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5-2008, 04:38 PM
中國面臨的挑戰：貧富分化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246661.stm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分化的現象也日益觸目驚心。一邊是大都市中燈紅酒綠，一擲千金的奢華﹔另一邊則是街邊流浪的兒童，和沒錢治病，在家等死的窮人。這種貧富分化的狀態已經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中國領導人近來也一再表示，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注意社會公平。在2007年秋天舉行的第二屆中歐論壇上，中國貧富分化問題是討論的重點之一。
BBC記者嵇偉採訪了參加討論的數位學者。探討中國面臨的挑戰 - 貧富分化。
采訪錄音
中國的貧富差別問題從1990年代初開始尖銳化，而且越來越可能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2003年中國媒體透露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的十萬億元銀行存款中，有百分之八十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人所擁有。與此同時，據2007年夏天亞洲銀行發表的一份報告推斷，中國目前生活在世界銀行設定的日均一美元貧困線以下的人數為三億，是官方統計的三倍。這種巨大的貧富分化主要體現在社會群體之間、東西部之間和城鄉之間。造成這些差別的原因諸多，1980年北大區人大競選的十位競選人之一、SEE生態協會執行理事楊利川認為，首先是傳統的體制與政策原因：
楊利川：過去結構上的這種貧富差距本身就很大。比如，從50年代以來，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城鄉差別，剪刀差的問題，城市人口所佔有的資源和農村人口所佔有的資源非常不一樣。那麼改革開放以後，實際上最初是農民先富起來的，後來城市人才富起來。
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後，在財富分配問題上採取的是 "結果公平法"，雖然導致了城鄉差別，也抹煞了個人奮鬥致富的機會，但老百姓獲得的份額儘管少得可憐，卻是相對平均的。這種情況到1978年開始改變。北京工業大學中國經濟轉型研究中心主任黃海峰認為，改革開放之後，地域經濟尤其是東西部的懸殊越來越大。
黃海峰：中國的幾十年的經濟改革開放中，確實存在著，特別是區域之間的貧富懸殊問題。先從東部開始，然後往西部逐漸發展。東部的發展，長期以來作為一個重點，經濟也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東部比西部地區顯得富裕程度更高些。如果這種貧富懸殊過大，就會造成社會的不公平，以及社會內部的衝突。
東西部差別的急劇增大，再加上傳統的城鄉差別，是造成1980年代末開始的民工潮的主要原因。華南師大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市民》雜誌副主編唐昊認為，這一正在為改變貧困生活狀況付出最大努力的群體，並沒有獲得應有的權利。
唐昊：在戶籍制度，勞動保護等各個方面，對於民工是沒有保障的。這些制度上的安排，會使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的能力受到限制。民工掄著20磅重的大錘砸廢鐵，然後再送進高爐口。這種非常繁重的勞動，砸碎一噸廢鐵，價錢只是兩元人民幣，但即使這麼低的工資也有人搶著去做。就是因為農民工在這裡的待遇再差也要比在老家種地收入高。
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提倡致富機會公平或者程序公平，但唐昊認為，這一貌似公平的競爭機會，其實是建立在不公平的起點上的，他以下崗工人為例。
唐昊：下崗工人這一群體，在以前幾十年中，以低工資這樣的形式為企業和國家的財政稅收做了貢獻。而企業的剩餘利潤很大程度上是被以財政利潤上交的方式拿走了。這樣工廠的福利，再發展的基金以及工人退休 和治病所需要的費用，工廠實際上是難以支付的。而在新的一輪改革過程中，工人又面對下崗，工人群體是在改革中受損失比較大的一個群體。這種損失以剝奪他們未來發展的機遇作為表現形式。包括他們沒有更多的餘錢去進修，也沒有更多的資金去投資或者是創業。他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獲得再發展的權力，是相當困難的。所以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在經濟上，社會生活中就被邊緣化了。
有一些看起來可以享有較好的發展機會的群體，實際上也被剝奪了公平發展的機會，比如中小型的民營企業。唐昊說：
唐昊：民營的中小企業承受著世界上最重的國家稅收負擔之一，使得中小企業背上一個很沉重的包袱。所以中小企業在中國近幾年來，是以每年減少八十七萬家這一數字來逆發展。
資源分配與發展權不公平的背後是特權與腐敗。
