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最後「公開」線上談話 提醒中共統戰滲透台灣 讚香港學生看清中共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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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泰斗、中大前副校長兼新亞書院院長及台灣中央研院院士余英時8月1日辭世,享年91歲,他被譽為繼胡適之後,華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在2019年11月台灣最後一場「公開」線上談話,他不斷提醒台灣,中共時時在算計,處理完香港的下一步就是台灣,並指「
中共最厲害的就是無所不在的統戰滲透」,台灣雖然已可直選總統,但只有民主形式,相較之下,香港有很高的人文修養,才在「逃犯修訂條例」中看清中共背後意涵。
余英時應邀在台灣政治大學一場2019年講座發表錄影談話,提醒台灣小心中共統戰滲透台灣。取自政大臉書
余英時自2014年返台領取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後,即未曾再到台灣;台灣政治大學為舉行「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特別播放前往美國錄製他的談話,以「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為題發表看法,並在2019年11月22日舉辦線上「錄影談話」。
余英時享有崇高學術地位,他終身反共,對台灣、香港及中國民主與人權運動更經常撰文支持;他在此場談話中,即從五四學生運動的最主要口號「我們要科學」及「我們要民主」談起,並論及目前台灣、香港及中國現況,提醒要認清中共背後的意圖;此場談話共歷時約1個小時,眾新聞為您摘錄其部分重要內容。
余英時說,五四學生運動有兩個最主要的口號,一個是「我們要科學」,另一個是「我們要民主」,知識人都以此為目標,但這是一個艱難過程,因為民主需要進行很大的結構調整,非常不容易;直到1949年,國民黨領導的政權在中國失敗,被趕到台灣來,民主與科學仍然是當時知識界最嚮往的東西。
他舉例,1949年《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灣創辦,發行人是胡適,執行社長是雷震,寫作的人包括台大教授殷海光等學者,這就是五四運動在台灣展開的第二次運動;這個過程,自1949年到1996年台灣舉行民主選舉,每人一票直選總統,才完成了民主的程序。
但到了這階段,台灣雖有民主程序,卻還不到完美的境界;余英時認為,到了20世紀末期、21世紀開始,台灣已初步完成五四的兩個理想:「科學」與「民主」,他說,台灣的「科學」在20世紀末期已經與世界接軌,「民主」則因總統直選而成立,成為自由民主的社會。
但是,這階段結束後,馬上要開始新的時代,他提出新的問題,也就是說,民主與科學在台灣實踐後,民主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精神支持?民主不能沒有精神價值,這個精神價值是什麼?他認為,民主需要一種「人文」的支持,所以,他要將新時代追求的目標,改為「人文」與「民主」。
余英時解釋,
所謂「人文」,指的不是一般狹隘的人文學科,如哲學、文學、史學或社會科學等定義,他指的是一種「文化」,民主背後不能沒有文化,這是一種人文的文化,以中國傳統儒家說法來說,可稱為「人文主義」(humanlism),西方社會也認同這一點,西方民主背後的文化,即自希臘文化以來發展的自由、人權文化等概念,沒有此背後的文化,民主無法成長得起來。
余英時為台灣的民主發展下了定義,即台灣的民主在形式上已完成程序,可是在運作上,還沒有到十全十美的階段。在此情況下,台灣還需要民主的「文化」,與民主「形式」同時並行,互相刺激,前者是精神價值,後者則是實際運作,兩者缺一不可。
