但我認父親是得到了解脫,因此我並不十分悲傷。
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我是十分的愛他;自從聽到他許多的事,看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不過我沒有希望過會同他結婚,(因為我不要人家的被動愛,我雖然愛他,我決不表示,我認定愛的權柄是橾在自然的手裡,我決不妄去希求……)

像一個矜持的淑女,開慧沒有吐露心聲。不久他們分開了,她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長沙,進了教會學校。別離增強了她的愛情,她寫道:
一直到他有許多的信給我,表示他的愛意,我還不敢相信找有這樣的幸運!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訴我——他為我非常煩悶——我相信我的獨身生活,是會成功的。自從我完全瞭解了他對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我想像著,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親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著他去死!

毛回長沙後,兩人成了情侶。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師範附小,開慧常常去那裡會他。但她不願留下過夜,他們還沒有結婚。毛不想結婚,不願受約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宣佈:「我覺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個『強姦團』,我是早已宣言不願加入這個強姦團的。」毛鼓吹組成「拒婚同盟」,說:「假如沒有人讚成我的辦法,我『一個人的同盟』是已經結起了的。」

一天夜裡,開慧走了,毛無法入睡,爬起來寫了首「虞美人」:
堆來枕上愁何狀?
江海翻波浪。
夜長天色怎難明,
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曉來百念皆灰燼,
倦極身無憑。
一鉤殘月向西流,
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這首詩打動了開慧,她終於同意了留宿。夜裡,他們熱烈地做愛,房間的牆壁是木板隔間,很薄,左右鄰居抱怨起來。有人說學校有規矩,教師的妻子不能在學校過夜。但毛是主事,他就乾脆把規矩改了,從此開了教師妻子在學校留宿的先例。

對開慧來說,留下過夜等於把她整個的人都獻給了毛。她後來寫道:「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來了,早又入了浪漫態度中,早已又得了一個結論:『只有天崩地塌一下總解決!』除非為母親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義!」

毛對開慧的感情遠不如開慧的強烈真誠,他還繼續有著別的女朋友。最親近的是陶斯詠,一個喪夫的教師,比毛小三歲。辦文化書社她幫毛籌款,因為她教的學生中有的家裡很有錢。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儼如一對夫妻。

開慧發現了。她這樣描述自己的感覺:「忽然一天一顆炸彈跌在我的頭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這一擊幾乎毀了!」然而她原諒了毛:「但這是初聽這一聲時的感覺,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愛他,簡直有不顧一切的氣象,他也愛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終竟沒有背叛我,他沒有和她發生更深的關係……」毛告訴開慧他有女友是因為他對開慧的心摸不準,不知道開慧是否真愛他。開慧相信了他:「他的心蓋,我的心蓋,都被揭開了,我看見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見了我的心,(因我們彼此都有一個驕傲脾氣,那時我更加,唯恐他看見了我的心,(愛他的心)他因此懷了鬼胎以為我是不愛他。但他的驕傲脾氣使他瞞著我,一點都沒有表現,到此時才都明白了。)因此我們覺得更親密了。」

開慧搬來與毛同住,一九二○年底他們結了婚——雖然沒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時舊的結婚儀式為激進青年所不齒,而新的國家登記制度又沒有廣泛建立起來,男女的結合只依靠個人的良心和感情。

為了這個結合,開慧最終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後果是被教會學校開除。毛繼續著他的艷事,婚後不久又發展了兩個女友。他當年的好友告訴我們這樁事時,用食指在桌上寫下「不貞」二字。其中一個是開慧的表妹,開慧知道後,氣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養的開慧鮮有吵鬧,自己也始終不渝地忠實於毛。她後來寫出她的無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漸漸能夠瞭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沒有缺陷的人,一定有兩件表現,一個是性慾衝動,一個是精神的愛的要求。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

開慧並非舊式婦女,按傳統要求對丈夫有外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其實是個女權主義者,寫過雄赳赳的文章為婦女爭權利。有一篇大聲疾呼:「女子是一個『人』,男子也是一個『人』……姐妹們!我們要做到男女平等,絕對不能容許人家把我們做附屬品看。」

毛結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緊了在中國的活動。它開始在西伯利亞秘密訓練一支中國軍隊,還編織了一張龐大的情報網,分散在中國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都有間諜。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來了。一個叫尼科爾斯基(Nikolsky),另一個是荷蘭人馬林,曾在荷屬東印度群島搞秘密工作。兩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機關召開「一大」。上海向七個地區發了信,叫每個地區派兩名代表,每處寄兩百銀元充當旅費。長沙是七個地區之一,毛是聯絡人。兩百銀元差不多是他當小學教師兩年的工資了。這是毛第一次接獲莫斯科的資助。

毛挑四十五歲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兩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雲蔽天好似暴雨將至,他們拒絕朋友送上輪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去參加中共「一大」。由外國出資搞政黨活動旨在奪權,當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舉行。有十三人參加,都是記者、學生或教師,代表全國大約五十七個同類職業的人,沒有一個是工人。黨的兩位最有名望的成員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沒出席,儘管陳已被莫斯科定為黨的領袖。莫斯科的兩名派員主持一切。高個子、小鬍子的馬林用英文致開幕詞,由一名代表譯成中文。他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其冗長在當年的中國很少見,代表們多年後仍記憶猶新。
「一大」由外國人主持馬上就引起爭議。代表陳公博回憶說:大會主席張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為什麼大會通過的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見。我真氣急了,我說……這樣不必開大會,只由俄人發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國人的部署辦之前,應該先派人到俄國去實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國考察比較。這個提議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澤東很少說話,沒給人留下什麼印象。跟那些出過國,或來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個外省人,不像當時很多進步青年那樣西裝革履,而是穿著傳統的長衫,腳蹬黑布鞋。他也沒有竭力表現自己,只是留意傾聽。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闖進開會的房子,馬林認定這是個密探。代表們馬上離開,移到附近小城嘉興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為是外國人怕引人注目而沒有前往。嘉興南湖上滿浮著水菱角,代表們繞籐行舟,在遊艇上開完了會。由於沒有莫斯科的人在場,「一大」什麼決議也沒作出,連宣言或黨章也沒有。

代表們每人領到五十銀元做回鄉的川資。毛於是去遊覽了杭州、南京,與他遷居南京的女友陶斯詠重敘舊情。斯詠一九三一年病逝。

陳獨秀來到上海就任書記時,反對對盧布的依賴。他曾幾次發作,說拿人家的錢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張每人都有獨立的職業,由此去發動革命,而不以革命為職業。他說:「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難堪,中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有時他一連幾星期不見馬林,有時他大發脾氣,拍桌子,摔茶碗。馬林給他取的綽號是「火山」,總是避到隔壁房間去等他安靜下來。
這樣發洩一段時間後,現實主義佔了上風。沒有莫斯科出錢,中共連起碼的發行宣傳品、組織工運這樣的活動也搞不起來。正如陳自己向莫斯科報告,從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個月內,中共支出的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國,其他都來自莫斯科。沒有盧布,中共就沒法生存。當時在中國還有些共產主義團體,從一九二○到一九二二年起碼有七個,其中一個號稱有一萬一千名成員,但沒有莫斯科的資助,很快都風流雲散。

毛澤東不像陳獨秀,他從來就不反對拿俄國人的錢。他很務實。「一大」以後,黨每月寄給他六十到七十銀元,作為湖南黨的活動經費,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銀元,以後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銀元。這一筆很大的固定收入,從根本上改變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窮,總處在經濟的壓力下。他教小學,給報紙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抱怨說:「我現在頗感覺專門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常常接連三四點鐘不休息,甚或夜以繼日……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

他還對新民學會會員說,他「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現覺專用腦力的工作很苦,想學一宗用體力的工作,如打襪子、製麵包之類」。向來不喜歡體力勞動的毛,居然說要做體力的活,說明他實在是難以支撐了。

如今他一躍成了職業革命家,有了錢,把職務全辭了,開始享受迄今為止只能夢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時,他形成了一生的習慣:晚上通宵達旦看書,早上不起床。給蕭瑜的信中,他興奮地說他從上海回湖南後專門調養自己,「現在心裡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沒有事務責任上重大負擔;每天因操勞炊爨,口腹既飽,身體更快;還可隨意看所要看的書,故大有『此間樂』的氣概。」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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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5)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開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傭人。家在長沙城邊,一開門是一片菜地,屋後是矮矮的山坡。那裡有汪水塘,濁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經費買的,作湖南地區的機關。作為黨在湖南的領導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發展黨員。他沒有八方奔走搜羅信徒,只是簡單地告訴聽他話的人參加。首先他發展了他的朋友、書社經理易禮容。從「一大」回來後不久,毛把易從書社叫出來,傍著竹籬跟他談話,要他入黨。易有保留,對毛說:「蘇聯革命死了三千萬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殺三十,我是沒決心。」但易最後還是參加了,他的態度是:「毛主席要我參加我就參加了。」中共長沙支部就這樣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禮容,還有毛帶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後毛髮展了他的家庭成員。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澤民,毛把他帶出來,讓他管錢。毛還從家鄉帶出別的親戚,給他們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黨。用易禮容的話說,湖南黨「就是毛主席單線領導,指揮我們幹什麼就幹什麼,很少開什麼會議。」