浙江林學院旅遊學院客座教授、從事生態旅遊開發的陳旭軍認為：一部分人迅速的富起來，並不是靠正當合法的手段。他們在資源分配當中，在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他們可能取得一些特權，像政策啊，批文啊等等。現在也有一些人通過壟斷的政策和地位，比如說，國有的壟斷企業。還有一些是通過不和法的，比如說，權錢交易等等。
特權與腐敗不僅僅體現在獲取與分配金錢和物質資源方面，還體現在像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體制方面。楊利川指出，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這些方面所反映出的社會價值的不公，可能激化社會矛盾。
楊利川：這些年來，在教育問題上，很多人說上學上不起，在醫療問題上，說看病看不起。總體上，我認為是資源的壟斷造成的。比如，教育的官場化，醫療資源過多的壟斷。國家又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所以監管不利，它又賣藥又賣醫療器材，同時它本身又作為一個監管單位。在教育方面的腐敗也是非常嚴重的，壟斷了教育資源。現在愈來愈多的人要上大學，更不要說所有的人都要上醫院。這是資源的分配問題，如果上學上不起，上醫院上不起，甚至有的農村孩子考學已經考上，卻沒有經費上學，有自殺的呀。家長自殺的，孩子自殺的事例都有。這不就是激化社會矛盾嗎？
教育歷來被中國人看作是個人發展最重要的途徑，黃海峰解剖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所帶來的發展機會的不公正。
黃海峰：任何國家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會帶來很多社會的變遷。這個社會變遷呢，我們稱作社會分層，就是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有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機會，他就可能作為自富階層。但另一部分人，由於生活在西部或邊遠落後的地區，他可能享受不到這種社會經濟增長的經濟利益。
對比上海與河南中學生的教育投資，唐昊認為，中國目前的教育體制會使現在已經很大貧富差距拉得更大。
唐昊：教育，本來是作為最底層的民眾包括他的子女向上流動的最有效的一個機會。中國的教育體制，以前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這種公平的受教育機會，但今天這個教育上的差距已經相當大了。一個上海的中學生，在他身上每年的教育花費是一個在河南的中學生每年教育花費的58倍。可想而知，享受著不同程度教育的孩子在他以後的成長中差距會有多大！還有戶籍制度，就業機會等等這些方面的限定都會使得現有的貧富差距有愈來愈大的趨勢。這個差距達到一定程度的話，那麼可能會產生無法預料的整體性的事件，還有個人化的反社會的事件。
中國的貧富差別有極端化的傾向。有些地方十幾歲的女孩沒有衣服穿，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床破被子。許多窮人得了重病沒錢去醫院，只能在家等死。但另外一個中國，數萬元人民幣一件的睡衣和幾百萬美元一隻的手表不愁沒有顧客，勞斯萊斯車的購買量已經超過日本，中國的奢侈品市場正在以每年百分之20到30的超速增長，可望在不久的將來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一。這種分化造成了社會階層間的緊張對立關係。
陳旭軍：相對貧困階層，他們的忍受程度已經到了一個比較危險的境地。在他的權益不能得到很好保障的情況下，這就很容易形成一種緊張對立的關係，比如，有民工拿著炸藥進到礦主辦公室，大家同歸於盡，以死來抗爭。
按照唐昊的看法，即使中國目前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這並不是導致人們不滿的最根本原因。
唐昊：中國的貧富差距，目前來講並不主要是物質差距上的問題。差距本身呢，也許可以通過種種方式來化解的。引起社會矛盾的原因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個是貧富差距本身的存在。第二個是改善這種差距呢，是遙遙無期的。人們不一定會因為貧富差距而產生不滿，卻會因為對貧富差距結果的固化而產生絕望，而導致不可預測的行動。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個人發展的起點與規則的平等，在任何國家都是社會公正的核心所在，是保障社會穩定與否的關鍵之一。黃海峰認為，緩解社會矛盾，必須平均權衡各階層的利益。
黃海峰：社會的緊張和衝突可能會在某些時候產生，所以政治家應該考慮到權衡社會的資源以及社會關係的和諧化。就希望通過法制的框架以及構建一種良好的社會體系的框架緩解這樣的社會問題。
陳旭軍指出，消除導致貧富分化的腐敗與特權，對中國政府自身大有好處。
