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相片可能引起不安. Jun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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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鮑兩家兒女受株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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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口述痛史（一）：說我是黑手　鄧小平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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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終發生　全世界震驚－
鄧：快刀斬亂麻化解形勢
學生抗議的初期，事件都是與悼念（前總書記）胡耀邦有關。耀邦在 1989年 4月 15日逝世。宣佈廣播後，部份大學生自發悼念，不久上街活動，參加者數目越來越多。悼念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第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要讓他們復課；第二，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管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尋求不同意見。第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參與打、砸、搶、燒、衝五種行為的人應依法懲處。
當時（國務院總理）李鵬和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接納我的建議。我之後聽到李鵬向鄧小平報告這三點，他也表示同意。那時政治局常委沒有不同意見，至少沒有公開提，只是李鵬 4月 19日突然打電話來說：「學生想衝入新華門了，為甚麼沒有對應行動？」
我在 4月 19日見鄧小平，討論訪問朝鮮的事，跟他談到學生示威，我對他提出處理局勢的意見。當時鄧小平表示支持我，但之後情況奇怪地轉變。
在我離開北京後（ 4月 23日）的第二晚，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大力報告學生示威情況嚴重，他們沒有理會學生示威已降溫的事實，他們譴責少數學生的極端意見，特別是針對鄧小平的話。他們將示威說成是反黨和針對鄧小平個人。

4． 26社論跟人民意願矛盾
4月 25日，李鵬和（國家主席）楊尚昆向鄧小平報告政治局常委會議，鄧小平一直傾向強硬處理學生示威，因為他認為示威妨害穩定。聽了他們報告後，鄧小平立即同意將學生示威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提出盡快化解形勢，要「快刀斬亂麻」。
鄧小平的討論原本是內部事務，李鵬卻決定將他的講話內容發放給各級黨幹部，並 4月 26日《人民日報》社論（又稱 4． 26社論）引述他們的說法。 4． 26社論令對立升級，學生上街人數大增，也令各個政府部門、組織和其他政黨不滿。
我 4月 30日從朝鮮回來後，從各方面搜集資料，評估形勢後，我更強烈相信學生示威得到社會各界廣泛同情， 4.26社論和中央委員會處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願矛盾。我也覺得如果學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化解，透過對話和淡化矛盾化解，這可能會推動中國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鄧小平本人，他拒絕放寬他的立場的話，我就無法改變強硬派的態度，他們不改變立場，政治局常委會就難執行淡化矛盾和開放對話的原則。

鄧一錘定音派軍隊進京
我在 5月 4日對亞洲開發銀行代表團的講話，表達了需要以冷靜、合理、克制、有秩序、根據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去化解問題。不過李鵬集團的人主動嘗試去阻止、拖延、甚至搞破壞， 5.4講話提出對話和淡化矛盾的原則，無法落實。學生對跟政府對話不再抱任何幻想，發起大型遊行和絕食。
在 5月 17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鄧小平一錘定音。他說：「形勢發展證實 4.26社論的判斷是正確的。學生遊行無法消退是黨內部的問題，那就是趙紫陽的 5.4講話。現在要避免局勢失控，已無路可退，決定就是軍隊開進北京戒嚴。」
那時我非常不開心，我對自己說無論如何，我拒絕成為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回家後我情緒激動，就叫鮑彤草擬辭職信，準備交給政治局常委會，聽了楊尚昆勸喻後收回。
5月 19日凌晨我去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李鵬反對，想阻止。我認為這麼多學生絕食長達 7日，中央委員會沒有一個領導人去探望，說不過去。我只是想勸學生停止絕食，對他們說他們仍年輕，要珍惜生命。不過學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後受到嚴厲批評，也開始發現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外。

我在院子乘凉聽到密集槍聲
『 6月 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裏乘凉，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發生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份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甚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那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甚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從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甚麼材料？道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甚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是要反對、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甚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裏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有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該很清楚了。』
政治局 6月 19日至 21日召開擴大會議。李鵬的報告為會議定調，指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錯誤。他建議除去我的黨總書記、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職務。他們要求我寫自我批評書，我不肯，在會議最後要求發言，說出我準備好的辯護講話。我早有心理準備，我寧願下台，都不跟從他們的看法。


－國家軟禁我是蔑視法律－
趙紫陽的孤獨抗爭

在當局快要宣佈結束對我的調查之際，他們立即訂下六大規條限制我的行動自由，但當局在執行六大規條時，從沒給我任何文件或口頭通知我，可能是感到內疚，或者擔心這些證據會被外國媒體取得，成為國際傳媒焦點，再出口轉內銷。
他們指示安全部或我家的下屬執行規條，由於他們不能對我說，每當我問到他們時，他們總是編造藉口應酬我，往往令我跟他們起衝突。最後，我發現這些規條，我不再怪他們，他們只是奉了上頭命令行事。
我覺得他們應該早點對我說那些規條：甚麼是准的，甚麼是不准的，我自會明白。譬如，調查結束後，我曾要求到廣東避寒，因為我氣管有事，他們說港督彭定康正在擴大民主選舉，廣東形勢複雜，我不方便去。
我認為這很荒謬，彭定康所搞的屬外交事務，關廣東甚麼事？他們堅持說，廣東是去不得，廣西、雲南、貴州卻可以去。我決定去廣西，但只局限南寧市，抵埗後我更發現我去那兒都遭到阻撓。
返回北京，我說我想去一個老黨員常到的俱樂部打桌球，他們最初拒絕，但最終放行，去到時發現俱樂部空無一人，原來他們把俱樂部清了場，怕我碰見老朋友。
當局關注我外出的「影響」只是推搪的藉口，目的要不讓我再公開露面，讓人民漸漸淡忘我，所謂「擔心影響」只是擔心我的影響力仍在，就算是我的名字也足以引發社會不安。
我曾去信江澤民要求解釋六大規條，結果當然是沒有回覆。當局在處理我的問題都經常顯得很緊張不安。當局說我可以在家中見客，條件是客人不能是記者和外國人，但實際上是從來都不准訪客探我。
1995年秋天，陳雲逝世，我想親身去慰問他的遺屬，卻被禁止，說「不方便」，我以為陳雲的家屬拒絕，後來發現原來他們是願意見我的。
當鄧小平在 1997年逝世時，我身在杭州，聽到消息我很悲傷，我致電當局要求即時返回北京出席悼念儀式，中委會的回應卻是沒有送別鄧小平的儀式，叫我不用回北京。
1997年 5月，當彭真逝世，我向他的家人說我想上門探望，但保安局卻說彭的家人未佈置好靈堂，叫我在「顧全大局」情況下，最好不要去了。我對此非常憤怒，為何不准我悼念老同志之死？他們有甚麼好怕呢？
1997年 9月 12日，我去信第 15大，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事件，指事件雖然過了多年，但人民是不會忘記，最好盡快重新評價。我沒有公開這封信，但海外傳媒卻知道了。當局十分不滿，指我不服從黨紀，之後一名老同志逝世，他們乾脆不准我出席喪禮作為懲罰。
我多番去信當局，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卻杳無音訊，我決定去信常委會所有成員，提出軟禁我是違法。當局後來解釋，從來沒有「軟禁」我，又說我是自作自受，暗示我把致黨大會的信外洩。
之後，江澤民訪美前，中南海派來的醫生忽然對我說，我整天留在家對身體無益，說要上報。為何連醫生也關注我的自由？我想起了，江澤民考慮到訪美時必被問到我的情況，故先造成我可以自由活動的事實，好讓他有所交代。想到這點，我沒有理會醫生的提議， 1997年的冬天我沒有外出，整個冬天都留在北京。