親戚朋友之外,毛髮展的黨員不多。那時在湖南參加共產黨的人,包括知名的劉少奇、任弼時,都不是毛介紹的,而是在長沙活動的另一個共產黨人賀希明瞭(又名賀民范)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來轉入共產黨的。賀曾任過長沙知事,頗有聲望。賀沒去中共「一大」,是因為黨在長沙的聯絡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賀。劉少奇從莫斯科回來後,毛盤問他賀是怎麼介紹他們去蘇俄的。

毛一正式成為湖南黨的頭,就著手把賀希明從黨的圈子裡趕出去。賀當時主辦一所相當大的公眾演講廳,叫船山學社,青瓦朱門,牆邊幾株古樹,氣宇軒昂。毛宣佈要用這個地方做黨的工作,率領一幫人搬了進去,讓賀的日子很不好過,最後不得不離開——既離開學社,也離開黨。毛第二年對劉少奇說:賀「不聽話」,「大家把賀希明從船山學校趕走」。賀當時五十來歲,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聽話」這樣的字眼,足見毛放肆的一面。毛從前對同輩長輩都彬彬有禮,第一次見到蕭瑜時,他曾謙恭地向蕭鞠躬,說自己如何欣賞蕭的文章。現在他有了點權了,舉止開始變了,朋友都得順著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與他無爭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趕走賀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權力鬥爭,他贏了。在毛領導下,湖南黨沒有委員會,只有毛髮命令。但他總是精明地準時向上海打報告。

毛的另一個主要任務是組織工會。但他少有作為。他對勞工沒有什麼同情,正如他對農民一樣。一九二○年十一月他給朋友寫信,抱怨自己作為讀書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後說:「我看中國下力人身體並不弱,身體弱就只有讀書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贛交界處的安源煤礦工人寫信給共產黨人,要求幫助,毛去了煤礦。這是有記載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他只待了幾天就走了,讓其他人去做具體工作。據馬林筆記:毛報告說,「他對組織勞工是一籌莫展,想不出任何辦法。」

在長沙有兩個卓有成效的勞工組織者:黃愛、龐人銓。他們一九二○年底成立了獨立的湖南勞工會,兩個月內長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這兩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領導大罷工時被捕,隨即被砍了頭。他們的被害在全國激起軒然大波。有人後來問殺他們的省長趙恆惕為什麼沒捉毛澤東,趙回答說:毛沒對他構成威脅。

既然毛在組織勞工和發展黨員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便沒讓毛當代表。毛後來對斯諾稱他「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錯過了這次大會」。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組織嚴密,會上還通過了一系列重要決議,包括加入共產國際。

沒當上「二大」代表對毛是沉重打擊。這意味著他可能失去湖南黨領導人的地位,俄國人資助的錢也就不會經過他了。所以毛一聽說「二大」代表沒他,立刻變得十分積極。四月他去了一個鉛鋅礦,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礦。他開始領導罷工遊行。十月二十四日,妻子開慧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岸英,毛沒在她身邊,他在代表泥木工會跟政府談判。

湖南黨的「委員會」也趕著在五月成立。這時,毛做湖南黨領導人已近一年了。湖南黨有三十多名黨員,大部分不是毛髮展的。劉少奇曾這樣描述委員會的運作:他多次在毛家裡開會,但除了「有時問一問情況之外,根本無法發言,最後,總是照毛主席意見辦理。這就是說,湖南黨內已經有了自己的領袖,自己的作風,而當時在上海黨內就還沒有形成這樣的作風。」劉在此委婉地陳述毛在建黨初期就已經形同專制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現時,他的運氣來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數人員,從陳獨秀起,與莫斯科代表發生激烈爭執,反對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個政黨:國民黨。莫斯科代表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黨員支持他,而毛正是這樣一個人。

國民黨建於民國初年,領袖是民國成立時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孫當總統沒多久就被迫讓位給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自己被排斥於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孫一心想組織軍隊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屢屢失敗後,他跟蘇俄拉上了關係。

蘇俄也想顛覆北京政府。它那時正致力於把尚為中國領土的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變成它的勢力範圍,北京政府由此對它滿懷戒心與敵意。蘇俄希望一個跟它親近的人當權,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便試探了不同的地方軍閥,曾特別寄希望於吳佩孚。但找的人都堅持要蘇俄軍隊撤出外蒙古。只有孫中山不要求蘇俄撤軍。雖然孫說他反對蒙古獨立,但他對蘇俄代表越飛(Adolf Joffe)說:「蘇俄軍隊應該留在那裡。」越飛告訴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對我們軍隊在庫倫駐紮。」

作為交換,孫中山要蘇俄幫他建立軍隊,推翻北京政府。為此他不僅贊同蘇俄軍隊繼續佔領外蒙,還主動提議蘇俄進佔礦藏富有的新疆。越飛十一月報告莫斯科,孫「請求我們的一個師奪取新疆,說那裡只有四千名中國軍人,不可能進行任何抵抗」。孫甚至要求蘇俄軍隊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幫助他奪權。

孫是「我們的人」,越飛加了重點記號報告列寧。他的要價「最多不過是二百萬墨西哥元(相當於差不多同樣數字的金盧布)」,「難道所有這一切不值得我們花那二百萬盧布嗎?」孫還佔據南方沿海的廣東省,蘇俄可以方便地運進武器裝備。蘇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決議:「全力支持國民黨。」「錢由共產國際基金支付。」這個決議是由正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簽署的,斯大林此時開始密切關注中國。

莫斯科知道孫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盤,他想利用俄國人,正如俄國人利用他一樣。莫斯科希望用中共從國民黨內部來左右孫中山。這就是它為什麼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斯大林在一個內部講話中說:「從這裡,莫斯科,我們不能公開地發命令。我們通過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隱藏的同志發命令,秘密地發。」

包括陳獨秀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共領導都反對加入國民黨,理由是國民黨不贊成共產主義,而孫中山只是個「不擇手段的」政客,想的無非是權力,資助孫只會是「浪費俄國的血汗,或許還有世界無產階級的血汗」。

面臨反抗的馬林,於是把毛調來中央。毛馬上加入了國民黨。他從前的朋友蔡和森,一個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後來向共產國際抱怨說,當馬林提出「集全力於國民黨的工作」的口號時,「贊成他的只有毛」。

毛擁護加入國民黨,是因為他不相信只有一兩百人的共產黨靠意識形態能有什麼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開的「三大」上,他說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國人打進來。主持大會的馬林向莫斯科報告:毛「實在太悲觀了,他認為中國的唯一希望是俄國干涉」。「革命得由俄國軍隊從北邊帶進來。」毛是有遠見的,沒有二十二年後抗戰結束時的蘇聯出兵,就沒有中共的江山。

跟國民黨合作,有蘇俄在後面全力援助,包括提供軍援,使毛看到了希望,他第一次傾其才能為黨工作。莫斯科負責給中共提供錢的維爾德(S. L. Ville,駐上海副領事)特地報告莫斯科:毛「毫無疑問是個好同志」。由馬林做主,毛當上了中央局秘書,協助陳獨秀處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開會時作記錄。黨的函件都由陳與他簽字。學著陳,毛也用英文簽名:T. T. Mao。他和陳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錢:「因為我們工作戰線逐漸地擴大,我們的開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堅持下,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了國民黨。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幹的鮑羅廷(Mikhail Borodin)根據斯大林的提議來到中國主管國共兩黨,名義是孫中山的顧問。鮑羅廷是老資格的革命家,在美國、墨西哥、英國都留下了顯著的足跡。人們用「雄偉」一詞來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偉岸的姿態。他既善於演講,聲如洪鐘,又精於組織,還頗具遠見。

鮑羅廷按蘇聯意旨改組了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縱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毛澤東等中共黨人非常活躍,只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擁有數以萬計成員的國民黨中佔據了一連串要職。

莫斯科向這個新國民黨投入大量資本,出錢建立、出人訓練國民黨軍隊,一手操辦黃埔軍校,為國民黨培訓軍官。軍校坐落在珠江一個小島上,離廣州十公里,完全是蘇聯模式,有蘇聯顧問,還有許多共產黨教官與學員。飛機大炮從蘇聯海運而至。在蘇聯人幫助下,國民黨大大擴展了在廣東的基地。
毛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十六個候補委員之一,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間,毛組建了國民黨湖南支部,是國民黨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盡心盡力為國民黨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產黨的會議。

毛的做法在共產黨內引起不滿。蔡和森對共產國際說:在湖南,「我們的組織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政治意義。所有的政治問題都由國民黨的省黨部來決定,而不是由共產黨的省委員會決定。」另一個執著的勞工組織者鄧中夏也說:「毛那時反對獨立〔於國民黨〕的工會運動。」

不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開火。毛的庇護人馬林這時已經離開中國。雖然毛跟鮑羅廷關係不錯,但反對毛的蘇聯人勢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面要在國民黨內工作,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絕不能忘記他們跟國民黨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這兩個黨有什麼區別。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達林(Sergei Dalin)給維經斯基寫信說:「中共中央局秘書毛澤東(毫無疑問是個馬林安插的人)說的話簡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說國民黨過去是、現在也是無產階級的黨,共產國際應該承認它是一個支部……我已經寫信給黨的中央局要求他們換人。」

