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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廣東群衆大逃港,習仲勳如何處理?

70年代末廣東群衆大逃港,習仲勳如何處理?

70年代末廣東群衆大逃港,習仲勳如何處理?
http://culture.gdcct.gov.cn/history/201204/t20120418_681453.html#text
羅覺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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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工作出現問題的時候,習仲勳更多地是自己承擔責任,不委過,不遷怒。中央對廣東外逃之風關注後,他不向下推卸責任,而是多次在各種場合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

  習仲勳是老一輩革命家,他主政廣東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時間雖然不長,卻正處在歷史大轉折時期。在這樣的歷史關頭,可以說大事、難事、突發事件不斷,如何處理好這些問題,順應和引領歷史潮流,是對高級領導幹部能否稱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種考驗。最近出版的《習仲勳主政廣東》一書,披露了一些習仲勳同志處理突發事件的案例。在習仲勳主政廣東期間,他帶領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基本完成了撥亂反正的任務;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賦予廣東特殊政策,允許試辦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顯著成績。 
  “只要能把生産搞上去,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麽主義”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廣東發生了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事態之猛烈、之嚴重,是現在的人難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數高達12萬人,逃出的近3萬人。1978年-1979年,全國上下一派經濟復蘇,出現了由亂轉治的早春氣象,而廣東卻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關注。這對主政廣東不久的習仲勳來說,是一個重大考驗。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風初起時,習仲勳就輕車簡從,到問題嚴重的寶安考察。他下車伊始,不是先聽各級負責人彙報,而是讓他們陪同到處看看,瞭解實情。就是在這次考察中,在獨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心裏感到很難受,就對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說:解放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正是這種強烈而鮮明的感性認識,讓習仲勳對問題的根源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群衆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衆生活水平。當前主要問題是舊框框多,許多本來正確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他對方苞關於搞小額貿易、過境耕作的請示當場拍板:“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産搞上去,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麽主義。”可以說,這次考察對習仲勳觸動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強烈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的緊迫性。這種觸動對於他後來把握大局、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珠三角地區反偷渡工作會議上,一些部隊同志認爲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會主義制度不一致,有對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則認爲外逃主要是由於經濟原因。認識的分歧必然影響到行動的統一。在討論中,習仲勳認爲:“主要原因是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會把大批農民推到對立面去,這是不對的,要教育,要怪我們沒有教育好農民,要怪我們沒有制定好的政策維護他們的利益。”習仲勳的講話緊緊扣住中央意見的精神,旗幟鮮明又平和講理,讓有不同意見的人容易接受。會議很好地起到了統一思想的作用。正是因爲習仲勳對下深入調查研究,情況摸得清,看得准;對上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意見精神,才做到了在紛繁複雜的情況面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認識。 

  重大突發性事件往往新發問題多,臨時變化快,光有正確的應對方向和方針還不夠,需要領導幹部在執行組織決定的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有效的具體措施,保證正確方針的貫徹落實。同時,在執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難,深入一線,隨時掌握新情況、新動向,保證應對及時得當。習仲勳作爲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這方面做出了榜樣。11月份,全省下降到只有近百人偷渡。
 
  “偷渡外逃”事件“責任要由省委來負” 

  隨著大量偷渡外逃人員被堵截抓獲,對他們的處置工作凸顯出來。大批群衆偷渡外逃,給收容遣送工作帶來很大困難。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超過10萬,比上年全年總數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滿爲患,也引發了很多問題。一方面,收容站對偷渡人員缺少宣傳教育工作,只是簡單地收容、遣送,期間還有毆打、搜身、罰款的行爲,遣送回鄉後,還有各種處罰、批鬥;另一方面,收容站條件差,有時一些被收容人員沒有飯吃,飲用水供應不足,受傷人員不能及時醫治。遣送途中經常發生偷渡人員逃跑、群衆搶人乃至搶奪押運人員武器的惡性事件。押運人員也曾採用手銬和繩捆的辦法,造成不好的影響。習仲勳比較早地察覺出這方面的問題。1978年夏考察寶安,他就提出了“人抓了放在哪里”的問題。在臨時收容站,他親自做偷渡人員的思想工作。1979年夏,國家民政部副部長劉景范在視察深圳時,又向他提出了收容站條件惡劣,處理不當的問題,更加引起了他的重視。習仲勳得到情況反映後,立即召開省委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他嚴肅批評說: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他還說:要加強收容站對偷渡者的宣傳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連幾句開導的話都不說。外逃者多的縣,應派人來收容站接人,並負責教育。但是,不要歧視、虐待外逃者。 