余說,這是多年以來,由西方社會發展得到的看法;在五0年代,他讀杜威的書提到「民主文化」,即定義為一種民主「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民主不光是制度問題,也不是每個人投一票,一切靠開會解決問題等,這都是次要的形式,重要的是精神,也就是民主的「文化」,而五四時代強調的「科學」亦已包含在其中。
他認為,人文與民主是台灣特別要強調的結合,不能光談民主,或一人一票的選舉,要談新的文化,如何支持自由、人權;例如西方學者談正義,大家都能接受,但為何大家都能接受,就是背後有一個自希臘文化以來的「正義(Justice)發展文化,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人權概念;19世紀末期,人權觀念也傳到中國,直到今天,除了共產黨的極權體制以外,世界上各民族、傳統、國家都可接受「人權」這項普世價值。
知道「人文」的重要性,就引出更深的問題,就是人文文化如何幫助民主發展?余英時認為,這涉及到「人」的問題,民主不能沒有人領導,總有人要做總統、行政院長,在各崗位上發揮作用,領袖不是最偉大的人,只是必要的「知識菁英」(Elite),這是所有社會都不能缺少的;而且,既然離不開有領導的人,這個領導者必須有很高的人文修養,亦即包括社會、人文科學在內一切基本常識與理解,缺乏者自然不能擔當領袖之責。
余英時說,主持政治、領導社會的人要以身作則,光空談概念是沒有用的;西方社會過去認為「法」很重要,人不重要,但中國剛好相反,中國反而重人不重法;不過,中國也不是不重法,因為「人」若不能執行「法」、以身作則實踐,還是沒有用。也就是說,民主背後需要有精神動力,稱之為新的人文,其重要性在此。
余英時提醒,「人文修養」是社會進步的關鍵,台灣當今面臨很大的危機,大家都看得到,隔海的中共政權隨時準備拿下台灣,其方式不是完全靠武力,而是各方面的運作;
共產黨最厲害的,就是它的統戰,無所不在,如果沒有相當的人文修養,根本看不出統戰的手法,也不懂統戰的用意所在。
例如:胡適一生能夠不受共產黨任何影響,主要靠他自己的人文修養,使他得以看出共產黨背後的一舉一動,這也涉及判斷的問題;所以,今天台灣在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領導人物,必須要有洞察中共意圖的「人文修養」,這一點特別重要。
他舉最近(2019年)香港事件為例,香港學生從中學生到大學生,是最強烈反抗共產主義的一群,反對共產黨將香港收回己有,這也受到台灣學生的支持;但在台灣學生支持之餘,也不見得所有台灣人都支持香港,這就涉及判斷的問題,即對於共產黨有不同想法,雖每個人必然有不同想法,但這想法背後應該根據深厚的人文修養、人文知識,若缺乏這些,台灣想要應付共產黨將愈來愈困難。
他語重心長地提醒,現在已可看到,台灣島內有許多不同意見,但對共產黨影響民主生活方式這一點,大家卻不太在意,現在大家主要在意的還是「錢」的問題,因為大陸有錢,所以大陸的錢發揮作用,遠在它的權力之上;但這一點不只台灣,全世界都受影響。
他舉《紐約時報》報導為例,許多支持少數民族、爭取獨立自由人士,今天都不說話了,各國擔心批評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大規模、上百萬人迫害,各國政府例如法國、英國也不鼓勵,保持緘默,沒有人肯說一句話,原因就在於他們把民主人權拋到一邊,最怕中國共產黨不跟你做生意,不來錢了,一切都沒有了,這就是很大的危機。
余英時覺得,與台灣不同之處,即香港學生表現的,就是香港本身有一種人文傳統;他在香港住過8、9年,香港從1840年就歸為英國殖民地,英國在香港沒有建立任何民主制度,連政治學都不准教,但香港有一種實實在在的東西,就是自由;他從大陸到香港,感到最驚奇的,就是各種各樣言論都有報紙、雜誌,原因就是自由方面不限制,雖然身為殖民地的人民,但自由是存在的。
余英時說,在教育上,從中學到大學,1949年以後,學者逃到台灣,留在香港也辦了很多大學、學院,留下很多人文傳統,在香港校園中起了很大作用,這就是今天香港學生能夠完全不受中共意識形態影響,尤其能夠抵抗共產黨民族主義號召。