拒當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1989年中共第 13屆四中全會召開，免去我所有職務，決定對我進行調查，對我的處置是「史無前例」的，而黨在未有調查結果前重罰我，也是對我的「特別待遇」。
四中全會決定成立特別調查小組，正式調查我。調查歷時三年零四個月，調查組集中調查我是否直接或間接操控六四民運，也想知道為甚麼我的政策和立場，跟中共元老鄧小平的對着幹。
小組認定我有「不可告人的動機」與「個人野心」，引用所謂證據加上個人臆測，斷定我搞新權威主義。他們說， 1988年起國內外已出現一場「倒鄧擁趙」運動，又指我是令中國恢復資本主義的理想人選。
我對指控一一以口頭和書面方式回覆王任重（時任趙紫陽專案組組長）。我說，其實當時有關我地位不穩的謠言，比「倒鄧」傳聞更厲害，但我說六四事件發生前，鄧小平多次表示支持我，即 1989年初李鵬和姚依林（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都批評我經濟搞不好，鄧一樣站在我的一邊，反叫他們要支持我。
我向王任重解釋，拒絕接受鄧小平對學運的回應，是因為同鄧在學運性質和鎮壓後果上有不同意見。我說：「我認為我要對歷史負責。我拒絕當一個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外出打高球江澤民憂心
這段被調查時間，我的行動自由一直被剝奪，我指出軟禁我是蔑視法律， 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澤民（時任中共總書記）、李鵬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終止調查和軟禁，恢復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們沒有回應我。
1990年 10月亞運會舉行前，我決定出去打高爾夫球，安全部門聽到消息後，要求我的秘書阻止我出去，我說他們沒有法律理據阻我出去。他們叫司機不要送我，我說那我就乘公車去吧。最後安全部門讓我外出，卻由公安車護送。
外國媒體知道了我打高爾夫的消息後大肆報道，江澤民和李鵬憂心忡忡，責怪安全部門批准我外出。之後，當局口頭通知我，在調查期間我不准外出。政治局委員喬石後來對我說，要我顧全大局，說我的情況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損害穩定的事。
1990年 6月 21日，王任重把調查報告草稿交給我，列出 30項證明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事實與證據」。

編者按：
文章摘譯自《 PRISONER OF THE STATE》，『』內字為《國家囚徒》中文版原文，分題為編者所加


六四數名死難者屍體與破爛的單車混在一起。美聯社


數千北京高校學生在 1989年 5月 22日哀悼逝世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並持標語等抗議。美聯社


一名學生圖阻止解放軍坦克車進行清場行動。美聯社


趙紫陽與妻子梁伯琪 1993年在北京家中合照。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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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口述痛史（二）：他們都整我　要我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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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中傷我以權謀私－
改革不能避免物價
第 13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國內外備受好評，也令全國人民充滿希望。 1987年的經濟比往年為佳，國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有迹象顯示會繼續平穩發展。假如我們依照過去幾年成功經驗，繼續有關措施和政策， 1988年會持續改善。可惜事情並非這樣。取而代之的是，好的變成壞的，到最後情況相當糟。
物價飆升是 1988年的逼切問題，這是改革過程中不能避免的。 1988年首季物價續升，特別是食品價格，原因是前幾年農產品產量一般。我們的方法也有問題，因為我們沒按市場守則。穀物價格提升了，但肉類和蛋類沒升，導致短缺。我們考慮幾年內提升物價至正確水平，同時提高工資，但事後看來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雖然雙重定價制度製造了許多磨擦和貪污的機會，但亦為經濟帶來活力。我們明白價格改革至關重要。但由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必須循序漸進。 8月份，我們在北戴河討論價格改革，立即有報章報道會有加價。我們忽略了儲蓄的問題。這本是常識，但我們當時欠缺經驗。民眾開始恐慌，湧到銀行提款和搶購貨品，引致短缺，令經濟情況看來似乎變壞。但事實並非如此，主要問題是心理因素。另一問題是對價格改革的不當報道。後來，當存儲價值保證措施推出後，存款就回升了，情況迅速穩定下來。這證明經濟並沒重大問題。