對毛的批評還有「機會主義」、「右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將在一九二五年初召開的「四大」代表名單上也沒有他。在一擼到底的重擊之下,毛的身體明顯地虛弱了,人大大消瘦。當時跟他住在一起的羅章龍告訴我們說,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時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後毛一生都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將召開,毛別無選擇,只得離開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沒有黨的職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攜帶著五十多公斤的書,說是回家養病。此時,他在共產黨內已經四年多了,經歷了沉浮榮辱,三十一歲那年,家鄉韶山是唯一的歸宿。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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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民黨內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歲

                            4  國民黨內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歲


                            毛澤東的名言「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毛澤東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個月。在長沙為共產黨工作的兩個弟弟現在都回來,給毛作幫手。五十公里外的長沙,湖南共產黨人組織罷工,遊行示威,搞得熱火朝天。毛沒有參加,很多時間在家打牌。
他在等機會重返政壇——高層政壇。機會不久來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去世,由汪精衛接任。毛認識汪精衛,他們在上海時一塊兒工作過,關係不錯,汪極為賞識毛的才幹。
汪精衛比毛大十歲,是國民黨中有名的美男子。詩人徐志摩在日記裡這樣描述他:「他真是個美男子,可愛!〔胡〕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汪又是民國革命中響噹噹的人物。武昌起義爆發時,他正在監獄裡,由於一再企圖刺殺包括攝政王在內的清朝重臣而被判處終身監禁。辛亥革命後他出了獄,成為國民黨領導人之一。孫中山臨終前,他一直跟著孫,孫在遺囑上簽字時他隨侍在側。這使他具有孫中山繼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後確定還是他跟蘇聯的親近,鮑羅廷一錘定音,新的國民黨領袖就是他了。
蘇聯人現在是國民黨所在地廣東的主人,首府廣州頗有點蘇聯城市的氣息,到處是紅旗與標語。踏板上立著中國保鑣的汽車在大街上奔馳,車窗內露著蘇聯顧問的面孔。珠江上停著蘇聯貨輪。在不為人眼所見的地方,「委員們」坐在紅布罩著的桌子周圍,在列寧的畫像下,審訊「破壞分子」。這是革命法庭在開庭。
孫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麼弟澤覃去廣州打探消息。二弟澤民也隨後起程。六月,汪精衛的位子一穩定,毛就準備自己去廣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張像樣的履歷表。他開始在韶山一帶組織基層支部,大部分是國民黨支部。
國民黨的主要綱領是「打倒帝國主義」,毛的工作也就圍繞著這個主題。這跟農民的生活沒什麼關係,沒能喚起農民什麼興趣。當時跟毛一起的賀爾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合人,結果「一點又十五分時,會才完畢。」毛說「要動身回家去歇;他說,因他的神經衰弱,今日又說話太多了,到此定會睡不著。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動身走,走了兩三里路時,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動,疲倦極了,後就到湯家灣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農民開成立國民黨支部的會,「同志只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該會未能開。」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裡,「因同志多未到,會未開成。」
沒有資料表明毛組織過反對富人的農民運動。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對鮑羅廷等說,這類鬥爭「必然要遭到失敗」。有的地方共產黨「組織不識字的農民,領導他們同相對富裕的地主進行鬥爭。結果怎麼樣呢?我們的組織立刻遭到破壞,被查封。而所有這些農民不僅不認為我們是在為他們的利益而鬥爭,甚至還仇視我們。他們說:如果不把我們組織起來,就不會發生任何災難不幸。」
當時共產黨在長沙領導由五卅運動引起的反帝大遊行。耶魯大學辦的湘雅醫學院院長給美國駐長沙領事館的報告說,湖南省長「接到一張二十個鼓動領導人的名單,其中有毛澤東,是此地首要的共產主義宣傳者。」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美國政府的檔案裡。雖然毛並沒有參與領導這些遊行,但因為毛的名氣,當局也懷疑他。
八月,省裡發文,要捉毛澤東。韶山家裡給他雇了乘轎子抬他去長沙。毛跟轎夫講好,有人問抬的是誰,就說是醫生。毛的弟媳回憶說:「團防局隔了幾天才來捉澤東同志,因澤東同志沒在家,只開了些錢就了事。」開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沒有受到傷害。
毛就要去廣州了。離開長沙前夕,他到湘江邊散步,心裡醞釀著展望未來的詩篇:「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蒼茫大地的沉浮。
毛澤東很會看人。國民黨領袖汪精衛正是他的伯樂。九月毛一到廣州,汪就給了他一連串要職。汪推薦他代理自己做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宣傳部創辦了《政治週報》,毛任主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即,毛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五名委員之一。大會第二年初召開時,向大會作宣傳報告的是毛。毛在國民黨內扶搖直上,汪精衛起了關鍵作用。後來汪成了日本侵華傀儡政權的頭子,名聲太差,他的功勞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繼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於此時發現的一件寶貝:安眠藥。毛長期失眠,經常疲憊不堪,現在總算得救了。後來他把安眠藥的發明者跟馬克思相提並論。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對農民問題表示興趣。在一張調查表上他填道:他「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十二月一日,國民黨的一個刊物上登載他的文章講到農民。一個月後,國民黨的《中國農民》創刊,他又寫了篇類似的文章。這個新興趣並非來自毛的靈感,而是莫斯科剛發了緊急指示。十月,莫斯科對中國的革命者們不注意農民提出強烈異議:「佔人口九成的農民到哪裡去了呢?不知為什麼從中國寄給我們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沒有考慮到農民這一運動中的決定性社會力量。」莫斯科命令國共兩黨「廣泛地佔領農村。」國民黨先於共產黨行動起來。
至今人們還認為是毛澤東在中共首先致力於農民工作。實際上,共產國際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訴中共:「只有把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它要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毛澤東曾對這一套持保留態度,使一些蘇聯人對他大為光火。那個討厭毛的達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報告說,毛居然有這樣的話:「在農民問題上應該放棄階級路線,在貧苦農民中間不會有什麼作為,跟地主和紳士應當建立聯繫等等。」
毛現在隨著莫斯科的風向改變了觀點。沒想到,這卻給他帶來了新麻煩。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產黨的「階級分析」,把自耕農稱為「小資產階級」,把雇農叫做「無產階級」。對講究意識形態的蘇聯人來說,這些詞只可用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而中國還只是「封建主義社會」。蘇聯在中國的顧問當時辦了個雜誌叫《廣州》,抄送四十來個蘇共負責人,頭一個就是斯大林。蘇聯農民問題專家沃林(M.Volin)在上面發表了一篇措辭尖銳的批判文章,指責毛混淆兩種社會性質:「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錯誤:按毛的說法,中國社會已經過渡到了高一級的資本主義階段。」毛的文章「不科學」,「含糊不清」,還「簡單化得要命」。就連毛的基本數字也差得太遠:毛說中國人口是四億,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統計是四億六千三百萬。
幸虧理論字眼對國民黨不那麼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衛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兼國民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講習所是兩年前由蘇聯人出資辦的。只是在這時,三十二歲的毛才真正開始搞農民運動。在他主持下,講習所培訓農村鼓動者,到鄉下去組織農民協會,發動窮人反對富人。隨著國民黨軍隊佔領湖南,七月後湖南農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湖南是國民黨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標是掃清地方軍閥,推翻北京政府。在這條兩千多公里的漫長征途上,國民黨軍隊有蘇聯顧問隨行。蘇聯在長沙開了個領事館,指揮國民黨當局支持農協會,給它們資金。短短幾個月,湖南一大半農村都成立了農協會,社會結構被一下子打亂了。
這時,軍閥混戰時起時伏已進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政府也改組了四十多次,但軍閥們都沒有改變固有的社會結構。除非處在兩軍交戰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舊。現在,由於國民黨搞蘇俄式革命,社會架構崩潰了。不到年底,湖南鄉村已是一片混亂,暴力橫行。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作為國民黨農民運動領導人被邀請回鄉「指導一切」。
(待續)

[ 本帖最後由 Red_Guard 於 2008-6-27 01:14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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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7)

4國民黨內的大起大落(下)

1925~1927年 31~33歲   作者﹕張戎(Jung Chang),喬.哈利戴(Jon Halliday)

這時的長沙到處是兒童跑來跑去唱著:「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這首「國民革命歌」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國的兒歌。出現在街頭的另一個歐洲發明是紙糊的高帽子,拿來戴在被遊街的人頭上,作為恥辱的象徵。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來人聚集在長沙幻燈場聽毛澤東演講。毛講了差不多兩個小時,說:「我們現在還不是打倒地主的時候,我們要讓他一步,在國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減少租額,減少利息,增加雇農工資的時候。」跟毛同來的、化名卜禮慈(Boris Freye)的俄國人,事後向上司報告說:毛的講話基本「可以」,就是太溫和了一點。

毛的溫和觀點在其後的湖南鄉間巡視時發生了巨變。毛後來說:「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後仍無法答覆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這三十多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從他巡視後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以看出,毛髮現他很喜歡暴力,喜歡大亂,喜歡殘忍,他找到了自我。這一發現對他未來的統治產生了莫大影響。
毛看到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是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任意給人定罪:「這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毛看到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裡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游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毛說他「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他大聲歡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還格外欣賞一種凶器——梭鏢,「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東西』。」他要求湖南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巡視中,農協會向毛報告說有人被打死,問毛怎麼辦。毛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這之後,更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視以前,湖南農運領導人曾著手約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湖南農運領導人作了檢討,執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句也沒有提及與農民切身相關的最重要的問題:分田地。他對此沒有表示絲毫興趣。