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共產黨最大武器,民主、人權一碰到民族主義,就被消滅了,在講民主、人權之前,要先把中國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為了這個目標,可以付出所有代價,但這點在香港卻發揮不了作用,雖然還是有特權階級跟隨,但這些人絕對不會是多數。
所以,香港這個七百萬人的城市,反對送中條例修訂,可以有高達二百萬人走上街頭,表示對中國不放心、不信任,這就是自由文化發生的作用。
余英時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台灣在國民黨很長的統治期間,進行思想控制,這種控制影響了某些人對於自由、民主、文化的嚮往,雖然有人不斷爭取,還是比較少數;多數人在政權允許下發表議論,若言論過了頭,像當年雷震的《自由中國》後來也被封了。
如果只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卻沒有足夠的背景文化,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他認為可以武斷地說,若沒有文化在背後支持,民主會變質、中斷,變成其他東西。他說,這不是信口開河,舉蘇聯為例,1992年蘇聯崩潰時,蘇聯青年非常高興,因為終於看到公民社會要在俄國出現,極權國家將變身為民主國家。
當時俄國領袖主張民主,跟美國總統也有交往,走的是民主、經濟改革的美國路,當時看來,蘇聯崩潰以後,一度要走上民主制度了;可是,不久,普丁上台,他是舊蘇聯時期特務系統重要人物,也是極權制度下產生的人物,他的目標並非建立民主,而是建立獨裁俄國;經歷10幾年的演變,今天俄國雖然舉行選舉,政府卻能以各種方式控制被選上的人,確保都是支持普丁;最近看到俄國人民因生活不好,又開始上街抗議,所以,
民主沒有文化支持,就會發生問題。
他也舉葉門及土耳其為例,證明民主背後若沒有文化,很難發展,或就算發展了,也很容易被逆轉,從反面即可看出人文與民主的關係。所以土耳其雖很早就發展民主,現在卻是世界著名的專制國家,縱使遭受中國迫害的新疆維吾爾族迫害中,有不少土耳其人,但土耳其總統對於中國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公開抗議的話;若同樣情況發生在英國、法國,抗議聲音會大得不得了。所以,民主背後沒有文化,很難發展,就算發展了,也容易被逆轉,這就是從反面看出
人文與民主的關係。
余英時最後也談到中國現況,他說,不談台灣與中國是否統一,台灣與中國關係密切,都是屬於廣義的中國人,也是相同語言,同樣文字,但是完全不同制度;他提醒,也因此,台灣人若缺乏對於大陸平穩、公平的判斷,往往會誤讀其中意義,這就是共產黨現況,也是台灣危機所在。
余英時說,共產黨自毛澤東死了之後,內部也產生大變化,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一度誘惑人,外界都認為將走上民主之路,所以改革開放在八0年代,尤其是知識青年非常興奮,認為民主指日可待,直到1989年6月4日發生天安門大屠殺,共產黨真面目才顯現了。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為了糾正毛澤東片面的錯誤,毛認為政治就是一切,權力大於金錢,所以他完全靠權力,把共產黨引導到文化大革命,進行文化大破壞,人們連生存能力都沒有了;到了1975、76年,中國連農民耕田都成問題,餓死的人相當多,這也讓鄧小平體認到,共產黨可以專政,但不能讓老百姓不能生活,這就是他改革開放的原因;改善經濟,從經濟方面著手,使中國走向另一個階段,也就是所謂改革開放,但僅限經濟性活動,政治性領域一點都沒有開放。
余英時說,看到趙紫陽的回憶與文件,也讀過許多胡耀邦的說法,他們都想走向民主開放的路,最後趙紫陽卻無法見容於共產黨中央,因為違反鄧小平最根本想法:
權力永遠不能脫離共產黨,經濟發展只能開放給地方,但權力還是由共產黨抓住。
