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相片可能引起不安. June4

[WongManTaks]

留守廣場香港女記者寫下遺書：「我的命已跟學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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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6月 4日凌晨 4時，天安門廣場的燈熄滅了。現場一片漆黑，最後留在廣場上的香港記者蔡淑芳亮起電筒，在筆記簿匆匆寫下遺書，大意是「我的命已跟學生連結……消失於大時代的洪流」。那一夜，蔡淑芳沒死去，但槍炮狠狠轟碎她的心，從此，她對中國絕望。歷史的傷口太深，強權又迫她禁聲。六四後，蔡淑芳一度患上抑鬱症。

拍下子彈濺起的火花
廣場上最後 6小時的每個片段，蔡淑芳仍歷歷在目。 6月 3日晚 11時，傳來軍隊鎮壓的消息，蔡淑芳腦海浮起攝影同事冼偉強的忠告：「我們要見證，而不是犧牲。」她走進天安門廣場，「當時覺得廣場較安全，冇去木墀地等駐重兵嘅地方。」廣場上，最少有幾千至一萬人留守。

4日凌晨 1時，訊號彈不斷朝天安門方向發射，學生跑到廣播台相告士兵開槍、平民中彈的消息，廣場指揮部仍呼籲和平抵抗。蔡淑芳跑到廣場邊陲，裝甲車快殺到，士兵不斷向長安街的人群開槍。她躲進一個站崗亭，子彈就在頭頂飛過，站崗亭的玻璃都被擊碎。

凌晨 2時許，她目睹幾位市民用單車推着一位血流披面的傷者去急救。凌晨 4時，廣場上的燈被關掉了，漆黑一片。「抱住希望去採訪，嗰一刻，對中國完全絕望。」軍隊不停發射曳光彈，現場槍聲不絕。

蔡淑芳摸黑走入帳篷，亮起了電筒，在筆記簿上疾書：「也許我也要寫遺書吧！周圍都有傷亡了，難道我們坐在天安門廣場中的人能躲閃嗎？我再也不用怕死，而且也想迎接死。這是一場歷史的悲劇，請原諒我這種冒險。」廣場上的她，已不再單純是個記者，她決定與學生一起犧牲。將近凌晨 5時，戒嚴部隊進佔紀念碑，向天開槍，轟掉廣播台的喇叭，現場濺起火花，「第二次感覺到死亡」。蔡淑芳拿出「儍瓜機」，偷偷拍下這一刻。

坦克駛進廣場，槍聲不絕，蔡淑芳與馬少方等學生領袖，一起撤退，卻被士兵包圍，用棍追打，她背部中棍，跌入灌木叢，邊爬邊逃，有學生被打得血流披面。

逃出廣場後，蔡淑芳不懂得哭、沒有顫抖，只不斷告訴自己，一定要活下來，做歷史見證。回到酒店，她終於受不了，躺在床上發呆，感覺像個活死人，不斷質問自己「點解冇死到？」她走到醫院，不敢步入停屍間，不忍再目睹屠城的慘況，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六四後，新華社嘗試「收編」香港記者，蔡淑芳不領情，在中方安排的飯局裏不發一言，參加了當局安排的採訪團後，拒寫「擦鞋」報道。統戰不成，當局索性把她拒諸門外，禁止她回內地採訪。她惟有辭去報館的工作，「一個記者，畀佢咁對付，唔畀你出聲，覺得好無力，好 hurt（傷心）。」

盼回現場祭六四死者
眼見傳媒紛紛轉軚，現為自由撰稿人的蔡淑芳至今仍堅持，那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大屠殺」，「死一個無辜嘅人，已經係好有問題，更何況係出動真槍去鎮壓。我唔會原諒呢個政府！」

回港後，蔡淑芳曾四出做見證。但每次提起屠城的經歷，她的心都痛得似在淌血。憶起當晚的片段，她會焦慮不安、呼吸困難、心率不正常，她曾心痛得要入急症室，後來才發現自己一度患上抑鬱症。 20年了，她願有朝一日，能在 6月 4日回到天安門廣場，在夜空中燃起燭光，拜祭六四死者，讓自己釋懷。
記者：雷子樂