吸引毛的是野蠻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會結構的暴力。這正是蘇俄社會革命的模式。毛不是從理論上信仰這種模式,而是從性格上走了進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產國際的雜誌上第一次發表了他的《報告》。毛澤東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模模糊糊,在直覺上卻與列寧主義不謀而合。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人,雖然理論上信仰共產主義,可一聽說暴民打人殺人就火冒三丈,堅持要制止。他們其實不是蘇俄式的共產主義者,而毛卻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趕出領導圈子的兩年之後,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為中央委員,儘管只是「候補」。

毛這時隨北伐的國民黨政府住在長江重鎮武漢。他現在儼然是國民黨農運總管了,在武漢開始訓練農運人員,北伐軍打到哪裡,就把暴力散佈到哪裡。在他的訓練教材中,有一份講農協會的人討論如何對付「土豪劣紳」:「倘有土豪劣紳最強硬的,便割腳筋和耳朵,戴高帽子遊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農民暴力到處蔓延,激起了國民黨軍隊的強烈反對。陳獨秀六月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國民革命軍有百分之九十出身於湖南。軍人對所有農民運動的『過火』抱反感態度。」「軍官家庭的土地財產被沒收;他們的親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罰……士兵寄回家的一點錢也會被沒收」。軍人們發現革命一場,反而給自己的家庭帶來災難。

國民黨中相當多人早就不滿走蘇俄的路,他們的憤怒在一九二六年國民黨「二大」上達到高潮。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競有三分之一是中共黨員,另外三分之一是親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產黨員,未來將對共產黨奪權起極大作用。許多國民黨名人如今起來大聲疾呼,反對農村暴力,要求與莫斯科的控制決裂,與莫斯科的手——中共——決裂。

就在這個時候,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國民黨走到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頭。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北京當局突襲了蘇聯使館,搜到大批文件,證據確鑿地表明蘇聯正在中國圖謀顛覆北京政府。文件暴露了中共與蘇聯的秘密關係,而中共領導人李大釗跟六十多名黨員就住在蘇聯使館的房產中。李大釗不久被絞殺。

從蘇聯使館搜出的文件在全國報紙廣為轉載,蘇聯顛覆計劃規模之大,激怒了公眾輿論,也震驚了西方列強。國民黨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蘇聯正給它出錢出力,中共也正在它的行列中並肩作戰。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國民黨是蘇聯顛覆計劃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後會把中國變成蘇聯傀儡。如果國民黨不改變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強會不惜一切支持北京政權。

於是,有一個人抓住機會行動了,他就是國民黨軍隊總司令蔣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與共產黨決裂,開始「清黨」。他頒發的通緝名單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鮑羅廷為首,毛澤東也名列其中。

蔣介石比毛澤東大六歲,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浙江省一個鹽商家庭。他在日本學過軍事,是個職業軍人,臉上常帶著凜然難以親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為孫中山的大本營參謀長,他率團訪問蘇聯。那時他被俄國人認定「屬於國民黨左翼」,「同我們很親近」。但是三個月的訪問使他極端反蘇,特別反感蘇聯要把中國社會劃分成不同的階級,搞階級鬥爭。

蔣介石對蘇聯的這些感想一個字也沒有公開說出。相反地,他給鮑羅廷的印象是他「對我們非常友好,充滿了熱情」。有了俄國人的支持,蔣上升為國民黨第二號人物,僅次於汪精衛。蔣掩蓋他的真實色彩,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蘇聯軍援。但同時,蔣不動聲色地準備決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產黨人從關鍵的職位上趕了下去。此事發生後,吃驚的蘇聯顧問開始考慮幹掉蔣介石。索洛維約夫(Solovyov)二十四日給加拉罕(L. M. Karakhan)寫信說:「使團決定遷就蔣介石……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將軍。」一年後,鮑羅廷秘密命令逮捕蔣介石。

蔣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邊一公佈蘇聯搞顛覆的文件,他就發表佈告,逮捕共產黨人。行動首先在上海,那裡蔣有了新的財源。幾天工夫,共產黨方面死了三百多人。共產黨不能在上海公開露面了。但上海繼續是中共中央居住與活動的地方。此後五、六年中,上海是處於地下狀況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詞。

蔣介石在上海率先殺共產黨人後不久,汪精衛也倒向蔣,七月十五日在武漢宣佈「分共」。從此,蔣介石成為國民黨領袖,蔣政權持續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澤東趕到台灣。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衛「分共」在即,毛澤東自言他「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一天他登上了長江邊上著名的黃鶴樓,在那裡寫了首詩。始建於公元二二三年的黃鶴樓是古今詩人喜歡登臨題詠的地方。唐崔顥《黃鶴樓》詩說:「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以後「黃鶴」用來比喻一去不復返的事物。這似乎說中了毛澤東在國民黨內所有的建樹,即將化為烏有。毛登樓那天正是「煙雨莽蒼蒼」的時候。「黃鶴知何去?」毛問道,考慮著自己的前途。他這樣結束了他的詩:「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過去歡呼「好得很!」的農協會暴民做替罪羊。汪精衛六月十三日告訴其他武漢領導人:「據毛澤東同志報告,才曉得農民協會有哥老會在內把持,他們既不知道國民黨是什麼,也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只曉得做殺人放火的勾當。」但毛這一著沒用,汪精衛已在策畫跟共產黨決裂,把一切鄉村暴力都歸罪於共產黨。毛只能同汪精衛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腦袋的威脅。兩年前的「逮捕」是有驚無險,他還可以雇輛轎子抬他到長沙,然後跑到廣州。現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陳獨秀的一個兒子被砍了頭。在共產黨發動了一連串武裝暴動,殺了不少人以後,到處就都殺開了共產黨。只要有人告發你是共產黨,你就可能被抓起來殺頭。死者有的從容就義,有的慷慨宣講信仰,有的呼口號,有的唱《國際歌》。報紙上登載著無情的大標題,為捕殺「拍手稱快」。

但這時的毛,已看準了一個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僅如此,他還設計了未來發展的藍圖:利用中共和蘇聯來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這個決定,意味著三十三歲的毛澤東在政治上步入成年。(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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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秋收暴動:拐走起義武裝(上)

1927~1928年 33~34歲   作者﹕張戎(Jung Chang),喬.哈利戴(Jon Halliday)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清共」開始時,斯大林剛成為克里姆林宮的頭號人物,親自製定對華政策。他要中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桿子征服中國。

用槍桿子奪權,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成立時就為中共想到了。跟國民黨合作時,莫斯科派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軍隊設法控制它。蔣介石「清共」後,斯大林命令中共馬上從國民黨軍隊裡盡可能拉出隊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裝」。

斯大林派他的親信老鄉羅明納茲(Beso Lominadze)來中國管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Jan Berzin)給「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給中共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在蘇聯國內也加緊了對中共人員的軍事訓練。

莫斯科的第一步計劃,是把拉出的隊伍帶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蘇聯軍火,然後在那裡建立根據地。同時,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

毛澤東舉雙手贊成這條道路。他在羅明納茲主持的「八七」緊急會議上說:「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後來演變成他的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當時莫斯科剛撤掉了中共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怪罪到陳頭上,換上了同他們關係密切的年輕文人瞿秋白。剛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不要做這種任人想換就換,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槍桿子,建立自己的地盤,使自己處於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有自己的領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沒有一桿槍,一個兵,莫斯科也沒有派他搞軍事。毛要擁有軍隊,必須靠別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裝是駐紮南昌的一支兩萬人的軍隊。八月一日,在蘇聯顧問庫馬寧(M. F. Kumanin)的直接指揮下,中共負責軍事的周恩來組織這支隊伍舉行兵變。這就是「南昌起義」,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軍節」。人們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來的武器。

毛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由於他們預計的行軍路線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議,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農軍,他「至少有佔領五縣以上的把握」。從毛後來的行為可以看出,他並不是真要去發動農民搞暴動,而是以暴動為借口,希望從中央那裡挖出一支武裝帶走。

不明就裡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八月十五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開會那天獨獨毛沒有來,儘管他三天前已回長沙,就住在楊開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會議只好改到第二天。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十六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十八日,毛才姍姍露面,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
毛遲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

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度,極度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喝,只好喝田裡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只求掙扎著拼到汕頭,不可能繞到湘南。

於是,毛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劃。毛的理由是,暴動應該縮小範圍,應該集中精力打長沙。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縮小範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

就像他並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動一樣,毛也無意打長沙。他提出「打」,是因為該城附近有三支紅色武裝,他可以以打長沙為名,把它們帶走。這三支武裝,一支是原農運的活躍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礦倒閉而失業的礦工和礦警;還有一支是原駐武漢的部隊,奉命去參加南昌起義而沒趕上。一共數千人。

毛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受湖南省委領導。毛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讓他當前敵指揮官,純粹是因為他對莫斯科暴動奪權指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樂觀和熱情,而主持長沙決策會議的是兩個蘇聯人。毛的積極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給中央的信裡看到:「某同志〔蘇聯人〕來湘,道及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丈。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望中央無疑的接受國際訓令,並且在湖南上實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離開了蘇聯領事館,說是到部隊去。他並沒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約好的起事日子,這天,毛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率領三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而當時跟毛關係密切的何長工等人,都說毛根本沒去銅鼓。十四日,三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就傳令要他們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