陳旭軍：逐步地消除建立在一種不光明，不光彩黑暗的權錢交易上的那種特權，是對中國健康發展的一劑良藥。我想政府也想解決這個問題，他也同樣面對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草根民眾對貧富差別擴大化、固有化以及可能發展為代際傳承的擔憂，也是胡錦濤政府提出創建和諧社會、避免社會衝突的一個根本原因。黃海峰相信這也許能解決中國目前的社會矛盾：
黃海峰：和諧社會的概念，如果落實到具體行動上的話，通過法律，通過制度的建設，在通過成立在各行業協會的中介組織，通過一種政府引導，企業承擔責任，公民參與的一種三位一體的機制能夠克服目前的一些問題。
用各方的聲音監督和制約政府，是陳旭軍衡量和諧社會的標準。
陳旭軍：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是各利益的相關體都能充分地表達他們的願望。而這種願望也被其他的族群，包括政府，包括社會的各個階層所能接納和尊重。各方面的聲音得到充分表達，就能夠形成社會的一種制約的力量，對於一些不那麼好的決策，這個社會就有一種健康地反省的能力和糾錯的機制。
但是中國被一些國際組織列為全世界新聞自由最差的國家之一，北京當局近來拆除上訪村、加強對政治異見人士的壓制等，都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和諧社會的構建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那麼怎樣才能更實際的解決中國目前由日趨嚴重的貧富差別導致的社會問題呢？唐昊這樣回答：
唐昊：很簡單，就是還給每個社會群體公平發展的權力。這需要靠外在的制度來保障，政府需要保障所有這一切的行動不受干擾。
農民是中國貧富分化現狀中最大的受損群體，根據中國官方學者的報告，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比城鎮居民落後七年。曾經擔任過副縣長的楊利川在推崇用民主和法制制衡權力之外，還提出土地制度和土地資源的改革。
楊利川：一方面，還是應該加強民主的建設，對權力的制約。我說的民主，不是指的一般的發揚民主，還是要從政治體制上根本的改變，比方落實選舉制度，落實法制的基本規則，包括司法的獨立。真正使得權力得到制衡，資源的分配能夠有民主的制衡。另外，就是逐漸地開放一些農村的資本市場，包括土地制度的進一步改革，使得資源的分配在更大的範圍內能夠達到平均化，達到一個合理的流動。
對於如何消除貧富差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許多學者都同意，那就是，一個以消滅剝削階級、實現社會大同為奮鬥目標的政黨，在它統治的國家，貧富分化程度應該相當小。所以如果不及時調整與消除這種日趨極端化的貧富差別現狀，中國政府面對的可能不僅僅是受損群體的不滿，而且還將面對建政理論根據的挑戰。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246661.stm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分化的現象也日益觸目驚心。一邊是大都市中燈紅酒綠，一擲千金的奢華﹔另一邊則是街邊流浪的兒童，和沒錢治病，在家等死的窮人。這種貧富分化的狀態已經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中國領導人近來也一再表示，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注意社會公平。在2007年秋天舉行的第二屆中歐論壇上，中國貧富分化問題是討論的重點之一。
BBC記者嵇偉採訪了參加討論的數位學者。探討中國面臨的挑戰 - 貧富分化。
采訪錄音
中國的貧富差別問題從1990年代初開始尖銳化，而且越來越可能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2003年中國媒體透露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的十萬億元銀行存款中，有百分之八十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人所擁有。與此同時，據2007年夏天亞洲銀行發表的一份報告推斷，中國目前生活在世界銀行設定的日均一美元貧困線以下的人數為三億，是官方統計的三倍。這種巨大的貧富分化主要體現在社會群體之間、東西部之間和城鄉之間。造成這些差別的原因諸多，1980年北大區人大競選的十位競選人之一、SEE生態協會執行理事楊利川認為，首先是傳統的體制與政策原因：
楊利川：過去結構上的這種貧富差距本身就很大。比如，從50年代以來，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城鄉差別，剪刀差的問題，城市人口所佔有的資源和農村人口所佔有的資源非常不一樣。那麼改革開放以後，實際上最初是農民先富起來的，後來城市人才富起來。
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後，在財富分配問題上採取的是 "結果公平法"，雖然導致了城鄉差別，也抹煞了個人奮鬥致富的機會，但老百姓獲得的份額儘管少得可憐，卻是相對平均的。這種情況到1978年開始改變。北京工業大學中國經濟轉型研究中心主任黃海峰認為，改革開放之後，地域經濟尤其是東西部的懸殊越來越大。