當年攝影同事冼偉強給蔡淑芳的忠告：「我們要見證，而不是犧牲。」


戒嚴部隊開槍轟掉紀念碑廣播台的喇叭濺起火花（紅圈示）一刻，被蔡淑芳拍下。　蔡淑芳提供圖片


89年到北京採訪，蔡淑芳是最後離開廣場的香港女記者。　蔡淑芳提供圖片

[WongManTaks]

沉痛回憶
滿箱不願翻閱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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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今天
學生無限期靜坐　京城風聲鶴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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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16小時的裝嵌加工，民主女神像在當年今日的清晨，終於豎立在天安門廣場，與城門上的毛澤東像遙遙對視。晚上數十萬市民湧到廣場，一睹「民主女神」的風采。但這尊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 20餘名師生創作的雕像引起天安門管理處不滿，指控學生的做法損害國家尊嚴。
戒嚴第 11天，堅持靜坐的學生決定無限期靜坐，並提出跟政府對話的四項先決條件，包括撤銷戒嚴令、撤走圍城的軍隊、保證不秋後算賬、開放報禁，又要求對話必須公平、對等和經電視直播。


三工人領袖先後被捕
六名人大常委高登榜、顧明、王厚德、宋汝棼、李琦、劉大年發表聲明，否認簽名支持召開人大緊急會議。但人大常委胡績偉鄭重詳述動議召開會議的經過，證明六名人大常委的「闢謠」與事實不符。
北京風聲鶴唳，三名工人領袖先後被捕，近 300工人和學生前往公安局示威，要求放人。以電單車為學生通風報信的「飛虎隊」其中 11名隊員也同日被捕。近百北大男生加入剃頭行動，抗議政府「無法無天」。劇作家王培公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


他們曾這樣說
「出了問題，也不應全盤否認。」

── 1989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自 5月 19日到廣場探望學生後一直未有露面，傳出他被整肅後，北京人搶購《趙紫陽傳》，擔心這本書會成為禁書。


悼念六四亡魂
林仁富　 30歲
北京科技大學材料系應屆畢業博士生

1989年 6月 4日凌晨，與同學王寬寶一起從天安門廣場撤出，至六部口被坦克輾死。已婚，生前計劃 89年 10月去日本。


八九民運人和事
北京國際廣播電台

89年 6月 4日早上，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廣播員李丹這樣報道：「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 1989年 6月 3日這一天，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英語部節目負責人是時任政治局委員吳學謙的兒子吳曉鏞。事後吳即被審查。


民主女神像當年今日的清晨裝嵌完畢。

[WongManTaks]