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爾(Maier)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毛先前不遺餘力地鼓吹「暴動」、打長沙,為的都是調兵——調到自己手上。

這場「暴動」就是史書上著名的「秋收起義」。全世界都以為這是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起義,毛是農民起義領袖的神話也大半起源於此。毛一手製造了這個神話,對美國記者斯諾編了套有聲有色的故事。事實上,這不是一次真正的農民起義,據湖南省委給中央的檢討說: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遠離長沙,在沒有無線電聯繫的情況下,湖南省委和蘇聯人無法直接指揮。毛早已計劃好了這支部隊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兩省當局都鞭長莫及,歷來是土匪、綠林好漢的出沒之地。那裡有兩位山大王:袁文才,從前是學生;王佐,從前是裁縫。這兩人手下有五百人馬,佔領著有十三萬人口的寧岡縣大部分,靠收租徵稅過活。毛如今要把他們的地盤拿過來作自己的根據地。

毛很清楚,他要帶隊伍進山,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沒有黨的明確指示,這樣做無異於當土匪。毛擔心一旦攤牌會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揮官開會宣佈決定前,先找到部隊中幾個從前熟悉的人,幫助壓陣。找的人之一是何長工,何長工這個名字還是毛給他取的。何後來回憶說,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楊立三的在會場上保護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楊立三在會場上打雜呀、拿煙呀,我們兩個人是你一進,我一出;我一出,他一進。」會上爭得很厲害,指揮官們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強服從了毛,因為毛是唯一在場的黨的代表。

部隊向井岡山行進。一路上,毛穿著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繫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始官兵不認識毛,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毛宣佈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毛以黨的名義要他們放心,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儘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離去,只不准帶槍,他知道他不具備強留任何人的條件。兩名最高指揮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國民黨。部隊著實筋疲力盡,打擺子,爛腿子,拉痢疾,宿營地裡瀰漫著強烈的腥臭味兒,有的人一躺在路邊的草叢裡就再也起不來了。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岡山時,只剩下了六百人,跟著毛大半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成為毛起家的班底,未來燎原烈焰的火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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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毛到了井岡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見袁文才(王佐在山裡)。毛只帶了幾個人,以讓袁放心。袁先在會見地點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見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邊叫人殺豬設宴款待毛。他請毛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談話。毛說他來此只是過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義的隊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糧油暫時由他管。毛的隊伍稍事休息後去周圍的幾個縣打家劫舍,籌糧籌款。毛就這樣把一隻腳插進了井岡山。

不到四個月,毛反客為主,把袁、王和他們的一幫人變成了手下的一個團。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毛的隊伍攻下了寧岡縣城。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指揮作戰,雖然只是在對面山上用望遠鏡觀看。毛很少直接上前線。三天後,毛召開「萬人大會」慶功,大會高潮是處死被俘的縣長張開陽。目擊者蘇蘭春描述說:「二月二十一日,在礱市洲上召開工農商學兵萬人大會,會場裡打好了刺殺張開陽的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樁,牽好繩,掛上標語,大家用梭鏢把張開陽捅死了……毛委員在會上講了話。」毛曾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細述他對梭鏢的由衷喜愛,現在他親眼看著梭鏢殺人。

自從毛來到井岡山,「萬人大會」成了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會上總有這類殺人場面。慶祝建立遂川縣紅色政權時,毛給大會寫了副對聯,紅紙大字,貼在主席台兩旁的木柱上。一邊是「想當年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一邊是「看今日斬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講話之後,「大劣紳」郭渭堅被「刀上加刀」地處死。

當眾行刑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並非毛的首創。但毛給這一殘忍的傳統之「錦」添上了現代的「花」,即組織大會看殺人,不去看不行。這樣有組織地使用恐怖是一幫土匪望塵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嚇住了。毛的人又遠比他們能打仗。他們甘拜下風,讓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岡山就派人去長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聯繫。毛遠非像後來人們想像的那樣住在深山老林,與世隔絕。他的住地跟外界暢通,關係幾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時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關於「秋收起義」的報告。他們不會看不出,是毛澤東拆了這次行動的台,又未經許可帶走了部隊。中央指定毛到上海開會。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絕不願意離開他的地盤,乾脆裝聾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開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奪毛的權,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湖南省委應當「派一負責同志前去召集軍中同志大會討論並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在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黨代表」。

毛能指揮部隊,是因為他代表黨,沒有黨的權威隊伍不會聽他的。不知是碰巧還是陰謀,中央指示發出一星期後,湖南省委被國民黨一網打盡。結果毛的隊伍完全不知道黨已經吊銷了他的資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黨的第一位使者才進入井岡山,帶來了中央決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黨的職務。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決議只傳達給幾個親信,黨的書記也派一個自己人去當,毛本人當「師長」,掌權的還是他。

毛澤東的「山寨」是一塊理想的根據地。平原上盛產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裡杉竹茂密,四季濃霧繚繞,猴子、野豬,甚至老虎來來去去。井岡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卻很陡峭,易守難攻,敗也可以跑。濃濃的灌木隱蔽著只有獵人涉足的小徑,潛向通往兩個省的陽關大道。

毛和他的軍隊靠在四鄰的縣裡打家劫舍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訴隊伍說:「群眾聽不懂『土豪』是什麼意思,我們就用『財東』或『有錢人』來代替」。老井岡山戰士范樹德說,打土豪,「老話叫『吊羊』、『綁票』。」

毛的活動常常是報上的新聞,他在全國出了名,以「毛匪」著稱。

當地人恨他們。當年的紅軍李國斌回憶道:一次「打土豪」時,數百村民衝過來,「抓了我們四十餘人,關押在祠堂裡,對他們實行捆打吊,令女人用腳去踩,打了後用禾桶蓋起來,上面壓上大石頭,使用各種毒刑。」

官兵們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沒多大區別,許多人都不情願,尤其是軍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主要軍事指揮官陳浩在井岡山外的茶陵縣企圖把部隊帶走。毛聞訊率人追上,把陳浩抓起來,隨後當眾處死。對毛來說,這是一次極端嚴重的危機,他幾乎失去了整個軍隊。在他拐走這支部隊的短短幾個月中,所有的軍事指揮官都跟他決裂了。

毛時時擔心自己的安危,開始逐步完善警衛措施。警衛從一百來人不斷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幾處房子,都從安全角度仔細挑選。房子的後面可以逃遁,或有個後窗,或在後牆有洞,有小路通向山裡。(以後長征途中,儘管宿營只是臨時,毛的住處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岡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緊急隨時可以撤進山裡。這是一幢美麗的八角樓,寬大的正屋屋頂像一座高聳的八角形的三層木頭寶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頂尖是一叢采光的亮瓦。這個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醫生。另一處房子也是醫生的,叫「劉德盛藥店」,位於山下大鎮礱市。這座大宅以奇異的美無言地述說著井岡山昔日的輝煌。它一半是歐洲教堂式的石頭建築,一排羅馬式的圓拱迴廊;一半是中式樓房,瓦屋頂上築著像蛇竄出似的簷角。中西兩部由一道八角形的大門洞精美地連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礱市,原是一所帶兩千平方公尺花園的書院,為方圓三縣的最高學府。樓上三面完全敞開,天地雲水一覽無餘,夏天學生在這裡乘涼。毛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徵用。共產黨最常見的活動開會,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進山裡只有三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他未來的生活方式此時已初具輪廓。他擁有眾多的僕人,或稱「勤雜人員」、「工作人員」。裡面有司務長、伙夫,有專燒水挑水的,有馬伕照管他的坐騎小黃馬,有專門送信的,還有一位被毛授予「兩大任務」,一是買煙,一是收集書籍、報紙。毛離不開新聞。

來井岡山不久,毛有了新歡: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那年賀子珍剛十八歲,瓜子臉,杏仁眼,身材苗條。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縣,父親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廣有產業,父親本人捐過舉人,當過縣長,後來家道中落,開茶館生活。子珍原名「桂圓」,因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圓圓的月亮下盛開著桂花。她在一所由兩個芬蘭修女主持的教會學校讀書,可是討厭學校裡「念不完的聖經,做不完的祈禱」,也不能忍受循規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熱情好動,心頭好像燃燒著火。北伐軍進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靜水,她迷上了那熱騰騰的氣氛,加入了共產黨。她當啦啦隊歡迎北伐軍,在大庭廣眾下演講,才十六歲就當上了縣婦女部長。她還帶頭剪掉了長長的秀髮,留短髮是革命的象徵。
蔣介石「清共」後,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開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監獄。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襲監獄把他救了出來。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岡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王佐給了她一支毛瑟槍。

後來毛澤東來了,一眼看上了這個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當毛的翻譯。毛不會說當地方言。在長期轉戰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譯。

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結婚」了。沒有舉行儀式,只有袁太太給他們擺了豐盛的宴席。這時毛離開楊開慧和他的三個兒子還不到四個月。別離後毛只給開慧寫過一封信,說他患了腳疾,現在乾脆遺棄了開慧。

開慧對毛的感情是狂熱的愛,子珍只是相當勉強地嫁給了毛。一個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然有眾多的仰慕者。子珍覺得三十四歲的毛「年紀太大」,她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毛英俊活潑的弟弟澤覃是她的一個追求者,對她說:「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後來承認她選擇毛是因為「一個女孩子在那個環境中需要一種政治上的保護」。

