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4-2019, 12:35 AM
習近平發現，中國歷朝政權覆亡的循環規律又開始了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9404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各種「銳實力」的全球經濟攻勢下，美中經貿大戰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帶來了莫大的挑戰，也使得習近平開始認識到，中國政權覆亡的循環規律儼然開始浮現。
就歷史規律來看，中國歷朝政權的覆亡存在一個循環的邏輯。
就制度層面而言，傳統的中央集權的統治階層在欠缺問責與監督的狀態下，政治權力的合理運作，只能憑藉主政者自身的「開明專政」、官僚體系的輔佐以及地方縉紳階級所組成的保甲制度共同維繫，其中也包括了以儒家思想所構成的「上對下」價值秩序。然而，這套制度如果在「時機上」遇到不可預期的風險時，統治正當性的解體與秩序的崩解則是歷史的必然。
所謂的「時機」，就是內憂外患與天災人禍所堆疊而來的挑戰。這包含了游牧民族或外在強權的入侵、內部分裂勢力的興起、以各種形式進行的權力鬥爭、各類的水旱蝗災。其中衝擊力道最強的則是在上述條件下，由小知識分子透過某種宗教、天啟式或末日救贖的煽動論述，將流離失所的農民進行組織性的社會動員，使其成為革命性的「農民起義」或「流寇之亂」。
這樣的歷史情結總是一再發生，陳勝吳廣訴求「將相本無種」的大澤鄉起義、黃巾之亂的「蒼天以死、黃天當立」之說、張獻忠的「七殺」的言行、洪秀全透過拜上帝教所端出的太平天國之亂都屬同樣的套路。
面臨內外交迫的挑戰，如果統治階層仍有圖強意識進行若干變法與改革作為，在權臣的戮力下共赴國難下，政權仍有迴光返照的可能，我們通常冠之以「中興」的美名；倘若領導昏庸無能，權力核心又陷入劇烈的權力鬥爭導致政令不出，由於革命家的論述深具毀滅性的動員力量，一場農民起義隨即將氣數已盡的政權送歷史灰燼中。
直言之，政權的覆亡與革命的要素為政經秩序的解體、社會控制力的瓦解、民粹型的煽動革命家、組織性的群眾。
中共要怎麼做，才能確保自己的政權不覆亡？
嚴格來說，中共的革命動員大抵也符合這個歷史循環，只是毛澤東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其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巧妙地與中國獨特的國情進行在地化與本土化的剪輯改造，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由於中共政權的興起符合前述的套路，對於避免陷入同樣的歷史困境則有各項創新的政治控制、思想箝制與社會控制。
從昔日中共黨史觀察，大躍進所造成的災難實屬人類歷史空前絕後的事件，任何一個政權在大飢荒中死亡四千萬生命下，已瀕臨覆亡的邊緣。然而在嚴密的政治監控與推行新型態人民公社的社會組織與經濟生產制度下，難以產生具有煽動能力的革命家與組織性群眾。簡言之，在消息中共官方封鎖下，農民被鎖在生產隊的「單位」中難以串連與動員，革命性的言論始終難產。
鄧小平之所以推動改革開放與部分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深知中共難以再承受一次大躍進與文革式的災難，因此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四個堅持」與「改革開放」為兩個基本點）的論述下，強化黨的政治領導同時重建理性官僚科層制度，讓中共政權轉型成為部分「發展型政府」的特質，在經濟全球化與「韜光養晦」外交策略下，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方能維繫或延續中共的統治基礎。
在此過程中，中國雖然經歷了「『蘇東波』解體」、「六四動亂」、「顏色革命」、「和平演變」等內外危機，但在外交上只要避免被美國視為意圖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者」，或是被自由主義派人士在「中國機會論」的認知下從而推行「接觸交往」政策，中國的經濟成長則保有戰略機預期下的政治紅利。另一方面，經濟的高速成長，使其透過國家能力進行內部資源分配與政經調控，同時具備鎮壓性政權的性質對內進行各種「維穩」政策。
深入觀察，中共的在「茉莉花革命」或「阿拉伯之春」啟發正是維持經濟的穩定成長、對於異議分子的壓制避免出現「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氛圍、對於輿論特別是新媒體網路的監控，這也符合前述所言傳統中國政權覆亡與革命的基本元素。
習近平發現，這個循環規律又開始浮現了