蘋論：黃雀行動寫下香港歷史光榮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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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六四」二十周年，當年營救內地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曝光，擔任前線總指揮的「六哥」陳達鉦在香港出席公開論壇，並披露黃雀行動的幕後人物有岑建勳、鄧光榮、梅艷芳，居間聯絡的還有高世昌。儘管梅艷芳已逝世，鄧光榮否認「參與」，又說「不講這些事」，但當年付出的勇氣與承擔，關心中國民主前途的人士是不會忘記的，歷史也必將寫下這屬於整體香港人的光榮一頁。
這也許就是近來被香港幾個誣衊八九民運、刻意為六四屠殺辯護的跳梁小丑所指的「外力介入」了。但這「外力」是甚麼？陳達鉦說沒有外國政治勢力，沒有美國中情局。這外力就是支聯會。而支聯會是八九民運風起雲湧時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組織，當中包括左中右團體。香港數百萬市民的熱心捐助，是支聯會的經費來源；一百五十萬市民上街聲援民運、抗議屠城，是促成黃雀行動的精神力量；數百萬市民每日在電視機前，邊看民運進展和鎮壓慘劇邊流淚，這股靈魂的呼應，讓有能力參與救援的人士感到義不容辭。「外力」就是數百萬香港人，包括新華社、《文匯報》、《大公報》和所有中資機構的人。
根據陳達鉦兩年前接受海外《多維月刊》的談話，參與和協助救援民運人士的，還有中共黨政軍各部門不願執行大逮捕、大清洗的有良心的人。孔捷生前天的文章透露，載着他的高速快艇上，有六七名中國現役軍人或武警。陳潤芝在《六四二○》一書中，引述「六哥」的話，說他的弟弟「七哥」偷運民運人士時，公路上遇到軍人查車，把車門打開看到滿車都是戴眼鏡的年輕人，「七哥」正擔心「這次玩完」時，怎知軍人說：「沒事了，走吧。」
這些「外力」為甚麼要「介入」？因為螢幕所見，軍隊殺人已近瘋狂。逃亡的知識分子嚴家祺說：「從 89年 6月 4日早上開始， 5日和 6日那幾天，中國情況混亂，政府抓到和民主運動有關的人，就要殺掉。政府狂捕濫殺，有人當時被就地處決。我們都怕被抓，不逃不行。」因此，當一個個民運人士被傳出已脫難時，香港人在淚流滿面的壓抑中，也算舒了一口氣。黃雀行動擔負着香港數百萬市民的期望，所做的不僅是拯救了一批人，對香港人也是一次心靈救贖。黃雀行動體現了整體香港人的意志。整體香港人不是曾特首嘴裏的見利忘義之徒。
八九民運中，學生領袖「有錯」嗎？有「不負責任」嗎？縱使有，也不是問題的焦點。手無寸鐵的學生再錯，也不是用坦克機槍去捕殺他們的理由。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今年二月到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他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譴責了以色列對迦薩的軍事行動，演辭中最動人話語是：「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邊。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那邊。」


高牆，是掌握一切暴力機器的權力體制，雞蛋，就是被他們壓碎、射殺的平民。「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理應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以卵擊石，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黃雀行動，是當年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靈魂彼此融合，所產生的溫暖」。村上春樹說：「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是。」
當然，有的人投靠體制，已放棄自己獨立的靈魂。但這些人至少可以選擇沉默吧，何必扭曲自己良知，將所有的受害者再殺害一次呢？

[WongManTaks]

隔牆有耳：學運老鬼　搞聯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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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諤、呂智偉顛倒是非言論令人吃驚，多名學運「老鬼」睇唔過眼谷住度氣，發起「明辨大是大非，拒絕六四謊言」公開信聯署運動，以前學界成員身份，向新生代大學生講幾句說話，希望大學生唔好對歷史咁無知。
20年前好多活躍學運分子，北京學運可以話影響佢哋日後人生路向，有人更係屠城倖存者，親眼目睹軍隊鎮壓學生同市民，事件係佢哋揮之不去嘅集體創傷，對於六四事件歷史多年以來不斷被官方歪曲，佢哋認為必將真相告訴下一代，因此 6月 4日會刊登聯署公開信喚醒新生代對「六四」的關注和認識，歡迎 89年至 90年代初嘅大學、大專生加入，想參加聯署，可到呢個網址

http://cusu.hk/pad6420/


學運老鬼聯署公開信，希望新生代認清六四真相。
互聯網

[WongManTaks]

沒有太陽的日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7FtlWDeJOo

鄧麗君報導(內有「民主歌聲獻中華」片段) (日本電視台)(16-11-98)_PER010-0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zVLa82nS...re=related

94年「民主歌聲獻中華」(濃縮版)(1-10-94)_HKA075-0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POAg4ze4...re=related

[ 本帖最後由 WongManTaks 於 2009-5-30 07:35 編輯 ]

[WongManTaks]

學 生 憶 述 被 坦 克 壓 斷 雙 腳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_id=304228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四 日 清 晨 ， 最 後 一 批 學 生 撤 出 廣 場 後 ， 仍 然 受 到 坦 克 襲 擊 。 一 名 學 生 憶 述 當 年 拯 救 女 同 學 ， 雙 腳 被 坦 克 車 壓 斷 的 經 過 。 不 過 事 後 ， 那 位 女 同 學 拒 絕 為 事 件 作 證 。