黃海峰：中國的幾十年的經濟改革開放中，確實存在著，特別是區域之間的貧富懸殊問題。先從東部開始，然後往西部逐漸發展。東部的發展，長期以來作為一個重點，經濟也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東部比西部地區顯得富裕程度更高些。如果這種貧富懸殊過大，就會造成社會的不公平，以及社會內部的衝突。
東西部差別的急劇增大，再加上傳統的城鄉差別，是造成1980年代末開始的民工潮的主要原因。華南師大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市民》雜誌副主編唐昊認為，這一正在為改變貧困生活狀況付出最大努力的群體，並沒有獲得應有的權利。
唐昊：在戶籍制度，勞動保護等各個方面，對於民工是沒有保障的。這些制度上的安排，會使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的能力受到限制。民工掄著20磅重的大錘砸廢鐵，然後再送進高爐口。這種非常繁重的勞動，砸碎一噸廢鐵，價錢只是兩元人民幣，但即使這麼低的工資也有人搶著去做。就是因為農民工在這裡的待遇再差也要比在老家種地收入高。
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提倡致富機會公平或者程序公平，但唐昊認為，這一貌似公平的競爭機會，其實是建立在不公平的起點上的，他以下崗工人為例。
唐昊：下崗工人這一群體，在以前幾十年中，以低工資這樣的形式為企業和國家的財政稅收做了貢獻。而企業的剩餘利潤很大程度上是被以財政利潤上交的方式拿走了。這樣工廠的福利，再發展的基金以及工人退休 和治病所需要的費用，工廠實際上是難以支付的。而在新的一輪改革過程中，工人又面對下崗，工人群體是在改革中受損失比較大的一個群體。這種損失以剝奪他們未來發展的機遇作為表現形式。包括他們沒有更多的餘錢去進修，也沒有更多的資金去投資或者是創業。他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獲得再發展的權力，是相當困難的。所以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在經濟上，社會生活中就被邊緣化了。
有一些看起來可以享有較好的發展機會的群體，實際上也被剝奪了公平發展的機會，比如中小型的民營企業。唐昊說：
唐昊：民營的中小企業承受著世界上最重的國家稅收負擔之一，使得中小企業背上一個很沉重的包袱。所以中小企業在中國近幾年來，是以每年減少八十七萬家這一數字來逆發展。
資源分配與發展權不公平的背後是特權與腐敗。
浙江林學院旅遊學院客座教授、從事生態旅遊開發的陳旭軍認為：一部分人迅速的富起來，並不是靠正當合法的手段。他們在資源分配當中，在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他們可能取得一些特權，像政策啊，批文啊等等。現在也有一些人通過壟斷的政策和地位，比如說，國有的壟斷企業。還有一些是通過不和法的，比如說，權錢交易等等。
特權與腐敗不僅僅體現在獲取與分配金錢和物質資源方面，還體現在像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體制方面。楊利川指出，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這些方面所反映出的社會價值的不公，可能激化社會矛盾。
楊利川：這些年來，在教育問題上，很多人說上學上不起，在醫療問題上，說看病看不起。總體上，我認為是資源的壟斷造成的。比如，教育的官場化，醫療資源過多的壟斷。國家又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所以監管不利，它又賣藥又賣醫療器材，同時它本身又作為一個監管單位。在教育方面的腐敗也是非常嚴重的，壟斷了教育資源。現在愈來愈多的人要上大學，更不要說所有的人都要上醫院。這是資源的分配問題，如果上學上不起，上醫院上不起，甚至有的農村孩子考學已經考上，卻沒有經費上學，有自殺的呀。家長自殺的，孩子自殺的事例都有。這不就是激化社會矛盾嗎？
教育歷來被中國人看作是個人發展最重要的途徑，黃海峰解剖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所帶來的發展機會的不公正。
黃海峰：任何國家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會帶來很多社會的變遷。這個社會變遷呢，我們稱作社會分層，就是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有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機會，他就可能作為自富階層。但另一部分人，由於生活在西部或邊遠落後的地區，他可能享受不到這種社會經濟增長的經濟利益。
對比上海與河南中學生的教育投資，唐昊認為，中國目前的教育體制會使現在已經很大貧富差距拉得更大。
唐昊：教育，本來是作為最底層的民眾包括他的子女向上流動的最有效的一個機會。中國的教育體制，以前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這種公平的受教育機會，但今天這個教育上的差距已經相當大了。一個上海的中學生，在他身上每年的教育花費是一個在河南的中學生每年教育花費的58倍。可想而知，享受著不同程度教育的孩子在他以後的成長中差距會有多大！還有戶籍制度，就業機會等等這些方面的限定都會使得現有的貧富差距有愈來愈大的趨勢。這個差距達到一定程度的話，那麼可能會產生無法預料的整體性的事件，還有個人化的反社會的事件。
