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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35]

余英時最後「公開」線上談話　提醒中共統戰滲透台灣　讚香港學生看清中共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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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泰斗、中大前副校長兼新亞書院院長及台灣中央研院院士余英時8月1日辭世，享年91歲，他被譽為繼胡適之後，華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在2019年11月台灣最後一場「公開」線上談話，他不斷提醒台灣，中共時時在算計，處理完香港的下一步就是台灣，並指「中共最厲害的就是無所不在的統戰滲透」，台灣雖然已可直選總統，但只有民主形式，相較之下，香港有很高的人文修養，才在「逃犯修訂條例」中看清中共背後意涵。


余英時應邀在台灣政治大學一場2019年講座發表錄影談話，提醒台灣小心中共統戰滲透台灣。取自政大臉書

余英時自2014年返台領取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後，即未曾再到台灣；台灣政治大學為舉行「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特別播放前往美國錄製他的談話，以「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為題發表看法，並在2019年11月22日舉辦線上「錄影談話」。

余英時享有崇高學術地位，他終身反共，對台灣、香港及中國民主與人權運動更經常撰文支持；他在此場談話中，即從五四學生運動的最主要口號「我們要科學」及「我們要民主」談起，並論及目前台灣、香港及中國現況，提醒要認清中共背後的意圖；此場談話共歷時約1個小時，眾新聞為您摘錄其部分重要內容。

余英時說，五四學生運動有兩個最主要的口號，一個是「我們要科學」，另一個是「我們要民主」，知識人都以此為目標，但這是一個艱難過程，因為民主需要進行很大的結構調整，非常不容易；直到1949年，國民黨領導的政權在中國失敗，被趕到台灣來，民主與科學仍然是當時知識界最嚮往的東西。

他舉例，1949年《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灣創辦，發行人是胡適，執行社長是雷震，寫作的人包括台大教授殷海光等學者，這就是五四運動在台灣展開的第二次運動；這個過程，自1949年到1996年台灣舉行民主選舉，每人一票直選總統，才完成了民主的程序。

但到了這階段，台灣雖有民主程序，卻還不到完美的境界；余英時認為，到了20世紀末期、21世紀開始，台灣已初步完成五四的兩個理想：「科學」與「民主」，他說，台灣的「科學」在20世紀末期已經與世界接軌，「民主」則因總統直選而成立，成為自由民主的社會。

但是，這階段結束後，馬上要開始新的時代，他提出新的問題，也就是說，民主與科學在台灣實踐後，民主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精神支持？民主不能沒有精神價值，這個精神價值是什麼？他認為，民主需要一種「人文」的支持，所以，他要將新時代追求的目標，改為「人文」與「民主」。

余英時解釋，所謂「人文」，指的不是一般狹隘的人文學科，如哲學、文學、史學或社會科學等定義，他指的是一種「文化」，民主背後不能沒有文化，這是一種人文的文化，以中國傳統儒家說法來說，可稱為「人文主義」（humanlism），西方社會也認同這一點，西方民主背後的文化，即自希臘文化以來發展的自由、人權文化等概念，沒有此背後的文化，民主無法成長得起來。

余英時為台灣的民主發展下了定義，即台灣的民主在形式上已完成程序，可是在運作上，還沒有到十全十美的階段。在此情況下，台灣還需要民主的「文化」，與民主「形式」同時並行，互相刺激，前者是精神價值，後者則是實際運作，兩者缺一不可。

余說，這是多年以來，由西方社會發展得到的看法；在五0年代，他讀杜威的書提到「民主文化」，即定義為一種民主「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民主不光是制度問題，也不是每個人投一票，一切靠開會解決問題等，這都是次要的形式，重要的是精神，也就是民主的「文化」，而五四時代強調的「科學」亦已包含在其中。