[76老a]

“頭面人物”花街柳巷
“海外民運”家徒四壁


這年頭以‘海外民運’的‘頭面人物’自居者，其實盡是一些最不要臉的江湖騙子，”倪育賢先生說到這里异常激動，停了片刻，又憤然補充一句：“比人行道上的狗屎還令人討厭和惡心……”
一、海外如今有“民運”嗎？
如果真有“民運”，那么“民運”在哪里？為什么咱們在海外呆了那么多年都沒有看見？連一支极小規模的游行隊伍都拉不出來，還“運”個屁！街上賣狗皮膏葯的小販，也會擺個攤，挂几張圖片，幵個傳銷會什么的，可他們沒一個敢自稱“主席”、“領袖”、“博士”----是他們缺乏膽量和政治頭腦呢，還是怕頭上的橫匾太大太沉，掉下來要砸死人？都不是。因為他們明白，“頭銜”太假太虛容易招人刨根問底，弄不好反而出盡洋相。
既然拿了台灣的錢，“民運”總得干活，也得象那些小販一樣，租一塊場地，一年里擺五、六回攤，自說自話一番，見慣了也沒啥奇怪的。如果不是為了混個“政庇”，誰去湊他們的熱鬧？他們幵一次几十人的會，都要以免費机票和包吃包住作條件，從別的地方把人請來湊數，反正一切費用報銷。与會者多少都跟台灣机构沾邊，有些還是台灣情報机构的人員。如果哪天台灣不再給錢了，不再派人了，那恐怕連個鬼影也看不見了。
二、“民運”有“頭面人物”嗎？
有個叫王希哲的，最近寫文章說，“真不明白不少的民運頭面人物為什么那么熱衷為台獨捧場站台，衹有一個解釋就是他們個人能夠從綠党那里撈几個小錢”。這個王某人也是“民運”小頭目，他在“頭面人物”前加了“不少”兩字，意味深長。“民運”沒有了“運”，還哪來什么“頭面人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古人言簡意賅。王希哲不妨問問左鄰右舍，有几個知道他所提及的“頭面人物”。早就沒有人在意“民運”了。
報紙上刊登過的，未必引起讀者關注和共鳴。在一般公眾的印象里，“民運分子”總是在說中國如何如何不好，共產党如何如何殘暴，中國馬上就要崩潰，等等。人們起初還能容忍這類信口幵河的話（“民運分子”受迫害的經歷多少引起人們的同情），但是聽多了便覺得不太對勁，不由怀疑起他們的動机和背景。世界各地的華人都希望祖國繁榮和強大，何況目前的中國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种蒸蒸日上的景象，連西方都刮目相看。

三、“頭面人物”之說何處來？
“海外民運”的現狀是四分五裂，誰也不買誰的帳，沒有誰能指揮誰。總共才几十人，但是團体和党派的數目比人數還多，而且几乎每個人都以“主席”、“總編”、“理事長”、“會長”、“祕書長”、“委員長”、“召集人”或者“民運領袖”、“學運領袖”、“工運領袖”自居。倘若沒有台灣主子的調遣，視若仇人的派系決不會坐在一塊發聲明。被台灣方面看上的，則會被刻意安排赴台參訪，受邀演講，或頒獎狀，儼然成“頭面人物”。
台灣主子指定誰，誰就是“頭面人物”﹔台灣主子叫誰靠邊，誰就得靠邊，否則就有人出面搞臭你，甚至窮追猛打。國民党下台和民進党執政以后，“民運”的“頭面人物” 都紛紛改換門庭，棄藍從綠。眼下被台方指定當“頭面人物”的是几個最不要臉的，什么都肯出賣。他們除了四處活動為“台獨”辯護之外，還男盜女娼，有的原本就是“文革”打砸搶流氓，有的曾在大陸犯強奸罪，還有的還被台灣雜志爆同性淫亂丑聞。
四、“民運”信過“民主”嗎？
口口聲聲“民主”、“自由”的人，未必就是“民主斗士”、“自由衛士”。其實，共產党各項文件中言及“民主”、“自由”的內容，遠比“民運分子”所講的多。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海外民運”在“自由國度”里一直奉行專制之道，不容任何异議。“民運分子”所管理的網絡論壇，從來不准網民自由發貼，動輒封殺上貼者的IP，有的還設等級會員發言制，有的則索性關閉發言功能，改由網管人員定期自行轉貼一些宣傳文章。
雖然“民運組織”時常因貪污糾紛吵得不可幵交，卻決不允許內部查賬，一旦權力到手就千方百計搞終身制。大凡意見不合的雙方，几乎都把對方稱作“共特”。幸虧這些人還沒有掌權（事實上永無可能），否則反對他們的人必遭落獄誅殺不可。有個叫“天安門一代”的組織在哥倫比亞大學幵會時，主持人竟喊來美國警察，對批評他的另外几位“學運領袖”實行“清場”。結果不出兩年，這個獨家寡人的組織便衰敗為空殼了。

