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1-2024, 12:14 AM
共運史話】和理勇行動:六四是香港人的傷口 更是中共的魔咒
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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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勇行動:六四是香港人的傷口 更是中共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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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台在「六四」31周年推出「黃雀行動」核心人物之一的朱耀明牧師專訪,引來了不少了迴響。由屠城當日起到1997年6月,「黃雀行動」一共協助400名民運人士逃出生天,投奔自由。香港「和理勇行動」(Hong Kong Braveheart)發來「六四是香港人的傷口 更是中共的魔咒」長文,希望本台轉載。
六四是香港人的傷口 更是中共的魔咒
1978年,鄧小平復出,推行改革開放、四個現代化,獲得黨內開明派支持,並且提拔了聲譽正在蒸蒸日上的胡耀邦做黨總書記。1987年初,胡耀邦在各種壓力之下辭任總書記。現在回看,這九年時間是中共立國以來最開放,最寬鬆,生機最蓬勃,人民對前景最樂觀的九年。
胡的下台,在於處理1986年的民運、學運「不力」,令國家走向「資產階級自由化」。而1986年的民運,源於國家經濟發展迅速,物價飛漲,而各地當權者反而利用特權去廉價購買物資,然後高價賣出來謀取暴利,當時稱為「官倒」。
1986年的民運,主題是「反官倒」,但討論已經連繫上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惡果,而當年的論斷一般都以解決當權者濫權為焦點,於是輿論一發不可收拾,隱然出現了政治改革的訴求。
治大國如烹小鮮,當其時的政治鬥爭,複雜無比,胡耀邦就這樣就下了台。到了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將來的史冊,會記載中共接二連三地失掉先機。推動迅速的經濟改革而沒有預見必然產生的覓價活動(起碼是沒預見其龐大規模),此其一。輕視了覓價活動的貪腐本質,而沒有任何清晰舉措去處理,更沒有任何清晰言論讓人民信任中共會去處理,此其二。不了解「官倒」對覓價的貢献,而因此沒有針對經濟改革與貪腐兩者的矛盾找出化解的良方,此其三。辭退胡耀邦,加深了人民對「官倒」的仇恨,因此催化出八九民運,此其四。
最後,當民運爆發時,由四二六社論,到五一九戒嚴,到六三開槍,到其後的秋後算賬,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錯誤,表面上保住了中共之後三十年江山,實際上已經埋下了中共必亡的種子。
開槍表面上只殺了最多幾千人,以中共的標準是微不足道;但最重要的是實質上殺了全國人民對政權的信任。自此,中共統治下的人民,再沒有人真心以中國為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最窮困的人民,如出一轍:可以出逃,就必定出逃。具體方法,當然就是獲取外國護照。自此,所有人的所有「愛國」言行,在心靈的最深處,都知道只是虛與委蛇。
這現象最明顯的符號,是六四後暑假期間的北京海澱區(北大、清華校園的所在),在晚上不再傳出風聲雨聲讀書聲,聽到的只有兩種聲音:打麻將,和英語會話練習。當你聽到了英聲美聲麻將聲,理性上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靜待中共自己走向滅亡。如果你是香港人,更必然了解到:香港的繁榮與中國的興盛,不是「正比」的關係,而是「反比」的關係。換言之:香港的轉口港角色、香港扮演中國出入口通道的角色,中國愈繁榮,這角色的作用不是愈多,而是愈少;反之亦然。
何東爵士的長子何世禮將軍,八十年代向宋美齡明確說明了這一點。「中港齊上齊落」的訊息在不斷宣揚,何世禮的實際行動,就是把經營已久的《工商日報》結束,從此對政治不發一言。這種氛圍,在香港主流持續至今。而每年的六四活動,包括六四晚上的燭光集會,也一直在這氛圍之中。
人是感情的動物,香港人更是感情的動物。由四二六社論觸發北京五十萬人和平示威(這是香港和理非抗議的原祖!),學生開始佔領天安門以來,全世界在看,令歐美文明世界的千千萬萬人為之動容。六四後,東歐各國紛紛激發民運,柏林圍牆倒下,東歐各國走向自治獨立,是蘇聯解體滅亡的開始。全世界的政治秩序,因六四而徹底改變。
香港支聯會暨一眾熱心人士在香港人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下,在明在暗幫助學生與民運人士到英美德法澳紐加居留入籍。這項統稱「黃雀行動」的具體內容,大多還未公諸於世。中共受到各國制裁,改革開放一度裹足不前,不得不展開前所未有的統戰活動,以各種的威迫利誘,爭取各路曾經表態反抗的人士回到其陣營。