毛跟子珍的關係在性生活得不到滿足的男人世界裡,引起了不少閒話。毛很謹慎,盡量避免跟子珍一同出現在人前。路過傷病員住院的地方,毛特別要和她分開走。

結婚不到一年,子珍已決心離開毛。她對朋友說跟毛結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犧牲」。一九二九年一月,毛要離開井岡山遠走他鄉時,子珍抓住這個機會要留下。她當時最好的朋友曾志說:「賀子珍死都不願意下井岡山,她不願意走。我們都要出發時,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這樣的堅持很可能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離的是毛代表的那種生活,她在十幾歲時不自覺地被捲進去的生活。她想脫離這種生活的願望之強烈,甚至不顧冒被國民黨抓去的危險。毛命令無論如何要把她帶上。「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志說。「她一邊走一邊哭,總是掉隊。她沒來的時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馬伕回去找她,去接她。」(待續)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還在井岡山時,南昌起義的倖存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他來了。這支部隊頭年十月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南海岸,沒有看到任何蘇聯軍火,卻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歲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職業軍人,曾在滇軍中官至旅長。三十六歲那年他到德國留學,在那裡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去蘇聯受軍訓。在一群二十來歲的紅色青年中,他算是長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氣又好,忠厚寬容,風度樸實無華,像士兵一樣腳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塊兒吃飯、行軍、扛槍、背背包,打仗時總在前方,官兵們都愛戴他。

毛剛到井岡山時曾派人找過朱德,勸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謝絕了。當時黨命令他在湘南組織暴動。暴動敗得一塌糊塗,大半因為莫斯科的指示不僅殘忍,而且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時的政策是:「殺盡階級的敵人,焚燬敵人的巢穴」,「焚燬整個城市」,「豪紳的走狗都是在殺之列,我們並不顧恤」。暴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

朱德的人也亂燒濫殺,把郴州、耒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結果農民真的起來暴動了——反對共產黨的暴動。根據當時的報告,在動員農民「焚盡湘粵大道五里內民房」的群眾大會上,「到會的幾千武裝農民群眾聽到這項命令就在會場中反了,把郴縣負責人殺得精光,郴縣全縣變了三分之二。其他永興、耒陽的農民也動起來……後經調回前線的紅軍來鎮壓,才算把有形的反動隱藏下去。但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農民把他們在共產黨統治下戴的紅袖箍、紅領巾扯下,打出白旗。

國民黨軍隊一攻來,朱德的隊伍只好撤離,參加過殺人放火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攜幼跟著走。當年耒陽的農軍王紫峰回憶道:「我當過赤衛隊長,鎮壓過反革命……只有堅決幹到底,沒有別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動手把〔自己的〕房子燒了」,跟朱德走了。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斷這些農民的退路,「使他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把他們逼上梁山。

共產黨走,國民黨來,復仇報冤,玉石俱焚。犧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澤建,小名菊妹子,是過繼到毛家的。毛把她帶進黨,她跟一個黨員結了婚,生了個孩子。雖然她和丈夫並不贊成共產黨的殺人政策,她的丈夫還是被國民黨殺了頭,頭裝在木籠子裡,掛在城牆上示眾。菊妹子也被處死。她在獄中寫過一封信,說她希望「自首」,但耒陽縣堅決要殺她。她也就死了心,「甘願受死刑。不願受活刑了。」「快脫離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見她的生母和孩子「淺生」一面:「唉,可憐的淺生,實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養育他呵!誰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淺生小兒也萬不能怪我。〔我〕今生從未聞見的苦情均受到了。」

這個時期共產黨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那裡還修了「紅場」,入口是個俄式的花哨大門。領袖彭湃把此地變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這樣推崇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彭湃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這樣的語言:「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一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

這些蘇聯人指導的奪權掌權均以失敗告終。毛澤東的井岡山幾乎是碩果僅存。毛不是狂熱分子,當部隊要燒天主教堂和豪華大宅時,他制止他們,說與其燒掉不如留起來自己享受。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連自己也站不住腳。

朱德上井岡山的時候,莫斯科已決定停止亂燒亂殺的政策。它喜歡用「主義」這個詞兒,給這一政策戴的帽子是「盲動主義」、「燒殺主義」。莫斯科說:「恐怖宜有系統。」這正跟毛的所為不謀而合。毛的精明使他重新獲得莫斯科的青睞。儘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時斯大林亟需在中國有個不亦步亦趨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讓共產黨成功。尤其是這時候,莫斯科難以對中共直接指揮。由於蘇聯使館的人在企圖奪權的「廣州起義」中被當場抓獲,中國當局關閉了一系列蘇聯領事館,蘇聯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國活動的機會。

毛此時沒有任何黨的職位。他曾累次寫信給中央,要求成立一個由他領導的管轄井岡山一帶的特別委員會,都未獲明文批准。朱、毛會師後,毛又於五月二日再次給中央寫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召開「代表大會」,自己當上了書記。

毛急於擁有黨的職位,還因為朱德帶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只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住實力遠大於他的朱德,毛需要黨的名義。他也要顯示自己是個軍人,在會師時特意挎上手槍,這在他是極少見的。過後他就把槍還給了警衛員。這支軍隊不久便以「朱毛紅軍」著稱。

等待授權時,毛開始表現自己了。黨的命令接受了,巡視員也讓巡視了,還寫長長的報告。黨組織正經八百地活動了。毛到井岡山八個多月,還不知道他的轄區有多少黨員,巡視員問起時,他的答覆是這個縣有「千餘」,那個縣有「百餘」。毛也還沒進行過分田工作。理論上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講求實際的毛覺得這事沒什麼必要,打家劫舍夠維持統治就行。如今井岡山首次實行分田。


毛要黨授權的信,由秘密交通員揣著,從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遞上了斯大林的辦公桌。中共正在開「六大」,地點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個在蘇聯召開的外國黨代表大會。斯大林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極機密地,不遠萬里地,耗費巨資地運來莫斯科,足見他對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國路線由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會傳達,一講就是九個小時,讓在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縱觀他的一生,不到萬不得已,他絕不離開他的地盤。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來作軍事報告,說毛的隊伍「有一些土匪性質」,意思是毛不大聽指揮。蘇聯人對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稱他為中共武裝的主要領導人。確實,毛澤東是最成功地推行克里姆林宮戰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見中共黨領導人時說:戰略就是組建紅軍。在蘇聯的「六大」代表都受到軍訓,具體的軍事計劃也制定出來。曾搶過銀行的斯大林本人親自負責給中共提供建軍的假鈔。

斯大林看好毛澤東。毛有軍隊,有根據地,又是老黨員,在中國知名度也最高。當然,毛不聽話。但正如斯大林後來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說的,毛「不聽話,但是個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麼不聽話,斯大林有辦法控制他:毛離不開黨,離不開莫斯科,離開了,他只是土匪一個。

於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滿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達,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書記,管轄朱毛紅軍。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在毛澤東的上升史上,這是個歷史性的時刻。毛與黨離心離德,與莫斯科離心離德,結果黨和莫斯科是要啥給啥,他大獲全勝。(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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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服朱德 1928~1930年 34~36歲


毛澤東一接到中央任命,就準備擴大地盤。國民黨軍隊也要打來了。一九二八年六月,蔣介石打敗了北京政府,統一了中國大部,建都南京,著手恢復秩序。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率領朱毛紅軍離開井岡山。朱毛紅軍經過一些變故,眼下有人馬三千。

毛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留下了一塊千瘡百孔的土地。中央巡視員楊開明向上海報告說,紅軍到來前,井岡山的農民「頗覺安居樂業,有天下太平的氣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來的神氣」。

「自從紅軍到達井岡山以後,情形就大大改變了。因為紅軍經濟唯一的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潰。」

毛走後,國民黨軍隊攻下了井岡山。朱毛紅軍走時留下的傷兵病員和地方幹部,落在他們手裡的被機關鎗掃死。被反共復仇的民團捉住的,不是剖腹、燒死,就是活活割死。即使這樣的殘酷,據當時對中央的報告:「房子燒了,群眾首領殺了。但是一般群眾並不十分增加對反動派的仇恨。」

井岡山原來的山大王多是本地人,毛走時他們留下,大部分都活下來了。一九三○年三月,袁文才、王佐死在共產黨手裡。莫斯科秘密命令中共這樣對付這些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結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

袁、王死後,余部逃進山裡。奉命搜捕他們的紅軍李聚奎回憶說,他「親眼看見當地群眾對我們的行動很反感,而對王、袁的部隊,則倍加愛護。」既在土匪又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過的井岡山人,顯然更喜歡土匪。土匪帶來的災難跟共產黨比是小巫見大巫。

毛澤東離開井岡山時,未曾有一眼回顧,一絲惆悵。他興致勃勃,跨著大步,跟隨從們開著玩笑。他有理由輕快,莫斯科已全盤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一離開井岡山,蘇軍情報局長伯金就跟中國事務負責人米夫(Pavel Mif)開會,討論蘇聯怎樣「給朱毛具體援助」。這是第一次有記載的莫斯科專門討論給毛軍援。毛已名聲顯赫,報上都說他是「共黨中最巨者」。