提五年整物價工資

擠提和搶購潮引致全國恐慌如浪潮湧至，各個主要城市都很緊張，黨內外批評聲音增加。這令我們高估了經濟問題嚴重性，以為通脹率飆升。 1988年我們決定將重點從改革改為「調整及重組」，想穩定民眾，但效果極之負面。李鵬和姚依林等人一直對改革有疑慮，「調整及重組」口號一出，他們立即收緊各方面的控制。幾個月後，經濟放緩，這一輪收縮終於持續兩三年。到 1992年鄧小平南下，批評「調整及重組」，經濟立見起色，這亦證明之前經濟情況並非真正嚴峻。這段時期有兩個重要課題需重新考量：一是在雙重價格制度下，改革必須循序漸進；事後回想，一切同時進行的基本方針都錯了。二是在擠提和搶購潮後，高估了經濟嚴峻情況。改變方向並不當，應是加深改革以穩定情況。問題是我們對價格改革的想法。我們試圖強行突破，以為市場轉型隨後會完成。此外，價格改革的時機和公佈都錯了。設計、討論和落實價格改革的整個過程間，有些傳媒報道鄧小平的說話，另一些報道我的評語。這令焦點放在這問題。報道都說改革容易的部份完了，現在要搞定價格，這些都令人民恐慌。終於令反對改革的人有機會造成持續幾年的經濟滑落。

經改恐國企虧損
我在 1988年 5月 1日提報告，提出應在五年內調整物價和工資水平。國務院草擬了詳細計劃，交回政治局審議。鄧小平一直支持價格改革。他曾公開說需要突破，我們要克服困難，又說問題不是太急進，而是躊躇。我知道他擔心國有企業虧損和希望減少國家津貼。當然，若我們指出一些政策太難實行，他不會勉強。所以 1988年試圖進行價格改革，責任不在他，完全在我。到最後，我提出押後改革，這也得到鄧的同意。
我們原本在 1988年計劃了重大的改革和開放。 87年底提出了海南經濟特區，擬出企業法；我提出讓大型和中型國企採取自由管理，自負盈虧； 87年冬，也是沿海發展策略提出的時候，我提議將廣東省作為改革政策試驗場。
假如這一些都順利展開，就會有進一步改革和開放。可惜，因為價格改革失誤，整個改革都受挫。現在回想，我仍非常惋惜。
李鵬和姚依林利用「調整和重組」的機會，恢復老法子，把改革完全推翻，他們發出許多規例指令，收回下放的權力。權力集中在國務院幾個人和中央委員會幾個部門手上。結果經濟迅速下滑。要不是有一些非國有的家庭生意和合資企業，全國經濟可能會陷入極大困難。
走向「調整和重組」政策後，人們相信我在經濟事務方面勢力減弱，我提的政策都沒獲得採用。一些高級同志認為我不再是總理，應專心黨務，國務院對我的工作處處阻撓。連香港報章也我已無實權，不再負責經濟事務；有謠言說我將丟掉總書記的職位。「調整和重組」也令人以為經濟改革遇上嚴重問題。
一些高級同志要求政治局常委會──意思是說我──負起責任承認過錯。這期間我從許多渠道聽到有一群元老寫信給鄧小平，說我不夠資格，應下台。這期間鄧曾多次說「中央領導層架構不應改變」。


說我子女賣車賺錢
一些黨元老與李鵬等合作， 1989年春節前，李鵬和姚依林在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帶頭批評我，又問了好多奇怪問題，想整我。
姚從來不說不含糊的話，這次他卻很清楚直接，顯得無畏。他和李鵬背後，一定有人支持。
還有謠言中傷我和家人。有人說我的子女以權謀私：賣彩電、汽車等賺錢。這些全是捏造的謊言。後來我下台，他們急急展開調查，但甚麼都查不到。
以前我鮮有這類謠言，為何在 1988年下半年突然冒出？這不是意外，而是抹黑我的陰謀，要破壞我的改革派形象。


鄧對我的態度變了
1987年前我任總理，主要負責經濟，不多參與政治。我比較慎言，胡耀邦卻不同，他在意識形態上較自由。黨內保守派主要針對他。他們覺得我相對中立。
我當上代理總書記後，首先處理的是反自由化運動。他們列出名單，要批評這個那個。我不喜歡這種文革般的行為，加以阻止。結果六四事件後我為此被批評。
還有幾個件令左派特別不滿我，包括令鄧力群丟了中央委員工作；左派結論是我「比胡耀邦更胡耀邦」。
「調整和重組」提出後，他們認為我毀了經濟政策和改革，於是散播不利我的謠言，展開「倒趙」運動。
六四前，鄧一直支持我。但六四事件後情況改變了。因為我和鄧對於如何處理學生示威的方法意見不一。鄧對我的態度變了，反對我的元老終於得到鄧的同意，他們一起決定要讓我下台。

－鄧小平要免去胡耀邦－
他最後不信胡耀邦了

胡耀邦在 1987年 1月被迫辭職，其中一個說法是鄧小平受黨內元老壓力，要棄胡保趙，但我不認為這是真正原因，當然不少人曾在鄧小平面前力數胡耀邦的不是，但鄧小平放棄胡耀邦，並非被人誤導或受壓而作出妥協，而是他對胡的態度逐漸改變，到最後不再信任他。
由 1980至 86年，鄧胡的分歧逐漸擴大，其中我特別要提反精神污染運動，我認為胡處理此事的手法，深化了兩人的衝突，鄧支持這場運動，但耀邦一直有所保留，希望平息知識分子的不滿和減少國際輿論的負面影響，他曾說過「清除精神污染」的口號並不恰當。
1984年 6月 28日，鄧單獨向胡啟立說，指耀邦未能堅守四個基本原則。 1985年 7月，鄧小平指出真正問題是自由化趨勢不斷滋長，我認為鑑於鄧多次強調這問題，書記處有需要召開會議以作回應，我向耀邦提出建議，但他只說要到新疆，未有慎重看待。
1986年 9月，共產黨 12屆六中全會上，大家提出要在精神文明建設決議中，加入反自由化字眼，耀邦對此未有明確回應，但之後鄧小平非常認真地說：「我講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比任何人都多，我們不單現在要提，未來十年二十年也要繼續提。」
由於會議由耀邦主持，他模稜兩可的立場令鄧在最後關頭介入，他明顯是對胡耀邦不滿。但其實在這事件前，鄧已打定主意要除去耀邦，他已計劃在第十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重組領導層，平穩過渡。