空前的利誘,得到了空前的成功。1992年鄧小平以平民身份南巡,是在這背景之下重新啟動了改革開放的高速推行。那些「富起來」的「一部份人」,有大量是富可敵國。當然,相對於十四億人,這「一部份人」的人數卻是少得可憐。此所以李克強最近才會公開表示:「一部份人」之外,中國多數人的人均收入仍然是處於第三世界需要外國救濟的水平。
在香港,彭定康走馬上任,在《基本法》框架下推行最大力度的政治改革:立法局直選是續行單議席單票制,取消選舉團間接選舉,而功能組別則把選民人數擴至可能的最大。中共在輿論上以「千古罪人」、「車毀人亡」、「攪屎棍」(當時政府翻譯官譯為「stirrer of human wastes」,成一時佳話)回應之,同時拆毀直通車,成立臨時立法會,魯平更公開表示:「港人治港」的港人,並非所有香港市民,而是「一部份人」。這種氛圍,在香港的感情世界之中,從此變了歷史的停頓,而且停頓至今。
六四的餘緒,解放了東歐,解放了俄羅斯,解放了多個前蘇聯加盟國,但解放與香港擦身而過。2003年、2014年、2019年的抗爭運動,乘亂而起的打砸搶燒在幾十萬人參與之下竟然絕無僅有,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動容,且得到全世界由衷的讚嘆。不過,改變始終與香港擦身而過。
當大家見到美國警察在全球鏡頭面前下跪道歉時,也見到香港卻是殺人放火金腰帶,施暴者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但挺身而出的義士卻死的死、傷的傷、坐的坐、禁的禁,就連儘量置身事外的冷感市民也動輒得咎。
大家應如何自處?香港人面對這問題,由麥理浩訪北京,香港前途進入議程以來,已經超過四十年。這四十年,是出走與否的四十年;是走了又回來的四十年;是不斷循環來回的四十年;更是留下來的人總需要勇敢生存的四十年。除了勇敢生存,還要凝神定睛,看清楚香港在這四十年除了和種種機緣擦身而過的同時,還有甚麼。
香港是獨有的,是不可取代的。除了大家經常忘記的特殊——自己有可以全世界流通的港幣,可以自己組隊參加國際比賽,獨立關稅,行使普通法的司法系統,右軚行車,等等等等——除此之外,最重要就是自己獨有的文化。香港人出外,在舉手投足間,外國人已經分辨得到是香港人。
香港開埠至今,已經178年,經歷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八年抗戰,土改,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飢荒,文化大革命。香港人的文化底蘊,足以處變不驚。
香港至今不倒,是因為有條件不倒;不倒的條件,在於不能倒;不能倒,是因為中共、西方都不會亦不能容許香港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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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以上是香港「和理勇行動」題為「六四是香港人的傷口 更是中共的魔咒」的文章。(原文有所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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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是香港人的傷口 更是中共的魔咒
1978年,鄧小平復出,推行改革開放、四個現代化,獲得黨內開明派支持,並且提拔了聲譽正在蒸蒸日上的胡耀邦做黨總書記。1987年初,胡耀邦在各種壓力之下辭任總書記。現在回看,這九年時間是中共立國以來最開放,最寬鬆,生機最蓬勃,人民對前景最樂觀的九年。
胡的下台,在於處理1986年的民運、學運「不力」,令國家走向「資產階級自由化」。而1986年的民運,源於國家經濟發展迅速,物價飛漲,而各地當權者反而利用特權去廉價購買物資,然後高價賣出來謀取暴利,當時稱為「官倒」。
1986年的民運,主題是「反官倒」,但討論已經連繫上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惡果,而當年的論斷一般都以解決當權者濫權為焦點,於是輿論一發不可收拾,隱然出現了政治改革的訴求。
治大國如烹小鮮,當其時的政治鬥爭,複雜無比,胡耀邦就這樣就下了台。到了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將來的史冊,會記載中共接二連三地失掉先機。推動迅速的經濟改革而沒有預見必然產生的覓價活動(起碼是沒預見其龐大規模),此其一。輕視了覓價活動的貪腐本質,而沒有任何清晰舉措去處理,更沒有任何清晰言論讓人民信任中共會去處理,此其二。不了解「官倒」對覓價的貢献,而因此沒有針對經濟改革與貪腐兩者的矛盾找出化解的良方,此其三。辭退胡耀邦,加深了人民對「官倒」的仇恨,因此催化出八九民運,此其四。
最後,當民運爆發時,由四二六社論,到五一九戒嚴,到六三開槍,到其後的秋後算賬,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錯誤,表面上保住了中共之後三十年江山,實際上已經埋下了中共必亡的種子。