政府軍在毛身後緊追不捨,一場鏖戰中朱德的妻子被捕。她後來被殺,頭由一根竹竿挑起,懸掛在長沙城上。在這樣的險境中,毛卻發動了針對朱德的權力鬥爭:離開井岡山不到兩個星期,他取消了中央特別成立的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剝奪了朱德的軍事指揮權,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裡。

對中央,毛隻字不提他奪了朱德的權。他寫了一份又一份報告,字裡行間透著自己如何像久旱盼甘霖一樣渴望中央指示。三月二十日,他寫道:「望中央將一般計劃指示我們。紅軍應該怎樣行動,尤盼飛速指示!」「六次大會的決議案非常正確,我們歡躍的接受。」四月五日,他又寫道:「以後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給我們,我們亦至少每月給中央一信報告。」毛是在討好中央,希望他奪朱德權一事一旦被上海知道,會得到認可。

朱德沒有反抗毛,也沒有向中央告毛的狀。他沒有那麼強的權力慾,也不擅長搞陰謀。朱德一時忍了下來。

三月,在對付國民黨軍隊方面,毛的運氣來了。儘管南京政府建立已近一年,但國民黨內訌不斷,有的政敵對蔣介石政府開戰,追擊毛的隊伍被調去打政敵,放過了毛。毛興奮地告訴上海說:「後衛距敵才一里……〔敵〕張旅忽然折回,蓋湖南戰事爆發」。毛得以輕鬆地拿下了閩西,包括首府汀州。這裡的汀江航運繁忙,明清已出現了「上八百,下三千」的景象。四海商賈雲集,歐洲大廈跟南洋小攤相映成趣。毛大打了一番「土豪」,豐富了庫藏。他告訴上海:「給養已不成問題,士氣非常振發。」

紅軍沒收了一個給國民黨軍隊做軍服的工廠,第一次穿上了整齊的軍裝。迄今為止,士兵們穿什麼的都有,甚至有女人的裙裝和天主教教士的神袍。新軍裝是灰色的,跟國民黨一樣,只是多了紅帽徽、紅領章。

守城的郭鳳鳴旅長按毛的指示先被活捉,然後殺掉。屍體倒掛在一棵板栗樹上,旁邊站著毛,手指著屍體在萬人大會上講話。會後郭的屍體被抬著遊街示眾。作為與舊制度決裂的象徵,市政府被一把火夷為平地。

毛把指揮部設在一座俯瞰汀江的雕樑畫棟的樓房裡,日子過得十分愜意。不久,好日子被一名不速之客給攪亂了。來者叫劉安恭,剛從蘇聯受軍訓歸國,上海派他來當朱毛紅軍的第三把手。劉安恭發現毛擠掉了朱德,非常憤慨,說毛「抓權」,「書記專政」,「家長制」,「自成體系」,「不服從中央」,說朱德是「擁護中央派」,而毛澤東是「反對中央派」。

毛再也沒辦法對上海封鎖消息了。六月一日,他第一次向中央報告,找借口說:他離開井岡山後,「每日行軍或作戰,在一種特殊環境之下,應付這種環境感覺軍委之重疊,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但是,既然有理由,為什麼在這之前他寫的信中不向中央報告呢?毛自知理虧,想把這事遮掩過去,把這段話埋在有十四條小標題的洋洋長文的第十條中間,算是報告了,希望不引起上海的警覺。報告其他部分充滿甜言蜜語:「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種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睢江西省委三年來不曾有一個字給我們……這種情形太不好了,請中央確知江西省委千萬改正這種狀態。」「請福建省委負責在廈門設交通機關,專任前委與中央的傳達,設立機關經費,付上價值一萬元的煙土」。

但朱德起來反抗毛了。他有了劉安恭這個同盟,再加上部隊大多數人也站在他這一邊。毛不得人心。他後來自己多次說:「我很孤立,只有二十八團的林彪支持我。」據陳毅給上海的報告,很多人說毛「太獨裁,不民主,對黨實行家長制,愛發脾氣,會罵人」。對朱德也有些批評,但只是這樣一些問題:「對士兵講話時,動不動就說我們要擴大武裝,可以打到南京去住洋房。講到高興時不自覺地把褲子拉到大腿上,有流氓習氣,太不尊嚴。」

六月二十二日,朱毛紅軍的黨代表們在福建龍巖舉行大會,辯論朱毛問題,並投票選舉。會上毛澤東被選掉前委書記,由陳毅接任,朱德重獲軍事指揮權。毛曾威脅說:「若你們來武裝解散前委,我有一個班的兵力,還可以抵擋。」他的對手也早有準備:他們在會前把毛所有的跟班繳了械。

毛馬上開始打迂迴戰,要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他計劃先奪取閩西紅色根據地地方政府「特委」的領導權。這塊新開闢的根據地,是共產黨所佔土地中最富饒的,有一百二十五萬人口和一支地方部隊。毛對朱毛紅軍新領導說:既然被選掉,他不能留在紅軍裡了,希望「到地方做些事」。沒人意識到毛的動機。

毛躺在擔架上離開了紅軍總部,跟著他的有妻子賀子珍和幾名親信。其中一個後來回憶說:「我們離開部隊由龍巖出發時,把我們的馬也扣留了,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樣子。」這一小隊人直奔閩西特委所在地蛟洋。閩西根據地是朱毛紅軍打下來的,特委書記鄧子恢是個聽毛話的人,毛去之前就叫他準備召開閩西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毛的打算是利用這次大會建立新特委,用計謀把跟他前來的親信安插到關鍵職位上。毛沒有任命權,閩西特委歸福建省委領導。

到七月十日,五十多名閩西代表聚集蛟洋,會議按通知第二天開幕。但第二天沒有開幕。據會後閩西共產黨人向中央的報告:毛叫他們去「從事各項調查」,「費去一禮拜之久」。終於開幕了,毛又用這個那個理由,使「會場上耗費時間太多」,「自十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延長二十天之久」。毛在拖時間,以使代表們在「選舉新特委」這項議程前不得不離開。果然,會還在不痛不癢地開著,國民黨打來了,「大會不能繼續下去,遂在二十九日以前閉幕了」,「會無結果而閉會」。

代表們前腳剛走,毛馬上就指定了新特委,算成是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聽話的鄧子恢仍然居首,毛帶來的人,一個當特委秘書長,一個當組織科長負責幹部,一個控制地方部隊。這幾個人像毛一樣是湖南人,都不會說當地話。

當閩西共產黨人發現毛把他的人強加在他們頭上時,非常憤怒,當時就對中央說大會是「極大失敗」,第二年一有機會時又起來反抗,引起了毛澤東在閩西的一場血腥清洗。

還在開代表大會時,代表們已經表現出對毛的恐懼。給中央的報告說,會上「代表少發言。後來毛同志病了,大家爭論極烈,得了很大進步」。代表們想要他們的上級福建省委派人來給他們做主,可是,蹊蹺的是:「交通被捕,報告失落,致省委無人前來指導」。這種怪事已經不止一次發生,未來也將反覆出現:關鍵時刻,聯絡會按毛的需要莫名其妙地斷掉。

一旦抓住閩西根據地,毛便著手跟朱德搗亂。他在朱德的隊伍裡有個同謀:林彪。林彪那時二十出頭,是個孤傲不羈的人。他有三個特點吸引了毛。一是軍事才能。林彪從小喜歡軍事,後來上黃埔軍校,在軍旅生活中如魚得水。他喜歡研究軍事戰略,在戰場上屢顯鋒芒。二是他不守紀律。跟許多中共高層軍事人員不同,他沒在蘇聯受過訓,沒在嚴格的共產黨紀律裡熏陶過。部隊裡的人都知道,林手腳不乾淨,常私自留下繳獲品,像金戒指等,還染過淋病。林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自尊心極強,絕對不能忍受批評。朱德作為上級批評過他,他對朱德懷恨在心。

林上井岡山後不久,毛就開始拉攏他,說的話都是順耳舒服的,還單請林去演講。毛、林從此建立了特殊關係。幾十年中,毛小心注意不使林的自尊心受傷,讓林凌駕於紀律之上。作為交換,在毛需要時,林總是十分配合。

第一次搭檔是對付朱德。一九二九年七月底,國民黨軍隊進攻。作為軍事指揮官,朱德制定了作戰計劃,令所有部隊在八月二日集結。但時間到了,林彪卻不見蹤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閩西紅軍待在另外的地方。這兩支部隊合起來差不多佔紅軍(當時有六千多人)的半數。朱德只得率領一半的兵力反擊國民黨軍。雖然朱德沒受到太大損失,但半數紅軍不聽命令,總不是個辦法。在這種分裂的狀況下,朱德指望中央給他拿主意。(待續)

這時黨的總書記是沒什麼能力的向忠發,莫斯科任命他純粹是基於他出身「無產階級」,當過水手、碼頭工人。中共負實際責任的是周恩來,做決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這段時期代表們大都是歐洲和美國的共產黨人。直接管事的,一個是德國人叫愛斯拉(Gerhan Eisler),以後做過駐美國的情報長官。另一個是波蘭人,化名瑞爾斯基(Rylsky)。這些外國人執掌著中共的財政大權,一分一毫都由他們說了算。他們的中國同事管他們叫「毛子」,因為他們身上的毛比中國人多。於是就有「德國毛子」、「波蘭毛子」、「美國毛子」等。有個背有點兒駝的人叫「駝背毛子」。