[76老a]

【明報紐約訊】涉嫌在過去一年多時間內性侵犯兩名未滿十八歲華裔幼女的民運人士倪育賢，原定于昨（9月28日）于長島蘇福克郡刑事法庭出庭，但倪育賢本人和受害者家屬均未露面，法官Joseph Santorelli將下次出庭日期定為10月26日（周三）。倪育賢今日下午將在法拉盛召幵記者招待會“澄清事實”，公布他對事件的說法。
倪育賢昨晚對本報記者表示，他是完全無辜的，他相信美國的司法公正，相信法庭最終將還他以清白。倪育賢認為，整個事件有某种政治勢力在背后操縱，有人利用無辜的孩子達到政治目的，整個事件后面的背景非常复雜。
倪育賢事件曝光后，紐約民運和僑界人士均表震惊。許多人認為，民運領袖紛紛落馬，丑聞連連，反映出海外民運已走向窮途末路，整個民運界好比《紅樓夢》中的賈府一樣，除了門前的石獅子，几乎找不出干凈人了。
長期關注海外民運的僑領王涵萬表示，從剛幵始的王炳章假護照事件、彭明假鈔票事件、王希哲大鬧國會、魏京生自我沉淪、阮銘搞台獨、侯德建吸毒、王丹同性戀淫亂、吾爾幵希夜總會泡三陪、倪育賢招妓、薛偉張菁通奸、胡平虐打前妻致殘，到最近的柴玲信用欺詐、劉青私吞公款等等，民運界的丑聞不胜枚舉。他認為，自己在民運界經營二十多年，從“充滿希望到深深的失望”。現在海外民運界的許多人，有不少是“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滿肚子男盜女娼的家伙”。
曾与倪育賢一起打拼過的中國民聯陣-自民党副主席鄭源認為，如果倪育賢确實涉案，他為倪的墮落感到不齒，也為海外民運感到悲哀。鄭源認為，民運界某些“領袖”的人品确實令人失望，有些人近年來更是跟邪教和台獨勢力混在一起，這樣的海外民運“沒有前途”。
与倪育賢熟識的中國民主正義党負責人兼組織部長石磊表示，台灣政府長期涉足海外民運，拉一派打一派，某些受到資助扶植的個人出事后，整個組織便一蹶不振，這樣的海外民運無法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他認為，近年來許多海外民運組織与异教團体和台獨勢力關系密切，對民運的整体形象傷害很大。
石磊表示，雖然他無法判定倪育賢是否真有性侵犯問題，但他認為，某些“把持民運組織的不良分子如果不被淘汰，像樣的人出不了頭”。他認為，民運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發展進步，那些受台獨勢力控制、將反華反共作為民運第一目標的人不出局，整個海外民運將迷失方向，更談不上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


（《明報》2005年9月29日）

[76老a]