胡見陸鏗令鄧小平憤怒

耀邦接受香港記者陸鏗訪問，也影響了鄧胡二人的關係，鄧認為耀邦在此事上非常不恰當，陸鏗貶低了我們的國內和國外政策，他感到很憤怒。
耀邦在 1987年請辭，但早在 1986年夏天，鄧已打定主意除去他。
1986年 12月，多個城市爆發學生示威，在上海，有示威者更衝擊政府大樓，鄧小平對此大為震驚，他召集大家到他家開會，指學生示威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後果。其實鄧是要將這責任推給耀邦。
1月 4日，我收到通知到鄧的家中開會，他向我們展示一封信，是耀邦的辭職信，信中他提及自己的警惕性不足，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未能確切執行四個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運動，令自由化氾濫。其後鄧表示要以軟方法處理耀邦的辭職，務求將影響減至最低。 1月 16日，我獲委任為代總書記，但我表明我不適合擔任此職，希望盡快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反自由化老人勁頭很大

當時也有輿論指我曾寫信給鄧小平中傷耀邦，有人甚至指促請鄧小平除去他，這絕對不是事實， 1984年我曾寫過一封信，提到如何改善中央領導層體制，完全與耀邦無關。
首先我要談談在耀邦 1987年辭職後發生的反自由化運動，我在 1987年的行動分為兩階段， 1至 4月，我要在全國推行反自由化運動；第二階段是由 5月至十三大展開（ 10月），在這期間，我要重新強調改革，嘗試避免左傾。
而在 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耀邦辭職後，正面臨着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
『而我如何頂得住這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盡量縮小範圍，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
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很大，想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嚴肅處理，王震等也是如此，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在這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少傷害人，保護一些人，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
一開始，在制訂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的人作出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
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或那樣片面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過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
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就是為了盡量避免或少傷害人。』
在 1987年籌備十三大有兩大重要事情，一個是草擬政治報告，另一個是填補領導層空缺，當我開始草擬政治報告。早在 5月 21日，我去信鄧小平，提議在政治報告中使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系統地涵蓋理論、原則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作，此外還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報告很快獲鄧的批准，並說大綱很棒。

走國情社會主義救中國
這些年來，改革證明是正確和必須，也證明了推行蘇聯的傳統社會主義，窒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生產力，這是左傾錯誤。我們只要採取適當政策和適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才能救中國。
『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應該給個甚麼說法呢？
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
這兩種說法雖不能說沒道理，但必然會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混亂。特別是這想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夭折，因此不能採取。
我在 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

編者按：
文章摘譯自《 PRISONER OF THE STATE》，『』內字為《國家囚徒》中文版原文，分題為編者所加


1985年 5月，時任總理趙紫陽（左）與中共元老鄧小平（右）交談。法新社


1988年，（左至右）李鵬、楊尚昆、李先念、彭真、萬里、鄧小平、趙紫陽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合影。美聯社


六四屠城後，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官。資料圖片


1984年，趙紫陽訪問美國時，與美國總統列根手挽手漫步雨中。法新社


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鄧小平、趙紫陽等出席追悼大會。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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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口述痛史（三）：無名恐懼　改革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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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涉及外國　就怕喪權辱國－
領導層經改立場南轅北轍
在（ 1978年） 11屆三中全會後，中央領導層對改革存在兩派觀點：一派是以鄧小平為首，主張加快對外開放，朝市場經濟方向進發來擴充經濟；另一派是以陳雲為首，堅持計劃經濟為本，對經改有所保留。
人民一直全力支持鄧小平的改革。我對此充滿熱忱，並努力落實。但是，對於鄧強調速度有所保留。當然，若所有都進展順利，經濟運行無阻，越快越好，毋庸置疑。但是，從過去集中追求出產價值的錯誤中，我學懂了，過份強調速度，最終會變成盲目追求高目標及速度，代價是失去效率。我的生產目標較溫和，強調經濟效益。鄧理解我的觀點，在這方面沒有衝突。在改革方面，（胡）耀邦跟我基本立場一致。我倆都充滿熱忱，但在個別步驟、態度和方法，特別是速度上，耀邦比鄧更激進。
陳雲同志對開放政策深感不安，跟鄧小平的分歧頗為明顯。原本計劃沿海地區有多個經濟特區，包括上海及浙江省，但陳雲指那些地區不會成為經濟特區，因為這些區域出了名多機會主義者，透過絕頂技巧，即使只有很小的機會，都可以從籠子撲出來。

霍英東教租地發展城市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戴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別人田」。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國政府有甚麼可怕的呢？」』
大約是 1985或 1986年，我跟（香港愛國商人）霍英東談話，提及我們沒有資金作都市發展。他問我：「你若有地，怎會沒有錢？」我覺得此話很奇怪。有地是一件事，缺乏資金是另一回事，兩者有甚麼關係？他說：「市政府若有地，他們應獲准將部份租出去，帶來一些收入，再讓其他人發展那塊地。」
當然，我知道香港的建築物及街道是如何快速建成，一處地方如何快速變化，但對我們來說，那非常困難。我認為他說的有道理，所以我建議他去上海，跟市長及黨委書記談談。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去。他的觀點啟發了我的思考。

經改追求人民得到實惠
『也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麼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那裏，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 2-3%就不得了，而我們經常增長 100%，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裏沒有甚麼模式，沒有系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中國如何會採取漸變主義？我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經濟的 10年，我們奉行逐漸過渡。這個有兩方面。首先是出現一個新的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系統以外逐漸成熟。另方面是減少計劃經濟部份。改變不是即時的，而是由小量微細的改變開始，逐漸涉及較大的改變。