他認為，人文與民主是台灣特別要強調的結合，不能光談民主，或一人一票的選舉，要談新的文化，如何支持自由、人權；例如西方學者談正義，大家都能接受，但為何大家都能接受，就是背後有一個自希臘文化以來的「正義（Justice）發展文化，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人權概念；19世紀末期，人權觀念也傳到中國，直到今天，除了共產黨的極權體制以外，世界上各民族、傳統、國家都可接受「人權」這項普世價值。

知道「人文」的重要性，就引出更深的問題，就是人文文化如何幫助民主發展？余英時認為，這涉及到「人」的問題，民主不能沒有人領導，總有人要做總統、行政院長，在各崗位上發揮作用，領袖不是最偉大的人，只是必要的「知識菁英」（Elite），這是所有社會都不能缺少的；而且，既然離不開有領導的人，這個領導者必須有很高的人文修養，亦即包括社會、人文科學在內一切基本常識與理解，缺乏者自然不能擔當領袖之責。

余英時說，主持政治、領導社會的人要以身作則，光空談概念是沒有用的；西方社會過去認為「法」很重要，人不重要，但中國剛好相反，中國反而重人不重法；不過，中國也不是不重法，因為「人」若不能執行「法」、以身作則實踐，還是沒有用。也就是說，民主背後需要有精神動力，稱之為新的人文，其重要性在此。

余英時提醒，「人文修養」是社會進步的關鍵，台灣當今面臨很大的危機，大家都看得到，隔海的中共政權隨時準備拿下台灣，其方式不是完全靠武力，而是各方面的運作；共產黨最厲害的，就是它的統戰，無所不在，如果沒有相當的人文修養，根本看不出統戰的手法，也不懂統戰的用意所在。

例如：胡適一生能夠不受共產黨任何影響，主要靠他自己的人文修養，使他得以看出共產黨背後的一舉一動，這也涉及判斷的問題；所以，今天台灣在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領導人物，必須要有洞察中共意圖的「人文修養」，這一點特別重要。

他舉最近（2019年）香港事件為例，香港學生從中學生到大學生，是最強烈反抗共產主義的一群，反對共產黨將香港收回己有，這也受到台灣學生的支持；但在台灣學生支持之餘，也不見得所有台灣人都支持香港，這就涉及判斷的問題，即對於共產黨有不同想法，雖每個人必然有不同想法，但這想法背後應該根據深厚的人文修養、人文知識，若缺乏這些，台灣想要應付共產黨將愈來愈困難。

他語重心長地提醒，現在已可看到，台灣島內有許多不同意見，但對共產黨影響民主生活方式這一點，大家卻不太在意，現在大家主要在意的還是「錢」的問題，因為大陸有錢，所以大陸的錢發揮作用，遠在它的權力之上；但這一點不只台灣，全世界都受影響。

他舉《紐約時報》報導為例，許多支持少數民族、爭取獨立自由人士，今天都不說話了，各國擔心批評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大規模、上百萬人迫害，各國政府例如法國、英國也不鼓勵，保持緘默，沒有人肯說一句話，原因就在於他們把民主人權拋到一邊，最怕中國共產黨不跟你做生意，不來錢了，一切都沒有了，這就是很大的危機。

余英時覺得，與台灣不同之處，即香港學生表現的，就是香港本身有一種人文傳統；他在香港住過8、9年，香港從1840年就歸為英國殖民地，英國在香港沒有建立任何民主制度，連政治學都不准教，但香港有一種實實在在的東西，就是自由；他從大陸到香港，感到最驚奇的，就是各種各樣言論都有報紙、雜誌，原因就是自由方面不限制，雖然身為殖民地的人民，但自由是存在的。

余英時說，在教育上，從中學到大學，1949年以後，學者逃到台灣，留在香港也辦了很多大學、學院，留下很多人文傳統，在香港校園中起了很大作用，這就是今天香港學生能夠完全不受中共意識形態影響，尤其能夠抵抗共產黨民族主義號召。

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共產黨最大武器，民主、人權一碰到民族主義，就被消滅了，在講民主、人權之前，要先把中國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為了這個目標，可以付出所有代價，但這點在香港卻發揮不了作用，雖然還是有特權階級跟隨，但這些人絕對不會是多數。