他說,八0年代很多西方人、包括台灣、香港不少人士都認為,中國將出現市場經濟,即以私人企業為主,國家企業體制也慢慢改變中;由於毛澤東時代的國營企業經營非常不得法,開始倒閉,更產生國有企業要被私有企業取代的印象。
但江澤民接替鄧小平上台後,想放棄經濟改革,引起鄧小平不滿意,在1992年南巡講話稱,企業發展不能停止,但要在黨的控制;直到今天為止,中國私人企業成功的非常少,就算成功也被清算、捕押坐牢了,像是最近的馬雲,也知難而退。
所以,
共產黨的經濟改革開放,不是像西方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它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黨為主題,是政黨資本主義(Party Capitalism),以黨為主體的資本主義,所以不能容許私人企業有過度發展,少數私人企業雖然有發展,但都跟黨有親戚關係才有機會,這就是共產黨目前的策略,想跟它在自由市場上打交道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私人企業,也必須在黨的控制下,在此背景下,會給人經濟上放鬆的錯覺,以前毛澤東時代連玩都不能玩,現在吃喝玩樂都沒問題,從外面來看,最要小心的,就是看起來目前私人企業的發展自由自在,好像沒人管,事實上,管你無所不在。
余英時說,例如在大學,所有教員在大學上課,都有特定學生紀錄,還有報告,換句話說,一言一動都在黨的控制之下;又例如今天大陸的報紙,若中央不准你登一則消息,沒有任何報紙可以刊登。他遇到許多來訪的學者,都說不能忍受,但還是得忍受,一點辦法也沒有。
外界誤以為,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要吃喝嫖賭都可以做,但這是有害的觀念,在台灣也有不少人接受,以為共產黨與以前不一樣了,不再是過去的共產黨,實際看,這種共產黨制度是更可怕的。
余英時說,中國做的事情就是滲透,在台灣都看見了,現在台灣還有人用中國的年號、名詞談問題,從前專講自由民主的《中國時報》已經變成《人民日報》的台灣版了,這樣的情況在台灣都能發生,這是台灣人民修養還有很大的一段缺憾,若不能補起來,就不能對抗共產黨無所不入、想將台灣奪回的政治意圖。
他說,現在很多人討論,好像變成中國一部分也不必有強烈反對的傾向;他擔憂,台灣對於共產黨的認識,還是需要加強,其方式就是在文化各方面包括政治學、經濟學、哲學與史學等領域,要有起碼修養,不必成為專家,但要有起碼的知識,才能面對台灣面對中國發生的問題做出判斷。
他也說,中國會不會改變,會不會崩潰?現在不知道,但這個可能性非常高,今年(指發表談話當年的2019)中共是70年。他回憶,1949年時,他不認同共產黨,所以沒有參加上百萬人的天安門集會,當時最荒唐的,就是參加的人找不到地方小便;這也可看出,當時只是匆忙地成立共和國,根本沒有章法,準備讓足夠的人上茅房。
共產黨目前是最強大的時候,這也可看出,當初台灣人對於大陸判斷是相當不準確的,沒有料想到中共經濟發展後,對台灣有什麼威脅,因為台灣已變成可利用的地方,這就是認識與判斷的問題。他說,希望把這問題提出來,大家想一想,怎樣才能夠認識這個世界、認識中共,這問題不簡單,也不能誇張解讀,中共並沒有消失,它比從前更強大,野心也非常大。
對於中國是否對台灣動武,余英時認為,中共展現地態度,就是隨時可以拿下台灣,但它若貿然動武,後果非常大,但也不能因此認為台灣很安全,中共不敢打,這又是非常錯誤的想法,所以不能不考慮共產黨日夜算計,怎麼把台灣收歸己有,收歸大陸。
同樣的判斷,
發生在香港逃犯修例,香港人很快就發現這個危險性,也因為香港人有警覺,才讓林鄭承認錯誤,但不能承認是北京的錯誤;由此可看出中共時時在算計,想要收回一切屬於它的領土,
香港下一步就是台灣,台灣方面就是從內部進攻;他提醒,這也是台灣學者、思想家、觀察家應該深思的問題,所以,台灣應有的人文教養非常廣泛,應該比其他國家人民要求還要高,他非常希望台灣人文跟民主制度可以配合起來,慢慢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