融入國際市場才能現代化
很多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成效欠佳，付出要求很大，但回報很小。除了經濟制度，還有其他問題，例如閉關政策，令自給自足變成絕對美德。這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被政治化。但所有例子都證明，只有在開放政策下，我們才可以利用所擁有的，透過交易獲取我們需要的。
各個地方和社會都有它的強項，即使貧窮地區都有它們的優勢，例如廉價勞工。這是國際競爭的大好處。所有東西都靠自己，結果是做不到自己最擅長的，我們亦因而承受過巨大損失。我越來越明白，若一個國家關閉起來，不融入國際市場，或不好好利用國際貿易的好處，最終只會落後於人，沒有可能達致現代化。
加快沿海地區發展，不只有利沿海地區，更會推動全國經濟，包括內陸省分。沒有沿海地區的發展，所有流動工人要去那裏找工作？沿海地區發展了，勞工密集生產的規律就會在全國實施，轉移到勞工更便宜的地區。勞工成本開始在沿岸地區上升，生產工作就要被迫作出調整。
所以，我們不可以全國單一速度發展，而是需要由一個地區帶動另一個地區發展。全國單一行動代表沒有一個地區能較快發展。沿海地區是中國一部份，它們的長處若得以利用，全國都有益處，包括中部和西部地區。以整體發展觀點看，有需要優先發展沿岸地區。

司法制度獨立才能肅貪
我越來越明白到，「保持清廉」很重要。若忽視了，就會給那些反對改革的人口實，同時會令人民不滿。後果可以很嚴重。同時，我們亦可利用反貪，作為深化改革的機會。由於這些問題在新環境下出現，不能以舊方法解決。首先，必須理解這些問題的成因。只有這樣，我們才可對症下藥。貪腐一般在經濟文化發展到某一階段時出現，但之後，當公務員及執法人員的素質提升，他們的薪酬及福利增加，情況就會改變。今日的香港跟以往很不同。同樣的情況，亦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發生。另一樣很重要的，事實上亦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及法治。假如沒有獨立的執法機關，而執政黨又有能力干預司法制度的話，貪腐問題將永遠無法有效解決。

－議會民主制實現現代的法治－
鄧鄙視權力受監察的制度

由 1980至 1989年 6月 4日之前，鄧小平重複提及反對自由化。另一方面，他又說了多次，政治改革是必須的。那樣改革應該怎樣根據鄧小平的思想實踐呢？
大部份人對於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的印象，均來自 1980年 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他批評官僚主義、權力過度集中，以及愛國主義，這些都是當時中共政治制度的一部份。他指出，這些問題的根源存在於原有的制度；好的制度防止了不良分子任意妄為，不完善的制度則限制了人才實現良好願望，甚至把人才推向相反方向。
有些人覺得鄧小平在政治改革上只是信口雌黃，為了給人民一個好印象。有些則相信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永遠不能實施，因為他們都會被（政治）情況或反對勢力阻撓。我相信這兩種想法都缺乏證據。
鄧小平很推崇一些專制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改革，很鄙視權力受監察及平衡的政治制度。他有一次跟南斯拉夫的訪客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其中一個最大優點是，當一些東西已經決定，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即時落實，不似得國會民主程序那樣複雜，進退兩難，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胡耀邦沒下台政改可向前
胡耀邦被鄧小平多次指控為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因而被迫下台。人們對胡耀邦的印象，一般都是改革派及民主派。胡耀邦的政治改革思想是怎樣的呢？他提出過甚麼？
毋庸置疑，耀邦尋求過民主。即使他沒有觸及一個特定的結構或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模型，我相信如果他仍能繼續出任黨和國家的領導──以國家及海外的世界趨勢而言──他定能在政治制度現代化及民主化的路線上，把中國政治改革推動向前。
第 11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 1978年）之後，我的精神集中在經濟改革，忽視了政治改革問題。即使我在四川的時候，實現了擴大企業自主，我仍然從沒想過怎樣實施政治改革。一位陝西工人曾寫信給我，說他閱讀過我的多次講話，相信我在經濟事務上是一個改革家，但在政治議題上是個保守派。


社會主義國家需法治非人治
直至 1985、 86年，我的思想才改變。我受到更廣的國際環境，及東歐出現的情況影響。而改變的主因是，我發現為了經濟改革的前景，有需要政治改革。當經濟改革深化，黨內保守勢力的阻力更加嚴重。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持續。（ 1989年）我跟（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說過兩點：第一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會變，但它的管治方式必須改變；第二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行法治，非人治。
首先，我們需要提高黨與國家決策的透明度。戈爾巴喬夫說這是「開放」，我們叫做「透明」。黨與國家的重大活動與決定需要公開，這樣可以改變長期存在的黑箱作業、公眾只知道最後決定的情況。政府宣佈了決定就付諸實行，但人民不知道決定的過程。這是很重要的，人民有權知道。其次，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多元的對話渠道：跟不同的社會派系、勢力與利益團體。作出重大事情的決定之前，應該與不同的社會組織持續的諮詢與對話，不是只跟其他政黨的代表人物對話一次就作決定。

中共元老怕政改失去政權
第 13屆中共黨大會（ 1987年），我們不僅討論了經濟改革，也討論了政治改革。我們提出如何改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那時候，政治環境較寬鬆，形而上學與理論研究、文化與藝術都很活潑。與此同時，十年改革期間，我們受到西方的價值、概念與政治制度的影響。再者，蘇聯針對政治異見人士的政策已經開放了。所有這些事情都鼓勵着中國知識分子、青少年和年輕工人要求更多民主。
然而，第 13屆黨大會之後，政治改革變得困難了。首先，黨內的元老，包括鄧小平同志，對經濟改革有不同意見，但對政治改革只有一個意見：他們反對改變現有制度的基礎。他們害怕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會導致共產黨的權力被挑戰，因而削弱了黨，甚至導致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幾乎沒有黨元老支持這種改革（執政者須接受監察），現實是，政治改革陷於停頓。這樣造成了一個問題，一方面，人民對民主及政治加速改革的要求越趨強烈；另一方面，第 13屆黨大會以來，從來沒有政治改革的行動。黨的意向與人民的要求、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要求，出現了鴻溝。