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的各項政治作為，顯然已經超越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各項初衷。
為了實現中國夢、洗刷中國百年恥辱與落實「兩個一百」的歷史使命，在外交上不惜放棄了過往「韜光養晦、絕不稱霸」的基本方針，「一帶一路」與「中國製造2025」是具體的政策內容；在政治上改採「個人崇拜、權力集中」的作為，取消國家主席則是重要訊息；在經濟上揚棄了市自由場經濟的路線，國進民退與對各項民營企業所進行的歸口管理為其表徵。
在對台政策上，則改變過去「寄希望台灣人民」的思維，取而代之則是各項銳實力的攻勢作為，習五點講話更是直接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與「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手段」，這些作為，不僅徹底改變美國與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同時也使得美中關係的性質出現的根本性的「典範轉移」，更重要的是，上述這些狀況已成為川普目前經貿大戰的前提。
美中經貿大戰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帶來了莫大的挑戰，也使得習近平開始認識到，中國政權覆亡的循環規律儼然開始浮現。為了避免啟動毀滅模式，中共除了延續一般威權政體「鎮壓性國家」的慣性作為，其基本套路仍環繞在「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的三個政策軸線中。
舉體而言透過官方媒體進行民族主義的動員，將美國塑造成為「帝國主義壓制中國」與「阻擾洗刷百年恥辱」的負面形象，猶如冷戰時期所炮製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與「美國資本帝國主義」的宣傳；運用各項科技監控手段，在社會信用評比制度中再度將人民鎖在新的空間領域中，差異在於大躍進鎖在公社的單位組織中，現在則是科技極權主義所構成的動物農莊。
至於國家統一，從台灣近日部分媒體竭盡所能扮演的角色，就可以得到解釋。試問，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台灣媒體都能接受中國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與發大財方案，其他民主國家又何來正當性從旁說三道四或指指點點呢？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9404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各種「銳實力」的全球經濟攻勢下，美中經貿大戰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帶來了莫大的挑戰，也使得習近平開始認識到，中國政權覆亡的循環規律儼然開始浮現。
就歷史規律來看，中國歷朝政權的覆亡存在一個循環的邏輯。
就制度層面而言，傳統的中央集權的統治階層在欠缺問責與監督的狀態下，政治權力的合理運作，只能憑藉主政者自身的「開明專政」、官僚體系的輔佐以及地方縉紳階級所組成的保甲制度共同維繫，其中也包括了以儒家思想所構成的「上對下」價值秩序。然而，這套制度如果在「時機上」遇到不可預期的風險時，統治正當性的解體與秩序的崩解則是歷史的必然。
所謂的「時機」，就是內憂外患與天災人禍所堆疊而來的挑戰。這包含了游牧民族或外在強權的入侵、內部分裂勢力的興起、以各種形式進行的權力鬥爭、各類的水旱蝗災。其中衝擊力道最強的則是在上述條件下，由小知識分子透過某種宗教、天啟式或末日救贖的煽動論述，將流離失所的農民進行組織性的社會動員，使其成為革命性的「農民起義」或「流寇之亂」。
這樣的歷史情結總是一再發生，陳勝吳廣訴求「將相本無種」的大澤鄉起義、黃巾之亂的「蒼天以死、黃天當立」之說、張獻忠的「七殺」的言行、洪秀全透過拜上帝教所端出的太平天國之亂都屬同樣的套路。
面臨內外交迫的挑戰，如果統治階層仍有圖強意識進行若干變法與改革作為，在權臣的戮力下共赴國難下，政權仍有迴光返照的可能，我們通常冠之以「中興」的美名；倘若領導昏庸無能，權力核心又陷入劇烈的權力鬥爭導致政令不出，由於革命家的論述深具毀滅性的動員力量，一場農民起義隨即將氣數已盡的政權送歷史灰燼中。
直言之，政權的覆亡與革命的要素為政經秩序的解體、社會控制力的瓦解、民粹型的煽動革命家、組織性的群眾。
中共要怎麼做，才能確保自己的政權不覆亡？
嚴格來說，中共的革命動員大抵也符合這個歷史循環，只是毛澤東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其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巧妙地與中國獨特的國情進行在地化與本土化的剪輯改造，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由於中共政權的興起符合前述的套路，對於避免陷入同樣的歷史困境則有各項創新的政治控制、思想箝制與社會控制。