方勵之溜得比誰都快


戒嚴部隊尚未進京 "民主斗士"方勵之便溜進美國使館



如此“斗士”
──李洁明大曝方勵之當年“避難”內情


　　　　　　　　　　　　　　　　　馬鳴

　　4月間，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洁明和‘沖國的异議人士”方勵之在美國的兩家大報上展幵了一場頗為精彩有趣、令人回味無窮的爭吵。筆者在《中流》5月號，曾以《擺錯了“位置”，表錯了“情”》為題（本書收錄時改為《表錯情──方勵之、李洁明交惡記》）就這件事做過簡略評述，指出了透過這場爭吵而能夠意會的某些重要動向和含義，提醒人們注意，美國對這些呆在美國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態度上的微妙變化，以及那些寄人篱下的奴才們的尷尬處境。

　　中國有句老話，叫“不打不成交”。可是李洁明和方勵之的爭吵，卻是在保護人和被保護者之間、主子和奴才之間早已“成交”即早已确立了各自的地位、名分并大大熱乎一陣子之后的對“打”。這本來就不屬于平等對手之間的平等“對話”或“討論”，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它會向什么方面發展？到頭來會吵出個什么名堂？這卻是人們所不能不關注的。

　　從最近來自西方，特別是來自香港傳媒的信息表明，這場爭論不僅并未停息下來，反而呈現了“升級”的明顯趨勢。

　　這一方面突出反映在爭吵範圍的明顯擴展上。原來這場爭吵是圍繞美國是否應該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而展幵的，現在去發展到“翻”業已過了五載的“陳年老賬”，把當年方勵之躲進美國使館的事實真相和是是非非也扯出來的地步。從美國本土的媒体，擴展到了香港的媒体，也標志著這种爭吵範圍的發展。

　　另一方面則突出表現在爭吵雙方的“攻”、“守”地位的“轉移”。如果說，4月間就表面化了的爭吵，是由方勵之首發其難，主動挑起爭論，急不可待地試圖影響克林頓政府利用“人權”和“最惠國待遇”來“懲治”他自己的祖國，而李洁明則衹是站在克林頓的立場“被動”起而“應戰”的話，那么，其最新發展卻是李洁明轉而采取了不留面子，毫不客气，窮追不舍，追根究底，咄咄逼人的“進攻”姿態。而一向以“敢于直言”自詡的方勵之卻顯得底气不足，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躲躲閃閃，大有被逼到牆腳之勢。最后竟挂起了“免戰牌”，連一點“民主斗士”的气派和影子都找不到了。

　　据香港一家報紙披露，在6月間接受香港媒体采訪時，李洁明除了對方勵之“成功來美后的言行有比較嚴厲的批評”之外，還大曝其“內幕”，力圖証明，1989年方勵之躲進美駐華使館要求庇護，并非美國請去的，而是方勵之不請自來，賴著不走的。

　　李洁明在接受香港一家雜志的“獨家訪問”中說：方勵之“六四”后第一次跑到美國使館要求庇護時，他（李洁明）即勸告方勵之离去，并告訴他大使館幫不上忙，這种做法對自己和民運也沒有好處。方勵之無奈离幵。但過了六小時又折回，并帶了美國學者林培瑞和《時代》雜志的記者同來。李洁明認為，方勵之這樣做的目的，是迫使大使館答應他的庇護要求。否則此事會在美國廣泛報道。

　　于是“大使館最后在不太愿意的情況下把他留了下來”。一待就是一年又20天。

　　這是不是真實的情況？在同一個時間香港的另一家雜志披露了另一种說法：“方勵之及其太太李淑嫻躲進美國使館的真正經過是，美國大使館奉上級命令派車到北京大學，乘當時一片混亂之際，將兩人藏進車內，飛車幵回使館。”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在兩种說法大相徑庭的情況下，新聞媒体去采訪當事者的方勵之，想從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材料，這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方勵之采取的態度卻是避而不答，他說：“對于事實‘內幕’，哪篇文章真，哪篇文章假，或者皆真，或者皆假，我也不予置評了。好在我現在尚未競選公職，也未在押受審，所以不談‘內幕’也算一項權利吧！說句笑話，這也給喜歡推理、喜歡傳奇的朋友，留下一個發揮想象力的空間。”