李先念反趙行動非常積極
李先念在「反趙」行動中非常積極，他既是前線人員，也是幕後主腦。 1988年 10月，第 13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上，曾有計劃公佈架構重組。但王震（黨元老）突然攻擊《河殤》，要求中央委員會正式發出批判。我沒有理會。
那次事件之後，葉選甯（葉劍英之子）告訴我，王震當着他面前極力告發鮑彤，說他是支持製作《河殤》的無賴──這是王震從李先念口中聽到的指控。
事實上，這是完全虛構的。鮑彤從來沒有幹過任何與《河殤》有關的事情，甚至說過關於《河殤》的話。
王震沒說的比說了的更多。當李先念提及鮑彤，實際上就是在說我，暗示我支持了《河殤》。王震本人可能不高興《河殤》，李先念則藉此機會把我連繫上來，激發王震對我的怒意。為了激發元老對我的不滿，李先念揑造事實也在所不惜。
六四之後，當他們在報章刊登了對我的批判時，《河殤》是一個主要話題。
很多指控都是完全虛構的，例如說我曾支持《河殤》的製作，說我下令把影帶發佈至全國，並遏止所有批評製作《河殤》的聲音。所有不是正確的。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逆之亡
當然將來有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
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如果我們按良心做事，對黨、社會和人民都有好處，任何其他方式都會有害。
潮流不可擋，適者生存。
正如孫中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我相信現在是認真解決問題的時間了。

編者按：
文章摘譯自《 PRISONER OF THE STATE》，『』內字為《國家囚徒》中文版原文，分題為編者所加


1992年，鄧小平南巡，打破六四後改革開放的僵局。新華社


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趙紫陽則被稱為總工程師。圖為深圳特區街景。新華社


民眾在北京打出「司法獨立還人權」的標語。美聯社


中共遲遲未推出政改，民眾集結北京申寃。美聯社


去年 4月，北京奧運聖火傳遞期間，示威者掛出諷刺北京侵犯人權的五環標誌。美聯社

[ 本帖最後由 WongManTaks 於 2009-5-15 19:08 編輯 ]

[WongManTaks]

8964常在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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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二十周年專版】當權者叫大家放下包袱，偏偏許多香港人就是萬般放得下，惟有 8964隨身。
記者：張嘉雯

要一網打盡搞事死硬派，監聽有 8964這組數字的電話號碼，命中率應該相當高。林國璋主持的基督教善樂堂，可能是繼民主派外，擁有最多 8964號碼的組織，教會的電話、傳真、他本人及部份教友的手機，都有這組「死硬密碼」。他曾因六四真相跟其他牧師「開拖」，覺得 20年來香港已經乖夠，是時候剔除心中顧慮，為平反而努力。
在會堂內隨手拿起一本刊物、單張，甚至年曆卡，上面都印有教會的電話、傳真， 8964這組字，特別用上鮮紅色。知情的人，一望就明白。
89年 5月底，神學畢業不久的林國璋跟學聯的朋友到北京支持學運，住在帳幕中，看着民主女神像建成，廣場上有人跳舞、唱歌，有人討論國情，氣氛像嘉年華，「好神奇，嗰時冇手提，淨係靠啲人踩單車通傳，一有集會就有幾十萬人去。」

死硬派牧師：
出於信仰要求

林國璋曾在廣播站內代表香港巿民發表三分鐘講話，「當時好多人去講，有個婆婆行咗三日三夜路，就係為咗講一番說話，有個中年女人帶住成大叠講稿去發言。」
那年他在廣場上跟學生吃飯合照，完全沒想過運動會以血腥屠殺結束。跟他合照的朋友，後來被捕，他也被迫放棄到北京進修音樂。
兩年後，他到上海的教會交流，因為六四跟當地牧師「開拖」。林說，當年同行者提起八九民運，一位身兼人大代表的老牧師打斷發言，「佢話要講畀我聽當時發生咗乜事，講咗半個鐘，我 cut番佢：『好多謝你，你講嘅嘢我哋都好清楚㗎喇，同總理講嘅一樣』。」
之後，他繼續「死硬」， 11年前成立善樂堂，固網電話、傳真及手提，都用上 8964。至於這些號碼怎樣得來，他不願透露，「其他教會唔想太張揚，可能擔心影響事工發展，有啲人會覺得呢間教會唔係教會，好政治，之不過我係一個牧師，咁樣做，係出於信仰要求。」

猶如傳福音
「我哋有責任傳揚」

「如果連 20年前嘅事我哋都講唔到，我哋點同人講耶穌？點講 2,000年前嘅事？早期門徒都係唔畀講耶穌生平，佢哋付上生命代價都要傳揚，如果唔係福音點可以傳咗 2,000年？我哋係有責任。」
翻開當年報章廣告，滿眼是「屠殺」、「血腥」、「暴力」、「暴政」，今時今日卻變了「風波」、「事件」，「一件大是大非嘅事，淡化得好緊要。當年嘅廣告寫得好清楚，但就係有啲人為咗自己嘅利益，令呢件事至今仍然未得到解決。」
在他心中，六四從未完結，「流亡嘅人仲係返唔到屋企，正常人要回家咪回家囉，你掃墓我掃墓，仲乜佢哋唔掃得？咁樣死咗個仔，搞個追思會好正常啫，咁正常都要禁止？」他指受難者家屬至今仍然承受很大壓力，「唔好講還佢哋公道，淨係想佢哋得到正常人一樣嘅對待都唔得？」
他記得，民運後有牧師接受電台訪問，推測共產黨三年內必垮台，「家 20年啦，我都由後生變咗中坑， 20年後仍然係咁，我就變老坑。大家都咁乖， 20年來都唔講，得到乜利益先？返大陸旅行？唔返大陸咪去泰國囉，我哋已經乖咗 20年㗎喇！」