從昔日中共黨史觀察，大躍進所造成的災難實屬人類歷史空前絕後的事件，任何一個政權在大飢荒中死亡四千萬生命下，已瀕臨覆亡的邊緣。然而在嚴密的政治監控與推行新型態人民公社的社會組織與經濟生產制度下，難以產生具有煽動能力的革命家與組織性群眾。簡言之，在消息中共官方封鎖下，農民被鎖在生產隊的「單位」中難以串連與動員，革命性的言論始終難產。
鄧小平之所以推動改革開放與部分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深知中共難以再承受一次大躍進與文革式的災難，因此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四個堅持」與「改革開放」為兩個基本點）的論述下，強化黨的政治領導同時重建理性官僚科層制度，讓中共政權轉型成為部分「發展型政府」的特質，在經濟全球化與「韜光養晦」外交策略下，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方能維繫或延續中共的統治基礎。
在此過程中，中國雖然經歷了「『蘇東波』解體」、「六四動亂」、「顏色革命」、「和平演變」等內外危機，但在外交上只要避免被美國視為意圖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者」，或是被自由主義派人士在「中國機會論」的認知下從而推行「接觸交往」政策，中國的經濟成長則保有戰略機預期下的政治紅利。另一方面，經濟的高速成長，使其透過國家能力進行內部資源分配與政經調控，同時具備鎮壓性政權的性質對內進行各種「維穩」政策。
深入觀察，中共的在「茉莉花革命」或「阿拉伯之春」啟發正是維持經濟的穩定成長、對於異議分子的壓制避免出現「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氛圍、對於輿論特別是新媒體網路的監控，這也符合前述所言傳統中國政權覆亡與革命的基本元素。
習近平發現，這個循環規律又開始浮現了
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的各項政治作為，顯然已經超越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各項初衷。
為了實現中國夢、洗刷中國百年恥辱與落實「兩個一百」的歷史使命，在外交上不惜放棄了過往「韜光養晦、絕不稱霸」的基本方針，「一帶一路」與「中國製造2025」是具體的政策內容；在政治上改採「個人崇拜、權力集中」的作為，取消國家主席則是重要訊息；在經濟上揚棄了市自由場經濟的路線，國進民退與對各項民營企業所進行的歸口管理為其表徵。
在對台政策上，則改變過去「寄希望台灣人民」的思維，取而代之則是各項銳實力的攻勢作為，習五點講話更是直接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與「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手段」，這些作為，不僅徹底改變美國與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同時也使得美中關係的性質出現的根本性的「典範轉移」，更重要的是，上述這些狀況已成為川普目前經貿大戰的前提。
美中經貿大戰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帶來了莫大的挑戰，也使得習近平開始認識到，中國政權覆亡的循環規律儼然開始浮現。為了避免啟動毀滅模式，中共除了延續一般威權政體「鎮壓性國家」的慣性作為，其基本套路仍環繞在「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的三個政策軸線中。
舉體而言透過官方媒體進行民族主義的動員，將美國塑造成為「帝國主義壓制中國」與「阻擾洗刷百年恥辱」的負面形象，猶如冷戰時期所炮製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與「美國資本帝國主義」的宣傳；運用各項科技監控手段，在社會信用評比制度中再度將人民鎖在新的空間領域中，差異在於大躍進鎖在公社的單位組織中，現在則是科技極權主義所構成的動物農莊。
至於國家統一，從台灣近日部分媒體竭盡所能扮演的角色，就可以得到解釋。試問，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台灣媒體都能接受中國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與發大財方案，其他民主國家又何來正當性從旁說三道四或指指點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