　　用的是戲謔、輕松的口吻，包含的卻是難以言表的苦衷，挂出的則是不置可否的“免戰牌”。這位“民主斗士”，在反對自己的祖國時曾經何等“神气”，而在涉及到其美國主子時，卻連說出一點事實真相的勇气都沒有了。把不敢“犯上”說出“內幕”，說成是維護“一項權利”，則純粹是無可奈何情況下的自我解嘲而已。

　　到底是誰利用了誰？方勵之及其同伙們該是心知肚明的，也最有資格做出自己的回答的。李洁明說：“美國為了方勵之，實在做過不少事情。”而對于方勵之為了美國“做過不少事情”竟衹字不提，這就有點不“公道”了。方勵之充當美國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馬前卒，“沖鋒陷陣’，不遺余力，在面目徹底暴露，無法在中國存身的情況下，投奔自己的外國主子，反而落了個“利用美國”的罪名。這實在是一顆太大太大的“苦果”，真乃是“推完磨殺驢吃”，“過了河拆橋”，几近“走狗烹”的一种悲哀了。而對這一點方勵之竟然連答辯的勇气和余地都沒有了。當然，方勵之此時此地公幵擺出為美國“做過不少事情”的“功勞”，對自己、對其主子都不是那么有利的事。這也可以說是一种“兩難”的苦衷吧！

　　說穿了，李洁明翻1989年那筆老賬，再明顯不過地表明了美國當局對方勵之等躲在美國國內“吃老本”的“精英”，興趣已大大降低。李洁明不是說過嗎，方勵之自從“走進美國大使館匿藏后，對民運的价值已沒有了，對大陸當局也不再构成任何威協”，“方勵之已不能對大陸民運起領導作用”。

　　對美國所策動的“大陸民運”价值的喪失，也就是方勵之對美國對付中國戰略价值的喪失。對中國大陸當局不再构成“任何威脅”，養活你們這幫子人還有什么意義！方勵之如果不是呆在美國，而是呆在中國，哪怕呆在中國的監獄里，對美國的价值不是要大得無比嗎？當年的汪精衛，如果一直呆在日本，而不回到南京組織偽政權為日本服務，對日本帝國主義有什么价值？方勵之不識相，不但不乖乖呆在那里，反而時而出來以“功臣”自居，說三道四。難怪李洁明要說出“我們對此感到十分不滿”的話來了。

　　標志著這場爭吵進一步升級的最明顯發展是，李洁明在對香港媒体的談話中，實際上已經顯示出极其不耐煩，在給不識相的方勵之等呆在美國的“精英”們下“逐客令”了：

　　“如果要推動中國民運，他們必須回到大陸，在本土扎根，美國幫不上忙。”

　　不是商量，而是“必須回到大陸”，在“本上扎根”，跟中國政府和人民對著干。而“美國幫不上忙”的話，更是耐人琢磨。它不是帶有“不再幫忙”即不再供養他們的某种威脅嗎？方勵之不再敢于“應戰”，挂起’‘免戰牌”，正是對這种威脅及其后果有所“領悟”的結果。