陳一諤警醒
號碼紀念不足夠
對六四平反，他越來越不樂觀，「我唔信一代人過咗去，諗住人哋七、八十歲就平反到，家啲人，十幾歲已經係袁木，我哋要平反就要努力，香港相對自由，大家要剔除內心嘅恐懼同顧慮，如果我哋唔出聲，佢哋嘅白色恐怖就成功咗。」
年初，他獲邀到浸會大學分享，播放了小量六四片段，同學們一句「原來槍聲係咁㗎」，令他感到很驚嚇，「佢哋唔知《河殤》係乜，唔知方勵之係邊個，不過都唔可以怪佢哋，佢（方勵之）都匿埋咗 20年，書都冇再版，《天安門》都買唔到，《河殤》都要去博物館先搵到。」
其後出現的陳一諤，更令他驚覺只用號碼來做紀念，可能不夠，「家唔係袁木、唔係馬力、唔係曾鈺成，或者一個老奸巨猾同你講呢啲嘢，係一個後生仔同你講，你話驚唔驚？」
於是，他以民運事件為脈絡，製作了苦路 14處小冊子，簡述六四屠城經過，在會堂內與信眾同行苦路，「等啲年輕人可以了解件事嘅來龍去脈，如果唔係就好似五四運動咁，越來越模糊。」他會繼續推廣新版苦路，只要有十人以上有意了解事件，他都可以提供「外賣」，傳揚六四真相。

由小時候滿心歡喜以為罷課可以不上學、被迫陪哥哥姐姐「絕零食」、偷偷摸摸參與燭光集會，到大學時代主動辦座談會、選擇以 8964為手機號碼、身穿天安門母親運動戰衣穿梭校園、在 facebook上發起「我和我的 8964」 note，鄺凱茵由無知惶恐的驚青怪，到挺身承擔成為社運骨幹，讓自己的生命與一個又一個 8964相遇。

北京學生絕食
小妹妹「絕零食」
八九民運發生，對小女孩最大的打擊莫過於「絕零食」。當年是小學生的鄺凱茵，以為罷課不用上學，結果還是要回校聽老師談民運，腦囟未生埋的細路，只覺沉悶。 5月中北京學生宣佈絕食，鄺小妹妹覺得是噩耗，「記得人人都好唔開心，校長話哥哥姐姐去絕食，但我哋太細個唔可以絕食，所以就絕零食，絕咗成個禮拜。」
中學時代，她遇上啟蒙老師林美儀，從此周旋在驚青與勇敢之間，「嗰時學校中史科老師講（八九民運），我因為好鍾意個老師，所以聽吓佢講，佢一邊講一邊喊。」有次她途經支聯會在銅鑼灣的聖誕卡簽名攤位，心想支持又不敢，結果儍婆一樣圍着銅鑼灣區轉了一圈，思前想後終於決定「豁出去」揮筆簽名，簽完還落荒而逃。
中六夏季，她決定秘密參與人生首次六四燭光集會，事前跟家人說補習，黑衣塞在袋中，到維園才敢穿上，「家諗番都覺得自己好戇居，嗰時我驚回歸之後冇得去，好大 urge，冇試過參加咁多人一齊嘅活動，氣氛好好，大家明明唔識，好似有 connection咁，有同一樣嘅信念，令我有好大感受，之後我年年都有去，見到大家風雨不改，同樣堅持，好感動。」
六四 10周年，在嶺大念繙譯三年班的她，見學生會沒有紀念活動，糾結「豬朋狗友」在老師幫助下辦座談會，最終只是小貓三、四隻參與，但當年動員同學、向支聯會借展板、用打印機做海報至彩色墨「油盡燈枯」，她正式「出櫃」，承認與六四「情根深種」。


8964來電
遇同道「好開心」
之後她有了手提，有了 8964這串號碼，遇上越來越多同道中人。正在港大兼讀社工學士學位課程的她一次收到同學電話，才發現是「同類」，「覺得好開心，雖然大家平時唔講，但其實好多普通人都用緊不同方式去關心同支持六四。」
對港大學生會早前的所謂平反六四公投，她幾乎吐血，「唔通阿媽係咪女人，林過雲應唔應該坐監都要投票決定咩？」她最後還是死死氣付款 250元入會，主力支持平反，順腳踢走陳一諤。
她早前代表天安門母親運動出席港大論壇，聽到新一代的言論，即場哭了出來，「覺得好唔開心，我以前嘅工作接觸好多內地人，可以理解佢哋唔知個情況，但係否定事實、由攣拗番直就唔可以，好傷心佢哋話啲人搞事應該死，佢哋係點睇人嘅價值？我哋可以喺乜基礎上去傾呢？真係覺得好難受。」
在 facebook上發起「我和我的 8964」 note，正是希望以不同方法接觸內地學生，「香港有資訊自由，內地嚟嘅同學把口係咁講啫，佢哋對耳唔係聾，喺度有個機會接觸外地資訊，靜落嚟佢哋會慢慢改變，始終都有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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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活求助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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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今天
學生堅守廣場絕食　老戈訪華
2009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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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五月 15】絕食進入第三天，儘管北京公安當局已限令廣場上的學生要在凌晨 3時前離開，並宣佈上午 8時半開始實施廣場戒嚴，但學生仍然堅持留守，繼續絕食抗議。絕食的學生中已有 130多人不支倒下，嚴重者更出現休克、吐血，送院急救，救護車響號不停鳴叫。
當年今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為三十多年來蘇聯領導人首次訪華，但因天安門廣場已有數以十萬的人潮聚集，歡迎「老戈」的儀式改在機場舉行，下午 4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宴會也被迫延遲。
絕食的學生贏得廣大民眾同情，天安門廣場整天都堵滿人群，連同學生、知識分子及工人遊行隊伍，超過 80萬人聲援絕食學生。廣場內由學生組成的糾察隊維持秩序，並無出現混亂場面。
各高校的老師、教授、北京各新聞機構單位記者、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知識界等團體，連成一隊長達三公里的隊伍，遊行至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的行動。
在本港，學聯 20多名學生也在灣仔新華社外絕食，聲援北京學生。

他們曾這樣說
「蘇有戈氏，中國有誰？」

── 89年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正值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有民眾掛起這樣的橫額。

悼念六四亡魂
鐘慶　 21歲
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 86級本科生

89年 6月 3日夜，在木樨地被子彈擊中頭部，打掉半個臉。從遺體衣袋中的鑰匙辨明其身份，通知學校。

八九民運人和事：北京知識界聯合會
北京學生開始絕食後，北京一批社會科學界及新聞界人士發起成立「北京知識界聯合會」，聲援學生運動，介入民運，總召集人為社科院的嚴家其和包遵信。聯合會提出的目的，包括要求當局解除戒嚴令、把李鵬趕下台，以及利用運動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六四後聯合會被當局宣佈為非法，成員遭緝捕。