所以，香港這個七百萬人的城市，反對送中條例修訂，可以有高達二百萬人走上街頭，表示對中國不放心、不信任，這就是自由文化發生的作用。

余英時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台灣在國民黨很長的統治期間，進行思想控制，這種控制影響了某些人對於自由、民主、文化的嚮往，雖然有人不斷爭取，還是比較少數；多數人在政權允許下發表議論，若言論過了頭，像當年雷震的《自由中國》後來也被封了。

如果只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卻沒有足夠的背景文化，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他認為可以武斷地說，若沒有文化在背後支持，民主會變質、中斷，變成其他東西。他說，這不是信口開河，舉蘇聯為例，1992年蘇聯崩潰時，蘇聯青年非常高興，因為終於看到公民社會要在俄國出現，極權國家將變身為民主國家。

當時俄國領袖主張民主，跟美國總統也有交往，走的是民主、經濟改革的美國路，當時看來，蘇聯崩潰以後，一度要走上民主制度了；可是，不久，普丁上台，他是舊蘇聯時期特務系統重要人物，也是極權制度下產生的人物，他的目標並非建立民主，而是建立獨裁俄國；經歷10幾年的演變，今天俄國雖然舉行選舉，政府卻能以各種方式控制被選上的人，確保都是支持普丁；最近看到俄國人民因生活不好，又開始上街抗議，所以，民主沒有文化支持，就會發生問題。

他也舉葉門及土耳其為例，證明民主背後若沒有文化，很難發展，或就算發展了，也很容易被逆轉，從反面即可看出人文與民主的關係。所以土耳其雖很早就發展民主，現在卻是世界著名的專制國家，縱使遭受中國迫害的新疆維吾爾族迫害中，有不少土耳其人，但土耳其總統對於中國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公開抗議的話；若同樣情況發生在英國、法國，抗議聲音會大得不得了。所以，民主背後沒有文化，很難發展，就算發展了，也容易被逆轉，這就是從反面看出人文與民主的關係。

余英時最後也談到中國現況，他說，不談台灣與中國是否統一，台灣與中國關係密切，都是屬於廣義的中國人，也是相同語言，同樣文字，但是完全不同制度；他提醒，也因此，台灣人若缺乏對於大陸平穩、公平的判斷，往往會誤讀其中意義，這就是共產黨現況，也是台灣危機所在。

余英時說，共產黨自毛澤東死了之後，內部也產生大變化，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一度誘惑人，外界都認為將走上民主之路，所以改革開放在八0年代，尤其是知識青年非常興奮，認為民主指日可待，直到1989年6月4日發生天安門大屠殺，共產黨真面目才顯現了。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為了糾正毛澤東片面的錯誤，毛認為政治就是一切，權力大於金錢，所以他完全靠權力，把共產黨引導到文化大革命，進行文化大破壞，人們連生存能力都沒有了；到了1975、76年，中國連農民耕田都成問題，餓死的人相當多，這也讓鄧小平體認到，共產黨可以專政，但不能讓老百姓不能生活，這就是他改革開放的原因；改善經濟，從經濟方面著手，使中國走向另一個階段，也就是所謂改革開放，但僅限經濟性活動，政治性領域一點都沒有開放。

余英時說，看到趙紫陽的回憶與文件，也讀過許多胡耀邦的說法，他們都想走向民主開放的路，最後趙紫陽卻無法見容於共產黨中央，因為違反鄧小平最根本想法：權力永遠不能脫離共產黨，經濟發展只能開放給地方，但權力還是由共產黨抓住。

他說，八0年代很多西方人、包括台灣、香港不少人士都認為，中國將出現市場經濟，即以私人企業為主，國家企業體制也慢慢改變中；由於毛澤東時代的國營企業經營非常不得法，開始倒閉，更產生國有企業要被私有企業取代的印象。