開槍表面上只殺了最多幾千人,以中共的標準是微不足道;但最重要的是實質上殺了全國人民對政權的信任。自此,中共統治下的人民,再沒有人真心以中國為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最窮困的人民,如出一轍:可以出逃,就必定出逃。具體方法,當然就是獲取外國護照。自此,所有人的所有「愛國」言行,在心靈的最深處,都知道只是虛與委蛇。
這現象最明顯的符號,是六四後暑假期間的北京海澱區(北大、清華校園的所在),在晚上不再傳出風聲雨聲讀書聲,聽到的只有兩種聲音:打麻將,和英語會話練習。當你聽到了英聲美聲麻將聲,理性上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靜待中共自己走向滅亡。如果你是香港人,更必然了解到:香港的繁榮與中國的興盛,不是「正比」的關係,而是「反比」的關係。換言之:香港的轉口港角色、香港扮演中國出入口通道的角色,中國愈繁榮,這角色的作用不是愈多,而是愈少;反之亦然。
何東爵士的長子何世禮將軍,八十年代向宋美齡明確說明了這一點。「中港齊上齊落」的訊息在不斷宣揚,何世禮的實際行動,就是把經營已久的《工商日報》結束,從此對政治不發一言。這種氛圍,在香港主流持續至今。而每年的六四活動,包括六四晚上的燭光集會,也一直在這氛圍之中。
人是感情的動物,香港人更是感情的動物。由四二六社論觸發北京五十萬人和平示威(這是香港和理非抗議的原祖!),學生開始佔領天安門以來,全世界在看,令歐美文明世界的千千萬萬人為之動容。六四後,東歐各國紛紛激發民運,柏林圍牆倒下,東歐各國走向自治獨立,是蘇聯解體滅亡的開始。全世界的政治秩序,因六四而徹底改變。
香港支聯會暨一眾熱心人士在香港人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下,在明在暗幫助學生與民運人士到英美德法澳紐加居留入籍。這項統稱「黃雀行動」的具體內容,大多還未公諸於世。中共受到各國制裁,改革開放一度裹足不前,不得不展開前所未有的統戰活動,以各種的威迫利誘,爭取各路曾經表態反抗的人士回到其陣營。
空前的利誘,得到了空前的成功。1992年鄧小平以平民身份南巡,是在這背景之下重新啟動了改革開放的高速推行。那些「富起來」的「一部份人」,有大量是富可敵國。當然,相對於十四億人,這「一部份人」的人數卻是少得可憐。此所以李克強最近才會公開表示:「一部份人」之外,中國多數人的人均收入仍然是處於第三世界需要外國救濟的水平。
在香港,彭定康走馬上任,在《基本法》框架下推行最大力度的政治改革:立法局直選是續行單議席單票制,取消選舉團間接選舉,而功能組別則把選民人數擴至可能的最大。中共在輿論上以「千古罪人」、「車毀人亡」、「攪屎棍」(當時政府翻譯官譯為「stirrer of human wastes」,成一時佳話)回應之,同時拆毀直通車,成立臨時立法會,魯平更公開表示:「港人治港」的港人,並非所有香港市民,而是「一部份人」。這種氛圍,在香港的感情世界之中,從此變了歷史的停頓,而且停頓至今。
六四的餘緒,解放了東歐,解放了俄羅斯,解放了多個前蘇聯加盟國,但解放與香港擦身而過。2003年、2014年、2019年的抗爭運動,乘亂而起的打砸搶燒在幾十萬人參與之下竟然絕無僅有,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動容,且得到全世界由衷的讚嘆。不過,改變始終與香港擦身而過。
當大家見到美國警察在全球鏡頭面前下跪道歉時,也見到香港卻是殺人放火金腰帶,施暴者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但挺身而出的義士卻死的死、傷的傷、坐的坐、禁的禁,就連儘量置身事外的冷感市民也動輒得咎。
大家應如何自處?香港人面對這問題,由麥理浩訪北京,香港前途進入議程以來,已經超過四十年。這四十年,是出走與否的四十年;是走了又回來的四十年;是不斷循環來回的四十年;更是留下來的人總需要勇敢生存的四十年。除了勇敢生存,還要凝神定睛,看清楚香港在這四十年除了和種種機緣擦身而過的同時,還有甚麼。
香港是獨有的,是不可取代的。除了大家經常忘記的特殊——自己有可以全世界流通的港幣,可以自己組隊參加國際比賽,獨立關稅,行使普通法的司法系統,右軚行車,等等等等——除此之外,最重要就是自己獨有的文化。香港人出外,在舉手投足間,外國人已經分辨得到是香港人。
香港開埠至今,已經178年,經歷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八年抗戰,土改,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飢荒,文化大革命。香港人的文化底蘊,足以處變不驚。
香港至今不倒,是因為有條件不倒;不倒的條件,在於不能倒;不能倒,是因為中共、西方都不會亦不能容許香港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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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以上是香港「和理勇行動」題為「六四是香港人的傷口 更是中共的魔咒」的文章。(原文有所刪減)