  在工作出現問題的時候,習仲勳更多地是自己承擔責任,不委過,不遷怒。中央對廣東外逃之風關注後,他不向下推卸責任,而是多次在各種場合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他說:“責任要由省委來負,對下面支援、撐腰不夠。”“我們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對下面的同志有什麽批評,這個責任省委完全承擔了。”遇到不利局面,作爲領導能體察實情,勇於自省,解脫下面的幹部。這既是習仲勳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領導藝術的體現。 

  平反“李一哲”案件 

  在突發事件中,有些涉及思想問題,更要求領導幹部不能簡單化,而要深入細緻地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習仲勳在平反“李一哲”案件的過程中,以上特點展現得很突出。 

  1974年11月,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廣州鬧市區張貼大字報,抨擊當時不完善的民主與法制,矛頭直指林彪集團大搞封建法西斯專政的罪行,還不點名地指出江青一夥搞極左活動。大字報貼出之後,廣州爲之震動,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應和爭論。 

  習仲勳一到廣東就親自抓這個問題。1978年底,經省委決定,對“李一哲”案件應予平反,並於1979年2月召開大會公開平反。此前,作爲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勳曾四次接見李正天等人,誠懇耐心地做他們的工作;對召開平反大會的有關問題,也聽取他們的意見。其中2月1日這天足足談了三個多小時,習仲勳講話語重心長,主動承擔上屆省委的責任,令在場的人爲之感動。 

  沒想到在公開平反之後,波瀾再起。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義,在廣州街頭貼出《啓事》,決定將舉行理論討論會,還給香港《爭鳴》雜誌寄去了《啓事》,要求刊登,歡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會。3月16日,他們致信習仲勳表示希望能夠得到省委的支援。習仲勳等馬上約見了李正天等人。習仲勳嚴肅批評他們這種做法將會影響到安定團結。習仲勳懇切地指出:4月15日是春交會,成千上萬外賓都來了,你們把廣州市搞亂了,我怎麽向黨中央交代?你們這麽一搞,如果複退軍人、下鄉知青等都提出要這麽搞,我們答應不答應?你們不受管,也不打個招呼,弄亂了。難道這叫民主?這叫無政府、無紀律!經習仲勳做工作,他們接受省委的意見,取消了這次討論會。“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後後屢生波折,習仲勳多次親自做工作,有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有時懇切批評,指出利害,終於妥善處理了這一問題。 

  真理標準討論中,習仲勳先行表態 

  在一些重大突發事件面前,有的領導幹部瞻前顧後,有的則捂蓋子、抹泥巴。這些行爲的背後往往是因爲想的更多的是個人得失而不是群衆利益。習仲勳在重大關頭胸懷全局、立場堅定,這在"真理標準討論"過程中表現得尤爲突出。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刊登後,一石激起千層浪,逐步形成全國性的大討論。習仲勳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的交鋒中,態度鮮明。從6月開始,他領導全省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6月30日,他在總結講話中強調:“離開實踐,理論一文不值。馬列讀得多,但不同實踐結合,那有什麽用處呢?”在廣東省的黨政領導人之中,習仲勳是最先公開表示支援和贊成實踐標準觀點的。在全國,習仲勳也是最早鮮明表達自己觀點,大力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省級負責人之一。 

  1979年3月,習仲勳曾經談到:那一段大家心有餘悸,我也心有餘悸。人家早給你透過風,那些漏風也是從北京方面來的,你現在又來一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北京有同志見到了我,說我對真理標準問題表態早了,你不表態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態度,你表了態大家就知道了這個底。習仲勳的話,說明1978年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複雜性。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交鋒勝負未分之時,如果表態不當,將有可能影響到自己的政治命運。儘管當時習仲勳剛複出不久,地位未穩,心有餘悸,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他很早就作了表態,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胸懷全局、以人民利益爲重的高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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