數十萬學生留守天安門廣場，歡迎戈爾巴喬夫（左二）的儀式改在機場進行。

[WongManTaks]

稱代表全港市民　掀起怒潮
特首六四謬論　議員離場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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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六四屠城至今 20年，特首曾蔭權昨日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回應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時聲稱， 89年後中國成就驕人、香港從中得益，相信港人對六四事件有客觀的評價，「我嘅意見，就係代表整體香港人嘅意見」。言論引起泛民主派議員震怒，指摘他強姦民意，不代表港人對六四的立場，雖然曾蔭權在會後「認衰」，向公眾道歉，但泛民議員質疑他並非真心誠意，要求他公開向市民交代是否支持平反六四。
記者：林俊謙　莫劍弦

社民連議員梁國雄昨日在特首答問大會上，追問曾蔭權有關中學教科書掩飾六四真相後，公民黨吳靄儀隨即要求曾蔭權公開交代對平反六四的立場。曾蔭權未有正面回應，只說明白港人對六四事件看法，「事件發生咗到家已經好多年，其間國家喺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成就，亦都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評價。」
「客觀評價」論甫出，即時令泛民議員嘩然，吳靄儀批評曾蔭權只為搞好香港經濟，就不承認當年中央政府在六四事件殺人的事實，「特區為咗分享利益，就應該埋沒良心？」

拒絕正面回答問題

面對泛民炮轟，曾蔭權仍然拒絕正面回答問題，只重申其「國家富強、香港受益」論，更聲稱：「我再講多次，我嘅意見，就係代表整體香港人嘅意見」，是他「感覺到香港人現時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暗示港人已放棄堅持平反六四。
然而，曾蔭權的解釋不但未能平息怒憤，反而火上加油，多名泛民議員紛紛從座位站起來，直指曾的言論並不代表港人意見。李卓人直斥曾蔭權強姦民意，梁國雄則說：「你唔可以代表我，你講其他嘅嘢可以代表我，死人呀，人血唔係胭脂呀」，並要求特首收回言論及公開道歉，結果令會議一度中止 7分鐘，泛民決定集體離場抗議。

「屈香港人齊擦鞋」
眼見泛民反應激烈，答問大會恢復後曾蔭權立即「補鑊」，對他的說話引起誤解表示抱歉。大會後他再見記者，承認用詞有問題，並非心內意思，如有人產生誤解，願意為此致歉。
泛民主派其後集體召開記者會，抗議曾蔭權的言論。說到激動處，余若薇、陳淑莊、涂謹申更在眾人面前落淚，吳靄儀批評，曾蔭權的言論是對香港人一次重大侮辱，「當我哋悼廿年前愛國學生的慘劇，佢居然喺立法會講一句咁嘅說話，我覺得係無法忍受，相信香港人亦難以接受。」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指出，事件反映曾蔭權缺乏「是非心、冇良知」，要求他公開收回有關言論，並向香港人道歉。職工盟李卓人力斥曾蔭權，「佢自己冇良心，就唔好講到全香港人都冇良心，佢自己要擦鞋，就唔好屈到香港人都要幫佢一齊擦鞋」，他表示曾蔭權道歉，並非真心誠意，因為他始終迴避交代是否支持平反六四，若曾蔭權有誠意，他應參加今年六四集會，顯示並非沒有良知的人。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斥曾蔭權不能代表民意，顛倒是非。支聯會常委張文光則指摘曾埋沒良知，但不能要求港人陪他一起對六四失憶，「曾蔭權做咗特首後，自己可以埋沒良知，但唔可以代表香港人埋沒良知，曾蔭權做咗特首可以對六四失憶，但唔能夠要全港人陪你一齊失憶」，呼籲港人出席今年六四燭光集會。

[ 本帖最後由 WongManTaks 於 2009-5-15 19:18 編輯 ]

[WongManTaks]

指教科書詳盡　曾蔭權助掩血痕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d=12760203

【本報訊】雖然現時高中教科書講述六四事件的篇幅極少，不但未有交代解放軍血腥鎮壓經過、六四死傷人數，部份更將六四事件的責任歸咎學生，但曾蔭權昨日回應議員提問時，反指教科書對六四事件的描述「相當詳盡」，已如實及客觀地處理六四問題。議員批評曾蔭權「幫中共政府掩蓋六四血痕」。

被指是「賣國賊」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昨日批評曾蔭權花費一億元公帑推動國民教育，但中學教科書只以聊聊數句講述六四事件，港府又在五四運動 90周年前夕，三番四次派人阻止保釣運動，批評曾蔭權是「賣國賊」，「你咁做係咪對得住保釣人士？係咪對得住 20年前為民主死去的天安門烈士？」曾蔭權此時稱「我聽唔到問題喎」，及後他指保釣二號不符合發牌條件，故海事處不准保釣二號出海，「呢個做法係得到我哋支持」。
梁國雄隨即踢爆曾蔭權「講大話」，指 06年出船前往釣魚台宣示主權時並未受阻，「點解三年前可以做嘅，家唔可以做？」曾蔭權改口稱海事處是擔心出現撞船情況，令本港出海人士有危險。
梁國雄及後追問曾蔭權六四教科書問題，曾蔭權先指立法會前日已就此辯論很長時間，「我唔想參與咁多」。不過，他隨後翻閱預先準備的教科書影印本，稱看過近年高中歷史科書，當中有關六四事件的篇幅「相當詳盡」：「內容係好充份、睇到係完全如實處理呢個問題，好客觀處理呢啲問題」，引來梁國雄批評他「幫中共政府媚日、幫中共政府掩蓋六四血痕」。


吳靄儀批評特首為了與國家分享經濟利益、拒回應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是埋沒良心的表現。


社民連陳偉業昨日離場抗議時，力斥曾蔭權可恥，指對事件視若無睹的保皇派議員是「埋沒良心的走狗」。

[WongManTaks]

青年藝術家牛棚六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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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大學六四放水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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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回憶錄　內地人擬來港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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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One書店料今日售清英文版的趙紫陽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