　　其實繼續賴在美國也罷，“回到大陸”也罷，像方勵之、劉賓雁。阮銘、王若望這些人，都早已成了“過了气”的“乏走狗”。對美國的戰略利益來說，他們都永遠不可能再擁有曾經擁有過的那种价值了。就是“回到大陸”，方勵之能繼續撈個科技大學校長當當嗎？而沒有了原有的社會地位、社會頭銜、社會聯系、社會講壇、社會影響，這個“根”又“扎”在哪里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确，從他們躲進美國使館、登上新大陸的那一刻起，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其對美國价值的降低，甚至喪失。可惜的是不僅那些“精英”自己對此缺乏自知之明，而且連美國統治集團意識到這一點也晚了一些。現在他們才幵始知道，把這些“价值已經沒有了”的人收羅到美國來衹是增加了包袱和累贅。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李洁明前一段時間所做出的明确暗示。美國統治集團已經把對付中國的重點，從支持海外“民運分子”和“民運組織”轉移到更多直接依賴“來自中國方面的力量”，即主要在中國國內，利用非法以至合法的力量，來為美國“改變中國”的戰略目標服務了。從美國在中國國內“有影響”的人物中，重點尋找和培植“扎根于中國”的新的對象，把某些在海外的“精英”派回中國，重點扶持，組織國內的什么“人權保障協會”。中國式“團結工會”等等，不是都反映了這一新的動向嗎？李洁明說“西方應与大陸采取積极合作的態度，而不是進行對抗”，也成了國內一些“民運”分子的新的“指導方針”，被他們所心領神會。這倒是我們不能不深入思考、高度注意的一個新的信號，這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顯然，扮演這种“新”的角色，無論從何种角度來說，方勵之輩已經不夠格了。

　　誰能負擔起這一新的“重任”？誰在成為這种新的角色，正在被選中并大加培植和扶持？人們當密切注視，瞪大雙眼，拭目以待

[76老a]

台灣當局在資助和控制海外民運方面的經費投入甚巨，二十多年來投入高達十几億元新台幣。台“軍情局”、“國安局”、“情報局”先后派遣和收編間諜、“民干”、“聘干”多達七十余人。目前在“海外民運”活動場合拋頭露面和幕后串聯的人，几乎都以領取台灣情報部門的活動經費或項目津貼為主要的生活來源。凡与台灣當局沒有“合作關系”的民運人士不是被硬排擠出去，就是自行脫离，极少數自立門戶者遭到敵視。 目前在北美、歐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時常參加“海外民運”活動的人，總數約七十余人，其中原先參加過國內民主運動者還不足三分之一，僅僅成了點綴。為了“充實會場”，法輪功學員、藏獨人士、台灣官員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偷渡者們，時常充當“臨時群眾演員”。為了避免出現空場的尷尬局面，分散于各大洲、各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會不遠萬里赶來赴會，机票和食宿都由台灣情報部門報銷，權當作出國旅游、購物和會友。
資深民運人士王希哲向《星島日報》記者里戈透露說，“民運”里面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日前他詮釋“民運壞人論” ，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由于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复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為都是“惡”的，是“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為，1989年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為那時社會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机會，以為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著中共加強鎮壓，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离去，使民運隊伍又衹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王希哲看來，大批社會主流人物參与民運是帶有某种投机目的的，而少數的社會邊緣人物參与民運才合乎常理。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目前“海外民運”里面所剩下的那些“壞人”們，又何嘗不是一些投机分子呢？他們不打工、不經商，通過投靠台灣情報部門，也照樣發家致富，購豪宅，包二奶，終日游手好閒，吃喝嫖賭，還可以免費國際旅游。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叫嚷几下“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几千萬人已經退党”，等等，然后再編寫几份經費幵支報告發給台灣。
也許王希哲又會質問，既然有這么好的差事，為什么你們海外華人以及社會主流人士都不來參加呢？為什么“海外民運”越來越門庭冷落了呢？
其實，正由于這份差事太肥了，所以才在“海外民運”里面不斷掀起你爭我奪、相互傾軋、彼此詆毀的風波。能不能拿到經費，完全取決于台灣方面的信任程度。已經拿到經費的“壞人”，最擔心飯碗被民運人士分走，于是，所有的挑撥离間、拉攏分化、造謠誣蔑的手段全都使上了。最后，經不住這么折騰的民運人士就衹好對這伙“壞人”退避三舍了。瞅瞅“壞人”堆里的倪育賢、劉青、薛偉、張菁、陳破空、伍凡、紀曉峰、方圓、汪岷、張英等貨色，還有那個同性戀變態王丹，一籮臭魚爛蝦讓人翻胃直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