但江澤民接替鄧小平上台後，想放棄經濟改革，引起鄧小平不滿意，在1992年南巡講話稱，企業發展不能停止，但要在黨的控制；直到今天為止，中國私人企業成功的非常少，就算成功也被清算、捕押坐牢了，像是最近的馬雲，也知難而退。

所以，共產黨的經濟改革開放，不是像西方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它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黨為主題，是政黨資本主義（Party Capitalism），以黨為主體的資本主義，所以不能容許私人企業有過度發展，少數私人企業雖然有發展，但都跟黨有親戚關係才有機會，這就是共產黨目前的策略，想跟它在自由市場上打交道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私人企業，也必須在黨的控制下，在此背景下，會給人經濟上放鬆的錯覺，以前毛澤東時代連玩都不能玩，現在吃喝玩樂都沒問題，從外面來看，最要小心的，就是看起來目前私人企業的發展自由自在，好像沒人管，事實上，管你無所不在。

余英時說，例如在大學，所有教員在大學上課，都有特定學生紀錄，還有報告，換句話說，一言一動都在黨的控制之下；又例如今天大陸的報紙，若中央不准你登一則消息，沒有任何報紙可以刊登。他遇到許多來訪的學者，都說不能忍受，但還是得忍受，一點辦法也沒有。

外界誤以為，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要吃喝嫖賭都可以做，但這是有害的觀念，在台灣也有不少人接受，以為共產黨與以前不一樣了，不再是過去的共產黨，實際看，這種共產黨制度是更可怕的。

余英時說，中國做的事情就是滲透，在台灣都看見了，現在台灣還有人用中國的年號、名詞談問題，從前專講自由民主的《中國時報》已經變成《人民日報》的台灣版了，這樣的情況在台灣都能發生，這是台灣人民修養還有很大的一段缺憾，若不能補起來，就不能對抗共產黨無所不入、想將台灣奪回的政治意圖。

他說，現在很多人討論，好像變成中國一部分也不必有強烈反對的傾向；他擔憂，台灣對於共產黨的認識，還是需要加強，其方式就是在文化各方面包括政治學、經濟學、哲學與史學等領域，要有起碼修養，不必成為專家，但要有起碼的知識，才能面對台灣面對中國發生的問題做出判斷。

他也說，中國會不會改變，會不會崩潰？現在不知道，但這個可能性非常高，今年（指發表談話當年的2019）中共是70年。他回憶，1949年時，他不認同共產黨，所以沒有參加上百萬人的天安門集會，當時最荒唐的，就是參加的人找不到地方小便；這也可看出，當時只是匆忙地成立共和國，根本沒有章法，準備讓足夠的人上茅房。

共產黨目前是最強大的時候，這也可看出，當初台灣人對於大陸判斷是相當不準確的，沒有料想到中共經濟發展後，對台灣有什麼威脅，因為台灣已變成可利用的地方，這就是認識與判斷的問題。他說，希望把這問題提出來，大家想一想，怎樣才能夠認識這個世界、認識中共，這問題不簡單，也不能誇張解讀，中共並沒有消失，它比從前更強大，野心也非常大。

對於中國是否對台灣動武，余英時認為，中共展現地態度，就是隨時可以拿下台灣，但它若貿然動武，後果非常大，但也不能因此認為台灣很安全，中共不敢打，這又是非常錯誤的想法，所以不能不考慮共產黨日夜算計，怎麼把台灣收歸己有，收歸大陸。

同樣的判斷，發生在香港逃犯修例，香港人很快就發現這個危險性，也因為香港人有警覺，才讓林鄭承認錯誤，但不能承認是北京的錯誤；由此可看出中共時時在算計，想要收回一切屬於它的領土，香港下一步就是台灣，台灣方面就是從內部進攻；他提醒，這也是台灣學者、思想家、觀察家應該深思的問題，所以，台灣應有的人文教養非常廣泛，應該比其他國家人民要求還要高，他非常希望台灣人文跟民主制度可以配合起來，慢慢向前發展。

[ 本帖最後由 May35 於 2022-5-15 06:24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