中國的貧富差別有極端化的傾向。有些地方十幾歲的女孩沒有衣服穿，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床破被子。許多窮人得了重病沒錢去醫院，只能在家等死。但另外一個中國，數萬元人民幣一件的睡衣和幾百萬美元一隻的手表不愁沒有顧客，勞斯萊斯車的購買量已經超過日本，中國的奢侈品市場正在以每年百分之20到30的超速增長，可望在不久的將來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一。這種分化造成了社會階層間的緊張對立關係。
陳旭軍：相對貧困階層，他們的忍受程度已經到了一個比較危險的境地。在他的權益不能得到很好保障的情況下，這就很容易形成一種緊張對立的關係，比如，有民工拿著炸藥進到礦主辦公室，大家同歸於盡，以死來抗爭。
按照唐昊的看法，即使中國目前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這並不是導致人們不滿的最根本原因。
唐昊：中國的貧富差距，目前來講並不主要是物質差距上的問題。差距本身呢，也許可以通過種種方式來化解的。引起社會矛盾的原因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個是貧富差距本身的存在。第二個是改善這種差距呢，是遙遙無期的。人們不一定會因為貧富差距而產生不滿，卻會因為對貧富差距結果的固化而產生絕望，而導致不可預測的行動。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個人發展的起點與規則的平等，在任何國家都是社會公正的核心所在，是保障社會穩定與否的關鍵之一。黃海峰認為，緩解社會矛盾，必須平均權衡各階層的利益。
黃海峰：社會的緊張和衝突可能會在某些時候產生，所以政治家應該考慮到權衡社會的資源以及社會關係的和諧化。就希望通過法制的框架以及構建一種良好的社會體系的框架緩解這樣的社會問題。
陳旭軍指出，消除導致貧富分化的腐敗與特權，對中國政府自身大有好處。
陳旭軍：逐步地消除建立在一種不光明，不光彩黑暗的權錢交易上的那種特權，是對中國健康發展的一劑良藥。我想政府也想解決這個問題，他也同樣面對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草根民眾對貧富差別擴大化、固有化以及可能發展為代際傳承的擔憂，也是胡錦濤政府提出創建和諧社會、避免社會衝突的一個根本原因。黃海峰相信這也許能解決中國目前的社會矛盾：
黃海峰：和諧社會的概念，如果落實到具體行動上的話，通過法律，通過制度的建設，在通過成立在各行業協會的中介組織，通過一種政府引導，企業承擔責任，公民參與的一種三位一體的機制能夠克服目前的一些問題。
用各方的聲音監督和制約政府，是陳旭軍衡量和諧社會的標準。
陳旭軍：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是各利益的相關體都能充分地表達他們的願望。而這種願望也被其他的族群，包括政府，包括社會的各個階層所能接納和尊重。各方面的聲音得到充分表達，就能夠形成社會的一種制約的力量，對於一些不那麼好的決策，這個社會就有一種健康地反省的能力和糾錯的機制。
但是中國被一些國際組織列為全世界新聞自由最差的國家之一，北京當局近來拆除上訪村、加強對政治異見人士的壓制等，都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和諧社會的構建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那麼怎樣才能更實際的解決中國目前由日趨嚴重的貧富差別導致的社會問題呢？唐昊這樣回答：
唐昊：很簡單，就是還給每個社會群體公平發展的權力。這需要靠外在的制度來保障，政府需要保障所有這一切的行動不受干擾。
農民是中國貧富分化現狀中最大的受損群體，根據中國官方學者的報告，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比城鎮居民落後七年。曾經擔任過副縣長的楊利川在推崇用民主和法制制衡權力之外，還提出土地制度和土地資源的改革。
楊利川：一方面，還是應該加強民主的建設，對權力的制約。我說的民主，不是指的一般的發揚民主，還是要從政治體制上根本的改變，比方落實選舉制度，落實法制的基本規則，包括司法的獨立。真正使得權力得到制衡，資源的分配能夠有民主的制衡。另外，就是逐漸地開放一些農村的資本市場，包括土地制度的進一步改革，使得資源的分配在更大的範圍內能夠達到平均化，達到一個合理的流動。
對於如何消除貧富差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許多學者都同意，那就是，一個以消滅剝削階級、實現社會大同為奮鬥目標的政黨，在它統治的國家，貧富分化程度應該相當小。所以如果不及時調整與消除這種日趨極端化的貧富差別現狀，中國政府面對的可能不僅僅是受損群體的不滿，而且還將面對建政理論根據的挑戰。
WongManTa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