這些「毛子」們透過周恩來發號施令。周後來以在外交舞台上風度翩翩而舉世聞名,但真正的周是個強韌決絕、無情無義的執行者。他忠實地信仰共產主義,不惜扭曲個人人格。

周最早接觸共產主義是在日本,那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不久,十九歲的他在日本留學。二十三歲時他在法國入了黨,成為狂熱的信徒,表現之一就是奉行禁慾主義。他是個美男子,女人們為他傾倒,他本人對美女也遠不是無動於衷。剛到法國時,他常常發出這樣的讚歎:「多麼漂亮的姑娘!」他給國內的朋友寫信說:「巴黎是美麗的……婦女也是動人的……」很快他有了個美貌的女朋友,他非常愛她。許多年後,在一次少見的坦率談話中,他告訴侄女:「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周需要「能一輩子從事革命」的人。「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信中確定關係的。」就這樣,二十七歲的周恩來與同樣狂熱而相貌平常的鄧穎超定下了缺乏愛情的終身。

莫斯科看中了周,給他極其重要的任務:負責創建中共軍隊。一九二四年他被派回國,在國民黨的黃埔軍校做政治部主任,秘密使命是在國民黨軍官裡埋下紅色代理人。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共後,周恩來組織了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的隊伍在南海岸被打散時,周正害瘧疾發高燒,不時處於昏迷狀態,嘴裡還在喊「衝啊!衝啊!」幾個同事把他抬上一葉扁舟,劃往香港。風浪大,小船顛簸得厲害,他們用繩子把自己綁在桅桿上,兩天一夜才靠了岸。

周從香港去了上海,負責中共的日常工作。搞地下工作,他如魚得水,跟他工作過的人稱他為「天才」,說他腦袋後邊都長著眼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開中共「六大」時,他受到斯大林接見,在會上唱主角,一個人做了三個主要報告。中共的克格勃就是他在莫斯科指導下組建的,他本人親自指揮暗殺隊。

莫斯科很有眼力。周恩來是一個難得的行政管理家、傑出的組織者,具有一絲不苟的嚴格紀律性,對莫斯科的指示奉若神明。奇怪的是,像他這麼一個能幹的人,天性裡卻似乎又有奴性,無論主子怎麼鞭笞他,他都甘心領受。在未來的歲月裡,遵毛之命,他不斷對自己口誅筆伐,無限上綱,用詞之嚴峻,使聽眾都為他難過。

其實在毛之前,周已經表現出這種性格。一九三○年他遵命做過一次詳細的自我批判,「要全黨來認識與指斥我的錯誤,我自己亦將在黨報上批評我這一有系統的嚴重錯誤。」次年,在黨的中央全會上,一個顯然看出周性格中有受虐傾向的「毛子」這樣說周:「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周坐在一旁心甘情願地聽著。

無怪乎周沒有做頭號人物的野心。他自知沒有制定綱領的才能,似乎需要有人給他發命令。這段時期曾在他手下工作的王凡西回憶周的弱點說:「在組織部的會議上,恩來的發言永遠要佔去全部時間的十分之九。周恩來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行政家,事務處理上簡直有天才,說話的才能也顯然屬於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長久,有一點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開口卻不能自休。話說得有條理,卻不能集中要點;有層次,卻諸多反覆。一些原極淺近的事理,同時聽話的對象又只限於部裡的五個幹部(有時再加上他的太太鄧穎超),他卻會像對小學生教書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釋了再解釋,把一個報告往往拖長到七八個鐘頭,使聽者倦極欲睡。」

周恩來直接處理朱毛問題。根據莫斯科駐華代表的指示,他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給朱毛紅軍發命令全力支持毛澤東,說毛「絕對不是家長制」,擅自解散中央指定的軍委也是對的:「用不著再組織軍委」 ,毛應當官復原職,劉安恭批評毛批評錯了。劉被召回上海,不久死在戰場。

毛澤東破壞黨的紀律,黨卻給他撐腰,這是什麼原因?說到底,正是毛的權力慾使斯大林對他另眼相看。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裡,以中共的區區幾千人要奪權,沒有不惜一切的炙熱的權力慾是無法成功的。

眼下斯大林也需要毛。那時正值「中東路」事件,中國政府收回了控制在蘇聯人手裡的,橫跨中國東北一千五百多公里的鐵路。這條鐵路跟它沿線的土地當時是外國在中國的最大租界。莫斯科大為惱怒,組成了一支「特別遠東軍」,一度曾入侵到東北境內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斯大林掂量著「佔領哈爾濱、成立革命政府」的可能性,要中共裡應外合,在中國內地給蔣介石政府製造麻煩。

周恩來寫給朱毛紅軍的關於毛的信,一開頭就講中東路問題,要朱毛紅軍發展游擊區域,擴大紅軍,「準備武裝保護蘇聯」。十月九日,有斯大林出席的蘇共政治局會議特別提到「毛澤東活動的地區」,稱之為發展游擊戰、幫助解決中東路問題的重要地區。斯大林沒提朱德。

莫斯科支持毛還有個原因。斯大林的頭號政敵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斯大林流放了他,但仍害怕他的影響力。托洛茨基在中國有一小群狂熱追隨者,正在爭取陳獨秀的支持。斯大林擔心陳獨秀會壯大「托派」的聲勢,擔心跟陳有老關係的毛會跟陳走。

這一系列的考慮使莫斯科決定為毛撐腰。蘇聯的媒體此時醒目地宣傳毛,《真理報》(Pravda)在「中東路」事件關鍵的幾個月裡報導毛不下四次,稱他為「領袖」——用的字眼跟用在斯大林頭上的一樣。沒有任何其他的中共領導人享此殊榮,包括黨的總書記在內。


周恩來起用毛的信遞到了朱德手裡,朱德服從了,派人把信送給毛。毛住在山清水秀的村子六家坡,一幢兩層的小樓,天井裡長著一株熱帶風情的棕櫚。他每天享用營養豐富的牛奶,一公斤牛肉燉湯,外帶一隻母雞。他形容自己是「吃的多也拉的多」。

毛收到周恩來的信,卻沒有即刻回到朱毛紅軍去。他在六家坡又待了一個多月,給朱德施加壓力。
跟毛住在一起的有賀子珍和一對忠實於他的夫婦:曾志和她的丈夫。毛跟年輕的妻子們不談政治。兩對夫妻在黃昏薄暮裡沿著水草漂漂的小溪散步閒聊,從彎彎的小橋上看農民點著火把在溪裡捉魚,有的用網撈,有的用手抓。有時他們送給毛幾條。毛愛吃魚頭,說魚頭能增強他的腦子。白天,毛常坐在窗前旁若無人地大聲念英文,充滿湖南腔,惹得朋友們發笑。念英文而不求長進,是毛放鬆心情的一種方式。

朱德和同事們著了急,「迭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但毛就是不回來。十一月底,朱德只好正式派部隊去恭迎毛,毛這才上路。

毛馬上給上海寫信。周恩來如釋重負,稱毛「來信很積極」,「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毛不失時機地向莫斯科明確表態,跟「托派」劃清界線,稱陳獨秀為「反對革命的分子」,提議「普遍地宣傳」反陳。他主持作出反對托洛茨基的決議案。部隊每天出操都要喊「武裝保衛蘇聯」。

毛留下朱德當名義上的最高軍事長官,部隊也繼續叫朱毛紅軍,既滿足了莫斯科希望團結的要求,又得以利用朱德在部隊的聲望為自己服務。朱德被壓服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經常發脾氣。俄羅斯檔案記載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對軍事指揮官們發作說,他不過是「毛手裡的玩物,沒有任何權,毛只是耍他」。莫斯科沒有伸出一根指頭管管毛。朱在毛手下就這樣幹了一輩子,直至兩人在一九七六年先後去世。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回到紅軍的消息在福建古田向全軍黨代表大會宣佈。毛怕官兵反對他,耍了個小小的花招。他知道士兵最痛恨的是槍斃逃兵。當時給上海的報告說:「每次出發差不多都要槍斃些逃兵,擺在路上示眾,但逃兵仍然無法遏止。」在古田毛澤東提議通過一項決議:「不槍斃逃兵。」這使他大得人心。誰知幾個月後古田會議的決議發表,這一條失蹤了。毛已經坐穩了位子,這條決議也就束之高閣,逃兵呢,仍然被槍斃。

毛利用提出這條決議帶來的好感,使其他決議獲得通過,掃除他與絕對權力之間的障礙。一是職業軍人的權威。朱德是職業軍人,而毛不是,於是毛批判「單純軍事觀點」,以破除這一權威。二是選舉,對毛更不利,他就是被選掉的。他譴責這為「極端民主化」,取消了選舉。

紅軍要求平等的呼聲格外高,共產黨的主要號召力就是平等。但毛喜歡舒適,生活難免不特殊。在井岡山時曾流行一句順口溜,諷刺毛不跟士兵一道挑糧上山:「朱老總挑米上坳,毛澤東在後方『打炮』。」毛髮明瞭「絕對平均主義」這頂帽子,來壓制這種聲音。自古田起,特權在中共黨內成為理所當然。

離開古田,剛滿三十六歲的毛澤東志得意滿,在馬背上哼成一首詞。「路隘林深苔滑」,是行軍的寫照。「今日向何方?」他問道。他已計劃好了答案:這就去兼併其他紅軍。(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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